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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一晴一回一憶一錄 我的入一獄
戴一晴一回一憶一錄 我的入一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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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的一入一獄


戴一晴
大約在一九八九年七月十日左右,也許還要晚一點,十一、十二號的樣子,
香港的凌鋒,也就是那位很能甩出一串犀利的俏皮話的專欄撰稿人,從他家里給
我掛來了一個長途。和他的短文相反,凌鋒其人其實是很厚道的。在我們剛認識
不久的時候,他曾表示想與我通信。我說我這人可是不愛回信的,你高興寫只管
寫來好了。接著我問他何不打長途電話呢,這要便捷多了。凌鋒笑了,打不起。
他說。
可是自春一夏一之交以來,他給我打了已不知第幾個電話了。可見他的打不
起,其實是還沒有闊到花錢講廢話的意思。
我是凌鋒他就說了這么一句。
嗯? 我問。大約過了幾秒,真是足夠長的幾秒,他迸出了一串怎么辦呢? 怎
么辦呢? 你怎么辦呢? 他的聲音已遠非那好玩的、有點怪腔的普通話(他是印尼
華僑),他哭了,這么一個大漢子。
我本是一個頂愛哭的人,那時不知怎么的反倒沒有哭,當然也沒有瀟灑到講
幾句玩笑的地步。在他一個勁兒地問怎么辦的時候,我也只有一句話反覆朝著
話筒嚷:放心,放心,我沒有作一件違法的事,但我一定堅持我的信念。
就在這次通話后的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我被捕了。當我一個人在那寂靜的、
幾乎沒有一絲聲息的牢房里走來走出,順時針轉幾圈,逆時針轉幾圈,再順時針
轉,再逆時針轉的時候,我忽然想到,堅持信念——當時凌鋒沒有問,要是他
問:你堅持什么信念呀? 我說什么呢?
當然,信念這東西,如果讓我放開說,漫無邊際地說,幾千幾萬字是打不住
的。但當時雖然沒有變成語言,卻實實在在地盤踞在我的靈魂里的,不過是這么
簡單的一句,我的信念么,那就是作一個誠實的人。
(一)
從那年的六月上旬,中旬,直到對二十一名學生領袖發布通一緝令前后的日
子里,類似凌一鋒這樣的問題,已不知多少人問過我多少次。就算他們不問,我自
己也還沒有修養到能把它們完全驅出腦海的地步。老實說,當時雖然沒有國外
反一動勢力來與我聯絡,但想要離開這個國家,也并不是太困難的事:我境外文
化界的朋友很多; 我手頭還有幾個錢,足夠買張機票; 更湊巧的是,因出訪歸
來不久,我的公務護照還沒有上交,而西德的電視二臺(ZDF)正邀我去給他們寫
一個節目。
但我沒有怎么辦,我那時唯一能干的是我的本行——寫作。當然,類似三
峽工程那樣的題目是寫不成了,我正靜坐家中揣摩蘇曼殊,苦苦思索究竟用傳記
的方式還是用像這位一點也不清靜無為的和尚那樣劇烈沖突著的內心斗爭方式
向讀者(或觀眾——因為我寫的是電影本)展現他。但老實說,我與這位大師再共
鳴,再能理解他如何熱切地追隨劉師培、章太炎、陳獨秀而后又一個個把他
們拋棄,也回答不了當時那最急迫的問題——怎么辦。
各種風聲不斷傳來:某某已數日不見蹤影; 某某已跑到外省; 某某已走脫;
而到后來——某某已在什么地方被抓獲歸案。當時有一位并不太熟識的朋友打
國內長途來,和凌鋒一樣焦急。他通過不知拐了多少彎的關系,確實看到了公安
部門第三批逮捕名單中的我的名字。那時北京上空正飄著種種謠傳,包括十分離
譜和相當嚇人的。不過我對他的這番話還是相信的,所持的依據只有一個,那就
是國務委員兼北京市長陳希同先生向人大常委的報告中點了我的名。
在中國,如果你的名字在某個非常時刻出現在黨一報上,那是極有講究的:
前邊加什么頭銜,后邊用不用同志; 文章在報上的位置,你的名字文章中的
位置,所用的字號,以及把你的名字放在以及二字的前邊還是后邊,等等等等。
當時,陳先生從我們十二名作家學者中挑出了九個,并把我簽字時的排名第一
移到第五、六名,當然不會是隨意為之的。對此,只能有一種理解——已經有人
精確地為我們排了隊,安排了命運。
記得當時讀這篇報告時,躍入腦海的第一個字就是未一審先判,但未審先一判
之于中國文人,不必說數十年,就是數百年數千年來,早已是家常便飯,倒也沒
怎么覺得太突然。
這么說,要坐牢了?

監獄對我來說,基本上是一個遙遠而陌生且頗有幾分神秘的概念。我雖然曾
數次對朋友稱,哪天非到百貨公司偷個錢包不可,也好嘗嘗坐牢的滋味,但都是
說說而已。我的一個坐過牢的朋友曾對我說過這樣一番話:和共一產一黨的監一獄比,
白一公一館、渣一滓一洞簡直就是天堂!中一共的監一獄,只有奧一斯一威一辛集一中一營可望其項背。
對他的話,我不能盡信,因為這人是一名藝術家,世界在藝術家眼里,是隨時可
以構想成任何東西的。但也不能完全不信,因為我本人確曾在幾年間,不斷看到
中一共自己很認真地下發的嚴一禁一逼一供、廢一止一肉一刑的文件指示。
我是為王一實一味、儲一安一平寫過傳的人,對被稱作AB 團的青年們,對于中一共
內部的左派反對派——真正的托一派和被說成是托一派的人們,對于胡一風分子
們、右一派分子們和右一傾機會主義者們的冤情,當然不是一無所知。在中一共半
個世紀的歷史中,手刃自己隊伍里那些比較有才華,比較鋒芒畢露,比較直率卻
較少那種有人認為可憎、有人認為無比珍貴的政治經驗的青年和壯年,并不是
什么新鮮事。在今天,將這手段換個名頭稍稍重復一下,也并不是什么不可能的
事。而這類事,從正義與人道的立場看,固然是很丑惡的,但若就黨派政治行為
的特定含義而言,不但極為平常,甚至連正當不正當都談不上了。
但我又覺得,它不會是簡單地、毫無新意地重復。因為世界畢竟已進入二十
世紀末,中一共本身,雖然不能說已經經過了類似脫胎換骨的改變,但無論就黨內
所吸取的教訓,積累的經驗,還是就領袖個人稟賦而言,都與二十年代、四十年
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同了; 而近十年,包括最近的這次換屆,中一共領導
確實在很誠懇、認真、還相當堅定地堅持改革開放——雖然大家對改革的理
解是千差萬別的,但這種差別的存在又是極自然的事。我們只要想一想,連一對
情人互道我愛你的時候其內涵可能都滿不是一回事,對于政治家們完全可能講
著相同的話卻做著不同的事,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我本人在這一大格局中是一粒太小的砂子。我可能被鏟到這里,鏟到那里,
作地基,作臺階或者作梳妝臺。我的命運,決不是我自己所能定得了的。我能依
舊作一顆小砂粒,不被碾碎、溶解,失了本性,就很好了。
但這種對幾乎是既定的黯淡前景的思慮,畢竟是灼人的。我記得那時脾氣變
得很壞,一語不合,就爆發一場有限戰爭——當然只是對自己的親人。在他們面
前,我不掩飾我的焦躁與軟弱。但那問題仍然無法拂去——怎么辦?
就這么煎熬著,大概到了七月上旬,一天,我的一個隨便來談談天的朋友說
了一句玩話,竟使我突然有所悟,心情也隨之開朗起來。他說的是:連警察都
摸著石頭過河。你算算,跑了多少人了?

