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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一晴一回一憶一錄 不許出? 不許進?
戴一晴一回一憶一錄 不許出? 不許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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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許出? 不許進?


戴一晴
在大陸,被扣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這類帽子的人,當局究竟是不
許他們出來還是不許他們進去呢?
這是一個非常實際的問題,但很難有誰能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包括守著國
門的出入口的那批大兵和他們的頭兒: 公安部邊防局局長。這是由于,第一,什
么叫做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沒有個確切的定義,不但《刑法》和《刑事
訴訟法》中沒有,查遍自從這個字眼兒被發明出來,到或精心或隨意地往別人頭
上瞎扣以來所有的紅頭文件,也沒有哪一條是可以時時加以援引而不出毛病的。
第二,就算對這樣的人有了一個大致的概念,但究竟把他們關在國內好,還是趕
出去好,上頭一直沒個準主意,弄得具體執行的人想義正詞嚴地說點什么,老有
幾分滑稽。
這幾年我走的地方不算少了。雖然沒有如球星影星般被圍觀,但被路人指指
劃劃,甚至上來拉手問候、撫慰之上又加鼓勵的情形是常有的。他們當中沒有幾
個人讀過我的作品,更沒幾個人確切知道我的觀念——我為此而受煎熬、受打擊、
被孤立、被嘲笑,難于與人分享,只飄飄忽忽又沉沉地屬于我個人的觀念。我被
人知道,只為我是民運人士(這真是豈有此理! ); 而政府,一會兒不讓我出,
一會兒不讓我進——雖然沒有一次有哪位指出過我的身份文件有哪怕一點問題。
我為此而名聲大噪。幸抑或不幸?
(一)
我是在 1989 年 7 月被依法收容審查的。據《刑事訴訟法》,任何公民,
如果有人舉報,公安部門即可據此收容拘留。但是,如果 24 小時還沒有拿到切
確證據,應立即放人。無奈六·四這事實在太大了,舉報人不但是我所居住的北

—99—
京市的父母官,還是我所持國籍的國家的國務委員(即陳希同),我的 24 小時變
成了 10 個月。
1990 年 5 月,我被宣布解除收容,無任何刑事處罚,發返原單位,這意
味著將由單位根據我的 錯誤,看是否給我 行政處分。
讀者在下面就會看出,警察在這里真是狡猾得很: 89 年夏天,非讓抓人①,
抓。但只依法收容。收容審查之后,沒有查到法律規定內犯罪的證據,放。在
這期間,無論報上發了怎樣的文章、扣上怎樣嚇人的政治帽子,全不關他們的事。
警方只依據舉報在調查之后說有罪沒罪,至于錯不錯,錯到什么份上,對不起,
公安政法管不到這一段,你們寫文章的自己收拾去吧。
那么,具體把我說成是動亂`記者'、是國內外反動勢力的走卒的《光
明日報》,怎么確認我的錯誤并加以處分呢?
根據勞動人事部的規定,如果一名職工的不軌足以構成行政處分,在處
分執行期間,他只能領取他原工資的 70%; 如果收容期間的工資全部發還,意
味著無處分。具體就我而言,1990 年 2 月以來,雖然還在監視居住期間,我
已經一連四個月拿到了全額工資,但牢房中的六個月一分錢也沒有拿到②。
我等著對我的宣布。
5 月 9 日,回家; 接著,回到了我的單位: 《光明日報》社。
不過 10 個月,恍如隔世。有人,比如一些借L·S之威往上鉆營了一級半級
的原同事,難免有點尷尬,尷尬之中還夾著一絲遺憾: 她怎么回來了? 想當時當
局那勁頭,原以為這人不鬧個砍頭,總該判個十年八年吧,沒料想囫圇個兒回來
了,居然背也不見駝,腿也不見拐。但非L·S鉆營輩們則歡欣鼓舞。他們告訴
我,不但不少人曾經爭著當我監視居住期間的看守③,自由之后,我只要一
踏進報社大門,立刻被他們包圍,噓寒問暖不算,還大談形勢,大放厥詞。
這實在太有礙無產階級革命秩序了! 但再塞回 Q 城已不可能; 以小偷流氓
為工作對象的保衛部——10 個月來一直是他們管我——再管下去似乎也有點說
不過去; 怎么辦呢?
我等著報社頭兒的接見。
六·四之前,我是報社唯一一名以最低的職位,卻只要高興,隨時和老總們、
部主任們開玩笑,與他們似正經又非正經地爭辯的人——當然在我坐牢的時候,

—100—
他們中的大部份已或被告發而遭裁撤,或不愿隨俗行惡而他飛。依然留在位置上
的,除為了將來的遠大目標而暫時隱忍的鍥而不舍者外,就是那些乘風之輩了。
我等著他們之中的誰,頂好是那名以他的本事最小野心最大而終于在他眼見已經
完全沒戲的時刻,終因天賜L·S而爬上了總編輯之位的張常海④,向我宣布我
的錯誤和處理意見,包括開除我的共產黨黨籍的決定⑤,然后依當時情緒,或
一言不發,看都不看他一眼; 或痛快淋漓地把他大罵一頓。無奈這些新貴就是
不肯出面,那堂皇的理由當然是為彰示我的卑微: 級別! 她一個普通記者,夠得
上副部級或者局級的領導接見么? 但那實在的理由誰都明白: 這人地位雖低,理
卻直,脾氣也大得很,誰想自找沒趣?
硬著頭皮出場的是人事部長張曉秋,他所執行的第一號決定是將我的記者證
收回——這不需要《法》與政府部門的規定,單位領導自行決定即可。不少朋友
勸我抵抗一陣。因為,誰都知道,在中國,新聞記者是黨的喉舌。攥著北京一家
全國性大報的記者證,很能到處唬一陣子。我不是不知道這局面,但厚著臉皮沾
光這類事,歷來與我做人標準不合,更何況還是沾老左的光。好,交。
不做記者了,做什么呢? 報社其實有不少可以暫時把我晾起來的以摧折我
的精神的位置: 資料室啦,工具間啦。無奈我級別雖然不高,名聲還是有一點。
不但作為作家有立得住腳的作品; 干記者,也有能力、肯下苦力、還從不爭功,
這是頂恨我的人也無法予以否認的。不知我的出獄費了他們多大的精神,總之,
張部長最后向我宣布的是: 經領導研究之后決定,你依舊屬于《光明日報》職工,
在家中休息,工資照發。
這固然很好,但警察甩給他們的那個球還沒著落: 對我的錯誤如何處置呢?
我立刻追問: 收容期間呢? 我還有六個月的工資沒有拿到。
張部長怎么會不明白我的意思,他說: 你先領 70%吧,等領導再研究之后,
該補發的一定補齊。
可以。我說。請快點研究。
你是不是考慮換個工作? 張部長接著問,顯然不是出于他個人的意思: 文
學藝術方面的,你不是更擅長么?
不,我就在《光明日報》,到了今天這個份兒上,只有這里的領導和同志
們對我最了解。我說。

