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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第十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
《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第十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
王亞楠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三篇    中國官僚政治在現代的轉形

  一
  到了現代,到了中國開始走上現代化旅程以后,官僚政治始終不曾離開我們,反之,直到抗戰開始了,特別是到抗戰結束了,我們才因更沉重地感到官僚統治的壓力,而第一次明確地廣泛地把它當做一個實在對象來加以攻擊,加以考察,加以研究。
  是不是中國政治的官僚化愈到現代倒反而愈形變本加厲了呢?對于這個問題,我暫且不忙解答,我必須在此指出的是,中國現代的官僚政治已不完全是傳統的那一套,它由本質到表象都有了不少的改變和轉化;如其說它在現代,特別在晚近,在許多方面比過去表現得更其殘酷有力,更其神通廣大,更其無所不在,無微不入。那也不能說是由于傳統形態的發展,而寧說是未被根本否定的傳統形態,與模仿資本主義各國在轉形過程中出現的新官僚政治形態的混合。
  在對此作出解說以前,有必要說明兩點:
  第一,須緊接著前篇提出的論點,看中國現代化怎樣才能開始,怎樣才能突破前述的“治亂相循”的延滯局面。
  第二,須說明我們在現代化過程中為什么不能把傳統的官僚政治克服或否定,而只是改變或轉化它的存在形態。
  這兩點,我將在下面分別交代清楚。

  二
  中國社會在集權封建階段的發展遲滯原因,我們不但已從中國特定封建生產方法的強固性去說明它,且還從官僚政治不絕給予那種生產方法以固定的或阻滯其發展的影響去說明它。根據那種說明,我們雖堅決反對日本秋澤修二之流的看法,而認定即使無外力,中國遲早亦將走上現代化的道路;但外國資本如其不東來,鴉片戰爭如其不發生,中國是否還會在原來社會階段留滯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恐怕誰也不敢斷定。
  我們這樣推論,顯然是承認鴉片戰爭對于中國現代化的推動作用,可是,在另一方面,我們又得明了,鴉片戰爭可能發生的推動作用,歸根結底,畢竟在受著中國已有社會發展條件的限制。
  “現代化”是一個非常籠統的術語。它在本質上可以轉譯為“資本主義化”,或者更具體地解釋為由封建制生產方式到資本制生產方式的推移。這種推移,可以由政治上的革命行動促其實現,也可以由對內對外的戰爭方式促其實現,但不論是革命也好,戰爭也好,其結果都必須是把舊社會或封建社會母胎內已經孕育好的新生產力幫同解脫出來。假使那種新生產力,或者采行新生產方式的貯備條件,根本不曾在舊社會中育成,或所育成的隨即被破壞摧毀了,則政治上的變亂或戰爭,都將從開始就改變其性質。這是中國過去二千年只有王朝更迭的政變,而迄未出現社會革命的基本原因。
  到清代中葉前后,以往歷史的規律雖仍發生著支配作用,但由唐宋以來的緩慢而確實的社會經濟進步,畢竟使它在橫遭傳統剝削與周期喪亂之余,猶能在某種限度積累、保留或孕育出一些新生產力的生機,或新生產方式的可能條件。關于這點,我將由農、工、商業及金融業諸方面簡括指出一個輪廓:
