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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帝制醞釀期中的內憂外患
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帝制醞釀期中的內憂外患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帝制醞釀期中的內憂外患

袁世凱在趕走了孫文,增修了約法,做上了終身職的大總統之后,其權力在民國史上,毛澤東之前,可說是尚無第二人也。縱是毛氏和他相比,在領土上也還比他少了個百余萬平方公里的外蒙古和唐努烏梁海呢(面積約為臺灣的五十倍)。但是袁也和毛一樣,搞的是‘槍桿出政權’──事實上,他也是我們民國史上槍桿出政權的第一個史例。后來孫中山先生也想如法炮制,可惜他雖然網羅了南北各省,無數小槍桿,到廣東來就食,弄得他底廣東老鄉,怨聲載道,哭笑不得,但是他那些爛槍桿,卻始終出不了政權。直至他在病榻彌留之際,才遺囑黨人,要‘和平奮斗救中國’。
    蔣公介石搞的也是槍桿出政權,可惜被日本小鬼搗了蛋,弄得功虧一簣。天安門上的毛澤東,在他個人的功業上,也是在黨史和國史上最大的成就,便是他的槍桿居然打出了政權。但是政權既出矣。出了又怎樣?毛公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何也?問題就是,他只能以老辦法打天下……。毛說共產黨的政權是‘軍隊打的’。但是用軍隊打天下,非始于毛也。那是有四千年歷史的老辦法。但是生在現代中國的轉型期中,你就不能以‘老辦法’治新天下了。老辦法不靈了,改用‘新辦法’。這一新辦法在孫中山辭匯中叫做‘以俄為師’;在毛澤東思想里,則叫做‘向蘇聯老大哥學習’。想不到,蘇聯老大哥這一套,經過八十年的實驗,終于被歷史證明是一條行不通的死巷子,而毛公本人,基本上又是個自我改變不了的‘封建殘余’,因此他對中國二十八年的統治,最后十年(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竟然變成了‘十年浩劫’。這還是鄧小平說的。對一般知識分子來說,那就是自‘反右’(一九五七)以后的‘二十年浩劫’(一九五六-一九七六)了。而對絕大多數善良的中國老百姓,包括中共自劃的‘貧下中農’,所謂‘倚靠階級’來說,那簡直是‘三十年浩劫’(一九四九-一九七九)。在中共政權建國之初,全國老百姓,尤其是‘貧下中農’,對毛澤東主席崇拜之深,期許之切,真是五千年歷史上,鮮有先例。誰知道其后三十年,他們,尤其是貧下中農,所身受之浩劫,在世界歷史上亦無先例。試問世界史上,哪有一次餓死兩千五百萬人的前例?他們是不聲不響的倒下去了。高官大吏、名流學者,有幾個人曾為他們申過一句冤呢?天安門上毛主席的大像,如今仍傲視全球,有幾個人知道,他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殺人犯呢?……目前江、朱二公,終日棲棲遑遑,真正是在為人民服務,為民族謀統一,吾人稽首海外,仰望高風,其是彈冠相慶,但是天安門上這宗歷史大黑鍋,不設法清除,怎能奢言民族一統呢?試看美國的柯林頓大總統,為著點偷雞摸狗的小事,還要向全國人民道歉請罪,毛主席的如斯惡政,怎能在歷史上不結個賬就算了呢?……事實上,這些歷史問題不加解決,我們的第二次社會政治大轉型是不會完成的。歷史三峽是出不去的。作為國家民族的領導者,面對這些歷史問題,要有原則,有方案,來慢慢的、徹底的加以解決。以慰死者,以安生者才好。鴕鳥政策總歸是行不通的。
