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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準日記 送 別 —— 在顧準身邊的最后一個月
顧準日記 送 別 —— 在顧準身邊的最后一個月
陳敏之      阅读简体中文版

送 別
—— 在顧準身邊的最后一個月
陳敏之
五哥病逝至今已經兩個多月了。
我再也沒有那一個像我的五哥那樣,可以向他盡情傾訴,可以和他進行無拘無束的討論,可以向他請教的人了。兩個多月來,每當我想到什么,想按照往日的習慣給五哥寫信、向之傾訴,而感覺到他已經不在這個人世間時,我難以忍受地感到苦惱,感到寂寞。
現在,我寫下這些,在九泉下的五哥是不是會知道他的弟弟還在懷念著他,因而精神上得到某種安慰?
我寫這些,為了悼念我的五哥,也是為了自己覓取某種慰藉。
醫院一月
1974年11月2日(星期六)下午一時許,午飯還沒有吃畢,郵遞員送來了給我的電報。電報是五哥發來的,說已住院,要我馬上去京。看了電報,我預感到情況不好,心中極為不安。
這時距我9月30日離開北京,不過短短一個月。9月30日,國慶前夕。這天北京陰雨,五哥親自送我上車廂,當時看他精神很好,看不出一點有病的樣子,有一點感冒,總以為不久就會痊愈的。離開北京以后,我去銀川、蘭州、西安轉了一圈,10月16日才回到上海。途中我雖然仍寫信給他,但因為我在旅途中,他無法給我復信,因此一直到回到上海以后,我們的通信才恢復。
10月29日,收到他10月26日的來信,告訴我:自9月底以來咯血不停(事實上,9月30日我離開北京時,已發現咯血,因為怕引起我不安,瞞著我),并重新發現有低燒,覺得精神疲憊。準備采取過去五嫂對他說的“倒下來再說” 的方針。所里同志看他支撐不住,已寫信給重之(五哥的小兒子),要他回來照顧,不知道會不會回來。軍宣隊這次主動提出要他來上海我這里,但他不愿意來。我立即回了一封復信。表示我堅決不同意“倒下來再說”。并且告訴他:如果重之能回來最好,由重之陪同來上海。如果重之不來,則我準備親自去京陪他來上海,我同時又給三妹去了一信(五哥來信附去),除了告訴他五哥病情不好外,要她支持重之回來。
11月2日晚上,櫻初好不容易給我買到了翌日去京的車票,而且很幸運地買到了一張臥鋪。我心里自然是極度焦慮不安的。不過,我還是滿懷希望,一俟五哥病情稍有好轉,和他一起到上海來繼續治療和休養。
4日下午,我見到五哥,才知道2日他給我發出電報之前,所里軍宣隊負責同志曾給三妹打過兩次電話。第一次通知三妹:五哥已住院,要她去看看,答復是“要研究研究”。第二次又去電話,答復是:“和五哥已十余年無來往”。軍宣隊要她通知五哥的子女,答復是:“我不知道,你們可以自己去打聽。”又說:“上海他有一個弟弟,他愿意照顧,你們可以和他聯系。”
三妹在收到我給她的信后,于11月2日曾給了我一個復信。信極簡單,寥寥數語:“老五信寄回,沒有意見。小弟(即重之)未來京。接到電話,說老五病住院,經濟所約已告你。”從這信看來,三妹的態度和五哥告訴我的,可以證實是一致的。
我就是這樣再次去京的。
由經濟所老張同志(恕我忘了他的名字)陪同我各自騎一輛自行車匆匆趕到醫院急診觀察室見到五哥時,我們都非常激動,彼此都強忍著噙著的淚和哽咽的聲音,不愿增加哀凄的氣氛。他親切地和我握過手后,對我說:想不到你來得這么快。他告訴我,本來不想要我來京的,這次要我再次去京,在五哥是出于萬不得已,而且他可能已預感到這次病情的嚴重,和往常不同。就在這第一次見面,他對我說:這次從前門進來,要從后門(意指太平間)出去了。隨后,他又從襯衣口袋中掏出一個銀行存折和積存的糧票交給了我。現在回想起來,他對身后的一些事情似乎早有準備。他說話和動作雖然是平靜的,但事實上對自己的病似乎已清楚地意識到是無望的。不過,他還是對我說:“希望能早一點住進病房。”這不僅出于護理和治療方面的方便,這時他對自己的疾病顯然還抱有希望,爭取能早日治愈,恢復工作能力。幾十年來,對于一個平常人來說難以忍受顛簸、坎坷、打擊,沒有使他折服,疾病當然不可能輕易使他屈膝,更何況他熱愛生活,熱愛偉大的祖國,在他生命的余年還要繼續他已經進行了二十余年的對未來的探索。生命對于他是重要的,他決不會輕易放棄。
經濟所的同志告訴我:從10月初他就開始咯血。也曾經去就醫治療,但咯血終未能止住。10月16日起,終于支撐不住而臥倒在床(查他的日記,至10月15日日記的寫作中止)。又拖延了半個月,一直到11月2日。經濟所的領導看他實在不能再拖,才送醫院。這時,每天咯血大半痰缸(200—300CC),身體的虧損是可以想象的。因為1973年8月他也曾咯血,醫生診斷是支氣管擴張,因此,這時我雖然見咯血不止而焦急,但還以為是舊病復發,不疑有他,仍然滿懷希望,以為只要咯血能止住,就能逐漸痊愈,并以此勸慰他,我還對五哥說:我保證你從前門出去。
在急診觀察室的幾天,為了止住他的大量咯血。醫院大夫用了各種止血藥物,而且劑量很大,然而仍然無效。11月7日上午,遷入了病房,五哥和我都為之很高興,因為這就可以作進一步的檢查和治療。
但是住進病房以后,并沒有帶來福音。11月11日,主管大夫賀仁通知我,經過化驗,痰中發現癌細胞。同時,根據X攝片,確認為肺癌。乍聽之下,我震驚得發呆了。接著一陣悲痛,哽咽住了。我知道,這是無望的絕癥,生命對于五哥已經不過是時間問題,病魔終將從我手中奪走他,我怎么能抑制得住自己的悲痛!