—101—
(二)
我沒有休息,連一天也沒有,因為臺灣《漢聲》雜志的總編輯吳美云正在北
京,我出獄的第二天就接到她的電話,問我愿不愿作為該雜志的大陸主編為他
們工作。我考慮了一周,同意了。我沒有別的選擇,因為,境遇如我者,如果繼
續留在國內,只能干與現實政治無涉的事——發點小財,或者作作剪紙、泥塑等
民間文化調查。從此,除了偶爾不得不分分心的小煩惱,我開始沒日沒夜地干起
這件雖說不算很陌生,但也稱不上輕車熟路的活兒。我干得很專心,愛好和道義
責任之外,還有一份感激和無時無處不撞擊出的驚喜。感激上蒼在我最彷徨不定
的時候——不知別人怎樣,我在被苛待、被欺負,包括局面很險惡的時候,心緒
最鎮定; 危機消失了,心情反惶惶起來——遣下這樣一批優秀的人,以他們高
標桿判斷之下無盡的信賴——人格上與能力上——洗去我因監禁而難免在精神
深層滋長的委頓與滯惰。驚喜的是,不理會沾著銅嗅的民族虛無,不墮入《河殤》
式的叱罵、嘆息,我們努力發掘中華民族的活力所在,找尋她存活千載的生命基
因,而且找到了。更況且,L·S槍聲猶在耳,但無論走到哪兒,那些沒有官階
的人(包括相當一部分有官階的人)無不大睜著眼睛與我熱誠握手,真讓人心里踏
實。
我們編月刊,內容豐茂、印制精美。我們全國跑,時間在繁忙中過去,直到
1991 年春節。就在一個多風的傍晚,我接到我遠在美國的未曾見過面的弟妹——
我的小弟弟的新媳婦黎新的信。她說,媽媽(她那時正隨他們在美國住著)很掛念,
想見我一面。她說,在她的東問西問之下,終于為我找到了一個設在哈佛大學的、
以在職記者為對象的研究項目,并已為我領取了一份申請表,
把表填好寄來。她說。
黎新是北大學士、耶魯博士。在她的觀念里,沒什么不可以申請,也沒什么
申請不下來。我并不具備她這份自信,但還是搬著字典,好不容易湊齊了那份幾
十頁的文件: 哈佛當然是大誘惑,但主要還是為了母親。媽媽已經有了年紀,我
還能陪她幾年呢? 我當時并沒有料到,這一動念,會生出如許風波; 我本為私
事而放洋,到頭來,竟成了沒處藏沒處躲的公眾人物。那緣由,說起來后世都難
于相信,竟是政府的沒譜兒——一會兒不讓出,一會兒不讓進。


—102—
(三)
哈佛的記者研習項目是 1991 年 9 月到 1992 年 5 月。我在那年年初遞上
了申請。回音幾個月之后就得到了——我被錄取。
當時,任何一名中國公民,因公或非因公出國時,在中國方面都要過兩道
關,以示具有出去的政治資格: ①辦理護照時的單位意見; ②離境時的政審
條。
我當時還是《光明日報》職工,只有找報社當局解決這一條路。正式的報告
打上去,張部長出面傳達編委會意見: 報社不同意。
可以請教一下理由么?
沒有列入報社計劃。
什么計劃?
當然是采訪、報導和工作計劃。
既然決定我休息,報社的采訪、報導和工作與我有什么關系? 我在此期間
外出研習,又不用報社的錢,于計劃何干?
張部長只稍稍頓了一下,很快說: 報社不同意,因為沒有列入計劃。
我知道,無論我再問什么,得到的答復都只能是這一句。
這期間,哈佛曾一再發信來替我說項,并直接致信張常海,解釋這項計劃的
歷史和記者們國際交流的重要。老左張常海并不一概反對帝國主義,他的兒
子就在海外留學,自己也從不拒絕享用洋貨。他的左只在為自己和自己的親隨
謀前程、撈實惠的時候派用場。這位新任主編于是立刻回信哈佛對此表示贊同,
順勢推薦了三名他最心愛的部屬【附錄】2。
哈佛哭笑不得。
奉面與我拉鋸的仍是張曉秋,但我們二人都知道決策人并不是他; 那真正
的理由,也不是他奉命說的那些。率性吵了幾次,也就丟開了: 我致信尼曼基金
會致歉。他們復信說已決定將我的錄取延到第二年。
我又投進《漢聲民間文化》的工作,見母親,只有往后放了。

—103—
(四)
冬天到了。
又是一個多風的清晨,美國駐華大使館的一等秘書突然打來電話。
1988 年前后,當小說家包女士作為大使夫人駐北京的時候,我曾被請去喝
茶看電影; L·S以后,洛德大使卸任,再加上方 LIZHI 的一進一出很沒意思,
我雖然出了監獄,與這地方也沒再有過聯系,直到接到這個電話。
一秘在電話中問我: 還記得塞司嗎? 我們剛剛在紐約見過。
塞司是前《南華早報》駐北京記者,我的好友的男友。我說當然記得,我
很喜歡他。
一秘問能不能見一面談談塞司?
我說好。
他問今天可以嗎?
我那天已有活動,說明天吧。
他說好,明天中午,王府飯店意大利餐廳。
我說好。
王府飯店的意大利餐廳是當時北京最宰人的地方。我知道,一名素不相識
的人把我約在這兒,出錢的怕不是他本人; 所談的,當然也不僅是遠在地球那
一頭的朋友了。
第二天,我按時赴約。剛坐下,旁邊最靠近我們的一張桌子,就來了四、五
個人。從他們的年紀和到這種地方吃飯都衣著邋遢看,安全部門的外勤無疑。我
知道他們的裝備不錯,雖有一桌之隔,將這邊的每句話都清晰地錄下音來,是毫
不困難的。一等秘書也不可能不知道這一點,但我們二人依然坐下,拿起刀叉,
以正常的音量和語調交談,就象沒有那回事。
關于塞司幾分鐘就說完了。一秘轉入正題,說起數天后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
克即將來訪,有人建議在大使館開個會,把我們這些新近從牢里放出來的 `L·S'

—104—
良心犯邀去和他見面。我說這是一個很壞的主意,勸他們別采納。如果他們非
要開而且還打算請我,我拒絕。
一秘問: 你不愿開會,但愿不愿意單獨見見他們,比如貝克先生的助手史夫
特? 我說好的,這我愿意。一秘說他回去安排,然后將具體時間地點通知我。
吃完飯我就回家了。三天過去,一秘沒有來電話,這件事我差不多也已經忘
了。
一天下午,突然有人敲門。開門一看: 張部長和一名小車司機。我有點意外。
第一,出獄以來,從來都是我找報社,他們從來沒主動找過我。第二,坐小車這
種事,歷來屬于領導干部、行政干部、也包括關鍵的政工干部的特權,不是我這
種采訪記者享受得到的。我那天本該想到什么,無奈張部長開口說的話讓我太興
奮了一點,黨歷來教導的階級斗爭觀念竟忘到了九霄云外。他說的是:
你不是一直要求工作嗎? 報社決定派你到外地采訪。我現在是來接你,副
總編一會兒親自和你談。
我想都沒想就跟他們上了車,直駛大約 10 公里之外的報社,旋即見到一位
風頭頗健的新任。玄都關里桃千樹只在腦子里閃了一下,笑話還沒出口,就被
他直接帶向主題:
秦皇島玻璃總廠知道嗎? 很有名啦。報社決定派你去寫個報導。
這當然好,但是工業方面我不是很熟悉。
沒關系,沒關系。有經驗的老記者了,什么題材把握不了? 再說還有同志
跟你一起去。我外出采訪從來獨來獨往,只須地方記者接應一下。這回為什么
如此興師動眾? 這念頭也只閃了一下,立刻熱烈回應領導派遣,一心希望作好這
次采訪工作:
離開得太久了。有沒有什么文件、背景材料等等,我想先預備一下。
不必了,不必了,到了那里都能看到。今天就出發吧,已經讓他們買火車
票去了。如果沒買到票,報社從北京派車送你去。
我笑起來: 這么急啊? 那里是發水了還是著火了?
他也笑了: 你是個痛快人嘛,從來都是說走就走。怎么樣,說定了?