在場的人都笑起來,我也跟著笑。突然,我止住了,不,警察是不會摸著石
頭過河的。中國的警一察,雖然因為人力不足(與龐大的國民人口相比),裝備比較
落伍,訓練方法也因案犯的作案手段太原始而顯得簡單了一些,但如果他們想要
將手無縛雞之力者如我輩學子擒拿歸案,應該說是不費吹灰之力的——更何況還
有號稱小腳一偵緝一隊的遍布村鎮各個角落且忠心一耿耿的居民家屬一委一員會的配合。
我以為,之所以有一批人一個個的跑掉,恐怕不是警一察們沒本事捉,而是他們還
沒有得到捉拿的命令。至于這命令為什么沒有發出,那就大有講究了。以我的理
解,正如五月二十日戒嚴部隊已經集結完畢卻遲至半個月后才開進城一樣。
這不禁使我將嚴一家其輩的作法細細想了一遍——真是一批不知就里、沒有分
寸感、又胡涂又急躁的書生呀! 從四月底以來,可以說,凡是不喜歡他的人希望
他干什他就干什么。他們覺得他的言論還不夠激烈,他就發表一篇激烈言詞; 他
們覺得雖然言論夠激烈了,還沒有犯那令人不容的大忌,比方說,呼出打倒鄧
小平,他就犯犯忌; 他們覺得他雖然有了言論還沒有行動,他就去和學生們聯
絡; 他們覺得光聯絡還不夠分量,頂好再成立個組織,他就成立一個; 他們嫌
他和戒一嚴一部一隊還沒有沖突起來,他就去攔一軍一車; 他們想這一切加起來雖然足夠
了,還嫌太軟了點,頂好犯個硬碰硬的罪,他就違一反《刑一法》第一百七十六條甚
至九十六條——出逃了。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對于一名人一權、民一主一斗一士,這些都是家常便飯(1); 但
我的觀點,你如果選擇不當中國公民則罷,如果你要當,并且是當這個處于黨
的絕一對領一導下的國家的公民,你就得認可那部已經經合法機構通過了的《憲一法》
——它的總則里規定了四個堅持——以它來規矩你的言行,并且還要充分注意
誰也說不確切但用在哪里都可以的中國特色。在這個大原則之下,你應當比較
清醒地看到,在改革開放的今天,即使那些不喜歡你的人,也得認可《憲一法》;
在運用中國特色的時候,也不好太離譜。所以,你切不能讓他們把你激到犯了
罪的地步。
想到這里,那怎么辦呢對我來說來已不成問題。我絕不能如嚴一家其他們那
樣。中國是我的祖國,我寫作的對象和讀者都在這里,我不能離開她。作為一名
公民,我可能會批評政府。我批評它,是希望它更健全,更體現民意。如果這種
批評被誤解乃至被曲解,最終不由分辨竟而成了自己國家的囚徒,那也只能認栽。
而且即使這樣,我也不愿流一亡一國一外——那可能意味著一輩子回不來了,那我為誰
而寫呢? 所以,我不但不發表過激的言辭、不犯忌、不私下接觸學生、不成立也
不參加組一織、不與部一隊沖突——我更不能跑。我就在家中研究蘇曼殊,向領導報
告我的行止(2)。如果沒有人來捉,謝天謝地; 真要捉,也只好讓它捉了。

我是七月十四日被一捉的。十三日,聯邦一德國一駐華使館的文化參贊到我家,與
我商討赴德寫作細節。她們剛剛離開,北京市公一安一局的——也許是安一全一局,因為
他在自我介紹時只說了一句市局的——警一察就到了。這是一個長得很強壯,態
度卻還和藹的人。他先是一個勁兒跟我討論我的起一坐一間布置及柜櫥的價錢質量等
等,這占去了談話時間的大約四分之三,那柜櫥價錢他問了還不止兩次,可見他
對這件家俱沒有任何興趣。然后,看來象是漫不經心地,他問:最近有人來過
么?
我當然可以裝傻,問他這人的確指。但我那時也挺緊張,沒心思逗著玩了。
西德使館的文化參贊剛走。我答道。
明天在家么? 他又問。恐怕沒有人會誤解這句話后面的意思,即: 明天我
們動手,在哪兒能找到你。我決定不點破,給自己留點余地,哪怕微乎其微。
我說原則上在,但也可能進城向一位研究晚一清及民一國一史的學長請教幾個問
題。他沒有用紙筆,僅憑記憶記下了這位學者的單位和姓名,這很使我欽佩。大
約一小時后,他客客氣氣地走了。
可能就在這天晚上凌一鋒打來了電話。
第二天,我打消了進城的念頭。我想,如果閃著紅燈、嗚嗚叫著的警上車開進
近代史所那局促的小院,當著那么多文人咔地一聲把我銬走,未免太戲劇化了一
點。而我這人之不喜歡生活戲劇化,恰如不喜歡巴羅克風格繪畫,不喜歡浪漫派
小說。于是我決定哪里也不去。
上午過去了。下午,一名居委會老太太敲門,讓我填寫一張計劃生育的表。
她面頰通紅,額頭上滿是汗珠,我想這肯定不僅僅是爬樓的結果。十八年前,當
時的軍一管一會擬以現行反一革一命捉我時,派來打前哨探虛實的,也是小腳偵一緝一隊的
驍勇,不過那次的名義的查衛生。
我笑了,對她說有什么了不得的事,何必親自跑,打個電話讓我去趟居委會
不就行了? 她紅著臉不答。雖然在機會合適的時候我常喜歡刻薄刻薄官員,打趣
老人卻從來不是我的習慣。但那次還是忍不住加了一句:您忘了我已經過了生
育年齡了吧?
太陽漸漸西沉,我等得有點枯燥,曼殊的踏過櫻花第幾橋也讀不下去了,
于是跑到附近魚塘,和我的一個朋友養的一群高大的良種狗玩了一個鐘頭——不
知此刻警察朋友有沒有尾隨而至。我當時確實很注意地看了看前后四周,結果什

么也沒發現。這里邊有兩種可能,一是昨天那位民警對我的話還是相信的,當時
我為了免去他拐彎抹角提問題的困難,沒等他問就直述我對文化工作者流一亡一國一外
的看法。我認為那樣在精神上是苦不堪言的。再一個可能就是我的自身素質問題
了:我除了近視以外還笨得可以,熟讀柯南道爾和易加莎·克里司蒂也幫不上忙。
天完全黑了,那晚上我們這一片住宅區拉匣斷電。我和我的丈夫、還有女兒,
坐在桌邊閑扯,又有人敲門。王一德一嘉去開門,進來一名警一察。我那時穿著的是一
條睡裙,我見進來生人,就踅進臥室去換衣服。就在我正在系我那條見客穿的綢
長裙的腰帶時,王一德一嘉走了進來:要帶你到分局去,穿上長褲吧!黑暗中,我從
衣柜里抓出一件又一件衣服,不知穿哪件好。丈夫又走進來:他讓快一點!
我走出臥室。要帶牙具么? 我問,很希望他說:不必,談談話就回來。
但是他說的是快點走,再說吧!
我走下樓梯,朝我家那貼著一只可愛的剪紙小虎的淺綠色的門最后望了一
眼。王一德一嘉帶著女兒跟了出來,他們父女兩人站在那里,顯得那么孤單無助。我
想過去拍拍女兒的臉,像她小時候那樣說一句胡擼胡擼毛,嚇不著,但我已身
不由主。王一德一嘉朝我點了點頭,好像還想笑笑,但是沒有成功。這是一幅永遠永
遠刻在我心頭上的圖景,在牢一房里每憶及此,淚水便順腮邊滾下。我希望全世界
的家庭都不要再遇到這種場面。
一部黑色的皇冠轎車準確地停在我家樓口,我只跨出樓門一步就鉆進了車
里。當車駛過我們那片青草與樹木覆蓋的樓間空地時,我朝外望了一眼,幾位熟
悉的鄰居正在納涼。他們說笑著、活動著腰肢。沒有一個人會想到,這悄無聲息
地駛過的,是一部載著要一犯的囚一車。
(二)
我被帶進北京市公一安一局海一淀公一安一分一局老一虎一洞派一出一所的值班室——把它稱作
值班室,是我的判斷。房內有兩張掛著蚊帳的床,還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有一部
電話。門口與院子里人來人往。我當時的第一想法是,警一察們總這么忙么?
把我從家中帶來的那名警一察讓我坐一張方凳上,然后與一名面容莊重安祥、
年紀也大一些的便一裝一干部(3)交接。那人走過來,聲音很輕地對我說:這個你看
一看。說著遞過來一張紙。當時值班室里并沒有其他活動,他的輕聲說話,顯
然不是怕打擾別人。我接過那張大約 10×12 厘米,工整地印有鉛字的道林紙,
只見上面寫著:

因涉一嫌一動一亂,將我收一容一審一查。
這時,我一下子安心了。如果逮捕原因寫著書寫反一動一文章,或者誣一蔑一黨的
領一袖,進行反一動一宣一傳之類,因為缺乏共同認可的標準,想要把道理說清,恐怕
是得費一番口舌的。但動一亂之與我無涉,這我太有把握了。
五月二十日凌晨,我在睡夢中被樓下的人聲驚醒,聽到了北京大學學生到我
們居民區樓下宣讀四家著名的研究所發布的緊一急一聲一明。這無疑是一份非同小可
的宣言。我知道,自此之后,天一安一門一廣一場若還有什么活動繼續下去的話,已將不
再是單純的學一生一運一動,也不再是一般的民一眾一請一愿,它將無可避免地打上黨一派斗一爭
的種種烙印,如殘一忍及根本無是非可言等等。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這種持自由立
場的學人,若不及時退步抽身,除非你搖身一變成為一方的謀士或傳聲筒,否則
除了充當犧一牲品和笑柄外,幾乎沒有別的結果。
涉一嫌一動一亂? 第一,只是涉一嫌而己; 第二,如果動一亂有一個比較確切的定
義,即從宣一布戒一嚴開始算的話,則我自五月十九日深夜起,就陪著臺一灣一個文化
團體游長城,逛十三陵,他們走了以后就讀蘇曼殊,與廣場上的事件再沒有沾過
邊。
看過之后簽個字吧。那人又輕聲說。我簽了字。
還要打個手印。他說。我略略吃了一驚,還覺得有點受了傷害。因為在我
的觀念里,只有不會寫字的人才打手印。但既然有規定,打吧。我用右手食指沾
上印泥,朝他指著的地方按下去。抬起手來,我又吃了一驚,因為我發現,那個
剛剛印上的紅色指印是那么的纖小,和我印象中的手印完全兩樣。隨即悟到我以
前只見過男人的手印,幾乎沒見過婦女和孩子的。于是一種自憐的情緒又涌上來,
轉而又覺得這實在太象阿 Q 揣摸自己的圈畫得是不是不太圓,心中又有了幾分
自嘲與悲涼。
還有這個。又是一張紙條遞過來,我一看,住一宅一搜一查一證!