    搞個人獨裁,中山且不能免
    拙作本篇原是專談民國初年袁大總統要做皇帝的故事,何以憑空把毛主席也拖出來陪斬一番呢?這就是我們后輩史家所享有的時代特權了。我們可以搞‘比較史學’嘛。市場經濟叫做貨比三家不吃虧。我們討論歷史問題,也要把類似的史例歸納一下,來比較一翻,便容易找出,比較更正確的結論了。前輩史家像李劍農、郭廷以、范文瀾諸先生,都因為時間過早,歷史發展前景迷糊,歧路亡羊不知羊在何方,就無法比較了。
    目前國家轉型發展的遠景,已甚清晰。我們試把近百年來的當國者,和他們的政治行為做點比較研究,便知道,說‘共和政體,不合國情’,并非袁氏一人,孫、蔣、毛、鄧皆然也。可是他們對下一步如何走法,各人雖觀點互異,卻方法雷同。這方法便是‘個人獨裁’。自己的黨徒,乃至全國人民,要對當領袖的我,‘絕對服從’。在民國史上從袁世凱開始,孫、蔣、毛、鄧都是一樣的。沒啥例外。因此這也可說是,近代中國轉型史發展中,正如孕婦之臨盆,避免不了的陣痛吧。明乎此,我們對袁、孫、蔣、毛、鄧諸公所搞的不同形式的獨裁政權,這個避免不了的惡魔(necessary evil),應該有更深一層的認識了。因此我們執筆臧否古人,不能人云亦云,而亂下雌黃。讀拙作前篇,便知縱是至圣大賢,如國父孫中山先生者,搞個人獨裁,且不能免,況其他跳梁之輩乎?所以不才才斗膽把毛主席也請出來,陪陪袁皇帝。讓他們彼此比較、比較,才能對某些個體,作比較突出的評論。
    現在讓我們先看看,民國史上搞個人獨裁的始祖,袁老四個人獨裁發展的經過:共和向帝制回潮的過渡體制上面說過袁、孫、蔣、毛、鄧的個人獨裁,原則相同,而形式互異,袁的獨裁究竟是甚么個形式呢?我們要知道,袁是遜清老官僚出身,在他個人所知的政治常識里面,世界各國的國體,就只有‘共和’(republic)和‘帝制’(monarchy)兩個定型。他自己,乃至他的智囊團,就不能了解,任何政治社會的‘定型’(settled pattern),都是一個階段、一個階段,慢慢地發展出來的。這一形態,今日雖不合中國國情,安知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它就合乎中國國情了呢?袁氏和他的智囊們當時沒有這種歷史進化的觀念,因此認為共和既然不合中國國情,那就只有干脆回頭去搞帝制了。可是,搞帝制,他也知道,決不能讓溥儀復辟;更不能讓那些腐爛而顢頇透頂的‘遺老’隨之復位。因此,天降大任,只有我袁世凱自己來做皇帝了。這一構想,事實也不限于袁氏自己,當時誠實的勸進者,是不乏其人的,他們的想法,大致也就是袁的想法。
    袁氏自己顯然也早有稱帝的居心。但是從總統回潮變皇帝,不可變之于一夕之間,因此他也就采取王莽的辦法,先做做假皇帝,搞個過渡和醞釀的時期,一面制造輿論,改變人民心理;一面變更官制,把民國的制度,逐步變成漢唐明清習用的封建老套。庶幾他在最后登基時,官制上可以一拍即合也。袁氏廢除民國官制的第一步,便是廢除共和體制的國務院和國務總理。把內閣各部改為總統直轄,另設頗有封建氣息的國務卿,以為總統之佐理。因此國務卿一職,便形同明朝初年,朱元璋廢除宰相制以后,所設之大學士,和滿清雍正以后所設立的軍機大臣。他助理皇帝日理萬機,而本身卻無決策之權。另外各級官員的級別,亦采用古封建的舊名,分‘卿’、‘大夫’、‘士’,三等九秩。