—105—
我是個痛快人,但還是覺得有點蹊蹺。我想到 1989 年 9 月那份查禁我的全
部作品的內部文件【附錄】3,我的名字從大陸消失,已經兩年多了。
去是可以,報導誰寫?
大家一起商量嘛。
誰執筆? 我問。我從來不給別人打下手,只要出馬,就是主將,這他知道。
你。你資格最老,由你執筆。他說,已經有點不耐煩。
怎么署名?
老戴,你從來不是這種斤斤計較的人嘛!
確實不是,但這次不能不。怎么署名?
誰執筆誰署名,行了吧? 怎么樣,今天出發? 先回去收拾一下,車子定了
就去接你。
好。我說,心里還有幾分得意,想著,我的名字出現在報紙上的時候,在
革命陣營里引起的慌亂。其實,就在這過程中,我已經注意到,一名女士在我們
談話的當兒幾度進出,煞有介事地近乎鬼祟,而且極不正常地一眼都不看我。這
本該引起我的疑惑,又因太興奮而忽略了。
副總編用他的車把我送回家。王小嘉迎上來,頗為憤憤,因為她剛剛到北大
校園書店去買書,竟進不去門。一路都是雷子。鄰居們也說,他們剛從三環路
方向回來的。我突然明白了: 怎么把這事給忘了——頭號帝國主義的使者,美國
國務卿預定明天到北京。
這么說,什么恢復我的采訪、讓我撰稿署名,全是謊話; 車接車送、周到
體貼,目標只有一個: 把我騙出首都。
且不說我之同意會見美國人全為自己的祖國; 就算你們不相信,也不情愿
中國的普通百姓過問國事,明說好了,何必行騙? 我這人什么都好商量,但是
騙正這么想著,有人敲門。我和王小嘉交換了一下目光: 來了。我什么都
沒說,踅進另一間屋子,暗示她去開門。我聽見了門響,聽見他們的寒喧,聽見
來人問:

—106—
你媽媽呢? 不是讓她在家等著嗎? 車已經在外面了。 我的女兒本是個嚴
肅的小姑娘,可這時,我聽見她說的是:
是嗎? 你們怎么這么晚才來呀? 她剛讓美國大使館接走。隨后是一片紛亂
的腳步聲和關門聲,王小嘉哈哈笑著進來:
走了,回去匯報去了。臉都嚇黃了,我還沒說你上北大找學生去了呢。我
們當時真覺得有點好玩,誰也沒有想到后面還有那么多的事在等著。
晚上,王德嘉回來了。他主張我今晚頂好不要住在家里。我住出去了,第二
天早晨回家時,家里已經坐著數位《光明日報》不知是辦公室還是保衛部的干部
(據后來王德嘉告訴我,這是早班; 昨天的晚班直到午夜才撤); 而住宅小區
的四周,已有不下三部有人坐在里邊的轎車。
這時,我已經沒有了玩笑的心緒,只想著: 這么興師動眾,干什么嘛? 美國
人難道就這么見不得? 好象憲法里并沒有這么規定嘛。
我沒有回家,拐進與我同在一棟樓的婆家。我先從那里給我的朋友掛電話,
請他來把我救出去,他說好; 又給美國使館的一秘打,想告訴他我已不能呆
在家中,以及與我聯絡的新電話,沒有人接。我于是只好將電話打到我的另一個
朋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記者蘇珊的辦公室,希望由她轉告此情。
蘇珊不在,接電話的人不能說中文。
我不知人與人透過有限的語言相互理解的限度,總之,愛米麗·麥克法考,
當時恰好到本部辦事的另一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巡回記者,居然從我那
幾個斷斷續續蹦出的英文詞,如警察、麻煩、國務卿等等中,把事情知道了
個大概。
下面有汽車的聲音,我的朋友到了。我向奶奶借了一條頭巾,裝成狼外婆的
模樣,本想跨出樓門即跨進車門,就像 89 年 7 月那次警察把我帶走的時候那樣,
無奈我的朋友沒有警察那樣好的停靠技術,就在我走過從門到車那不足 1 米的距
離時,被守候在一旁的《光明日報》官員一眼認出。他一邊像董存瑞、黃繼光那
樣以自己的身體頂住車門,一邊苦口勸我按報社指示到秦皇島玻璃廠去采訪。
我向來最尊重敬業的人,無奈這次對何為本報宗旨,和這名勇敢的同行的分
歧實在是大了一點。我和我丈夫差不多是強行將他那忠勇的半個身子從車里推
出,一邊喊著朋友,各守本份吧,一邊驅車飛駛出芙蓉里。

—107—
從后視鏡里看見,那三部車魚貫跟上。
警察終于出場了。
(五)
到哪兒? 我的朋友問,我們正沿著西三環路朝北駛。前邊就是香格里拉飯
店,不但詹姆斯·貝克一行將在那里下榻,它的大廳,是北京最國際化的地方,
這大家都知道。如果我到了那里,并且坐下來喝茶,周圍那么多人,還大多是洋
人,警察恐怕不會呼地上來把我銬走。但這么一來,以這種挾洋人以自重的姿態
出現,會使我從此失去和政府交涉的可能——我總覺得這里邊有什么誤解,我愿
意先在自己人中間解釋清楚。
到你的辦公室吧,我想打幾個電話。
我們直駛民族飯店。我的朋友沒有像平常那樣在車場停車,而是直接停在大
堂門口。我沖出車門,緊咬在后邊的警察也沖出車門。我跑進大廳,鉆進電梯,
緊跟在后邊的警察也在電梯門就要關上的那一剎那擠了進來。
隨他去吧。我想,很知道自己在這類游戲里段位不夠,直接按下了我的朋
友的辦公室確實所在的那層樓。他按了上一層。
在辦公室里,我直接撥電話到公安部,打給 89 年我的專案組的頭兒。
你現在在哪兒? 對方問。我不但報了飯店名還報了房間號。他們讓我呆在
那里別動。我又把電話撥到國務院,找到我出獄之后直接向政府吁請留在國內工
作的那名聯絡員。他似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正像往常一樣發議論,責備我不該
如此頂撞領導之類,我還沒開始解釋,四、五名大漢闖了進來。
當時房間里有好幾個人,他們堵住門,挨個兒盯著看。雖然全部著便衣,但
那陣勢,職業警察無疑。一人開口道:
這里有個叫戴一晴的吧。 我還沒有回答,他們已作出判斷,一個箭步沖過
來,按斷我正在講著的電話。
我人在這兒,是我告訴你們的; 現在正通話的,也是你們中南海。有什么
不好商量,非要如此動粗? 這幾句話還沒有說完,已經被他們一人一邊架著胳
膊,向門口拖去。