被捕當然要搜查住宅,這我早就知道。然而一但變為現實,特別想到我那剛
剛精心布置好、白灰藍三色、且有著千冊圖書的小書房將遭到一場洗劫,心里不
禁一陣難過。然而只好搜吧。于是又簽字,打手印。院子里的皇冠再次發動,
我腦子里映出家中一片狼藉的景象——后來聽家人描述,那晚對我家的搜查,是
很克制、很文雅地進行的,方知這是我從小看反特電影的后遺癥。但從后來他們
在審訊中對我所提的問題看,卻是一片 有價值的紙片也沒有漏過。我不得不

承認,從公一安一業一務角度講,這確實是一個素質與效率很不錯的 Civil Service(技術
型文官一政府機構—編注)。
我坐在方凳上,忽然想起家中桌子上還有三本好不容易從圖書館磨來的善
本書,這可是丟不得,也損壞不得的。于是問那很和氣的人,能不能通知家里人
在搜查前先將這三本書撿出來,由我女兒代還。他當即就答應了,遞給我一張紙,
讓我寫下書名,并轉身出去打電話。這給我留下極好的印象,我想我是落在不但
通情達理,而且懂行的人手里了。在一群警察中,還有兩名便裝女郎,我估計她
們準是專為我而來,也許我以后就由她們看守了。這兩人不但容顏舉止秀雅,其
中一個還一直在看書,不管周圍環境多么亂。這又讓我安心不少——和愛看書的
人在一起,總是一件好事。
我坐在凳子上,值班室人來人往,沒有人同我講話。我的不被注意正如我坐
下那張凳子一樣。一名警察在離我不到一米處在翻一本小冊子,每頁都有一張四
寸大小的照片,還有或多或少的文字說明。我想那一定是刑一警們的勘亂手本了,
不知其中有沒有我,也不知我在這種情形下是如何被形容的。
外面的雨還在下。我心中盤算著幾樁該了而未了的事: 出差上海的單據還沒
有報銷; 已經答應了的同某位作者的談話不知要推倒何時; 幾位老前輩的稿費
還在我手里沒有交給他們。我不禁問那和氣的人:收容審查',要審查多久
呢? 他幾乎沒怎么想就說:三個月吧。我大吃一驚,竟脫口叫出:喲! 因為
我想,把我與動亂沾點邊,甚至連邊都不沾,只屬于一名學人、一名記者正常
的業務活動的幾件事說清,一個禮拜就足夠了,居然要三個月,這下子該有多少
要做的事耽誤了呀! 后來我才知道,他這是依據《刑事訴訟法》所規定的最長期
限回答我的。
正在胡思亂想之際,那部皇冠又回到院子里來。來人與本區警察一一握手告
別,并說了些感謝協助之類的話; 我則象觀眾一樣在一旁看著。最后他轉向我,
依舊輕聲說:上車吧!我想,怎么還不給我帶手銬呢? 同時望了一眼腕上那只東
一京一放送送給我的小表:八點二十分。
在車上,我被夾在兩名女郎中間。那和氣的人坐在前面副司機的位置,不時
與司機商量行車的路線。車窗上沒有鐵柵,也沒有窗簾,我可以自由地向窗外張
望。于是我知道我們一直向東北方行駛,先上了開往八達嶺長城的路,接著又向
東拐去。
雨下得很大。在這偏遠的郊區,市政當局為節電,路燈全熄了。司機一次次
下車,向迎面駛來的同行問路。那和氣的人嘆了一口氣:啊,好久沒來過了! 好

久沒來過? 那么要把我帶到那里去呢? 我開始一一記下沿途經過的什么印刷
廠、黑白鐵廠等等,想日后或許有了憑吊的雅興,不要找不到路,根本不知道我
們正駛向昌平,駛向小湯山,駛向那全國著名的、專門關押政一治一要犯的秦一城一監一獄。
在駛往秦城的途中,我們的車曾三、四次被截,都是請求搭車的。那和氣的
人一一和氣地拒絕了。最后一次,又有人截車,這回是一名出租汽車司機。他的
前大燈壞了,不敢開,請我們的司機開慢一點,帶他一程。而這位公一安一部一門正在
執行押解任務的司機也就真的以每小時三十公里的速度帶了他好一陣子。這又讓
我吃了一驚。無論那人多么需要幫助,他們也有一萬條理由拒絕。然而他們幫助
了,對一個完全不相識的人。這里沒有任何功利目的,更不具政治意義。他們之
所以本能地這樣做了,是因為他們心地純良。
終于到了。威嚴的大門——其高大修潔不亞于座落在復外大街上任何一座解
一放一軍軍一兵一種一總一部的大門,而且風格也一致。接下來是繁瑣嚴苛的進門手續——這
是我的估計,因為那和氣的人在大門口的傳達室足足交涉了十分鐘。當然也有一
種可能,那就是,對我的逮捕是突然進行的,有關各個環節還沒有一一得到通知。
當車子再駛進去時,我發現這是一個寬敞美麗的大院,很象每座省城都有的,
專供接待二、三等首長們的內部招待所。再進去,終于看見高墻和厚重的鐵門,
還有在夜的映襯下顯得神秘而模糊的墻上鐵網。這樣的門進了兩道之后,四周依
舊寬敞修潔。最后來到一個開在一堵高墻下的小門前。車就在這里停住了,下
車吧。那和氣的人說。
我走下車,從小門里走出一個人將我接了進去。我回了一下頭,那小門已經
關上了,和氣的人、秀雅的女郎、還有那好心腸的司機都不見了。我又落在新的
陌生人手里。
(三)
當時雨還在下,從小門到建筑物——后來我知道這是一幢由蘇一聯一專家幫助設
計的帶有審一訊一室的牢房樓——還有一段路。那出來接我的人撐了一把傘,他居然
讓我走在傘下而自己走在雨中,這使我非常奇怪。
進門之后是例行的詢問,態度比剛才嚴厲多了,但不粗魯。詢問在一間鋪了
地毯、并裝有室內空調的房間進行。后來我知道這是提一審一室,我接下來的大約十
次提一審都是在這里。

我被命令坐在房間中央的一張椅子上,而提問者則在正對面一張高高的講臺
后邊——這是為了給犯人一種精神上的威懾。我想。我曾經是公一安一部一門電一視一監一
測系統的技術員,不由自主地就開始找這間屋子有沒有攝像機窺一孔。我懷疑它們
就裝在那俗艷的、安裝位置頗為蹩扭的壁燈中間。
問話之后,一名高大的女性管理人員進來,開始清點家里為我帶來的衣物并
搜身。除生活必需品外,裙子、香水、薄連褲襪,還有一小瓶片仔癀護膚蜜等奢
侈品都被挑了出來。我想我以后是和女性細膩雅致的生活絕緣了。后來知道,
這其實不確,不允許帶進去的,只是玻璃瓶裝的、可以拉成長條的、太過花梢和
袒露的物品。前兩樣可用來自盡,后一樣可服務于性挑逗。手表也不行,有助于
越獄。
我最后瞥了一眼腕上的小表,十點三十分,然后摘下來,交了。
她讓我拿著允許使用的東西跟她走。下面該到牢房了吧,我揣度著,腦海中
浮現出我從各種小說、電影、回憶錄里看來的監獄景象:地鋪、稻草、尿桶、鐵
鏈等等。按我以前的生活經歷,我對骯臟的恐懼是遠遠勝過對苦、累甚至饑餓的。
但事已至此,只有橫下一條心,等待最不堪的景象出現。
拐了幾個彎,上樓,又拐彎,這時我看見排著一間間牢房的走廊。厚重的鐵
門,還有衛兵,但沒有一絲聲息。沒有鐵索聲,沒有呻吟聲,連咳嗽聲、嘆息聲
都沒有,也沒有我想像中的女性囚犯的聲息。
就這里。她說。
鐵門——或確切地說,包著鐵皮的厚重木門——開了,我被帶進一間很亮的
屋子。看看沒有再往前走的可能,才想到這就是牢一房了。
我的牢房很大,大約二十平方米左右,幾乎是正方形的。記得當時第一個反
應簡直可以說是驚喜。因為牢房里只有一張用兩條矮凳架起的木板床,屋角還有
一間小小的盥洗室! 天花板很高,大約有三·五米的樣子; 電燈直接裝在天花板
上,不但罩著磨砂燈罩,罩外還有鐵絲網罩。兩扇約一平方米大小的窗子,開在
距地面一·六米的高度,窗臺是斜的(無法用手攀著爬),窗共有三層:紗窗、鐵柵
和磨砂玻璃窗。玻璃窗不是一般的左右對開,而斜著向上開。也就是說,你既使
長到穆一鐵一柱那樣的個頭,向外看也只能看到一小片天空。
牢房內非常清潔:墻壁是新粉刷的,靠墻的三屜桌上放著一個新的塑料面盆,
盆里是新的搪瓷喝水缸、刷牙缸,大小各一只飯碗,和一把塑料羹匙; 新的毛
巾,新的牙刷,新的肥皂——當然是粗黑的洗衣皂; 被子、床單和枕巾也是新
的; 褥子是那種薄薄的士兵用褥,舊的,但拆洗過,且鋪了兩條。
幾分鐘后,撐雨傘接我的人走進來(后來我知道,他是這一監區的負責人之
一),笑著(!)對我說道:
從今天起就到我們這兒來了,希望我們配合好。要愛護公物,不要在墻上
亂寫亂劃,不要唱歌好像還說了幾點不要,都是象不要隨地吐痰一樣天
經地義的事,所以根本就沒去記它。
當時我們三人都站著(還有那高個子女監理員),這么一間牢房,加上他說話
