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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項城不作虛君遁初志在首相
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項城不作虛君遁初志在首相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項城不作虛君遁初志在首相


    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若論開國元勛主持國政的時間,則中華民國開國的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孫文,可能是為時最短的了。孫公于元年元月元日,宣誓‘就職’為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到二月十四日,他就向參議院‘辭職’了。參議院也決議接受他的辭職;雖然孫公延遲到四月一日,始正式‘解職’。因此從就職到解職,孫文先生只做了四十五天的‘臨時大總統’;從就職到解職,他也只担當實際政務三個月。這不特在民國史上是最短的一任總統,在中華五千年史上,也是最短一任的開國元勛了。
    孫去袁求,袁世凱是宣統皇帝溥儀,于二月十二日下詔退位后三日;也是孫文大總統向參議院正式辭職后一日,由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于二月十五日,在南京全票選出的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筆者在前文已提過,袁本另有打算,要由他自己承清朝太后之命,召集國會,決定國體,然后由國會選舉他做總統。如此他就不需要做革命黨的總統了。但是天下事哪有那樣盡如人意的呢?不得已而求其次,他現在也只有通電接受革命黨參議院所推選的大位。如今既接受此職,你得接受他們所通過的實行內閣制的約法,和以南京做首都的決定了。袁對做總統的法律根據,暫時不敢提異議;對以南京做首都,他就推宕了。猛虎不能離山,袁世凱何能離開北京呢?南方就決定派遣迎袁專使,迎袁南下。
    迎袁專使與京津兵變
    事實上孫之讓袁,原是不得已而為之,政治是最現實的,既讓之又想嚴密控制之,就是一廂情愿了。因此專使之無法達成任務,也就不待智者而后明了。這次南京派往北京的迎袁專使團是由教育總長、德勝于才的好好先生蔡元培進士領隊的。團員計有宋教仁、汪兆銘、鈕永建、王正廷、劉冠雄、魏辰組、曾昭文、黃愷元等八人。專使團由孫大總統于二月十八日授命,二十二日偕同唐紹儀自滬起程,取海道北上,二十六日抵北京,翌日謁袁,懇談,歡宴。袁似無拒絕南下之意,蔡專使亦甚樂觀。孰知二十九日深夜北京突然發生兵變,東安門外及前門大街鬧市之中,槍生劈啪,火光燭天。變兵且破門突入專使行館,蔡、汪等衣冠不整,各不相顧,分別越墻而逃。嗣經西人保護,輾轉逃入東交民巷之六國飯店,始幸免于難。此變迅即蔓延至通州、天津、保定各要邑。這一來,袁乃據為口實,挽拒南下。蔡專使等白面書生,驚魂未定,也就電報孫公,不敢相強了。
    這記兵變是袁某授意的呢?還是歷史上另一個‘偶然’?歷史家聚訟至今,仍無證據可下正確結論。據張國淦當時得自徐世昌的絕密消息,兵變原是袁克定的陰謀,想以‘黃袍加身’的辦法,在皇城劫持溥儀,逼乃父稱帝【見張氏遺著‘北洋述聞’,一九九八年三月上海書店出版,頁四一─四四】。張氏當時曾是唐紹儀的隨員,后為黎元洪謀主,其后并在內閣迭任要職,見聞甚廣。然此說在當時雖甚流行,卻始終未能確切證實。另據各方目擊者記述,以及后來史學家,如吳相湘教授等的嚴密考證,皆一致認為實非袁之預謀,只是此變,正如月前袁之被刺未中,對袁之政治安排,卻是變得其時也。本來民國之奠都何處,縱是革命黨人,亦意見不一。南京孫、黃一派,雖力主奠都南京,漢方實力派的黎元洪、滬方光復會分子章炳麟等,甚至臨時參議院內的投票紀錄,以及掌革命黨本身輿論的‘民立報’都主張建都北京。現在袁既不愿南下,再加上個兵變,奠都北京就變成歷史的‘必然’了。
    袁總統就職與大赦令
    孫大總統在得到蔡專使的報告之后,遂咨請參議院審議,讓袁以電報向參議院宣誓,在北京就職,然后整個臨時政府遷往北京。孫總統既一言九鼎,三月八日袁的宣誓電報抵達南京,再經孫總統咨請參議院認可,袁世凱就于三月十日在蔡專使觀禮之下,正式在北京就任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了。但是其時仍留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卻扳請孫大總統,繼續負責中樞政務,直至袁總統的內閣完全建立之后再‘解職’。因此,從三月十日至四月一日,孫公正式解職的三周時間里,中華民國曾有過兩個合法的臨時大總統。但是二公在歷史上的表現,孫公的泱泱之風,就遠非袁公所能望其項背了。雖然袁公那時在國民心目中的聲望,似乎還在孫公之上呢……。舉例以明之:袁公就職之后,立刻便頒布大赦令,彼固深知此令,一需參議院同意,二需內閣副署,始有法律效力,然袁之悍然為之者,顯然是故意表示,他目無參議院與前任孫公也,這就缺乏大政治家應有的風度了;甚至可以說是以小人之心,作流氓之行了。而孫公頷之,未之計較,并咨請參議院‘追認’之,未動聲色也。(有前總統之咨文,在法律上便可免新內閣之副署。)這就是孫中山先生的大政治家的風度了。這只是個個人的小意氣,法律程序上,無足輕重的細枝末節,讀史者亦多未察也。然見微知著;不謹細行,終累大德,袁公后來之身敗名裂,都可于此等細微人品中見之。執簡者,能不慨然?嚴肅的讀者或許認為這只是因為袁之缺乏現代法學常識,而非故意藐視孫公也,實際并非如此。原因是這時唐紹儀亦在北京,朝夕在袁之側,足備咨詢也。證諸后來史例,此時唐紹儀顯然曾大力勸阻,而袁氏不為所動也。
    是耶?非耶?一個政客每好逞一時之快,而罔顧死后遺臭歷史,是愚不可及也。當政者應知生前自律才好。
    袁政府與唐內閣的架構