    另外袁也恢復了清制的都察院(改名平政院)以整肅官箴,和御史臺(改名肅政廳)以糾彈違法官吏。這兩項設置,倒不無新意。因為在清末民初,中國在試行現代法制時,向西方引進的是‘大陸法’。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不同之處,便是大陸法系把行政訴訟,和一般民、刑訴訟分庭處理。所以平政院事實上便是一個處理官民訴訟和官官訴訟的特種法庭,而肅政廳在制度上雖隸屬于平政院,但是在糾彈違法官廳或違法官吏的操作上,卻是獨立運行的。它是傳統中國監察制度的現代化。其運作方式,頗近乎近月來,在華府主持糾察柯林頓大總統緋聞案的‘獨立檢察官’史達(Kenneth Starr)。據此新制,在當年袁政府中,官吏不論大小,違法貪贓逾五百元,便可判處死刑。其后袁的京師警察總監,后來升任京兆尹的王治馨,即因一樁五百元的貪污案而被袁飭令槍決。(試想今日北京的陳希同案,該判多少個死刑?)同時,袁對海陸兩軍軍制,以及地方政府,亦多加整頓。上篇便曾說過,袁曾有意向趙匡胤看齊,搞廢督裁兵,和‘將不專兵’。把各省都督如蔡鍔等調入京師,另設將軍府,餌以高位厚祿,以豢養之。另設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以統一軍令軍政。
    于地方省區,廢督之后,原有實權的民政長亦改制成虛銜的巡按使,廢(虛)省設道,以道尹掌地方政府實權,而加強中央政府對地方政權之控制。總之,袁氏在坐上終身大總統的寶座之后,其志向雖非以‘天下奉一人’,而恢復帝制時代‘以一人治天下’的企圖,則是昭然若揭的。他已鋪平了帝制大道,萬事俱備,所缺的只剩個皇帝的尊號了。
    今且將袁氏稱帝前,改制后(民國三、四年之間),中央政府的架構,列表于下,以見大略。
    袁稱帝前的中央集權結構
    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十年一任,可連任,可傳子,有權解散立法院)副總統:黎元洪立法院(代替舊國會為立法機構,終袁之世,迄未召集)參政院(大總統咨詢機構,但可代行立法院職權):院長黎副總統兼任參政(由大總統提名選派):楊度、嚴復、蔡鍔、馬良、王賡、嚴修、施愚、梁士詒、梁啟超、熊希齡、李經羲、孫毓筠、陸征祥、趙爾巽、王闿運等共七十名總統府政事堂:國務卿徐世昌(直轄左右二丞及五局:法制、機要、銓敘、主計、印鑄;一所:司務所)左丞楊士琦右丞錢能訓局所主管姓名從略總統府內史監(原總統府秘書處改):內史長阮忠樞內史若干人(原國務院及國務總理撤銷;各部總長直接受命于大總統)外交總長:孫寶琦內務總長:朱啟鈐財政總長:周自齊陸軍總長:段祺瑞海軍總長:劉冠雄司法總長:章宗祥交通總長:梁敦彥教育總長:湯化龍農商總長:張謇*原農林、工商兩部合并平政院:院長汪大燮肅政廳:都肅政史莊蘊寬將軍府(榮譽銜顧問機構):上將一名段祺瑞;將軍二十六名;參軍二十五名陸海軍大元帥統率辦事處:王士珍(常務)辦事員:段祺瑞等下設:軍政、軍令、軍械三所【參見前引錢端升著「民國政制史’第三章新約法時期(二年十一月至五年六月),頁八○-一四五】中央集權未可厚非吾人試覽上表,便知民國以來‘以一人治天下’的中央集權制,從創制立法上說,袁世凱可算是始作俑者了。后來的蔣、毛二公,則過猶不及也。袁是我國歷史上少有的治世之能臣,第一流的行政管理人才。大小政務一把抓。事必躬親。其為人也,雖乏遠大的政治理想,然亦雄才大略,知人善任,不治私產。雖妻妾眾多,然并不沉湎于酒色。對詩詞歌賦,他也頗能哼兩句,但不搔首弄姿,以詠吟自傲;更無玩物喪志的惡習,收藏甚么骨董字畫,品簫吹笛,風流自賞。平生所好,唯抓權秉政;縱橫捭闔,他確是個不折不扣的政治動物,對政敵的斗爭,也你死我活,初不稍讓……;但是話說穿了,吾人讀爛通鑒,翻殘二十五史,試問自古以來的專制人主,開國之君,不世之雄,誰不如此呢?