五哥,我沒有瞞他,因為我相信他經受得住。而他,確實也經受住了,顯得很平靜,好像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終沒有唉嘆過一聲。為了勸慰他,也是為了鼓勵他,我對五哥說:你一生是倔脾氣,對病也要倔到底,斗爭到底。我還說:即使明知等待著你的是什么,也要高高興興、快快活活地迎接它。他欣然點頭同意。其實,我說這些都是多余的,他跟我說過:他并不怕死,惟一感到遺憾的是對于學術、政治無能為力了。
他在精神上從來沒有屈服過,但自然的肌體的抵抗力畢竟敵不過病魔的侵襲,眼看著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委頓了下去。他確曾頑強地為生命的延續斗爭過。雖然吞咽十分困難,但還是強迫自己多吃一點東西,以增強肌體的抵抗力。他每天輸液的時間多至七八小時,至少也要五六小時,在病榻上不能轉輾反側,但總是忍受了下來,一直到臨終的前幾天,才加了一副鋪板,使他躺在床上稍稍舒服一點。他完全信賴大夫。本來,他對中醫的科學性有些偏見,但為了不忍拂逆幾位老友的好意,也為了冀求治愈于萬一,他毫不勉強地接受了中醫和中藥的治療。
他對生活的態度一直是積極的。他怕曠日持久。他的意思顯然是不愿意纏綿病榻,既不能工作,又拖累別人。他曾對我說,與其喪失工作能力而活著,不如早點死掉。他對所有來探望他的朋友、同志以及四十余年前就結識的從遠地趕來的老朋友,當他們臨走的時候都和他們道別。這不是怯懦的語言,正是正視自己的未來命運的勇敢的珍惜的告別。
五哥患的是中心型肺癌,有雞蛋大小的一個腫瘤生長在靠近心臟旁邊,主氣管分叉的左側,因此,在治療方案的選擇上既不能動手術切除(在手術臺上就有危險),又不能照光(即深部X光照射或用同位素),惟一可選擇的是化療(即注射化學藥劑)。以后經醫院同意,同時又結合中醫治療,服用中藥。開始化療的頭幾天,反應似乎還好,咯血也略見減少,看到似有轉機的希望,很高興。但到十一月下旬以后,病情顯著惡化,脈搏增快,自原來的 40~50次/分,增至 100次/分左右,到最后病危時增加至140~150次/分。呼吸困難,竟日竟夜不能離開輸氧。12月 1日下午 6時左右憋氣嚴重,一度病危。12月2日下午3時許,兩手青紫,牙床緊閉,手足俱冷,一度處于昏迷彌留狀態。經搶救后,始蘇醒過來。這天晚上我九時多離開醫院時,五哥神志還很清楚,雖然口齒不清,說話困難,但他仍一如往常那樣說:你走吧,催我回去。我總以為第二天還能見到五哥,哪里知道這次竟成永訣,再也見不到活著的五哥了。
真摯的友情
在五哥整個患病期間,使我永遠不能忘懷的是五哥生前的一些朋友、同志的關注,特別是幾位老友的真摯的友情,令我深深感激。
10月16日五哥病倒在床上以后,林里夫(五哥四十年前在上海地下工作時期的老同志,老朋友,經濟所同事)每天到經濟所來為五哥煮飲食,照顧日常生活。進醫院以后,經濟所領導雖然派了一位同志去照顧,但林仍然每天三次去醫院悉心照料;十一月四日我到京后也仍是如此。事情也巧,我到京后的第二天,工宣隊進駐經濟所,原來經濟所長期癱瘓的狀態,為之一變,規定人人每天必須上班,不得遲到早退。這樣,經濟所當然不可能再派干部去醫院照顧,而我也正好接替上。雖然如此,林當時每天下班后還是要到醫院去探望一下才放心回家,并且總是為五哥鼓信心。當看到我每天上下午兩次去醫院,一天來回四次,整天在醫院照顧,怕把我累垮了,立即要他的女兒皎皎每天上午去醫院頂替我,還不時帶一些食品給五哥吃。要知道,林在政治上的處境很不好,經濟條件尤其困窘。然而為了挽救老友危殆的生命于萬一,他根本不顧這一切。
為了爭取及早住進病房,為了爭取能不能為五哥輸一些血,駱公(耕漠)為此去找楊純(中國醫學科學院黨委書記),處奔走多次。為了請林里夫介紹的老中醫來會診,駱公(還有張純音同志)兩次請了假,想方設法去借了或雇了出租汽車陪同一起到醫院來。在五哥最后病危的那幾天,晚上需要人陪夜,駱和林堅決不同意我留在醫院,還準備他們自己陪夜。后來因為經濟所其他幾位年紀較輕的同志的勸阻,才算作罷。林、駱都已是六十多歲的高齡了,對于他們的這種真摯的關注和感情,是不能用言語來表達我的感激之情的。
應當在這里提到的還有陳易、翁迪民、何懼等幾位。五哥病重住院,幾乎每天都去,連他的女兒小群也熱心地去找她的同學的母親來會診。尤其令人感動的是何懼,他患肺癌已八年,腫瘤已轉移穿孔,據他自己說,他曾被三所醫院的大夫判處過“死刑”三次,但還頑強地與疾病斗爭著,并且異常樂觀地生活著,為了介紹他自己的經驗,為五哥鼓信心,還特地到醫院來“現身說法”。
在上海的五哥的四十多年前的老朋友李少甫、李燮泉等,當他們從我給櫻初的信中獲悉五哥患病住院并且是肺癌時,他們立即寫信給五哥表示慰問和鼓勵。在給我的信中表示了最深切的關懷和勸慰。少甫還終于在11月底藉接他的女兒去上海生孩子為名專程去北京探望五哥。這時五哥已處于病危狀態,但神志還十分清醒。12月1日上午我陪同少甫和他的愛婿高風去醫院探望五哥時,五哥對少甫說:千里奔京,向我告別。這時離開五哥向這個人間永遠告別已不到兩晝夜的時間。