    袁公就職后,孫總統乃于翌日公布采行法國式責任內閣制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袁總統遂依法于三月十三日任命唐紹儀為民國之第一任國務總理,并負責組閣。同月二十九日,唐總理乃向南京參議院提出新閣人眩完成一切法律程序之后,袁、唐新政乃正式確立。南北一統。四月一日,孫大總統遂正式‘解職’。今且將袁政府最早的形式和人事架構,列表于下:中華民國第二任臨時大總統:袁世凱字慰亭河南項城人五十三歲副總統:黎元洪字宋卿湖北黃陂人四十八歲國務總理:唐紹儀字少川廣東香山人五十二歲外交總長:陸征祥字子欣江蘇上海人四十一歲內務總長:趙秉鈞字智庵河南臨汝人五十三歲陸軍總長: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四十七歲海軍總長:劉冠雄字子英福建閩侯人五十四歲財務總長:熊希齡字秉三湖南鳳凰人四十二歲司法總長:王寵惠字亮疇廣東東莞人三十一歲教育總長:蔡元培字孓民浙江山陰人四十四歲農林總長:宋教仁字遁初湖南桃源人三十歲工商總長:陳其美字英士浙江吳興人三十六歲交通總長:施肇基字植之浙江錢塘人三十五歲南京留守:黃興字克強湖南善化人三十六歲【*原提名梁如浩,參議院未通過,后由施肇基遞補】這個唐內閣不用說是個袁大總統的欽定內閣。其實權如外交、內政、陸海軍、財政和交通,都是一字號掌握在袁記人物手中。其他如司法、教育、農林、工商各部,不特在袁世凱統治下,無關痛癢;縱在后來蔣、毛二公治下,也痛癢不大,落得做順水人情,統戰客店。
    【筆者符注】:記得一九四八年國府在南京行憲組閣時,筆者某次在南京中山門外的農業實驗所訪友,見一美國進口的全新高級房車,施施而過,車上天光云影共徘徊,氣勢逼人。好奇而詢之,始知是新任農林部長左舜生之座車也。蓋當時縱是炙手可熱的國民黨高干,亦鮮有此高級新車。左氏因系青年黨加入國府,為內閣中之新人,始有此新車也。十余年后,五在紐約哥大口述歷史學部訪問左公時,曾戲述往事,并以農連總長宋教仁故事相比擬,左氏亦苦笑唏噓不已。并說他曾經寫過袁世凱,將來更要為蔣介石作祭文。誰知左竟先蔣而逝。左公病重時,他的學生吳坤淦先生曾電余乞援,我也曾簽請哥大當軸,想為左公申請若干研究補助費(honorarium),以濟眉急,后來據聞哥大東亞所曾送他三千美金。不知實現否也?這都是國家動亂,知識分子一言難盡的悲哀。也是大時代的小掌故吧。故隨筆記之。
    袁世凱既無心依法行事,放棄實權,實行真正的內閣制:唐總理因此就只是袁總統的一個盾牌,最好是受其命,做其事,代背其黑鍋,不但任其勞,還能任其怨,像周恩來那樣,鞠躬盡瘁,和其稀泥,死而后已。不甘心和稀泥,要掛冠而去,那只有悉聽尊便了。所以唐總理就職不過三月,就真的掛冠而去了。不過話說回頭,在那種極權政治之下,像周恩來那樣,被折磨得四癌齊發,活活累死,畢竟是善終床上,就還算好的了。有些愚忠奴才,替主子背黑鍋,最后還要被殺掉滅口,像后來的趙秉鈞、林彪那樣,那就更不堪想像了。據說唐紹儀在掛冠之后,也曾碰到刺客行刺,所幸此刺客尚有良心,被唐氏說服,擲刀而去。后來的趙秉鈞和林彪就沒那么幸運了。此是后話,到時再說。
    唐紹儀是怎樣個人
    先看看唐紹儀這位中華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是怎樣個人?唐紹儀(一八六○-一九三八),廣東香山人,是孫中山的小同鄉,長中山六歲。他二人在近代中國政治上雖都位至極品,但他二人所走的卻是完全不同的兩條道路。在辛亥以前,二人既不相識,亦無往還。民國成立之后,二人漸成莫逆,紹儀有一叔父曾任香港英商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的買辦,認識容閎(一八二八─一九一二)。因此容閎在清末同光之際主辦幼童留學時,時在香港讀英國學校、年僅十四歲的唐紹儀便被選入第三班,于一八七四年送往美國入學。紹儀在美一住七年(一八七四─一八八一)。二十一歲時在哥大讀本科(Columbia College)尚未畢業,清廷嫌‘幼童’過度西化,乃悉召回國。翌年唐遂奉派隨總理衙門洋員、德人摩倫道夫(P.G. von Mollendorff)去朝鮮,為韓王整理財政,頗有成績。時袁世凱(年二十三,長唐一歲)亦剛隨軍入韓,是為二人訂交之始。嗣后袁氏在韓一帆風順,做了‘小欽差’(故事在筆者論袁前文中,曾有詳細交代,不再贅述),唐氏則緊跟其后,做了小欽差的二把手,主持最重要的外交與財政。其后袁氏在清朝政壇不斷升遷,唐亦隨之水漲船高。在外交、金融、鐵道各部門,迭任要職,終至郵傳部尚書、奉天(今遼寧)巡撫等一品大員。迨袁被攝政王開缺,回籍養疴,唐亦不免。至袁氏東山再起,唐亦再度出山,作袁之‘和議代表’,已詳志于前篇。如今袁當上了臨時大總統,唐之官拜責任內閣之首相,也就順理成章了。根據唐的資歷見識和人際關系,他倒是個很理想的責任內閣的首相人選,他具有現代政治家所應有的國際知識經驗和訓練,他和袁總統的長期友誼,也贏得袁的高度信任。孫前總統對他的尊重和鄉情更是難能可貴。同盟會中的高干對唐也表現得極其友好,并竭力邀請加盟。唐也在一片熱烈掌聲中,于三月三十日,由黃興與蔡元培介紹,宣誓加入同盟會。因此,唐內閣也可算是個同盟會(后來擴充改組為國民黨)的‘政黨內閣’了。有唐內閣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竟然連三個月的壽命都維持不下了,則民國政府的問題何在,便不是歷史家三兩篇文章,就可以說得清的了。容當慢慢深入探討之。
    外交總長是手席總長
    另外,袁政府還有個特殊現象,雖只是個歷史性的承繼,與袁本人無關,然亦不妨略述始末。原來在前任孫文政府里的首席部長,原是陸軍總長。那是軍事第一,革命時期的革命內閣的組織。如今唐內閣則是國家恢復正常之后,依法(包括對外條約)行事的和平內閣。為贏得列強對民國的承認,則民國政府就不能做違反國際條約之事。在前清中國中央政府的首席部長,原是外交部長。因為這是那時喪權辱國底‘辛亥條約’上明文規定的。那時列強由于不信任以任何方式組織的中國政府,為便于隨時可與中國政府辦其交涉,他們要求把外務部提升為首席部。外務部尚書等于是內閣中的第一副總理。在他們看來,只有這樣,那個風雨飄堯變化無窮的中國政府,隨起隨伏,都無損于他們底利益也。洋人既如此要求,中國官僚又何敢說一個不字呢?因此在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里,外交總長也是內閣里的首席總長。其后,北京政潮起伏,直如兒戲,而做外交總長的往往都做了‘署理閣揆’;甚或實授閣揆了。像后來的陸征祥、王寵惠、顧維鈞,都做過內閣總理,就是這個道理。
    再者,那時搞外交的職業官僚(Technocrats)一般都各有其國際背景。他們平時以純技術本領,徘徊于中國各實力派政團的夾縫之間,干祿公卿,等待雇用。那橫行中國的軍閥們,誰都不敢開罪他們,有時還要倚賴他們來尋找通洋之道呢。在那個時代,中國國內的任何政治派系(包括孫中山和共產黨的革命政權),都不惜喪權辱國,也要盡力尋找國際路線,以奪取政權,或鞏固政權。在民國初年的軍閥時代,知道這項內幕運作的專家,莫過于三朝元老的顧維鈞先生了。他復笥之廣,筆者不知有第二人也。可是顧公本人也卷入其中,未便暢所欲言。然筆者每從旁代為點出,顧公亦微笑頷之,這才是真正的歷史嘛。筆者當年亦曾把他們的故事,盡量加以發掘,并寫入‘顧維鈞回憶錄’的英文原稿。不意,這些故事后來竟被核稿人統統刪除,因為萬頁原文已嫌太長,容納不下題外之言,為之奈何哉?