孟子曰,天下定于一,唯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是哲學家、宗教家之言也。非實際政治也。我國自古以來,逐鹿中原爭奪政權,都謂之‘打天下’。天下既是‘打’下來的,哪有打天下之人,不嗜殺人哉?縱是一代賢相的諸葛孔明,也要以‘生道殺人’、‘揮淚殺人’嘛。在我國古代,圣主賢君,像唐太宗李世民,為爭奪政權,且不惜弒兄殺弟。但在那種改朝換代的動亂狀態中,遍地都是瓦崗英雄,梁山豪杰,曹操所謂‘天下無孤,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為撥亂反正,拯斯民于水火,亂世梟雄,無不集生殺大權于一身,以成其貞觀、開元、洪武、永樂之治世。所以在中國政治史上,統治者‘身兼將相’(唐太宗的豪語,見‘通鑒’),集軍政大權于一身,原未可厚非也。既然共和國體、代議政府搞不下去,朋友,我們熟讀民國通史,看透華人社區的作風,吾國吾民,原沒有民主細胞嘛,你我都是一樣,怪得誰呢?因此,近百年來,孫、袁、蔣、毛、鄧五大民族領袖,都是一字號搞個人獨裁,要徒子徒孫,盲從領袖;強迫全國人民,絕對服從。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我們這五大領袖,也是一樣嘛。予豈好獨裁哉?予不得已也。要把這種闔族皆有的心理狀態,‘轉型’過來,筆者曾一再強調,非通過兩百年的歷史三峽不為功。袁翁世凱的處境,還在夔州府和白帝城之間,他望峽生畏,要掉轉船頭,駛回重慶,其居心原不難理解,只是其行為則愚蠢不堪罷了……。他此時已駛船入峽,順流而下,灘高浪險,掉頭逆水,必然翻船,而袁及其黨不知也,悲夫。
    內憂外患,風雨飄搖
    再者,縱在六百年前的帝制中國,以袁氏當時的政治形勢,他也沒有稱帝的條件。咱安徽老鄉鳳陽朱元璋在打天下之初,他的智囊朱升就勸他,‘高筑墻,多積糧,緩稱王’。稱王稱帝,是子孫萬世之業,是急不得的。你先得把政治基礎打好,四平八穩,萬無一失,然后再慢慢因勢乘便,稱霸、稱王、稱帝。洪秀全愚昧無知,就犯了這個大毛玻他一開始造反,剛打下永安州,就迫不及待,自稱天王,另封東南西北翼五王,同管江山。等到他們打下南京,功勞最大的東王九千歲,也要升一升,那么九千歲就要升為‘萬歲’了。升不了萬歲,最后就王殺王,同歸于盡了。
    袁世凱這時要做皇帝,慢說是民國,縱在六百年前的大明王朝,也稱王太早嘛。在他那個民國初年的中國,外有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國亡無日;內有白狼橫行,中原正一片糜爛。袁雖趕走了孫中山,他并沒有打平中國。相反的,袁政權也正風雨飄搖,總統尚且不穩,那能冒天下之大不韙去做皇帝呢?愚而好自用,不敗何待?現在且看看那個,把中原地區弄得天翻地覆的‘白狼之亂’。
    白狼之亂
    白狼之亂是甚么回事呢?用個現代名詞,那就是民國成立之后的第一次農民大起義,時間是民國二年秋季,爆發地點是河南西部豫鄂邊區。后來蔓延于鄂、豫、皖、陜,甘五剩陷五十余城,雖不說赤地千里,然所過之處,官軍不能制,相互砍殺,廬舍為墟,歷時數載,弄得中原西北一片糜爛。白狼,這位農民領袖,據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所記真名為白朗,河南寶豐人,原為革命烈士吳祿貞的參謀,祿貞被難后落草為寇。聲勢日盛,乃被誤呼為白狼;義軍后亦以此諢名自豪,云云。陶記亦得自傳聞,不可全信。另據杜春和編‘白朗起義始末’【收入前引‘北洋軍閥’第二卷】,則白狼一名白瞎子,只是一個半文盲的貧農,白狼起義時,二次革命亦于同時爆發,黃興曾輾轉與之聯絡,并委派之為河南都督,而其在袁軍后方破壞京漢鐵路以阻北軍南下。