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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福潮:《書海泛舟記》想起了王照
范福潮:《書海泛舟記》想起了王照
范福潮     阅读简体中文版

    想起了王照
    南方周末    2004-10-09 10:07:50

  □范福潮(河北任丘)
  
  一位學者,一位性情中人,不諳官場權術,不辨政局走勢,既無康有為政客天分,又無譚嗣同烈士氣節,胸無城府,首鼠兩端,卻喜揣摩君心,熱衷權勢,以實現其“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結果卷進政壇激流,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導火線,“舊黨斥其黨康,而康黨復疑其黨舊”,淪為帝、后兩黨的共同敵人,終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狽,令人唏噓。晚年坦言:“戊戌政變內容,十有六七皆爭利爭權之事,假政見以濟之。根不堅實,故易成惡果。”

  一個被遺忘的人物
  王照在“戊戌變法”時,也算個人物,但比起康、梁和“六君子”來,名氣要小得多,以至年代久遠,后人們不大記得他。
  王照是直隸寧河人氏,字小航,號水東。光緒二十年甲午(1894年)進士,翰林院庶吉士。三十五歲進士及第,雖稱不上少年得志,但對科舉時代的舉子來說,這個年紀并不算遲,與儕輩相比,他比年長他一歲的康有為還早一年。時值清日戰爭爆發,朝廷未給新科進士開館、授職,王照便離京還鄉,在寧河縣蘆臺鎮協助地方官吏辦鄉團,維護地方治安。生逢亂世,無緣躋身京官之列,學那曾文正公,練鄉勇為勁旅,外可御敵,內可蕩寇,也算是一番功業。王照是個認真的人,他把蘆臺的鄉團辦得極為出色,直隸總督王文韶稱贊他:“所練之鄉團,隊伍嚴整,餉項分明,為沿海一帶表率。”
  翌年,王照赴京入館,散館后授禮部主事。清代進士,除點翰林外,分部候補主事也算是較好的出路,熬過一定年頭,必能補缺,擢升員外郎、郎中,即便外放,也可實授知府,順利的話,四十多歲官至二品京堂或巡撫一級疆吏,并不困難。由此看來,如果沒有戊戌年間康、梁掀起的那場變法運動,王照的仕途,想必不會太差。

  康有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經過六年潛心治學,兩次游歷各地,成為一個“變法”不離口,“上書”不離手的風云人物,進而從一個六品主事,一躍而被擢為四品章京,其“得君之道”,在官場上引發了強烈的示范效應