    試比黃留守與彭將軍
    上述,袁、唐新內閣的另一特點,便是黃興所主持的所謂南京留守了。近百年來的中國湖南省,出了兩位最為可敬可愛的、偉大的軍人政治家:一個是湘潭彭德懷(一八八九─一九七四);另一個是善化黃興(一八七四─一九一六)。彭德懷在中華民族史上所具有的道德形象,任何共產黨人都不能同他相比。我想這是當今任何中共史家都不會否認的。容當續論之。其實辛亥革命前后的黃興,也有其超人的道德形象。不幸他早死。而其后在國民黨政權中,相繼當權的廣東幫、江浙幫和閩南幫,以及所有國共兩黨的官吏家,都過分的揚孫抑(ignore)黃,而頗欠公平。若論‘歷史地位’,黃不如孫,是理所當然。但是孫、黃之間的距離,則遠沒有國共兩派的歷史家,所拉之長也。曲筆氾濫,埋沒黃公,是很不應該的。今日談談他在‘南京留守’任上的職責,再及其他。
    南京留守原是個不堪收拾的爛攤子。辛亥革命雖然只革命了八十三天(從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到一九一二年元旦),也并沒有打過幾場熱戰,但是卻把個處處有啼痕的東南,弄得遍地皆兵。他們都自認為是對革命有功的開國革命軍,自然也包括我們安徽拿兩個堿鴨蛋就光復了蕪湖的一批革命小將。那時的東南各省是遍地黃花開,你如能聚眾三兩百人,就可自封都督,有時甚至氾濫到一省九督的程度。清軍既不來‘剿’,他們彼此之間為著爭地盤,往往就互相砍殺了。在上海,陳其美殺了陶成章;在長沙,譚延闿殺了焦達峰;在武漢,黎元洪假手袁世凱誘殺了張振武,都是當時革命陣營中自相殘殺的例子。
    就是這樣有功革命的大小部隊,當時在南京留守管轄之下的總共有三十余萬人之眾,黃留守,如是個野心家,或生就個軍閥胚子,那他大可乘勢學學袁世凱的‘小站’前科,或蔣介石的‘黃埔’經驗,將這三十萬留守部隊,汰弱留強。提煉十萬精兵為自己的政冶資本,上與袁氏爭半壁河山,下與閻錫山、唐繼堯、陸榮廷同步,列土封疆,做個民國藩鎮、一省軍閥,又誰曰不可?然字習東坡、文宗韓柳、熟讀圣賢之書、高風亮節的大革命家,黃秀才,有所為,有所不為也……。賢明讀者批覽拙文,可能嫌在下對黃大元帥過譽了。實不然也。吾人遍讀近代中國革命史,對我革命先烈,實有由衷之崇拜。試問黃花岡上七十二先烈(其實不止此數),何一而非黃秀才哉?黃君身在前敵,指斷未死,固亦幸存之活烈士也。再看我抗戰八年,前仆后繼之數百萬將士,其死國之慘烈,可勝言哉?朋友,為著民族生存,為著人類公理,我千萬先烈,死且不懼,區區列土封侯之虛榮,美婦醇酒之俗欲,有何足戀?我輩執筆文人,每覺我民族文化只是一大醬缸,骯臟污染之外,一無可齲果爾,則吾人對上述千千萬萬之烈士圣賢,又何以交代?正因為我民族中也多的是彭德懷、黃興者流的賢人烈士,才能抵銷那些民族敗類、文化渣滓、昏君獨夫、黨棍官僚、土豪劣紳和市儈文痞,而使我民族文化綿延五千年,末嘗騙來騙去,而至于絕代也。言念及此,每于午夜清晨,誠溯舊史,輒至感萬端,有時且垂涕停筆,不能自已。讀者試思,吾人如寫當代史,至‘廬山會議’一節,提到彭德懷被栽贓故事,由于對彭公之同情,而筆端偶帶感情,亦或所難免。歷史家也是人嘛。雖盡量壓抑人皆偶之的情感,仍難期其入至善之境也。讀者賢明,當能體驗之。
    恩餉與外債
    長話短說,黃興那時在南京留守任內,他所真正致力的,便是怎樣收拾這個爛攤子,遣散這些爛部隊,好讓革命后的國家有個喘息的機會,來從事和平建設。吾人要了解,革命就是打天下。革命黨如今打了天下,在積極方面,他們有建設國家的任務:消極方面,他們也有參加朝政,甚至升官發財的權利。誰知他們打了天下之后,革命果實竟被個前清老官僚一手攬去。當初的革命者在孫總統解職之后,竟弄得四大皆空,失業遍地。如今黃大元帥既然還‘留守’在職,南京應該是失業革命家和相關人士謀取一官半職的帥府。因此,求職人士擠滿金陵客舍,弄得留守官邸也‘八行盈尺’(舊時代的書信格式是每頁八行),弄得黃留守頭大如斗。求職者揮之不去,只好登報聲明,不能徇私,無職可給。
    黃留守官署,這時估計,要遣散三十萬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餉’(遣散費),非二百五十萬兩不可。留守府那有這筆鉅款呢?依法報請北京國務院索餉,初上任的唐總理也兩手空空,除舉外債之外,別無財源。但是外債又豈是好借的呢?清末列強為著筑路開礦謀取特權和厚利,原有所謂‘四國銀行團’(英、美、德、法)和‘六國銀行團’(另加日、俄二國)之組織。這些列強對中國原來是要搞領土‘瓜分’的嘛。例如,英國要拿西藏;俄國要拿新疆、蒙古、滿洲;日本要南滿和閩南……。但是他們彼此嫉忌,分贓不均,弄得各國勢力,相持不下(underthebalance of power),英、美兩國因而推動了保持中國‘領土完整’;列強‘利益均沾’的所謂‘門戶開放政策’。這樣,義和團雖殺了洋人,闖了大禍,引來八國聯軍,最后我們竟能只‘賠款’,不‘割地’,也算是李鴻章辦弱國外交的一個奇跡吧!(不幸的是,那個比臺灣大四十四倍的外蒙古,最后還是被蔣介石斷送了。無知而獨裁,始有此誤國誤己、誤華誤蒙的荒謬行為,言之可嘆,以后當續論之。)這次唐內閣由于樣樣需錢,而財源無出,不得已乃向‘四國銀行團’商借外債八千五百萬兩。在簽約之前,并乞先墊三千五百萬兩,以濟燃眉。四國原已答應墊款,然日、俄聞報抗議,堅持分潤,中國不得已乃改向‘六國銀行團’商借。可是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滿蒙地區。蓋滿蒙早被日、俄二國視為禁臠,事關滿蒙,應向日、俄分別磋商,不應讓四國銀行團乘機介入。而四國行商,又因不信任中國官僚,縱允借款,亦應由四國派員‘監督使用’。斯非稍有立國尊嚴之任何主權國家所能承受,而環伺列強,對中國則視為當然,辱華之甚,不忍卒言。后來民國第一任內閣總理唐紹儀終因無法對付內外夾攻,在政經兩途俱走入絕境之時,任職未及三月,便‘失蹤’而去,此是后話。筆者在編撰‘顧維鈞回憶錄’時,曾搜羅有官中外史料,與顧氏細論之。蓋顧為唐紹儀的東床快婿,斯時又職兼國務院與大總統府雙重機要秘書,熟知其內幕也,借款故事說來話長,得暇當以心專篇處理之,為免尾巴搖狗,此處暫時打祝有心讀者欲知其詳,參閱拙撰顧書,及相關文獻,當可知其大略也。
    孫逸仙醫師的社會丹方
    話分兩頭,這時的孫中山先生在大總統解職之后,無官一身輕,率領了青年子女孫科、孫琬,和隨從的胡秘書、汪外辦(且借用個當前的名詞)、廖仲愷夫婦、章士釗夫婦,以及新從美國畢業歸來,年輕貌美的英文書記宋藹齡女士等.男女數十人,浩浩蕩蕩,四處游歷講演,所到之處,士女爭睹豐采,輒至萬人空巷。孫郎此時微近中年(四十六歲),西裝革履,一表人才,男人四十一枝花,在佳人名士簇擁之下,玉樹臨風,道籍仙班,真是大丈夫當如此也。相形之下,這時在南京弄得焦頭爛額的黃留守,就只是個整日拖拉騾子和垃圾夫了。勞逸懸殊若此,亦命也,運也夫?
