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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天地玄黃》三·校園風暴
《1948天地玄黃》三·校園風暴
錢理群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48天地玄黃》三·校園風暴

葉圣陶1948年4、5、6月日記(摘抄)
4月8日(星期四)至銀行公會餐廳,參加雜志社聚餐會。到者不足十人。《國部被勒令停刊,以其為共方宣傳。帳界知識》與《時與文》同受警告,以其言論偏激,有損對美邦交。此事為談話資料,多以滑稽事件視之耳。
4月14日(星期三)傍晚飲酒,三官告我以學生界情形,其判斷頗有理。丁士秋來看二官。她在醫院為護士,據云病人頗有在院謀自殺者,為護士提心吊膽之事。自殺原因都為經濟。社會窮困至此,能不悲嘆。
4月19日(星期一)晚報出版,載今日國民大會選舉總統,蔣氏當選。此為眾所早知之事,固不待今日也。
4月29日(星期四)西面鞭炮聲大作,系為李宗仁當選為副總統。日來為選舉副總統,南京引起軒然大波。李出競選,而國民黨中之一大派不之喜,鬧出種種可笑事。令李仍當選,一般人固無愛子李,其所以稱快,殆為某一大派之不得逞耳。
5月1日(星期六)夜聽管夫人獨唱之廣播。管為女高音,所唱為中西民謠,聲音可味,情趣甚至。
5月3日(星期一)三官往參加文藝晚會,預行紀念“五四”。“五四”在青年心中永為光明之象征。
5月14日(星期五)十時半,借調半至大光明,觀曹禹新片《艷陽天》之試演。……觀畢,承邀宴于新雅。兩席,少皆熟人。曹離完成此作,至興奮,飲酒甚多,頗有醉意。而堅欲請人評其缺失,不欲聞贊語,尤見其藝術良心。
5月20日(星期四)夜間,高祖文來談,渠方游北平,為言北平知識分子近況。
5月30日(星期日)晨起為母親剪發剪足指甲。校對國文白話第一冊。
6月4日(星期五)美國扶植日本,頗為積極。我國除政府外,幾乎無不反對,而學生間情緒尤激昂。晚報載司徒大使發表書面談話,謂我國人若此,此將引起不幸之后果,頗含恫嚇之意。是何言歟!美國與我政府一·49·致,與我人民為敵,即十年前之日本也。
6月9日(星期三)高祖文來,商共同具名,對美國大使司徒雷登之聲明書表示抗議。司徒之聲明書發表于四日,日來報紙上刊載多人具名之抗議書已有多起,高祖文亦欲踵之。余以為此等事無多意義,而高自擬之文實不妥涵與明言。彼即強合草一篇,不得已,作四百言。白彼去拉人簽名,據云僅拉最熟之雜志社之編輯人耳。
6月14日(星期一)觀新出版之《談藝錄》,錢鐘書所作,多評舊詩,博洽可佩。
6月26日(星期六)交大學生因前之反美扶日運動,發動游行,為上海市長吳國楨所質問,意謂其受“職業學生”之指使,非公眾自發者。并謂若不能滿意答復,即將公開傳訊。學生亦不弱,定今晚開公斷會,邀市長議長及社會人士出席,評斷學生此舉究竟是否錯誤。有學生來激余,余憚此等集會,謝之,為書數百字與之。云問題在美國究竟有否扶日之事實。既事實昭昭,反對之為當然,其行動屬于道義,余認為絕無錯誤云。
6月28日(星期一)開封已由國軍收復。報紙記載,此次轟炸死者至五萬人。有一女校,存活者止四人。此實大殘酷矣。政府方面早已置民心于不顧,民心之不復惜之,固其宜美。
6月30日(星期三)今日得上半年之升工,計一億有余。同人謀為儲蓄,購白報紙儲之。金購五令,每個一千七百余萬。以戰前之值論,三令僅十五元耳。
1948年4月8日早晨,一紙“號外”震動了北大校園:北平警備司令限令學校當局在中午12時前交出12名學生自治會及人權保障委員會負責人,如不交人,就要武裝包圍學校,強行逮捕!
人們迅速從西齋、三院、紅樓、灰樓……向民主廣場集中。
同學們抬出課桌,在廣場上圍成一圈又一圈,把12位同學圍在中間,筑成“人”的長城,要用血肉之軀保衛自己的同學。
教授聯誼會召開緊急會議,最后通過決議:全體教授支持同學正義要求,誓死拒絕非法逮捕,神圣校園不容軍警踐踏!
北平各大、中學校師生代表也紛紛趕來,誓與北大人共同抗暴到底!
廣場上幾千人的怒吼匯成一個聲音:“一人被捕,全體坐牢!,①
這是當時震撼全國的“四月風暴”中的一幕。
這“風暴”是蓄之已久的。1947年“五二0”運動以后,毛澤東稱蔣管區的學潮為反蔣“第二戰線”/2;國民黨政府也加強了對學生的控制,1947年12月教育部頒布了《修正學生自治會規則》,實際是要取締與解散各51校學生自治會。1948年1月由于校方開除自治會干部,八千多軍警圍擊學生,而爆發了“同濟(大學)學案”。3月,南京政府頒布《特種刑事法庭組織條例》。《勘亂時期危害國家緊急條例》,同時設立“特種刑事法庭”;并于“國民大會”開幕的當天,宣布華北學聯為“偽組織”。再加上高昂的軍費與物價,使教育危機日益加重o,終于引發了以“反迫害、反饑餓”為中心的“四月風暴”:4月6日,北平各院校師、生、工、警同時實行“六罷”(罷教、罷職、罷研、罷診、罷工和罷課);并從前述4月8日那一幕開始,進行了長達近一個星期的反對軍警侵犯、保衛校園的斗爭,4月14日在民主廣場召開的“團結大會”宣告斗爭勝利結束。
5月1日,為反對美國推行的“資本美國、工業日本、原料中國”的殖民政策,中共中央在“五一勞動節口號”中號召:“全國工人階級、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帝國主義扶植日本侵略勢力的復活。”5月4日,上海萬余學生在交通大學民主廣場舉行營火晚會,宣布成立“上海市學生反對美國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機聯合會”,后又發起十萬人簽名運動。5月30日北平11院校師生在北大民主廣場召開反美扶日及紀念“五卅”大會,會上由朝鮮同學陳述美國在南韓的暴行。5月31日及6月4日,美國駐滬總領事葛柏德和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先后發表談話,公然指責上海圣約翰大學學生在反美扶日活動中舉辦“民族展覽會”,是“依靠美國的恩惠得到教育”而又“誹謗美國”,并威脅說:“參加反美對日政策……必須準備承受行動之后果。”國民黨中央日報》還發表社論,揚言對愛國學生要“當機立斷,斬革除根”。這無異于火上澆油,激起了全民族的抗議熱潮。司徒雷登談話第二天(6月5日),L海120所大、中學校的學生就舉行了示威抗議。6月9日北平數千學生沖破軍警的重重圍堵,舉行“反美扶日”大游行,得到市民的廣泛支持。昆明、南京、青島、福州、成都、重慶、武漢、廣州、長沙等地也紛紛響應,舉行萬人以上的罷課與游行,約有幾十萬學生與教職員卷人斗爭④。