—108—
我的朋友本是生意人,此時也忍不住開口道: 你們是什么人? 憑什么在我房
里這么對我的朋友?
警察哪管這一套,硬架著往外拖。我明知抗不過他們,但也不甘心就這么被
帶走,正掙扎間,一名站在一旁沒有動手的中年人開言道: 正是老徐告訴我們你
在這里的(老徐就是 89 年我的專案組的頭兒),現在就是請你去見他。
有這么請的嗎? 就是出示了逮捕證也不至于這樣嘛。
好,好,讓她自己走。那中年人說。
大漢不再用力架,但還緊鉗住我不放。我使勁甩胳膊,喊還不放? 還不放?
放開,放開。那中年人也說。
您瞧,我們這不是怕您摔著嗎? 走在我旁邊的大漢嘻皮笑臉地說。說話間,
他們已經把我從我的朋友的辦公室押出,沿著走廊,拖到民族飯店端頭的那條服
務人員使用的樓梯,下到底層,出了旁門,在樓邊一條估計供廚房使用的巷子,
正停著兩部轎車。
我被押進其中一部,夾在兩名大漢中間。我等著他們把我押向公安部,這樣,
我在見到老徐的時候就可以說: 兩年多了,你們怎么反倒比 89 年還不如了? 但
車就是不動,坐在司機和監守位置上的大漢也一言不發。大約過了半個小時,那
中年人回來了:
到峒谷⑥去,你在那兒休息幾天。
不行,那是臺灣《漢聲》雜志的工作室,你們這么把我押去,人家以后還
工作不工作了?
沒有關系,情況我們都了解,以后你們照樣用。
那也不行,天氣太冷。
把火生起來不就行了。
煤和柴我都沒有準備。
我們有的是棒小伙子,這點事還不容易。

—109—
我一時想不出拒絕的理由,非去不可,也不能從這兒去,我沒有帶那
里的鑰匙,必須回家去取。
那不行,不能回家。他說著,轉身走了。我當時不懂這是為什么,后來才
明白,可能那時已有記者等在我家里了。
又過了大約半個鐘頭,也沒見什么新人露面,兩部車突然起動了。我正想著,
他們會把我拉到哪兒去呢,車一路南行,已經到了《光明日報》門口。我心里不
禁好笑,警察把人秘密解押到報社門口,恐怕只有小說才編得出來。然而,實際
情況是,他們并沒有把我押進去,只把車停在門邊,大漢和我都不離座。
警察的車都有暗色玻璃,沒有人注意到我們這部車。我朝窗外望去,門口不
時有人出出進進,甚至有我非常熟識的人,但我知道,如果我在此時有一點動作,
兩旁的大漢就會上來掐住我的脖子。我們等著。我知道,里面準是正在進行磋商:
當局怪《光明日報》未能順利將我騙出北京,弄得只好出動警察暫時把我控制住;
但警察此時肯定不肯將我逮捕,收容審查也不肯,只想盡快交還《光明日報》,
頂好就塞在這幢大樓里了事,但《光明日報》又不肯。他們的討價還價是如此艱
難,12 點了,還沒有明確動作。我開始向大漢進言:
你們身手不凡呀! 以你們這樣訓練有素的小伙子,擒拿我這樣一個年近半
百的女性,而且六七個對一,也算不上什么本事。現在全國走私販毒殺人越貨的
那么多,你們大顯身手的地方有的是,何必在這里浪費警力? 瞧,都到中午了,
你們飯也吃不上,真夠辛苦。你們為國,我見美國人,也是為國。得不到理解,
不希望我見,好好跟我說,我不見就是了,何必如此? 你們扣了我將近 4 個鐘
頭了,我是受憲法保護的公民,本可以告你們侵犯人身自由。如果大家把話說清
楚,現在放我回家,客人我可以不見,這四個鐘頭也可以不計較。但是,如果你
們非這么押著我,下邊可就要鬧笑話了。這責任該誰負,你們想清楚。向頭兒匯
報去吧。
大漢們仍一言不發,不過在此期間,他們也換了人,我身邊坐上了一個女民
警,一個看上去挺嫻雅的年輕姑娘。我于是告訴她我需要方便。她把這意思以眼
色告訴大漢,大漢說:
克服克服吧!
這是生理問題,沒法克服,思想覺悟再高也不行。我板著臉說。那大漢出
去轉了一圈,回來說:
真的找不到地方

—110—
我說: 我還不知道這一帶街上沒有? 《光明日報》就在眼前,每層樓都有盥
洗室
那可不行,這責任我們可負不起。
終于,在大約兩、三點鐘的時候,汽車開動了: 三部警察的車,兩部《光明
日報》的。車子駛過天安門廣場,駛過建國門,直駛上那條寬寬的、幾乎空蕩蕩
沒什么車的東郊大路。
警察以這種方式捉我,雖然可惡,但不能不承認他們的工作還是有板有眼的。
到偏僻處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我乘的那部車開向一間街邊公廁。他們把車停得如
此漂亮,使后車門簡直就貼在了公廁門上。北京的街邊公廁是沒有隔間的,那年
輕的姑娘陪我進去,并不兇惡,還有幾分尷尬。接著,我回到車內,先頭的那個
中年人再度出場:
請你到《光明日報》北戴河招待所休息兩天。
現在是什么季節? 我不需要到海邊休息,我要回家。
別這么犟,這是已經決定了的。
誰的決定? 你們是什么人? 你們有什么權力扣壓我這么多個小時?
你要是不合作,我們可就不客氣了。
不客氣怎么樣? 你不是說老徐要見我嗎? 他在哪兒? 那人連磕吧都沒有
打一下,就說:
老徐就在你們《光明日報》招待所等著你呢,你快去見他吧。
我不敢相信,坐著不動。那中年人口氣強硬起來:
你這種態度,是讓我們不得不動手了。我當然可以反問他還要怎么動手,
自己已經覺得沒意思。在那僻靜的郊區公路上,面對五部車和正執行黨所交給
的任務的十多個人,我還能作什么呢?
您就去吧,就照他們說的去吧。我身邊的姑娘輕聲說,不像是命令,倒像
是懇求,而且用的是您。

—111—
我突然感到很難過,不僅僅為自己,更為一代又一代浪費生命和精力的中國
人。我嘆了一口氣:
好吧。不過我要給我丈夫打個電話。
可以,可以,到了就打,你們招待所就有電話。那中年人爽快地說。
我被押出警車,換到《光明日報》的車里,里邊已經坐著兩男一女,男的是
保衛部的; 女的就是那天在副總編辦公室詭秘出入的忠誠小卒,顯然是我這期
間的陪同了。保衛部長走過來,要我的手包。有幸坐了回牢,保衛部長成了熟
人了:
老周,你這可是違法的呀。我把包遞給他,補了一句。老周是個厚道人,
只囁嚅著:
幫你保存,幫你保存。又對那幾個人說: 好好照顧,注意安全。
我們的車朝東駛去。我看見路邊的水果攤,提出要下去買,他們不讓。我提出由
他們幫我買,大家一起吃,他們同意了。由此我判斷我這回的定性是: 暫時與社
會絕對隔離的人民內部矛盾。
到達我熟悉的那座海濱小院時,天已經全黑了。
招待所王所長站在通道口,笑容可掬: 歡迎你們來北戴河療養!
謝謝。我板著臉說,我是被押來的。
(六)
那時已是 11 月底,北戴河海濱區一片漆黑。《光明日報》這座有上百個床
位的招待所,已季節性關閉,只選了一間朝陽的客房,生起一個火爐,權充作院
長辦公室兼值班室。
所長把這唯一一間暖和的屋子讓給我,別人都蜷縮到別的冷屋子里。要是平
時,我是會推讓的; 但在此刻,為顯得不是一名低人一等的囚犯,便當仁不讓
地接受了。
就在這時,我注意到了桌子上的那部電話機。

