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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冷月:舊時杭州
西冷月:舊時杭州
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西冷月     阅读简体中文版

舊時杭州之一 菜市橋和鹽橋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菜市橋在慶春街上。七十年代以前,慶春街還是一條小街,僅可兩車交匯。眾安橋往東不過 500米,就是鹽橋,再往東500米是菜市橋。菜市橋往東500米,是環城東路,城河,河對岸就是郊區了——那時的杭州確實很小。

   鹽橋下是中河,菜市橋下是東河,沿河都是破敗不堪的舊房,八十年代初,中東河改造拉開了杭州大規模城市改造的帷幕,拆遷的舊民居上萬。這些舊房當然是該拆的,但遺憾的是,菜市橋一帶的市井風俗畫也隨之煙消云散。

   所謂東河,其實就是京杭大運河的延伸段。菜市橋往南,是章家橋、十牌樓。坊間流傳,“走過三山六碼頭,難過杭州十牌樓”,十牌樓的地痞流氓是出了名的;章家橋再往南,是豆腐二橋、豆腐三橋,再往南就是斷河頭,大運河離錢塘江不遠處嘎然而止。

   每天清晨5、6點鐘,是菜市橋最熱鬧的時候;從近郊船運來的蔬菜、魚蝦等,就泊在菜市橋下,幾十條船將并不寬的河道幾乎壅塞。河兩岸各有石級,大飯店的采買,做小生意的,還有附近的居民,在船埠頭、石級上川流不息。那時青菜大約2、3分錢一斤,直接到菜船上買,可便宜一大半。農民也不管批發零售,來者都是客,盡早脫手,便可到橋邊的茶樓去喝一壺早茶。

   六十年代中期,我不到十歲,暑假隨父親去菜市橋一帶擺小攤。我們到時,正是菜市橋收市,撐船的農民很悠閑地在橋頭燒餅鋪里買兩個燒餅,然后走進茶樓,泡一壺釅釅的茶。燒餅三分錢一個,茶也是三分錢一壺,一頓早餐花九分錢,對絕大多數農民來說,是太奢侈了,所以,多數船民坐在橋欄桿上啃家里帶來的番薯。

   當時的農民,年紀稍大的男人都穿團團褲,褲腰達四尺之長,在正面對折,系一根布腰帶。穿團團褲,無論大便小便都要脫褲子的。茶樓的下方,河邊,有茅廁。我常常在橋上往下看,農民從茅廁里出來,系著團團褲往橋上走。用完早餐,抽一袋旱煙,半夜的辛勞就煙消云散了。

   當然,菜市橋在我的記憶里,并不是清晨的菜市,因為生計終究是大人考慮的,而下午的蟲市,則是童年最大的快樂。

   似乎一放暑假就有了蛐蛐兒,墻角石縫、樹根盆下,蛐蛐兒的鳴叫聲充滿了誘惑。不過自家院子里捉的蛐蛐兒總也打不過買來的;杭州最好的蛐蛐兒是三堡、四堡,甚至五堡、六堡抓來的,而且最好是苧麻(杭州人叫落麻)地里的。于是,有人就以捉蛐蛐為生,據說忙一季可吃一年。

  暑假的每天下午,菜市橋下就熱鬧開了,蛐蛐盆和竹筒堆得滿地都是。養在盆里的是好蟲,一般要賣幾毛錢甚至一元錢,我們這些小男孩是不會問津的。竹筒有兩種買法,一是倒出來,在蛐蛐網罩里讓你挑,5分一只、一毛一只不等;另外一種就是抽“悶筒”,一般只要2分錢。運氣好的,可抽到價值5分甚至一毛的好蟲,不過,這樣的概率不大。鄰居叫“六篤子”的,有一回就抽了一只好蟲,居然在巷子里連勝5場,一個讀初中的大男孩花一毛錢買了去,“六篤子”高興得手舞足蹈,整整一個夏季,幾乎每天都在念叨這件事。

   我因為隨父親擺小攤,父親就給我些零花錢。這些零花錢統統到了賣蛐蛐的小販手里。可是,把抽來的悶筒拿回家里,放到蛐蛐盆里的那一刻,是多么開心啊!

   鹽橋沒有菜市橋熱鬧,菜市橋是下里巴人,鹽橋的檔次高一些,鹽橋的茶室里都是退休工人。六、七十年代,退休工人是生活最有保障的,社會地位不低。菜市橋茶樓里,農民喝的是紅茶,三分一壺;鹽橋茶室里,退休工人喝的是綠茶,5分一壺;菜市橋茶樓里說的是天氣、菜價,鹽橋茶室里說新聞,談國事;菜市橋茶樓里抽的是旱煙,鹽橋茶室里抽的是紙煙,當然是最低檔的雄獅牌和大紅鷹牌,8分錢一合。坐在鹽橋茶室里,煙霧繚繞中,看窗下中河里,幾個男孩子游泳,露出光屁股,是一件很愜意的事。那時的中河東河,水是干凈的。現在可以游泳的河流,在江浙一帶,幾乎找不到了。鹽橋和菜市橋高樓林立,三堡到七堡乃至更遠的地方,也都是高樓林立了。現在杭州玩蟲或拿蟲來賭博的,都跑到山東去買蛐蛐了。 

舊時杭州之二 快樂的城墻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體育場路是杭州東西向要道,與上文說的慶春街并行。中河橫穿體育場路,六十年代有一坐木橋,我們叫它“梅登高橋”。橋現在還在,只是換了柏油路面、水泥欄桿罷了。六十年代,梅登高橋邊上,還有一大截土城墻。

   土城墻是哪個朝代的?為什么就遺留了這么一截?我們并不清楚。我們就知道,城墻上是放風箏最好的去處。六、七十年代,做風箏的材料遍地都是:那時的建筑工地上,腳手架是用毛竹搭的,毛竹連接交界處也是用竹皮捆扎,我們稱竹皮為“篾青”。篾青做風箏骨架,糊以桃花紙,就可以做成簡單的王字形風箏或T字型。如果家里窮得連桃花紙也拿不出,那就用普通的白紙折一頂“棺材鷂兒” 。所謂“棺材鷂兒”,就是不用骨架,一張長方形的白紙折三折,糊一條小尾巴,扎上一條線即成。“棺材鷂兒”是放不高的,更不能到城墻上放,因為城墻上風大,“棺材鷂兒”一吹就破。

