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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第八章 從霜月到熱月:道德理想國盛極而亡 二、風月肅殺——雅各賓內部的道德災變
道德理想國的覆滅 第八章 從霜月到熱月:道德理想國盛極而亡 二、風月肅殺——雅各賓內部的道德災變
朱學勤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二、風月肅殺——雅各賓內部的道德災變

  逐殺啟蒙遺老,尚屬道德共和國的外部事件——消滅外在于道德革命的歷史對立面。道德共和國更為嚴重的危機,是來自于內部的道德災變,——1794年3月(風月)的丹東案件。

   前一年7月,馬拉死;同年7月,羅伯斯庇爾進入救國委員會;次年3月,丹東被捕,隨即為羅伯斯庇爾所殺。法國革命三巨頭不到9個月即分崩離析,只剩下羅伯斯庇爾一人呈道德寡頭狀,勉力支撐剩下3個月的歲月。如果說,馬拉之死是 “他殺”,死于革命派外部的謀害;那末丹東之死,則是不折不扣的“自殺”,死于雅各賓派內部的同室相殘。因此,要分析道德理想國何以走上自殺邏輯,無如分析這場來自內部的自殺事件,可能要比羅列雅各賓派種種自取滅亡的社會政策更為有力。

   丹東,酒色財氣之徒,若從道德立論,與羅伯斯庇爾不可同日而語,幾不可取。故而他在政壇上雖有雄獅之吼,在民間卻無奇理斯瑪之道德光環。然而,也許正因為如此,他不追求奇理斯瑪狀態,反而能感受資產階級革命的世俗走向,能感受近代社會世俗化趨向的時代脈搏。歷史之吊詭,在丹東的道德狀態與政治視野之間,以另一種形式出現。羅伯斯庇爾倘若清醒,他或許能從如此吊詭反復出現中,捕捉到一個至關重要的歷史信息:雅各賓俱樂部出現的這個丹東,是歷史安排的一個對位,一個負像,D G既是對他的平衡,亦是對他的提醒。丹東與羅伯斯庇爾的恩恩怨怨,源遠流長。以往史學家重 “流”不重“源”,多注意雙方在恐怖政策上的具體分歧,卻很少注意分歧的源頭,就在于雙方對當時那場革命的基本性質,有根本不同的判斷。

  羅伯斯庇爾的判斷與要求,已見前述之“9月筆記”,顯然有一種不斷革命、無限革命之傾向。如果說,雅各賓專政反資產階級的平民方式——革“革命”的命,有一部分原因應歸之于法國革命后期異常險惡的客觀環境,非如此越出邊界,不足以保存邊界之內已經取得的革命成果;那么,羅伯斯庇爾本人在主觀上應該承担的責任,就在于他把歷史召喚的一時之需,誤認為是歷史的長遠之計,在于他用超歷史的方法強求現實滿足他的反歷史要求,在于他越出邊界以后,始終不肯退回邊界,相反,還要在邊界之外用恐怖手段推行繼續革命、無限制革命。

   丹東,是當時僅見的具有革命邊界意識的清醒者。

   丹東明確提出“革命范圍”之說。他所意識到的“革命范圍”,在政治上,滿足“人道”、“自由”等資產階級的要求,在經濟上,體現財產自由、財權保護的原則,反對統制經濟。由此出發,他堅決反對那些“企圖引導人民超出革命范圍的人”。D H在這一前提下,他才不能忍受羅伯斯庇爾的越界恐怖,在恐怖政策上與之發生了直接對抗。

  1793年11月以后,丹東公開提出重建“司法與人道”的尊嚴,“釋放20萬嫌疑犯”,“人民迫切需要的是寬容”,“抑制救國委員會的暴政,拯救共和國。”他呼吁“珍惜人類的鮮血”: “看,那么多的血!塞納河在流血!唉!流的血太多了!”

   1794年3月19日,在雙方共同朋友的安排下,兩人共進最后一次晚餐。丹東哭諫羅伯斯庇爾:“假如你不是個暴君,那末為什么你用己所不欲的方式對待人民呢?如此狂暴的情況是不會持久的,它與法國人的脾性格格不入。”D I晚餐不歡而散。次日,羅伯斯庇爾出現于國民公會講臺。講演斬釘截鐵,冷酷無情,強烈暗示要“擊倒另一個亂黨”。

  第三天,羅伯斯庇爾出現于雅各賓俱樂部,以更為肯定的口氣宣布:“是有那么一個亂黨,它被揭露的時刻總會來到的,這時候已經不遠了。”

   人們只等了10天。3月31日深夜,丹東及其同黨被捕。4月5日,在羅伯斯庇爾嚴禁申訴之后,丹東以“亂黨”、“叛國” 的罪名被送上了斷頭臺。

   羅伯斯庇爾為什么要殺丹東?