—112—
老徐并不在這里,這我在路上就已經料到了。但電話就在眼前,我轉向他們,
聲明立刻要用。老王先說壞了,又說不能打長途,最后見騙不了我,才說出已
奉命絕不許你使用它。說了就好,但它就在我的禁閉室里,不但男人們不可能
一秒不離地在這間屋子里守著,這電話他們自己也要用,包括請示、報告、接受
指示。這景況真夠所長為難的。好在他們并不把類似中宣部指示的對長期堅持
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要堅決揭露斗爭,絕不心慈手軟⑦當真; 我也充
分體諒他們奉命行事的無奈,盡量合作,答應得到同意之后再打,他們也就完
全相信我所作的許諾。有時候北京的電話來了,屋子里只有我一個人。我往往先
接了,說聲我是戴一晴,把對方嚇一跳之后,再叫他們來接。還有的時候,王所
長當著我的面匯報我的情況,我還不停地幫他糾正細節錯誤。他每餐飯都陪我一
道用,聲稱提出什么要求,都盡量滿足,只要不打電話、不走出他的院子。
第一天,他給我抱來一大疊爛雜志和爛錄影帶,兇殺、打斗,烏煙瘴氣。這
是我看的東西嗎? 我向他要書,頂好是英文書,這樣才看得慢。他先給我拿來一
本介紹北戴河的旅游手冊,這只夠將我穩住半小時。他只好到處打電話求助,一
個接一個,最后臉上終于漾起笑容,旋即跑了出去。半小時之后,一陣風似的跑
了回來,手了抱了一本真正的硬皮大書: 英文原版《世界的鳥類》——足夠我鉆
研幾個月。
第二天,我提出要換內衣褲,堅決表示不能克服,并指出北戴河鎮上就有
百貨公司,押我來的那天已經看見了,他們可以押著我到那里去買。院長和保衛
官員對看了一眼,又出去商量了一會兒,回來委婉地告訴我不可以出去,非要
買,只能由他們代辦。我提出代辦我就不付錢。他們權衡了一下,也同意了。我
于是第一次加入貪官污吏的行列,用公款給自己買名牌貨。
第三天,按照日程,詹姆斯·貝克該離開北京了,我從他們的通話里也知道
了明天就讓我回家。大家都松了一口氣,所長與我聊起了家常,把我歸作他們老
王家的人,我們甚至籌劃將來怎么到他的老家作民俗采訪。但第四天,不知為
什么,又說可能還要在這里多留幾天。我質問緣由,沒有。我再次提出和王德
嘉通電話,不行。那是 1991 年 11 月 19 日上午。我說:
現在是 10 點,你們拘禁我已經整整三天。我堅決要求你們履行三天前的允
諾,讓我與我的家人通話。如果 8 小時之內得不到答復,我將開始絕食。
這天氣氛有點緊張,所長和保衛已不再使用我的禁閉室里的電話,而是開
車跑到鎮上去打。
依舊沒有答復。

—113—
時間一點點過去,最后一抹晚霞,就要從窗邊退去,我平生第一次使用的絕
食,就要開始了。我不知道后面的幾天會怎么過,盤算著他們把鼻飼管從北京調
來需要的時間。
突然,門開了,院長端著一個托盤進來。我望了一眼手腕: 五點半,并不是
我們平日的晚餐時間。
開飯了,開飯了! 他說,臉上堆著笑。我楞住了:
你這是你們
吃點,吃點。你看,8 小時還沒到嘛! 他說,開始一一擺到桌上。這回,不
是平日我們兩人一起吃的那類便飯,是一桌遠為豐盛的大餐,而且全是我平常聊
天中無意露出來的我最喜歡的菜肴。
我不是有意對你們我說,
知道,知道,我們不也是奉命行事嘛。
我拿起筷子,望著一碟碟整齊清爽的小菜,夾起又放下。
瞧你,瞧你,以后的日子還長著呢。你離家這么遠,身體保住比什么都要
緊。老王說,語氣中沒有埋怨,只有關切。我本想說句打趣的話,眼淚噼啪落
個不住,哽噎著吃不進去——不為我自己,只為這些善良的人,為他們在不得不
執行荒謬的決定時,所表現出的同情心。
第二天早晨,又是一桌足夠 6 個人用的早飯,我沒有碰。11 點,保衛官員
高興地跑進來:
好了好了,給家里打電話吧。其實你根本不必打了,下午就坐火車回北京。
氣氛一下子輕松起來,我們幾個人一起吃了個大午餐,還喝了啤酒。
到北京已是晚上九點。報社的另外兩名保衛官員在車站接我,一見面就把手
包還給了我。
仔細搜查過啦? 沒發現交給帝國主義的導彈發射基地分布圖? 我問。
瞧您真會拿我們開心。他們笑著說。

—114—
北京這兩天怎么樣? 我們家呢,還有人看著嗎?
這不就到了嗎,你自己回去看看就知道了。確實一下子就到了。跨出車門
前,我像平常一樣,請他們進去喝杯茶。
不了,不了,還有事。下次吧。他們說,嗖地鉆進車門,刷地一下就開跑
了。
我跑上樓,高興地用少先隊鼓點敲門。王德嘉把門打開,家里的燈,從走廊
到臥室,全部大開。我一下子明白了剛才那兩位為什么溜得那么快——在我家不
足 20 平方米的廳里,站著、坐著、躺著起碼 15 名各報記者。我還沒弄明白怎
么回事,他們已經把話筒捅到我面前:
戴女士,什么人把你帶走的?
他們為什么要帶你走?
你到底要和詹姆斯·貝克先生說什么?
(七)
帶我走的是便衣警察。我不懂他們為什么要這么做。我想和詹姆斯·貝克
先生說的是,請給中國人時間,支持鄧小平的改革。接著我又講了一個風和太
陽比本事,看誰能把一個旅人的外衣脫下來的寓言,意思不外用風那種猛吹的
辦法對待中國的改革,只有勢得其反; 還是太陽融融地曬比較好。我想我的這
番講話一定令在場的同行很失望。因為,后來我知道,沒有他們在剛剛過去的三
天里緊盯住詹姆斯·貝克問我的下落⑧,中國當局可能不會這么快就放我回家。
他們救出了我,除了一般意義上的道義而外,或許本期望采訪到一個聲淚俱下的
控訴,沒想到這名受迫害者還要為加害于她的強權說項。我自己就是當記者的,
這局面怎么會不明白? 但第一,我和我的前輩文人,為保持言論獨立所遭受的磨
難實在太多了一點。這五天的拘禁,對一名外部世界的公民而言,不啻基本權利
的大傷害,就算從索賠的角度,也可以與濫用職權的部門大鬧一場。但對共產黨
治下的中國人,沒殺沒打,好吃好喝地供著,到時候也放回來了,心中已覺大不
一般。第二,北京警察對我,雖然沒有像他們的洛杉機同行對金、或如戒嚴部隊
L·S之后對北京市民那樣拳腳交加,心理傷害不可能沒有。但我深知他們改到
今天這個份兒上已屬不易; 而且,他們的整體變化,只取決改革的大局。所以,
我選擇把個人的委屈暫時放一放⑨,先從大處說。當然也有人將其溢美為棋高