從4月到6月,一浪高過一浪的學潮席卷校園:這又是一個“偌大個中國已經放不下一張平靜的書桌”的年代。
當年學生運動的參加者,有些在隨后的解放戰爭中犧牲了--在一本由當事者撰寫的歷史著作(《解放戰爭時期上海學生運動史》)的結尾,懷著無限崇敬的心清,逐一寫下了“光榮地獻出了生命的戰友們”的名字;有的則在以后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喪生。幸存者們如今都已年屆古稀。他們在回顧這一段歷史時,仿佛又恢復了生命的活力:這確是一個“無悔的青春”。有意思的是,人們在回首當年時,總要重唱那時唱過的歌,吟誦那時朗讀過的詩,甚至擺弄一下那時的舞姿與戲劇動作,盡管聲不成調,動不成形,卻音姿猶存,激情宛在。于是,在半是留戀、半是神往的回憶中,又重現了一幅幅40年代末中國“校園文化”景觀--…··1948年5月4日,夜幕剛剛落下,上海交
通大學的“民主廣場”上,就點燃起了熊熊等火,來自120所大中學校的一萬多學生席地而坐,圍成一個個圓圈,每一個圈外都有糾察隊員組成的堅固的人墻。中心高臺上正在演出由音專問學羅宗熔(他后來成了共和回著名的作曲家)、楊與石編寫的“從五四--五四”詩、歌大聯唱。朗誦者王芝湘同學激越的聲音在五月的夜空,淡藍色的火光中蕩漾--
“五四,五四!愛國的血和淚,灑遍亞東大陸地!雄雞一唱天下白,同聲擊賊賊膽悸,愛國俱同心。壯哉此日!壯哉五四!
“五四,五四!自由的血和淚,灑遍亞東大陸地!為民眾而爭正義,軍兵刀槍都不顧,精神貫古今。壯哉此日!壯哉五四!
“五四,五四!真理的血和淚,灑遍亞東大陸地!掃蕩千古魔毒,文化革新應運起,廣大我國史。壯哉此日!壯哉五四!
“五四,五四!和平的血和淚,灑遍亞東大陸地!強權打破光明現,老大故國見新氣,國魂兮不死。壯哉此日!壯哉五四!
隨著歐陽叁同學手上的指揮棍的上下舞動,又唱起了五四以來的革命歌曲。追逐著歌聲,人們仿佛穿過了那一個個血與火的年代--
“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
“轟轟轟!哈哈哈哈轟!我們是開路的先鋒,不怕你關山千萬重!
‘哦們都是神槍手,每一顆子彈消滅一個敵人!我們都是飛行軍,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卜…··”
背負著先輩的囑托,一直走到今天--
“團結就是力量,這力量是鐵,這力量是鋼,比鐵還硬,比鋼還強!向著法西斯蒂開火,讓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向著太陽,向著自由,向著新中國放出萬丈光芒廣
篝火越燒越旺,每個人的臉都映得通紅通紅……/5/
又是一個五月之夜,依然是那個交大民主廣場。幾十年后人們還在懷念那天晚會上表演的四十人大型長詩朗誦。盡管詩稿已無法查尋,只留下一個詩題:《怒吼吧,中國卜,但當年演出的情景卻歷歷在目:“既有男女個人朗誦,又有男女聲集體朗誦,還有全體合誦的怒吼。在指揮者的統一指揮下,節奏時快時慢,聲音時抑時揚,同時還配有《義勇軍進行曲》(以后它成為共和國的國歌)的小號聲和戰鼓聲,氣勢雄壯,激動人心。最后全場2萬余人齊聲高唱《義勇軍進行曲》,把整個晚會弓到了高潮。”/6/
另一位晚會的參加者留下的是這樣美好的記憶:“廣場主席臺上站立著10位同學,手執紅旗,集體指揮唱歌。紅旗在燈光的照耀下,在沉沉夜色中,似火一樣鮮亮,就像燃燒的火炬。那激越的音樂節奏,鼓點般敲打在追求真理的心坎上”。大家同聲高唱:“你是燈塔,照耀著黎明前的海洋;你是舵手,掌握著航行的方向。……”/7/……這是一場別開生面的“斗爭”:運動中,校園里的國民黨特務帶領軍警砸打系科代表大會。第二天,憤怒的群眾舉行大會,公審了二名混在學生中的特務。在會上,幾千名學生唱起了:“你!你!你!你這個壞東西,你這個壞東西!壞東西,壞東西!為了金錢,出賣良心,你的。心腸和魔鬼一樣的卜…··”/8/歌聲剛落,歌詠隊的同學一起走到面前,指著特務唱起了新編的《狗仔小調》(音專學生朱鏡清作曲,劉詩嶸作詞):“汽車停在大門口,不敢公然往里走。后面墻上挖個洞,一個一個往里溜。搗亂會場不認賬,還說別人是兇手。……羞,羞,羞,狗仔們,滾出去,這兒沒有肉骨頭!”頓時全場學生都跟著唱了起來。在歌聲的威壓下,兩個特務學生狼狽不堪,只得落荒而逃。/9/…··,這又是一個令人終身難忘的演出。正是學生運動的低潮時期,暨南大學組織了全校師生員工聯歡晚會。禮堂門口懸掛著“跌倒算什么,爬起來,再前進!”的巨幅標語。晚會上最受歡迎的節目是根據同名歌曲改編的活報劇《茶館小調》--
“晚風吹來天氣燥呵,東街的茶館真熱鬧。樓上樓下客滿座呀,‘某房,開水!’叫聲高。杯子碟兒丁當響呵,瓜子殼兒辟里啪啦滿地拋。有的談大有的吵,有的苦惱有的笑。有的談國事呵,有的就發牢騷。只有那茶館的老板膽子小,走上前來細聲細語說得妙:‘諸位先生,生意承關照,國事的意見千萬少發表。談起了國事容易發牢騷呵,引起了麻煩你我都糟糕。說不定一個命令你的差事就撤掉,我這小小的茶館貼上大封條。撤了你的差來不要緊呀,還要請你坐監牢。最好是今天天氣哈哈哈,喝完了茶來回家去睡個門頭覺,睡一個門頭覺……”’
演唱到這里,全場一起合唱起來:“越睡越糊涂呀,越睡越苦惱。倒不如干脆,大家痛痛快快談清楚,把那些壓迫我們剝削我們不讓我們自由講話的壞蛋,從根鏟掉!”