  時勢造英雄。甲午戰敗,民怨沸騰,時論皆以為惟有“變法”才能富民強國,“變法”之聲驟起,一些鼓吹“變法”者奔走于朝野,大造聲勢。光緒八年(1882年),二十四歲的康有為初游京師,即已立志變法。他才思敏捷,交友廣泛,下筆萬言,磅礴罔測,頗有領袖氣魄,他是一位胸襟遠闊的人,不肯按部就班地行走仕途。經過六年潛心治學,兩次游歷香港及南北各地,至光緒十四年再游京師時,他已是一個“變法”不離口、“上書”不離手的風云人物。由于出身背景、治學態度和個人經歷的差異,在政治策略上,康有為不同于孫文,他不會鋌而走險,走造反、革命的道路,他把變法的希望寄托在了明君賢相身上。其實,這也是帝政時代想成就事業的士大夫們普遍的慣性思維:皇權至尊,只要能說服皇上和他身邊的重臣變法,不愁變法不成。他在上吏部尚書徐桐的信中說:“中國發憤,只有此數年閑暇,及時變法,猶可支持,過此不治,后欲為之,外患日逼,幾無及矣。”徐桐不以為然,以狂生見斥,三詣其門不獲見。他又結交御史屠仁守,不厭其煩地代其擬摺;又與諫官洪良品過從甚密,書信往來大論中西異學;又上書曾紀澤,極盡恭維:“上下茍安,議論孔多,言守法則泥祖宗之憲章,欲變新法而未得西人之要領。……今天下之精于西人政學,而又近當軸者,舍公其誰?”此時的康有為,還未中舉,以其卑微的身份,混跡于京城權貴身邊,窘迫之態,可想而知。光緒十九年,康有為中舉,翌年,進京會試,但不大走運,因下車時扭傷了腳,只得棄考,南歸養疾。光緒二十一年,是康有為的轉運年;二月,他偕梁啟超入京會試;三月,清日馬關訂約,他糾合士子一千三百余人“公車上書”,聲名大噪。榜發,康有為中進士,授工部主事,但他似乎看不上這個冷衙閑曹之位,并未到署辦公。他一心“上書”皇上,五月初六、初八兩日連上“上清帝第三書”、“上清帝第四書”;六月,他在北京創刊《萬國公報》,組織“強學會”,后赴滬組織“上海強學會”。御史楊崇伊參奏強學會“植黨營私”,京滬兩會相繼被封。此后三年,康有為到處講學、辦報、結友、游歷,耐心地尋找時機。光緒二十三年十月,德國強割膠州,康有為聞訊趕赴北京,擬“上清帝第五書”,吁請采法俄、日以定國是,大集君臣而謀變政,聽任疆臣各自變法,且言國事付國會議行,并請頒行憲法。在此后的六個月里,康有為又兩次上書清帝變法。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初三,是康有為出頭的日子,光緒帝命王大臣在總理衙門接見康有為,李鴻章、翁同龢、榮祿、廖壽恒、張蔭桓與會,康有為抓住這個機會,凡內政、外交、法律、官制、學校、財政、工商、礦政、鐵路、郵電、練兵,無所不談,他趁這次會見的機會向皇帝呈上了他輯錄的《日本變政考》、《俄大彼得變政記》。