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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精神歷程 9 楚樹龍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
36位中國當代學人自述:精神歷程 9 楚樹龍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
楚樹龍     阅读简体中文版

  9


  楚樹龍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


  楚樹龍,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國際戰略與發展研究所副所長,北京國際關系學院兼職教授、復旦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中央電視臺國際報道顧問,中華美國學會理事、中國亞太地區學會理事、中美關系史研究會理事、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理事、全國臺灣研究會理事。著有《接觸與防范:冷戰后美國對華戰略》、《冷戰后中美關系走向》、《國際關系基本理論》等,合著有《國際關系學概論》、《留學美國紀行》,主編有《跨世紀的美國》、《世界、美國與中國》等。


  我的信仰是這樣煉成的


  在做人方面,我一直是一名中國人、一名中國的北方人。我的原籍是吉林省通化市。雖然因為外表,有些人說我像南方人,但我是一個地道的北方人,東北人。我不在意國內對東北人有多少好的或不好的評價,我具有的就是東北人的性格,比較直爽、直接,講究人與人之間的直接,不拐彎抹角,也不掩飾太多,有話就說,有什么意見就發表。


  在做學問方面也是這樣。我信奉那種做學問深入淺出的精神。探討問題、研究思考可以很深,但表達出來應該很淺,讓人家懂,所以我寫東西、講課、講演、接受采訪等表達時都很簡單,幾乎到了白話的程度。要深入淺出,要直接,不要拐彎抹角,欲說又止,更不要是是非非,說的和要表達的意思不一樣,說假話,這些我是反對的。所以,做人做學問,我是北方人東北人的性格,有不利的一面,但是我認為,真誠還是人最重要的,是現代化的需求,其實也是全球化的需求。過去人類生活節奏比較慢,你拐彎抹角不直接別人可能能猜到,也有時間猜;現在世界是競爭的,全球化節奏很快,所以還是直接表達,可能有時候顯得粗魯一點,這我還是注意的,盡量不粗魯,不罵人,不說臟話,不說土話。東北土話那些不好的詞我克服,但口音我不忌諱。也不是說南方人做人做學問不好,各有優勢嘛,我就按照東北人這個性格去做人做學問。

 

  1965年我上小學,但是,1966年,我們就開始了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這期間沒有條件好好學習。所以我常說我們這一代是失去的一代。所謂失去的一代,就是我們那時候沒好好學習。“文化大革命”時,學校秩序很亂,也沒條件好好學習,學些沒用的,搞運動,那是個不講學習的年代。我愛學習,對政治活動不感興趣,曾被學校定為走白專道路的典型。當時只能自己找書看,但是能找到的書也不多,工科是《電子集成電路》,《晶體管集成電路》等,更多是的看文科的書:歷史、哲學、文學。初中我就看了《中國通史》、《世界通史》、《中國哲學史簡編》,這些當時都是北大正式的專業課教材;馬列著作我也讀了很多;文學方面,比如那些中外小說,《林海雪原》、《紅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青春之歌》等等,包括詩歌。


  高中時,我曾在學校組織過一個特別有名的馬列著作學習小組,不但一起學習,我還給同學們講,所以自己讀了很多。坦白說,馬列著作我當時讀得并不很懂,盡管我還給人家講。但是,它在我心中扎下了根,以后我反復學習、理解,對我影響很大。《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等書,我都從那時一直保留到現在。這些書有些我帶著到部隊當兵,到大連讀大學,到北京讀碩士,到美國讀博士,最后又帶回國。