—115—
一著: 此時越是不怒不怨,寬柔大度,才越顯得對方蠻橫無理。其實我沒有那
么老到,我只憑直覺這么做。
記者們當時也告訴了我一條與我的這次落難有些關聯的新聞: 中美人權談
判,達成了一個結果: 任何中國公民,只要沒有刑事案在身,都有通過正常手續
出國的權利。具體到我,《光明日報》的單位不同意你去,就立不住了。
果然,可能就在第二、三天,報社就把我叫去。這回出面的已降為張部長的
部下:
你不是要到哈佛去嗎? 可以辦手續了。
怎么又可以了? 調整計劃,把我列入了?
情況你也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正要問你們,把我關在北戴河怎么回事?
這別問我們
問誰? 你們找我來不是代表報社當局嗎?
我們就管具體交辦的事,你有什么問題找頭兒去。
頭兒在哪? 讓他自己跟我談。
你自己找去,我們不管。
我于是走到報社領導人辦公室所在的那層樓,似乎是,他們都約齊了那天不
是這個有會就是那個有外事活動。我不信,站在走廊里喊:
張常海,出來! ×××(10),出來! 你們犯法了,知不知道? 你們憑什么關我?
拿出依據來! 拿出證據來! 你們以為捻死一個人還像以前那么容易嗎? 你們以
為當個芝麻大的官就可以為非作歹嗎?
我注意到,通向走廊的幾個門都悄悄地開了一個小縫,但沒有一個人出來。
除了我的罵聲,也沒有一個人搭話。我盡情地大嚷了一通,好像連坐牢時候瘀下
的氣,都嚷出來了。
接下來是張部長出馬,催我辦手續。那時已是 12 月,哈佛的項目已經過了
一半,而且對方已經同意將我的資格延到下一年。我答說這次去不成了,以后

—116—
再說吧。他不放棄,好言好語地勸,顯然是奉上頭之命,盡快了結我這段公案。
我這人一怕說軟話,二怕磨,加上我周圍的人都勸我:有什么是非黑白好爭? 趕
快離開比什么都強。我同意了。
待到正式辦的時候,我才明白報社方這次為何如此主動。原來根據他們的土
政策,每一個不是由官方正式派出的人,要想出國,哪怕就出去考查兩個禮拜,
都須自己簽字畫押辭去公職。
1980 年代以來,辭去公職的人并不在少數。大多數人下海從商,也有少數
優秀者從事實業。我沒有這個興趣,也沒有這個本事,我只能當記者,也只想當
記者。在共產黨不開放出版自由的今天,我唯一的選擇是留在我本來掙扎著能活、
弄好了也能出點東西、更不要說還曾為我掙來聲譽的原來的位置。更況且,我為
公家工作到那時已歷 30 年。在這 30 年間,大陸的薪給原則是,醫療住房退休
國家包干,個人月入僅夠糊口而已。辭去公職,意味著與國家脫離干系。而在過
去的月入根本沒有可能有所積蓄的情況下,一下子失掉了公家本應供給的一切,
其實意味著認可了 30 年的隱形剝削。
但事已至此。
我把報告交給他,其中書明,鑒于本報的土政策,我不得不為正常的暫時
的業務進修活動辭職,但僅辭這九個月,活動一結束,我就返回。
張部長說: 你瞧你,何苦寫這么多呢?
我說: 對你們好象不得不如此吧。我當時以為,他們的批示,必在這張報
告上進行。批準辭職,同時也意味著批準 9 個月之后的回歸原位。他們批了。然
后,一切程序加速進行,包括被幾乎所有辦理過私人護照的人稱作閻王殿的北
京市公安局護照處。用他們的話說: 辦照,沒有不脫幾層皮的。而這回,我錯
在他們的休息日趕去的時候,還被迎進內室,得享好言嘉勉(見《我的同胞的臨
別贈言》)。
接著,美國大使館政務一秘再度與我聯絡,通知我將在他們的協助下獲得
簽證:
這是我們介入的第二個案子。第一個是說到這里,他笑起來,笑得
幾分頑皮,似與他沉重的使命不大相稱。
第一個是? 我追問。

—117—
Princeton's wives.(11)他說。我本來最喜歡湊趣大笑,這回雖然也笑了,
但只是搭訕地笑了一下:美國剛剛播過一個電視劇《Hollywood's Husbands》,
中國流亡精英之妻以這樣的形象被打趣,哪怕很輕很輕,哪怕一點不懷惡意,也
不是很好玩。
接著是在美國的準英雄式的接待。
我的心情很復雜,也很難過。我感激美國人的善意,更欣賞他們直率、熱誠、
見義勇為的性格。但這些,實際上不可能不與兩大國的政治斗法纏在一起。我本
視心靈自由高于一切,但落到這個份上,不但成了其間一個小小的籌碼; 處在
對立面的,又是生我、養我,我也立志為它奉獻才力的祖國。
幾乎所有的人——包括我的親人們——都以為我出來得這么辛苦,定會千方
百計在這塊慷慨、富饒的土地上留下,在沒有政治威脅的環境里,拼打自己的前
程。甚至已經有兩位好心的律師提出免費為我辦理一應手續。
我沒有。我不能。我不是不羨慕那里的水、空氣、樹木,那里的電話與公路,
汽車和房子,還有書籍和報紙。我以我余下的生命,在中國就算一天工作 16 小
時,也得不到我只需開口請求政治避難,就能獲得的一切。
美國變成這樣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担起人道與正義也不是什么說著玩兒的
事,背后有著千百萬與你完全不相干的人的辛勤勞作。你為這塊土地做了什么,
使你在享用的時候不覺心虛? 慷慨大度不是老實可欺,接受善意不是占了便宜就
完了,它意味此后的責任。
我揣度自己的處境,覺得還沒有到不避一下,就會面臨危難的地步。也不
能為了想過舒服日子而褻瀆世間已經越來越難得的不求回報的善意。更況且,我
拿的是 J-1 簽證,尼曼研習計劃的宗旨是習畢回原機構服務,我必須言而有信。
1992 年 5 月,哈佛大學放長達兩個月的暑假,我決定轉道歐洲回家(12)。
(八)
在布拉格,接到家里電話,警察通知他們,要他們告訴我,5 月底別回來,
同時擲下的還有:
等明年學完了再說,那時候也好見面。

—118—
我躊躇良久。我不認為作出這一安排的人是出于對我個人的惡意,但我實在
想不出不許我回北京的道理所在——包括對國家甚至對執政的共產黨的好處,以
及這一決定得以實施的法律依據。當然,若按中國特色,將它理解為誰都不明
白、甚至不同意、但誰都不敢忤逆的上邊的意思,倒也順理成章,只是這個時
代早該過去了。但怎么過去,怎么讓這個一個人頤指氣使,大家都遭難的時代結
束,一紙命令就完事當然好,但如果沒有這么簡捷痛快,頂好大家都在自己的位
置上努力,讓上邊明白,他不是完人,更不是神,他的意志未必就是真理,讓
他通過一件一件具體的事情,學會聽不同意見,學會隨時克制并修正自己。這道
理實在太簡單了,我越想越真,真到覺得祖國的同志們要是傻到不這么想,簡直
豈有此理了。
我把按原計劃的決定告訴家里,登上由法蘭克福經曼谷香港赴北京的飛
機。
按預訂旅程,我應在香港機場停留大約三小時,然后搭乘中國民航飛北京。
從泰國飛過來,我徑直走向中國民航柜臺,辦登機手續。臺上的人看了一眼我的
護照和機票,即踅進里邊。數分鐘后,一名很體面地高級職員走了出來,胸前佩
有怡和洋行的標志:
你不能登機。
能請教為什么嗎?
我們得到通知不允許你登機。
哪里的通知?
中國民航,我們是它的香港代理。
那你們打算把我怎么辦呢?
乘原日航回去。
回到哪兒?
曼谷。
我沒有泰國簽證。
再回到法蘭克福。