晚會結束了,二院的同學們一路高歌,走回學校;興猶未盡,又在校園內唱著歌游行了一圈……/10/……在反美扶日運動高潮中,上海政法學院十多個學生社團聯合舉辦的“時事漫畫展覽”曾轟動一時。同時展出的還有上海漫畫工學團《漫畫月展》的作品。展覽不僅吸引了各大中院校的同學,許多工廠的工人、職員,居民,以及由教師帶領的小學生都紛紛趕來參觀。當人們從幾幅漫畫中發現了蔣介石的形象時,都發出了會心的微笑。一幅題為《勢如破竹》的漫畫,把蔣介石比作被“破”之“竹”,人民武裝的巨斧正猛劈下去。另一幅《快到了》則預示剛當選的“總統”、“副總統”將走向袁世凱之墓。這一天(5月31日)人們正圍著這幾幅漫畫發表種種議論,一群特務闖了進來,二話沒說,就搶走了這些漫畫。特務還沖進學生社團開會的教室,當場打傷學生5人,逮捕3人。上海市長吳國楨、警備司令宣鐵吾親自出面舉行記者招待會,展示搶去的這些漫畫,宣稱漫畫展覽“侮辱元首”,定系“共匪指使”。此事經上海各報連續報道,成為滿城談論的一大新聞。/11/……這一天,臨近北平著名的商業中心王府井的八面槽街道上,和往常一樣,擠滿了熙熙攘攘的人群。突然,跑來一個日本人模樣的士兵,看見小販搶了東西就走,小販趕上要求付錢,日本兵掄起木棍一陣猛打,小販昏倒在地,他的女兒跪在一邊哭泣,日本兵對她動手動腳,旁邊站著一個美國人,哈哈大笑,連聲說:“頂好,頂好!”……
街上的行人正議論紛紛,只見一個背著書包的八九歲的孩子,拾起一塊石頭向日本兵沖去。一位年輕的大學生連忙抱住他說:“小弟弟,這不是真的,這是我們在演戲呀!”這孩子從這位糾察隊員懷里掙脫,又沖向“美國佬”,把他手中的紙牌摔在地上,狠狠地踩得粉碎。他痛哭著說:“我爸爸就是被日本鬼子打死的呀!”演員與圍觀的行人都感動得流下了眼淚。“吃過日本鬼子苦的真不少啊!”老人在嘆息。一個三輪車夫憤慨地說:“日本鬼子壞,美國鬼子也不是好東西!”/12/……“坐牢算什么,我們不害怕。放出來,還要干,,,/13/“天快亮,更黑暗,路難行,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悲壯的歌聲在沉沉的黑牢里升起……這是學潮中被捕的學生在舉行獄中文娛晚會。由上海法商學院有名的“小喇叭”(廣播員)陳明珠報幕,上海音專張利娟女高音獨唱,大廈大學朱杏桃、朱萍影表演《青春舞曲》(只能聽到歌聲和節拍聲)。這可急壞了被同學們稱為“黑熊”的看守長,他手執扁担,樓上、樓下來回奔跑,卻擋不住
同學們越來越響亮的歌聲--“山那邊喲好地方,窮人富人都一樣。你要吃飯得做工喲,沒人為你做牛羊。老百姓呀管村莊,講民主,愛地方,大家快活
喜洋洋。”上海法學院印敏之和永安公司職員王榮寶
(他被錯當作學生而被捕)正準備合演自編的活報
劇《狗官升堂》時,突然發現樓對面的特務看守在
偷偷記錄臺詞,為避免無辜損失,晚會緊急剎車,
監獄又落入一片沉寂··。,,·/14/
就這樣,歌和詩,畫與劇,伴隨著學生運動,從校園飛向街頭,工廠。農村。監獄··。…/15/
在中國的教育史上,從來沒有像40年代末這一時期這樣,校園內涌現出這么多的各式各樣的學生社團。壁報、刊物,有如此名目繁多的自發的與有組織的集會,以及這樣豐富多彩的文藝活動。
在我們好不容易才找到的當年出版的《國立清華大學1948年級年刊》上,對于風行全校的“清華的壁報”有這樣的介紹:
當你走到大飯廳前,或是走到靜齋的過道上,你準可以看到許多紅紅綠綠的壁報,貼在兩旁的墻上或木板上,經常地擁擠著大群的讀者,圍著觀看。這些壁報,差不多每一個都是集合十余個至三四十個志同道合的同學作為主人。其中多數的壁報在一起組織了“壁報聯誼會”。……壁報經常報道清華園內外的現實,反映同學的意見,監督自治會的工作。壁報的形式有雜志型、報紙型、書報型等,甚至一篇文章一期,或數文長的大塊分析文章一版都有。內容更為繁多了,如綜合性的有“煉”、“清華人”、“靜聲”、“火把”。“原野”、“拓”、“莽原”、“塞北”、“華”等;新聞性的如“新報”、“蟄”、“驚蟄”、“體育新聞”;重分析的為“方生未死之間”、“拓”。“鋼鐵”;文藝性的有“新詩”、“文藝”;藝術性的有“陽光”、“清華樂壇”、“大家唱”;自然科學的有“科學時代”、“工程學習”;新書介紹性的有“一二一”(一二一圖書館出版);研究性的如“魯迅研究”、“營養特刊”;反映生活的為“女同學半月刊”、“耕友”;評論性的“清華評論”等等,等等。重大的問題降臨時,壁報往往會百分之百地動員起來,大幅橫滿大飯廳的一排玻璃窗的“聯合版”是常有的事。這里會反映出大家討論過的對這件“大事”的一個有系統的看法和意見。所謂“大事”諸如迫害襲來時,反饑餓呼聲高漲時,助學浪潮卷起時,還有為對美扶日問題、校慶、五四、募捐寒衣運動等,都勇敢而堅定地呼吁過,反抗過。/16/
每一份壁報都可以看作是一個社團,而社團的范圍則要更為廣泛。僅《國立清華大學1948年級年刊》上作專門介紹的就有:“陽光社”(前身是《木炭社》,系一美術團體),“新詩社”、“文藝社”(均由西南聯大移植過來,歷史較長),“鐵馬體育隊”(前身是“牛馬狗雞足球隊”,據說會員都是“愛玩愛鬧的一群活寶”),“金剛體育會”(也是發源于昆明,而且現在有清華、北大兩個“兄弟會”),“黑桃體育會”(以玩壘球出名),“大家唱”歌詠隊,“新生”歌詠隊,“清華合唱團”、“清華音樂聯誼會”、“清華管弦樂隊”、“清華軍樂隊”,“清華劇藝社”。“大將清華國劇社”,“清華業余無線電會”,以及學生自辦的專教附近鄉村孩子的“識字班”、“一二一圖書館”,作為清華喉舌的刊物則有:《清華周刊》、《清華旬刊》。《清華新聞》/清華通訊》、《清華文叢》等。/17/至于未作介紹的。規模及影響都較小,以至隨生隨滅的社團恐怕要更多。
不僅清華如此,就我們所看到的材料,同時期的北大,也有“北大人社”。“奔流社”。“風雨社”。“吶喊社”。“沙灘合唱團”、“新詩社”、“北星體育會”、“北大劇藝社”等社團,北大師生還自費籌建了被稱為“北大人的精神糧倉”的“孑民圖書室”。”上海、南京校園里的社團更如雨后春筍。如復旦大學的“纓司社”、“巳聲合唱團”、“筆聯”、“歌聯”、“美聯”,/19/暨南大學的“青蛙歌詠團”。“新聞學會”、“法律學會”、“華僑同學會”,/20/交通大學的“山茶社”及其合唱團,南京金陵大學的“時聲社”、“活力社”。“狂涓社”、“草原社”、“敢社”、“菲凡社”,“駱駝”、“向日葵”、“火把”、“綠林”等團契,/21/等等。