  我讀這些書,絕不是跟潮流,而是因為信仰。我到今天也信共產主義,我認為當時馬克思、恩格斯講的是實話,他們是嚴肅的學者,而且,他們是偉大的學者。馬克思、恩格斯1848年創作《共產黨宣言》時,資本主義生產力很不發達,全世界(包括資本主義最早的英國)多數人都很窮。就像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寫的那樣,當時的工人階級生活得很悲慘。他們創立共產主義的目標是為了找到一個使大多數人不這么窮的辦法。至于各國為了實現共產主義走了多少彎路,那是以后的事;共產主義創立時的動機、目標都是良好的,為了多數人的利益的,是神圣的。我18歲入黨,到現在快30年了。我愛唱卡拉ok,經常唱《國際歌》,我非常喜歡這首歌的歌詞。我認為它是正確的,是人類的偉大理想,至于什么時候能夠實現,那是另外一回事。


  小時候,對人生、對未來也有一些規劃和理想。我的理想是從小學三年級看《參考消息》就開始逐步明確的。所以,真正對我有影響的不是書,而是《參考消息》。與現在不同,那時候的《參考消息》必須縣團級以上才能訂閱。我父母都是工人,當然沒有這個資格。我一個同學的父親是處長,我一去他家玩就借機看《參考消息》。人家家長看我這么喜歡看,以后就每天從單位看完帶回家給這個同學,同學第二天再帶給我。我就通過這種比較迂回的方式看,這完全是一種興趣的吸引。當時不像現在,報紙也不多,與當時的《人民日報》、《吉林日報》相比,《參考消息》關于世界的消息多一些,是一個看世界的萬花筒,什么都有。它培養了我對世界的心胸、視野、興趣,朦朧中就希望今后可以做外交國際關系。最初隱隱約約,后來就非常明確地定了兩個理想:第一,專業上我要選擇國際關系、軍事這類的;第二,我要來北京。其實,我直到研究生復試之前都沒來過北京,當時只是簡單地以為做國際關系或軍事研究就必須來北京。


  問學之路陰差陽錯


  1976年高中沒畢業,我就選擇了當兵。作為一名從事國際問題研究的學者,這段軍隊的經歷對我以后研究國際關系有直接的幫助和影響。當時不能考大學,高中畢業一般是下鄉插隊,所以,當兵也是最好的出路。當時學校的好學生很多當兵,我一直是好學生,班、年級、校學生干部,所以當兵也是當時自然的選擇,最好的選擇。我前后有8年的軍齡,從戰士到干部到軍事院校教員,對我后來理解、從事外交國際關系、特別是安全問題研究起了基礎的作用。


  大學階段是每個上過大學的人一生最難忘的時期,也是實現自己理想的最佳時機,但當時我既沒能學習國際關系專業,也沒有能夠來到北京。人生一半的事情不是計劃的,所謂時事比人強。人要努力,但是一生中,包括事業、戀愛、婚姻,都得講緣分、機遇。1977年恢復高考,1978年允許我們報名。我復習的時間前后加起來一共25天。我所報的幾個學校的國際關系或相關專業都沒有考上,成績差得很遠。我后來還跟女兒講,自己當時是革命理想高于天!后來就被調劑到大連外國語學院英文系。我中學時學的是俄語,1978年,全國很多外語院系想從英語考生中招生比較困難,招不滿。所以當時采取的辦法就是從文科考生中招。主要是通過面試,看發音是否清晰。后來,我就收到英語語言文學系的通知書。這就是陰差陽錯,現在再也不會有誰一個單詞不會就進了外語系的。


  我對英語一直不太感興趣,也承認我學外語沒有天賦。我與那些中學學英語的同學相比,有差距。盡管學習上我很努力,還是一直處于中下水平。在“英美概況”、“閱讀”、“翻譯”等課上,我有優勢,因為我讀的書比較多:包括英語世界的政治、地理、文化、歷史、社會等方面的書,但是我對科技方面的不感興趣。

 

 


  除外語外,大學時期文學方面的書讀得比較多。那是一個特殊的時代。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國人被壓抑得太久了,所以1978年改革開放以后有一種爆發,就出現了所謂的“傷痕文學”、“暴露文學”,傾訴“文化大革命”給人們造成的深深的傷痕,暴露一些人的腐敗、黑暗。這些對我們那一代學生影響很大。那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時代!經過十年浩劫,百廢待興。《花城》、《鐘山》、《百花》等一些文藝雜志突然涌現,真有點類似文藝復興的場面。當時外面的東西,外國文學、校園文化、港臺歌曲,包括瓊瑤、三毛的作品,大量涌了進來,使我們在思想上受到了很大的沖擊。我們沒事就泡在圖書館里,一進館,首先搶這些流行的文學雜志,之后才看專業書。