    孫公此次演說旅行是從上海開始的,嗣徇武漢黎副總統之約,溯江而上,經南京、蕪湖、安慶、九江而至漢口、武昌,四月出的長江中下游,正是鶯飛草長、春暖花開的季節。游春士女,聽眾如云,盛況空前,自不待述。孫郎講演宴談十余場,主人難隨地改換,而客人演說內容則一也。
    長江之行中期,袁總統亦曾專使盛約孫前總統往北京一行,而中山思鄉心切,期以他日。項羽霸王說得好:‘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孫公于四月中離漢赴滬;二十二日南巡抵福川,二十五日返廣州,繼續在歡迎會上講民生主義。二十七日返香山故鄉晤盧夫人。六月中在廣州繼續其平均地權之演說;月底經香港返滬。蓋中山雖功成身退,而對‘政冶革命之后,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之理想,卻自成體系,甚欲有以實踐之也。
    民生主義抽象和具體內容
    孫中山先生原是近現代中國,筆者個人所一再反覆申說的‘文化轉型期’中,自有一套,頗具有原始性的建國藍圖(original blue print for national reconstruction)的最高當國者。他那一套建國思想,所謂‘三民主義’的理論,至此已相當成熟。辛亥之后,他對袁世凱曾寄以熱忱的厚望,認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權兩主義,已相當的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個民生主義有待實行,不幸民智未開,弦斷無人聽,知音太少,因此此次旅行布道,苦口婆心,舌敝唇焦,反覆演說,三句不離本行,其主旨亦在此也。長話短說,聊為概括之如下:第一,孫公自稱為一‘極端之社會黨’(RadicalSocialist);篤信‘國家社會主義’(State Socialism);主張土地國有、鐵路國有和大企業國有。他不反對資本,而反對資本家;尤其反對資本主義初期在倫敦、紐約等新興的大都市中【筆者附注:且看今日的臺北、香港、上海等地。】的‘炒地皮’的地產商。防患于夫然,為免革命后之中國亦蹈此覆轍,因此他‘甚欲采擇亨利佐治(Henry George 1839~1897)氏之主義施行于中國’;也就是利用政府的力量,集中稅收于土地,實行‘單稅法’(Single-Tax System),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關于孫氏這一系列講演的綜合內容,散見元年四月四日在上海答文匯報記者問:‘政冶革命之后宜繼以和平的社會革命’,載一九六六年臺灣版‘國父全書’頁四九六;及其他隨行者,如汪、胡、章士釗等人的筆記和自傳,以及吳相湘著「孫逸仙先生傳’有關各章。】換言之,孫逸仙醫師,這次已不再醫人,而著重醫國。并開出他頗為自信的,藥到病除、著手成春的社會丹方,他名之曰‘民生主義’。十年之后他甚至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孫逸仙醫師這套丹方,在當時真是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可能真是由于‘民智未開’和‘知難行易’,孫公所到之處,總是言之諄諄,而聽之藐藐也。在武漢時期,孫公說法,黎副總統多半在場,恭聽之余,難免有面從而腹非的表現,恨得胡秘書罵他是,面存忠厚,而內具機心。所幸會看的看門道,不會看的看熱鬧。蕓蕓眾生之中,也多的是‘看門道’的信徒。一旦心悅誠服,三民主義即變成了宗教信仰,青年小伙計也就赴湯蹈火,促其實現了。此是后話。
    當然一個宗教家和政治哲學家,必須有殺身成仁的自信,才會產生信眾(followers)。中山不用說對他自己的這套‘主義’,那真是生死以之,篤信不移也。在他底啟蒙之后,其后半個世紀,氾濫成災的‘左傾幼稚帛不知犧牲了多少血性青年的寶貴生命。筆者曾撰有專文試論之,我國自卒亥以來,國共兩黨以次,幾無一革命政黨而非社會主義之政黨也。在他們底排山倒海的影響之下,有血性、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知青(包括青少年期的筆者自己在內),幾乎無一而非社會主義青年也。他們對所謂‘社會民主’制(Social Democracy)的信仰,可說也到殺身成仁的境界。孫公對他自己所‘發明’的三民主義的自信心,當然更是終身不渝的。(中山一生都說三民主義是他‘發明’的。那是出于一個革命家堅決的自信心。但在不疑處有疑的歷史家看來,則民族(馬志尼、俾斯麥)、民權(杰弗遜、盧梭)、民生(亨利佐治)都只是那時西方的新潮思想,其來有自,算不得是中山的發明;但是中山則有其啟蒙和振聾發聵之功也。)但是又有誰能逆料,搞國家社會主義,就必然會搞出些納粹和希特勒來;搞馬克思社會主義,也必然會搞出些列寧、斯大林和毛澤東來?偷雞不著蝕把米,使千萬烈士鮮血白流,億萬暴政受害人,枉死溝壑。近百年來的世界和中國歷史都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為禍之烈,有時且有甚于資本主義。老革命家為社會主義革命了一輩子,到頭來竟至瞠目結舌,悔恨交加。中國共產主義之父的陳獨秀教授,為此賠上了兩個兒子寶貴而無辜的生命;自己臨死之前也開始懺悔,胡為乎而然呢?中山的幸運,是他死得其時。這位偉大而倔強的國醫,若是當年身不死,堅決實行他所發明的主義,他在歷史上的后果若何?吾為孫逸仙醫師捏把汗也。
    革命幸未成功.留守終被裁撤
    吾人于八十六年之后(一九九八),回看民初政局,真可說是閱人多矣。根據這八十六年的歷史實例,歷史家蓋可斷言,民初那個爛攤子是任何政治家也收拾不了的。視看蔣、毛二公各搞數十年的下場,吾人即可作上述之‘斷言’也。這是個‘轉型’程序中的階段問題,階段未到,任何當政者都必然有個悲劇的結局,雖然歷史還是在繼續一個階段,一個階段的向前邁進;絕不停頓,更不會回頭。胡適說他們都是一批了不起的人物,語云‘形勢比人強’,在那個‘形勢’之下,仟何了不起的‘人’,也無能為力也。袁世凱這個‘人’的悲劇,便是他卷入了這個他所改變不了的‘形勢’。孫中山的幸運,便是他始終沒有卷入這個形勢。搞了一生的‘革命尚未成功’;有心為國為民,而‘道不得行’,就會引起全民族,甚至全世界的同情了。中山喟然嘆曰:‘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殊不知中山之幸運,正是‘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國父大人生如有幸,大得其意,像毛大導師那樣,能在‘天安門上,吐氣成霞’,他老人家,可能也就不是中華民國的華盛頓了。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中山啊,中山,塞翁失馬,安知非福啊?