的神態和用語,給我的印象與其說是監獄當局向被監禁人員宣布監規,不如說更
象一個偏遠縣城招持所所長向他的留宿客人介紹情況。他最后說了一句讓我感到
有點奇怪的話:衛兵都是男的,條件就是這樣,多原諒吧! 看門的大兵當然都
是男的,我不懂這有什么好原諒的。后來我才發現,原來門上和盥洗室的墻上都
開有觀察你的一切行動的窺視孔。他說的不錯,這確實是讓我很覺尷尬的一件事。
幾句話說畢,他們就走了,鐵門在他們身后砰的一聲關上,粗重的鐵栓咣啷
一聲落下,接下來的,便是沒有一絲聲息的寂靜。
終于坐一牢了,終于真的坐一牢了。
記得當沒有恐懼,沒有担憂,沒有傷心,沒有追悔,那種種本應在這種情況
下出現的情緒。第一句跳進我腦子里的,竟是一句笑話,一句想一出牢門就向我
的哥兒們講的笑話。
一般來說,我是很不以那些孜孜不倦、抖盡招術往上爬的人以為然的。當時
北京人這樣形容他們:想升處一長的叫升一處(牲畜),已經當上了處一長還想爬的叫
處一升(畜一牲),正在作著的叫處類。我這輩子是與作官無緣了,我曾宣稱,哪天
我死了,悼詞一定很拿不出手,因為我的最高黨一內一外職務,只作到少一先一隊副小
隊長。這時我想向他們講的笑話是:官沒有作上,牢倒坐到了司一局一級。 ——后
來我慢慢地知道,我對這幢牢一房的估計還是偏低了。前人一大一委一員一長彭一真先生,前
中一宣一部一長陸一定一一先生,前國一家一主一席一夫一人一王一光一美女士,還有我們的前輩作家丁一玲女
士,住的都是這樣的牢房。從某種意義上說,我現在又是踏著先輩的腳印走了。
但在當時,確實不知這里是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接下來會發生什么事。因為
沒有認真讀過《刑一法》和《刑一事一訴一訟法》,我甚至不知道據后者第五十九條,我
只是一個為公一安一機一關接受了控告與檢一舉(具體一點,可理解為,陳一希一同先生的報
告)而決定立一案一偵一察的公民。至于有沒有罪、如何定罪,是要在走完公安、檢查
和法一院各自嚴格的程序之后才能確定的。而只有定了罪,才能成為一般意義上的
囚一犯。
但我那時雖然對法律一條款和法律程序了解得不確切,但對自己沒有觸一犯一刑一律
這一節還是很有把握的——包括對四個一堅持。我對它,只是不那么在意、不那
么時時掛在嘴邊上而己。至于資一產一階一級一自一由化,我直到今天也沒有弄清它的確
切含意。因為按照中一共所牢牢掌握的報刊電臺的說法,連貪污受賄、嫖娼聚賭、
農民只想自己富而不顧集體、賣牛仔褲的小混混偷稅漏稅等等,都是資產一階一級自
由化。而我輩人等則被高手過招,點到為止地稱為資一產一階一級一自由化代表人物,
真是匪夷所思——還好,這條目前還沒有被寫進憲法。也就是說,這頂硬扣在你
頭上的帽子,雖然已經頗為嚇人地被賦予了政一治一含義,卻還不具法律意義。
我當然深知,既使沒有觸犯刑律,或稍有觸一犯,想給你定罪,定成很重的罪,
包括死一罪,也不是沒有可能。而且照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特色,這些情況又特
別容易出在念書人身上。但轉念一想,這些畢竟已屬歷史。如今負責國事的幾位,
不但不停地講,也確實在努力地實一施改一革一開一放與健全一法制一建設。就是一些不
大想改開與健全的人,也不再能象幾年或幾十年前那樣不受制約。但是,如
果為了要造成一種威懾局面非指鹿為馬不可呢? 入獄的第一個晚上,我就
這么不停地但是、不過地想來想去,在把所有的可能性想過一遍之后,心中
反而坦然了。因為所有這一切,都不是我本人在今日這種情況下作任何努力所能
改變得了的。于是,當我在我的新居來來去去地走了幾百圈之后,決定還是躺
下吧。
我仔細察看被子上打的印章和噴在桌子側面的字,知道這里是中一央一公一安一部
而不是北京市公一安一局的監獄(4),又使我安心不少。躺下來之后,因為通宵不能
熄燈,我又把牢房仔細打量了一番——我就是在這時注意到那窺視孔的。還注意
到鐵皮門外,另有一道鐵柵門,那柵直徑足有二厘米。兩扇門上都有送飯的小方
孔。牢房內有暖氣設備,但加了鐵網外罩; 坐式便池上沒有墊與蓋,墻壁和水
池的直角都被打圓——也就是說,這種種措施所保證的,是關在里邊的人,第一,
別想跑掉; 第二,別想自傷——包括上吊、觸電、撞頭等等。至于象基度山伯
爵那樣打個洞去會他的老師,甚至裝成死人逃出監外,只是小說家的幻想(5)。
所有這一切設施再加上二十四小時六班不可間斷的監視,幾乎無懈可擊。我
以為,這在某種情況下,也是極必要的,比如用來對付那些心里懷著可怕的、重
大的秘密的人。在政局每隔七、八年總要蕩一蕩的當代一中國,這樣的人恐怕不會
太少。象一九七六年還在位的公一安一部一長李一震,北京一市公一安一局一長一劉一傳一新,還有總一參一
保一衛一局一長××——可惜他們還沒被送到這里,就相繼自一殺了。而將這一套用在我
身上,頗有一點滑稽——當然,在如廁和洗浴的時候,就一點都不滑稽了,因為
隨時可以被觀看。為此我常被氣得要命。
第二天,進來一名非常年輕的監理員,將我的牢房內墻上的一個我原以為是
照明開關的東西拆開重裝了一下。你現在還不可以聽一廣播。他很平靜地說。后
來我發現,這是他們最常用的一種語氣,不知有沒有經過訓練。人們在這樣的語
氣下交往,不會感到親切,也不會受到傷害。
改裝前,他例行試機。在這不過數秒鐘的時間里,上帝讓我聽到了廣播中關
鍵的一句:集中一力量一打一擊一少數雖然他叭的一聲就把它關上了,但從那特有
的新華語調,我判斷出這肯定是與昨天的逮一捕配合的輿一論攻勢。這么說,我已
經入了被集中打擊之列了!
接下來的三天,除了獄一醫來了一趟,問了問身體的一般情況,并量了血壓之
外,什么事都沒有。飯由監理員裝在由你專用的飯盒里送來(沒有用小孔,是打
開門送的。),其質量,據我判斷,與北京大學學生食堂差不多。見不到任何人,
基本上也聽不到任何聲音。我想這可能也屬于下馬威式的懲一戒一性措施之一,因為
絕對的孤獨和絕對的前程未卜,也是很折磨人的。我不能免俗,這三天,我在屋
子里轉的,恐怕絕不止幾百圈了。因為該想的已全部想通,再想一遍沒有意義也
沒有意思。百無聊賴之際,只好背詩,從二千年前的關關雎鳩,直到我丈夫為
我寫的那首七律。這時我才確切并且十分后悔地意識到,我的古文底子怎么這么
糟。(6)
第四天,可以看報了——《人一民一日一報》。我這一輩子也沒有象那幾天那么仔
細地讀過報紙,不但一版、二版、文藝欄、社會欄,連廣告上的廠家地址都細細
讀過。偶然間,也能碰上他們因疏忽所發出的好文章,比如鐘書河先生的一篇《學
問與理想》,當時真是欣喜異常,而且當天就背了下來。
有了報紙,按我的理解,就是可以接觸文字了,那么同為文字的書呢? 我抓
住機會報告。我提出讓家里送書,如果不行,就看監一獄圖書館的書——你們有
圖書館么? 他們笑而不答。如果有,我借《史記》,唐詩宋詞也行,實在沒有,
毛選、鄧選也能將就。數月以后,他們的小圖書館果然向我開放了。我先第
三遍細讀威廉·夏伊勒的《第三帝國興亡》,接著又讀了翦伯贊先生編的《戊戍
變法》。心情最不好的時候,借的是金庸先生的《射雕英雄傳》,與九指神丐在
一起,日子好過多了。還平生第一次從頭到尾讀完了《紅樓夢》,覺得賈寶玉簡
直是個怪物。
允許讀報的同時也可以聽廣播了。于是又有監理員進來,將那開關復原。監
房里的音響設備,就質量而言,與每戶農民家里都掛著的那種喇叭差不多。播什
么,什么時候播,是由監理員在他們的值班室里決定的。也就是說,你不能選擇
聽什么,但你可以選擇不聽,這真是特別仁慈。就拒絕精神折磨而言,我們在這
里享受的待遇,比農民和旅行客車里的旅客還要高一些。不過,說句公平話,這
幾個月來,中一央人民廣一播一電一臺比《人一民一日一報》的水平高得多了。但我們只聽北一京一
臺,聯一播的時候才能聽到中一央一臺。只要趕上鐘點,播什么,聽什么,從怎樣養蝸
牛聽到卡拉揚。不過卡拉揚在廣播里聽來,就象他在指揮一所中學的校樂隊。
第七天,大兵砰的一聲把牢門打開,喊了一聲:放一風!