—119—
德國的簽證已經過期。
回紐約。
美國簽證也已經過期了。
不會吧,你不是還要在美國耽半年嗎?
那要等我回北京再簽證之后。(13)
再簽證的文件你帶在身上了嗎?
這人真是門兒清得很。我本來可以說沒有帶,但當時不知怎么竟忘記世上還
有可以撒撒謊這種事,就把邀請信等等老老實實交給他了。待他拿著我所有的文
件證件,說著我們設法和美國領館聯絡一下,并且走掉之后,我才后悔起來。
我趕緊撲向電話亭,也掛向美國領館。那天是周末,沒有人聽,但錄音機在工作。
我對它說了我的情況,請求不要在這里給我簽證。麻煩是中國政府造成的,讓
它自己解決,這對它有好處。我掛上電話,心想,那邊的辦事員恐怕得多聽兩
遍才能弄明白。因為這種請求,對美國各處的領館說來,恐怕不是很多。
我不知道香港當局那時正如何緊張地運作,我這里倒是清閑得很。想起一欄
之隔的香港朋友,本應打些電話報不平安,無奈私人電話本打在托運行李里了,
只好通過問訊臺給傳媒界朋友打。他們當然充滿義憤,有的買了根本不打算飛的
機票進來看我; 周到的陸大哥還給我送來在機場的長凳上過夜的被子。
不知怎么,事情出現了轉機。在我并沒有申請的情況下,香港當局破例給了
我 7 天滯留,容我在這里向我的祖國交涉。我對香港的政治運作不熟悉,不知各
派勢力在其中起了怎樣的作用,但對朋友們的幫助確是十分感激的。有點感到為
難的是,這感激不可能也不應一時間化作某種理念的變更,于是,就某些方面而
言,我辜負了一些推動民主運動的朋友的期望。我為此挨罵,不打算解釋,心里
也沒有太委屈。但我只能如此,否則也就不是我了。
那些日子,我和龔小夏(14)擠住在薛曉光家,天天給中國大使館——也就是
新華社——掛電話。我們一會兒說國語、一會兒說廣東話、一會兒說英文,但
總機絕不受騙,沒有一次給我接到哪個頭頭腦腦的分機上。時間一天天過去,就
在我快要堅持不住,已經開始盤算下一步怎么辦的時候,徐駟民先生(15)那邊有
了消息。我的所在國的總理李鵬對老先生的詢問做出了回答: 民航出了些技術錯
誤,一俟有位子,她就可以回來了。

—120—
此前希圖蒙混過關,我已經又忍痛買了一張民航的票,原來的那張已不抱希
望。沒想到作為統一處置的一環,該航駐香港頭頭親自到機場,親切地將因自
己出了錯兒而使我蒙受的損失陪給我,真讓我喜出望外,也對基層中共黨員為
領導承担過失的忍辱精神有了更進一步的認識。
接下去的就是北京機場的那場大混亂。正像我 6 個月前出來的時候一樣,我
的箱子又一一被打開。也像上次一樣,那奉命而行的搜查并不認真。穿著海關制
服的安全官員顯然并不認為我會蠢到自己挾帶違禁物——就算我想帶的話。
候機廳里擁著大批記者,我的手指尖剛碰到王德嘉的胳膊,就有四個人擠過
來把我們環住,擋住其他人,直朝外邊擁。記者被擋在外邊,想拍張照片或問個
問題幾乎已無可能。其實,此次的歷險,我該說的話在香港早說光了。我只是非
常同情我的同行,不忍見他們等了那么久空手而返。我對那幾個擁著我們夫妻往
外走的人說:
停停,停停,你們什么人? 我到自己國家了還沒有站一會兒的自由嗎?
他們說: 話可不能這么說,我們這是保護您哪!
我說: 我用不著保護,你們是什么人?
他們說: 機場的,我們是機場的工作人員。
王德嘉說: 對了,你們制服上身是換了,看看褲子,怎么多了一條紅線? (警
察制服褲外側有紅線)。
他們把我們塞進王德嘉借來的一部車,催著開走。當然,在后邊緊咬著我們
的,還有兩部。我們駛進市中心,直駛北京飯店,因為與我同機到達也遭搜查后
來卻被沖散了的薛曉光將在這里下榻。我看見有便衣緊張地從后邊那兩部車里跳
出來,指手劃腳一陣,又隱蔽到不知哪里去了。其中有一位年紀已經不輕了,
不停地摘下草帽揮汗。我心里突然涌上一陣憐憫。如果他們知道我們之所以要到
這里等薛曉光,不過為從她的箱子里取出我送給女兒的大司奴比,不知會作何感
想。
到了家之后,戶籍警已等在那里了。想想剛才那一陣大熱鬧,只覺得哭笑不
得。作為納稅人,我是很珍惜我國的警力的。鑒于我實在沒什么需要瞞著公安和
安全部門的,而又無法讓他們對此確信而放松,只好自己搭上功夫,在以后的十

—121—
多次出出進進中,不厭其煩地與他們主動配合,詳細告知歸期、離期和航班(見[附
5]),并且一再提出,若須翻箱子,干脆在我打行李的時候在旁邊看著; 如果真
有興趣跟我,提前說一聲,我也不再費錢租車了,干脆坐警察的車,大家省事。
(九)
自 1991 年我第一次申請出國,至今已兩年多。這兩年多來,我出入國門已
達十三次。雖說都在黨的統一領導和號令之下,各處的情況,差異頗大。一般說
來,上海最放松,出來進去好幾次,從沒有理過我。廣東比較緊張: 93 年初進深
圳(第四次),在我一再聲稱有東西要申報的情況下,就是不讓我走紅色通道,
這邊,這邊,一位身著海關制服的人指著綠色通道口對我說。
可是我有照相機、錄音機,還有筆記本電腦
這邊,這邊,走這邊。他說。
我箱子里有海洛英,一公斤哪!
別開玩笑了,走這邊。——在入關者作了如此聲稱之后,還非讓走綠色通
道,恐怕也是全世界沒有的。
同為廣東的白云機場就不同了。1994 夏天年我從他們那里出境,這已是第
11 次,邊防的大兵兇悍依舊,從下飛機就被扣在他們的臺子前,直扣到廣州的
客人都已經登機,全飛機就等我一個,才放我出境。我聽見他們口中嘟囔的是:
名單也不早打過來。
即使國內旅行,比如我 1993 年從海口飛北京的時候,也曾被扣下來。但海
口港官員業務素養,比起白云港來,要高多了。見到我的名字,他們當然也不敢
輕易放行,也須打電話、查電腦。但他們把你請進休息室,開一瓶礦泉水,找一
個最善辭令的和你聊天,那邊的工作也做完了。
初到北京的人,往往弄不明白,不少汽車后邊貼張紙,上邊歪歪扭扭寫上兩
個大字: 磨合,是什么意思(16)。

—122—
出獄以后,由于失去了幾乎所有社會身份,只剩下公民一項,所以兩年半
來,可與之磨合的,只有警察了。與警察磨合,應該說一點都不好玩。但不
得不磨合的結果,使我終于大致如我本該享有的那樣: 只要證件齊備,得以出
入國門。
到了 1994 年 5 月底,就在那嚇人的、被政民(政府與民運)兩造都煽得神乎
其神的l·s五周年前夕,正碰上我在紐約的研究結束。結束就得回國,居然也得
以正常入境回家了。
門是進來了,但這并不意味與磨合從此分道揚鏢,對此我不能不有充分的
思想準備。所以,也就是第二天吧,當我看見警察把一部破伏爾加拖到我的單元
門口開始蹲坑的時候,既不吃驚,也沒生氣。我出出進進都跟那些百無聊賴地
臥在破車里的年輕人招手、說Hi,包括請他們吃冰棍,和他們一起耐著性子等
訊號解除,還和他們一起議論何不把L·S定為警察節; 而當他們在此期間忍
不住想回家過周末,或者想看世界杯足球賽的時候,已不再對他們的頭兒而是對
我說:
您要是不出門,我就去了。這是我的 BP 機號,有事呼我。
對于被扣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代表人物這類帽子的人,當局究竟打算再拿
出什么新招兒呢?
1994 年 11 月 堪培拉
注釋:
① 我想,在不久的將來,一定會有確實的材料披露于世,讓人們了解六·四
鎮壓之后大逮捕的決定過程。比如說,蘇曉康、李洪林還有我這樣的人怎
么被列入通緝名單。
② 也沒有讓我為我的坐牢交納伙食費(¥75.00/月),這真是很優待,因為有
的死刑犯人連槍子兒費都得自己出。
③ 按規定,我 1990 年 2 月到 5 月的監視居住可在任何地方執行,包括自
己家中。無奈警察嫌我的聯絡太廣,覺得家中不妥; 我曾提出將電話暫時拆除,