  總起來說,這些閱讀對人的影響是積極的,使得大家一股勁地向上。“文化大革命”十年,這也不行那也不行,思想上非常單調、空虛,突然看到外面的世界,體會到很多人生的真正的東西,包括黑暗的東西,對人們的沖擊很大,使人們看到光明,重燃對美好的向往。1979年中美建交,正好是我上大學學英語的第一學期;1984年中國女排興起,我們這代人對女排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對我們來說,中國的興起和女排的興起是同步的。女排的興起代表著中國的興起,這說明一切都在興起。所以,人是跟時代、國家、社會同命運的。個人離不開國家、社會,不是高考恢復招生,我不會上大學;沒有國家的興起,沒有改革開放,中美不會建交,當然就沒有我們出國留學的那一天。


  大四時的第一次考研也沒有成功。我當時報的是外交學院,各科雖然都在及格以上,但卻沒有考上。這一次的失敗對我打擊很大,從幼兒園開始算起,那是我第一次努力后的失敗,所以我很痛苦。但我沒有放棄,第二年又試,終于考入國際關系學院,一下子實現了我的兩大目標:來到北京和讀國際關系專業。


  跟大學階段完全不同,研究生階段我的學習如魚得水。我的專業課學得很好,應該算是出類拔萃,但是,學校里的多數課程不能滿足我們的需要,所以我非常努力地自學,經常泡在圖書館或待在宿舍自己看書。因為書借得多了,所以圖書館管借書的老師跟我很熟。這一階段,我讀得最多的是國際關系、國際關系史,美國的地理、歷史、政治方面的書。我還是對美國問題感興趣。


  1983年我讀研究生時,國內剛剛開始介紹引入西方國際關系學。所以,當時讀到像《國家間政治》這類的書,大家真是感覺眼前一亮。當時,國際理論方面的書,對我來說還是摩根索的這本影響最大,這本書讓我覺得國際關系就是這么一回事,認為他的這本書講到了國際關系的核心。


  我是“知美派”


  80年代中期,國內興起留學熱潮,我也受潮流的影響,于1988年去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攻讀政治學博士。去美國讀書,在當時也算是趕潮流,隨波逐流。從80年代中期開始,就有大批人聯系出國。我這個人比較落伍,比較遲鈍,什么事情趕不上頭班車。周圍有親朋好友和同學都在動,但自己卻沒想到要動,感覺這事跟自己無關。但是后來,走的人越來越多,研究生時的同學、大學時的同學有一半都走了,我就感覺到自己也得走這條路,感覺這條路需要走,也值得走。


  留學回國后,我曾與愛人一起出版過一本《留學美國紀行》,其中記錄了我們留學美國的苦樂。1988年,我還被國家教委、勞動人事部教委評為“全國優秀留學回國人員”。這是我珍惜的最大榮譽,是因為它是對我回國這條路的肯定。用一句話概括,對我們那個時代的留學生來說,我們這一生中最苦和最幸福的時光都是在留學時期度過的。苦有幾方面。一個是生活方面,當時中美物質生活水平差距太大。中國留學生剛下飛機后,手中還有一二百美元的人都不多,而美國人拿著這些錢可能一兩天都活不了,而我們要靠這些錢吃、住、行一個月半個月。我算好的,因為有資助,但我也在餐館打過工,雖然比起來算是打工打得少的。那是最初級的體力勞動,沒什么技巧。老板多數是港臺地區的,很多人瞧不起我們大陸來的。這種苦是心理上的苦,是一種尊嚴的苦,也是一種價值觀的苦,是一種扭曲和不平衡。客觀地說,這個打工經歷對我的性格影響不大,因為我這工打得并不是很無奈,只能說,那種苦我也經歷了,那種滋味我也嘗到了。


