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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世紀末回顧‘宋案’與‘二次革命’
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世紀末回顧‘宋案’與‘二次革命’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世紀末回顧‘宋案’與‘二次革命’


在本世紀初民國二年(一九一三)所發生的‘宋案’(宋教仁被刺案),和隨之俱來的,由國民黨所發動的反袁內戰(所謂‘二次革命’),實在是中國近代史上,所不應該發生的兩項偶然事件。不幸的是,歷史上的‘偶然’事件,往往會導致‘必然’的后果。在民國史上政爭不循法律途徑,而用槍桿子,這是第一次。袁(至少是袁黨)之殺宋,是‘一錯’;而國民黨之以暴易暴,興兵倒袁,則是‘再錯’。歷史不是數學,兩負不能變成一正。一錯再錯之后,此例一開,接著三錯四錯隨之而來,就變成武力至上、軍閥混戰、槍桿子出政權了。
    袁世凱是否一定要殺宋教仁?宋其實在早年的同盟會中,一直被他底同志們目為‘親袁派’,所以袁也一直對他是加意籠絡,甚至視為子侄呢。袁對汪精衛也是如此,他要他兒子袁克定和汪拜把為盟兄弟。汪也是當時革命陣營中的‘親袁派’。事實上辛亥革命期間,‘非袁不可’的口號,便是汪精衛首先喊出來,而舉國和之的。
    【筆者附注:我們搞歷史的人千萬不能為‘現時觀念’(present-mindedness)所誤導。不能因為汪精衛當了漢奸,便把他前半生的形象一筆抹煞。事實上,汪在投敵之前,他在全中國的公共形象(public image),實在是全國第一人。他在民初國民黨中的地位,也是總理孫文的當然繼承人,排位在黃、宋、胡之上。筆者早年曾撰有‘恩怨盡時論汪精衛’一長篇細述之。此文遺失,有暇當補作之。汪是位很標準的文人、詩人、情人,他不應也不能搞政治。但是后天環境引誘他誤入政壇,用非所長,接連犯了十大錯誤。全國人民、全黨同志敬之、愛之、厚望之、原諒之,所以他犯了九次錯誤都能東山再起。只是他第十次則犯得太絕了,全國人民和絕大多數的歷史家都無法原諒,汪氏就遺臭萬年了。】宋教仁非可怕之人事實上宋教仁和汪在當時國民黨中的地位,原是伯仲之間。宋是一位愛國者,一位有為有守的君子,并非可怕之人。只是他少年氣盛、精力過人、心比天高、自命不凡,又生個倔強的個性,和右派大嘴巴。吧啦吧啦起來,聽眾掌聲如潮,歡聲雷動,使政敵聽來,就真以為他是拔毛成兵的齊天大圣了。其實宋公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他不是袁世凱、蔣中正、毛澤東那一流的人物。在聚義堂中坐第一把交椅的不是八十萬禁軍都教頭的林沖,更不是力能打虎的武松,而是能調和一百單八條好漢的及時雨宋公明,和智能掌握十大軍區司令員的周恩來。雖然宋教仁也曾被他的政敵叫成‘梁山盜魁’,但是漁父(宋的別號)是個直來直去的革命者,畢竟不是宋江。當然周恩來也是慢慢地磨練出來的,三十歲的伍豪(周用過的化名),也不是五六十歲的周總理也。
    總之,宋教仁不是個可怕之人。相反的,正因為他搞政治鋒芒太露,不特黨內黨外都樹敵太多,招忌太甚,縱是一般國人黨人,對他也不太心悅誠服,甚或同黨相妒呢。君不見,在孫文大總統第一次組閣時,黨中才氣最大的、聲望最高的高干,也是孫公最看中的,一夜之間就能草成一篇不朽底‘民元約法’的宋教仁,不就有遺珠之憾嗎?其后,唐內閣垮臺,陸征祥組‘超然內閣’(內閣中國務員一律脫黨),不孚眾望,稱病辭職(民元九月),袁曾有意召宋教仁為總理,另組‘混合內閣’(只重人才不分黨派),而終未果行,乃改提前內務總長趙秉鈞暫代;這也是趙忌宋特甚的道理。宋之所以未能代陸的原因,第一便是宋在各黨派中,政敵太多,不易領導混合內閣。第二也是宋一向堅持‘政黨內閣’(由清一色國民黨員組閣),袁不愿,而事實亦不可行。袁的借口是當時任何一黨都人才不夠。這顯然也是事實。【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二二 ─六三選輯‘大總統與同盟會代表之談話’,原載民元六月二十二日‘政府公報’;及‘宋教仁談話’,原載民元十月七日上海‘民立報’諸篇。】不重用之就殺之可是在民元秋冬之際,國民黨在選戰中大獲全勝之后,形勢丕變,宋就認為由他來組織一個清一色的‘政黨內閣’,此其時矣。熟諳中國古典政治的袁世凱,也就仿古行事,采犬不能重用之,就除(殺)之’的老辦法了。【筆者附注:曹操和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曹告訴劉備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一下把劉備的筷子都嚇掉了。劉備所怕的便是‘不重用之,就除之’這則古典老套路。‘三國演義’在傳統中國政治中影響之大超過正史。】民二春初,在宋氏旅行講演鋒頭正健之時,袁即連電召宋來京磋商要政。袁的本意或許就是試‘重用之’,不成,再‘除之’。可是內閣總理趙秉鈞對這個最大的政敵,就不能等待了,他或許得了袁的必不得已時就‘除之’的默許,迫不及待的,便悍然提早‘除之’了。殺宋之后,風波鬧大了,袁可能認為趙之悍然殺宋,為的只是他保持相位的一己私利,而攬亂袁對整個大局的布置。趙之殺宋,不是‘體諒領袖苦心’,而是投機取巧,為保持自己總理的位置,不顧主子的困難,而悍然為之,這就不能饒恕了。因此后來趙也就不得好死了。
    是誰殺了宋教仁?