當時,對把諸如提一審、放一風這種字眼兒用在自己頭上,穿著沒有鞋帶、
只用一條短繩胡亂系著的鞋子,且來來去去全有一臉正經的兵們押著,是很不習
慣的。但想到可以到院子里,到不但有陽光、有風,沒準還能見到各種人,說不
定其中還同受集中打一擊的老友,包一遵一信啦,于一浩一成啦,李一洪林啦,蘇一曉康啦
心里很高興。不料,在這間嚴格管理的監獄,放風也有各自獨立的小院,囚犯們
一個個順序帶出,不必說見面,想見到前一個人的后腦勺都不可得。
放風的小院和監房面積差不多,也是一間間排著,中間隔著大約四米高的墻。
如果從上邊俯視——押解大兵們就正在這樣的位置來回巡邏,并以這樣的視角看
我們——非常像動物園關猛獸的隔籠,而且我們大多數人也正像獅虎那樣狂躁不
安地走來走去。小院里有草還有苔,在每天的兩小時的放風中,與我為伴的小友,
有螞蟻、蟋蟀、蚰蜒、蜘蛛和蝸牛,偶然間還會飛來一只大蝴蝶。但灰喜鵲只喳
喳叫著從空中掠過,拋下片片美麗的藍灰色軟羽及硬羽。我把它們一一拾起,在
院角堆起一個小小的羽冢。后來,當家里可以給我送吃的東西以后,我又把一些
花生米、葡萄干撒在小院內。這時螞蟻們已因為天氣太冷而不再出門了,但喜鵲
們不再乎。于是在小院里我的孤獨的旅游鞋印跡中間,又出現鳥兒們小小的三叉
爪印——秦一城一監一獄真可作為愛一鳥示范地,所以這里的楊樹搖晃著巴掌大的葉子直
沖藍天。
(四)
從入獄的第二天起,我就注意到飯盒上邊掛了一個小牌子上,牌子上有一串
數字。后來,我又在我的牢房門和那段時間專屬我放風的小院的門上,看到用粉
筆潦草地寫著的同樣的數字: 8917。在別的牢門上也看到類似的數碼: 8911,
8918 等。用不著反復捉摸就可以推斷,這意味著我是一九八九年進來的第十七
名關押者,他們是第十一名和第十八名。從此,只要被押出牢房,我就偷偷地注
意并暗暗地記下每一個見到的號數。直到離開,我所見到的號還沒有超過 8929,
這或許意味著,將人捕入秦一城,到此暫告一段落? 這號碼雖然用在我們身上,我
也曾經聽到監一理一員和衛一兵在提到我們的時候這么說,但從來沒有人這樣直呼過
我,當然也沒有人直呼過我的名字。后來我才知道,按規定,監一獄工作人員不但
不能了解我們的案一情,就連這人是誰,他們也不許知道。而我們,則只可以將
他們統稱為監一理一員,不可以問他們姓甚名誰,也不允許對他們講除了吃飯、睡
覺、生病等等之外的話。他們的責任,是讓你安一全一地、并且盡可能健康地活著,
僅此而已。
之后,我發現這是一些很樸實的人。當然按共一產一黨歷來的規一矩,他們首先得
是出身好,政一治可靠的人; 其次因為監理對象幾乎全都是要一犯(我得以忝列其中,
也算一種殊一榮),又要求他們必須嚴守秘密,服從紀律; 當然也應該加上一般管
理犯的人所應具有的機一敏、耐心、不貪財、不好色等等。如果再考慮到他們的工
作真是枯燥的要命,待遇也不十分厚,而且人員要求相對固定,一干就是幾年十
幾年甚至幾十年,他們又必須是有點犧牲精神的人。但以上這些都屬原則性要求,
他們的人性與個性,當然遠比這豐富得多。他們并不具很高的文化程度,他們所
表現出的文一明與人道的風格,我想除了他們內部的規矩之外,恐怕也來自他們
之所以被選到這一位置上所具有的個人稟賦。
從我入獄的第一天起,他們當中沒有一個粗聲大氣對我說過一句話,更不必
說厲聲喝斥。我們有什么要求,可以隨時報告,在深夜里報告也行。只要合
乎情理,無論多么細瑣,比如窗子沒有關嚴,水管漏水,或者一只私用的小盒子
打不開蓋等等,他們都會提供幫助。就態度而言,獄一醫算是最厲害的了,但他的
厲害不是出于居高臨下,而出于他的職業性自信——人們都說他是一把好手。護
士小姐不但溫柔美麗,業務水準也很高:我的靜脈管之深細是讓所有的護理人員
頭痛的,而她一針扎下去就找到了。
按規定,我們每周可以洗一次熱水淋浴,由同性別的監理員帶去并從外邊插
上門。我一般很愿意在這時候和她們隨便談談天。一次我問,為什么這里(秦城
監獄)夏天一點都不熱,不但不用扇子,連裙子都可以不必穿。她說:屋里高,
人也少。她本來應說牢房高 ,但她小心地只說屋里,避免我受到傷害。洗
浴,按規定也不可有須臾的疏忽。我常因她須站在外面枯等而很不過意,往往草
草洗過就出來。她則老讓我別著急,慢慢洗。雖然不能談自己,但可以談談孩子。
于是,伴著嘩嘩的水聲,我談王小嘉怎么從小寄在別人家,她則款款地將她的兒
子媳婦如何出息、如何孝順講給我聽。
剛入獄時對我搜身的那名高大的監理員,初看上去令人生畏,幾乎也是所有
的監理員中唯一一個高聲講話的人,其實心地非常善良。打飯時,常勸我多吃一
點:今天的包子是豆角餡的,挺好,再來一個吧!不僅對我一個人,因為她嗓門
大,我聽見她每間牢房一路這樣問過去。她知道我特別愛洗澡,有一次鍋爐壞了,
我并沒有提出要求,她自己單獨用壺為我燒了熱水。我曾因長發不方便,想到反
正坐牢,發型如何真是無所謂,請她幫我剪成男孩的樣式。但是她不同意,那
就不好看了。她說。有一次她到我的牢房里來,站得離我遠遠的還捂著嘴。一
問才知道她自己感冒了,怕傳染給我。她管圖書,但我借的一套書遲遲不給我,
后來才知道原來前一個借書的人剛剛查出肝功不正常,她要消過毒才給我。
還有一個非常帥的小伙子,我剛一見他時曾吃了一驚,心想這種地方怎么會
有如此俊美的青年。后來他也經常在他公干之余到我的牢房里來隨便聊聊,聊他
怎么滑冰、怎么彈吉它,還讓我看他的耳朵怎么樣因小時候打架給縫了五針——
他顯然不會認為跟我聊天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他這樣做,只是為讓我精神上放松
些、愉快些。
大約在入獄后四個多月時,我的生肺癌的公爹病在彌留,監獄方許我到醫院
向他作最后告別。臨行,監獄長官將我上下打量一番,顯然嫌我一身運動裝太隨
便,讓我換一身好衣服再走。這很使我想起我小時候住校,每到周末回家前,保
育員們總要為我們挑出最好的衣服換上的情景。還有一次,我被通知到提審室談
話,當時我穿了一雙紅絨面拖鞋,想到應該換一雙正規一點的鞋子。監區的另一
位長官脫口說出的竟是這樣一句話:不必換了,都是自己人。談話時,他們也
不再坐在高臺上,而是與我平坐在底下。
這類事太多了,講起來也細瑣得很,但依我看,對于坐牢的人說來,這其實
都不是小事。我覺得,如果不是他們這些人出于良善的本性,在忠于職守之余,
使我這種又敏感又激烈的人在和親人遠離的情況下得以感到一些同為人類的溫
暖與關照,我是很難度過這不僅枯寂、而且因為案子久拖不決,使你覺得永遠有
一柄利劍懸在頭頂的那難熬的歲月的。當然,我認為,我們之所以被這樣對待,
追溯歷史淵源,恐怕不是來自設計一牢一房的蘇一聯一專一家,應與毛一澤一東特別是周一恩一來的
個人風格有關。毛自絕對掌權,確切地說,自延一安的搶一救一運一動以來,就不再主
張輕易殺人; 周則目睹太多冤一獄或準一冤一獄,或者不是冤一獄,只是對優一秀人物的
政治性隔離。他是個心思縝密復雜的人,總是力使這類屬于政一治一家而非良善之輩
不得已而為之的傷害,降到最小的程度。或許在 19一8一9 年的這樁案子里,我們沾
了先輩們受苦的光——他們雖然住的也是同樣的牢房,但軍一管一會在那個文化革
命那年頭的管理可不是這樣的。如果說得再深一點,彭一真、陸一定一一等人物的入獄
與出獄,不可能不在監管人員心中留下政治冤獄何其多的印象,還不必說他們或
許已經發現,囚徒當中不但很有些品一德一卓一越的人,也有記仇的和算一舊一賬的人的。
十次提一審
入獄第三天,開始提一審。我又一次見到那和氣的人,還有幾位他的同道——
職務高些的或低些的。按照《刑一事一訴一訟一法》,他們屬于公安部的偵一察一人員,但按
中國特色,他們則被稱、也自稱為專一案一組。
我不知道文化一革一命期間中央的一辦、二辦、三辦等等辦們是如何調查
與取證的,但是從他們的工作成果,比方說制造出《大一叛一徒、大一內一奸、大一工一賊劉
一少一奇》這種定一案材料看,這些人的工作恐怕不那么正派與光彩。我知道在共一產一黨
內——甚至在任何黨一派內——都有一批專門以背后捅一刀子為業的人。他們幾乎不