老友李燮泉因為自己有病,不能長途旅行,想去京而未果。還有沈尉平,正好從上海返回銀川,途徑北京,12月1日下午偕吳履綏一起去醫院,總算在臨終前見到了一面。
這里應當特別記述下來的還有張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徐方)。五哥生前就曾告訴過我:1969年11月經濟所從北京搬去河南息縣時,他正是剛剛獲悉五嫂(汪璧)去世已經一年多,稖頭拒絕和五哥會見,不僅是精神上受到最嚴重打擊的時候,也是生活上最艱苦的時候。就是在這種情形下,純音同志和她的女兒咪咪(那時還只十五歲)給予五哥最難得的關心和照顧,咪咪常常偷偷地送一些奶粉之類的東西給五哥吃。咪咪對五哥的同情和感情似乎隨著對五哥的理解的加深而與時俱增。以至五哥成了她心靈中最欽佩的一個人。她在獲悉五哥病危以后給五哥寫了一封信,信中寫道:
“剛剛收到媽媽的信,獲悉你病重的消息,真是悲痛 萬分!我實在無法用語言來形容我此時此刻的心情。我不 能失掉你,你是我的啟蒙老師。是你教給我怎樣做一個高 尚的人,純潔的人,一個對人類有所貢獻的人……”
“幾年來我們在一起的那些日子像電影一樣在我眼前 出現。東岳的月光下你告訴我要像小孩撿石子一樣為自己 收集知識財富,從那時起我才下了活一生學習一生的決 心。你對我講一個人在任何時候都要為自己尋找一個目 標,即使明知道這個目標是自欺欺人的,也要向著這個目 標去奮斗,否則你生活就沒有中心。在這一點上你就是這 樣做的,你對我起了以身作則的作用……”
“聽說你的孩子還是不肯來看你。我想你也不必過于 為此傷心,我就是你的親女兒。盡管不是親生的,難道我 還不能代替他們嗎?”
“我知道淚水是救不了你的,只有用我今后的努力和 實際行動來實現你在我身上寄托的希望,這樣才是對你最 大的安慰。”
五哥看了這信,流淚了。我也是強忍著噙著的淚讀完這信的。
感情決不會平白無故地產生的。究竟是什么魅力使這位姑娘對五哥產生了這么深厚的感情的呢?如果承認感情的深度是和理解的深度成正比的,那末,這個僅僅二十歲的非親非故的女孩子對五哥的理解,實在是遠非那些自以為革命,其實卻是完全沒有超脫一般流俗見解,實際上是以所謂堅定的政治立場來掩蓋自私心理的人所能比擬的。
對于經濟所以及所有關心五哥的同志和朋友,其中尤其是張純音、江明、吳敬璉等幾位,他們有的幫我守護在五哥病榻旁邊,有的幫我整理五哥的遺稿遺書以及料理身后的事務,我再次表示由衷的感謝。我深深知道,當時五哥的處境和他們中間有些人的當時的困難處境,因此,對于他們的這種真摯的關心和幫助,我是永遠銘記不忘的。
兩代人的悲劇
11月4日,我到北京去醫院見到五哥的當天下午,五哥就曾對我說:我所有的幾個子女都想見見。又問我:在他臨終的時候,他們會不會會見他?對他提出的第一個要求,我忠實地轉達了。至于第二個問題,我無法代替他們答復,我只能直率地說:這得由他們自己來答復了。
當天晚上,我沒有見到稖頭。小米(逸東,五哥的大兒子)當時不在北京,在云南某地工作一年,據說因為他愛人快要臨產,將提早于11月中旬回京。我為了想避免和他們談話時抑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緒,11月9日下午給他們寫了一封信,全文如下:
歷史上有許多先驅者(社會、政治、哲學、自然科學 各個領域),不被當代的人們所理解,被視為異端,這種 情況并不罕見。你們的爸爸雖然還不能說是這樣的先驅 者,但是據我所了解,我敢斷言,你們對你們的爸爸實際 上一點不理解,他比我和你們的目光要遠大得多。許多年 來,他不過是在探索著當代和未來的許多根本問題的答 案,如此而已。如果認為作這樣的探索就是一種該死的異 端,那他決不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如果有人以有 他為辱,我卻以有他這樣的哥哥為榮。
在家庭關系上,他深深地愛著你們的媽媽。自從你們的媽媽不幸去世以后,他又把全部愛傾注在你們身上。我相信,這一點,你們是會感覺到的。這一次,他又向我表示:希望和你們兄妹五人都見見面。他還問我:如果他這次不幸死去的話,你們會不會去看他?對于這個問題,我當然無法代你們答復,這只能由你們自己答復。(這里五哥用鉛筆親自加了如下的旁注:如果我臨死的話,我還是希望見見你們,一是請你們原諒(媽媽說我害人,我實在是害了你們),二是祝福你們。然而我怎么也抑制不住心頭的酸楚。這里我又加了如下幾句話:關于你們爸爸所說的“害了你們”,我想作一個注解:一個忠實于自己的信念作探索的人,往往不能兩全——既忠實于自己的信念,又顧及家庭,這就是演成目前的悲劇所在。)
我沒有想到我必需再次來北京,但是我覺得我不過是做了一件我應該做的事,因為我認為并不是單純出于兄弟的情誼。
你們對你們的爸爸過去所采取的立場、態度,我不想非議。但是任何事情過分了,總會要走向反面,我想順便指出:對于你們至今為止所采取的態度,輿論并不是沒有非議的。娘娘這次對我說:你們現在都已經長大了,由你們自己抉擇。我雖然是看著你們長大起來的,但不想有半點勉強的意思,由你們自己決定。