    宋教仁是奉袁的電召于三月二十日晚,從上海北站,乘夜車去北京。宋氏此行可能是入閣拜相呢,所以送行者甚眾。這時孫中山正率大批民黨隨員戴季陶等,東渡作訪日之行。中山紡日的目的是‘考察鐵路’。可能也是志在吸引日資,來中國筑路。袁氏固知中山非筑路之人也。而此時國民黨選戰新勝,中山的信徒和從龍之士都相當驕縱,他們四出活動,孫大總統卷土重來之聲浪也不絕于耳。南北再度分裂的謠言更是傳遍全國。如今孫公重訪日本,大唱其大東亞和中日聯合的高調,而遠在甲午戰爭之前,袁在朝鮮作‘小欽差’時,與日本便有殺身之仇。現在孫公要引進日資來中國筑路,同時因為俄國正在蒙古搞分裂活動,要蒙古脫離中國而獨立。袁政府無如之何?中山乃密電袁總統,建議聯日抗俄。中山本人在日亦正為此而活動頻繁,日本固求之不得,而袁為之惴惴不安,就不難理解了。在此關口,趙秉鈞是否乘機進讒,外人固無由知曉,然趙于此時正在暗中積極布置殺宋,則史料似甚明也。所以宋在上海起程時,車上汽笛方鳴,他和黃興、陳其美、廖仲愷、于右任等諸多送行者方施施然走向月臺人口處時,不意一個刺客忽然在背后出現,向宋腰際開了一槍,擊中要害,宋應聲倒地。車站上一時秩序大亂,刺客乃乘機逃去,無影無蹤。
    可是在本世紀初年,中國正在‘轉型’運動的早期,一轉百轉的時候,他們袁、趙諸人搞后來所謂的‘特務工作’,也還不夠現代化。他們還是用‘買兇殺人’的老勾當。這個兇手武士英原名吳福銘,只是個失業軍人,并非行動機警的職業殺手。由于在上海灘流浪,乃被趙秉鈞派在上海的特工應桂馨(本名應夔丞)所臨時收買,來對宋行刺。武士英既非職業殺手,未受過專業訓練,他在窮困不堪時,曾向同住在鹿鳴旅館(一作六野旅舍)的兩個學生借錢,并夸口殺人還錢。他自己甚至不知所殺為何人。迨宋案發生了,這兩位學生閱報告密,陳其美等乃報請租界巡捕房,往六野旅舍搜查武士英不獲,才發現了應桂馨的名片,而逮捕了應桂馨。并抄出大批原始文件,才暴露了應夔丞之背后指使人和經費來源,實出自北京的國務院內務部的一位秘書洪述祖。抄獲文件顯示,洪又受命于國務總理趙秉鈞,而在行刺之前,洪自夸曾報告‘極峰’袁總統,總統甚表欣慰,云云。
    不過這些抄獲文件,多系密電隱語,并且幾乎是洪、應兩人之間的片面之辭,確實內容如何,亦可作不同解讀。再者,另據原對袁黨甚為不滿的京師警察總監王治馨,告訴張繼說:‘洪述祖南行之先,見總統(按指袁世凱)一次,說現在國事艱難,總統種種為難,不過二三人反對所致,如能設法翦除,豈不甚好。袁笑曰:“一面搗亂尚不了,兩面搗亂乎?”話止如此。宋遁初被難后,洪自南來,又見總統一次。總統問及遁初究系何人加害?洪曰:“這還是我們的人,替總統出力者。”袁有不豫色。洪見袁顏色不對,出總統府,即到內務部告假,赴天津養玻’【見‘國父年譜’,頁四五九,引張繼回憶錄】此事如發生在當年英美的法治國家,或世紀末的新加坡、香港,甚或是臺灣,兩造律師在法庭上的辯論,就要曠日持久,然后聽取法官裁決,不服亦可上訴,官司打到‘終審法庭’為止。不幸這是民國初年的中國啊!國民黨人憤激之下,就一口咬定是老袁干的了。黃興于四月十三日所撰的挽宋聯,說得最明白。黃說: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又殺宋教仁;你說是應桂馨,他說是洪述祖,我說確是袁世凱。
    黃興雖如是說,但他還是主張用法律解決。可是孫中山于三月二十五日從日本趕回上海時,一怒之下就立刻主張興兵討袁了。中山是個現代政治家,尚且如此輕視法治,袁氏是個落后的老官僚,他不動聲色的調兵遣將,來個兵來將擋,那就更順理成章了。蔣、毛二公后來動不動就用革命手段來對付政敵,歷史家又如何下筆呢?這就是筆者一再不揣淺薄所說的‘轉型’問題了。從專制轉法制,在咱中國至少要兩百年長時間啊!在轉型初期,雖至圣大賢的孫、黃二公,尚且不能免藐視法律之言行,自鄶以下,就無待多言了。
    袁世凱的‘水門’和‘江南’
    再者,宋案發生于華界,而由租界巡捕破案,依法應移交江蘇都督程德全及中國法庭主審。袁總統得報乃連電程都督澈查案情。程乃會同黃興上將,和前司法總長伍廷芳、王寵惠,根據上海地方檢察廳長陳英所接收由租界巡捕房移交之證物,呈報袁大總統。人證、物證均十分完備,在全國人民眾目睽睽之下,如作公開審判,對中國由專制向法制轉型,實在大有裨益。不幸原、被告兩造,當時皆缺之法治觀念,思想都甚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槍桿子,就使歷史倒退,遺禍無窮了。
    事隔八十多年了,我們今日回頭看去,心平氣和的就事論事,我倒覺得此事頗像尼克森總統的水門案。事發時總統可能不知實情,乃下令查察,查明之后,發現確是自己的人干的,乃又企圖為犯案人隱瞞,因為犯案者皆是尼氏最忠誠的干部也。人家本為你犯法,你現在要執法以徇,倒打一耙,豈不令忠貞之士寒心哉?總統想為自己人隱瞞,因為政敵太多,愈要隱瞞,愈瞞不了,知法犯法,尼總統就被逼退位了。另外,民初的‘宋案’讀來也頗像蔣經國晚年所發生的‘江南案’。經國晚年對為他作傳的學生‘叛徒’劉宜良,不用說是深惡痛絕,但是后來曝光的一切證據顯示,經國并沒有直接手令或口令要把江南干掉。干掉江南的卻是、不成問題的,蔣下面最最忠誠的特務和黑道。他們在殺人曝光之后,據說經國為他們底愚忠和愚蠢,氣得死去活來。