總之,白狼盛時,一‘桿’萬余人,橫行五省,飆忽如急風暴雨,儼然是五十年前捻軍歷史的重演,中原所受浩劫亦不相上下。最后白狼于民國三年(一九一四)八月五日,身受重創,敗退至河南魯平時,卒為袁軍臥底的密探擊而死,時年四十一(另說四十六歲),其敗亡亦如捻軍當年之任柱也。【參見‘晚清七十年’卷二,頁一六○-一六三;及羅剛著「劉公銘傳年譜初稿’上冊,頁二三○-二三一,任柱之死。】筆者附注:我國黃淮平原一帶,民風強悍,而生活至苦,早年大小規模的農民暴動,幾無歲無之。筆者本人,生于斯,長于斯。幼年竟是目擊之人。白狼之亂時,余尚未出生,然我幼年期曾目睹‘跑白狼’的農村鬧劇。蓋我鄉,今肥西,地處黃淮平原的邊緣,每遇‘荒年’,即時聞出自皖北河南一帶的‘股匪’南下劫糧‘打荒’。‘股匪’與‘土匪’不同。土匪只是零星的小強盜,打家劫舍,綁票勒贖。股匪的組織則如軍隊。其來勢如潮水。少數官軍都逃避一空,或據縣城自保。鄉村農民不甘妻孥生畜被拉被搶,乃抱兒攜女,牽牛趕豬,相率逃亡,謂之‘跑白狼’;或聯莊扎寨,武裝自衛,謂之‘打白狼’。過境入侵者,往往仍自稱‘白狼’。憶北伐前夕,某次白狼過境,余學步未幾,竟也腰掛‘勃朗寧’,隨武裝農民在農村‘浪勁(境?)’游行,向白狼示威,表示我們有備。切莫來犯。據老輩傳言,‘白狼’原是‘八郎’之誤。兩辭土音相同也。楊家將只有‘七郎’,白狼則是某家的八郎云。這種‘跑白狼’、‘打白狼’在當地可能有千年以上的歷史。中國近代史上的捻軍、淮軍,都是同一個社會基礎上起來的。北伐之后不久,當地又發現了張國燾、徐向前的‘紅軍’,武裝自衛的地主和農民,誤把‘紅軍’當‘白狼’,就變成反革命了。毛主席來了,不許老百姓‘當白狼’、‘打白狼’甚或‘跑白狼’,一遇自然災害或人為災害,農民就只有待在家中餓死了。‘大躍進’時,安徽一省就餓死農民六百萬。陳一咨先生后來被國務院派在肥西調查,他根據官方內部的資料向我說,安徽餓死的農民,遠超過六百萬。這也是我國近代社會文化轉型史的,轉型現象之一,至可嘆也。故隨筆記錄之,以為祖國農村社會轉型留一點信史。
    外患比內憂更嚴
    農民暴動固然是把袁總統的民國,弄得瘡痍滿目,民不聊生,但畢竟還無亡國之虞。與它同時發生的外患就不同了。應付失策,就難免有瓜分之禍。這種外患,說來話長,將來當辟外交專篇細論之。此處只能三言兩語,略作交代。筆者在清末導論篇中曾一再提到,二十世紀初年謀我最急者,莫如日、俄兩國。兩強對我所作赤裸裸的侵略,面目猙獰,述之真足污我筆墨。表面無日、俄之猙獰,然深謀遠慮,笑里藏刀,對我作最沉痛之宰割者,則大英帝國也。
    筆者在庚子聯軍諸章曾細述之,在八國聯軍時,英國深恐我被瓜分而影響其通盤利益,乃策動美國大搞其‘門戶開放’。筆者亦曾一再指出,英國之所以策動美國帶頭者,是它志在阻擾日、俄對華之瓜分,而對其本身在華之利益范圍,則斷不‘開放’;對其在華作更深入之侵略,亦斷不放松也。因此當日、俄兩國乘辛亥革命與二次獨立之亂,而對滿蒙蠢蠢思動時,英國已不聲不響,繼續深入西藏矣。
    英國對西藏的割裂企圖
