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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第七章 從雅各賓派到雅各賓專政:道德理想國的實踐歷程 二、道德救贖——重組市民社會
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第七章 從雅各賓派到雅各賓專政:道德理想國的實踐歷程 二、道德救贖——重組市民社會
朱學勤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二、道德救贖——重組市民社會

  奇理斯瑪升出了地平線。這是一次輝煌的日出嗎?在它化為日落之前,確實是。法國社會學家杜爾凱姆說:“在法國革命最初的幾年里,社會固有的那種自我神話或創造神明的傾向空前顯著地表現了出來。這種宗教有自己的殉道者和傳道者,深深感化了廣大群眾,最終還產生了一些偉大的事物”。D F

  道德救贖之擴張,當務之急是觀念先行,倒果為因,把塑造道德新人的教育革命放在首位。1793年6月23日,雅各賓執政的第一個月,即公布教育體制改革的法令。

  圍繞著塑造新人和教改方案,國民公會展開了激烈辯論。

  雅各賓黨人俾約·瓦倫出版了一本《共和主義基礎知識》的小冊子,提出革命者必須承担起“提高人民道德”的責任,國家必須代替父權,抓起年輕一代的教育。否則,“你們必將失去年輕的一代”。他盛贊斯巴達教育“是轉向道德的一個明顯例證,這一例證說明,從腐敗道德向簡樸道德的轉化能夠進行,而且要比敗壞一顆正常心靈更容易、更迅速。人們如何能夠懷疑,人生來就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天性,傾向于追求并崇尚美德?”

  孔多塞,杰出的數學家,百科全書派當時僅存的一個活著的成員,也提出了一個教改計劃,卻遭到雅各賓派議員迪朗· 馬來納的諷刺。后者說孔多塞的這一計劃是推行百科全書派的唯物主義、非道德主義和無神論,而不是追隨盧梭的教誨。

  迪朗·馬來納的發言又遭到百科全書派的崇拜者雅科· 杜邦的反駁:“迪朗·馬來納竟敢在8月10日以后重復那位日內瓦哲學家的懷疑和謬論。那位哲學家說什么科學與藝術敗壞了道德。我請問迪朗·馬來納先生,所謂道德的敗壞,說得如此夸張,以致人們如果按照我們的批評家的看法,是否要考慮一下,應該把道德和誠實馬上從這塊自由的土地上驅逐出境?迪朗·馬來納主張限制人的理性,甚至追隨專制者的榜樣,限定人的思想和能力,而不是讓人的思想和能力在共和制度下,進入所有方面,探索所有可能的方式,以擴展人的領域,這種主張實在是太荒謬了”D G。

  杜邦攻擊盧梭,當然不為雅各賓派所容。國民公會拒絕了杜邦意見,將雅各賓一派的佩蒂埃所提出的教改方案提上了議事日程。佩蒂埃的方案充滿道德理想:“所有的孩子都從父親身邊領走,交由國家教育:教育免費;男孩從5歲到11歲,女孩從5歲到12歲,穿同樣的衣服,受同樣的教育;飲食菜譜有嚴格規定,禁絕酒和肉類;他們必須割掉與家庭的聯系,形成新的人種,愛勞動,有規范,守紀律;他們形成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與我們已經腐爛的那一部分人類隔離開來。”D H

  有人指責上述方案是“烏托邦”,佩蒂埃的兄弟費里克斯大聲爭辯說:“烏托邦?他們如此貶低柏拉圖和托馬斯·莫爾的高尚思想?”

  與此同時,圣鞠斯特提出了一份更為徹底的方案,勾畫了一幅完美的民粹主義社會藍圖。

  佩蒂埃的方案僅僅規劃了孩子從5歲到11歲或12歲的教育。接下來的歲月怎么辦呢?或者說,共和國如何規劃成年人的道德生活呢?圣鞠斯特寫有《共和主義制度》一書,回答了這一問題。在這本小冊子里,最重要的是這三大方面:教育,道德監護官和撫養與繼承,至于經濟和政治則從屬于道德問題。他比佩蒂埃更為徹底之處在于:

   母親撫養孩子,5歲而止。在此之后,孩子交給共和國,直至老死;那種從未哺育過孩子的母親,在祖國看來,已不能作為母親而存在;孩子5歲后進學校,只能穿布衣,吃蔬菜、水果,只能飲水,不能喝酒;每晚在地席上睡八小時;他們得學習閱讀,寫作和游泳,最重要的是他們必須學會堅強;他們將被教育成熱愛沉默,厭棄聒絮,他們只學一些簡約的詞匯;

   從10歲到16歲,孩子的教育是軍事和農藝;逢收獲季節則要下鄉支援農業;從16歲到20歲,孩子們必須學會一門精湛的工業技術或農藝技術。20歲至25歲,他們必須去服兵役,為祖國而戰……。D I

   以上所說都是男孩。至于女孩,圣鞠斯特只用兩句話就打發了:女孩歸母方家庭撫養;一過10歲,她們沒有父母或其它監護人的陪同,則不能在公開場合露面。“每一個人到了25歲,就必須到神廟里去,向眾人宣布他的朋友是哪些人。這一宣布必須在每年的風月里更新一次。(如果一個人與朋友斷交,他必須向眾人說明理由,否則當受懲罚!”)