    女兒城的故事
    再者,我們根據三千年來的中國史書,和八十年來的民國實例,知道最高當局、大獨裁者,尤其是袁、蔣、毛這樣的獨裁領袖,他們有意殺人,都不會動用正式手令或口令的。他們只需皺皺眉頭,自然就有聰明人知道其意義何在。佛經上有個故事說,某次靈山大會上,佛祖拈花微笑,大迦葉尊者就知道佛的意思何在。這種智者的本領,洋人叫做Read his mind(揣摩其心)。在中國古典政治學里則叫做‘承旨’。乾隆皇帝下江南時,路過濟南府,乃問起古書里有關齊國女兒城的故事,隨行的大臣都大掉其書袋,以自表博學,只有一位大太監知道主上真正的意思,乃盡搜‘女兒城’中的美女,來替皇上伴宿。事為皇后偵知,她怕丈夫染上愛滋病,就前來鬧場,被丈夫踢了一腳。她又去向太后申冤,太后又認為哪個貓兒不沾腥,拒絕主持正義。乾隆爺自己也認為他這位吃醋的老婆,不能‘母儀天下’,就把她‘廢’掉了。【故事見蕭一山著「清代通史’】這種有Read his mind本領的聰明人,在蔣、毛二公之下,不知有多少人。戴笠說他能‘體諒領袖苦心’。這‘體諒’二字,便是一針見血的經驗之談。大陸上的康生和汪東興,如何體諒主席苦心,一定有更驚人的警語和行動,將來自會慢慢出現的。可是真正的‘忠臣’,體諒之后,就按照領袖的苦心,主動地去執行,還是不夠的。萬一在執行中出了問題,你還要為領袖。背盡一切黑鍋,負盡一切責任。領袖如為化解他自己的責任,而要向你‘借頭一用’之時,你得慷慨捐頭,而口無怨言,是所謂君要臣死,不得不死,只有如此,才算是真正的功臣、義士……,古人所謂‘死士’;所謂‘彼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者也。只有這樣,你才能取得領袖的絕對信任,成為領袖的‘心腹’,去享榮華,受富貴。但你如善于Read his mind,就想乘勢為你自己的利益,而取巧利用之(take advantage of it),一經發覺,那你就自掘墳墓了。
    宋至死未嘗疑袁
    袁世凱和趙秉鈞的關系,似乎就是如此。趙揣摩袁的意旨,似乎肯定袁有意殺宋,所以他就加意籌劃了。袁之連電邀請宋教仁入都,磋商軍國人事,顯然他還是在‘重用之’或‘除之’的兩極之間徘徊不定。宋教仁本人似乎也有此感覺。因此他在奉召入都之前,對自己的政治前途甚為樂觀。他甚至在被刺之后,自知不起之時,還沒有懷疑是袁氏對他下此毒手,所以他還要上書總統(這在帝制時代便叫做上‘遺折’)作最后諍諫呢。書曰:北京袁大總統鑒:仁本夜乘滬寧車赴京,敬謁鈞座。十時四十五分在車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槍彈,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勢必至死。竊思仁自受教以來,即束身自愛,雖寡過之未獲,從未結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權之見存。今國基未固,民福不增,遽爾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總統開誠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權;俾國家得確定不拔之憲法,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臨死哀言,尚祈見納。【載‘民立報’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宋之‘遺折’頗有忠藎之忱,讀來哀惋。袁或無立刻殺宋之心。然趙為保存其‘相位’,而乘機除一勁敵,或為殺宋之主要動機所在,亦未可知。果爾,則袁反為趙背殺宋之黑鍋矣,是耶?非耶?袁氏當時‘通令’自辯,也說:共和國家以道德為基礎,以法律為范圍。就司法方面言之,非推究全案本末,又經法庭公開者,不得輕加論斷。就行政方面言之,非考求此案原委,實與法律違反者,不宜信口雌黃……。須知刑事案件應侯司法機關判決……。豈容散布浮言,坐貽實禍?【見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五月四日‘政府公報’】他這話也有他的道理,讀史不能以人廢言也。而宋逝未幾,兇手遂在牢中中毒而死。未幾洪述祖亦畏罪潛逃,趙亦淬斃,胡為乎而然呢?您說這是民初軍閥時代的政府下流嗎?蔣、毛二公時代,例子還少嗎?舉不盡了吧。縱在美國,甘乃迪總統是誰殺的呢?殺甘乃迪的刺客又是誰殺的呢?后來殺刺客的刺客之死,又是誰干的呢?