八九十年代陸續出版的回憶錄不約而同地談到這些社團、壁報、刊物,在40年代末被稱為“第二戰線”的學生運動中,都發揮了極大作用。其中的文藝社團更是以“文藝輕騎兵”的姿態活躍在每一次學潮的第一線。就我們所收集的材料,僅上海、南京、北平三地,1946-1948年間,各種類型。規模的演出就有60次之多(詳見注釋/22/)。稍加注意,就不難發現,這一時期學生文藝活動主要采取四種文藝形式,即群眾歌曲、漫畫、活報劇及朗誦詩。而同時期的專業作家、藝術家的創作,除小說外,影響最大的作家(藝術家)。作品,也大體采用(或接近于)這四種文藝形式。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甚至可以說1948年(及其前后的年代)的中國文藝是群眾歌曲、漫畫。活報劇與朗誦詩的時代(或者還應該加L長篇小說)。
這其間的“緣由”是值得深思與研究的。
群眾歌曲似乎是天生地與“革命”聯在一起。人們只要提起法國大革命,就會想起《馬賽曲》。俄國十月革命的領導者列寧早就指出,全世界的無產者都可以憑借幗際歌》在地球的任何角落找到自己的“同志”/23/歌聲更時時伴隨著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詩人何其芳在40年代就寫有文章,談到“革命圣地”延安給他的第一個深刻印象就是八路軍戰士之間的“拉歌”。/24他的朋友、散文家吳伯蕭直到60年代還在著文深情懷念延安的“歌聲”。/25/而中共地下黨在領導國民黨統治區的學生運動時,一開始就自覺地把唱歌作為聯絡、發動,以至組織群眾的手段與武器。據當事人回憶,早在1946年就經中共上海市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領導的安排,在中共領導的上海“學團聯”下建立了“新音樂社”,作為組織與領導全市群眾歌詠活動的核心。在很短的時間內,上海的歌詠團(隊)就發展到三百多個,遍布大、中、小學校和銀行、百貨、交通、水電。紡織等行業。“一些主要的學校幾乎有會必唱,重點學校更是班班唱、天天唱,新開辟的學校或力量不強的單位常有以歌詠活動為著手點,從而打開局面的。可以說哪里有歌聲,哪里就有黨的工作”/26/,我們也可以說,哪里有中共領導的革命運動,哪里就有歌聲/27/。國民黨當局大概也早已敏感到學生中的流行歌曲與中共領導的這種不尋常關系,曾由中央執行委員會向教育部發出密令,要求取締(你是個壞東西》等四首歌曲,“以遏亂萌”氣一些群眾歌詠活動中的領導人和積極分子也成為軍警追捕的重要對象/29/。“唱歌”就這樣成了“革命”的同義詞。
正是在40年代末的學生運動中,把群眾歌曲的“革命”功能發揮到了極致。一位當年歌詠活動的參加者直到叨年代“心中”仍“回蕩”著“一支歌”:《你是燈塔》;他這樣回憶4O多年前,在民主廣場上第一次學唱這支歌時內心的感受:“革命的歌一下子把同學們的心抓住了,無數張口同聲唱出了時代的最強音。雖說是新教的歌,可是那滾燙的革命歌詞立即融進了饑渴的心田。一塊廣場,一支新歌,一個聲音,一種精神,一股力量,凝聚成一個意志:團結,戰斗!”“我仿佛覺得歌聲升華了,彌漫充塞于整個上海夜空,一扇扇窗戶在打開,一雙雙手在挽起,歌聲雄壯高昂,似乎在全國各地傳來了深沉的回音。”/30/盡管在事后的不斷回想中不免強化(也即一定程度上的夸大)了某些東西,但仍然相當真實地反映了廣場上的群眾歌曲對人的精神的滲透與影響。這首先是一種思想、心理、情感的凝聚與認同:當無數個個人的聲音融人(也即消失)到一個聲音里時,同時也就將同一的信仰、觀念以被充分簡化。因此而極其明確、強烈的形式(通常是一句簡明的歌詞,如“團結就是力量”之類)注人每一個個體的心靈深處,從而形成一個統一的意志與力量。處于這種群體的意志與力量中,個人就會‘身不由己”地作單獨的個體所不能(不愿或不敢)作的事。這是一個“個體”向“群體”趨歸并反過來為群體控制的過程。這也正是“革命”所要求的:面對強大的暴力,是英勇的群體的反抗。如學生們對著軍警的圍捕高唱《坐牢算什么》;面對個別的異己者,是群體的威壓與審判(專政)--就像全體同學怒斥特務齊唱《你是個壞東西》。同時,這也是一種思想、心理與情感的升華(轉移):被歌聲所喚起的激情,一旦從善的方面升華,就產生了信仰的崇高感--當人們高歌《你是燈塔》;或憧憬理想的柔情--當人們低唱《山那邊呀好地方》時。/31/也正是在這樣的群體的浪漫激情氛圍中,個體生命中難以抗拒的孤獨、感傷,以至恐懼,都會于不知不覺中消失,而轉化為處于另一極端狀態下的集體英雄主義的氣概與豪情。這同樣是能夠直接導致革命行動的。至于《茶館小調》那樣的歌曲,也能于“嘲笑”(既是對統治者、對小市民社會,也是對自己內心的怯懦)中消解(戰勝)恐懼,轉化為歌曲最后的反抗的激昂。這樣的群眾音樂最后成為革命群眾運動中動員、團結群眾的有力武器,恐怕正是由其“本性”決定的吧。
戲劇在本源L也是一種廣場藝術。后來又發展成為劇場藝術。而中國現代話劇正是在廣場戲劇與劇場戲劇互相對立與滲透中得到發展的。/32/曹禹曾在廣場話劇得到充分發展的抗戰時期,對其創作特點作過一些概括,如應反映時代,主題要顯明,故事頭緒不能太多,人物宜典型化,即夸張人物的特點,加以重復,要有強烈的動作,抓住觀眾的注意力,等等。/33/我們所能見到的少量保留下來的當年的“活報劇”/34/,都大體具備這些特點,可以說是一種典型的廣場話劇。稱為“活報”,是強調其時事新聞性,即所謂“活的新聞揉進寫劇的技巧給觀眾一個忠實的報道”/35。4月6日北平各校宣布罷教罷課,清華劇藝社很快就編寫。排練出獨幕劇《控訴》,通過主人公周桐教授一家不幸命運發出了挽救教育危機的呼聲。7月5日發生了軍警槍殺東北流亡學生的事件,北平學生為表示聲援,由燕大燕劇社趕寫出《大江日夜流卜劇,由北平學劇聯社演出,發出了“一個人倒下去,千百萬個人站起來”的怒吼。