露面,但他們無時不在窺測著自己陣一營里那些拚命做事的同志。我不認識他們當
中的任何一位,也從未與他們打過交道。但我想他們的心一腸恐怕總是比較狠一毒,
心理恐怕總是比較陰一暗的吧。我看不起他們,他們也一定看不起我。
但辦們如今已不復存在,產生辦們的土壤也在一點點被洗汰。負責我的
案子的人員雖然沿用老習慣仍被稱為專一案一組,但都來自公安部門。也就是說,
他們是經過訓一練的、不但有法律專門知識,還具有法律眼光與法律道德感的專業
人員。由于他們目睹了辦們的歷史性被厭棄,甚至他們當中有的人本人也曾被
迫入辦而更有切身的感受,我以為,在今天,在處理八一九一民一運這個世界矚目
的案子時,起碼他們是尊奉著他們的頭頭喬石先生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所說的那句
話的:
對卷入這場動亂和暴亂的知識分子、青年學生,我們采取的態度是非常慎
重的。
從他們向我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我立刻感到他們不同于中一共宣一傳部門的那批
署名文章作者:忻一華一實啦,鄭一彥啦 ,任玉清啦,鄺言啦,等等。對于后者,
我實在不敢天恭維。我的感覺,他們已經成了當今中國最落伍的一批人。不錯,
他們也乘波音 747,也用 101 毛發再生精,但意念與悟性還留在文革時期乃至反
右斗爭時期。讀者諸君若不信,可把他們的文章拿來與那兩個時期的重頭大塊文
章比比,一樣的霸氣十足,一樣的讓人膩煩的官八股。不必說理論修養,連起碼
的實事求是態度都不具。遺憾的是,在某種意義上,是它們代表了國一家的形象,
代表了政一府對這樁案一子的姿態,而真正在辦案的專一案一組的工作卻不為外界所
知。
負責我的案子的專案組的工作令人信服。應該說,在很多問題上,他們的見
解與我是很不相同的。但他們的工作具有鮮明的職一業特征,這就是說,他們只依
法嚴格調查事實真相,并以此為依據來判斷是否煽一動、策一劃、組一織一反一革一命暴一亂。
當然,將這一結論下在案件調查之前,我本人是不同意的,但我知道他們對此無
能為力。我在此可以作證的是,他們的審問與調查沒有任何逼供與誘供,他們甚
至不因我的態度惡劣——我從來沒有過悔一罪的表示,我無罪可悔; 在寫到動一
亂與一暴一亂時我堅持加引號——而影響他們對基本事實的偵察與判斷。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來講,我的態度又是很好的。我從不頑抗、不編造、不跟
他們繞圈子斗心眼,也從不隱瞞什么,因為我確實沒有什么好隱瞞的。到后來,
我甚至覺得,作為調查對象,在我與他們之間出現了某種作人與作學問的信任感:
我已經很愿意和他們談談從自一由一派知一識分子立場出發對種種問題的見解。這當然
不是想讓他們同意我,只希望他們在較深的層次上理解我,而前提是相信他們不
會據此羅一織罪名。
我覺得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喬一石、王一芳、劉一復一之、任一建一新諸位先生在社會
主一義初級階段所承担的那種既不能割斷歷史、又不能不前行的尷尬與艱難。這
頗有點象處理一個羊水早破卻又不足月的嬰孩:究竟是應該割斷臍帶,企盼那尚
不敢斷定的嘹亮的哭聲,還是看看胳膊腿尚全、趕緊卷巴卷巴先塞回子宮。全世
界都在看著他們,全中國都在看著他們,那些撫摸著彈痕、認為老子打下的天下
豈容資一產一階一級去坐的戰時功勛們看著他們,目睹新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極盼中
國的掌一權者們不可一誤再誤的青年們也在看著他們。就在他們反復權衡,如何用
寬泛無比的中國特色來解釋那部白紙黑字的《刑一法》時,齊一奧一塞一司庫夫婦已經
被怒不可遏的羅馬一尼亞人割去了腦袋。
(五)
我生長在中國人已經知道世界上有法這種東西、自己也寫了幾部,但無論
官還是民都沒有把它當回事的年代。但這次,就算百分之九十九的中國人依然以
為法不過那么回事而已,我卻無論如何不能這么想了。我要緊緊地抓住它,因
為,在今天這局面下,如果說有什么可以保護我的話,只有它了。
我是七月十四夜開始監一禁的。依照《刑一事一訴一訟一法》第 92 條中對被告人在偵
查中的羈押期限不得超過兩個月。到九月十四日,公安一機一關應偵一察終一結,寫出
起訴意見書或免于起訴意見書,連人一道移送檢查院。兩個月過去了,一點動靜
也沒有。
仍依據該法第 92 條,如果因案情復雜,期限屆滿不能終結者,則需報檢查機
關延長一個月,也就是說可到十月十四日。這也就是一開始那和氣的人告訴我的
審查期限。
秋風起了,依舊沒有動靜。
如果公安部門的調查到此時還下不了結論,怎么辦呢? 第 92 條又規定,案
情特別重大、復雜的案件,依照前款規定延長仍不能終結,由高檢報全國人大常
委批準延期審理。在今天的中國,只要政局需要,這報請與批準是絕對不成問
題的,因為大家都在黨的絕對領導下。問題是,一九七九年五屆人一大通過的這部
法沒有規定批準延期的期限。
幸好六屆人一大注意到這一點。在一九八四年它的六屆六次會議上通過的《關
于刑一事案一件辦一案期限補充規定》中有了規定,對于重大犯罪集團案件和流竄作
案的重大復雜案件,經批準可延長 2 個月的偵察羈押期限。據此,對我可一依一法
關到十二月十四日。
不用說我是一名工科大學畢業生,就算我只讀到小學四年級,這 2+1+2=5
也能算得很清楚。當然,如果鄧一小一平、江一澤一民、李一鵬諸位先生不再強調改一革一開一放;
喬一石先生不再強調慎重對待依法審理; 任一建一新先生不再強調公一開一審一判制度; 袁一
木先生也沒有說過中國沒有政一治一犯只有刑一事一犯這樣的話事情恐怕要好辦一
點。但既然他們不但已說,還一再地、公開地說了,中國這一文明古國歷來又有
取信于人、取信于民的傳統,專案組就不得不把事情做得說得過去。
就我的案子而言,這五個月間,每到期限,他們都拿正式的、具有法律效力
的通知給我看。面對著那延期的理由,案一情一復一雜,我們都無話可講。他們的面
容是莊嚴的,但我覺得我能體味出這莊嚴后面的苦一澀。我簽字按手印如儀。五個
月就這么過去了,楊一振一寧、基辛格、尼克松、斯考克一羅夫特來了又走了。局面依
舊僵著,我不再盼望與親朋相聚的快樂。我不得不開始作最壞的打算,這就是說,
我必須面對這樣一個局面:我將不依所謂犯罪事實,而因形勢需要,依照早就
定好的罪名,重一判。
清醒地意識到這點之后,五個月來還算開朗的心情——這是由于對專一案一組和
監一獄方面的好感,從而對政府也基本持信任態度——消失了,代之以第一次萌生
的反抗意識。怎樣反抗? 越獄或自絕當然也是一種選擇,但最具實現可能的,只
有一條路: 依一法。
我開始向家中索要法律方面的書。王一德一嘉一下子就明白了我的想法。他找到
書送來,專案組也允許我收下。在短短的幾句附言中,這不善辭令的人切切提醒
我的是:法是法,社會是社會,保住身體比什么都重要。我哭了,為他的焦灼
和無助,為他不得不退守到最底線的悲哀,也為我們多年共同生活的默契。我在
自由的時候常常忽略我的這名最親近的人,在獄中倒老是為他哭,只為他一人。
就在這時,我才真正細讀《憲法》、《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說來也很
有意思,這類文字,當它與你無關的時候,就算讀上一百遍也弄不明白里邊說的
是什么。但到了你的生命就系在那一段段文字之間,到了可以逐字逐句與自身相
對照的時候,真是讀得如饑似渴。而讀過之后的最深感受,就連我自己也始料未
及 ——這三部《法》,竟字字句句都是保護我的。就算拿出雞蛋里挑骨頭的本
事,也找不出對我不利的條款,包括那著名的第 102 條第二款——反革命宣傳
煽動罪。
我當然不敢寄望于那些掌握著我生殺予奪權的人會認可我的感受,我寧可立
足于他們非給我定罪不可。那么,他們會往哪條上掛呢?