    政治暗殺古今中外都是罄竹難書的,不查個水落石出,就硬把‘疑犯’(suspect)當‘主犯’(convict)是很落伍的現象。其實黃興所說的‘前年殺吳祿貞,去年殺張振武,今年殺宋教仁’,這三大暗殺案,若從純法律的觀點來分析(如果讀者賢達和在下都是三案的陪審員(jurors)),我們就很難確定袁世凱是真正的刑事犯。證據不足也。再者,朋友,我們的國共兩黨,一向都主張‘寧可錯殺一百,不能放走一個’(這話據說連陳誠都說過),則疑犯罪犯又何從分別呢?試看‘六四’運動時,在北京大街之上,以肉體阻擋坦克車的小神經、大豪杰王維林,今在何處?江主席說他躲起來了;找不到了。難服攸攸之口也。我們怕他是在‘錯殺一百’中,被公安部門一怒之下‘錯殺’了也。王維林不是王丹,更不是宋教仁。他只是膽大包天的一個小神經而已。一個偉大的共和國,連一個神經兮兮的街坊小青年,都不能放過,那還是什么個國家呢?我們倒希望江主席就此對老百姓有個交代才好。朋友,今日中國在世紀未,專制向法制轉型,已近最后階段,尚且如此,則生存在世紀初的專制時代,政客官僚的行為如何,就不難想像了。我們寫史者、讀史者,除掉嘆息之外,夫復何言?
    民初的黑金政治
    不過話說回頭,轉型原是一轉百轉的,連搞特務也跑不脫這項規律。胡適先生治紅學就曾說過,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是康熙皇帝派到江南來的特務。他底手段就是通過吟詩論文以結交南方的文人和藝人。另外還廣散金錢以救濟寒士,以示朝廷的恩德,爭取民心。袁世凱做了總統之后,他也派遣了特務來做南方的工作。
    應夔丞顯然就是袁所派遣的第一個特務。他的任務第一便是打探國民黨在南方的活動:同時也利用金錢收買文人,創辦報刊為袁氏宣傳。應在北京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時任內務部秘書,由國務總理趙秉鈞直接指揮。應夔丞原是策動武昌起義的共進會的一個干部,他和武漢軍政府中的‘三武’(孫武、蔣翊武、張振武)顯然都是一伙的。迨張振武與黎元洪爭權,被黎騙往北京,并乞袁世凱代為殺之。袁其時正在拉拢黎氏,乃不問案情,便將張振武槍殺。張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凱,而與原先捧他上臺作‘開國元勛’的革命黨,尤其是共進會為敵了。他把共進會說成黑幫、說成匪類,要加以徹底解散和消滅。共進會的成員當然也把黎菩薩、偽君子,恨得牙癢癢的要加以反擊。應夔丞原是張振武的黨羽,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緝’,從武漢逃回上海。在同盟會擴大為國民黨之后,應也就在黨部內進進出出,和陳其美、宋教仁、黃興、于右任等高干,都很熟識。所以在宋死后,國民黨在上海為宋辦喪事時,應竟然也是個熱心幫忙的‘同志’,當然他地位太低,與總長級同志是高攀不上的。等到應的東窗事發,陳其美等都大為驚異。殺宋的兇手竟是國民黨自己的同志。
    當然,自從一九○五年同盟會成立之時起,革命黨陣營之內就一直在鬧窩里反(且看今日在海外的民運人士),一天也沒有太平過。武昌起義之后,黃興在漢陽吃了敗仗,孫武就領銜通電罵黃。等到孫中山做了臨時總統,黃興奉命遴選閣員時,漢方共進會成員也無一人人閣,那還是在‘共憂患’的時期。如今國民黨選戰大勝,天下在望,‘共安樂’就更難了。因此在袁孫相斗、外弛內張的情況之下,袁黨想在革命黨內搞個反間組織,他們就‘卯’上了應夔丞了。應與洪述祖有舊,似乎是遠親晚輩,又是原革命黨心臟中人物,而與孫、黃等有隙。應更是深入幫會的黑道中人;與上海的青幫、廣東的洪幫,和長江上游的哥老會,似乎都有若干往還。在上海灘頭也頗為‘吃得開’。一經洪氏利誘,應就倒入袁黨,為袁在國民黨中‘臥底’了。
    民國史上第一個特務機關