  城墻其實并不高,不過十幾米吧,但當時城里沒有什么高樓大廈,城墻以北就是小坡門,是郊區了,所以站在城墻上,很有些一覽眾屋低的感覺。每到春天,東風呼呼的,風箏便扶搖直上,直到手里的線放完。兒時放風箏不像現在這么單純,糊得漂亮、放得高就是高手。我記得讀初中的大男孩專門做菱形的風箏,放上天后會打滾,纏上邊上的風箏,將其打下來。我們把這種風箏稱為“打鷂兒”。現在回想起來,當時的男孩子也是頗具攻擊性的。

   風箏放完了,隔不了多久,就可以玩蛐蛐了。蛐蛐盆當然是買不起的,也不用買,城墻下的土就是做蛐蛐盆的黏土。裝一破臉盆回來,夯實碾平,用搪瓷杯切下兩個圓,做蛐蛐盆的底和蓋,再把黏土碾成長方形,圍成圈,和底粘在一起,背陰處晾一天,一個很好的蛐蛐盆就制作完成了。盆不牢,但用一個“蟲季”足夠。

蛐蛐盆堆放在桌子下面,晚上,蟲鳴一片。我們的住房是兩層木結構,睡覺在樓上,樓下是灶房和吃飯間。夏天,樓上像蒸籠,不要說空調,就連電風扇都沒有,手握芭蕉扇,一夜不停。所以,三伏天,我們就睡在樓下廊檐下。飯桌下和葡萄架下,蟲聲此起彼伏,有時連成一片,這樣的夏夜,充滿詩意。當然,我們不懂什么詩意,我們只關注哪個角落的叫聲最雄壯。

大約在六十年代末,城墻消失了,再過二十多年,院子、小巷也消失了。我們的童年和現在孩子的童年,完全是兩個概念了。 

舊時杭州之三 賣魚橋的船工和拱墅橋的窯姐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我在第二篇里寫到小坡門,從小坡門往西,不到三公里,就是武林門。小坡門外是農田,武林門外是工業區,從啞巴弄到拱墅橋,幾乎都是大型紡織企業,“浙麻”、“杭棉”等,當時在杭州人的心目中,拱墅橋與中心城區“相隔萬里”。賣魚橋就夾在武林門和拱墅橋之間。

菜市橋是菜市,賣魚橋就是魚市了?非也。我小的時候,夏天常跟著大人,蹬一輛三輪車去賣魚橋買西瓜。當時最好的平湖西瓜市面上才三分錢一斤,但到賣魚橋的船上直接去買,可便宜一半。運河里船來舟去,熱鬧景象遠非菜市橋可比。菜市橋就一個早市,賣魚橋才叫碼頭。蘇杭之間的客運航船和運貨船往來穿梭,還有許多小舟。有意思的是,貨船上的工人,許多是江北人;杭州人習慣把揚州、泰州一帶的人稱之為江北佬,臨了還要加一句:了塊媽媽。

江北人在杭州干的多是“低檔”營生,幾乎所有浴室里的搓背工和剔腳工都是江北人。賣魚橋一帶的船工也多是江北人。夏天,那些江北女人,只穿一件短褂,有的背上還背個孩子。胸前的奶子幾乎垂掛到腰際。當時有一個笑話,說江北女人正在撐船,背上的孩子哭著要吃,女人就解開衣襟,把奶子甩到背后,讓孩子叼著。這當然有些夸張了,但因為七個、八個地生,奶子松弛是無疑的。

   賣魚橋再往北約三公里,就是拱墅橋。八十年代初,我因為不堪惡鄰的騷擾,搬到拱墅橋居住。那時,杭州中心城區尚未改造完,拱墅橋基本還是四、五十年代的格局。51路電車在拱墅橋畫一個圈,圈中間也就上百住家,沿街幾家店鋪。我就住在51路終點站邊上,老式的二層樓,木結構。搬來的第二天,發現舊時妓院福海里就在這個“圈”的中間。星期天去細細考察了一番,發現福海里大多是兩進或三進的院落,兩邊廂房,極小,僅可放一張小床、一張桌子。除此之外,再無妓院特征了。后來聽鄰居講,福海里和吳山路都是低級妓女,比不得秦淮河畔的商女,琴棋書畫,笙歌宴舞,很有些品位的。我后來細細一想,鄰居講的符合事實。吳山路在杭州最熱鬧的延安路邊上,延安路舊稱“旗下”,是清軍駐扎的地方,吳山路的窯姐其實就是營妓。而拱墅橋一帶,三、四十年代,居住的多是社會底層的小人物,高級歌女當然不會在這里營生。

   我們住的房子沒有自來水,很不方便,我就鼓動了幾戶人家,一起去自來水公司,要求安裝自來水。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了更多的鄰居,其中有一個退休工人,他老婆就是當年的窯姐。當然這是另外幾個鄰居私下告訴我的。一經知道了真相,我就特別關注起來,“窯姐”已成“全老徐娘”了,但皮膚極好,手指細細的,確實不是勞動人民。而老頭子卻是極粗糙的,喝酒、抽煙,臟話連篇。膝下無子更是明證——窯姐一般都不會生育了。

   住在拱墅橋終究不方便,三年就搬了出來,大概是九十年代初,福海里就被拆了,當年的鄰居如今都好? 