  盧梭生前所設想的透明社會,也就不過如此?還有甚者: “如果一個人犯了罪,他的朋友也應受懲。因為他朋友不知情,等于說這個朋友在友誼中不受信任,也就是說,這個人沒有朋友了,因此,他必須受懲”D J。

  這豈不是一種連坐法?但圣鞠斯特之初衷卻是,當著瓦解家庭聯系的時候,應該代之以公民之間緊密的道德聯系,以此奠定新型道德國家的社會基礎。為了維持民族的道德聯系,還必須對外國人保持警惕:“正是外來者,一代又一代地引導我們走向他們的目標;外國影響造成了叛國者,使得邪惡受到尊崇,美德受到蔑視;他們使我們不得安寧”!D K

  最后,在這個民粹主義道德理想國中,還要選舉道德模范,設立道德監護:

   在每一場革命中,都需要有獨裁者來拯救國家,監護者來拯救道德;D L

   監護者從年滿60歲的男性公民中選出。他們在每年的老人節那天去神廟朝拜,讓眾人評議。如無非議,他就可以佩上白色值星帶,標志他已當選,從此履行對美德的監護職責;

   這些佩戴白色值星帶的監護者要維護神廟里的燭火長明不滅,重點監督對象是那些官員、軍官和議員代表的道德行為。這些人一旦被發現腐敗行為,立刻從高位上撤換下來。監護者要使人敬畏,在公共場合,他們通常是緘默不語,這是一條禁令,任何人不得違反。D M

   熱月政變后,在圣鞠斯特的文件堆里發現有一個法令提綱,宣布建立監護者階級。圣鞠斯特寫道:“救國委員會責成我來宣布下列法令:在法蘭西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建立監護人 ……監護制作用于政府,決不能作用于不可腐蝕的人民 ……”D N

  該法令幾乎逐字不漏地抄錄了他在《共和主義制度》中的那些狂熱設想。至此,似應承認,雅各賓派并不僅僅崇信行政權力改造市民社會的威力。他們不也有權力制約意識?只是他們所設計的權力制約,原來是以道德監督權力,而不是以權力制約權力。

  在這場教改大辯倫——實際上也是再造新人重組市民社會的大辯論中,羅伯斯庇爾態度如何?

  1793年7月13日,也就是與圣鞠斯特寫作上述小冊子的日期同時,羅伯斯庇爾從費里克斯那兒接過佩蒂埃的方案,略加修改后,作為他的提議,向國民公會提出。他的演說詞是這樣開頭的:

   國民公會給歷史將留下三項足堪紀念的偉業:憲法、市民法典和公共教育。

   征服和勝利的榮耀只不過是過眼煙云。只有美好的制度能夠長存,并且德化所有的民族。

   我承認,直到目前為止,人們所議論的東西并不符合我長久以來的一個理想:要建立一個完整的教育計劃。我 已經領受了一套龐大的思想體系,并且考慮過究竟是在哪一關鍵點上,人類被我們舊的社會制度的罪惡所腐蝕。 我確信,必須來一次全盤更新。如果讓我以這種方式來表達我的意見,那就是:創造一種全新的人!

   羅伯斯庇爾把制度和教育作了區分,教育作為觀念先行,優先于制度建設:

   教育聯系每一個人,并且澤被天下。然而,現在卻被人們忽視了。

    就我而言,我堅信,我們在確立一種制度以前,必須確立這種制度的基礎。制度只能播益于少數人,教育卻能播益于所有人。O E

  

  著重號是我加的。很顯然,那套龐大的教育體系領受于盧梭。人類被社會罪惡所腐蝕,必須全盤更新社會制度等,也非盧梭莫屬。更重要的是,盧梭“倒果為因,觀點先行”的危險觀點,在這里開始進入了實踐層面。

  這場曠日持久的教育改革重塑新人的辯論,幸虧被戰爭危機所打斷。但是,雅各賓派執意貫徹盧梭教化新人哲學主張的熱忱,卻未中斷。在危機年代里,他們抓緊了另一方面的教化——對于既成年人的教化。

  1793年,國民公會成立“國民教育委員會”,面向社會成人,以新的教化手段推進法蘭西社會再生的偉大工程。新人教化全面鋪開,是一幅極其宏偉的社會改造圖景:

