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福潮:《書海泛舟記》換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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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周末    2004-09-02 16:30:54

  ■書海泛舟記
  □范福潮

  初一開學,中蘇珍寶島之戰剛過,全國都在備戰,上午軍訓,下午挖防空洞,過了四周才上課。“文革”前的教材被誣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產物,統遭廢棄,“復課鬧革命”后,學生沒有教育部的統編教材可用,課本由各省臨時組織編寫,強調為政治服務、為工農兵服務,發到手的新教材只有語文、數學、俄語,課本粗糙、淺陋、雜亂無章、泛政治化,新增了工業基礎知識、農業基礎知識兩門課,音樂課改稱“革命歌曲”,體育改稱“軍體”,練投彈、打靶、拼刺刀,一學期還要安排八周時間學工、學農,即使這樣的教材,也無足夠的課時學完。
  上學對我來說,與玩耍無異,在校時間,多花在換書上,這是校園里惟一的樂趣。書包里裝幾本小說,上課時約好人,下課鈴一響,打著手電,鉆到防空洞里,各人拿出各自的書,互相交換。但并非每次都能換到稱心的書,遇見對方拿的書是我看過的、或不愛看的,便難成交。書的可讀性是關鍵,物以稀為貴,拿一本好看的小說一次可以換到兩三本書。那時,尚無“流行歌曲”一詞,但“流行小說”卻是有的,這些書雖被批為“毒草”,但仍高居“流行小說”的排行榜,在地下流行,外國小說像伏尼契的《牛虻》、高爾基的《在人間》、笛福的《魯濱遜漂流記》、肖洛霍夫的《靜靜的頓河》、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中國小說像《封神榜》、《說唐》、《說岳》、《水滸》、《三國演義》,都很搶手,私下詢問,讀沒讀過這些“流行小說”成了關乎品位的大事,擁有這些書在喜歡讀書的同學中更是地位的象征。換書也有規矩:不能拿別人的書去周轉。一天,我用林漢達的《春秋故事》從一連四排張寶龍手里換來一本安德列夫的《紅色保險箱》,連夜看完,第二天拿這本書換來一本凡爾納的《機器島》,第三天又用《機器島》換了一本薩多維亞努的《漂來的磨坊》……別人若也像我這樣換書,打時間差,便難免“穿幫”。第四天,寶龍問我:“你怎么拿我的《紅色保險箱》和別人換書?”
  久而久之,經常換書的同學形成一個固定的小圈子,多數人成了我的密友。大家都感到防空洞里“現貨交易”不方便,預先不知道誰手里有什么書,成交率不高。我想出一個辦法,約了10個同學,每人寫出自己擁有的50本書的書目,復寫10份,人手一份,這樣,大家按書目挑選想看的書,互相交換。我想看寶龍的《摩訶多的故事》,上午告訴他,他想看我的《瘸腿魔鬼》,下午,我倆即帶書到校交換。僅過一個月,我們這個“換書會”又發展了十來個會員,新會員還有外校的高年級學生。換書會的書目有一千多本,除了小說,還有散文、詩歌、史志、傳記等書,我們閱讀的范圍隨著會員的增加逐漸擴大。
  一天,上課間操時,老師在教室搜查學生的書包,我和幾位同學書包里的書被沒收了。事后才知道,一位同學因借書之事與寶龍結怨,跑到校革委告狀,把我們“換書會”的活動揭發出來。校革委把參加“換書會”的學生定性為“地下小集團”,停課、辦學習班,令我們一周內按書目把“毒草”小說全部上交,逾期不交,將被開除。正在學校不依不饒的時候,鄰家廖叔叔的兒子被單位派到學校當工宣隊員,担任我們連的指導員,那時,工宣隊在學校掌權,他是工宣隊長的徒弟,經他斡旋,此事便不了了之。廖大哥叮囑我以后不許把小說帶進校門,他透露給我一個好消息:“學校在吳山買了四十畝山坡建學農基地,每班抽三個學生去開荒,讓我帶隊,你也去吧,到山里開荒,比在學校挖防空洞強。”(之十二)


范福潮 2013-08-20 14:04: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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