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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天地玄黃》之“不算尾聲”
《1948天地玄黃》之“不算尾聲”
錢理群     阅读简体中文版

《1948天地玄黃》之“不算尾聲”
 
歷史的腳步終于走到了1948年最后一日。
這一天,葉圣陶照例寫他的日記:
31日(星期五)改曉先所作歷史課本。午后,看云彬所為高小國語十余篇。入夜,全店同人為辭歲之宴。共坐十席,宴中摸彩唱歌,頗熱鬧。如伊飲而醉,哭不止。聽其語,皆青年郁積之意也。小墨撫慰之。
——這里,或許應對葉圣陶日記中的某些隱語略作注釋。在本書最后一章摘抄的本月29。30日日記里(也即一兩天前)談到“三官出游”,其實指的是時為上海劇專學生的葉老的三子葉至誠,因積極參加學潮受到當局注意,地下組織安排他撤退到蘇北解放區,這在當時自是有風險的。因此,此夜夫人(日記中的“小墨”)在“撫慰”他人時,內心也是極為痛苦的。葉圣陶當然看出這一點,卻不愿明說,或許他認為在這動蕩的時代,每個家庭都必要付出代價,故無須多言也說不定。而且他自己多年的安寧也即將打破:日記中寫到“覺農來,為遠方致意”,“遠方”指中國共產黨,“致意”即是邀請其去香港,然后北上參加新政協。葉老幾經考慮,終于同意,并已決定幾天后起程。此刻心緒之不平,是可以想見的。此番遠行,實在是人生道路上的一大轉折。葉圣陶到了香港后,在日記里,曾這樣寫道:“抗戰期間,一批人初集于桂林,繼集于重慶,勝利而后,皆返上海,今又聚于香港,以為轉口。余固不在此潮流中。而事勢推移,亦不免來此一行,復自笑也。”①葉圣陶本屬于這樣的知識分子:關心國事,也并不回避政治,該說的話總要說,該做的事一定做,但卻與潮流中心保持適當的距離。現在40年代末的“事勢”,也即空前激烈的社會矛盾,新舊時代的急劇交替,迫使他們必須在國、共兩大政治勢力中作出“非此即彼”的明確選擇(那個時代稱之為“站隊”,以后還不斷有這類“站隊”問題),而實難再保持原有的游離而相對獨立的狀態。葉圣陶的“復自笑”,正是對自己(及同類知識分子)的這種“身不由己”狀態的自嘲,其感情是復雜的。這一時期,葉圣陶寫了不少文章,看似表態,卻也有自己的“意思”,并非一味附和。例如他一再強調,“革命”的目標就是“要大家生活得好”,并且具體解釋說,“所謂‘大家’,包括血肉之軀的所有的人,不是指少數人或某一階層集團的人;這里所謂‘生活得好’,包括物質精神兩方面而言;好又不是終極的好,只是比較的漸進的好。”/2這些話都說得非常樸實,不同于當時(及以后)盛行的革命豪言壯語,與革命領袖對“革命”的解釋也相差甚遠,但似乎更能經受時間的考驗。由此而引出的結論是:“政權從甲集團轉到乙集團手上也不是革命”,“必須看大家是否生活得好,才可以判斷有沒有革了命”/3/;在葉圣陶看來,國民黨統治中國幾十年弄得民不聊生(在他的日記中對此表示了極大的不滿),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給解放區的人民,并將給全國人民帶來好的生活,因此,拋棄國民黨而接受共產黨,是十分自然的事。可見在歷史的這一時刻,葉圣陶這樣的知識分子選擇了中國共產黨,既是由衷的,也有自己的原則,并非無條件的盲從。但他既已進人潮流的中心,就會有更多的身不由己的事發生,這在當時也是無法預計的。與葉圣陶情況類似的,還有他的好友鄭振鋒,鄭氏稍后也來到香港。據說在離開L海前,鄭振鋒對朋友談起,他特地重讀了何其芳的《畫夢錄》,并且意味深長地說:“丁令威化鶴歸來,城郭已非;將來我倒想重寫這個故事。化鶴歸來,城郭煥然一新……”④或許一個新的時代的《畫夢錄》就從此時、這里開始了。