  (一)農業。這是任何一個封建王朝所最關心的產業。由歷代分別勸助農田水利所給予農業上的鼓勵,雖然始終不曾打破土地所有形態所加于它的限制,但自唐代中期以后,土地轉換所有者的頻繁,逐漸把附著在一般土地上的“特權性”減少了,而相應使其“商品性”增加了。至于農業生產技術的改良,也有以次幾項值得提起。首先,關系農業生產動力的耕犁,友人郭大力先生曾考證有三個進化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以金屬代替木材,第二個階段是以作用相同的諸耜的復合代替獨耜,第三個階段是以作用不同的二耜結成一個統一體(見所著《生產建設論》第二三七頁以下論犁的進化)。他認為前兩個階段在漢代已經完成,后一階段,在北魏賈思勰所著《齊民要術》中還不曾提到,而在唐陸龜蒙著的《耒耜經》中則有較詳細的說明,可見那種最后階段的犁,即我們今日普通常用的犁,最可能是在唐代才被發明的。其次,次于犁的重要農具就是水車,水車及由水車運轉的機具,亦是到唐代才為人講到的。到了元代,由足踏運轉的龍骨水車被發明了,以后由足踏改為手控,再進而用牛轉,它一直成為我們今日普遍通行于大江南北的各式水車。最后,我得指明,中國在這個長期間的農業技術的改進(即使把耕犁及水車也包括在里面)與其說是直線的,毋寧說是平面的,即把原來應用在已有基礎上的新發明范圍逐漸予以推廣。因為原有水準以上的改良或進步,會本質地遭到社會的限制,而同一水準的技術的推廣應用范圍,卻不但與這一歷史時期的版圖擴大有關,同時也與這一歷史時期的封建官僚統治發展有關。農業上的這種形態的改進,顯然會直接間接影響到農業對外的經濟交往關系,而由此反過來刺激農業本身。這是可由下面工商業、金融業上的變化得到說明的。
  (二)工業。中國的工業,由唐以至于清之中葉,不但在種類上、數量上,皆大有增進,即其性質,亦有非常不可忽視的改變。現在且就有關導向新生產方式可能的諸變動跡象,略予分述:第一,無論是官工業或是官僚占有工業,已經不只限于鹽業、鐵業,酒業幾項了,碾米業、制紙業、印刷業、繅絲業、紡織業、制瓷業、采礦業、鑄幣業……都愈來意變得重要,特別是其中的五金產量,以及由冶鐵煉鋼需要而引起的煤產量的大量增加,尤饒有意義。其次,各種工業產品,愈來愈帶有商品性質,甚至有許多產品,愈來愈帶有輸出商品的性質。元朝最初輸往國外市場的是大宗的中國磁器、綢緞、棉布等,整個東南亞各民族,差不多都需要中國的金銀、綢緞、絲、青白各色磁器和銅、鐵、麝香、朱砂、水汞、草蓆等等。又其次,在這個時期,夾在官業與當做農村副業的家內工業中的一般手工業,亦因國內外市場關系的擴大而發展起來。馬可波羅在他旅華游記中所描述杭州等地的手工業組織情形,并不是自古有之的,特所有這類手工業有一共同特點,就是對于商業的隸屬,各種手工業的老板,也可能雇用幾個工人,但他自己卻是在為給他以貸款或原料的商人勞動。馬克思曾說,在十九世紀中葉,法國的絲工業,英國的織機工業和花邊工業,就是采取這種形態(見郭大力王亞南譯《資本論》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卷第三七五頁)。這種在舊生產方式上榨取更多剩余勞動的形態,雖然會成為現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障礙,但其中有若干部門手工業,按照分類性質,由一個商人結成統一起來,便可成為轉向制造業的起點。
  (三)商業。農業工業上的緩慢改進,一方面為商業發展的結果,同時又為促使商業發展的原因。從上述中國工農業產品向東南亞各地市場的輸出,以及在這一時期,廣州、廈門、泉州、杭州、揚州等對外港埠的開辟,我們就明了所謂中國地理條件不適于對外貿易的理論,該是多么皮相和沒有根據。但我們在這里不想重復馬可波羅的敘述,說中國“商人的數量,商人的財富和經過商人手里的商品,多得怎樣驚人”,而要特別注意的,是這個期間的國內外商業的繁盛,使商業舊來對地權、對官僚的依附傾向,難免顯出若干分離或對立的征候。特別是在元代統治下的南方,因為商人在各種新興都市中,支配著大批的手工業工人;又因為他們依基爾特或行會的組織,逐漸取得了控制都市方面的力量,他們對異族的、封建的、軍事的壓力,第一次表現出了帶有相當濃厚的市民性質的反抗。雖然在同世紀末,元代結束其對中國的統治以后,中國商人的現代市民性格,又有些模糊了,又與封建官僚恢復了舊來的不解之緣,但我們絕不能忽視這一階段對于以往商業的進步性。