—123—
只讓我呆在我的書房就行。警察沒有同意,因為這不符合法律對監視居住的規
定。他們決定將人交原單位; 報社不好推卻,但看守這事怎么辦呢? 組織信任
的人不肯担此重任,那些居心叵測而踴躍應征的人,報社又不敢任她們胡來。無
奈,只好重金聘任北京市第一監獄最富經驗的退休看守到秦一城的職工宿舍區執
行。這錢花得真夠冤的。
④ 此即六·四之后,文教界新攀附入圍者中最活躍、為北京文人圈呼為兩
山一海者之海。那二山為《人民日報》的山和的山。
⑤ 我在六·四當天宣布退出共產黨,并在緊接著的一周內,完成全部組織
手續。
【附錄】1 據我的同事告訴我,在我坐牢期間,報社又在全體黨員大會上正
式宣布開除我出黨。共產黨自己的《黨章》本規定每個黨員都有退黨的自由; 如
果被組織開除的,這一決定也應向本人宣布。按規定,《光明日報》黨組并沒有
開除黨員黨籍的權利。1989 年凡宣布退黨的都按開除處理這一可稱作自摑的
決定,大概是中組部做出的。
我一直等著這一時刻,等著什么人在此之后把我找去宣布這一開除的時候,
煞有介事地問: 誰? 你們開除的誰? 當他們答曰戴一晴的時候,我將不解地問:
這人早已不是了呀。然后將那張寶貴的支部接受我退黨要求的紙頭出示,再問
難道共產黨可以開除一個不是黨員的人么? 可惜一直沒有人依黨章的規定給
我這個快樂。
⑥ 西郊的一個小村名,我經管著那里一所鄉下房子。
⑦ 見《中發〔1989〕7 號 中共中央關于加強思想、宣傳工作的通知》
⑧ 從后來事情的進展知道,美國大使館并不希望為一個中國平民和政府鬧
僵,所以,當《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記者愛米麗·麥克發考接到我的告急電
話,意欲將我的情況告訴大使館的時候,反應是極為冷淡的。11 月 18 日詹姆斯·貝
克在北京香格里拉飯店開記者招待會,愛米麗沒有入場的特許。她在場外將我失
蹤的事告訴了幾乎每一個記者,這樣,國務卿無論叫到誰,都不得不回答這個問
題,并按照許諾向中國追問。
⑨ 這暫時放一放還有一重意思: 過些日子,在中國內部處置。大約兩周之
后,我即著手找律師,就 1989 年《光明日報》曠巖文章的名譽損害和這次的
無理拘禁進行民事和行政訴訟。第一個案子,律師接受了,但我的國內代理人王

—124—
德嘉不同意我打; 后一個,沒有律師愿意承辦。他們給出的理由是: 你又不是
不知道。
(10) 我已忘記當時點的那些頭頭腦腦的名字。
(11) 指六·四后留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一批中國學界精英。他們考慮(或
實際上已經實施)到美國國會作證,就中國政府不人道地不放他們的配偶出境團
聚一事,作為美國是否延長中國最惠國待遇的依據之一。想來由于美國政府出面
斡旋,此案終于在 1991 年夏秋,亦即他們出逃后的兩年,獲圓滿解決。此情已
有一部香港電視實錄片《鏗鏘集》予以報導,包括了柴玲的貴婦犬和白什么(據
說是哪個宣言的起草人)的跑車。我們在北京很快就看到了這部片子,一致以為
是中國當局制作出以敗壞民運聲譽的。
(12) 這是由于那年 5 月,要到布拉格去領一個自由金筆獎。見《我的四
個父親》一書中〈我怎么成了金筆獎得主〉; 及《失敗者的勝利》中〈獲獎詞〉。
(13) 哈佛依舊同意我參加 9 個月尼曼研習計劃,不過變成了 1991 年度的
后半期和 1992 年度的前半期。我的第一份 IAP-66 只到那年 5 月,1992 年度的
要用第二份 IAP-66。
(14) 當時是哈佛大學社會學博士生,得到一筆基金回中國作文化大革命
中知識份子行為調查。她在廣州入境時被強行遣回,不告知理由。想來我們都
同屬于一個名單。
(15) 香港《鏡報》主編,全國政協常委,香港
(16) 磨合是剛剛大修過的車,機件之間還不大融洽,從而操作可能也不
是那么得心應手,張示在后邊,引起別的車的注意。
[附] 我的同胞的臨別贈言
要走了,家中電話鈴聲不斷,親朋故舊都有話要囑咐。
最為嚴正的是現已身居要職的老相識:
你當然可以有你的見解,可是別忘了,這塊土地生你養你,你還是這個國家的
公民,不要說有損國家和民族的話,不要作有損國家和民族的事,不要不
要。

—125—
一直無緣任要職,但是吃公家飯已經有年頭的人,臨別贈言也頗具大義:
我們對你還是很了解的。無論碰到什么事情,都要牢牢記住,祖國的利益
高于一切。
藝術家用語言簡意賅:好樣的! 神氣十足地走,意氣風發地回來,好好念書,
大夥兒給你祝福。
曾當過我的老師,覺得一輩子也卸不下這份教喻責任的一位憂心忡忡:唉!
時間太短,這回我就不多說了。你的事,老同學都知道了,當然是不理解的多,
說你太出風頭,落到今天這個結局真是活該;說你太傻,硬拿著雞蛋往石頭上碰。
唉,算啦,既然到了這一步,別理他們,咱們干出個樣兒來給他們看!可我還得
囑咐你兩句,到了那邊,別在逞著自個兒的脾氣,使館領館,該拜望就得去;過
年過節,別忘了參加演節目。
被貼上了資產階級自由化標簽的倒霉蛋們比較憤憤:非得走? 非得去念那
幾天洋書? 在國內干有什么不好? 都走了這邊怎么辦?
也被貼上了標簽,但比前者多了點老莊風范的就瀟灑多了:哈哈,我就等
著你這個電話呢。不必說不必說,都知道了,美國知音評書連載。嘿,我說,別
忘了我們,特別不能忘了我,可得回來啊,回來啊!
對于這次赴美,本應夏天就去卻一直到冬天才放行,《光明日報》一位了解
內情的人說: 怎么著,還是人家美國大老板橫吧!就有這么一幫傻帽,放著正
道不走自找沒臉。
但也有別的解釋。一位與我相識 20 多年平日疏于問訊的老友,忽然不斷打
電話來,說有重要的事,必須當面問我。他來了,一臉鄭重:我是非來不可呀!
有人說有人說這人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他的消息來源特別可靠。他

 

2013-08-20 1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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