   西方右翼史學家的觀點是“道德化的批判”,失之偏頗:羅伯斯庇爾生性嗜權多疑,忘恩負義,是以“惡”殺“善”。左翼史學家的觀點則是“批判化的道德”,同樣不能服人:丹東腐敗墮落,不殺不足以純潔革命的權威,是以“善”殺“惡”。這一種觀點等于羅伯斯庇爾當年道德邏輯的延續。

   讓我們從上述“道德化的批判”與“批判化的道德”之間切入,看看能否切出一個道德災變的病理切片,從中辨認奇理斯瑪自我中毒,道德理想走向道德嗜血的邏輯紋路,從中映證歷史上凡以道德立國始,多以道德殺人終的沉痛教訓。

   當盧梭改造宗教救贖遺產時,原罪的載體從個人轉移到社會,這一認識過程本來是一個“祛魅過程”——祛除神正論的宗教巫魅成分。這一轉換,在理論上產生了盧梭一連串驚世駭俗之創見。然而在實踐中,這一原罪轉換,卻可能出現一個十分吊詭的負面作用:道德理想主義者在遭遇世俗社會強大抵抗時,他們因此而拒絕反躬自省,調整己方政策,而是把困境歸咎于外在的社會“邪惡”,越益固守自己的“天縱英明”、 “潔白無瑕”,強化以“正”克“邪”的力度。這一主觀強化過程,我們可稱“入巫”——進入自我入巫過程。

   從“祛魅”到“入巫”,僅僅是一種抽象的邏輯可能。而抽象的邏輯可能,實現為具體的政治現實,必須有一個必要充分條件:奇理斯瑪的道德真誠。只有遭逢這樣的奇理斯瑪,這一邏輯可能才會實現:他的道德鼓動不僅僅是對群眾的宣傳,而是本身自我實踐;他的道德理想不是對外界的政客式欺騙,而是本身與外界融為透明一體,全身心無隱私地投入。羅伯斯庇爾 的道德狀態,恰恰滿足了這一必要充分條件,成為一種悲劇性 的條件滿足。

   在這種情況下,從“祛魅”到“入巫”,是奇理斯瑪創造一種世俗化的道德語言巫術的過程,也是奇理斯瑪自己被這種語言巫術遮蔽,喪失對外界形勢客觀判斷能力的自我中毒過程。這種“祛魅”“入巫”之背反,我們在分析盧梭晚年與啟蒙哲學分裂時,已看到一次。現在,當我們分析羅伯斯庇爾執政后,如何鎮壓丹東寬大派時,終于看到它又一次出現在羅伯斯庇爾活動中。

   不可否認,馬拉去世以后,羅伯斯庇爾也進入了“奇理斯瑪狀態”。“不可腐蝕者”的稱號使他的形象產生了道德光環。在光環效應下,他進入了半神半人的超凡心態。他溶一己于世界,亦溶世界于一己道德之情懷。前文已述,羅伯斯庇爾曾真誠呼喊:“我就是人民!”這一呼喊即是這種道德情懷的真誠坦露。但是,這一語式與路易十四那一著名語式何其相似乃爾? “我即人民”?不遠處,就有一個“朕即國家”。羅伯斯庇爾人肯定不會自覺,但是,越不經意處,越能體現出權力與個人意志相連之后的客觀邏輯,哪怕這一個人意志是最純粹的道德理想,不是貪婪的權勢之欲。

   羅伯斯庇爾以己度人,以己為人民之化身,則必然要把自我道德律令外化為人民的普遍要求,外化為革命的必然進程。他的“世界上的革命已經完成了一半,另一半也必須完成”的宏偉設想,也就從這里找到了堅實的邏輯根據。而當這一進程遭遇世俗阻力時,他不會認為這是社會的反彈,這是必須改弦更張的信號。相反,他會認為這一信號只不過更為映證了“德被天下”的必要,還須加強道德救贖的力度。丹東被捕后,國民公會曾有意讓丹東發言,自我辯護。這一同情信號,已在提醒羅伯斯庇爾,不可過度。羅伯斯庇爾拒絕這一信號,大聲咆哮: “危險對于我有什么關系?我的生命是祖國的,我心中無所謂畏懼。假如我要死,便死得光明磊落。”D J后人讀此,不能不同情,不能不一灑同情之淚。無恥政客尚無資格能犯這樣高尚的錯誤,因為他們善為己謀,有僥幸能避免這種錯誤。唯有真誠的奇理斯瑪,才會發生這樣真誠的自我中毒:全然不顧或者顛倒判斷外界形勢所發生的異己變化。為了強化“德被天下”的力度,羅伯斯庇爾不是內斂收縮,而是外向進攻,強行遏制社會之反彈。他左沖右突,左支右絀,或遲或早會在道德與恐怖之間,最終找到那個邏輯互動的中介——

   沒有美德的恐怖是邪惡的,

   沒有恐怖的美德是軟弱的。D K

   恐怖一旦踩穩道德的基石,那就是一場道德災變,恐怖手段百無禁忌,可以為所欲為了。道德嗜血,而且嗜之不愧,端賴于此;恐怖本身不恐怖,不引起恐怖者內心的心理崩潰,端趨于此!