在1947年的“五一五”運動中,當學生代表正在與國民黨行政院副院長王云五談判,學生們就已在行政院外現編現演了《“社會賢達”》的活報劇,對王云五進行了有力的諷刺。這類的創作與演出具有強烈的現場鼓動性,往往使觀眾與演員融為一體,有時(如前述北平學生在八面槽街頭的演出)更是讓演員混在觀眾中,觀眾于不知不覺中也參預到戲劇演出之中。這樣,整個廣場(街頭)就成了一個劇場,不僅演員與觀眾之間,連觀眾與觀眾之間,都產生了心靈的感應,與情感的交匯,這種處于同一時空下的群體“精神共振”所產生的(戲劇)效果是驚人的:成百、成千、成萬的人隨著劇情的發展,或放聲一哭,或敞懷一笑,或同聲一吼,郁積于心的憤懣。哀傷……都得到盡情的釋放,于是就轉化為一種巨大的難以言狀的歡樂,戲劇本來就具有娛樂性,這時候廣場上的活報劇演出就成了真正的節日演出了--而馬克思早就說過,“革命”就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36/
漫畫作為一種“夸張”的藝術,也是最適合于這個廣場時代的。郭沫若曾把漫畫家作為“新纓司九神”之一來禮贊:“特別在這一兩年的期間,漫畫界的朋友的努力是怎樣驚人啊!他們的腦筋是精神上的原子彈。”/37/前述上海法學院的漫畫展覽居然驚動了上海市長,即足以證明郭氏的這一比喻并非毫無根據。除了每次學潮都有大量漫畫產生,這一時期的報刊也經常刊登漫畫作品,有的還有專門的漫畫作者,如《觀察》的方成,《論語》的豐子悄,以及稍早一些的《清明》的丁聰,等等。而發表于《大公報》等報的張樂平的《三毛流浪記》更是轟動一時,后來改編成電影,影響十分深遠。
當然,在本年度的學潮,以至40年代末的校園文化中,最值得重視的,還是“朗誦詩”的發展。朱自清先生曾寫有《論朗誦詩》對學生運動中的朗誦詩作了專門的研究。其實,在中國新詩史和校園文化史L,一直有詩歌朗誦的傳統。據沈從文介紹,在20年代新月社詩人即在聞一多先生的家中進行過詩歌朗讀的試驗;30年代北大、清華的部分師生又在朱光潛先生家中定期朗讀詩歌、散文;稍后還有“中國風謠學會”諸公新詩民歌的朗讀、演奏試驗。/38/但正如朱自清先生所說,“戰前已經有的詩歌朗誦,目的在乎試驗新詩或白話詩的音節”,是屬于詩歌藝術本身的探討;而所朗讀的新詩‘出發點主要的是個人,所以只可以‘娛獨坐’,不能夠‘娛眾耳’,就是只能訴諸自己或一些朋友,不能訴諸群眾”,在朱先生看來,“戰前詩歌朗誦運動所以不能展開,根由就在這里”。/39/抗日戰爭初期,曾有過“朗誦詩”的自覺提倡,并出現了田間、蒲風、高蘭、光未然等朗誦詩人,但始終未形成群眾運動。真正成為新詩發展的一個潮流,是40年代這一次。朗誦運動隨著學生運動的推進而日益發展,效果也越來越顯著,就“開始向公眾要求它的地位”,朱先生的文章就是這樣為其定性與定位的。朱先生指出,所謂“朗誦詩”其最鮮明的特色就是“政治性”與“群眾性”。朗誦詩不僅以政治教育與宣傳為其基本任務與內容,而且“進一步要求行動或者工作”,具有極其強烈的現場鼓動性,它總是出現在政治斗爭的第一線,如像在這次四月風暴里所顯示的那樣,成為實際政治行動的有機組成部分,人們這樣回憶當年朗誦者的神態:他們在晚會上“手挽著手,沖向臺口,大聲狂呼,好像走向刑場一樣”/40/,朗誦即是戰斗,這是確乎如此的。朗誦詩同時“是群眾的詩,是集體的詩”。首先,朗誦詩“寫作者雖然是個人,可是他的出發點是群眾,他只是群眾的代言人”。這也是一種“我們”體的詩歌:即使有時也用第一人稱“我”,但也是指“大我”域者說“小我”已經融人“大我”,與之合二為一)。一首題為《死和愛》的集體朗誦詩曾在學生運動中廣泛流傳,據說“在各種會議上,在校園內、宿舍里,它像革命歌曲一樣,一人啟口,就有很多人跟上來”/41/,它的魅力就在于真切地傳達了一種“集體感”:“我們,饑餓的行列!/我們,憤怒的行列!/我們,中國學生的行列!/我們,中國人的行列!/緊挽著手,/高喊著口號,/我們爭生存、爭自由、爭和平、爭民主/在中國的首都--南京的街頭!”“警察,你們來!/憲兵,你們來!/特務,你們來!/水龍,向我們噴射吧!/木棍,向我們毆打吧!/馬隊,向我們踐踏吧!/我們是饑餓而且徒手,/我們是貧血而且消瘦,/我們除了我們的真理別無依靠,/我們除了我們的同學別無親人,/我們除了愛和死沒有別的路可走。”/42/據說學生們在朗誦到最后五句時,常常是臺上臺下泣不成聲。這就說到了朗誦詩“群眾性”的另一面:它不僅要“傳達出大家的憎恨、喜愛、需要和愿望”,而且“得在群眾當中朗誦出來”,“它表達這些情感,不是在平靜的回憶之中,而是在緊張的集中的現場”,“脫離了那氛圍,朗誦詩就不成其為詩”。“這就是說,朗誦詩是在群體的“傾聽”中實現自身的:“單是看寫出來的詩,會覺得咄咄逼人,野氣,火氣,教訓氣;可是走近群眾中去聽,聽上幾回就會不覺得這些了。”/44/“我們”體的朗誦詩中固有的“氣”(野氣,火氣,教訓氣),當接受者是一個單獨的個體時,也許會感到一種“咄咄逼人”的威壓,但一旦成為群體接受者中的一員,就只會在彼此的感染中受到“群體意志與力量”的鼓舞。這樣,朗誦詩的最終效果也就如同前述群眾歌曲與活報劇一樣,成為廣場上的處于革命激情中的群體“力”的引發與表現。有趣的是,當朗誦詩在廣場上獲得一種“群體性”與“行動性”的品格,并且與歌、舞、劇結合起來時,它就重現了詩的原始(起源)形態的某些特征。恰好在這一年5月朱光潛先生寫了一篇題為《詩的格律》的文章,談到“原始群眾以實際生活行動去欣賞詩歌的意味。所以詩不但和樂舞打成一片,也和團體生活打成一片”,“在原始時代,一般民眾同時是詩的創造者與欣賞者”。/45/以此對照前述朗誦詩的實踐與理論,是頗耐尋味的。歷史當然不會簡單地重復,朗誦詩的強烈的意識形態性同樣表明其時代特征也是十分鮮明的。而且這種群眾性的朗誦詩運動也深刻地影響了這一時期專業詩人的創作。一些回憶文章談到了在學生的集會及文藝晚會上,也經常朗讀詩人的詩作;其中有艾青的《火把》/46/,以及綠原的詩(《復仇的哲學》。《你是誰?》、《咦,美國!》。《終點,又是一個起點》等)/47/,馬凡陀(袁水拍)的山歌/48/等。而綠原與馬凡陀正是1948年(及前后年代)國統區影響最大的詩人/49/。報刊上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也引起了激烈的爭論。