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詔定國是,實行變法,僅隔四日,便召見了康有為,歷時兩小時十五分。光緒帝非常欣賞康有為關于變法的奏對,當日即命康有為在總理衙門章京上行走,并允其專摺奏事。一個六品主事,一躍擢為四品章京,從此得近天顏,專寵專信,這對年僅四十歲、為變法奔走疾呼了十幾年的康有為來說,真可謂達到了人生輝煌的頂點。
  在帝政時代,得君之道,是大臣行走仕途務必精通的一門高深的學問,關系到進取和自保。康有為的“得君”之道有四:一是連篇累牘地向皇帝上書,自光緒二十年至二十四年共上書七次;二是不厭其煩地游說、結交權臣,即使遭受冷眼輕慢也毫不在乎;三是結社起會,策動政治風波,如組織京、滬兩地“強學會”,搞“公車上書”;四是令弟子充分利用報紙,寫文章,造輿論,影響民眾觀聽。這第四招尤其厲害,利用報刊宣傳造勢,有為深諳其術。清末四川總督劉秉章之子劉體仁分析康、梁的崛起之術時說:“有為雖為新黨魁首,而文筆繁冗,實不足以動人,而己未能信也。當時情熱能令觀聽一傾者,厥惟《時務報》,自新會梁啟超《變法通議》刊載報首,描寫老大帝國致敗之由,恰如人心之所欲道,益以同黨宣傳之力,遂能風行一時,京城內外,幾于家有其書,人人爭譽其美,遂入其彀中,隱為所動而不知覺。不出半年間,康梁之赫赫聲名漸如爝火矣。”
  康、梁得寵,使善于揣摩君心的朝臣們大為心動。康、梁的“得君之道”在官場上引發了強烈的示范效應,京城和外省的官員、士子紛紛效仿,向皇帝上書和吁請“變法”成為一種時尚。當“變法”成了朝臣進身的惟一政治資本,成了邀寵的秘訣,它對京城衙門里坐久了冷板凳的低級部曹產生了巨大的誘惑力。王照是個聰明人,有能力,肯鉆研,在點翰林之后的四年時間里,兢兢業業地做事,他和徐世昌一起辦過“八旗奉直第一號小學堂”,當時辦學依例須向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立案,他在呈文中寫道:“名為第一號,以后盡力推廣二號三號以至十百千號”。他對漢字注音很感興趣,一直在研究可以拼寫漢字的“官話合聲字母”,取得了重大成就。如果他心性沉靜,隨緣安分,能夠不為紛亂的時局所動的話,依他的才學,本可以成為一個賢臣、一個教育家、一個語言學家。但他正值盛年,恃才待舉,適逢光緒帝變法心切,求賢若渴,眼看一批年輕新銳脫穎而出,他在禮部衙門里愈發坐不住,腦袋持續升溫,對升遷的渴望和對“變法”的投入使他難以冷靜下來判斷政治形勢,沉默了兩個月之后,再也耐不住寂寞,縱身投入了本已白熱化了的帝、后兩黨明爭暗斗的激流中,旋即沒頂。