舊時杭州之四 醬酒店和糕餅鋪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五、六十年代的糕餅鋪是最誘人的地方,那時吃不飽,平時幾乎沒有葷腥,用水滸梁山英雄的話說:嘴里淡出鳥來。一個月當中,大約有兩三天看見肉,切成絲,淹沒在素菜叢中。每次走過糕餅鋪,看見玻璃柜子里疊三層的杏仁餅就直淌口水。餅下墊的白紙都流出了油,你想想,那該有多好吃!那時普遍收入不高,能吃得起6分錢一個的、油油的杏仁餅的人實在很少,時間久了,放在玻璃柜子里的杏仁餅不要壞了?壞了怎么辦?糕餅鋪是集體所有制,那時的工人覺悟很高的,不會分掉吃掉吧?每次走過糕餅鋪,我都會自覺不自覺地想這樣的問題。

糕餅鋪不光賣糕餅,夏天也經營水果,冬天則兼帶著賣炒貨,一大包花生,包成粽子形狀,才2分錢。我因為幫著父親去擺攤,父親特別寵愛我,有時也會給我1分錢、2分錢零花,我就買一大包花生吃,真香啊。

巷口就除了糕餅鋪,還有一家雜貨店,一家煤球店,一家小面館,街對面是醬酒店。世俗生活的畫卷,最經典的,就在醬酒店。

醬酒店很大,右邊是柜臺,除了醬油、菜油、鹽、豆瓣醬等等之外,還擺放著很多小缸,腌著黃瓜、醬菜、霉豆腐------左邊擺放了幾張八仙桌,長條凳,前街后巷里的老爺爺們,總有幾個喜歡在這里消磨時光。當然,和魯迅先生筆下的末莊酒店還是有些不同的,沒有茴香豆、煮花生,除了過泡飯的醬菜以外,這里沒有下酒菜。事實上,在這里消磨時光的老人,都是最落魄的,他們根本不需要什么下酒菜,一根小小的醬黃瓜,就可以喝下半斤黃酒。和我住同一條小巷的金駝背是醬酒店的常客。有一次,我去買醬油,親眼看見金駝背把手悄悄伸進醬菜缸里,然后把手指放在嘴里,舔一口,喝一口米酒。后來我把這事當作笑話講給鄰居聽。現在回想起來,實在是太過心酸了。

金駝背家里其實不算太困難的,但大權掌握在老太婆手上,老太婆嚴格控制他喝酒,又不給夠他喝酒的零花錢,金駝背就只能像個“半乞丐”,茍茍且且度過余生。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大年三十夜,金駝背萎萎縮縮地來向我母親借錢。母親當時担任居民區主任,六十年代,居民區主任不拿工資,完全是盡義務的。我母親威望很高,盡管我家也很困難,但母親還是給了他五角錢,也明知他不會還的。當然,這里還有一個因素,年三十,是不好拒絕別人借錢的。

還是說醬酒店。最令人難忘的是冬天,醬酒店提供串筒熱老酒;所謂串筒,是上大下小、用洋鐵皮做的溫酒器,下部插在熱水里,半斤裝。因為天冷,拿了串筒直接喝。老頭子們喝得有滋有味。倘若有一盤花生,那就是神仙日子了。

現在的人,大魚大肉早就吃膩了,味覺也在不知不覺中消失,吃什么都沒味。糕餅店和醬酒店當然失去了存在的土壤,在記憶里,也只是一張泛黃的舊照片罷了。但那種親切感和認同感卻隨著年齒日長而愈來愈濃。

舊時杭州之五 小巷幽幽(上)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八十年代之前,杭州還有很多小巷,如皇親巷、扇子巷、城頭巷、三佛廠、羊倌才弄、馬士街、羊士街、麒麟街等等。小巷幽幽,或寬或窄;小巷里或有名人故居,如郁達夫的風雨茅屋隱于場木巷內;或有沒落的大戶人家混跡于市井之間,我小時候住的巷子里就有這樣的人家。

現在杭州的中山北路中大廣場東側,過去有一條小巷,叫焦營巷。焦營巷南北走向,被鳳起路攔腰截斷,北面的叫下焦營巷,南邊的叫上焦營巷。我小時候住在下焦營巷。小巷長約600米,北頭是個菜市場,出菜市場叫下倉橋,與中山南路河坊街邊上的上倉橋遙相呼應。菜市場右拐200米就是中河,前面所說的土城墻在河邊上;南頭是鳳起路,右拐叫貫橋。

上焦營巷的北頭,與下焦營巷隔街相望處,有一個石庫門墻門(北方叫院子),好像是兩進院落,住著郁達夫的夫人王映霞。小時候去玩,看到一位很秀氣的老太太,那時奇怪她的皮膚極白,卻并不知道她就是大名鼎鼎的人物。當然,那時連郁達夫也不知道呢。大約是1968年吧,文革已經轟轟烈烈地進行了2年,巷子里已經揪出了好多資本家、大地主、國民黨特務,有一天,聽說上焦營巷揪出了一個了不得的人物,是革命作家郁達夫的不貞之妻。那時我十幾歲,看了一些五四時期的文學作品,知道了魯迅、郁達夫、徐懋庸、郭沫若等名字;一聽說郁達夫的妻子王映霞被揪出來了,趕緊跑去,但老太太已經搬走了,也不知道搬到哪里,更不知道誰幫的忙。失落之余,恍然大悟老太太皮膚白的原因:不是勞動人民嘛。

下焦營巷4號,也是一個石庫門老墻門,兩進院落,住著宓家三兄弟。老二叫宓耀堂,曾經是國民黨上校軍醫,他的外孫是我的小學同班同學。宓耀堂是骨傷科醫生,巷子里誰誰骨頭脫臼了,找宓耀堂,一捏、一拍就好,極靈驗的。老大據說也是軍醫,但那時已經老態龍鐘了。老三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蔣介石的侍衛隊長,叫宓西,是共產黨通緝的戰犯,大陸解放就被關在監獄里。七十年代末期釋放,立馬成為省政協委員。聽說當年宓家老母親逝世,浙江省保安廳廳長給宓家站門崗。確鑿與否,無從考證了,但宓家當時的風光是肯定的。

宓耀堂的女婿,也就是我的小學同學的父親姓顏,是個黨員,五十年代,一個共產黨員找國民黨上校軍醫的女兒做老婆,是要有些勇氣的。看來,半個多世紀前,就有共產黨員“難過美人關”了。