人們在總結綠原的藝術經驗時,明確提出了“政治抒情詩”的概念。這首先是“詩與政治結合”/50/“像馬雅可夫斯基所說的‘不但要參加革命,而且要用革命的方式去參加’,綠原這個以反抗的筆投出的鋒利的標槍,便是參加革命方式的第一槍”/51/;這也是“詩與人民(群眾)的結合”,“詩人就是人民的一分子”,同時又是“人民的代言者”/52/“這也可以說是我們的新英雄主義”/53/這同時是新的抒情方式與風格的探索:“正視了血肉淋漓的現實,開始了突進”/54/,“突破詩創作上迂緩,柔弱,纖巧的風氣,呈現出宏大的氣魄和莊嚴的斗爭”氣綠原在自己的詩里也確實是這樣呼喊著的:“不要再埋在痛苦的蠶繭里做一顆軟弱的蛹,/咬破你的皮膚似的墻壁,鉆出來--/出來飛翔卜’/56/“讓你們的/詩的木材給/熱辣辣的/政治的斧頭/劈開吧,/剝開吧,/砍開吧。”/57/“這一次,該有行動了,/這一次,該用血和汗液代替墨水和唾沫了。”/58/這樣的呼喚得到廣場上的群眾的共鳴是不難想象的。評論家們把馬凡陀山歌稱作“政治諷刺詩”,也是強調其詩與政治的結合;詩人借用民間歌謠的形式則被看作是“詩與人民結合”的自覺努力。/59/盡管這一時期對兩位詩人都有尖銳的批判/60/,但這里所初步確立的“詩與政治、人民(群眾)結合”的原則,對建國后中國詩歌的影響則是深遠的250、60、70年代在中國詩壇上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抒情詩”與40年代綠原的“政治抒情詩”及“朗誦詩”的內在聯系也是明顯的。
評論家亦門曾指出,綠原那樣的“火海一樣的其勢熊熊的政治詩”是“二十世紀最優秀的,最歡樂也極慘痛的詩”/61/,這里對包括朗誦詩在內的政治詩的“最歡樂也極慘痛”的特征的揭示,與前述群眾歌曲、活報劇的節日般的“歡樂”效果的分析,是能夠顯示40年代末中國文學在某一側面的特點的:當文學藝術日益與趨向高潮的“革命”(這場革命即將推翻國民黨的統治)緊密結合起來,它就成為一種廣場文學(藝術),作為“革命盛大節日”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正如前文所反復論證的那樣,這是一種政治的文學(藝術),群眾的,行動的文學(藝術),同時也是充滿浪漫主義與英雄主義的氣息的狂歡的文學(藝術)。--當然,從另一角度看,它也未嘗不是生命掙扎的一種表現形式,亦門強調“歡樂”與“慘痛”并存就含有這樣的意思。但在以后的發展中,卻越變越單純:純化為單一的、因而不免蒼白的“歡樂”。待到“史無前例”的那場“革命”降臨時,又有了再一次的“狂歡節”的演出/62/,但這一次歡樂的激情喚起的是人性的惡的方面,信仰的崇高實現為施虐的瘋狂,這正是“革命”的信從者們所料想不及的。--不過這都是后話。
在1948年,人們所面臨的是如何接受革命風暴的洗禮。特別是我們正在回顧的4。5。6月校園學潮,對長期孤守在書齋里的教授(知識分子)無疑形成了巨大的沖擊。大多數教授、講師(助教更不用說)此時自身也存在著生存的危機,更深切感受著民族生存的危機。正是這雙重危機感,以及保護學生的職業道德,使他們中的大多數很快就站在學生這一邊。在“四月風暴”里,教師們以罷教聲援罷課,并與學生一起保衛校園。“反美扶日”運動中,教授們更是站在斗爭的前列。6月4日司徒雷登發表威脅學生的談話,6月9日上海各校教授及文化界人土就聯名發表公開信予以駁斥。6月19日吳晗朱自清等北平88位教授又發表聲明,盛贊學生的正義行動是“保持中國學生的尊嚴和聲譽,中國的國格”,并嚴正宣布,拒絕接受美國救濟糧,一致退還配購證。/63/最能顯示知識分子和學生大團結的,是6月26日在上海交通大學召開的“公斷會”。所謂“公斷會”是因為上海市長吳國幀公開指責學生“假愛國之名,圖賣國之實”,并向交通大學學生自治會提出質詢;交大學生自治會遂邀請社會各界人士進行公斷。前清翰林陳叔通在會上首先發言,斷定:“反美扶日是舉國上下,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是百是而無一非。”著名教授、交大老校長馬寅初和張綱伯在痛斥吳國幀之后,高呼:“要坐牢,我們和交大的學生一起去!”交大元老唐文治、張元濟因年事已高,未能親臨,也在報上發表公開信,指出:對學生只能“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未聞與青年學生進行神經戰而善治天下者”。據說這些著名知識分子的表態使蔣介石都大為震驚/64/。
但愛國學生運動卻使堅守自由主義信念的教授(知識分子)陷入困境,并促成了他們的內部分化。
正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自由主義所持的是在合法秩序下的漸進變革立場,它必須在‘社會正義的主持者’與‘合法秩序的維護者’之間保持適度的張力。”/65/而現在,學生運動提出“反饑餓,反迫害”,其正義性是無可懷疑的;但其對現存秩序與社會穩定的破壞也是無可回避的事實。對與中國共產黨持相同態度,根本不承認國民黨政權及其法律的合法性的激進知識分子,學生運動的這兩個方面是統一的,他們可以毫不猶豫地站在學生一邊。但在承認現有秩序的合法性的前提下要求進行不斷改革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卻因此而面臨著兩難選擇。支持學生運動,就必須在一定程度上放棄“維護秩序、理性、漸進”的自由主義原則;堅持維護現有秩序,就必然站在學生運動的對立面。最后大多數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選擇了前者,并因此而受到了國民黨政權的迫害;選擇后者的少數自由主義教授很快就被大多數青年學生(與知識分子)所拋棄。胡適與朱光潛即是其中的代表。作為北京大學的校長,在學生與政府發生沖突的一開始,胡適即對學生代表申明:“一、學生不是有特殊身份的;二、學校不是有治外法權的地方;三。從事革命工作的同學應自行負責”,他因此不同意“非法逮捕”的說法。