    話說回頭,在民國元年六月中旬,孫公在衣錦還鄉之后,回到上海。國內政局已有山雨欲來之勢。第一是黃留守公署的裁撤(六月十四日),革命老同志(包括黃上將),又多出一批下崗之人(用個目前的名詞)。但是黃留守屬下的三十萬雜牌軍,本是各有其主的。荷槍實彈的軍人原是最實用的政治本錢。在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上,新朝初建,裁兵削藩,都是第一難事。事實上,歷朝和平裁兵.宋朝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之外,幾無一成功的先例。(筆者以前在課堂中,每說毛澤東為趙匡胤以后之第二人。誰知說得太早,毛晚年之大殺功臣,實遠甚于前朝。)此次黃興這個功臣雖有意主持裁兵,然東南地區的新舊各軍,原非黃氏的子弟兵,他雖有意助袁,偃武修文,那些大小軍頭,哪能由得他呢?何況他也并無恩餉可發呢。
    再者,南京留守原是老袁狡獪手段之一。他不能一上臺便把革命黨原有的功臣全部清除,他先把那些桀驁不馴的宋教仁、陳其美調虎離山,在唐內閣里安了兩個冷衙門以籠絡之。再劃出個南京留守把黃大元帥安頓好,以免他游蕩妨事。迨新政府百事就緒,袁就要裁撤銷南京留守,把黃興踢上層樓,調去北京担任另一冷衙門的‘參謀總長’。黃和陳其美一樣,不愿北上去坐冷板凳,那就自動下崗了,后來,袁為安插孫中山,乃給孫一個‘肥缺優差’去修鐵路,并要黃興也去助孫搞實業救國。這也是趙匡胤要石守信等老功臣,多致歌兒美女,安享晚年的意思。后來的毛澤東要陳毅去辦外交,聶榮臻去搞科技,賀龍去打枱球,并大辦其文工團,重印古本金瓶梅(后一項出自大陸的街談巷議的小道消息,據說是十分可靠的,希望將來嚴肅的歷史家,能鄭重的肯定之或否定之)。都是資治通鑒上可以學到的功夫套路。袁世凱這位老官僚,他顯然也認為只有歌兒美女,才能把孫文、黃興、宋教仁等這些硬漢子軟化掉……。
    讀者讀到這一類的歷史故事,可能的反應是不相信這些故事,實有其事。如果確是事實,則這些歷史制造者,豈不是太下流了。其實這都不值得大驚小怪。因為這類故事在二十五史和資治通鑒里都太多了,而且泰半都是:事實。它之發生于近代的中國政壇里,那就是‘轉型’的問題了。從帝制轉民治的要點,便是把‘無限制權力’(uncheckedor power)轉成‘有限制的權利’(checked power or limited authority)。在這項轉型還未轉得干凈之時,老的魔鬼繼續附身,就是難免的了。袁世凱后來便是被老魔鬼附身,綢死的。
    唐內閣垮臺的學理解剖
    中山返滬后第二件大事便是唐內閣的忽然倒塌,總理大人棄職‘失蹤’(六月十五日)。袁總統挽留不了,乃特任首席總長陸征祥繼唐組閣。唐閣既倒,同盟會在唐內閣中的骨干分子宋教仁、陳其美、蔡元培也就跟著下崗了。蔡公原是個無關痛癢的好好先生,才品八斗而飛揚跋滬的宋教仁原不要做左舜生【見上節小注】;手握兵權黨權,虎踞上海的陳其美、始終就沒有北上就職。如今宋、陳二人既然總長都不做了,那正好全力搞黨,把同盟會擴大改組為國民黨,然后來搞他個‘政黨內閣’,大干一番。
    宋氏認為唐內閣只是個‘混合內閣’,繼唐而起的陸內閣,則是個‘超然內閣’,在這個緊要的開國時期,興利除弊,國事如麻,他二人都不中用。要起死回生,翻天覆地,宋的目標是組織一個清一色的國民黨內閣,由他來做總理,則中華民國其庶幾乎……,且看他的同鄉后輩的朱镕基,今日即頗有遁初遺風,朱氏今日的條件比宋教仁當年好的太多了,希望他不要望碑墮淚。綸巾羽扇,好自為之。
    上節已言之,唐內閣的條件是不能再好了,為甚么不出三月便壽終正寢呢?其實這又是個轉型的問題了。須知,依法唐內閣是個責任內閣,袁總統只是個虛君。但是在兩千多年的政冶史里面,中國出了四百多個皇帝,除了少數的亡國之君像阿斗、溥儀等等之外,有幾個雄才大略的皇帝,尤其是開國之君,是個虛君呢?誠問文景、武宣、貞觀、開元、洪武、永樂和康雍干,那一位是虛君?相反的,我國歷朝盛世如上述者的出現,幾乎都是一宇號的雄才大略,君權神授,獨裁專制的英明之王也。在我國歷史上,往往也是皇權愈大,政治愈清明,大小官吏,愈不敢貪贓枉法。因為我國皇帝向來不直接管我們黎民百姓,管我們黎民百姓,分屬‘親民之官’的縣太爺和知府、道尹,上至巡撫、總督的地方官。因比我們的皇帝陛下愈分兇,愈厲害,全力愈大,直接管咱黎民百姓的地方官,愈不敢為非作歹。所以在傳統中國里,我門黎民百姓,對權力最大的皇帝,像漢武帝、唐太宗、明成祖,清圣祖(康熙),不但沒有惡感,反而由衷崇拜呢!其原因亦在此。
    當然我們這四百多位皇帝,不能個個都做漢武帝、唐太宗,一般才具平平或貪戀酒色不喜早期的懶皇帝,甚或像‘扶不起的阿斗’,那就要靠宰相輔政了。宰相和皇帝一樣,也有好壞嘛。像王莽,他就要乘機弄權,由宰相晉升作‘假皇帝’,然后篡位作真皇帝。像姬旦(周公)、蕭、曹、魏征、王安石。張居正,那就如錢穆所說的‘副皇帝’了【見錢著「中國歷代政治得失’】。錢氏是中國文化史上的基本衛道之士(fundamentalist),他認為傳統中國的‘相權’,是制衡‘君權’的法寶,比現代西方的三權分立制還要完美。其實這是入者主之的夸大。中國相權哪能制衡(check & balance)君權?它只是君權的直線延伸和代理(deputy)。皇帝如是秦皇漢武,宰相就是皇帝的爪牙;皇帝如是阿斗,那么以重典治國的諸葛丞相,就是代理皇帝,他們之間沒啥制衡也。洋漢學家之中,有人說中國帝王專制是東方的極權暴政(Oriental Despotism)或嫌過份,而中國古代帝王其權力之大遠非西方(Occidental)任何帝王所可比擬,則是誰也不能否認的事實。
    法國的路易十四,搞君權神授,說朕即國家,被歷史家罵了數百年之久。試看咱中華統治者,自秦始皇以后,哪個皇帝,不認為他底皇權出自‘天命’(divine right)。在中國的二十四史里,國家二字,所指的往往就是‘今上’。朕即國家這個概念,在皇帝這一名詞還未出現的春秋時代,早已就有了。有啥稀奇?所以中國古代的‘天子’,除授命與他的‘天’之外,誰也不怕。為使皇帝也有所畏懼,聰明人乃把一切然界的災異,都說成‘天意示警’,要皇帝結束他自己的行為,庶幾免遭天譴。宋神宗時代富弼為宰相時,就有人告訴神宗,自然災界,是自然現象,他勸皇帝不要聽‘天意示警’那些鬼話。富弼聞報,大為著慌說:‘人君所畏唯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乃上書數千言,力辯天意示警,不可不信【見‘宋史,列傳’卷七十二】,富宰相萬言上書,豈為提倡迷信?他怕的是天子老爺,連他爸爸老天也不怕了,那如何得了?