  另外一種苦,也是最大的苦,就是孤獨。在國外,你英語再好,再西方化,那里畢竟不可能是你的家,周圍也不是你熟悉了十幾年、幾十年的,成長于斯的文化氛圍。有些人裝作很欣賞美國的文化、音樂、美術、詩歌、體育,但那只是從藝術、形式的角度,而不是從情感和經歷的角度。人們對文藝作品的欣賞,很多是情感上的東西。就像當看到電視里的運動員唱起國歌時,我們也會跟著激動,也會掉淚,因為我們一下子想起了國家的命運、民族的歷史,包括個人的經歷,有太多的情感在里面。在美國,我們可以欣賞它的文化,但不能引起情感上的共鳴,因為它歌頌的東西與你的經歷無關,與你關心的東西無關。有留學生講過這樣的話,當時美國正在打一場仗,美國人看新聞是抱著一種揪心的感情,但中國人不會,中國人只是把它當做新聞看。越是感到這種文化與自己無關,自己就越是無法輕松,因為人這種動物是有感情的,人需要關懷別人、關懷什么和需要被關懷。人一輕松就會感到孤獨、無聊、沮喪,甚至精神上就會出毛病。作為留學生,我們在那里最大的苦就是孤獨,就是周圍的一切與你無關;與你有關的,你關心的東西離你十萬八千里。像我在書中寫的,中國人在哪里都談中國的事,因為這些才是令我們為之揪心動情的事物。

 

 


  而最大的快樂,就是在美國的學業所具有的挑戰性。我們的功課很有挑戰性,非常系統,要求非常高,你必須全力以赴,而且不能該讀的都讀,該學的都學。因為課程的關系,我必須修國際關系理論、比較政治、美國政治等,這些東西都要系統地讀。對我影響比較大是關于國際關系理論、美國政治思想、政治學和關于美國文化的書。這讓我感到在美國讀博士真是貨真價實。美國的成功就在一個“干”字,而我們的問題就在于不干,或干得不夠。


  我的研究方法論應該說也是在美國受訓而形成的。我特別強調依據、論據,我的書有的很厚,其實書里的觀點結論并不很多。只是,為了一個觀點的提出,無論是直接提出還是間接提出,我都得用大量的東西去說明,去鋪墊。假如從第一頁到第五百頁都是觀點,都是結論,那么,這個書肯定沒有什么價值,無非是空發議論而已,沒有說服力。


  相對于國內其他的美國問題專家,我的有些優勢并不是我個人獨有的,比如說學術上的系統訓練。當然,國內搞美國研究和對美工作的專家,真正能在美國讀書、生活、工作6年——真正地在美國讀美國研究的,還是比較少。我特定的優勢在于我“讀美國”讀得較多。我曾經在很多場合講到過國內研究美國問題的學者,我從來不認為我對美國最了解、水平最高,但我敢說我“讀美國”最多。當然,來到清華以后,這方面的書我讀得少了,那是因為,我從事研究的面比以前更廣了。


  從1978年開始學英語,特別是從1985年研究生畢業到今天,我每天都看《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若是哪天太忙顧不上看,我之后也一定會補上的。19年來,堅持天天讀,一天也沒間斷。我不敢說中國沒有第二人能做到這一點,但我敢說中國確實沒有幾個人能像我這樣。還有《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遠東經濟評論》等周刊,我也一期不少。還有學術刊物,如《外交》(foreign affairs)、《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等,大致有20種,我也是每期都看,找有興趣的看。再加上美國大使館基本上每天都給我寄二三十頁官方的英文資料,加上《大參考》,加上國外朋友寄給我的各種研究報告,加上一些書,另外我每年去美國四五次,出國出境十余次,無論感性的、理性的,還是直接的、間接的,我讀的都比較多。這不是說我的水平特別高,而只是說我比較勤奮閱讀,勤于擴大我的閱歷。我的自我界定是中國的美國問題專家,我希望自己能夠名副其實,也一直在朝這個方向努力,盡量成為真正了解美國國情的中國學者,并為中國服務。這是社會給我們的責任,對我們的需求,也是我們的使命。