    在此之前,清廷在英人威迫之下,雙方已正式與非正式訂過五次有關西藏的條約,計有:‘中英會議藏印條約’(一八九○,一八九三),‘拉薩條約’(一九○四,此約為西藏地方政府所簽訂,因主權損失太大,清中央政府拒絕承認),‘中英續訂藏印條約’(一九○六),‘修訂藏印通商章程’(一九○八)。在此五約中,英方雖在不同程度上,極力否認中國政府對西藏有‘主國’的‘統治權’。然自始至終,英方不愿否認中國對西藏有‘上國’的‘宗主權’。英國當時作此項承諾,并非如一般西方專家所說,由于中國政府‘靈活的外交手腕(skillful diplomacy;【見新版‘大英百科全書’,卷十八,頁三八二】。顢頇的大清官僚,無此‘skillful diplomacy’也。狡猾的英國外交官之作此言不由衷之承諾者,志在防俄也。因為此時的西藏正處于英、俄兩強,對華擴張的交叉點。而此時的十三世達賴喇嘛(即現任十四世達賴的‘前身’)在沙俄的暗中誘惑之下,與俄諜勾搭甚緊。并暗上俄皇以‘護法皇帝’之尊號【參見臺灣版‘清史’列傳三百十,藩部八,頁五七三二】。英為防俄,始提高中國‘宗主國’的地位,以排斥沙俄也。因此在一九○四年日俄戰爭爆發之后,俄人不遑南顧之時,英人乃利用先前英日同盟之國際形勢,公然出兵侵藏,在武官榮赫鵬(Sir Francis Younghusband)指揮之下,于一九○四年夏季,一舉將拉薩占領。十三世達賴懼為英俘,乃倉卒逃至青海,轉往庫倫,冀得俄援。英國占領軍遂扶持達賴之門徒,九世班禪喇嘛,作英國之傀儡。清廷亦給與班禪以攝護權。在隨之而來的中英藏交涉中,英方乃企圖把中國的‘宗主權’一舉廢棄。另提出苛刻條件,足使西藏淪為英印的保護國。并索賠軍費英金五十萬鎊,為期七十五年。不賠清,則英軍不離藏境。斯即上列‘拉薩條約’之要旨也。英方即以此約強迫清廷簽押。【條約要目見同上‘清史’,及其他條約書。】斯時清廷駐藏辦事大臣,為一顢頇之旗人有泰。英占領軍乃令有泰供應英軍給養,有泰往見榮赫鵬,自言無權,受制于藏官,不能支應占領軍之夫馬。清史說,‘榮赫鵬笑頷之。載其語入藍皮書,即據為中國在藏無主權之證。’【見同上,頁五七二三】這也就是上節所說清方‘靈活的外交手腕’吧。后來有泰被朝廷革職充軍,另派時任天津海關道的唐紹儀往印度,和英方繼續交涉。唐為留美幼童出身,英語流暢,現代國際法知識亦甚豐富,乃據理力爭,然英人分厘不讓,還是無功而返。但此時英人亦已感受列強壓力。蓋日俄戰后,兩國為聯合霸占我滿蒙,抗拒英美染指,曾三度秘密訂約,結成死黨以拒英排美,儼然一個新的俄日同盟,已在形成之中【見下節】。在此新的國際形勢之下,英國一面與俄廷直接交涉,不讓俄人在西藏侵犯‘清國主權’;另面對我西藏,亦不敢過分侵權,以免日俄據為口實,終向清力讓步,而另訂新約。但是英人謀藏,初不因此小挫而中止,辛亥革命炮聲一響,它就卷土重來了。
    西姆拉、麥馬洪和內藏外藏
    英人企圖重據西藏的第一步便在班禪、達賴這兩位和尚身上打主意。在班禪居攝期間,英人曾乘英王子訪印,而力邀班禪赴印觀禮,另作企圖。然班禪在藏究不若達賴之有潛力也。一有機緣,大英帝國為其永恒的利益,就迅速舍班禪而就達賴了。原來達賴在庫倫一籌莫展之時,乃回向清廷,請求‘入覲’。此時慈禧與光緒雖已在死亡邊緣,仍許其朝覲,而優禮有加,并允其回拉薩,復主藏政。事為英印所悉,乃暗中說動達賴潛往印度待機。蓋清方此時在袁世凱、張之洞等主政之下,正在改組駐藏辦事大臣而充實其權力,并發川軍入藏。達賴回藏后,對主政缺乏自信,乃為英諜挾往印度。清廷亦以其叛國,而盡褫其封號。迨辛亥亂起,英人認為時機已至,乃于民元六月,武裝護送達賴回藏,并乘亂驅逐清廷駐藏大臣,殺戮親中人士,而重掌藏政,另派西藏僧軍入侵川邊,引起四川都督尹昌衡之反擊,弄得邊釁大開,烽煙四起。對此一邊警,當時民國朝野,和中外媒體,固知根在英櫻為釜底抽薪之謀,當時之袁政府也就徇英人之建議,在印度之西姆拉城,召開中、英、藏一體參加之西姆拉會議(The Simla Convention)了。