    如果‘特務’是民國政府里一種特殊‘建制’的話,應夔丞實在是這行的老祖宗。暗探和秘密警察這類東西,在中國歷史里,遠在春秋戰國時即有記載。近至明末的東廠,和雍正皇帝的血滴子,都不是什么稀奇的東西。但是把這些古老的東方封建殘余現代化,轉型成二十世紀俄國的KGB、德國的蓋世太保,和美國的FBI和CIA,那卻是從袁世凱這個簡陋的特務班子開始的。從應桂馨到戴笠,到康生,精益求精,愈來愈可怕;他們的轉型,也是有其階段性的。所以我們要注意‘現代化’(modernization)這個東西的屬性是中立的;它可以為善,也可以作惡。不是凡現代化的東西都是好的。
    根據從應夔丞家中所搜獲的,頗有系統的材料加以分析和組合,我們所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的形成經過,大致是這樣的:在應夔丞有意投靠北京袁黨,來做國民黨的反間工作,袁黨亦有意利用他時,洪述祖乃被派南下作應的直接領導。洪在政府中的地位雖只是內務部的一個秘書,但他卻是袁世凱六姨太的近親。袁共納有妻妾十五人之多,正式以合法妾侍住在袁家的共有九人;這時從于夫人到五姨太都已年老色衰,不足伴寢,五姨太因長于家務,這時專管袁的日常生活;而六姨太則尚在輪流恃寢之末,還算未完全失寵,枕畔床頭,仍可以替她弟兄拉點裙帶關系。所以洪述祖夸口說他可以晉見‘極峰’,或許也有幾分真實性,他確是有所謂‘通天’底特權的。而洪在那個傳統社會里是一種下流的宵小,則是可以肯定不移的了;替主子干殺人綁票、貪贓納賄、拉皮條、找女人,是一種‘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的狗腿子的工作。像袁世凱那種傳統士大夫階級出身的人,‘大太太’的弟兄伙,一般都有相當自尊之心,都不可能替他做這種下流勾當;可是對‘姨太太’的弟兄伙,那往往(注意往往二字)就是他們的專業了。這是中國傳統社會里所特有的一種社會行為(social behavior);它不是外國人,或轉型后期的,世紀末華裔中青年知識分子,所能輕易了解的了。不過關于洪述祖與袁之第六妾的關系,筆者一直存疑;袁之第六妾姓葉,與袁生有二子三女,并不姓洪。但袁與洪的關系似甚親密,非比尋常;洪為葉之近親,為葉作些金錢外務,則極有可能也,當續尋之。
    人類的意識是受他底同時代的社會觀念支配的。一種社會生活方式如果千年不變,那這叫社會里的社會成員(social being)的集體意識和觀念,也就千年不變;因此在這種社會里,凡事愈‘老牌’愈好。政治上最老的,也是好的模式,就是夏、商、周‘三代’了。人類的社會道德,也是愈老愈好,所以才有所謂‘人心不古’這一類的成語。相反的,一個社會如果‘十年一變’,像我們鴉片戰爭以后的中國社會,則年齡相差十年的人,就要發生‘代溝’(generation gaps)了。因此今日老年的中國知識分子,讀到上述那個社會現象,可能都會會心的莞爾一笑。中青年,或早歲有外國心理背景的中國高級知識分子,就不大容易理解了。
    袁黨那時要利用應夔丞的第一步安排,便是撤銷黎元洪對應的通緝,借口便是應自愿幫助政府,解散那與黑道幫會有密切勾結的共進會;應自封為該會的‘會長’。第二步則是利用江蘇都督程德全,替他安排一個‘江蘇駐滬巡查長’的位置,以為應作秘密活動的掩護(coverjob)。巡查長的公開職務便是‘偵察匪情,報告政府,聽候處置’;換言之,巡查長只是一個偵探長,本身沒有指揮警察捕匪的權力,他這項冠冕堂皇的公開職務,是程德全安排的:程是個依違于袁、孫之間的老官僚,他顯然知道,‘偵察匪情’這項職務中,‘匪’究竟指的是誰?他夾在袁、孫之間做官,只有兩面磕頭,才能自保。
    根據應的文件,我們知道他這個小特務機關是由北京國務院直接領導的。應的頂頭上司便是洪述祖;并由洪經手,國務院每月秘密撥款二千元作經常費。他們不但在新聞界收買一個叫做‘民強’的刊物(雜志?),專門替袁黨宣傳,以與國民黨報刊相對抗,他們并且遍訪或捏造孫、黃、宋等個人的‘劣跡’(如男女關系或騙詐貪污等等)編寫成書,在日本印刷十萬套,運回國內流傳,以作人身攻擊,中傷孫、黃、宋等人的人格;誣蔑他們的聲譽……,至于他們怎樣忽然從這些低級的宣傳工作、情報工作,走上了暗殺之途,那顯然是受宋教仁在民國二年初春,所作的一系列反政府的激烈講演的影響了。