我已經對祖母說過:如果你們仍然堅持過去的立場、態度,對你們的爸爸的健康以至一切,我都包了,而且包到底。我說這話是算數的。
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激越的情緒,所以寫這些,代替我說話。當然,我想說的遠不止這些。
你們的爸爸今天上午在病床上寫的兩個條子附此。
五哥的兩個條子,其中一個的大意是:想見他們;表示他原諒他們,也希望他們原諒他。另一個是專給小米的。祝福他幸福(已經結婚并且馬上要生孩子)。
見到稖頭大約是當天晚上,小米的愛人也在。我的信她們兩人都看了,反應是出奇地冷漠。既沒有向我進一步詢問她爸爸的病情和生活狀況,更沒有絲毫表示自己對此的態度。尤其令我驚詫的是稖頭竟說:軍宣隊想甩包袱;還說:她已寫信給重之,要他不要回來,理由是不合適。
我實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氣憤。以稖頭這樣的年齡和經歷應有的水平,怎么能說得出這樣不合情理的話來!談話就此中止了。
和小米的談話,情況更壞(11月13日晚上)。我給他看了我寫給他們上引的這封信。開始,我努力克制著自己,語氣平靜,不要使自己情緒激烈。可是,最后畢竟還是控制不住滿腔義憤動了肝火。對重之來京的問題,他和稖頭持同樣的態度,理由是怕受他爸爸的影響。這真是一種奇怪的想法。用他們爸爸自己的話來說:我人都快要死了,還怕受什么影響?如果從另一個角度看,不是可以這樣提問題么?——如果他們自己認為思想正確,立場堅定,又有什么影響可怕的呢?最后,我激憤地說:如果你們仍然堅持你們原來的態度,不要你們說,我宣布,我和你們斷絕關系,你們可以不認我這個叔叔。這次談話當然是極不愉快,而且毫無結果。
要重之回來,是經過經濟所領導同意,由經濟所領導寫的信,當然是代表組織的意見。至于五哥,原意是想要他回來照顧,可以把我頂替出來,免得把我累垮了。一方面固然是為我著想,一方面也確實想借此機會可以和他的孩子“交流感情和思想”。因為在五哥的心目中,認為重之對他還有一定的感情。大約半個月后,重之給了我一封復信,表示堅決不回來,理由是“怕受爸爸的影響”。事實上,重之回來與否,其焦點集中在對他們的爸爸應當作怎樣的評價和對他們的爸爸應當采取什么態度這兩個實質問題上。
現在姑且暫時把第一個問題擱在一邊,先說第二個問題。這就是:對于一個具有右派分子這樣政治身份的爸爸,在他生命危殆的時候應當采取什么態度?
過去,我對于他們的家庭關系,從來沒有干涉過,而且,我已經指出,對于他們過去所采取的立場、態度,我不想非議。還應當指出:他們立場堅定,堅持要革命,跟毛主席走,不怕艱苦,對工作認真,這些都是足以令人欣慰的。不過,我確實認為,即使過去,他們所采取的某些態度也太過分了。我所知道的事實遠非全部(因為我畢竟遠處上海,不在一起共同生活),為了證實我認為過分了的觀點,我想列舉幾件我所知道的事實。
1966年,五哥夫妻倆各自向自己的所屬單位打了離婚報告,但并未批準,也沒有進一步辦理過法律手續。以后五哥搬離家庭,從此以后一直分居,沒回過家;1967年,五哥回家取書籍和衣服日常用品等,其子女閉門不納,五哥在門外雖叫喚再三,堅決不讓進門。后來還是鄰居幫助他把東西搬下了樓;隨后他們要五哥簽具斷絕父子、父女關系的聲明。1968年4月,五嫂不幸自殺去世。他們不通知五哥,讓他和五嫂最后告別,成為無可挽回的終身遺恨。1969年11月,當五哥即將隨經濟所離京去河南前夕,要求見五嫂一面而獲悉她已不在人世,要求和稖頭見一次面,此事經經濟所軍宣隊領導同意并派人去和稖頭聯系,稖頭竟拒絕會見;1972年8月,五哥自河南回北京,探詢到稖頭地址后曾寫信給她,卻仍置之不理。這封信,1972年10月我去北京,因為要探詢五哥下落,稖頭給我看了的,我還能記得此信的大意。五哥在信中說,現在還談不上我對你們盡什么責任,不過,我積存了一些錢(補發的生活費)和糧票可以資助你們。信中問老母是否還健在,祝老人健康長壽等等。信中另外還附了一張油票,在另外一張空白紙上粘貼了他剛回到北京后八天拍的八張或六張半身照片,特別說明,如果誰看到了要,可以給他。我讀此信時,一面讀,一面禁不住流下了眼淚。盡管重之他們可以責難和批評我“人情味”、“沒有原則,只講感情,只講親屬”、“立場不堅定”,但我至今仍被五哥這種對他子女真摯的感情所感動,而并不為我的流淚而感到羞恥,更不認為這就是喪失了立場。
11月16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經過討論,一致同意通過給五哥摘除帽子。當天傍晚,經濟所領導派了代表到醫院去向五哥正式口頭通知,還表示五哥的問題,早在1969年就準備解決,因為經濟所長期癱瘓,因而給拖下來了,借此表示慰問和鼓勵。這個情況,重之、稖頭、小米等我都告訴了,他們都是知道的。按說,界限問題這個“障礙”這時已不復存在了。可是,重之仍然不回來,稖頭、小米仍然不去醫院。我實在不理解這究竟是為什么?