  國內有人把我稱作“知美派”,我愿意接受這樣的評價。與此同時,美國等國際政界、學界、媒體的一些人把我定位為“對美強硬派”;而國內有些人卻更愿意把我這類研究美國的人定位為“親美派”。“知美派”是對我的肯定,認為我對美國的看法等都是有依據的,還是了解美國的。“對美強硬派”,主要是美國外交界、使館、軍方,以及亞洲的外交界、歐洲駐華使館界,包括一些媒體對我前幾年的一些評價,也符合當時的事實。整個90年代的多數時期,中美關系一直吃緊,中美關系一直是斗爭為主。作為一個中國人,作為服務于中國政府的一個研究者,我的立場、責任是非常明確的,我要維護中國的利益。我的情感也是我的立場的反映,我那時候講出一些情感上稍嫌極端的話是很正常的。我性格比較直,很多時候說話不掩飾自己的真實情感想法。所以給人這樣的印象。


  “親美派”的稱呼則是出自一些不了解情況的人,因為我總在講事實,而不是跟著大眾的情感潮流走,不高喊口號,在社會中處于非主流狀態。其實,“親”什么國是社會上很多人對不少國際問題專家的誤解。具體到我,在愛國方面我敢說我做的不次于任何人。我碰到的情況、抉擇,任何一個人碰到,我不相信會做得比我更愛國。在大家都不回國的時候,我回國了。愛國不是高調,而是需要來點實際的、具體的行動。我跟美國聯邦調查局作斗爭保護國家,有多少人能做到?所以,不要比誰更愛國,這個沒有必要。


  要說親不親美,在中國和美國之間,我肯定親自己的國家。在中國以外的國家之間,一定要我選,我可能會親美國一點,因為我在美國生活過,對那里的了解多一些;現在每年往那跑的次數最多;那邊的朋友多,文化熟悉,而且有些東西讓我欣賞。所以,我不掩飾在中國以外的國家中我最喜歡美國。


  回歸中國傳統


  從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來清華以后,在清華執教的課程主要是政治學理論、國際關系理論、中國外交戰略和政策。這一時期,我的研究方向、興趣都有了一些轉變。其中,我的主要研究領域是美國政治與外交、中美關系和中國外交戰略問題等。


  直到三四年前,我發表的文章、我的內部報告、我寫的書的主題都是中美關系。我最初的關注點是美國。碩士時雖然研究蘇聯,但我的基礎,我的語言能力,我的興趣,我了解得多的還是美國。長期以來,也是因為需求導向,就我們國家的國際問題研究來說,我們更需要了解美國,更需要和美國打交道,美國是最重要的。我自己在現代國際關系研究所的分工也是這個。但是,現在已經有所改變。我鼓吹一個觀點(現在還沒有被多少人接受):美國現在變得對中國越來越不重要。我認為這是最近幾年發生的變化。我們的經濟發展是以擴大內需為主的增長,是靠國內市場。再有,中國重要的國際日程基本都完成了。以前美國重要,是因為我們要加入國際組織(聯合國、世貿組織),要辦奧運會,美國是必須過的一關,但現在它已經無奈于我們。另外,我們在縮小與它的實力差距,我們可以自主發展,依靠自己的力量。當然,有它的那些市場、技術更好,但沒有也不是絕對不行的。

 

 


  人的本性總是求新求變,但不是見異思遷。做事也要求新,在不變中有變。不變的是我仍然搞國際關系,但是各個時期的重點不一樣。中美關系重要,但假如我自始至終就只搞中美關系,我可能也會覺得無聊,這中間創新的東西也不會太多。所以我要在大的領域不變的情況下,不斷開辟新的、小的領域。我會不斷去找新的興奮點。因為世界在發展,中國在發展,需求在變化。我認為這是事物發展的規律。