  (四)金融業。當做商人事業的一個分支的金融業,已早因唐代以后紙幣或信用券逐漸增大其重要性和明末清初銀本位的大體確定而有較活躍的開展。商業借助各式高利貸業或通過高利貸業而活動的現實趨勢,已使商業變為高利貸業的隸屬,這時與政治上保有密切聯系的或更具有政治權勢的,已不是經營商品的商人,而是經營貨幣的商人了。聞名中外的山西票號,其所以在當時,特別在清代,對整個華北乃至華中發生極大的經濟政治支配力量,其關鍵就在于此。如其說,高利貸業對于封建生產方式具有特大的分解作用,那么,這個時期的高利貸業的突出的發展,即使我們隨時應記著中國官商地主高利貸者“四位一體”的內在關系,而不應過分強調其進步性,但舊有封建生產方式將因此加深其分解過程,卻是非常明白的。
  由上面的分析,我們似可有以次幾種認識:
  第一,所有農工商業各方面的進步因素,或可能形成新生產方式的進步條件,一般都在隨時代的前進而增加,到了清代中葉,已有種種跡象表明,這些因素或條件都在更迫切地期待著一個新社會的開端。
  第二,所有那些進步,大體都是在我們傳統的具有極大韌性的社會生產關系,或具有極大包容性的封建官僚統治的孔隙中,或其內在矛盾中,逐漸見機發生的,它們無疑會日益增大其對于原有社會關系,原有統治形態的束縛感。
  第三,在明末清初出現的反專制和強調民主的市民思想,已顯然證明是那種感覺的反應。但因為作為那種社會關系或統治形態之基礎的社會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農工結合體還頑強地存在著,所以,在一方面,各種進步因素或條件,仍很難廣泛地自發地形成為一個足夠突破既成社會統治關系的新生力量,同時,那種既成的社會統治關系,對于一切進步因素,也并不曾喪失其分化、軟化或使對立物轉變為其附屬物的機能。
  要之,現代化可能開始的條件是在鴉片戰爭以前就存在著的。惟是新生的力量不夠,舊有的障礙太大,于是具有誘發作用的鴉片戰爭,就成為一個社會歷史的轉折點。

  三
  鴉片戰爭之取得中國社會轉折點的重要性,不在這次戰爭本身。戰爭的規模是很小的,斷續經歷的戰爭期間也不過三年,其直接破壞損害的作用并不算大。也不一定在結束這次戰役的割地賞金喪權辱國的條件.有了應付五胡侵凌,有了對遼金割地獻金,有了臣服元、清異族經驗的中國封建官僚統治,那一類條件的接受,并不算是了不起的難堪恥辱。鴉片戰爭之不同于以往對外戰爭,和它能對中國社會發生決定的影響,就是由于戰爭雙方當時各別所具有的社會經濟條件使然。那次戰爭系發生于一八四零年到一八四二年,在中國方面,剛好是在清朝專制統治盛極而衰的中葉以后,而當時社會可能形成新生產方式的諸進步因素,已如前面所說,對于傳統封建官僚的社會統治方式早有些感到不能忍耐;而在戰爭對方的大英帝國,它卻正當著資本主義經濟迅速發展的鼎盛期。所以,這次戰爭從較遠觀點去看,實不只是兩國有關鴉片貿易的事件,而可更基本的理解為東方專制的官僚的封建主義與西方資本主義的首次決斗,或東西文化的正面沖突。而在戰爭過程中,兩方各別從折沖、應戰,以至結束戰爭所表現的一切,亦充分暴露出了它們不同的社會本質。因之,清廷在這次戰爭當中一再表現的破廉恥的慘敗和毫無保留的恥辱,并不僅只表示清廷統治的缺德與無能,且更充分證明了封建官僚社會體制本身根本就不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敵手。這次的失敗,是往后一系列對外戰爭失敗的開端:一八五七年的英法聯軍之役,一八九四年的中日戰役,一九零零年的八國聯軍之役,無非是一次比一次厲害,一次比一次嚴重地證示腐朽的封建官僚統治怎么也不能應付新的世界場面罷了。然而我這里所要注意的,卻是鴉片戰爭及由此引起的變化究是如何地幫助了中國社會的“新生”。