12月4日上午9時半,經濟所在醫院舉行向五哥遺體告別儀式。雖然三妹、稖頭、小米上午8時就去醫院,我原來以為他們一定會和我一起送遺體去八寶山的,結果竟未去,陪同我去的只有李少甫、沈尉平兩位老友。12月6日下午我去八寶山取五哥骨灰,這天上午小米就知道這事。作為五哥的親兒,竟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結果也是我一個人去的。
五哥對他的孩子也實在鐘情。在五嫂不幸去世以后,把他的全部愛傾注到孩子身上去了。還在一九六九年那么艱困的條件下,他買了一只表,是準備給稖頭的;同是在這個時候,他另外準備了一套被褥,打算有一天孩子會去看他時能用上;1962、1963年那么勤奮地筆耕(譯述兩本著作)是為了孩子;1972年回到北京寫給稖頭信中所表達的表示未能盡責的歉疚的感情是令人感動得為之涕泣的。每當他從我這里獲悉他的孩子們的成長的情況,他感到十分欣慰;他把從我這里收集到的他的孩子的照片珍藏起來粘貼在照相簿中;而據母親告訴我,孩子們卻把父親從幼時代起的照片全部毀棄了……所有這些和他的孩子對他的冷漠到冷酷程度的態度,不能不在我心中形成一幅強烈對照的圖畫!
有一次,我曾把他對他孩子的鐘情戲謔地比作巴爾扎克小說中的“高老頭”(這個比喻當然未必恰當),但除了引起他一陣苦笑之外,對他沒有起到什么安慰的作用。
在五哥身患重病、生命危殆的時候,懷念他的孩子,想見見他的子女,想有一個親子女在他身邊照顧他,這原屬人之常情。而他的子女在他纏綿病榻,生活亟須有人照料的時候,去作必要的照顧,也決不會有悖于毛主席和黨的政策,更何況這時已經通過了摘除帽子,“界限” 的障礙已不復存在。然而五哥的這個愿望,一直到他瞑目為止竟未能實現!
雖然孩子們對五哥的態度是這樣,但五哥始終原諒他們,他認為不應當責怪他們。可是,孩子們對他的態度,卻始終影響著他的情緒,而且成了對他致命的打擊。11月 27日,當他最后知道重之終于不會來,其他幾個孩子也始終未去見他,他情緒激動,竟有四個小時不能平靜下來。我記得第二天他見到三妹和七弟時,說了這樣一句話:想不到過去寫的東西(指斷絕關系的聲明)竟有這么大的效力啊!以后,雖然經過大夫和我對他作了許多譬解,情緒稍稍安定下來,但從此以后,病情急轉直下,迅速惡化。11月28日,老中醫第二次來復診時,一搭脈,就說是著了重急,生了大氣,表示已無可挽救,勉強開了處方。從這天起,到他去世,為時還不到五整天。
關于他和他的孩子的關系,曾經一度是我們通信中的話題,不止一次地提到過。1974年9月我第一次去北京和五哥在一起盤桓的半個月中,也曾不止一次地談論過這個問題。我雖對他說過:這實在是魚與熊掌,不可得兼的,他似乎同意這個結論。有一天,我們一起坐在紫竹院湖畔的長椅上,周圍異常寂靜,他情緒激動,以感嘆的語氣對我說:這個問題在他,總算解決了。其實,這個問題不過暫時在理智上解決了,他心中蘊藏著的對孩子的鐘情,隨時都會迸發出來。陳易在五哥病危的時候,曾以“英雄肝膽,兒女心腸”這樣兩句話勸慰過他,這后一句話的確說中了五哥的實在心情。
我曾經在給五哥的信中說過,這是兩代人的矛盾。每一個時代都有這種矛盾,不過矛盾的內容隨著時代不同而不同罷了!
現在,我要說,這是兩代人的悲劇,是無可避免的,是時代的縮影。
五哥要求他的孩子原諒他。但我想說,不必要求這種原諒!
母親的無法彌補的遺憾
關于五哥的病,對已經九十高齡的母親到底怎么說,這是一個頗費斟酌的難題。11月4日晚,我去妹妹家看望母親。對于我見到媽時怎么說,五哥已考慮到了。我們一致同意,不能瞞老人,因為瞞是瞞不住的。老人一定會奇怪,我才離開北京一個月,怎么又來了?瞞她,只會使老人滿腹疑慮。因此,只能也應當如實告訴她。至于五哥病情的嚴重程度,當然暫時還必須保密,免得增加老人不必要的憂慮。
媽聽到我告訴她五哥生病住院,沒有顯得激動和特別不安。幾天以后五哥從急診觀察室住進了病房,媽似乎更放心了一些。不過,每天一定要等我從醫院回來,并且問過當天五哥病情變化的情況以后才肯去就睡。當媽知道五哥每天只能吃半流質的粥和牛奶,就悄悄地背著我掏錢要阿姨去買來了雞和蛋等,并且總是默默地每天親自到廚房里去操作,一切都弄好了以后,要我帶到醫院給五哥吃,藉以增加他的營養,增強體質。媽不能親自到醫院去探望五哥,媽的全部感情,媽的一顆慈母的心完全傾注到這里面去了。有一天,當我看到媽又默默地一瘸一瘸往廚房里去為五哥親自操勞時,我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哽咽得淌下了眼淚。媽已經是九十歲的垂暮之年的老人,而五哥并不是沒有子女。現在,他的子女采取不聞不問的態度,卻要九十高齡的老母親親自為她病危的兒子操勞。處在這種一顆慈母的心和子女的異常的冷漠的強烈對照之中,我又怎么能不感情激動?!