  中國學者研究國際問題的最終落腳點是中國,這不是事先的設計,而是原先就存在的一個邏輯,這也是從美國學者身上看到、學到的。像斯卡拉皮諾、哈利·哈丁(harry harding)等,他們研究亞洲,研究中國,但最后都是落腳在美國,為美國服務。我們也應該這樣。而且,從情感上講,這也是必然和自然的歸宿。我們研究國外問題的目的就是為了中國,為了自己的國家。所以,雖然美國仍然是我研究中最基本的,或說是主線的部分,但是,中國問題的分量一直越來越大,包括中國外交戰略、外交政策、外交文化、對外關系等,關于中國的研究越來越多。現在,我和我的一個博士生在寫一本關于美國政府和政治的書。為了這本書,我準備了十幾年,這是對我研究美國十幾年的一個總結。這本書寫完后,我雖然還會繼續關注美國政府政治,但以后不會寫太多這方面的文字了。我會更多地寫有關中國的東西。我現在越來越重視價值觀,重視文化,重視政治哲學和人本哲學。


  雖然我留學美國,又主要做美國研究,但是,從思維、價值觀、文化上來講,我受東方哲學,受中國人傳統的文化、價值觀念的影響,還是比較深。


  像《論語》、《孟子》、《老子》、《中國通史》等,這些我都已經讀過了,“四書五經”,我現在也在讀。因為這是中國文化最基本的東西。這些東西我都是近兩三年才開始重讀。以前研究動向多,研究美國現實時間長后,慢慢就發現,美國的問題、中國的問題、世界的問題,根子還是哲學,還是文化,還是價值觀的問題。我不贊成亨廷頓的文明沖突論,文明之間不一定沖突。但文明、價值觀、文化確實是根本問題。人的區別,民族的區別,國家的區別,不是種族,不是物質,根本的不同還是價值觀。這幾年,我在這一點上的感觸越來越深,所以,我在政治哲學、人本主義、人文哲學方面的涉足越來越多。


  中國文化確實是和合文化。無論人和人之間,國家和個人之間,個人和集體之間,本國和各國之間,我們確實都是強調一個“和”字。“中庸之道”、“和諧”、“仁”等等,我們的文化哲學中突出強調的就是“和”。當然了,我們還是“和而不同”。不是說大家都完全一樣,而是說不同的東西大家要和諧、合作。我覺得這是我們同基督教文化最大的差別。基督教文化是說非我族類的就是惡。布什、里根都用“邪惡”來說蘇聯、伊拉克等國。這不是偶然的,因為基督教文化就是善、惡對立,是非對立的,沒有什么中間地帶。然而,世界上的事務是復雜的,不是非黑即白,不會一個人壞,就百分之百一切都壞;也不會一個人好,就高大全什么都好,沒這種人,沒有神,只有人。中國文化的主要特征,我認為就是孔孟之道、儒家確立的,強調和諧、中庸。由此而向外擴展到人際關系、家庭、國家,以及社會和世界的大同。


  我這個人最大的偏好是喜歡自然,崇尚自然。自然是最美麗、最有力的,不可抗拒的。我相信中國“天人合一”的思想,初中時讀《中國哲學史》,有很多地方沒有讀懂,但是這個我讀懂了。中國這些傳統文化我原先就受到影響,現在是更加相信,世界就應該“和”,人和自然界就應該“和”。我非常贊賞環境保護主義,我常想我退休了就做“自然之友”。這一點對我的國際關系研究的影響是非常大的。“形勢比人強”,尊重世界潮流,無論國家還是個人,都要順應自然的力量。