  照一般較有見地的歷史學家所說,經過鴉片戰爭,中國一向夸境內為天下的自尊自大態度改變了,不相信世界有比中國更高文化的想法改變了,特別是以中國社會法制為無可變易的頑固成見也改變了。以前一直是“以夏變夷”,現在開始要“變于夷”了,這是后來洋務運動、變法圖強運動的意識前提。而當時直接影響到商工業發展方面的,就是那次所訂的通商條約,它使中國專制權力不能再任意停止對外貿易,不能由官商或所謂公行包辦壟斷,也不能對外貨流通任意加以勒索或留難。雖然這是出于英國人的強迫,但已不啻為長期被囚禁的中國商工業網開一面了。事實上,不僅中國傳統的封建官僚統治從這些方面受到了破壞和限制,而其現實的社會經濟基礎——即前面所論及的社會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或所謂農工結合體,也是由以后逐漸深入逐漸展開的對外商業活動而促其分解的。
  當做一個農業國,由集約小農經營及其補充物家庭工業所形成的生產方式基礎當然是最主要而又最基本的了。這種生產方式的廣泛存在,對于專制的封建的官僚統治雖然非常必要,但對于商品經濟,對于資本主義的商工業,卻是一個致命的障礙。可是,就從鴉片戰役以后,這種障礙被緩慢而確實地逐漸予以消除
  比如,中國農村最普遍的副業是人民穿著所需的紡織業,不幸,現代大工業的發展,在每個先進國家,又差不多是由紡織業開頭,于是,一個新舊生產方式的沖突最初就會表現在紡織業上。中國人用自己的新式紡織業產品破壞那種副業,分解那種農工結合體,是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發生的前后,而在鴉片戰爭后到這個時期,則最初是英國新式紡織業品,接著又加上日本和印度的新式紡織業品,在中國從事這種“分解”工作。英國用大炮轟開中國門戶以后,曾以種種體驗,發覺在中國推銷紡織品并不像它推銷鴉片那樣容易。馬克思曾明確道出了其中的究竟,他說:“資本主義前的、民族的生產方式具有的內部堅固性和結構,對于商業的分解作用,曾經是一個多大的障礙,人們盡可以在英國對印度和中國的通商上得到一個適切的例證。在印度和中國,生產方式的廣闊基礎,是由小農業和家庭工業的統一形成。此外,在印度,又還有在土地共有制基礎上建立的村社的形式要加進來;這種村社在中國也是原始的形式。在印度,英國人曾經以統治者和地主的資格,雙管齊下,同時應用他們所有的直接政治權力和經濟權力,目的是要把這種小規模的經濟公社摧毀。……但是,……這種解體工作也不過極其緩慢地進行著。在中國,這種解體作用就進行得更慢。因為在中國,沒有直接的政治權力加進來加強它的作用。”(見郭大力王亞南合譯《資本論》,一九六三年版第三卷、第三七三——三七四頁)但“利益也往往使人智慧”,英國人不論是否明確意識了此種原因,他們后來在中國確在多方設法獲得配合經濟權力的政治權力,投資敷設鐵道,是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的方法之一。而其結果,也正好符合他們的要求,即是,“中國鐵道的敷設,表現中國小農及家庭工業的一切基礎的破壞”。(馬克思給恩格斯的信)
  像英國這樣“開化”中國或分解中國舊生產方式的大事業,愈到后來有愈多的國家參加,其中,像日本、印度那些勞動低廉和距離中國較近的國家的紡織品,更能有力地摧毀中國家庭工業。等到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簽訂,外人得在中國利用廉價勞力與原料自由開廠制造,而同時國內的新式紡織業,辦在種種刺激下,逐漸發展起來,于是,中國舊式家庭工業和獨立手工業就瀕于破滅的悲慘境地了。