    宋教仁那一系列對政府過激的批評,曾受到北京‘某要人’不具名的反駁。袁世凱當然也會頗為不悅,而形之于顏色(皺皺眉頭),這一來當然就被‘善于觀察人主顏色’的內侍們看到了,他們就要‘承旨’辦案了。在有意或無意之間,袁姐丈可能也留有殺宋的‘話柄’,據此洪述祖就電囑應夔丞‘寫幾篇激烈的文章’;如此則應氏不但可以得到多至三十萬元的酬勞,并且還可能有‘勛位’可拿,勛章可佩呢。這樣應就去尋找刺客了;最后就找到了一個失業軍人武士英,干出一記窩囊的刺宋案來。
    【筆者附注:根據洪、應之間的密電,洪許應的經濟報酬,出自‘公債票’。民初中國政府所發的公債票是當時國際股票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原因是軍閥政府為急于取得債款,債票都以最大的折扣,盡快出售;等到公債到期時,由于有海關或路礦等企業作担保,還本時都按票面價值加利息計算,所以‘愛國的’購債人,利莫大焉。洪述祖為應夔丞安排所購三百余萬元公債票的‘折扣’便是六六%,其利可知,所以洪盼能得若干‘分潤’。見上引洪、應密電】以上是筆者個人根據數十年來對‘宋案’探索的興趣,和閱讀數十萬字一手檔案,和二手報導,以及對當年遺老不斷的訪問,所寫下的‘半張紙’的宋案案情。自信雖不中,亦不遠也。當然歷史上有名的政治疑案,都是寫不完的。甚至最大的案子也言人人殊,無定案之可言。筆者旅美半世紀,就看到甘乃迪總統,和馬丁路德.金牧師的被刺案,以及足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和最近的柯林頓總統的緋聞案,至今,可能永遠,也不能定案。不但案不能定也;史家執筆亦各是其是,讀史者也各非其所非也。執簡以書之,以備一家之言云。【有關宋案的出版品,如臺北的黨史會出版的‘革命文獻’第二冊即所載甚詳。關于最近出版品,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1912-1928),卷二,頁六四 ─一四五‘刺殺宋教仁案’】國民黨對宋案議論不定上節已言之,宋案發生時,中山正在日本訪問。三月二十一日孫公得報,乃中止訪問,立刻回國,于三月二十五日返抵上海。當晚便在黃興寓所開國民黨高級干部會議,以商討對策。在眾人極度悲憤的情緒之下,中山便力主起兵討袁。但是與會高干,除戴天仇(季陶)一人隨聲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用法律方法解決。黃興尤其主張慎重。因此黨中乃逐漸形成孫、黃兩派,反袁之目的相同,而手段互異。中山主動武,并說‘若有兩師兵力,當親率問罪’云云。但是國民黨那時連兩師軍隊也沒有。縱有,亦絕非袁之對手。袁此時兵多將廣,哪是兩師軍隊就可打得倒的呢?國民黨此時雖號稱擁有皖、贛、粵三省地盤,然中山用武的號召一出,三省都督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立有回電,皆以絕無實力可以宣布獨立,反抗中央。中山還有個想法,是親自去東京向日本乞援,聯日倒袁。這著更是屎棋。日本那時對華正虎視眈眈,欲乘虛而入沒個借口,來了個吳三桂豈不正好?國民黨那時要聯日倒袁,就自棄于全國人民了。
    黃興主張法律解決,雖也未必能立竿見影,但那畢竟是解決暗殺兇案的正當途徑。國民黨那時究竟還是國會之內的絕對多數。袁氏投鼠忌器,背個全國皆知的殺人主使犯的惡名,至少他還不敢對全國第一大政黨動武,加以毀滅。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正如后來的林彪,他如能學會周恩來的本領,和他三五年稀泥,等到偉大領袖蒙主恩召之時,你不就可以安安穩穩的‘接班’了嗎?何必小不忍而亂大謀哉?