下焦營巷8號,文革時還揪出了一個姓王的資本家,王家最小的女兒,也是我的同班同學,印象里,也很漂亮的。因為還在讀小學,所以也沒受什么歧視。

小巷里有好幾個活寡婦,我住的老墻門里,貼隔壁就是。阿婆是上海一位老板的小老婆,丈夫死了就來投奔兒子。兒子在服刑(其實刑期早滿了,不放回來,刑滿留在牢監工廠干活)。媳婦就只好受活寡,伺候3個兒子一個婆婆。老墻門口的大雜院里,住著一個性紐的女人,老公是地主,也在服刑。女人拖著1個兒子2個女兒,沒有工作,靠幫傭度日。后來生癆病死了,尸體就停放在門口,裹了一張草席;鄰居不讓抬進家門,說癆病要傳染的。

我家門口還有一幢1958年造的洋房,洋房里住著一個上海人,塌鼻梁,會唱京戲的,在街道辦的工廠里工作,老公也在服刑。不過她好像并不太在乎,成日里唱李鐵梅,就是樣板戲紅燈記里的角色,很受鄰居歡迎。

舊時杭州之六 小巷幽幽(下)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小巷其實就是當時社會的縮影,既有寬敞的大院子,里面住著很有些來頭的人物,或書香門第,或寒門學子,下焦營巷北頭拐彎的三佛廠就有這么一個老頭,每天上班,走到巷口,等不多時,一輛黑色的轎車把他接走。那時轎車可是稀罕物,縣團級干部也只能坐吉普;有人說這老頭是糧食廳的總工程師。和這老頭住同一條巷的還有很奇怪的兩兄弟,據說都是大學生。大學生在那時也是個稀罕物,1000人里面還不知道有沒有一個呢。大學畢業就是國家干部。可這兩兄弟忒怪,都有精神病。哥哥是“朝天瘋子”,弟弟是“朝地瘋子”,長得偉岸,那時也就30幾歲,沒有工作,每天出來散步。走得極慢, 100米估計得20分鐘。走幾步,朝天(朝地)望良久,然后   前行。他們望什么呢?和天地在作某種神秘的交流?他們都是解放前的大學生,家境肯定是不錯的,怎么會得這樣的病?遺傳?不知道。

   也有幾十戶乃至上百戶人家居住的大雜院,中山北路就有一個,可惜早被拆了,不然,這樣的大雜院是研究當時百姓生活的極好實證。

   小巷最壯觀的景象是夏季的晚上。盡管那時的氣溫不像現在那么高,但因為沒有空調,甚至連電風扇都沒有(如果哪家人家在夏季的傍晚提一臺電扇出來,那種上海華申牌的老電扇,放在飯桌上,那是可以驚艷整整一條小巷的);所以家家都在傍晚把竹榻躺椅什么的,搬到門口,先用井水沖涼,然后吃飯。一邊吃飯一邊海闊天空,家長里短,好一幅市井風俗畫呢。天黑了,大人們就不停地搖著芭蕉扇,漸漸入了夢鄉。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穿一條短褲,女人也就多一件背心,橫七豎八,真是玉腿橫陳,酥胸微露。現在開放了,女人大白天在大街上都穿得十分暴露,半個奶子露在外面,所謂西風東漸,或者叫時尚風流;那時是不作許的,領口稍微低一些,便會召來非議。但到了夏天,便顧不了許多。夜半時分,從小巷里走過,肉欲便有些膨脹。也有男人把持不住的。巷口姓方的男人,上中班回來,居然忍不住把雙手伸向一對大奶子,后來被判了刑。受委屈的是他的兩個兒子,不到10歲,經常被巷子里的男孩子追著侮辱:方某某,摸奶奶!

   其實,沒有被發現的“方某某”在那時的小巷里實在是太多了。一是長時間的性壓抑,二是惡劣的居住條件。我住的院子里,朝北的一排平房,兩戶人家之間就一堵木板隔墻,上面是不封頂的。夏天,女人在里屋洗澡,隔壁的男人就站在桌子上偷看。那不是偷看,簡直就是觀看了。看到30幾歲女人的胴體,男人怎么把持得住呢?因為,翻墻實在是太簡單了。后來的情況大家就能想像了,男人的老婆不敢對男人怎么樣,因為她是家庭婦女,靠著丈夫吃呢。但隔壁的騷婆娘是不能放過的,指著鼻子惡狠狠地罵了半天。“騷婆娘”自知理虧,任她罵。但從此以后,幾乎是半公開地和那男人來往了。這叫破罐子破摔,而打破這罐子的,恰恰是唯一的受害者。

   現在非洲等地的貧民窟里,吸毒、賣淫、偷盜司空見慣,除了貧窮,除了受教育程度等等原因,居住條件的惡劣也應該是一個原因罷。

   雖然小巷的居住環境極差,但那種世俗生活的場景,非常和睦的鄰里之間,當然也有吵架打罵乃至剛才所說的偷情,但主流是和睦的;現在是很少看見了,居住條件的大大改善,當然是造福社會,造福民眾的,但同時也造就了人與人之間的冷漠,老人死在家里幾天而無人發現的故事,現在屢有發生,而在過去,是不可能的。過去,你就生活在別人的眼鼻子底下。 

舊時杭州之七 小巷的吆喝聲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小巷最熱鬧的季節是夏天,上篇已有描述,而一天之中,最熱鬧的是黃昏,上班上學的都回來了,鍋碗瓢盆、炊煙裊裊——六十年代,還有許多人家燒柴禾,很大的灶頭,在冬天,坐在大灶邊上,或喝茶,或聊天,極溫馨的。白天,小巷則冷冷清清,偶爾有小販走過,吆喝聲從巷頭傳到巷尾。

  兒時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是爆米花。據說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訪華,看到爆米花,驚訝于一升米進去,一斗米出來;小販很自豪地介紹:這是糧食膨脹器!基辛格恍然大悟:原來中國人是這樣解決吃飯問題的。

   這當然是市井笑話。但爆米花確實是同年的歡樂,因為只要爆米花的機子在小巷中間一放,往往是快過年了。家家都會拿出大米、黃豆、蠶豆什么的,爆出來,那真是奇香無比,我們便大快朵頤。不過爆米花的吆喝聲卻不敢恭維,你聽:爆——炒米勒!完全沒有韻律。倒是開鍋時的那一聲大喝,極雄壯的:響——勒——。

賣刷子和修雨傘的吆喝聲正好相反,前者軟軟的,無精打采:“汰衣裳格板——刷要勿要。”后者有些雄壯:“修——陽傘——補——雨傘。”那時雨傘有兩種,一種是油布的,破了,可以像衣服一樣縫補,補完了,上一層桐油;另一種是紙傘,就是現在舞臺上用的道具,很漂亮的。那時不是因為漂亮才買的,而是價格便宜。修補也很藝術的,貼一層桃花紙,上一層桐油,再貼一層桃花紙,再上一層桐油,一般兩至三層即可。

還有一種小販簡直賊頭賊腦,印象里,幾乎是冷不丁地竄到你跟前:“奶奶的玉器有伐?”現在想來,這種小販最有遠見,六十年代就開始收古董了。只是到現在也沒有想明白,為什么奶奶有玉器,爺爺就沒有呢?