在把投敵、炸橋、搶槍等等都細細地一一排除之后,剩下的還是那 102 條。
當然,我沒有寫標語,也沒有發傳單,但在 102 條中有其他方法四個字。雖然
我的作品都與煽動無涉,且都是由在黨的絕對領導下的、經政府注冊的正式部門
出版發行的,但要給我定罪的人硬把它歸到其它方法中去,我也沒有辦法。不
幸的是,《刑一法》對于反一革一命一罪,還有一個兩條缺一,就不能構成的規定,
也就是說,即使拿住了我的作品這一客觀行為,還必須有推翻現政權這一主觀
目的。這對我太有利了!
我這人是最不主張推一翻什么的。這信念在心頭的明晰來自已故的黎澍先
生。他在回答我的采訪時說過這樣一句話:革一命這事,若有可能,頂好還是不
革。我當時真是體驗到一種醍醐灌頂般的快樂。一九八八年來,中國學界自發
地開始了近代以來第三次大論爭(我認為第一次是《民報》與《新民叢報》之爭;
第二次是科學與玄學之爭; 別的論爭當然也還有,比如著名的魯迅與周揚之爭,
但因為有黨派和強權勢力的介入,我認為都不算)。這第三次是大民主與開明專
制之爭。我本非學術界人,1987、88 年,當他們已經在專門的刊物和專門的場
合爭得難解難分的時候,我還在忙別的事。待到學生們都興致盎然地介入了,我
才以愛讀歷史故事的記者的身份發了點不著邊際的議論。后來執掌權柄的人有意
以自己掌握中的媒介介入,輿論于是大嘩,主張大民主的一方更加斗志高揚。
在這種情勢下,我那幾句議論就顯得有點惹眼; 到后來,當局面變得非劃出陣
營不可,以昭彰一批小丑的過街老鼠之態的時候,我終于成了開明專制派的代
表人物之一,接著又被著名民一主斗一士許一良一英先生譏為籌一安君子。其實對當今中
國的專一制統治,我的評價并不比大一民一主派要好,批評起來也往往顯得比他們更率
直一些。但我覺得革一命(也就是推翻)比維護現有的統治秩序要可怕得多,對中國
的損害也大得多。基于此,從四月二十八日我就勸學生復課,直勸到五月十九號,
從沒有改過口——我從理論到實踐,都不具推翻的目的。
如果第 102 條掛不上,會不會扯到第 98 條呢? 也就是說,我本人雖沒罪,
但我的朋友們有罪,于是硬把我歸進一個集團。我這樣想并非沒有根據,自
七月份以來,報上一共點了我五次,而且老是把我與固定的幾個名字點在一起。
更況且,這種集團定案法,在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先例。一九八六年,在為已故
的胡風先生補行葬禮的時候,那些從全國各地趕來的十多名當了三十年共案犯的
胡風集團犯罪分子們,竟是頭一回見面。
我期待著公安機構依據《刑一事一訴一訟一法》第 93 條為我作出不予起一訴的決定。
但若不可能,我期待檢察院依該法第 101 條對我免于起訴; 但若仍不可能,
我只有寄希望于審一判了。我確信,如果形勢到了這一步,那審一判準是走走形式。
也就是說,審判的結果早在偵察前就作出了。我能最后博一博的只有依照該法第
111 條和最高法院院長任一建一新先生最近的講話,堅決要求公一開一審一理。不錯,我是
被冤一枉了,對此我無能為力; 我能爭取的,只是讓世人知道我的冤一情和我的反
抗。
沒有入獄之前,我是有幾個律師朋友的。憑我對他們學識及人品的判斷,也
大致能揣摩出在當前形勢下他們對我的看法。但我既然已經下決心準備著最壞
的,也就是說,哪怕是朋友,也都不肯頂著(或難以頂住)政府明顯的旨意,真正
替我力爭。至于政府為我指定辨護人,我是絕對不要的。我可以想像他們怎樣以
認一罪一態一度尚好來維一護我。而這種維護,對我說來,無疑于羞辱。
于是,我決定依據《刑一事一訴一訟一法》第 26 條,由近親(我的丈夫)和我自己來
担任辨一護。當然,我對辨護這個案子不抱任何希望,我只追求這徒然反抗的過程。
我估計,以我的罪一行,就算硬一判,頂多也只能判個一、二年。但若為形勢
效勞,特別如果仇我者抱有這樣一種心理:你越是共一產一黨的孩子,對你的忤一逆
就越不可饒一恕。我就不會有好結果了。當然,也很難超過十五年,但就這十五
年,我也不打算忍。因為,到了二○○五年,就算我還能活著出來,已垂垂一老
婦矣。服刑時,我徒增國家的負担; 出獄后,又徒增社會的負担,何苦呢? 所
以,如果真這么判了,我要做如下的事:
首先,提出與我丈夫離婚。我問過不少監理員,他們不記得一椿獄中人主動
要求離異的案例。與之相反,大都是獄外人要離,服刑的人難過得死去活來。這
真讓我不解。我想,這些人一定是不愛他們的配偶。我自認為我的丈夫是天下最
好的丈夫之一,我更知道他是一個在生理與心理上都很正常的男人。他需要有家,
需要有個好妻子,我怎么能因為自己服刑而讓他在盛年無女性陪伴呢?
但是,我想,只要我活著,他一定不會同意離婚。就算為了我們的恩愛而接
受了我的誠意,他所要承受的道義上的壓力也太重了一點——我也不愿他受到這
樣的壓力。所以,使他幸福的唯一條件就是我已經不在了。這對我說來也是一種
幸福。因為活著而徒增別人負担本來就是我最大的痛苦,何況在此之上還要加上
我因身處牢籠,絲毫享受不到人生樂趣。
我怎么才能不在呢? 《刑一法》第 103 條特別規定了觸犯第 98、第 102 兩條
都沒有死刑。我當然可以就此上訴,但誰也沒見過一例不服判決要求徒刑改死刑
的。更何況我也不愿被處死。今天的死一刑執行固然不會再用殺譚一嗣同時用的那種
專門為了折磨人而準備的鈍刀;但也不能保證執行的時候可以像瞿秋白一樣,選
一處青草茵茵的小山坡盤膝而坐。最大可能是讓你跪著,然后子彈以一米之內的
近距射入延髓。我不愿以這種樣式離開世界。
那么只有自裁了。我在前面也已經說過,在秦一城自一裁是不容易的,但我也認
為并非絕無可能。我在百無一聊一賴之際,就從技術角度想出過好幾套方案。但我決
不這樣做。因為第一這不合我坦白為人的原則;第二我也不愿對不起那么好的監
一理員朋友。我若自一殺成功,他們是要担責任的。
怎么辦呢? 只有寄希望于人類文明的進步。也就是說,安一樂一死——凡具有正
常理性和思想能力的人都有權選擇離開這個世界。這想頭對我來說并不是什么新
鮮事,我早就宣稱過打算 60 歲自殺。也鄭重地囑咐過我的丈夫和女兒,我若病
危,萬萬不可搶救。入獄前,我還曾專就安一樂死立法問題與研究生物倫理的邱
仁宗教授認真探討過。我想,在開庭、審理、宣判之后,我為社會能作的唯一有
益的事,就是要求在法律的支持下安樂死了。
如果得以享受自由,我當然不愿意死。我的身體非常好,智力、體力、耐力、
爆發力;眼睛、耳朵、心臟及身體各部分的功能,就我自己體驗,除了額前幾絡
白發,與三十歲時沒什么兩樣。可是,當死已不可避免時,倒也沒什么遺憾。社
會,包括中國共一產一黨待我不薄;而我該向他們奉獻的,也都誠心誠意地奉獻了。
我的朋友們喜愛我,我的讀者不但越來越多,也越來越理解我。我現在清清爽爽、
明明白白地離開他們,比當個老厭物活著,再無端地給自己加些污點,要好多了。
當然,我應該做和可以做得很好的事還很多。但是沒有我,只要事情好,就一定
有人去做,我還有什么好留戀的呢?
當我把這一切都想通以后,已近一九九○年。就在享受著自由的人們提著大
包小包奔忙于大街小巷的時候,作為法庭實踐的訓練,我一連氣為專案組寫了十
多份材料——它們大部分已不是如以前我寫的對我所經歷的事實的敘述,我在實
習辨護——為自己的無一罪一辨一護。當這些材料也都想好并寫好之后,我覺得無比輕
松。
窗外飄著雪花,一只一條腿的蟋蟀不知怎么踅進了我的牢房。它已經跳不動
了,只沿著墻慢慢爬。我給它一點飯粒,它并不吃,繞著爬開去了。它要到哪兒
去? 在找尋自己最后的恬息之所么?