媽唯一的遺憾是在五哥生前終于未能謀一面。
當媽知道五哥已經摘掉帽子,政治情況有了根本改變,而病情已經危殆時,曾以十分堅決的語氣要到醫院去和五哥見一面。她曾向三妹親自提過,也曾向我說過。媽對我說:“已經十年不見,想去見見。”“我本來想在我病倒的時候,讓老五來服侍我,想不到他現在竟要先我而去了。” 媽說這些的時候,聲調雖然還是像平時那樣平靜,但噙著的淚禁不住還是掉了下來,默默地用顫抖的手擦了一下。
對于媽的這個要求,三妹起初想以路遠、樓高等等來搪塞,這當然不會起作用。媽的答復是:路遠可以找出租汽車;樓高,有電梯、有手推車。
兩年來,我曾不止一次地努力想讓媽能夠和五哥見一面。但處在在當前的現實情況下,我卻不能支持媽的要求,原因是這里隱伏著見面以后老人和五哥兩人一慟而絕產生更大悲劇的可能。我對媽說:現在你去見五哥,你心里一定會難過,五哥見了你也不免激動,萬一你老人家再有一個什么三長兩短,叫我怎么辦?我真是上海也回不去了。這次,你無論如何就聽我的。我每天去見五哥,也代表了你,就好像你自己去一樣。母親是十分通達的,雖然有點勉強,還是聽從了我的勸說。但是,老人的無法彌補的遺憾,這個結局也就這樣注定成為不可避免的了。
老人的遺憾真的是不可避免的嗎?
1972年11月底,當經歷了這個時代的艱辛,我和櫻初去北京見到五哥之后,就曾設想讓母親和五哥見面。但這個設想終于因為政治上的考慮,不要使三妹為難,我和媽都沒有堅持而沒有實現。臨離開北京返滬之前,我和三妹達成了如下的“協議”:將來母親病危進醫院之后,立即通知五哥,讓他們在醫院見面。這個建議是我提出的,因為那時我還充滿了希望,我滿以為時間將能提供足夠的機會。現在看來,我的建議多么愚蠢,而無情的不可逆料的現實,把我的,也是母親和五哥的共同的希望砸了個粉碎,現在悔恨也已來不及了。
1973年8月,當我知道五哥咯血以后,我曾寫信給三妹,要她就近去看望五哥。之后,我又去了一信,提出我準備把母親接來上海,這樣,就使母親有和五哥見面的可能。我指出,1972年的“協議”是不現實的,因為事實上如果母親病危入醫院時,多半母親將已是不省人事,這時見面還有什么意義?我說,與其讓母親抱憾終身,毋寧讓母親和五哥見一面,即使一慟而絕也比抱憾終身好。對于我提出的這個建議,過了幾個月以后,一直到1974年年初,三妹才通過七弟給我的信中才給了我答復。這是用母親自己的口吻說的,說她老人家不想再動,不想離開北京,我的第二次努力就這樣吹了。
母親的遺憾,如果把眼界擴大開了來看,原也不算得一回什么了不起的事。母子訣絕而不能謀一面這樣類似的悲劇,古今中外,難道還少么!然而媽和五哥同住在北京有兩年多之久,相距不過數里之遙,而竟然必須弄成個咫尺天涯,直到五哥離開這個人世間,不能讓他們謀一面,這是我始終無法理解,也是我無法原有的。
手足咫尺天涯
三妹對于五哥患病住院,早于我就知道了的。對于我會再次去京,自然也在她的意料之中,因為我之再次去京是她向經濟所領導“推薦”的結果。她想繼續保持十余年來和五哥之間的這種界限。對他的病,不想沾邊,不聞不問。不過,既然知道我從醫院里五哥身邊來,絕對不聞不問也不行,但是我還是能辨別得出這種關心的真誠的程度。因此,當我見到她聽了我病情介紹之后的冷漠的反應時,我并不感到奇怪。奇怪的是像三妹這樣一個“老同志、老黨員、老干部”竟然對我說:軍宣隊想推卸責任。我實在無法理解!
五哥住在首都醫院(即現在的協和醫院),三妹工作的單位離開醫院相距不過咫尺,每天必經。自1972年五哥從河南回到北京,他們就一直不見面。11月16日經濟所黨內外群眾同意通過給五哥摘除帽子,當晚我就告訴了三妹。但是從11月2日經濟所領導通知她五哥住院要她去看看以后,一直過了整整三個星期,到11月23日才第一次到醫院去探望五哥!
在醫院里經常有一些病友或病友的家屬以關切地詢問五哥的病,并在我離開醫院的時候,主動照顧五哥。這些病友或病友的家屬,與五哥和我都是一些素不相識的人,他們這種真誠的關注不能不使我感動。而這期間,有一位女同志從南京來京參加張云逸同志的追悼會,住在三妹那里,三妹照顧得很周到。相形之下,不是顯得大懸殊了么?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七弟是我寫信通知他到北京來探望五哥的。他在北京待了五天,但一共只去了醫院兩次,在醫院的時間總共不超過三小時。七弟與五哥沒有見面,至少都在十年以上。一九七三年夏,七弟恢復了自由,來信告訴我他將去北京治病,并打算去看望五哥,我去信告訴了他五哥的地址,結果在北京待了兩個月之久,卻始終沒有去。這次三妹、七弟要去醫院探望五哥,事前我都告訴了五哥,并且勸他見面時不要激動,而他對見面時需要對他們說些什么,事前也作了考慮,但見面以后結果仍不免激動。五哥見到三妹時,首先對這幾年來三妹承担起奉養母親的責任表示感謝。三妹答復說:你知道了就好了。對七弟則重復說了:我想他們(指他的子女)想得好苦啊!說這話時聲音是哽咽的、凄惻的;還說:他的病曠日持久。(他哪里知道沒有再過多少日子,就永遠辭別了這人間),一再叮嚀七弟、三妹一定要想一個妥善的辦法,找人來照顧他,好把我解脫出來。這次他實在出于不得已要我來北京以后,對如何能把我解脫出來,一直成為他的一椿心事放不下來。11月19日,七弟原說要回德州,后來因為便車這天不走,推遲到第二天回去。我原以為既然翌日他就要回德州,這天下午一定還會去醫院告辭的,應當是情理之中的。哪里知道他竟沒有去。來京五天,臨走以前,正是五哥垂危的時候,連向五哥告辭一下都不去,這在我的感情上無論如何也通不過去!我實在無法忍受!11月30日上午,七弟回德州,臨走時,我只能對他這樣說:“這次你來總算和五哥告別過了,我和你也從此告別了!”