七十年代以前,小生意的行當很多,比如剃頭挑子餛飩担,他們不用吆喝。剃頭挑子隔一個月左右來一趟,來了,便可做一日的生意,挑子放下,生意就來。餛飩担就做天熱的生意,冬天,人們早早鉆了被窩,而夏天,芭蕉扇不停地搖,搖到晚上十點、十一點,肚子餓了,就跑到巷口吃一碗餛飩,當然,價格不便宜的,要一毛錢一碗呢,吃得起的也不多的。倒是炒白果(銀杏果),老少皆宜。吆喝聲也好聽:“糖炒——白果兒!”一分錢六顆,據說白果不能多吃的,怕中毒,六顆是最合適的數量。再說,一分錢,小孩子都拿得出的。

住在小巷北頭大井頭的“開桶師傅”,他的吆喝聲最響亮。杭州人“鉛”讀作“開”,鉛皮做的水桶水壺叫“開桶開壺”,那吆喝聲可真是洪亮而悠遠:“洋——開——桶開壺——好修!”比紅燈記里的“磨剪子勒”要好聽得多。

不過修開桶開壺的吆喝聲,一年中只有三四個月能聽見,其余的時間,開桶師傅的營生是沙鐵補鍋。一只小碳爐,小風箱鼓得爐火呼呼直往上竄。那溫度據說有上千度。開桶師傅手拿兩團浸透水的布,蘸了沙,將一小勺火紅的鐵水往破鍋上一貼——動作飛快。補鍋的買賣往往是在冬天,我們站在小碳爐邊,暖烘烘的,很吸引人。但吆喝聲正好與補開桶相反,聲音局促:“沙——鐵補鍋。”

最有趣的是賣雪里蕻菜的,吆喝聲極具藝術性:“透透鮮的雪里蕻要勿要?”隔壁素珍大媽喜歡討價還價:“多少一斤?”

“八分一斤。”

“七分一斤好勿好?”

“買多少?”

“半斤。”

四舍五入,還是八分一斤。

舊時杭州之八 無限詩意在年節(上)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今年中秋在老母親家吃飯,看著子孫滿堂,母親很開心,不覺雅興大發,在陽臺上置了一方凳,點兩支紅燭,擺幾盤月餅瓜果,祭拜月亮菩薩。孫輩覺得很新鮮:中秋節也要祭奠?

其實,在兒童時代所有的傳統節日中,大年夜、冬至的祭祖,清明的踏青上墳,無不帶著或濃或淡的哀思,只有中秋供月亮菩薩,是很歡喜的,家家團圓,戶戶清供,俗人如我等,是沒有愿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屬的博大情懷的,更沒有“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的瀟湘愁思,只是希望父母兄弟常相守罷了。但環境的變化,在鋼筋水泥叢中,點兩支紅燭,那種傳統的詩意終究無所依附了。

下焦營巷的老宅,是一個中等的院子,杭州人叫墻門;這個墻門原先住了李家一戶,李家是開錫箔作坊的。解放后,錫箔作坊歇業,李家伯伯也在房管站做泥水小工,因大兒子解放前就鬧革命,小兒子后來又參了軍,所以李家幾次運動都不曾吃虧。我的大姐在六十年代嫁給了李家的三兒子,我們算是兩親家,住在同一個墻門里。墻門里最鼎盛的時候,住了六戶人家,后來朝北的兩間平房做了居民區的會議室,墻門里就只有三戶人家。大門朝西開,進門就是一個天井,長有十幾米,寬有八米左右。廚房最北,邊上還有一個小天井,那格局和皖南的民居相似。大的天井我們叫“天井”,小的添一個“后”字,“后天井”。天井東邊高墻下是一個小花壇,李家伯伯種了一株柏樹,一株皂莢子樹,一株臘梅,還有許多盆栽花卉,最多的是菊花,其余如雞冠花、萬年青等。西邊高墻下種了一株葡萄,雖然年年結果,卻是酸的,吃不得。

中秋節正是初涼時,早開的菊花微微有些香氣,皂莢子樹還沒金黃呢,蛐蛐兒也還叫得歡。月亮上來了,從柏樹樹梢上升起來,母親搬出三屜桌權當香案,從床底下找出燭臺,點上兩支紅燭,月餅、石榴等擺放了幾盤。大人們閑聊著,我們歡欣鼓舞地做游戲,因為待一會,就有極甜的月餅吃。那時月餅就兩大種類,蘇式和廣式,廣式較貴,一般吃不起,蘇式月餅一筒十個,包裝紙都油透了,又香又甜,也就一毛錢一個。供完了,母親分月餅,一人一個,我們舍不得一氣吃完,總是留半個明天吃。

記憶里,中秋的清供,父親基本是袖手旁觀,而冬至、大年夜的祭祖,主角是父親;再看李家伯伯,中秋從來不供月亮的,因為李家姆媽早就不在了。這樣看來,月亮屬陰,中秋清供主祭應是女人。

江浙一帶,冬至是祭祖的日子,人們對它的重視程度,絲毫也不亞于過年,民間有“冬至大于年”的說法。家里當年有人去世,冬至是一定要上墳的,叫“上新墳”,大約是怕親人剛剛去了陰間,還不習慣罷。