    我們現代中國的毛主席科學化了,真正是天不怕,地不怕了,事實也未必。據說唐山大地震時,重病中的毛主席也驚恐不已。他老人家倒不是怕菊香書屋被震塌了,會壓死人;他怕的是‘天意示警’,皇帝要‘崩’了。這也是個轉型的問題。毛公既然從皇帝轉主席,未轉得干津。因此古帝王所懼者,今主席亦懼之,如此而已,沒啥深文大意也……。這還是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的事。民國初年古人的心理如何,就無待多言了。
    總之,袁世凱當年是絕不可能做虛君的,不但袁氏不做,袁之左右,也不讓他做,當時盡人皆知的故事就說,每次唐總理晉謁總統時,袁之左右就說:‘唐總理又來欺侮我們總統了。’‘欺侮’多了,袁曾向唐說:‘少川,我老了,以后還是你來做總統吧。’老友少川聞此言,如何受得了。
    不特此也,甚至唐內閣之中的國務員,像財政總長熊希齡進士,也不可能只聽總理的話,而不聽總統的話。因此,在熊氏與六國銀行團交涉外債時,他幾乎事事請示總統,而目無總理了。錢借到了,指派用場,總統也就顧不得總理了。還有啥責任內閣呢!客觀的形勢已教老唐無法再干下去,再來個王芝祥案作導火線,總理面子掃盡,老唐就‘失蹤’了……。王芝祥,直隸人,原是清末廣西巡撫,附義革命,與同盟會比較接近。此時直隸都督出缺,王以人地相宜,為直隸參議會一致推薦,唐總理乃簽請袁總統加委。袁已同意,后來忽然改變主意,未經國務總理依法‘副署’,便逕派王為宣慰使,回南京練邱,直隸都督由總統另行委派。這一來,民國政府就法制蕩然了。袁總統既然‘和尚打莎,唐紹儀不愿做周恩來,就只有微服出京,宣告失蹤,溜之大吉,一去不返了。
    關于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我想公正的歷史家,和不偏不倚的讀史者,都很難下絕對性的定論。‘虛君’這個制度,原是以同盟會為主的革命派,所精心設計的一套紙制枷鎖,來鎖住袁世凱這個實力派的大猴王。如今猴王一使勁,把這些紙枷紙鎖,撕得粉碎,你說孫悟空‘違法’,豈非不切實際的書呆子之見哉?如今八十六年過去了。我們回頭看看八十六年的史例,軍閥們甭談了,就談孫中山、中正、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們那一位不是猴王?不搞‘和尚打莎?他們撕掉的紙枷紙鎖有多少套,還能數得清嗎?如果孫蔣毛鄧這四人幫,也都是一字號的大猴王,我們怎能獨怪老猿呢?
    話說回頭,朋友,法治要有深厚的基礎,法律才會有效。在一個法治毫無基礎的社會里,獨裁者必然會無法無天。西諺‘絕對的權力,絕對的腐化’,此之謂也,要搞真正的‘法治民主’(我不說民主法治,因為法治在先,民主在后也),筆者認為在近代中國,至少需時兩百年。最早也要在下一世紀中葉以后;在我們社會文化第二次大轉型的最后階段,才能實現,這還是筆者最樂觀的估計呢。在那清末民初的袁世凱時代,那會有影子呢?我們怎能厚責于袁老四呢?
    大略言之,袁和孫的不同之點是,孫專好搞理想;袁則專要抓實權。袁的錯是他貪得無厭,做了終身總統,還要做皇帝,這就不是個政治家了。他搞人也要搞到底,睚眥必報,絕不中途罷手,與人為善,這就是流氓了。所以在袁和孫、黃的革命派斗爭時,在黃留守,唐內閣雙垮臺之后,同盟會在中央之內,可說是掃地出門。袁對他們是連個冷衙門,也不留一個。地方二十二行省之中,同盟會員,只分到粵、皖、贛三省,實力微乎其微也。袁總統和當今的李總統一樣,不把老K全部搞垮,誓不甘休也。同盟會在一敗涂地之后,他們想卷士重來,就只有寄于唯一出路的國會了。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國會:
    美國模式的中國國會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第五十三條,‘在本約法施行后,限十個月之內,由臨時大總統召集國會’,袁臨時大總統在就職之后,也急于要做正式大總統;那時中央與各省的大小政客和黨人,也看好將來的國會,認為是英雄用武之地,也急于要參加這項近在目前的國會大眩因此當中山還在作其講演旅行之時,中央與各省為著籌備這第一次國會大選,都已在緊張的進行之中。
    按參議院制定,由袁大總統于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所公布的‘中華民國國會組織法’,國會分上下兩院──參議院和眾議院。參議員,二十二行省,每省十名。內外蒙古、西藏、青海,各設選舉會,分別選出二十七名、十名和三名不等。另由‘中央學會’選出八名;各地華僑選出六名。各省參議員由各該省的省參議員,依法作選舉人,其他也各有專法規定選舉方式。
    【筆者符注】:中央學會依法是一種由教育總長領導的專家學者,超然于一般政團政黨之外的公會組織,享有八名參議員的名額,立意至善,然未成為事實,就胎死腹中了。見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第一篇,第二章,第八節。
    按法定名額,則參議員共有二百七十四人,仿照美國制度,六年一任,兩年一選,以保持其新陳代謝。
    至于全國眾議員的名額,則依各地區人口多寡定之。每人口八十萬選眾議員一人,然每省至少有眾議員十人,但人口不足八百萬之小省份亦照眩唯蒙古、西藏、青海則參眾議員人數相等。二十二行省中以直隸(今河北)人口最多,有眾議員四十六人;人口最少省份如新疆、吉林、黑龍江,各選眾議員十人。其他各省多寡不等,任期三年各一屆,三年一選,選舉法分初選和復選,條例滋多,不俱載。按法家名額全國共有眾議員五百九十六人,參眾兩院合計,共有議員八百四十一人;當時媒體戲稱之‘八百羅漢’【見上引錢書。原檔載民元發行之‘政府公報’六月份以后各期;最近復印匯編,見章伯鋒、李宗一主編之‘北洋軍閥’(1921-1928),武漢出版社,一九八○年初版,頁六八○─七四七】。
    這國會中只有羅漢而無觀音,當時曾有少數女權主義者來鬧場,爭取男女平權。不幸那時去古未遠,男好之間尚有其授受不親之大防,女權轉型尚在爭取小腳放大時代。女強人中不但出不了呂秀蓮、陳文茜,連男議員們所共同欣賞的甚么‘國大之花’之出現,這時都還為時尚早呢。他們鬧了一陣,未鬧出結果來,也就算了。
    議員并無選民;政黨隨意整合