胡風此時正在香港焦急地等待。他是12月9日離開上海的。他走得有幾分勉強:盡管未嘗不想投身到主流里面,但他更愿作“‘泥沼’式的掙扎與斗爭”。然而國民黨的追捕使他不能不走;而一些流言,例如說他遲遲不行是為了“鬧獨立性”,也逼他非去不行。10月19日魯迅逝世12周年那天,他和梅志一起到萬國公墓掃墓,自有許多感慨:1948年發生的許多事情,都讓人不能不想起這位“五四”先驅者。在臨行前胡風突然想起住在上海的這兩年半間,經常聽到一個小販“高亢到近乎凄厲”的叫賣聲,他從中感受到一種“生命要求底呼聲”,不禁被惆悵的心情所襲擊……(讀者或許會聯想起元旦那天凌晨詩人馮至所聽到的咳嗽聲?)走的那天,在江邊等候時,他看到了那只幾天前沉沒的江亞輪。四日后,東方還沒有放白的早晨5時左右,從小輪的甲板上望見香港山頂上的紅燈,他仍然十分激動,甚至有“像爬完了地獄底下的洞口,終于望見凈界”的感覺。他立即警戒自己:“現在還剛剛在開始‘浮’,那只好把感覺留在地獄的邊緣了。”/5/據胡風后來說,他本來抱有在香港“凈一凈罪的心情”,后來大概是與《大眾文藝叢刊》的批判者們有過幾次接觸以后,只覺得隔膜,甚至沒有再談話的興致,于是躲在寓所靜坐,避免和人接觸。/6/這一態度自然被看作是拒絕批評與合作,胡風似乎也管不了這么多。他被安排在1949年元旦那天乘海輪從香港北駛,因此,1948年最后一日,他想著的只是“北方”——那他心中的真正的“凈界”,惡夢就要結束,一切將重新開始……
但“凈界”會接納胡風(和他的年輕朋友)嗎?或者說,有那么多的自命的守衛神,胡風們能進人嗎?——這問題,當事人不會想,都是人們在“事后”(例如今天)提出的。
胡風的朋友與學生,也是1948年最重要的小說家之一的路翎(這年除了出版了《財主底兒女們》,他還創作了長篇小說《燃燒的荒地》,及《愛民大會》、《平原》、《泥土》等多篇短篇小說),這時還困守在南京的“危樓”里。這是他暫居的一個小閣樓,據說“充塞著老舊的箱。籠、櫥柜。在里面走動的時候,櫥柜底葉子形的銅扣就叮當作響”。路翎因此想起法朗士《企鵝島》里的那個在炮火中寫他的經典的僧人,升騰起一個強烈的“愿望”:偉大的時代已經鮮明在望,應該“記下這些破磚。鬼影、泥土、人形、悲哭、歡笑和舞蹈的簡略的形態”,“給將來的時代增添一點微小的愉快,也給喜歡多知道一點的將來的人們看看,我們在這里是怎樣生活的”。8作家就這樣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作這個時代的忠實的記錄者。就看看12月15日這一天吧:
成千的人在鬧市中擠兌黃金。……什么堅不可拔的、巨大的力量壓在這個城市上面了,人們為了保障生活和獲利而傾向瘋狂。……銀行門口在排著隊。每一個人的肩膀上指著一個被警察用粉筆畫上的號碼。這粉筆的滋味我們也嘗過的。上個月搶購的時候,買平價米,想找警察畫一個號碼而不可得,園兄就是自己用粉筆在肩上畫了一個字,而跳了進去的。心里覺得紊亂,想到夜外去走走,吹吹北風,但又終于沒有去成。在街上買了一份晚報。這時候來了一個隊伍。是穿西裝的男女基督們。身上每人套著一個白背心,上面寫著“罪”、“快信耶穌”之類的紅色的大字,敲著鼓,每人手里拿著一個喇叭,喊著:“金條靠不住,房屋靠不住!只有神靠得住!”那一副虔誠的奴才相突然使我憤怒,就大叫著:“不要臉!”但周圍的人們望著我,靜靜的,像看著這些信徒們一樣。我覺得我在戰栗。……然而,信徒們在演講哩。“人人有罪!有錢人有罪,窮人有罪!文明人有罪,野蠻人有罪!不要以為換了朝代就好了,換了朝代還是有罪!中國五千年不知換了多少朝代,但是還是有罪!”原來,他們是替中國底最后的專制暴君做掩護的!我心平氣和了。靜下來,就重新看見這五彩繽紛的一切:敲鼓的,宣講的,逃亡的,痛哭流涕的,捶胸跺足的——然而可有誰能夠掀動那壓在這都城底上面的巨大的,堅不可摧的東西?這一種“時代末日”的景觀確實令人戰栗。31日這一天的“危樓日記”沒有留下。半個多月以后,路翎寫了這樣一句話:“新的時代要沐著鮮血才能誕生;時間,在艱難地前進著。”/8/