我忽然想起徐志摩的一小段詩,很美很美的一段。如果我非走不可,那么在
走的時候,就用它來向朋友們道別吧:
輕輕地我去了,
正如我輕輕地來。
揮一揮衣袖,
不帶走一片云彩。
(六)
正當我在一種澄明的心境下,期待著最好,同時又準備著最壞的時候,半年
的期限已到。
一月二十一日,專案組來了。我被帶出牢房,帶向提審室。我覺得我的心在
跳,似乎每一步都在邁向預料中的不幸。我等著新的宣布:起訴、移送或者延期。
我提醒自己,一定不要哭,要鎮定鎮定再鎮定。
到了。我走進去。我立即發現異樣。專一案一組的人沒有象往常那坐在高高的講
臺后邊等我。他們站著,而站在他們旁邊的,還有監獄長與監區長(按規定,提
一審時監獄方的人不可在場)。他們向我作了一個我自認為把什么都想過了而竟然
沒有料到的宣布:
改羈押為監視居住。
我立刻記起《刑一法》上對這一強制措施的解釋:需要逮一捕而證一據不足。這
么說,半年的調查,證據依舊沒有拿到; 沒有拿到,也因需要而不能放人。
我突然想起楚霸王,想起他如何把珍寶在手中玩熱也舍不得賞賜; 我又想
起中國人歷來崇尚的中庸,想起但這都屬于毫無意義的無用文人的漫散在頭
腦中的暇念。
我呆立在那里,思緒飄向這兒飄向那兒
喂,喂,專案組的人都不禁朝我嚷起來,你怎么了? 收容和監視居住大不
一樣,你不懂么?
我怎么會不懂呢? 我當時確切意識到的是:這么說,沒有違法拘留、沒有編
造、沒有無限上綱、沒有不顧事實的硬判; 這么說,今天的中國,起碼在我的
案子上,已不再因思想而定罪。我對中一國法一制建一設的進步,估計過低了。
可是就這么完了么? 我注意到捏在手上的一迭材料,那是我主動寫的:
《向一政一府一申一訴》、《要一求一公一開一審一判》、《思想片段之一: 關于集團》、《思想
片段之二: 關于目的》。
還有這些,我覺得應該交給你們我懵懵地說,在他們聽來可能完全文
不對題。 他們把那迭東西接過去,粗粗看了兩眼: 沒用了,已經到了今天這個
程度
可這確實是我要跟你們說的我很急迫地說,不知由于對眼前的一切還
有點心里不踏實,還是對那幾頁紙,總有點敝帚自珍。
它很重要
算了算了,我們留下。他們說,顯然出于不使局面僵持。
或許我在這當口上應該說幾句表態的話,他們幾位好象也在職業習慣性地等
著。我沒有。與其說是對這一套路的反感,不如說根本沒有想起來,因為還有更
重大的事占著我的心思:
還有依照《刑一事一訴一訟一法》,有一個步驟你們沒有履行。
他們已經有點不耐煩,可還是忍住了,只詢問地望著我。
依照《刑事訴訟法》,在拘留的 24 小時內,在第一次提審的時候,你們就
該問我一個問題,而你們沒有問。說到這里,我停了一下,想看他們的反應。
他們的反應是沒反應。
我只好接著說: 這問題是: 你有罪嗎?
他們笑了起來: 都這時候了,還提這個
這對我非常重要,希望你們依法履行,哪怕不記錄在案。
好,好,你有罪嗎? '
我沒有罪。我一字一頓地說,這才真的覺得輕松起來。
(七)
監視居住是一個太可以靈活掌握的措施。我依然不能回家,但已離開那
間牢房。就在北京的春天快要到來的時候,由監護人員陪同,住進了門窗俱屬平
常的秦一城一監一獄職一工宿一舍區。我可以到食一堂買自己喜歡的飯一菜,可以看各種書報,
可以在黑暗中睡眠(7),還可以用自己的錄音機聽女兒為我送來的錄音帶。我顫
抖著將格里格的《皮爾·金特》組曲放進小卡盒:黎明! 我已有半年不曾見過的黎
明,此時聽見了。我可以讀家里送來的任何一本書,還可以聽 Part Banne 念的
《馬太福音》。我甚至有了自己的筆和紙,得以為讀者寫這篇《我的入獄》。
也就在這時,專一案一組告訴我,《爭一鳴》發表了一篇寫我的文章,他們認為失
實的厲害。我沒有讀過,不能妄評。但以上說的,都是我七個半月來最真實的感
受和經歷,讀者自己可以比較。
中國共一產一黨有過不少失誤。今天,她(它)的毛病,包括一些致命的毛病也不少。
但她確實在進步。作為對政一府持批評態度的自一由一派知識分子,不應不看到這一點,
否則你就失去了最最珍貴的立場。如果你確實希望中國的事情辦好,你就不能不
象對待生物的生長點一樣,對這一進步倍加珍視,哪怕它有時還隱藏在丑一惡之中。
我認為這是一九八九年學生運動中民一主派們最該記取的教訓。如果在五月初,學
生和北京市民們能從政府對四月二十七日大游行的處置,從后來袁一木所保證的
中央不再到北一戴一河開會,不再進口高級轎車里,希望于這種進步穩穩的生長、
積累,而不是引發激烈的動蕩,就不會有以后這一系列令人痛心的事情了。
用這個觀點衡量我的入獄,也是一樣的道理。我當然不該入獄,但中國千百
十年來不該入獄而入獄的人多了。在獄中被處死、庾死或雖生猶死的又有多少?!
我的能如今天這樣入獄,遇到這樣的專案組和監獄管理,不能不看到中一共的進步。
至于與我同遭集中打擊的難一友一們,我不知道他們都是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案情
如何,但只要他們也住在秦城監獄中我的這幢牢房,他們在那里所受的待遇與我
是完全一樣的。
我將把這篇文章投給發表了我的《王一實一味》與《儲一安一平》的《明一報月刊》。
付郵前,專案組是會看的,因為我現在還沒有人身自由。但我也有我的條件,如
果他們作了更動,我就不發表了。這部文稿將由我丈夫直接寄給張健波,而張先
生是認得我的筆跡的。
我現在心情很平靜,覺得自己比任何時候都更能客觀地、心平靜氣地看待中
國的事情,也比較能把定自己在其中所處的地位——我已不是中國共一產一黨一員,用
不著再象過去那樣火燒火燎地替共一產一黨著急。我將不再干記者。他們不會要我,
我也不屑與他們為伍。但我可寫的東西很多:歷史,民間藝術,等等等等。
我想念我的親人,也想念與我相處得那么融洽的朋友——我有多久沒有見到
他們了啊!但我心中沒有太多的委曲。我甚至覺得是上蒼讓我來歷這一劫的,以
懲戒我的浮躁和不自量力。
對于有些人為什么那么恨我,我還不大想得通。包括與我同在一家報社工作、
這回專門撰寫長文,恐怕是想將我永遠釘在獄一中的鄺巖(即劉志達與陶鎧)。但
我現在已一點也不恨他們。一方面我覺得仇恨是一種狹隘、卑劣的情緒,人若為
仇恨所絆羈,只會造成破壞,卻難進于進取。再者,如若我也恨起來,不是和他
們一般了嗎?
七個半月,生命短短的一瞬,就那么過去了。像所有的平靜與不平靜地流過
的日日月月。如果非說有什么不一般,也許是的:多了一點人生感悟,多了幾個
警察朋友。
我現在正一點點恢復因半年多沒怎么說話而有點發滯的嗓子。因為我有一個
難于遏制的愿望:一旦恢復自由,我就到近日重新開放的北堂去申請參加唱詩班。
我渴望回到人們身邊。回到和諧與寧靜當中。
1990 年 3 月 1 日 初稿于秦一城一監一獄職工宿舍區
1994 年 9 月 修訂于澳洲國一立大學當一代中國研究中心
【補記】
一九九○年五月九日,我與另外 210 名難一友同期獲釋。我被宣布犯有支持
并參一與政一治一動一亂的錯一誤,公安部門已不再麻煩我,建議所在單位按紀一律對
我予以處一理 。為支持這一論點,他們列舉了四條: 曾在這個那個呼吁書上簽名
等等。這四條就事實而言都是屬實的,我在最后簽署意見時認可了這一點,但也
嚴一正一聲一明我不認為做這類事有什么錯,我依然堅持自己的見解。
出獄之后,我才知道,在這次事件中,已在春節期間獲釋的五百多名、這次
獲釋的二百多名,以及仍在羈押中的四百多名人員所受的待遇是很不相同的。
以上所說,僅是我個人的經歷與感受。此外,我雖然一再報告這篇文章已寫就,
但專案組與監一獄方面沒有一個愿意在未發表之前看它。所以,這篇文字未經任何
人審一查。我同時向境內外投稿,文責自負。
一九九○年五月十日
戴一晴《我一的一入一獄》,明一報出版社,香港,1990 年
戴一晴一回一憶一錄

2013-08-20 1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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