    不幸的是中山也是個造反成性、認為造反有理之人。他和楊衢云于一八九五年,密謀在廣州起義時,就曾主張‘四處放火’虛張聲勢。后來在鎮南關起義時(一九○七),中山亦曾親上前線,親手開炮。其后孫大總統被陳炯明叛兵趕上永豐軍艦(即后來的中山艦)時,他要向廣州市區發炮反擊叛軍,炮手不愿誤傷舢區平民,婉拒發炮,孫公大怒,乃親自拉線開炮,還擊叛軍。孫公那時在炮火中作戰之勇猛,后來竟嚇得在一旁發抖的蔣夫人陳潔如女士小便失禁。所以中山先生的個性,并不是我們平時國父長,國父短那副謙謙君子的形象呢。本質上他老人家也是一條‘砍掉頭,碗大疤’的梁山好漢呢。他也是個列寧式的英雄。為著革命倒袁,啥鳥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
    因此在這‘二次革命’時期,國民黨和戰兩派并沒有一致的政策,黃興等主張法律解決,曾由江蘇都督程德全向國會要求組織‘特別法庭’,公審宋案,卻為司法總長許世英所駁回,許認為不向地方法院起訴,而另組法庭,是干涉司法獨立。可嘆的是,在宋氏生前大力推動之下,為組織‘政黨內閣’,這時北京的國務員,自趙秉鈞總理而下,當然包括許氏,都是國民黨的黨員。黨員對宋案都各有不同的意見,當然也就授入以柄,讓袁總統也有更多的借口了。
    至于中山的動武一派,那就更是小兒科了。他們沒有大兵可調、地盤可據,卻在武漢市內搞一些不必要的地下活動,被黎元洪破獲,說他們是‘謀刺黎副總統’,報入中央,而大開殺戒,黨人寧調元、熊越山等被捕,后來都被槍斃了。總之,國民黨內議論未定,袁世凱的兵已渡河。在南北戰爭的空氣正彌漫全國之時,袁氏也早就調兵遣將,著著進逼,準備動武了。
    善后大借款,不能善其后
    胡適說:‘麻將里頭有鬼。’事實上打政治麻將,則鬼更多矣。在這場袁、孫兩派的政治麻將里,孫黨就手氣奇差,簡直沒一張好牌;而袁黨則手氣大佳,好牌不斷涌現。當老袁決定對國民黨動武時,忽然來個‘杠上開花’,他向六國銀行團交涉了兩年的善后大借款,這時忽然馬到成功,由六國中的五國(美國退出)聯合借給中國政府兩千五百萬金鎊,合兩萬萬銀元。久旱逢甘霖,袁政府迫不及待的便于四月二十七日,未經國會表決,就正式簽字接受了。這消息一出,袁黨軍心大振,而國民黨則全黨大嘩,認為是非法借款,發動內戰,黨人領袖與參眾兩院議員,亦函電紛飛,抵死不能承認借款,因而也就增加了討袁的口實。其實當年各省都督,僅有四省反對借款;向通電贊成者則有十七省也。
    如今,八十年后,恩怨已斷,歷史家秉公以論之,借款案與刺宋案一樣,也是個法律問題,在一個法治國家之內,兩造律師在法律之前也是爭辯不盡的。民國新成,革命剛了,軍政善后,處處需錢。孫之讓袁,軍力之外,最大的原因便是經濟。而解決經濟困難唯一辦法便是商借外債。孫公首行之,試以路礦稅收抵押,所得甚微,而受謗彌深。迨孫公解職,把這爛攤子轉讓袁公,眼看縱是南京留守一個衙門,裁兵之需即為二百五十萬元之鉅。孫公解職讓袁,豈不真是無官一身輕。后來在孫、袁蜜月期中,中山為袁的經濟困難,借箸代籌,也認為舉債之外,別無二途。但是那時列強環伺,都以借債為蠶食中國主權之不二法門。各帝國主義之間的明爭暗斗,何等復雜,我政府應付之道,稍一不慎,便喪權辱國。筆者昔年曾為此乞教于曾任國務總理和財政總長的顧維鈞先生,以及曾任中國銀行總裁和江浙財團首要的張公權先生等,試圖探其奧秘,誰知所鉆愈深,愈不見底。蓋外債一項,不特牽涉北京政府時期中國朝野公私的各種建制,深不可測,其在債權國家,各帝國主義之間朝野公私的糾結亦不在債務國之下。稍一深入探索,則三五百頁之鉅著,未必能見其項背也。有暇當列專章略探之,在本篇中,我們只可說,袁黨這個大賭客‘手氣好’,在他正需錢打內戰時,交涉經年的善后大借款剛在此關口簽字。原來本為善后而借款,如今借了款反不能善后,也是國運多舛吧,夫復何言。【為了解善后大借款的大致經過,讀者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六─二六○,‘善后大借款’】第二次革命.第一次內戰總之,袁、孫兩黨的對峙至此已劍拔弩張,正如早年的美國內戰(一八六○─一八六四),蓄勢已成,就看誰開第一槍了。林肯是個聰明人,他等著(甚或是以調兵遣將行動引誘著)南方來開第一槍。一槍既發,他就以國家元首之尊,為維護國家統一,下令討伐了。林肯這個狡猾的手腕,后來又被羅斯福學到了。珍珠港事變之前,羅氏深知美日之戰不可避免。但他格于國內孤立派之反對而不敢公開叫囂,只有制造戰爭形勢,希望日本小鬼來開第一槍。誰知他手腕玩的太靈活了,連中國給他最機密而可靠底日本發動戰爭的情報,他也故意的延宕了。結果聰明反被聰明誤,吃了珍珠港那個大虧。但是,朋友,美國是吃了大虧了,日本開第一槍的代價就更大了。非關本題,暫時打住吧。