在北方的“凈界”里,丁玲正度著自己一生中的黃金歲月。這年9月出版了《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以后,11月她被派往匈牙利布達佩斯參加世界民主婦聯第二次代表大會,當然同時帶著她的新著。12月,她又去蘇聯訪問。這一次,她是作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的代表,作為剛獲“解放”的中國婦女、中國作家(知識分子)的代表,到國際舞臺“亮相”,受到了出乎意料的熱烈歡迎。這年年底,她回到國內,與兒子蔣祖林一起享受戰爭中難得的團聚,一定會興致勃勃地談起她終身難忘的印象:中國代表團無論走到哪里,都會被熱情的人們包圍起來,“常常聽到驚詫的叫聲:‘中國!’常常見到淚珠嵌在眼里,他們說:‘你們打蔣介石打得好!’‘不怕美帝國主義,呱呱叫!’‘你們都是英雄,中國解放區的婦女都是英雄!’‘毛澤東了不起!’‘中國萬歲!’‘毛澤東萬歲!’我們從來沒有被人們這樣愛過,被人們這樣珍視而羨慕過……”/9/這種“終于站起來了”的自豪感也是屬于那個時代的。
趙樹理這年年底,因國民黨飛機轟炸,離開了平山,攜子帶妻,來到了襄垣農村,仍然關注著現實生活中的“問題”。后來寫了以《襄垣來信》為題的報告,登在《新大眾報》上,提出“農村勞動力缺乏,影響生產發展,急需組織婦女參加農業勞動”,他的短篇小說《傳家寶》也隨之醞釀成熟。他又把妻、子送到故鄉尉遲村,與鄉親相聚兩個月,然后,于1949年4月只身來到北京城。被稱呼作“農民作家”(他本人大概也不反對)的老趙進城,本身就有一種象征性;但另一位解放區作家孫犁卻認為,這對趙樹理卻是意味著“離開了原來培養他的土壤,被移植到了另一處地方,另一種氣候、環境和土壤里"/10/
但蕭軍卻消失了。他是在這年冬天,封社、停報,把出版社的一切資產全數交公以后,凈身離開哈爾濱,到沈陽去的。蕭軍后來回憶說,他是懷著“逐客”的心情離去的。/11/這又是一個作家生命的提前死亡。因此,1948年的最后一天,蕭軍如何度過,已無人提及與問及,就像不會有人去關注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某年某日在于什么一樣。這類消失于民間,或許另有一種意義,但心高氣盛的蕭軍卻不甘于創造生命的強制消亡,當1949年春,他被安排到撫順總工會担任資料室工作時,又悄悄地開始了新的創作……
盡管處于“三不管”的狀態,清華大學中文系仍然于1948年門月對日舉行師生同樂會。前述浦江清先生的日記這樣寫道:“晚間中文系師生聯合同樂會,在余冠英家度歲。有各項游藝,團體游藝及個人表演,很熱鬧。”在這樣的時刻,誰都會想起一個人,處處都會感到他的存在——浦先生卻什么也沒有寫/12/。
自從作出“不走”的決定以后,從表面看,沈從文是平靜的,他繼續做著他的事。1948年最后一日他大概就是在整理自己的著作中度過的。但兩天以后,也即1949年1月2日,沈從文卻在為《七色魔集》擬目時,在《綠魔》校正本上寫下了這樣的文字:“我應當休息了,神經已發展到一個我能適應的最高點上。我不毀也會瘋去"/13/
這是個不祥的預兆。沒有多久,北大校園就出現了用大字報轉抄的郭沫若的文章《斥反動文藝》——其實,早在1948年“五四”紀念晚會上.就曾朗讀過這篇檄文;但這回卻是專對沈從文而來的,并隨之以“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大幅標語。
沈從文的兒于說,“這顆無聲的政治炮彈,炸裂的時機真好,把他震得夠嗆,病了。”……陷入一種孤立下沉,無可攀援的絕望:“清算的時候來了!”時時覺得受到監視,壓低聲音說話,担心隔墻有耳;有很多人參預,一張巨網正按計劃收緊
他長時間獨坐嘆息,哺哺自語:“生命脆弱得很,善良的生命真脆弱啊……”
又向著“提前死亡”跨進了一步;但仍只是開始,沈從文的直覺不會欺騙自己:“迫害感且將終生不易去掉……”/14/