  慈禧一方面支持新政,一方面通過人事安排,未雨綢繆,穩定政局,然而在康有為等人影響下,光緒帝開始有意減少與太后在一起的時間,對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請訓,剛愎自用的舉措越來越多

  光緒帝親政十年,內政外交,一無建樹。甲午戰敗,馬關簽約,割地賠款,幾近亡國。慈禧太后還政之后,礙于祖宗家法,她并不愿過多插手政事,只在暗中調控,時而放權,時而攬權,給了光緒帝足夠大的權力空間。如果光緒帝的政績再好一些,駕馭朝臣的手段再圓熟一些,控制政局的能力再高超一些,依太后的歲數,她不會再走上前臺。慈禧太后對于“變法”的態度,時人普遍認為:“推之太后之心,未必不愿皇上能勵精圖治也,未必不愿天下財富民強也,至法當變不當變,未必有成見在胸也。”(蘇繼祖:《清廷戊戌朝變記》)此論不失厚道。恭親王在世時,聲威昭著,他在調和兩宮、平衡君臣矛盾方面發揮了很大的作用,鼎力支撐著將傾的大廈。在光緒帝詔定國是的前十三天,四月初十,恭親王病逝,清廷失去一位老成謀國的重臣。“王明于政治,大臣多從夙望,群小不得妄進,德宗亦有所憚,王在,莫敢為戊戌政變之事。”(魏元曠:《魏氏全書·光宣僉載》)恭親王一去,兩宮之間、朝臣之間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調和者,政局急劇動蕩,終致失控。
  經過十年慘淡經營,光緒帝受盡了失敗的屈辱。他心里憋著一股怨氣,發奮重整乾坤,強國富民。當他從奏摺、報刊、朝臣那里知道了康、梁的“變法”之道,猶如一個瀕死的病人,突遇神醫,立刻被康有為開出的拯救大清的靈丹妙藥所迷惑,一股腦盡數吞下,立盼起死回生。一八九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緒帝“詔定國是”。四月二十六日,光緒帝第一次(百日維新期間)赴頤和園詣慈禧太后,請安駐蹕,在園中住了兩天。帝、后這次見面,決定了幾件對今后政局的發展至關重要的人事安排:
  一、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翁同龢開缺回籍;
  二、調離直隸總督王文韶,以榮祿暫署直隸總督;
  三、諭“嗣后在廷臣工如蒙賞加品級及被授文武一品暨滿漢侍郎,均須具摺詣太后前謝恩,各省將軍、都統、督撫、提督等官亦同”;
  四、刑部尚書崇禮署步軍統領(同日,光緒帝召見康有為,即命康有為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并許其專摺奏事)。
  僅隔五天,五月初四,光緒帝二赴頤和園詣慈禧太后,這次他在園中住了五天,又作了四項重要的人事安排:
  一、授榮祿為文淵閣大學士、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
  二、授吏部尚書孫家鼐為協辦大學士;
  三、以王文韶為戶部尚書在軍機大臣上行走,并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
  四、派懷塔布(禮部尚書)管理圓明園八旗官兵、包衣在旗官兵并鳥槍營事務;剛毅管理健銳營事務、補授那彥圖為閱兵大臣。
  以后每隔幾日,光緒帝就去一次頤和園,少則住兩三天,多則住五六天,從“詔定國是”至八月初六太后再次“訓政”的一百零三天里,光緒帝一共去了十二次頤和園,在園中住了四十四天,其間許多重大人事任免的“上諭”和召見大臣,都是光緒帝在頤和園里作出的,也可以說是與慈禧太后事先商定的。慈禧太后并未干涉光緒帝實施新政,她只是對光緒帝做事急進浮躁不放心,担心他用人不當,激化朝臣之間的矛盾,導致政局失控,因此,她一方面謹慎地支持新政,一方面通過人事安排,未雨綢繆,穩定政局。她執政多年,有著敏銳的政治嗅覺,頤和園中發出的每條上諭她肯定都要過目,朝野發生的大小事件也都有人向她報告,風吹草動,事無巨細,都會引起她的反應。
  進入七月以后,在康有為等激進人物的影響下,光緒帝開始有意減少與太后在一起的時間,增加在宮中獨立處理朝政的時間,他對慈禧太后不再事事請訓,剛愎自用的舉措愈來愈多,尤其是在受到他人挑唆的時候,會在感情沖動下作出輕率的決定。從上諭發布的時間上可以看出,這些決定,是在宮里倉促作出的,事先未與慈禧太后商議。七月初八、七月十二日第八、第九次詣太后,都是頭一天去頤和園,第二天還宮。七月初十,光緒帝嚴旨切責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譚鐘麟因循玩懈,不肯力行新法;十一日,諭各督撫凡交查各件,皆須迅速具奏,不得延玩;諭告諸臣除去蒙蔽錮習,不得無故請假,議奏事件不許延擱;七月十四日,詔裁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鴻臚寺、太仆寺、大理寺等衙門,外省裁撤湖北、廣東、云南三省巡撫及東河總督、糧道、鹽道等職,其余京外應裁文武各缺及歸并事宜,命大學士、六部及各省將軍督撫分別詳議,切實辦理;七月十九日,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馬癸等六人,以阻格主事王照條陳事務罪革職;七月二十日,賞譚嗣同、楊銳、劉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在這十天時間里,光緒帝發布的一連串上諭,全是針對“后黨”,而且動作太大,激起了強烈反彈,一時壁壘分明,朝臣決裂,再難轉圜。其中,王照參倒禮部六堂官一事成了“變法”失敗的導火線。