兄弟,可以是同志和朋友,也可以是敵人。同樣的,朋友,其情誼可以有過于兄弟,也可以最后成為不能兩立的敵人。這其間,當然是有原則為準繩的。五哥和我們之間的關系是敵人嗎?答復如果是肯定的,那么,就應該像對待敵人一樣,他們根本不應該去看他。答復如果是否定的,那末,他們的態度豈不太有悖于常情常理?從我們幾個弟妹的童年時代起,五哥肩負起我們這個家庭的全部重担,直到我們都參加了革命。我想,時間總還不至于把他們的記憶沖淡得毫無影蹤吧?
遺書與后事
在知道了確診自己是肺癌之后,五哥的神情看起來并沒有特別的不安,還是那么平靜,不過似乎證實了他原來的估計:這次要從后門出去了。11月中旬的有一天,他跟我說:有些身后的事需要向我交代一下,等過一天精神稍好一些再跟我談。他的意思是很明白的,就是要我記下他的遺書。
11月15日下午,他對我交代了早已想好的身后的有些事該如何處理,和有些必須表達的話。還諄諄囑咐我,要我注意健康,堅強地活下去。當天晚上我回去整理好了一份如下的初稿:
我于學問、政治已無能為力,這是我唯一的遺憾。
我熱愛生活,我知道生活在人間的日子已經有限,我 將勇敢地迎接死亡的來臨。
對于所有關心我的朋友和同志,尤其對于里夫、耕漠 兩位老友對我真摯的關注,表示衷心的感謝。
我生前所用全部遺物交給重之;在京存款(補發的生 活費,現由六弟交給母親保存)交給淑林,并入媽媽的遺 存;在上海現由六弟保存的存款伍百元贈予里夫老友。
我所有的全部書籍交給六弟并由他全權處理。遺稿 (一)有關希臘史部分交給吳敬漣同志;(二)其他部分均 由六弟全權處理。
請六弟選擇一些紀念物品代我送給張純青同志和她的 女兒咪咪。
醫院認為:我的病例特殊,如果需要,我的遺體愿供 解剖。我的骨灰倒在三里河中國科學院大樓(前經委大 樓)前面的小河里。
祝福我的孩子們。
1974年11月 15日下午口述,六弟記錄。
第二天,我把記述的上述初稿給他看了,他認為前面兩段話是空話,刪掉。關于遺體愿供醫院解剖,是這天他囑咐我后添加進去的。11月17日我把修改稿正式抄錄了兩份,由他過目以后簽了字。
但是后來正如前面我所敘述的他的孩子和他之間的關系發生了一些變化,他對孩子的態度也有了變化。11月下旬的某一天他對我說:原來有一些考慮須修改。我懂得他的意思,便我還想等他精神好一些再談這事。12月1日,我看到五哥已經處于危殆狀態,這時五哥說話已十分困難,我覺得不能再拖延了,我只能把我對此事理會的意思告訴他,問他這樣辦好不好?他表示同意。當晚回去按照他同意的意見作了修改,作為他的遺書的最后定稿,誰知這時五哥已不能再執筆了。這份定稿,12月2日下午,我又向他把修改的地方最后重復說了一下,終竟沒有能簽字。
修改的內容只涉及兩句話,這就是:“我生前所用全部遺物以及我所有的全部書籍交由六弟并由他全權處理。在京存款(補發的生活費,現由六弟交給母親保存)交給母親全權處理。”
修改后的遺書雖然五哥沒有簽字,但這份遺書連同過去經過五哥簽字的遺書我給經濟所的領導同志、三妹、稖頭、小米以及少甫等幾位老友都看過,以示昭信。
12月2日晚,我到9時許才離開醫院。五哥一股勁地像往常一樣催我回去休息。這天下午3時左右五哥雖曾一度神志昏迷,但這是還十分清醒,我滿以為第二天一定還能見到他。3日凌晨1時10分,我睡下還不久,接到吳敬璉同志電話,說五哥脈搏已停止,正在搶救。1時30分,我趕到醫院時,五哥心搏和呼吸都已停止,體溫尚存。護士同志把蒙在他身上的自被單揭開,臉容是安詳的。深更半夜,在病室中,我必須強制自己不使失聲痛哭,我含著眼淚,撫摸五哥的臉頰,這時,生命停止,感覺消滅,留下的只是一個軀體,他再也不會像過去每天見到我時那樣對我微笑相迎了。在他離開這個曾經在其中生活和斗爭過,飽經各種憂患,并且那樣熱愛,對未來寄托著滿懷希望的人世間時,我竟未能有始有終地守護在五哥身旁,這是我永遠無法挽回的憾疚。
關于五哥身后若干問題的處理,除了五哥遺書中已交代的之外,我抱定一個原則,一切遵從組織的意見辦。只有一件事,我作了權宜的處置,這就是關于五哥遺體骨灰的問題。經濟所領導提出,按照規定,骨灰可放到八寶山公墓,因此他們提出要把五哥骨灰放置到八寶山去。這當是組織的關懷,也是體現黨的政策,可是與五哥遺書的交代卻不一致。在這種情況下,我提出了一個兼顧的辦法,骨灰盒放到八寶山去,但我仍將按照五哥遺書的交代,取出部分骨灰灑到三里河前的小河里。我的建議被接受了。
12月6日下午,由經濟所兩位辦事務工作的同志陪同我一起去八寶山火葬場取了五哥的骨灰盒,我從骨灰盒中又取出了部分骨灰放在一個塑料袋中,送到老山骨灰堂。老山骨灰堂在一個小山包上,從山腳下到骨灰堂的辦公室,有幾十級臺階,我雙手捧著骨灰盒,心情是凄涼的,腳步是沉重的,我一步一步吃力地好不容易走完了臺階。辦妥寄存的手續后,又放到了指定的在地下安放骨灰盒的一個小龕里面。
歸途經過三里河時,感謝經濟所的杜培榮同志,是他扶著我走下陡峭的三里河前面的小河河岸。我默默地把五哥的一包骨灰拋到河中心,看著它緩緩地隨著南去的流水漂浮了一陣,隨即就被無情的流水吞沒了。河岸上白楊蕭蕭,一抹落日的余暉透過樹林斜射過來,四周一片靜謐,我的心情是哀凄的!我知道,活著的人心中懷念五哥的,并不只有我一個人,我并不孤獨!