   這是殺丹東前一個月,即1794年2月5日,羅伯斯庇爾所尋找到的理論依據。上述依據,以救國委員會名義向國民公會提出,題為《關于在共和國內政方面指導國民公會的政治道德的各項原則》。請注意,它是原則,不僅僅是應急措施。因此,確實有理由說,“它是羅伯斯庇爾共和國的一張草圖”。D L殺丹東,只不過是這張宏偉草圖上稍帶血腥氣的小小一筆。有這樣的原則作依據,圣鞠斯特1794年3月31日以“道德罪”控告丹東,要比以其他罪名控告丹東更為有力:

   丹東,這個可惡的人同情所有邪惡的人,他生活在驕 奢淫逸之中。

   丹東,你從山岳黨中撤離出來,你孤立了你自己。你試圖腐蝕公共道德,你是腐敗者的代理人。邪惡的人,你把公共輿論比作娼妓!D M

   在道德共和國內,再也沒有比道德問題更觸犯公怒的了。早在1792年9月30日,羅蘭以盧梭式的語言攻擊丹東,選中的口實也是丹東的道德問題:“我深信倘使沒有道德,便不能有真正的愛國熱情”D N。圣鞠斯特揭發丹東把公共輿論比作娼妓,那更是致命一擊。

  羅伯斯庇爾并不殘忍。他曾念及與丹東的多年情誼,一再猶豫。但是,壓斷駱駝背脊骨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丹東對“公共意志”的輕蔑。1792年秋季,在羅蘭煽動下,巴黎內外出現反羅伯斯庇爾的輿論。羅伯斯庇爾請丹東幫助。丹東卻說: “公眾輿論是個婊子,而她的后代則是一群傻瓜!”丹東盡管蔑視對羅伯斯庇爾不利的輿論,但他對公共輿論的這種態度,顯然流露出一種個人化的非道德傾向(非道德不一定是反道德 ——本書作者),引起羅伯斯庇爾不安。丹東此論使他想起丹東另一天對道德所下的定義:“沒有任何道德比每天夜間我和我老婆的情誼更牢靠的了。”羅伯斯庇爾憤怒地認為:“一個毫無道德的人怎么可能是自由事業的捍衛者?”O E從此,他對丹東產生道德上的嫌惡:丹東的手和他的心一樣骯臟。處決這樣骯臟的人,只不過是推倒一尊“早已腐朽的偶像”。所以,盡管他在圣鞠斯特逮捕丹東的罪行報告中,多處批上了“刪去”、 “糾正”、“解釋”等字樣,最終還是簽發了逮捕令,并在國民公會內暴跳如雷,阻止丹東申辯,迅速作出了對丹東的死刑判決。

  就在決定逮捕丹東的同一天,巴雷爾在國民公會宣布: “救國委員會正在從事一項巨大的改革計劃,結果將是摒棄共和國里的不道德和偏見、迷信、無神論”。O F這個計劃就是羅伯斯庇爾著名的花月18日報告《關于宗教道德觀念與共和國準則之間的關系》,主題是:呼吁道德立國,道德救國。兩件事同一天發生,再好不過地說明:殺丹東,與道德憂患緊密相聯;殺丹東,是道德共和國道德工程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

  惡亦殺人,善亦殺人。從道德救人,到道德殺人,道德理想主義就是在這里爬上了它的陡坡,轉過了它邏輯逆反的彎子,最終扣上了這場道德災變的邏輯終點——道德嗜血。

   然而丹東之死,畢竟是這個道德理想國內部最為重大的 自殺性事件。雅各賓專政的統治基礎就此分裂,羅伯斯庇爾失 去了回歸道德邊界的最后一次機會。

   丹東一去巴黎空。議會內噤若寒蟬,廣場上響起了民眾另 一種聲音:

   丹東,這位被打入地獄的壯漢,

   卻被戴上了可怕的面具,

   這是連魔鬼也不敢戴的喲!

   丹東是唯一值得贊揚的英雄,

   卻被人們無辜殺害!O G

2013-08-20 1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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