    這‘八百羅漢’(且看他們在菩薩里那副尊容就知道)在民國初年的中國,大鬧天宮。真是天翻地覆。近年臺灣立法院里諸后輩,所表演的肢體抗爭,和當年八百羅漢的功夫表演,不逮遠矣。閑話不應多說,就此刪去。但是我們要知道,這八百羅漢在民國初年是沒有選民(constituesnts)的。道理很簡單,因為中國這時雖有人口四萬萬,但百分之八十是不識字的文盲,另外百分之二十雖認得或多或少的字,也不知啥叫民主?啥叫選舉?這玩藝兒,五千年的列祖列宗都不知道,他們何能頓悟起來呢?他們之中也確有略通民主選舉之皮毛的,但這種人就是孫中山先生所的‘先知先覺’了。一個文盲遍地的社會能產生幾個先知先覺呢?因此這些羅漢們就只是一批徘徊于轉型中期,從前朝(帝制的清朝)稍有新思想的半新人物,轉到后朝(共和的民國),仍背著「入朝做官’底老包袱不放的,半舊的政客;但是這些半新半舊底轉型政客(politicians under transformation),原是舊中國里職業客僚(professional bureaucrats)的候補人(office seekers),搞政治的目的是入朝為官。他們看重的只是自己的‘政治前途’,并不代表什么鳥階級。以前入朝為官的捷徑是參加科舉,現在科舉沒有了,‘黨’就變成科舉的代替品了。入黨做官,或組黨做官,就是有志青年的‘正途’了。這是我們政治社會大轉型,還未轉完的一條大尾巴。孫中山先生勸告當時的青年,‘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做大官’,可是針砭時弊,但是他老人家還是在這‘大尾巴’上做文章。試問青年人個個都要立志做大事,那么小事誰做呢?做大官和做大事,基本上是一個銅元的兩面。國父大人也是我們五千年中華大醬缸里出來的嘛,未能免俗也。所以‘入朝為官’和‘入黨做官’(后者是劉少奇的話)這條大尾巴,一直綢著國共兩黨治下的有志青年,直至八九十年代,始被‘下海經商’所替代。嗚呼,社會文化轉型之難,有如此者。世紀末尚且如此,況且紀之初乎?所以在孫中山和袁世凱那個世代,入朝為官,是當時大小政治人物,排山倒海的主導思想。
    總之,要搞政治,你就得組黨,入黨,毀黨,造黨,分黨,合黨……。一言以蔽之,萬變不離其黨,才是入朝為官的不二法門。據說一九八八年蔣經國在臺灣‘開放黨禁’后,不期年,寶島便出現小黨一百余個之多。民初國會選舉時,據吾友張玉法院士的考據,大陸上竟有大小政團六百家【見張著「民國初年的政黨’,臺北市,一九八五年,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頁二三】。何以如此之多呢?作者再引當時政論家黃遠庸之言曰:既已聚千奇百怪之人而相率為黨,遂即鑄成千奇百怪之黨,蔓延于國中;乃復演為千奇百怪之拜政黨論,或毀謗政黨論,以相攻于一隅。于是乃有黨與黨之爭,有黨與非黨之爭,更有一黨之中一部分與一部分之爭。【同上,頁一三,引遠生遺者】玉法這本五八四頁之鉅著,所談千奇百怪之事是征引不盡的了,但是如把民國初年的政黨,摸出點頭緒來,也未始不可大義微言一下。蓋民初的政團實始于清末,而清末的政團實始自康、梁的強學會。康氏的教條主義把強學會弄垮以后,各省小會林立,雖群龍無首,然其宗旨與成分,大致相去不遠。戊戌以后康、梁避居海外,與孫、黃的革命派相競爭,儼然形成兩大主流。迨清末立憲運動在國內風起云涌,兩派又同時回流,滲入各省的參議會。武昌起義一聲炮響,原立憲派(包括康、梁的老保皇派)也加入革命,墻倒眾人推,兩派就水乳難分了。如今國會開始競選了,各小黨小政團,又各為小團體利益,或分或合,甚至不惜毀黨造黨,來各取所需,就形成上引黃君所說的‘千奇百怪’的現象了。
    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
    迨宋教仁從唐內閣下崗之后,他乃以不世出的組織天才和用不完的精力,來擴大同盟會的基礎,通吃有志來歸的各小黨,另組國民黨了。宋教仁和孫中山原是同盟會中的兩大智囊(Think Tank),而孫所搞的多半是海闊天空的哲學思想;宋所搞的則是扎扎實實的行動計畫。事實上民國臨時政府中許多根本大法如‘臨時政府組織法’、‘臨時參議院組織法’和‘臨時約法’差不多都是宋教仁一手起草的。宋教仁是個搞行動的理論家,和有野心、也有理論基礎的組織家,少年氣盛,不忍不讓,不像孫公是頗能忍讓的一尊‘大炮’也。所以袁世凱之怕宋,實遠甚于怕孫。
    當宋氏從唐內閣下崗時,各省為搞國會選舉,正是緊鑼密鼓聲震全國。這時南北小黨共有數百家之多【吳相湘教授曾查出諸小黨文獻多至‘百數’,見吳著「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一六四;張玉法教授則發現至少有三百個,見上引張書】。
    【筆者附注】:蔣經國在臺灣開放黨禁之后,某日我在北京一次餐會上,北京市政協主席白介夫先生告我,他前晚曾請臺北來訪的新政黨的某黨魁吃飯,問明姓名,原來是我們文藝協會中,瀟灑風流,才氣縱橫的一位小友,他平時只喜歡藝術和美女,想不到這次也下凡做了黨魁。后來我們在臺北又吃酒了,我問他‘要競選總統嗎?’我們相抱大笑,樂不可支。
    民國初年黨禁大開之時正是如此。但是這些小黨黨魁,想選上一個‘議員’,實非易事。所以他們一定要向大黨靠拢才有希望。這時宋教仁正在擴大同盟會為國民黨,因此他就對這些小游擊隊加以招安收編了。但是宋教仁現在是名滿天下,有首相資格的大黨魁,你要望門投靠得有一定政治本錢呢;否則你只能做做諸侯的附庸,甚或附庸的附庸呢。所以宋氏這次組黨只看重了‘統一共合黨’、‘國民共進黨’、‘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幾個較大的小黨。它們若非真有群眾基礎,就是有名滿全國的黨魁,才能邀宋某之青睞呢。例如統一共和黨,它的黨魁是蔡鍔(后來名滿全國的美女小鳳仙的男朋友;蔡后來不愿為政客利用,監持退黨),中央理事有谷鐘秀和吳景濂等宰相級的官僚,那自然就變成遁初先生的阿兄阿弟了(注意:這時他們都只是三十上下,少年得志的小頑童,氣焰萬丈呢)。
    民國元年,公元一九一二年,八月二十五日,國民黨在北京開成立大會,與會者數千人,極一時之盛。這時孫中山也應袁總統之約,在首都作客,于前一日剛抵北京。這時也出席大會作主題演說,并以一一三○票之絕大多數,當選為理事長,孫力辭不就;黨中央乃決定由宋教仁代理。宋乃成為當時中國第一大政黨之黨魁,鋒頭之健,氣勢之高,真是一時無兩。
    ‘孫大炮’與二十萬里鐵路計畫
    就正當國民黨成立,鑼鼓喧天之時,中山也正與袁總統日夜盤橫。孫公留京一月,竟與袁晤面達十三次之多,且多為二人之密談,有時只總統府秘書長,有‘財神’諢名的梁士詒在座。根據梁氏后來的報導,‘國父年譜’(一九六五年臺北黨史會編印)記載說:先生留京約一月,與袁會晤共十三次。每次談話時間自下午四時至晚十時或十二時,更有談至次晨二時者。每次會晤,只先生與袁世凱、梁士詒三人,屏退侍從。所談皆國家大事,中外情形,包括鐵路、實業、外交、軍事各問題,表面甚為暢洽。先生察袁野心,然仍予推崇,以安其心。【見‘國父年譜’上冊,頁一三七,引‘三水梁燕孫先生年譜’】這次孫、袁密談實在是他二人的蜜月期,英雄識英雄,彼此固有其相互誠心推崇之處;但二人也難免有各見短之處,背景不同故也,袁世凱是傳統中國里的‘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才大心細,做事扎扎實實,有板有眼,是位極有效率的行政專才,和標準的中國法家;然此公無理想,對現代政治思想,更是一無所知,這是時代關系,先天后天自然發展的結果,非可相強也(顧維鈞先生當時是袁氏隨時咨詢的機要秘書,事后告我亦如此)。