最后的幾句話
至于對五哥究竟應當作怎樣的評價?這是一個復雜的涉及到許多方面的問題,也是可以引起無休止爭論而且未必一定能得到一致認識的問題。我不想在這里為五哥一生的經歷,他的思想、他的品格等各方面作全面而詳盡的敘述,我也不想為他作任何辯解,這得為他作一本專門的傳記才行。幸運的是,關于五哥一生的經歷,他自己留下了一份系統的詳細可靠的敘述材料可以借此獲得對他一生經歷的了解。關于他的思想,很可借,命運沒有照顧他,沒有能夠把他正在進行的研究探索進行到底,并產生出系統成果,只留下了一些有限的片斷的材料。
人類社會的歷史發展有它自己的必然的發展規律。但是,發現這種必然的規律,卻是人類自身在過去幾千年中作出了多么巨大的犧牲,進行了無數探索才得到的結果。現在,人們對于未來,不像過去那樣被一陣看不透的迷霧遮擋著自己的眼睛,一片迷茫,而是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至少可以看得清未來發展的方向和未來發展的一幅大體的圖景。但是,今后的道路又怎么走下去,未來的理想圖景又怎樣實現,畢竟還得依靠人類自己不斷地進行探索,一步一步走下去,現在的答案是沒有的,正像萬應靈丹是沒有的一樣。歷史只能是在探索,實踐;再探索,再實踐的不斷反復中往前演進,往前發展。如果承認歷史的發展確實就是這樣,那末,有更多的人作這種探索有什么不好呢?
就我自己對五哥的理解來說,我認為他就是屬于這樣的一個人。他曾對我說過:他自己有一個十年計劃,準備以十年的時間對西方和中國的整個歷史作一個通盤的比較徹底的比較研究,并以此為基礎對未來作一些探索,著重點是未來。他對祖國的未來、人類的未來一直是樂觀的,充滿信心的。他不顧自己身體的健康,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1974年春夏,有好幾個月天天上北京圖書館,他的研究是十分認真和勤奮的。他的關于古代希臘史的研究,不過是他的整個探索的一個開端,他的一份十萬余字的古代希臘史筆記(沒有寫完),不過是他的研究的一個副產品。他的這種孜孜不倦的探索精神難道不值得尊敬嗎?
可惜,一個人的真正價值是不容易被人認識的,就像玉之于璞一樣。五哥的悲劇也正在這里。五哥常自稱為“白虎星”,這是他對自己的一種嘲弄。但是,可惜,確實有一些自以為正確、自以為革命的人,真的把他看做“白虎星”,像對待瘟神一樣,害怕和他沾上一點邊,即使他最親近的親人也竟不免如此,豈不悲哉!
五哥,當然不是一個完人,不是一個沒有弱點和錯誤的人。然而五哥生前,我曾對他許下過這樣的諾言:我要盡我的努力使他的子女對他達到真正的理解。因為我感到他的子女對他不理解,或者甚至從一些表面的事實對他產生一種錯誤的理解是十分不幸的(當然,這種不幸的事肯定并不止發生在五哥一個人的家庭中)。這個諾言,因為我還沒有來得及作必要的努力(當然也應該責怪我沒有認真及時地去作這種努力)和五哥過早地去世,在五哥生前沒有能實現。以后,這個諾言會不會成為一種奢望,我不知道。因為他的子女和他畢竟是兩代人,他們的經歷和經驗,他們所處的環境條件和所接受的教育。影響,畢竟存在著巨大的差別,而這種差別常常不是我一個人的努力所能消除的。但是,我仍然把我寫的這篇悼念五哥,為自己尋找某種慰藉的文字,也當做是我為了使他的子女對五哥達到真正的有所理解的一種努力。我希望將來有一天他們會有機會看到我這篇文字和現在由我保存的五哥遺留下來的全部文稿,其中包括他的自傳材料、筆記,保留下來的他和我通信中極其有限的一部分,還有他的一些日記。
我知道在這篇文字中我使用了一些措詞激越的詞句,我不想改動它,因為它真實地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情緒。我記錄下來的也全部都是真實的事實,雖然,我的本意并不想譴責任何人,因為正如五哥所說:“不能責怪他們”。整個悲劇是時代使然。
1975年3月4日午后寫完
后記:想寫一篇悼念五哥的文字的心愿已經很有一些日子,但直到2月 16日才開始執筆。其間正好收吳敬漣同志托人帶來的五哥的《希臘史筆記》的遺稿,為了讀這份筆記,這篇文字擱下了一些日子,一直到3月4日才寫完。 這篇文字我準備在我死后給五哥的所有幾個孩子看看,我希望拿到我這篇文字的人能忠實地執行我的這個期望。 1975年3月 28日
附記:此文寫成后,從未公開發表過,只是給少數親友看過,寫作此文的目的在于使五哥的孩子對他們的父親能有真E的理解,這是五哥生前我未能實現的諾言。現在,這個目的已經達到,因此這篇文字的意義只在于忠實地記錄了五哥生前最后一個月中所經歷的一切。
1995年12月 11 日

2013-08-20 13: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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