/66/在“四月風暴”中,胡適為代表的校方,一面竭力勸阻軍警進人學校,一面又要求軍警所追捕的學生領袖自行投案,以自負其責。他顯然要扮演“合法秩序的維護者”的角色,他也同時失去了多數學生與教師。朱光潛在學潮初始時也寫了一篇文章,大談群眾是“掩護怯懦而滋養怯懦”,“在群眾庇護之下,個別分子極容易暴露人類野蠻根性中的狠毒兇殘”,“如今群眾只借怨恨做聯結線,大家沉醉在怨恨里發泄怨恨面禮贊怨恨。這怨恨終于要燒毀社會,也終于要燒毀怨恨者自身”,他因此而“禱祝卷在潮流中的人們趁早醒覺”。湖這顯然更有用自由主義的觀點來引導學生的意圖,自然要遭到反駁。于是,《大眾文藝叢刊》第2輯發表了荃麟的《朱光潛的怯懦與兇殘》,文章首先揭露了國民黨政府動用大批武裝軍警血腥鎮壓徒手工人、學生,“這正是反動派在沒落的恐懼中所表現出最大的怯懦與兇殘”;而朱光潛“不僅企圖以墨跡來掩蓋這些血的罪行,而且反過來想把‘怯懦’與‘兇殘’這類字樣,加在群眾的頭上”。文章也為群眾運動作了辯護,指出:“現在的群眾運動,是有組織的人民斗爭”,“革命不是斯文的揖讓,而是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斗爭”,從“偉大群眾運動所培養出來的,正是法蘭西的近代文明和中國民族的新文化”。兩種對立的革命觀、群眾觀在斗爭激烈的1948年自然是不能相容的;身為國民黨監察委員的朱光潛力革命者與正在投身于學潮中的大多數學生所拒絕,是必然的。
“反美扶日”運動的興起,使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臨著更為嚴峻的選擇。
1948年初,在中國知識分子中曾進行過一場論爭。首先是胡適在1月ZI日寫給時為武漢大學校長的周鯁生先生的一封信里,提出了“國際形勢里的兩個問題”:一是針對周氏在此之前所寫的一篇文章(《歷史要重演嗎?》)所表示的憂慮,強調英、美等“西方民主國家”“并沒有武裝德國人或日本人的嫌疑”,因而并不構成對中國民族生存、發展的威脅;二是明確提出戰后的蘇聯“已變成了一個很可怕的侵略勢力”,“蘇聯近年對中國的行為實在不能不叫人害怕而憂慮”。/68/胡適的意見引起了激烈的爭論,郭沫若等都寫了反駁文章。爭論的焦點與實質是:美、蘇兩大國究竟誰構成對中國獨立。生存與發展的威脅?這首先是一個牽動民族感情的敏感問題,同時又糾纏著意識形態選擇與對國、共兩黨的態度,在知識分子中引起分歧是自然的。胡適及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提出“反蘇”的主要理由是,蘇聯通過雅爾塔秘密協定與后來和國民黨政府簽訂的《中蘇條約》,取得了中東、南滿兩路的共管權,大連、旅順的租借權,并迫使中國政府承認外蒙古的獨立,損害了中國的主權。這件事在1946年就引發過全國范圍的反蘇大游行,傅斯年、儲安平等著名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曾發表聲明表示抗議。/69/此時胡適重提這件事,也仍然能激發人們的民族感情,就連郭沫若在反駁胡適時,也并不否認“很多比較開明的朋友都為此事不平,心里實在鯁下了一件難過的東西”。/70/后來在60年代毛澤東反對蘇聯于涉中國內政、并因為意識形態的分歧而提出反對蘇聯修正主義,比較容易地就得到了知識分于的支持,這應該是一個“遠因”。但在1948年,大多數中國老百姓及知識分子更為強烈地感受到的卻是美國的威脅。據重慶《民主報》統計,從1945年8月到1946年7月一年間,中國人民被美軍吉普車軋死的就有一千多人,婦女被強奸的竟達三百多人。/71/1946年12月兩個美國士兵強奸北大女學生沈崇一案更是激起了全國學生的公憤。在美國的扶持下,日本軍國主義的復活,日本輕工業品向中國的傾銷,引起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極大憂慮與警惕:他們對二次大戰被侵略的歷史仍然記憶猶新。美國政府始終堅持“支持蔣介石政府打內戰”的對華政策/72/,這也就在實際上把自己置于和大多數中國人民相對立的地位。1948年6月,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在北京之行之后,給國務卿的一個報告中,承認:中國大學生與知識分子中的反美情緒“比我原先所想象的強烈得多”,中國共產黨人“無法制造目前普遍盛行的情緒”:它根植于人們“對國民黨政府腐敗無能的不滿”。報告還承認蘇聯的思想“影響之深出我們料想之外”,不滿現實的青年“不怕共產主義”。/73/在得出了“現時的國民黨領導已再也不能充當美國努力阻止中國共產黨擴展的有效工具了”的結論以后,司徒雷登把希望轉向“中國人民的本性”,據說“中國人是個人主義者”,“他們對美國有一種本能的善意和信任,而對俄國則有一種本能的恐懼和憎惡”。/74/說整個“中國人”如何如何,自然是一種一相情愿的夸大;但如果僅限于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司徒雷登說的確是事實。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面對日益高漲的反對美國的民族主義熱潮,本來就已經十分被動,現在美國當局把希望轉向他們,其處境就更加尷尬。許多自由主義教授因此而轉向反美,堅持親美立場的也都陷人孤立。