家里的祭奠是很隆重的。父親親自掌勺。菜肴數量逢單,七盤、九盤。八仙桌上首和兩旁置五只酒杯,下首一對蠟燭。父親恭恭敬敬地三拜,敬香,然后命我等依次拜祖。祖宗們喝過酒后,撤下酒杯,上飯。整個祭奠大約一個小時,然后便輪到我們大快朵頤了。一年當中,吃雞的日子是回憶得起來的,冬至便是一次。冬至要吃年糕,所謂年年高。冬至的前一天夜里要早睡,早晨醒來,互相問:做了什么夢?據說冬至夜的夢極準。

家里有病重的人,挨過了冬至,便看年關了。如果年關也挨過了,則還可活一年。父親便是挨過了冬至卻沒有挨過年關,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午夜,年關前,撒手人寰。

過年的準備工作從臘月中旬就開始了。千萬別以為那時候都窮,過年沒啥好準備的;錯了,那時盡管窮,但年節的氣氛卻比現在濃得多多。先是買豬頭。這活兒是我們小孩子的。大約在凌晨3點左右起床,到巷口的肉店去排隊。一直要等到肉店開門,好像是6點左右。經常是排到了,豬頭賣完了,那就得明天再起早。豬頭買回來,打幾斤醬油做醬豬頭。廿七廿八,用一口大鐵鍋蒸醬豬頭,蒸架下是黃豆,豬頭的油滴下去,黃豆也滋滋的,好吃。豬頭蒸熟時,那個香啊!母親把骨頭剔出來,讓我們兄弟幾個啃骨頭,那滋味,美得沒法形容。

第二件大事是裹粽子。臘月二十左右,母親就把“粽捏殼”(裹粽子用的竹葉)浸泡在大木盆里。裹粽子那天很熱鬧的,左鄰右舍都來幫忙;因為我們家人多,要裹幾十斤糯米。有紅棗粽、赤豆粽、白米粽、肉粽。肉粽當然最少,不過是點綴點綴。各種粽子的裹法是不一樣的。肉粽細長,紅棗粽、赤豆粽呈三角形,白米粽個兒最小。裹好的粽子,用一口大鍋煤爐上燒。通常是燒過夜。第二天早上醒來,就聞著粽子的清香了。粽子煮好后,一串一串掛在竹竿上,年節的氣氛就分外濃厚了。

第三件大事是裱糊板壁。客堂間三面都是木板,板壁上裱糊白紙,一年下來,白紙早已發黃。年三十的前幾天,衛生打掃完了,把發黃的紙全部撕掉,然后糊上新紙。客堂間頓時明亮許多。

臘月廿四,灶司菩薩(灶王爺)上天,然后就可以殺雞宰鵝。

舊時杭州之九 無限詩意在年節(下)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過年的氣氛是在大掃除、醬豬頭、裹粽子、、、的過程中,一天一天濃厚起來的,到了年三十,便達到了高潮。

   年三十的下午,母親就給我們換上了新衣服、新鞋子、新襪子。那時侯,一年就做這么一套新衣。父親則在灶頭忙個不停。下午四點左右,八仙桌上已經擺滿了菜肴,點燃一對大紅的蠟燭,父親恭恭敬敬地上香,請祖宗們入席。酒杯撤去,再上米飯,這個過程長達兩個小時。祖宗吃飽了,才輪到我們吃。按說,一年到頭,每幾頓葷腥,大年夜該放開肚子猛吃,不料上了桌,才發現腸胃實在太小,飽了。也許不是吃飽的,是看飽的,是被白斬雞、醬豬頭的香氣熏飽的。

     吃完年夜飯,小孩子放鞭炮,大人圍著火爐守歲。母親是居民區的主任(那時的居民干部是沒有工資的,完全是盡義務),人緣極好,大年夜,隔壁鄰居紛紛來串門,張家送一碗爆米花,李家拿一包蘭花豆,王家送來一瓶酒、、、來的都是客,坐下磕瓜子,拉家常,臨走時,母親一一還禮,絕不讓空手回去。這樣一種充滿了溫馨的鄰里親情,其實也就過去了三四十年。居住條件的改善,這樣的親情就不再了。

   睡覺時,父親把壓歲錢塞到我們的枕頭下(也就兩三毛錢吧)。大年初一一早醒來,父親往我們嘴里塞進一粒糖,說:“甜甜蜜蜜過一年”。那時生活非常艱辛,一個月或許能吃上一回肉,但做父母的,總是這樣充滿期待罷。

   年初一有一些規矩,不能掃地,說是會把財氣掃走的;不能動刀,不吉利。其實也不用動刀,年前燒好的菜,裝了十幾個缽頭,盛一碗熱熱就可下飯。這十幾個缽頭的菜,一直要吃到十五。那時沒有冰箱,這菜這么就不會壞呢?我到現在都搞不明白。

   除了過年,兒時的節日中,還有端午和鬼節很值得說道。舊時杭州,端午其實不流行吃粽子,雄黃豆、雄黃酒倒是必吃的。母親從藥店里買來雄黃,用黃酒調勻了,在我們的額頭上寫一個王字,然后用雄黃炒蠶豆,因為不是用沙炒的,豆子很硬,但很香。艾草當然要插的,但不是現在那么簡單。要做成寶劍形狀,插在門上,驅鬼防邪。

    七月十五,其實不是鬼節,是地藏王菩薩生日。雖然兒時叫鬼節,倒也并不恐怖,充滿了詩意:在地上插滿了香,恰似繁星落地。第二天一早,把一地香棒拾起來,我們就可以玩挑香棒的游戲了。 

舊時杭州之十 40年前,杭州最值得回憶的地方(上)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40年前,文革還沒有結束,大面積的城市改造還沒有開始,杭州值得去的地方當然很多,但最值得回憶的地方,往往與童年、少年的經歷有關。人的一生,其實就是不斷地積累回憶,到了晚年,啥也干不了的時候,有許多值得回憶的人或事,有許多值得向兒孫輩吹噓的,就算不虛度此生了罷?