胡適在1948年元巳日記上寫的是‘嘈撐待變”四個字。一年過去,日記上卻寫了這樣一句話:“在南京作‘逃兵’,作難民已17日了!”1948年最后一刻,他是與傅斯年共同度過的。他們凄然相對,一面喝酒,一面吟誦陶淵明的《擬古》第9首: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采。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植高原,今日復何悔!此時也只能以“無悔”自慰與自勵了。
這天晚上,在蔣介石黃埔路官邸,舉行了在京常委及政治委員會委員參加的便宴,這是國民黨政權在大陸的最后的晚餐。宴會上宣讀了明天即要公布的《新年文告》,在內外壓力下,蔣介石宣布下野。據說會上有人失聲痛哭。/15/
二十多天以后,本書第一章曾經提及的國民黨文化方面最高領導人張道藩,悄然離開南京。據說臨行前先到孫中山靈前行禮告別,又趕到永安公墓對面公路的小山頂上,遙遙地向母親墳墓拜別。他在給女友的信中說:“簡直訴說不出心里是什么滋味,整個人都覺得麻木了。”/16/一個時代的統治就這樣結束了。這一夜,有更多的人在尋找與傾聽“北方”的聲音。他們果然聽到了新華社播發的,由毛澤東起草的社論(從此,中國人將習慣于根據社論來領會“中央精神”):《將革命進行到底》。社論首先以勝利者的姿態,宣布一個無可懷疑的事實:“中國人民將要在偉大的解放戰爭中獲得最后的勝利,現在甚至我們的敵人也不懷疑了。”然后以無可置疑的權威口吻宣稱:“現在擺在中國人民、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面前的問題,是將革命進行到底呢,還是使革命半途而廢呢?”結論已包含于設問之中。據說只有“將革命進行到底”,“在全國范圍內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在全國范圍內建立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主體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共和國。這樣,就可以使中華民族來一個大翻身,由半殖民地變為真正的獨立國,使中國人民來一個大解放,將自己頭上的封建的壓迫和官僚資本(即中國的壟斷資本)的壓迫一起撤掉,并由此造成統一的民主的和平局面,造成由農業國變為工業國的先決條件,造成由人剝削人的社會向著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的可能性”。這就是說,為了最大限度地實現全民族的總動員,以建設獨立、統一、民主、富強的現代民族國家,實現消滅剝削的社會主義理想,就必須實行“無產階級(通過其政黨)的領導”與“人民民主專政”。這邏輯是明晰的,在1948、1949年的中國,大多數的中國人(包括知識分子)似乎也是可以接受的。于是社論又講了一個“農夫與蛇”的寓言,要人們記住據說是希臘勞動者的遺囑:“決不憐惜蛇一樣的惡人”,要人們不要忘記:“盤據在大部分中國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雖然它們已經感覺到冬天的威脅,但是還沒有凍僵呢”,最后的告誡是:“處在革命高潮中的中國人民除了記住自己的朋友以外,還應當牢牢地記住自己的敵人與敵人的朋友”。/17/——從此,這個希臘寓言就牢牢地扎根于幾代中國人的心中,新中國的孩子幾乎從懂事時起,就學會把人分成“惡人”與“好人”兩類,只要被宣布為“惡人”,就“決不憐惜”,對所說的形形色色的“蛇”(敵人和敵人的朋友)更保持著全民族的警惕。
一個新的時代,一個以“將革命進行到底”為主題詞的時代,開始了。
 

2013-08-20 1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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