  很多學者好像都有回歸中國文化傳統的趨勢,只是有的人明顯,有的不明顯。這就回到了“一切科學到最后都是哲學”,這句話絕對正確。看東西方哲學,看各個時期的哲學,看東西方發展大勢,我感覺中國的哲學最接近于自然。最有利于人類,最代表世界長期發展的趨勢。它承認不同,強調不同東西的和諧共處。既然永遠不可能消滅不同,那么就應該共處,所謂“和而不同”。“全球化”、“相互依賴”其實就是中國從先秦哲學中就講的“世界大同”,包括近代康有為的《大同書》的思想。世界全球化就是朝著這個方向走,共產主義也是這個方向。


  從“保守主義者”到“自由主義者”


  研究國際關系,理論是不可缺少的,都有理論流派上的歸感。不久之前我一直是現實主義者。現在也不能說不相信現實主義了,但是,隨著世界的變化,越來越多的人,也包括我,越來越重視國際體制、國際規則、多邊的國際組織的重要性,包括全球化的影響力,其中一些人稱之為自由制度主義。國際關系是不能完全按照一個理論來解釋的,完全按照現實主義也不行,國際關系中確實也有不屬于力量的,但完全靠國際制度、國際組織也不能解決國際關系中的所有問題。建構主義重視國際行為中文化的作用,也都是符合實際的。

 

 


  1988年在美國時,我讀了沃爾茲的《國際政治理論》,當時還是接受的,因為它的新現實主義歸根結底還是現實主義,只是在繼續堅持國家實力、國家利益的的基礎上,增加了一個結構的理論。新現實主義認為結構是力量的分布決定的,和現實主義沒什么差別,承認有國際體系、國際結構;而經典現實主義甚至這點也不接受,只是強調國家利益。


  歸納到我身上,可能過去有80%到90%是相信現實主義這套認識和解釋國際關系的理論;現在,現實主義的這套理論的對我的影響就大大地減少了,恐怕只有50%了。現實主義的有些方面我還是接受,我還是用它來在觀察、理解國際關系和外交政策。但是,多邊主義、國際制度、國際組織、國際規則、社會文化這些在我的身上會有越來越多的體現。盡管現實主義仍然是挺大的一部分,但是,概括我對國際關系的看法,更多指導我的思想認識的還是自由制度主義。


  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新自由制度主義出現的時候,我是不感興趣的。我只對其中的幾個理論比較認同,比如“相互依賴”,因為我看到世界各國之間更加相互依賴的現實。但是,對于依靠國際制度、國際規則來調節國際關系的說法我不相信。當時看到的那個時代和世界,主要還是受美國、蘇聯、中國等大國力量的影響。


  其實,真正接受新制度主義是最近這十年,我看到國際制度(包括國際貿易組織)越來越具有影響力和約束力。


  理論上有偏好,制度上的東西也有偏好,特別是最近五六年來。對世界了解越多,我越覺得現在的世界是這些制度、規則的東西大行其道。我在講課寫書中曾說,如果還要有什么國際體系,那就是國際制度,國際制度的體系,不是兩極、單極,也不是多極,而是國際制度成為國際體系。我認為制度將會大行其道。制度是廣泛的,包括國際組織、國際法、國際規則、國際觀念。我認為伊拉克戰爭證明了這一點,那就是違反國際制度,得不到國際制度的認可,即使有實力也是孤立的,會遭到多數國家反對的。我認為國際制度、多邊合作、全球化是世界發展的潮流、未來。