   梅登高橋邊上的土城墻上放鷂兒,挖泥巴做蛐蛐盆,應該是舊時杭州最有趣的地方。菜市橋的蟲市和茶室可以排第二。這在前面已經有了描述。還有幾個地方,也很值得說道說道的。

一、   高法黃昏逍遙游

   現在湖濱靠近昭慶寺(少年宮)的湖畔居,七十年代以前是浙江省高等法院所在地,印象中,是一幢西式小洋樓,大約建于解放前罷。后來大面積城市改造,這幢漂亮的小洋樓自然不能幸免于難。高法前面就是窄窄的湖濱路,左邊是一個小小的花圃,后面就是西湖。盛夏的黃昏,我經常伙同趙君,步行約20分鐘到高法,穿過小花圃,涉水30米,爬上高法后面的西式亭臺,從從容容地換上游泳褲,跳進西湖,作清涼逍遙游。

   西湖在當時也是不能游泳的,不過并沒有嚴格的管理,晨昏、晚上就是一個天然的大泳池。高法距離斷橋也就幾百米,中途還有鐵樁,游不動了,扶著鐵樁可以休息。黃昏時分,太陽剛從寶石山后面跌落,清秀、挺拔的保俶塔立時凝重起來,俯瞰著西湖,恍若有所思。站在西式亭臺上,看天上一抹紅霞,白堤逶迤西去,湖水如墨綠色綢緞。重要的是,那時汽車很少,黃昏的西湖是很有些野趣的。不像現在,在在是車水馬龍,時時提醒你:現在是21世紀,腳步只能匆匆,詩意的流連是不合時宜的。

   我和趙君,還有羅君,是鄰居,大約在十幾歲就開始成了朋友,一直到現在,40年,彈指一揮間。趙君和羅君是同班同學,我比他們低兩級,和羅君的弟弟是同學,和弟弟沒有成為朋友,倒和同學的哥哥成了朋友,這也是緣分罷。

   論個頭,我比他兩高,論年紀,我比他兩小,只能聽他們的。尤其是趙君,年輕時,頗有些殺伐決斷,跑到高法后面去游泳,就是他的主意。

   有時也會碰上幾個比我們年紀稍大些的女孩子,也在那里游泳。一次,我先游了回來,爬上亭臺休息,亭臺下,兩個女孩子在游泳。趙君游過來,大喊:還不換掉游泳褲!后來想起來,趙君的性意識已經覺醒,已經會害羞了。而我的性意識還在熟睡,這就是小了兩歲的區別。

   高法黃昏逍遙游嘎然而止,是因為一場暴雨。夏季的黃昏,大雨乃至暴雨并不罕見。那天,我們在去的路上碰見一群鄰居,他們游回來了,我們就向他們借了救生圈,一只汽車輪胎。游了一會,大雨傾盆,我和趙君爬上亭臺休息。雨停了,盡興而歸。根本沒想到家里已經鬧翻天了。我的母親和趙君的母親,從鄰居那里知道我們在西湖里游泳,這么大的雨,該不會出意外吧?兩個母親急得象熱鍋上的螞蟻,團團轉。她們那里知道,我們可不是30、40年后的孩子,我們的逃生本領、避險本能、自理能力都是很強的。但是,一頓痛打是逃不掉了。趙君的游泳褲被他母親剪碎,背上被打得紅一條、紫一條。我的遭遇也差不多。從那以后,似乎就沒有再去西湖游泳了。(待續) 

舊時杭州之十一 40年前,杭州最值得回憶的地方(中)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二、清晨釣蝦放鶴亭

   孤山是杭州西湖最佳處,集歷史遺跡、人文景觀、山水風光于一體,文化積淀極其深厚(這個我以后會慢慢講到)。老杭州都知道這樣一句話:孤山不孤,斷橋不斷,長橋不長(我不知道有關部門是怎樣推介杭州西湖的,其實這句話就很有吸引力)。長橋在西湖南線,長不過5米;斷橋因了白蛇傳的故事而聲名遠播;孤山呈東西走向,南面是外西湖,腳下是白堤,徑西泠橋而與北山街相連,故云“孤山不孤”。

   放鶴亭在孤山北麓,紀念宋代詩人林逋而建。林不是那種借終南捷徑,以圖官場的假名士。他種梅花、養野鶴,所謂“梅妻鶴子”,是真名士,真風流。林逋詩文傳下來的不多,著名的就一聯“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可就這十四個字,寫盡了梅花的神韻,千百年來,再無人能超越他。稍后的著名詞人姜夔詠梅的兩首著名自度曲牌的詞,即以《暗香》《疏影》為調名。陳與義也認為林逋把前人寫梅的詩全壓倒了。 作品不在多,振聾發聵、空前絕后,只要一篇、一首甚至一句就足以流芳千古。

   放鶴亭后面的山上,就是林逋墓,一丘一碑而已。放鶴亭正對寶石山棲霞嶺,蔥蔥郁郁;亭下,是里西湖一片荷花,每到夏天,映日荷花,荷香十里,是夏季晨游西湖的絕佳處。兒時,曾與鄰家九齡來此釣蝦。那是一次難以忘懷的“城西舊事”。

   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中國提倡多生多育,子女7、8個的比比皆是。在我居住的小巷里,和我家一樣有7個兄弟姐妹的就有5、6家,張家就是其中之一。

   九齡的父母,鄰居皆稱“張大哥、張大嫂”。張大哥在澡堂子工作,是黨員。那時黨員很少,很稀罕的,不像現在,比比皆是。母親是居委會主任,也不是黨員,她私下里稱黨員為“組織同志”,似乎有羨慕之意。張大嫂是家庭婦女,所以張家和我家一樣,貧窮。九齡排行第四,大姐是老師,大哥在糖果店,二哥也在澡堂子,后來當了兵,復員后去了重機廠,總算擺脫了“父業”(澡堂子工作,畢竟社會地位低下)。家里沒人支農支邊的,九齡中學畢業只能去內蒙建設兵團,在營部當通信員,整天騎馬。回來說得我們都很羨慕。其實,騎馬是很苦的,屁股坐得起了老繭。九齡返城后,也被安排在澡堂子,開機動三輪車。后來城市大面積改造,小巷拆了,大家各奔東西,聯系沒了,不知九齡現在一切都好?故人時時在念中。