    而孫公卻正是袁公的反面;孫公周游世界,愛國之心極烈,為人又好學深思,滿頭腦理想,欲施之于中國,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雖不在位,他對袁公倒滿懷幻想,希望袁能拯斯民于水火,臻國家于富強。富強之道,根據他在列強(尤其是美國)觀察所得,實在要‘人盡其才,地盡其利,貨暢其流’【‘上李鴻章書’上的話】,欲貨暢其流,修鐵路實是第一要著。因此他在與袁氏密談時,實在是誠心誠意的勸袁‘練兵百萬’以強中國。他自己則愿專任修路之責,希望把全國鐵路延長至‘二十萬里’(一說十萬英里)。中山這席話雖出諸一位偉大愛國者的至誠,但是聽在有高度行政和經濟建設經驗的袁世凱的耳朵里,就是信口胡吹了。所以袁氏后來背后語人,就說孫文是個‘大炮’。中山的‘孫大炮’的諢名,據說就是袁世凱叫出來的。但袁氏是個老官僚,他不愿開誠布公的與孫公辯難(其實辯也無益),他為籠絡中山,乃順水推舟,發表孫氏監修全國鐵路,期其能完成二十萬里的偉大計畫也。
    袁氏派孫去修筑鐵路,顯然是投其所好,給這個革命領袖找個優差肥缺,安頓下來,免得他繼續革命或重新造反;誰知孫公是個誠實的愛國者,他把袁總統的美意當真,乃向中西媒體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認真的干起來,袁總統也特授以籌劃全國鐵路全權,出任‘中國鐵路總公司總理’,設總部于上海,袁世凱并把他當年為慈禧太后‘回鑾’時,所特制的豪華‘花車’,撥給孫總理專用,以便巡視全國鐵路現狀;同時更飭令各地地方官,對巡視路政的孫總理作盛大招待。黃興同時亦受任為‘漢粵川鐵路督辦’以襄贊孫公。這是袁世凱這個老官僚的混帳之處。語云,君子可以欺以其方,而孫公不知也。在袁氏的聳恿之下,孫公竟率領大批失業黨人,乘了豪華專車,向全國‘視察’去了。等到后來孫、袁交惡,當局要清查鐵道公司的帳目,始發現鐵道一寸未建,而視察公帑卻浪費百十萬兩。政府就要下令通緝了。此是后話。
    【筆者附注】:關于十萬英里鐵路,百萬英里公路的建國方略,中山說了一輩子,雖然他一公里鐵路也未修成過,筆者也曾撰專文試評之,不再多贅。近閱大陸史料,今年(一九九八)三月北京人民政府曾召開‘加快鐵路建設動員大會’,決定今后五年加快鐵路建設的總目標是,二○○○年鐵路營業里程達到六.八萬公里;到二○○二年,突破七萬公里,見‘中國鐵路建設確定五年目標:初步安排投資:二四五○億元,營業里程:七萬公里’,載一九九八年三月三十日‘人民日報’(海外版)。時至今日,中國鐵路營業里程,還未突破七萬公里,中山先生要在民國初年建二十萬里鐵路,豈非大炮哉?袁氏是知其不可而故意浪費國幣,設阱以陷之,這就是袁之大奸巨滑的表現了,中山因無行政經驗,乃有此失。
    國會選舉;國民黨大獲全勝
    袁世凱對國內政治經濟建設,以及抓權、抓位、抓錢、抓車等古典政治(classical politics)雖然經驗老到,他對群眾工作,以及組織政黨、爭取選民、控制議會這套新玩藝兒,他就顯然是外行了。正當打發孫、黃乘花車作萬里巡行之時,國會選舉已進入高潮,在宋教仁親自策劃與領導之下,國民黨得三九二席,大獲全勝,國民黨的反對者雖也分分合合一番,組成民主、共和、統一三黨以為對抗,然三黨得票總數,卻不及國民黨票數的三分之二,不能影響國民黨的既得多數的全勝之局。在此之前,宋教仁已口口聲聲,要組織個清一色國民黨的政黨內閣,這一來則這個政黨內閣就真的呼之欲出了。【關于這次國民黨籍當選參眾兩院議員的全部名單,讀者樣參閱張玉法著前書,頁五三一─五六六,附錄二,兩院議員表。】宋教仁在完成國黨建黨之后,忙里偷閑,曾于十月中,返桃源探母。宋那時也是無官一身輕,暫息仔肩,優游桑梓也頗享林泉之樂。誰知這時國民黨捷報頻傳,名省黨員都摩拳拭掌,躍躍欲試,希望遁公出山領導,郵電飛來,終日不絕,宋氏在鄉下也就待不住了。當宋府家人正在預備慶祝農歷新年,宋已迫不及待,拜母別妻,再上征程。
    宋教仁于民國二年二月一日(農歷癸丑臘月二十六日)自桃源動身,經長沙、武漢沿江東下;嗣在上海、杭州、南京等地視察黨務。斯時國民黨選戰大勝,黨員士氣高漲,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處,歡迎會上無不人山人海,宋亦隨地演說,然宋氏所講內容則與中山迥異:中山只是宣傳他自己的主義,不外平均地權、節制資本,和修建鐵道;宋則側重于政論批評國事、討論朝政、臧否人物,甚至加強黨務、宣傳奪權,在國民黨湖北支部講演時,宋竟赤裸裸地批評袁政府‘自掘墳墓,自取滅亡’,并說‘到了那個地步,我們再起來革命’云云。三月九日,他在南京講演,那就更激烈了。他把當前政府說得一無是處,其所以然者,皆為不依法行事的惡政府的惡政有以致之。總之,宋的主旨是要‘產生純粹的政黨內閣’,總統不負責任,國會應先制憲,再依法選舉總統。其措辭之激烈,主張之絕對,雖二戰后之英美政黨的政治演說,亦屬罕見。因此宋之黨中同便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氣盛,不以為意,真是初生之續不畏虎也。【關于宋教仁這些組黨和演說的史料,吳相湘教授所寫的‘孫逸仙先生傳’和‘宋教仁傳’所引均甚詳盡;宋氏遺著和國民黨黨史會出版品如開國史料和‘革命文獻’等保存的均甚完整,一索即得。】再者,這時因為國民黨選戰初勝,若干黨員難免驕縱,有的甚至公開主張改選總統,讓孫、黃復位,這簡直就是變相的對袁總統搞不流血的宮廷政變。筆者在上篇曾敘述過當年大清皇朝,就是被袁宰相用此一手法搞垮的。惡有惡報,怎能時才轉眼,現在又輪到自己來現世現報呢?因此老袁聞報變色,也就不難想像了。袁本不怕孫而怕宋,為著安撫宋氏,袁氏先擬用古典方式加以收買。當宋收仁從唐內閣中下崗時,有意還鄉退休,袁曾借口宋五十萬金以維持退休生活,被宋婉拒【見吳著孫傳引陳旭麓主編‘宋教仁集’下冊,頁四二六】。更早時,袁曾送教仁一本某良行空白支票簿,請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許表示謝意后,即以原簿還之【見李劍農著「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頁二八二】。袁之對宋,可說是英雄識英雄,優禮備至,而宋不為動,袁就暗藏殺機了。宋公是中華民國的開國元勛,頂天立地的一位大政治家,革命時臨危未死的烈士;袁世凱這個曹操,小視了一位正人君子了。當然宋氏道不得行,終以烈士亡身,而貽亂民國,也有他的缺點。遁初是位一流的政治家,卻是末流的政客(good statesman but a poor politician)。主持廟堂大政,豈可學小政客的意氣用事?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吾為宋君拭淚也。
    【筆者附注】:余曾聞之于一前輩學人,自云二戰前在政府服務時,某銀行總裁曾為其設一兩千元戶頭,任其隨意提取,而存款數目不變也。此公言來甚為得意。與宋公遁初相比,賢與不肖之間,何以竟懸殊若是哉?悲夫。
    一九九八年五月二十八日于美東新澤西州

2013-08-20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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