  此外,溫特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對我近幾年的學習和思考也有比較大的影響。我比較贊同溫特的建構主義,他提出了非常深刻的問題,他提出我們要對長期的理所當然的一些結論重新反思。“存在決定意識”?溫特提出的根本問題就是來挑戰這個觀點的。人是可以創造世界的,而不僅僅是被動地進行反應。他的觀點是:人是文化的,是可以建構的。比如,國際關系的無政府狀態,這個問題不是客觀存在的,而是人們建構的結果,這一點我是贊成的。在自然界或自然界和人的關系中,都是先有存在,然后才有我們對自然的認識。但是,在人類社會中,人類社會本身就是一種文化,是人建構的,不是人客觀上就存在的。它順應了以人為本的潮流,它是關于人、強調人的,它使國家人格化。過去講國家非人格化,好像國家是客觀存在的,這是戰略的目標、內容。我認為應該有這樣的變化,就是更多地關注到個人。現在的安全理論都出現了這樣的變化,包括發展理論。建構主義里面充滿了哲學,引入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康德文化等。我認為我理解他的東西非常容易,因為我這幾年在政治哲學上的涉獵比較多,特別來到清華后,涉及政治哲學、文化的東西增多了。我重讀了《論語》、《老子》、《孟子》,以及《理想國》、《君主論》,《社會契約論》、《政府論》、《聯邦黨人文集》,等等。


  以前泛泛地學過,不深,說實話也沒太懂。現在,人的閱歷、經歷多了一點,讀這些東西也容易懂。年輕時這些東西不容易懂,因為這些東西要結合對生活、對世界的經驗閱歷。我相信楊振寧那句話“一切科學到最后都是哲學”。國際關系也是如此,確實最后是要上升到哲學的高度。我在《國際關系基本理論》一書的前言中給國際關系下的定義是:國際關系是關于國際行為主體相互關系及世界發展變化的一門學科。這是我多年研究的感悟。我更強調后者,我認為國際關系主要不是研究國家之間相互關系,而是研究世界發展的變化,研究全球化,研究國際體系,研究世界戰爭和平問題,遠遠超越了國家之間關系的范疇,它是在探討世界發展變化的規律、方向。這是個世界觀問題。所以,我把國際關系理解為如何看世界。國際關系是一種哲學。認識世界的問題,基本上只有兩個學科在做研究,一個是哲學本身,一個是國際關系。


  人到一定程度會變化,因為世界在變化,國家在變化。很多中國的學者有這樣的轉變。我的這個轉變與中國的轉變有關,任何人的成長都離不開自己的國家。中國過去不承認,也不介入這套國際體制,我們作為中國人也不會接受;中國這十年來開始逐漸地參與、融入國際體系,我作為中國的學者、中國的公民,也就逐步接受了。在國內政策問題上也是如此,我現在無論對美國的看法,對中國的看法,都可以概括為是自由主義者,而不是保守主義者。


  7年前,我是個地地道道的保守主義者,無論是對美國問題,還是中國問題,當時就是堅持舊的觀念、傳統的觀念。在社會經濟問題上,重責任、重法律,而不太重平等。現在變成自由主義者,覺得社會還是要講求平等、公正,援助弱勢群體。在國際上也是堅信這樣的東西,相信國際組織的作用,相信富國要幫助窮國;窮國本身受窮不是因為懶惰,而是缺乏條件;國際社會、各國政府都有義務創造或改善這些條件。對我來說,整個思想體系都出現了這樣的變化,這可能與年齡增長和對世界的認識增加有關,與世界發展的趨勢有關。

 

  另外,這也跟人的性格有關,跟人的閱歷有關。接觸越多,思路就會越寬。性格、經歷這些東西不影響學者的成功,但影響學者做學問的方式方法。我是比較直接的一個人,不拐彎抹角,不掩飾。所以我的文章、書、我的話總是單刀直入,比較好懂。我追求的是深入淺出,我相信簡單是美,是本事。這樣效率高,能減少浪費。這與我性格有關。做人和做學問在每個人身上都是一致的。


  假如我的研究一直局限在美國外交、美國對華戰略、亞太戰略、中美關系,而不涉及別的,那么,我恐怕就一直還是現實主義。老在這一個領域內就跳不出這個思維上的框架。這些轉變對我從事美國問題研究、戰略研究影響非常大。這里就涉及怎么看待美國,怎么看待戰略,怎么看待現實。理論都是解釋現實的,掌握的合理理論越廣大,思維的層面越寬,也就越可以把現實的具體問題看得準,在更廣闊的層面上,這有助于我們在全局中更好地把握局部。

 

2013-08-20 1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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