   還是回到童年去吧。九齡比我大兩歲,讀書晚,和我同級不同班。去西湖釣蝦,是他大哥的主意。那天似乎天還沒亮就起床了因為要步行到孤山,至少40分鐘罷。走到放鶴亭下,我們就放了排鉤。所謂排鉤,就是一條線上裝十幾個魚鉤,用兩根短竹竿拴住線的兩頭,手拿著,伸進水里。我先開壺,釣到一只大蝦,九齡的大哥綽號叫“木三飯”,他幫我取下大蝦,裝好蚯蚓,在放進水里。后來,他們兄弟連連釣上大蝦,我卻收獲甚微。收線回家,孤山還沒個人影呢。那時不興晨練,人人都為生計忙,根本沒有鍛煉身體的概念。我很驚訝諾大一個孤山景區,竟無一個賞花人。荷花種植并不像現在那么多,但開得極盛,那股子清香,真是一輩子難忘。

   蝦釣回家,通常是用醬油、黃酒浸泡,是為醉蝦。那時江南景色尚在,水質污染罕見,魚蝦皆為自然生長,其味當然不是現在的魚蝦可比。其實,何止魚蝦呢,雞鴨魚肉,蔬菜水果,所有的農副產品,味道都比現在的好,其中的原因,大家都清楚。現在說江南風光,只能僅僅指地理位置,要說人文的江南,自然風光的江南,那是早已不復存在。哪里還有一條干凈的河流,可以讓你坐在烏篷船里,楊柳岸邊,看曉風殘月?特定的環境不在了,人文精神便無從依附,通俗地說,載體沒有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舊時杭州之十二 40年前,杭州最值得回憶的地方(下) 三、冷月清輝靈隱寺

我說的舊時,不是民國或前清,而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那時還沒有大片的城市改造,很多城市還保留著自己的風貌,所謂千城一面、與國際接軌基本上是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的。政績、利益、浮躁,使所有的領導干部都喪失了審美意識,該保留的遺跡,包括歷史文化的和民俗風情的,十之八九毀在推土機輪下。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的杭州也不能幸免于難

杭州靈隱寺的香火極盛,大年初一燒頭香,門票幾百元不說,光是那人山人海就讓人害怕。節假日,來靈隱寺的外地香客、游客,用“聯袂成云、揮汗成雨”來形容是一點也不為過的。

靈隱寺有多靈驗?我并不清楚,也去燒過幾次香,聽香客的祈禱很有趣。老年人通常請菩薩保佑身體健康,中年人則祈求子女學業有成,年青人就五花八門了,有祈求升官發財的,有求菩薩保佑考進名牌大學的,也有希望進入公務員隊伍的,最有趣的一次是在70年代,我在大雄寶殿磕頭時,猛聽見邊上一位大聲禱告“菩薩保佑我,明天發一副同花順子!”原來是個賭徒。

70年代,我經常去靈隱寺,不是去燒香,而是去喝茶。那時靈隱寺門票極便宜,外面則不收門票,游客卻也不多。靈隱寺邊上有一座茶樓,筑在山石上,大約有二、三層高,正對飛來峰。挑一個雨天或雪天,去靈隱寺茶樓喝茶,可謂人生一大快事。雨雪天,飛來峰煙嵐云靄,蒼翠欲滴,真似有天外飛來之感。山腳下,泉水淙淙;古寺紅墻,間或有一頂雨傘踟躇而行。薄暮時分,煙嵐中傳來悠揚的鐘鼓聲,那是靈隱寺僧人在做晚功課了。人在茶樓,心卻回到了遠古,心靜如水,靜如止水。

從靈隱寺“咫尺西天”照壁沿天竺溪而上,就是下天竺、中天竺、上天竺。70年代初,文革還沒有結束,上天竺的法喜寺成了一座工廠——杭州壓力表廠。我的老朋友趙君就在這廠里做車工。他們這個車間正好是大雄寶殿。菩薩不在了,機床挨著粗大的柱子轟轟作響。車間門口是放生池,中間一座石橋。夏天的傍晚,趙君就坐在放生池邊上,手搖蒲扇,和工友下象棋。我說你是在天上下棋呢。

市區到靈隱寺只有一路汽車,靈隱寺到上天竺則是一條小路。如果從上天竺回到市區,騎自行車大約需要一個小時,這在當年的杭州,是不可想像的。于是,趙君就住宿舍。宿舍在廠門,也就是廟門前面約10米處,是二層樓的木結構房子,據說以前是小和尚住的。底層有個天井,門外小溪潺潺。晚上睡覺,就似乎枕著小溪。山風吹過,竹葉蕭蕭。世外桃源似的地方,很讓我眼紅,于是我幾乎每年夏天都要趙君的寢舍里小住幾天,直到結婚。

趙君的人緣極好,狐朋狗友,呼三吆六,每次去,弟兄們團團一桌,三杯兩盞,便大呼小叫起來。那時,最多、最不值錢的是時間,最純粹的是友情——與40年后的今天正好相反。有一次,好像是觀音菩薩生日,酒足飯飽后,我們走山間小道,從三生石那里,逶迤前行,夜游靈隱寺。那晚月色極好,靈隱寺香客并不太多,青煙繚繞,古柏蒼松,比蘇東坡夜游承天寺有趣多了。回來的路上,我們人手一支香,點燃后,在夜色中揮舞——青春,就這樣被我們肆無忌憚地揮霍,但是與金錢無關,與權色無關。

后來,靈隱寺前加了一道門,收費在杭州是最高的;后來飛來峰右側搞了一個什么佛教公園,弄了許多亂七八糟的雕塑;后來景區擴建,把整個三天竺和山林田野都圈了進來,讓農民搬出景區,靈隱寺就像坐落在鬧區,再無山林田野之趣了。我們的官員,不懂什么叫原生態,不懂古剎所在的環境,比如故宮前面的蛋型國家大劇院。他們最愛干的是,殺風景。

關于舊時杭州,可寫的還有很多,可終究是過去了,再也找不到了。外地的朋友,希望能介紹現在杭州值得玩的地方。就一般的旅游而言,杭州好玩的地方多了去了。對于一些雅客來說,西湖可去之處,確實不多了。后面給各位推薦幾處。 

來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525396660100df6j.html) - 2009年04月15日_西冷月_新浪博客

2010-07-1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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