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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福潮:《書海泛舟記》我的2006年書單
范福潮:《書海泛舟記》我的2006年書單
范福潮     阅读简体中文版

    我的2006年書單
    南方周末    2007-01-04 16:19:19
  
  文化沖突與制度選擇
  
  □范福潮(作家)
     
  2006年10月份,書店上架兩部新版的舊著:一是許倬云著《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9月),一是陶菊隱著《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海南出版社,2006年10月,5冊,以下簡稱《史話》)。前者15年前曾由貴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后者1957-1959年由三聯書店出版,全8冊,我有一套1978年3月的第二次印刷本,小32K,第一冊0.44元,后幾冊多是4毛多,一套書3元多錢。新版書名前加了“武夫當國”四字,頗感別扭。
  中西文化沖突以及衍生而來的制度選擇,是治中國近代史者一個亟需考究的問題。這兩部書恰好提供了很好的切入點:許著把中西文化沖突放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深入考量,與海外學人錢穆、余英時、殷海光、林毓生的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相互發明,功力堅實,脈絡清晰,抽絲剝繭,闡釋因緣;陶著則把中西文化沖突最為激烈的民初歷史作一全景描繪,立憲共和,民亂黨爭,自治統一,軍閥混戰,以報人的敏銳和細膩,把17年的亂局梳理得極有條理。
  1840年前,中國歷史上雖經無數的改朝換代,都未發生在文化沖突的背景下,新朝幾乎全盤繼承舊朝的政治制度(或作一些技術性的改革,以利于新朝的統治),即使發生元代宋、清代明這樣的異族入主的情況,文化的根基依然堅固,異族文化逐漸被中國文化所同化。但在1840年后,情勢逆轉,中國在與西方國家交往中,多次卷入戰爭,且每戰必敗。洋務運動的發展擴大了中國知識分子與西方社會的接觸層面,西方文化的影響在各個方面漸次深入,比較中西文化的優劣成為維新之士的時尚——清朝的每一次失敗都被他們解讀為文化的失敗。這種失敗的戾氣籠罩心頭,愈積愈深,由器的層面(技不如人)到制度層面(要求變法)繼而漫延到文化層面(認定中國文化為現代化的障礙)。甲午戰敗后,眼見日本這一蕞爾島國經明治維新20余載即打敗文化悠久的天朝大國,變法之聲,洶涌澎湃。“守舊不可,必當變法;緩變不可,必當速變;小變不可,必當全變。”(康有為《上皇帝書》),尤其是在10年后日本再次戰勝俄國,對中國知識界的沖擊更大,有識之士看到了“立憲”的效力,“此非日俄之戰。而立憲專制二政體之戰也。”(《立憲紀聞》)江蘇立憲派首領張謇致袁世凱書中亦嘵嘵鼓噪:“不變政體,枝枝節節之補救無益也。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中俄因守舊而失敗,成為朝野共識,大勢所趨,清廷被迫作出讓步,于1906年7月13日宣布籌備立憲詔書,承諾在1913年開國會,行君主立憲政體。由于清廷的自私,企圖借立憲之機為滿人爭得更多的權力,鞏固搖搖欲墜的政權,終致漢族疆吏和立憲派的不滿,僅過了5年,清室便在革命黨造反和權臣的逼迫下黯然退位。
  “君主立憲”成了泡影。中華民國選擇“共和制”,成了南北議和時孫袁兩派妥協的產物。既沒有深入研究和充分準備,也沒有過渡和實驗,總統、內閣、議會、憲法、司法、自治、政黨、選舉這些英美已經熟練運作幾百年的政治體制被全盤照搬到中國。從1911年各省獨立到1927年國民軍北伐勝利的17年間,從中央到地方,中國成了政體的實驗場,黨派與軍閥、軍閥與軍閥、黨派與黨派在角逐權力的過程中選擇于己有利的體制。知識界的騷動和震蕩不亞于政壇,伴隨著對傳統文化徹底否定的是對西方文化的全盤吸納。到了五四新文化運動,兩種思潮分道揚鑣,在制度選擇上則表現為:一派選擇三民主義,主張漸進憲政,走英美之路;一派選擇社會主義,走蘇聯之路。
  無論是梳理中西文化沖突還是中國近代史,都要避免功利心和情緒化。殷海光分析同時代人的治學態度時自省道:“近幾十年來,無論是贊成西化或主張保守中國文化,大抵是從這類個人的利害原因及情緒作用出發的,很少根據文化學等等作客觀的認知。”(《殷海光林毓生書信錄》,上海遠東出版社,1994年12月,P160)近百年來,積貧積弱的中國多次面臨亡國危險,救亡圖強成了知識分子的普遍心結,心態的浮躁和行動的激進使得中國近代史上關鍵時期的重大事變,都是在當事人、當權者的功利心和情緒化的驅使下發生的,思想批判和制度選擇全是那么迫切,知識分子、執政的軍人和政客都只關注當下問題,不計后果。看看孫文、黃興、宋教仁、袁世凱、段祺瑞、胡適、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在民初的思想演變和政治活動,看看民初的黨爭、政爭、戰爭和思想論戰,感慨殊深,歷史不給他們機會,去從容地思考和解決中國的問題。
  文化沖突和歷史事件互為陰陽,《史話》為同期的文化沖突作了注解。報人寫史,意在普及,洋洋百萬余字,生動再現民初歷史,陶先生厥功甚偉。此書并不限于寫北洋軍閥,南方軍閥和國民黨的活動也著墨不少,它是我了解民初歷史的入門讀物。陶先生的《袁世凱演義》(中華書局,1979)也很精彩,兩本書對同一事件的敘述大同小異,后者較詳,故事寫得更生動,印數也大得多。以細節而論,《史話》習慣用概括性語句簡述,如第7章第4節“袁發表四巨頭聯合宣言”一段,寫孫袁會談、孫去拜會前清攝政王載灃、前清隆裕太后命貝子溥倫在金魚胡同那桐宅歡宴孫黃二人等事,只用了600多字,而《演義》的描寫卻很詳細,寫了1.2萬多字。尤其那段:
  袁聽到這里,興奮得無以復加,站起來引吭高呼:“孫中山先生萬歲!”孫中山也站起來回答:“袁大總統萬歲!”(P235)
  寫得生動極了,但卻用了記者寫新聞的筆法。
  曾任清朝陸軍部郎中、禁衛軍秘書處處長的惲寶惠先生著文《辨證〈史話〉及補充史料》指出《史話》第1冊第6頁“袁世凱最善于逢迎當權人物,先后打通西太后親信李蓮英、滿足大學士榮祿”云云,與事實不符,寫了李與西太后關系的實情,補充了不少史料。他說:“在今日而談若輩史料,或證之于名人筆記,或聽之于可靠的傳述,尚能實得五六,若以編印投機的野史,影射名人的小說,而即以為可信今而傳后,則作者殊未敢輕于附和也。”(《文史資料選輯》第20輯,中國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P184)《史話》畢竟不是信史,海內外出版的清末民初史料卷帙浩繁,詳略得當者如《北洋軍閥》(來新夏主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8月至1993年4月出版),讀者自可參讀甄別。但它也不是野史,只是一部比較可靠的歷史知識普及讀物而已。(P1195611)
 

2013-08-20 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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