  1、共和歷。

  與民更始,啟新正朔,歷來是各國歷史上改朝換代的必然現象。但是,雅各賓派超越了一般統治者在這種時候的狹隘眼界。他們以全民族甚至全人類的代表面目出現,從最原始的時間概念開始,啟發人類自然狀態,從中吸取道德能源。1793年10月5日出臺的共和新歷,就打上了這一鮮明的自然與美德的烙印。

  新歷完全順應自然秩序,每三個月為一個自然季節。12個月的月名廢棄羅馬諸神的名字,而是隨當月的自然物候命名:葡月、霧月、霜月、雪月、風月、芽月、花月、牧月、獲月、熱月、果月。每月30天,每年多余5天最初被定名為“無套褲日”,后來又分別定為“才智節”、“勞動節”、“美德節”、“輿論節”和“報酬節”。

  饒有趣味的是,共和歷比共和憲法還要持久。法國革命全過程共有5部憲法,每部憲法都很短命。而共和歷一經啟用,則延續12年之久,而且在革命后還常被人們重新采納。如1848年革命中,志士仁人稱他們的斗爭為“共和五十六年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起義,社員們使用的是“共和七十九年” 的年號,甚至進入20世紀后,1968年的“五月風暴”,還曾激起人們對共和歷的懷舊情緒。法蘭西政治文化于大革命時期形成的戰斗風格,在法國歷史上源遠流長,在此可略見一斑。

  2、文藝和演出。

   1794年5月16日,救國委員會曾專門頒布法令,號召文學家大寫革命的主旋律。據統計,十年革命中所產生的革命歌曲多達3,000多首。流傳較廣的有《馬賽曲》、《出征歌》、《就這么辦》等。戲劇方面,巴黎劇院從盧梭時代的3座,一度激增至近50座。1793年8月2日,國民公會下令,在巴黎市府指定的一些劇院,必須每周上演三次描寫布魯圖斯、威廉·泰爾的悲劇,或其他表現革命題材的劇目;其中可由國家負担一次演出費用,戲票免費發放,時間規定在下午5:30至9點之間,以方便勞動者。當時有議員認為只要看過《布魯圖斯》一劇,人人心脈賁張,都會成為刺殺暴君的壯士。據統計,革命時期共創作和上演的戲劇達2,000余部。政府還曾試圖創造一種類似于中國街頭活報劇那樣的政治性鼓動劇,每逢節日慶典,就在廣場上演出,以此烘托和強化革命氣氛。

  與此同時,不破不立。在雅各賓派最終禁絕戲劇以前,1793年8月2日的法令已規定,不得上演敗壞道德和宣揚王權迷信的舊戲、壞戲。政府成立的專門審查劇目的委員會多達12個,它們在兩個月內就查禁了150部戲劇,其中33部被禁演,25部被勒令修改。1794年5月,拉辛和高乃依的古典風格作品被查禁。其他如謝尼埃這樣最著名的革命劇作家,他創作的《蒂投萊昂》等作品,也因一兩句臺詞被認為有反革命意味而被撤消。

  3、圖書和文物。

  雅各賓派真誠地希望圖書和文物能為全民所用。1793年6月曾投入大量資金發展圖書、檔案、博物館事業。1793年10月法令曾規定,“有價值、可運送的文物古跡,若帶有違禁內容,清除起來可能造成損害者,得送交鄰近的博物館,以便作為國民教育的材料而妥加保存。”國民公會規定一切博物館向人民免費開放,從而使各種藝術遺產第一次成為人民的財富。名聞遐邇的盧孚宮,就是在雅各賓執政的1793年6月,第一次向平民大眾開放的。

  與此同時,革命者的道德審視也未放過對圖書、文物和藝術品的檢查。1793年6月,讓·邦·安德烈就這樣說過:“給人類帶來幸福的并非科學,而是道德。如果我們真想成為共和主義者,我們就必須至少忘卻一半我們所知道的東西。”當時,民間已出現焚書運動,在國民公會引起激烈辯論。國民公會一度通過一些關于保護圖書的法令。但是一部分激進人士還是要求從嚴審查書目,以免漏過“毒草”。國家書志署署長多梅格打報告給國民公會,要求“用革命的解剖刀審查龐大書庫,割去圖書軀體中發生壞疽的部分”。

  4、國民節日和人民大游行。

  盧梭生前曾在給科西嘉、波蘭的立法建議中,多次提出執政者應有意識地創造大眾節日文化,以凝聚民族向心力,激揚道德理想。對此,雅各賓派的創造能力,可能已臻世界歷史中同類活動的巔峰程度。1793年12月關于組織國民教育的法令中,全國和地方性的節日與公民會議、劇場、軍事演習等一起讓列入“國民教育第一階段”的內容。當時全國性的重大節日有:1789年7月14日攻占巴士底、1790年聯盟節、1792年8月10日推翻王權、1793年1月21日處死國王、1793年5月31日推翻吉論特派等周年紀念慶典。此外還有36個每隔十天舉行一次的全國性節日聚會,反復激發人民的理想精神,幾乎達到十天一大慶、五天一小慶的頻繁密度。