  腦袋持續升溫的王照縱身投入了帝后兩黨的明爭暗斗,他先是攻擊后黨,竟一舉參倒了禮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場上實屬罕見

  王照的奏摺寫于六月下旬。按清代官制,六品官沒有直接上書的資格,須由尚書“代遞”。王照這道摺子有三部分內容。開頭暢談國勢之危和士大夫的短見,以論證變法的緊迫性,當時上書變法者多有此論,雖屬老生常談,但也有獨到見識之處,如“甲午以前,我國之力已不足立于群雄之間,所以暫容作大者,賴群雄適互嫉耳。自俄路東指,英人束手,日人乃急發難,我國既受大挫,而大臣不悟,反欲倚俄,益致列國生心。自去冬以來,環迭進攫,未嘗歇手。夫西人雖在攻戰之際,亦盤敦從容,況對于我國,已無須攻戰,而諸大臣則以為目無烽燧,耳無鼓鼙,前此小有損失事已過矣,樂得貌為鎮定,謂改舊章為傷元氣,謂倡新政為啟亂萌,以空談正學術為純臣,以大言輕外敵為良將,狂瞽之論,不知紀極。今到處亂民滋事,無不托言殺鬼子者,士大夫反稱之為義民……”王照在“義和團”爆發兩年前就預感到災難臨頭,的確有先見之明。第二部分談教育,提議設“教部”以釋眾疑,“以西人敬教之法,遵我孔子之教,以西人勸學之法,興我中國之學”,達到“道可衛而學可興”的目的,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甚是迂腐。如果王照的奏摺只有這兩部分內容,禮部堂官不會將其“擱置月余”,這道摺子被擱置是因為第三部分內容———“請皇上奉皇太后圣駕巡幸中外”。
  請皇上、皇太后出訪外國,不但有背大清祖制,無例可循,在禮儀、交通、保衛等技術上也無從操作,尤其是在剛發生過李鴻章出使日本遇刺之后,難保皇上、太后出訪的絕對安全,在這種情勢下,作為禮部堂官,僅憑腦子發熱就遞上這道奏摺,或者引起帝、后不快,或者引起帝、后分歧,即便同時能被帝、后采納,“巡幸中外”時安全上若出了問題,禮部尚書是要掉腦袋的,誰敢担此風險?權衡再三,他們壓下了王照的奏摺。王照生性倔強,是個做事認真的人,但也是個缺少政治經驗的書生,他看不出奏摺被擱置本身就說明上司對他不滿,也是怕他惹麻煩,反告上司“因循玩懈”,對皇上要求督撫京官“凡交查各件,皆須迅速具奏,不得延玩”的旨意陽奉陰違。王照不顧官場禮儀,面詰禮部尚書許應馬癸阻撓新政,許應馬癸惱羞成怒,亦具摺劾奏王照。無奈許應馬癸的運氣太壞,就在兩個月前,御史宋伯魯、楊深秀以“守舊迂謬,阻撓新政”已經參過他一本,這一回,光緒帝新賬舊賬一起算,七月十六日諭旨對其嚴辭切責:“朝廷廣開言路,本期明目達聰,邇言必察,前經降旨,部院司員,有條陳事件者,由各堂官代奏,毋得拘牽忌諱,稍有阻格,誠以是非得失,朕心自有權衡,無煩該堂官鰓鰓過慮也。若如該尚書等所奏,輒以語多偏激,抑不上聞,即系狃于積習,臻成壅蔽之一端,豈于前奉諭旨,毫無體會耶?懷塔布等,均著交部議處,此后各衙門司員等,條陳事件,呈請堂官代遞,即由各該堂官,原封呈進,毋庸拆看,王照原呈,著留覽。”七月十九日,又下了一道朱諭:“吏部奏,遵議禮部尚書懷塔布等處分一摺,朕近來屢次降旨,戒諭群臣,令其破除積習,共矢公忠,并以部院司員及士民,有上書言事者,均不得稍有阻格,原期明目達聰,不妨芻蕘兼采,并藉此可覘中國人之才識。各部院大臣,均宜共體朕心,遵照辦理,乃不料禮部尚書懷塔布等,竟敢首先抗違,藉口于獻可替否,將該部主事王照條陳,一再駁斥,經該主事面斥其顯違諭旨,始不得已勉強代奏,似此故為抑格,豈以朕之諭旨為不足遵耶?若不予以嚴懲,無以儆戒將來。”將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馬癸及左右侍郎六人即行革職。“至該主事王照,不畏強御,勇猛可嘉,著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勸,特諭。”
  王照一摺參倒禮部六堂官,在有清一代的官場上實屬罕見。表面上看,王照榮獲諭旨嘉獎,升官晉級,風光無限,但實際上他已把自己推上了絕路。原因有三:懷塔布是慈禧太后的親信,與慶親王、榮祿、裕祿等朝中重臣關系密切,是“后黨”的中堅,王照得罪了他,也就得罪了“后黨”,此其一;清代官場等級森嚴,尊卑有序,十分講究,王照一摺參倒六位上司,犯了官場上“犯上作亂”的大忌,他在仕途上已經走到了盡頭,此其二;王照無意中做了“帝黨”打擊“后黨”的棍子,這樣的棍子一旦被用過一次,就不會再用一次,盡管“賞給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用昭激勸”,但他的價值已等于零,此其三。可憐王照,此時身感寵眷日隆,昏昏然陷入了癲狂狀態,根本看不到帝、后矛盾已經激化、朝臣分裂的格局已經形成,更看不到自己處境險惡,就在皇上嘉獎后的第五天,腦子一熱,又干了一樁蠢事。