  所有上面這些事實,以及必然隨伴而發生的一般流通范圍的相應擴展,都說明傳統的封建官僚統治在多方面受到了嚴重打擊。首先,農村舊生產方式結構的分解意味著封建官僚統治的固定的、孤立的自然經濟基礎的根本動搖。其次,商品經濟成分的逐漸增進,商工業比重對農業的逐漸加大,以往為配合農本主義與農業社會組織而被利用作統治工具的綱常教義、宗法秩序以及有關舊社會維系的一切法制思想體系,或則變為具文,或則失其作用,而使那已經根本發生動搖的封建官僚體制更無法支持。然而更關重要的還是在另一方面,市民階級由于商品經濟或新式工商業發展而逐漸顯露頭角,他們的經濟活動愈向前擴展,自然要愈益感到專制官僚主義的束縛與壓迫;他們在鴉片戰爭結束后不久發生的太平天國變亂中,雖還因沒有形成足夠主動的力量,而使那次變亂仍不能不止于農民的民族的性質,但在此后辛亥革命當中,他們的主導力量便表現得非常明白了。因此,清王朝的覆沒,實不僅說明異族統治的中止,同時還表示傳統封建官僚政治的變形。
  然則封建官僚政治為什么不曾因此完全覆沒下去呢?我現在要進而解答的問題。

  四
  作為中國封建官僚政治之物質基礎的地主經濟,雖然因其基本經濟要素的結構——農工結合體的逐漸分解而使其原來所有形態與使用形態發生一些變化,但現代性土地所有關系、現代性租佃關系并不能因此就建立起來;事實上,都市的市民經濟形態愈形發展,愈對封建官僚統治表示不耐與反抗,統治者便愈需要把農村社會維持在原有狀態下,使其統治基礎有所寄托,并企圖借此限制都市商工業資本的發展。可是,客觀的事實盡管如此,他們在主觀上,卻往往自詡是工商業振興者、大建設人物,并倡言把都市商工業、交通事業建設起來了,再去變革農村,這樣就可達成一面維護封建官僚統治,一面創建資本主義商工業的二重目的而一點也不感到矛盾。這是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大大小小的封建主義者官僚們都毫不羞怯的裝扮成新建設人物實業家的基因,同時亦是將近一百年來現代化一直陷在坎坷困頓中的基因。我們自然沒有理由忽視國際資本或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現代化所加的妨礙與束縛,但敢于正視現實的人應相信一切帝國主義在中國發生的阻撓破壞作用,都是通過我們封建官僚統治者的那種自私自利的便宜打算而進行的。
  五口通商以后不久,英國及其他先進國家已逐漸走上帝國主義道路,它們對于一切落后國家也發生兩種極相矛盾的要求,即一方面要破壞落后國家的傳統生產方式,以便它們的商品得以推銷,原料的取給得以實現;同時又希望落后國家的新生產方式不要成長,因為落后國家的大工商業發展起來,它們對市場與原料的要求就不免要落空了。它們的這兩種要求,表面上好像與封建官僚統治者一面要保持農村封建生產方法,一面要發展都市商工業的企圖恰好相反,但帝國主義者對于現代經濟的運動法則畢竟是懂得較多的。它們自始就認定利用既成封建官僚統治的弱點才可能達到它們那兩種企圖。因此,在太平天國變亂當中,它們就決定支持清朝統治者,在以后一系列侵略事件當中,它們盡管多方提出苛刻的不平等條約,以期扼殺中國的產業,但同時總未忘記使中國的舊統治階層能繼續維持下去。
  因此,中國舊型的封建官僚統治,雖然一方面逐漸為其自身在新國際關系中的矛盾要求,為帝國主義的矛盾政策,以及為從那些矛盾孔隙中逐漸增長起來的新興經濟政治力量、社會力量所削弱與改變;但另一方面,它所寄托的農村封建社會經濟基礎卻始終只有動搖、分解而不曾根本變革,同時又因帝國主義在中國一直需要維系既成統治以保障并擴增其既得利益,于是在經過多少次政治風波以后,我們仍然還是在受著封建官僚的支配,不過它已具有另一種形態和另一些特質。
  這是需要把它與已往形態作一較詳細的比較考察才能明白的。

2013-08-20 1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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