  節慶的主題設計羅伯斯庇爾都親自過問,具體實施由大衛安排,頌歌多由謝尼埃作詞、戈塞克譜曲。節慶活動通常都設計成人民大游行,人人都必須參加,并必須按照行業、性別、年齡排成行列,井然有序地通過廣場。1794年6月8日羅伯斯庇爾主持的“最高主宰教”開教大典,是所有這類活動中最盛大的一次。廣場上堆起巨大的假山,假山下50萬人盛裝游行,五彩繽紛的儀仗,狂歡忘情的呼喊,使任何一個參加者、目擊者終身難忘。

  5、日常生活的革命化。

  1793年,進入巴黎任何一個普通市民家庭,你會發現革命如強大電流已經擊穿各個家庭壁壘,使人們的世俗生活發生了奇跡般的變化。首先起來迎客的一個孩子,可能已不叫讓 ·皮埃爾、瑪麗這類取自法國傳統的宗教名字,而是叫著“馬拉、布魯圖斯、盧梭、自由、平等、山岳”這類革命化的名字。在父親的鼻煙壺上你可能會看到一句口號:“為國家而死,無上光榮”,在母親的梳妝鏡上,你會發現另一句口號:“我們情同手足,祖國永存”。一家人再窮,墻上總有大幅革命宣傳畫,神龕里也會擺上一尊廉價的革命先烈石膏像。一家人全戴小紅帽,忙進忙出,奔走革命。偶爾坐下來玩一圈棋牌樂,那上面也充滿了激動人心的革命符號:“國王”改成必須“將”之的暴君, “王后”改成女公民特魯瓦涅,“王子”改成無套褲漢,四張老 “K”畫的是布魯圖斯、卡通、梭倫和盧梭四大古今賢人,四張 “Q”牌則是審慎、聯盟、正義和力量這四大道德符號O F……

  形形色色的新生事物,還可以再舉出一些。早在中國文化革命開始前173年,1793年的法蘭西人已經嘗試過一次文化革命。法國當代史學家比昂奇論述1793年歷史的專著,即以《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命名。O G誰也不能懷疑,共和二年的文 化革命——法蘭西社會道德重建的偉大工程,在雅各賓派不 遺余力推廣下,在盧梭思想指引下,確曾得到廣大市民的熱烈 響應,取得了暫時的然而確實是輝煌的成功。雨果回顧1793 年的巴黎街景,曾有一段極其生動的紀實描述,也許比歷史學 家的筆觸更精彩,更傳神:

   人們過著露天的生活;婦女們坐在教堂的石階上一邊制造紗布一邊唱著“馬賽曲”。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有正在緊張開工的兵器工場,路人都鼓掌歡呼,到處只聽見人人在說:“忍耐些,我們是在革命時期。”人們英勇地微笑;

   巴黎仿佛到處在搬家,古董店里堆滿了王冠、法冠、王杖、百合花徽。這就是被推翻了的專制政體的殘余;這個在攤子上補抹子的是一位伯爵夫人,那個女裁縫是一位侯爵夫人,布佛萊夫人住在一間頂樓里,她在頂樓里可以望見她以前的大廈;還有吳朗,他自己取名為“八月十日”,每逢斷頭臺殺人他從未錯過,他跟在死囚的車子后面走,他說這是去參加“紅色的彌撒”…… 到處都是報紙,各區的旗幟你來我往,所有的墻上都貼滿了標語。旗子上寫著“只有心靈的高尚,沒有高貴的階級”,標語上寫著一共和國萬歲,小孩子咬音不準地唱著“沙依拉!”O H

   盧梭盜火,法蘭西人傳薪;盧梭點火,法蘭西人引爆。1793至1794的短暫歲月里,法蘭西人對世俗文明的救贖熱情,如石破天驚,沖天而起。這是不是一次輝煌的日出?黑格爾說,是。康德說,是。歌德還說,是!迄今為止,它在人文世界造成的震蕩,只有另一次普羅米修斯式的盜火行為才能匹配:20世紀的熱核爆炸。1793年那攝人心魄的沖天火焰,使后世所有的理想主義在全球各個角落緬懷不已,心魂激蕩;它所造成的輻射、污染亦如漫天塵埃,至今未能落定。1793年的法蘭西人,她是歷史學家、哲學家,經久不息的爭論話題!

2013-08-20 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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