  處于極度亢奮狀態的王照接著把目標瞄準了光緒帝的親信張蔭桓。在為帝黨當了一次棍子后,也要為后黨當一次棍子,以示自己的不偏不倚

  王照這次參劾的是光緒帝的股肱之臣張蔭桓。
  說起來,王照與張蔭桓素無嫌隙,他真有點多管閑事。張蔭桓向光緒帝保奏了三名被革職的官員,皇上諭旨“均著開復原官原銜,發往山東河工,交張汝梅(時任山東巡撫)差遣委用,俟此河工事竣,由該撫給咨送部引見。”在清代,朝廷重臣向皇上奏保已被革職的地方官員,請皇上給他們恢復官職或重新任用,是常有的事。王照七月二十四日上了一摺:“竊臣近閱邸鈔恭讀二十日上諭……臣不勝駭異,緣張上達、黃璣皆人所共知,劣跡昭彰者也。伏查光緒二十年十一月十五日上諭:李秉衡奏參庸劣不職各員一摺,山東候補道黃璣、攬權納賄,聲名狼藉,著即行革職。欽此。又光緒二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上諭:李秉衡奏參開缺道員張上達,請旨嚴懲等語。......臣竊聞李秉衡廉明清正,詳于察吏,精于綜?,歷官各省,人無閑言,但于中外交涉事宜,非其所長。守舊之流,妄事標榜,誠為太過,而李秉衡參貪吏,尚未有誤。張蔭桓役志于聲色貨利,為外人所輕笑,于洋務僅識皮毛。今乘皇上目不暇給之時,蒙混保此劣跡昭著之員,即行開復;前此上諭具在,使天下人疑皇上講求新政,遂翻然于用人之際,不論賢奸,不別貪廉,從此中人之志節皆隳,仕途之痼習愈深,張蔭桓茍知時務,不應有此。其如何懲戒之處,出自圣裁,臣受皇上破格之恩,死無以報,既有所見,不敢不言,伏乞皇上圣鑒。謹奏。”
  王照這道摺子表面上看是怒責張蔭桓“乘皇上日不暇給之時,蒙混保此劣跡昭著之員”,埋怨皇上不辨賢奸,所用非人,而他之所以敢于犯顏直諫,是因為受了皇上的“破格之恩,死無以報”,才“不敢不言”。但日后王照回憶此事時卻是這樣解釋的:“是時德宗親信之臣,以張蔭桓為第一,其為人最奸貪,嘗獨吞洋債回扣,是春太后命抄其家產,懿旨已出,蔭桓求慶王急進奉十五萬,得以收回查抄之命,故蔭桓與太后勢不兩立……是時張蔭桓蒙眷最隆,雖不入樞府,而朝夕不時,得參密氵勿,權在軍機王大臣以上。康先生與蔭桓至厚,聞余調查賄保張上達案甚亟,特來阻止曰:樵野是皇上的人,不可參也。余曰,不見得他是皇上的人,他敗壞皇上的聲名,我就看他是皇上的仇人……”參倒懷塔布,王照給帝黨當了一次棍子;這一次,他揣摩“蔭桓與太后勢不兩立”,不惜得罪變法派的同志康有為,非要參倒張蔭桓,也給后黨當一次棍子,以示自己在帝、后之間的不偏不倚。
  這些只是說得出口的理由。其實,王照心懷叵測,另有所圖。就在皇上賞給王照三品頂戴的第二天,諭旨賞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加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上行走,參預新政事宜:“爾等當思現在時務艱危,凡有所見及自應行開辦等事,即行據實條列,由軍機大臣呈遞,候朕裁奪,萬不準稍有顧忌欺飾。特諭。”章京,是軍機處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辦理文書事務的官員,相當于現代的秘書;卿,在清代只是官僚的虛銜,有三至五品卿。四章京奉特旨籌辦新政,權重傾國,驕矜之態畢露,與同署辦公的滿漢章京勢同水火,連軍機王大臣亦不放在眼里。譚、林每受召對,凡事關新政,稍涉機要,即令擬旨,軍機大臣不與聞,詔成,徑達上所,軍機大臣亦不知,譚、林亦不告之。梁啟超事后憶起四章京攬權之事寫道:“上舉行新政而樞臣耄老不能輔佐維新,上又無權去之,又無權添用軍機大臣,至是漸操用人之權,乃選新近小臣以輔新政。……特加四品卿,令入軍機參與新政,參與者用日本維新置參與官于宮中之義也。皇上別授朱諭于四人,令其將新政條理開列,竭力輔佐,無有畏憚,所有新政奏摺,皆令閱看,諭旨皆特令撰擬,蓋惡諸大臣既極,束之高閣,而以國政系于四卿,名為章京,實為宰相也。”
  四章京恩寵如此,朝野盡知,這對圖謀干進的王照是一個強烈的刺激。一摺盡罷禮部六堂官,諭旨嘉獎,皇恩浩蕩,他只要再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躋身“實為宰相”的行列,輔佐皇上變法,就不是夢想。處在極度亢奮狀態的王照,終于找到了機會,他把目標鎖定在張蔭桓身上。