但一些自由主義教授仍想作最后的掙扎,他們成立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并于1948年5月創辦了《新路》周刊,宣稱要在“一個天下不歸于楊,則歸于墨的社會里”,表明“一個公民”對國家、社會重要問題的看法。他們提出了31條“初步主張”,其中心仍是強調“政治民主”與“經濟平等”,主張通過民主選舉解決國內政治危機,“政權的轉移,應視選舉結果而定”。/75/在《發刊詞》中,他們強調:“我們自己不敢說是看到了真理的全面,因而并不擺出包辦真理的面孔”,希望進行高水平的討論,“以理論應對理論,以事實反駁事實,以科學方法攻擊盲從偏見”:他們顯然是在自覺地提倡一種理性的,寬容、多元的自由主義的話語方式,以與時尚的二元對立模式相對抗。為此特地開辟了一個“辯論”專欄:“把一個問題的正反兩面,一齊都排列出來,讓讀者可以根據兩方面的意見,下他自己的結論。這是與宣傳處于對立的工作,因為宣傳是只替一方面說話的。”/76/刊物先后“辯論”的題目有:“蘇聯是否民主?”問卷3期)。“用和平方法能否實現社會主義?”問卷6期)。“社會主義經濟是否需要計劃?”問卷I6期)等,題目本身與辯論的無結論都反映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在(社會主義的)新時代到來之前的種種矛盾與猶豫。/77/但在那個必須作出“非此即彼”的決斷的時代,這樣的遲疑不決也是不容許的,’‘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與《新路》一問世,就受到了左。右兩方面的夾擊。據有關報道,在中共領導下的香港《華聲報》于3月15。16連續兩日開辟“‘社會經濟研究會’批判”專欄,又于4月3日召開座談會,予以“正面打擊”,形成了聲勢浩大的“追擊中間路線”的運動。其中最為激烈的仍是郭沫若,他斷言:“今大所謂‘自由主義’的實質,就是‘反蘇反共’,既要‘反蘇反共’就一定‘親美擁國’。”/78/而國民黨政府則因為《新路》發表文章同情學生運動,批評“幣制改革”,對其橫加“言論反動,低毀政府,同情匪軍,袒護匪諜”等罪名,予以“警告”,/79/以至最后勒令停刊。當局的態度也十分鮮明:“今日之事,必須敵我分明。凡是屬共匪或傾向共匪之人,無論他有什么官職和身份,應當站在共匪的陣營那邊去。”/80/在黑白分明的極端話語占絕對優勢的1948年,自由主義者的懷疑、模糊、相對的灰色話語似乎已無容身之地。
在批判《新路》時,再一次涉及蕭乾,他被指為《新路》的主編,自應負主要責任。/81/蕭乾1946年3月懷著投身于戰后中國的文化建設的熱忱,從倫敦趕回中國,作著20年后(1966年)的中國將成為“財富均等”。“以人民利益為至上”的“盛世”的“玫瑰好夢”,/82/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不了解中國的“國情”,只一味鼓吹自己民主。寬容的理想,卻陷入了中國復雜的政治、思想、文化,以至人事的網絡之中。在一陣惶惑之后,他想起了還在歐洲采訪時聽到的關于蘇聯肅反的事,以及戰后匈牙利紅衣大主教敏岑蒂被迫害事件,捷克外交部長瑪薩里克自殺事件,隱隱感到自己的命運與這些受害者有某些相似之處;他于是決定以《擬丁·瑪薩里克遺書》的形式對郭沫若等左派大人物對自己的攻擊作出回答。他借著已成為亡靈的瑪薩里克之口,談到自己關于“從美國新政以后,人類生活的社會主義化已成為定局”的信念,中國以及世界“可以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的“癡想”;談到在無情的現實面前“一個政治哲學的碰壁,一個和平理想的破碎”:不得不承認“和衷共濟走不通”的事實。但他依然要堅持自己的哪怕是不合時宜的理想,而“委托時間來仲裁”。他這樣寫道:“現在整個民族是在拭目抉擇中。對于左右我愿同時進一句逆耳忠言。縱使發泄了一時的私怨,恐怖性的謠言攻勢,即便成功了,還是得不償失的。因為那頂多造成的是猙獰可怕,作用是讓人存了戒心。為了對自己忠實,為了爭一點人的骨氣,被攻擊的人也不會抹頭就跑的。你們代表的不是科學精神嗎?你們不是站在正義那面嗎?還有比那個更有力更服人的武器嗎?今日在做‘左翼人’或‘右翼人’之外,有些‘做人’的原則,從長遠說,還值得保存。”/83/--盡管如此,蕭乾前述“財富均等”、“以人民利益為至L”的“盛世”理想,仍然決定了他在一定的條件下,與左翼合作的另一種可能性。
可以說經過4、5。6三個月較量,學生運動在校園內外,都得到了絕大多數人的同情與支持。學生與教授(包括相當部分的自由主義教授)達到了一種共識:面對國民黨政府對全體人民變本加厲的經濟剝奪與政治壓迫,面對西方帝國主義國家對民族獨立自由的威脅,必須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統治,重建一個人民民主的新政權新國家,也就是說,在今天的中國,首先“要爭取全中國人民的集體自由,然后個人的自由才有保障’/84/當國民黨政府于1948年8月在北平。南京、上海等地各校進行大搜捕時,幾乎整個學校--不只是進步的或中間派的教授,甚至連馮友蘭這樣的曾經與國民黨有過種種關系的教授,以至學校當局,都以各種方式來掩護學生。8月18、19兩日,國民黨“特刑庭”連續給清華大學發來兩份“拘提名單”,要求學校把所列學生交給他們審判,梅貽琦校長讓人把學校回復“特刑庭”的公函制成大字布告向全校公布--這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妙文,特抄錄如下:“昨接貴庭卅七年八月十八日發庭審第二十六號公函,以奉行政院令簽發、拘提本校學生XXX等六人,檢附名單一份,囑將該生等交案以憑訊辦等由,附名單一紙,準此。經查,XXX一名,本校并無此人,XXX一名,已于上學期退學離校,XXX……三名,均于上月畢業離校,至XXX一名,因暑假期內未在校中,相應函復查照。復查昨日(十九日)由貴庭送交本校傳票十三張,計被傳學生XXX等二十六名,囑為送達等由,查其中XXX……等六人已畢業留校,XXX一名業已休學,XXX……,三名本校并無此人,至其余XXX等十六人因值暑假,各生行止不定。茲準貴度按名傳訊,當經依次派員前往該XXX等十六人宿舍內代送貴庭傳票,惟均不在,未能送達,除已布告各該生返校后即行領票到案外,相應函復,并希查照為荷。”/85/據說,同學們看了,都啞然失笑。
錢理群《1948天地玄黃》
(注:一個“/”之后或兩個“/”之間的數字是原注釋號碼)

2013-08-20 1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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