    我國民初的二次革命的形勢也是如此的。他們那時轉型還在初級階段,打內戰還不知啥叫保密。中山的叫囂聯日討袁的種種‘策略’,應夔丞階段的特務雖然很原始,這點情報袁黨還是有的。至于袁的調兵遣將(他把李純精銳的第六師于五月初自保定南調武漢,另調精銳從海道向上海增援),就更是公開的了。而國民黨此時,黃興的主和派的聲音,已早被中山主戰派的叫囂所淹沒,戰爭形勢已成,這時國民黨還在宣傳袁氏的大借款‘不合法’,則中山的聯日倒袁,搞分裂活動又何嘗‘合法’?大家都無法無天,那就由槍桿來決定一切了。所以在民國史上,‘第二次革命’事實上是‘第一次內戰’。壞事怕開頭,打了第一次內戰’,以后就打他們個一千次了。第一次是個‘偶然’一千次就是個‘必然’了。小民何辜,罹此百年浩劫,也是命運使然吧。
    國民黨掃地出門
    當然這第一次內戰,強弱勢殊,袁世凱這民國史上第一位強人,此時是采取主動的。六月九日,袁以‘大總統令’,把江西部督李烈鈞免職,由駐節武昌的副總統黎元洪暫代。繼之粵督胡漢民(十四日)、皖督柏文蔚(三十日),亦相繼被免。同時黎元洪在武漢亦大捕地下黨,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是時粵、皖兩省黨人,皆有窩里反,胡、柏二人雖心有不服,還是遵令去職。李烈鈞因在江西掌握較穩,被撤職心有不甘,乃潛滬與中山密商之后,又潛返江西湖口,約集心腹同志,及武漢避難黨人,密謀起義抗袁;舉棋未定,李純已受命為九江鎮守使,率軍步步進逼。李烈鈞不甘示弱,乃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要塞布檄鳴炮,公開起義討袁,打響了‘第二次革命’的第一槍。
    【筆者附注,這第二次革命和民國開國后的第一次內戰,便帶有嚴重的區域主義(Regionalism)的色彩。我國古代地方政府,本有一種‘回避’的制度。如漢制便規定,本郡人不能為郡守,非本郡人,不得為郡吏。這就是現代政治學上的所謂‘制衡制’,是很科學的。此制斷斷續續地實行,兩千余年末嘗廢。清制仍遵守本省人不能任本省督撫的傳統制度。所以再有清兩百余年的地方政府,三藩以后,再未發生藩鎮割據的現象。民國成立之后,首先就把這一優良政治傳統破壞了。民初各省都督幾乎全是本省人。這就開啟了本省軍閥盤據本省的惡例了。國民黨這民初三督,也都是本省人;跟他們鬧窩里反的也都是本省人。例如廣東,那時中山下面的哼哈二將:胡漢民和陳炯明都是廣東人。二人不和,弄得兩人都反袁,都不敢反袁。江西的李烈鈞掌握得比較嚴密,窩里反問題不大,所以他敢于起兵反袁。但是李的本省同志之反袁,為著革命的利益,顯然沒有他們抗拒‘北軍’(客軍)心情的嚴重。其時遠在云南的蔡鍔(蔡為湖南人而任云南部督),對此日益滋長的Regionalism便深具戒心。蔡雖然也是反袁人物,此時他卻助袁,通電痛斥李烈鈞‘以前行為,本難寬忍’。(見一九一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云南蔡鍔艷電’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一四四。此電在原書中誤印為一九一五年)。此一區域主義,后來竟濫觴于軍閥時期。至臺灣而變本加厲,可悲也。】這時憤恨袁氏專權,或僅為不滿現狀,欲為自身另找出路的國民黨的中下級軍官,亦所在多有。如今江西義旗一舉,各地也紛紛響應。民黨的老巢在江西、廣東、安徽、上海,固無論矣。縱在較北的徐州駐軍之內,也不乏反袁義士。須知在那個時代,國民黨并沒有它自己的軍隊。它所有的不是當時有革命傾向的正規國軍,慕義投靠,就是地方雜牌民軍,就食而來,他們底戰斗力和紀律,有時且遠不如老的‘北洋六鎮’。一旦接仗,往往就如古人所說的‘驅市民為戰’。不但戰斗力有限,而軍紀之敗壞,亦不下于‘北軍’。加以彈械糧餉皆缺,又師出無名,士氣不振,上海由陳其美指揮,連個制造局亦屢攻不下,徐州、廣東、湖南一觸即潰。稍微能堅持一二周者唯湖口與南京兩處,傷亡潰敗亦慘不忍言。
    南京原有若干民軍起義,然由于蘇督程德全首鼠兩端,棄職潛往上海,孫派之激烈軍官何海鳴等確有意死守南京,苦撐待變。中山亦曾有意親臨指揮,終以黃興抱奮勇而來作罷。然黃氏覺事無可為,半途易服而去。迨柏文蔚從安徽戰場敗至南京,曾痛批黃興為‘一將無能,千軍受累’。可是吾人今日回看,實覺孫公之發動二次革命,正如美國杜魯門總統對麥帥有意侵華之評語曰:‘斯為一天時、地利、人和,無一不錯之戰爭也。’(A war against a wrong enemy, on a wrong place, at a wrong time)焉有勝利之望?
    二次革命時未迭月,革命軍就全軍盡墨,國民黨全黨上下,掃地出門之后,早期夢想的‘以美為師’,民主共和政體的實驗,全盤失敗。孫公就要調換方向,‘以俄為師’,去搞獨裁專制了。袁公早就感覺共和政體不適用于中國(見他和顧維鈞的對話),再經過與國民黨一番痛苦的斗爭之后,金窩、銀窩,終不如狗窩,他老人家就要回頭去做皇帝了。吾人今從世紀之末,回看世紀之初,大概沒有什么歷史難題不能理解的吧?(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一日于新澤西州)

2013-08-20 1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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