  王照滿以為自己能調和兩宮,穩步推進變法,未料卻拉響了失敗的導火索

  這一次,王照碰壁了,這道摺子被擱置,張蔭桓毫發未損。僅過了十二天,太后親政了,光緒帝被囚瀛臺,康、梁亡命日本,“六君子”喋血菜市口,懷塔布、許應馬癸加官晉爵,賞還花翎。懷塔布補授總管內務府大臣,又賜紫禁城內騎馬;許應馬癸擢為閩浙總督,兼署福州將軍。太后連下四道諭旨緝拿王照:“該員畏罪逃匿,實難姑容。候補四品京堂即行革職,交步軍統領順天府五城一體嚴查務獲,并著順天府府尹督飭寧河縣知縣將該革員原籍家產一律查抄,勿任隱匿。”懷塔布深惡王照,當知他逃到日本后,請旨拿問王照的兄弟王燮、王焯,又奏請太后電令出使日本大臣李盛鐸綁架、行刺王照,“如果實在日本,應即妥為設法密速辦理,總期不動聲色,不露形跡,豫杜日人藉口,斯為妥善。”
  王照逃到東京,棲寄無門,只得委身于康、梁。王照、康有為雖都主張變法,但王主張調和兩宮,穩步推進;康則主張廢掉慈禧太后,皇上親掌大權,疾行變法;王不贊同康的激進做法。王照又因不聽康有為勸阻,參劾康的同鄉、恩師張蔭桓,為康有為所不容。流亡中的王照已經清醒,“照依托康、梁之末,以待偷生,真堪愧死。總之,敝邦之政變,榮、剛及守舊黨皆誤國者也,康、梁等亦庸醫殺人者也。”王照批評康有為的激進胡為葬送了變法事業,揭發康有為在日本刊刻的光緒帝“密詔”,“非皇上之真密詔,乃康有為偽作也”,破壞了康、梁利用皇上“密詔”為自己策劃政變辯護、挑動列強給太后施壓的圖謀,康、梁大怒,將他軟禁起來。王照苦不堪言,尋機向友人訴委屈:“自同逃共居以來,凌侮壓制,幾令照無以度日。每朋友有信來,必先經康、梁目,始令照覽。如照寄家書,亦必行經康、梁始得入封。且一言不敢妄發,一步不敢任行,幾于監獄無異矣。”王、康齟齬,驚動了日本政府,日本政府担心康有為跋扈滋釁,欺壓王照,招惹事端,便給康有為九千元,令其離境,康有為去了加拿大。第二年,王照準備回國,他上書日本青木外相:“得罪之由,亦不過因保薦康廣仁、梁啟超為顧問耳。及來貴國,照亦未指斥西太后之短,故北京亦無刺照之意。今請貴省以后不必資給保護。”不久,王照潛回國內,先隱居山東,庚子年后,他詭稱趙姓,在天津、保定一帶活動,宣傳官話合聲字母。光緒二十九年,他回到北京,次年,自請入獄。入獄兩個月,清廷大赦戊戌黨人,王照獲釋。從此,王照遠離政治,遠離社會活動,淡泊名利,甘于清貧,民國二年,總統袁世凱請他担任“讀音統一會”副會長,他也只是掛名而已,并不任事,此后,北洋政府教育總長傅增湘、國務總理段祺瑞、總統徐世昌都曾委以官職,他以老病相辭。他的后半生是在潛心研究、積極推廣漢字拼音方案中度過的。民國七年,北洋政府批準實施“官話合聲字母”(這套漢字注音字母,臺灣至今還在使用)。民國二十二(1933)年,王照病逝,享年七十四歲。
  一位學者,一位性情中人,不諳官場權術,不辨政局走勢,既無康有為政客天分,又無譚嗣同烈士氣節,胸無城府,首鼠兩端,卻喜揣摩君心,熱衷權勢,以實現其“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抱負,結果卷進政壇激流,成了激化帝、后矛盾的導火線,“舊黨斥其黨康,而康黨復疑其黨舊”,淪為帝、后兩黨的共同敵人,終至亡命天涯,身陷囹圄,半生狼狽,令人唏噓。晚年坦言:“戊戌政變內容,十有六七皆爭利爭權之事,假政見以濟之。根不堅實,故易成惡果。”王照有此覺悟,也算不枉此生。
 

2013-08-20 1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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