    這次西姆拉會議,從一九一三年十月開始,至一九一四年七月無疾而終,歷時數月,可說完全出諸英方設計,列出議題,作好條文,要中方(包括西藏地方政府)全部承諾而已。英印方面究竟有些什么既定方案呢?長話短說,蓋有數端:英方的最高理想,蓋為西藏之完全脫離中國而獨立。然后漸次導之與印度合并。或單獨形成一與緬甸相似之英屬殖民地。此一設計如因俄、美等列強介入而無法實現時,則繼續承認中國對西藏之宗主權,但需割裂西藏疆土,使其部分并入印度,然后再逐步深入,得寸進尺,把他們心目中的西藏再劃成‘外藏’和‘內藏’。外藏即今日的西藏全境,完全‘自治’;內藏則深入川邊,青海和新疆,由中國政府統治之。如實行此計畫,則英方對藏印邊界乃要求以喜馬拉雅山之分水嶺為界線,把喜馬拉雅山南麓,逾九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邊疆,劃入印度版圖,斯即所謂麥馬洪線(The McMahon Line)是也。亨利.麥馬洪爵士(Sir Henry McMahon)時為英方首席代表,故以其名,名英方所侵占之新界(無獨有偶,香港也有個新界)。其地東自雅魯藏布江穿過喜馬拉雅山,所形成的‘世界第一大峽谷’,西延至不丹東界。全部面積約為臺灣寶島之三倍。【讀者如對該區地理有興趣,不妨參閱香港出版之‘中國旅游’雜志,一九九八字三月出版之第二一三期中的專文報導:‘徒步穿行世界第一大峽谷’,頗值一讀。】英人無端割裂我國如此大塊疆土,我方當然堅決反對,北方大熊之俄國,此時對英國之入侵西藏,自然也‘熊’視眈眈,使英人亦不得不有所顧慮。斯時適值歐戰爆發,英國對西藏之侵略,乃半途而止;西姆拉會議也就無疾而終。然其后遺癥,則至今猶存也。
    【筆者附注:此一麥馬洪線我方雖向未承認,縱是今日流亡在跟印度的達賴亦未嘗承認,然英國政府,和獨立后的印度政府,以及成見素濃的西方漢學家和媒體,則不顧麥馬洪線在國際法上之無據,而視非法為當然。回憶一九六二年中印發生邊界沖突時,尼赫魯曾堅持麥馬洪線為中印分界線,西方學者與媒體也一致袒櫻當時紐約市內各大學的華裔學者十余人,曾在紐約華美協進社舉行國際研討會與記者招待會,在純學理上,維護史實,力辯麥馬洪線在國際法上,毫無法律根據,其后紐約時報,迫于無可置辯之學理與史實,竟亦改變立場,確認麥馬洪線為非法。固知在國際交往中,如確有史實與學理之根據,則眾口亦未必可以鑠金也。】達賴、班禪和土司的統治權限據‘清史稿’引清代官方圖籍所統計,達賴所轄寺廟凡三千五百五十余,喇嘛三十萬二千五百有奇;黑人(俗民、農奴)十二萬一千四百三十八戶(每戶平均五口?)。班禪所轄則三百二十七廟,喇嘛一萬三千七百有奇;黑人六千七百五十二戶。【見同上‘清史’,頁五七二八】其他邊區居民則為無數說漢藏語系(Sino-Tibetan languages),漢化或半漢化(Sinicized or Semi-Sinicized)生熟番民,臺灣所謂原住民也。由領有清政府印信的大小土司統治之。區中如‘熟番’甚多,而土司苛政不止,內斗不停,政府乃收回土司印章,把地區納入正常郡縣系統,謂之‘改土歸流’或‘郡縣化’。此一制度在美國史上亦有之,名曰‘建州’(把‘地方’Territory如夏威夷、阿拉斯加、波多黎各,升級為‘州’State;兩百年來美國已由原始之十三洲,擴展至五十州。近年還有些菲律賓人和臺灣人想加入作第五十一州呢。)而在古老中國郡縣化,已行之三千年矣。縱五胡、蒙、滿等邊疆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后,亦未嘗廢也。清末改新疆為剩滿族統治者亦改其故居發跡之滿洲為東二省,此時清廷正在把川邊郡縣化為西康省,而革命軍興乃中止。民國成立后,西康設省之外,熱河、綏遠、寧夏繼之,在官吏任免上雖有不妥之處,而制度無虧也。人民中國成立之后,誤以蘇聯制度為先進,而反流歸土,廢多民族雜居之省,為單民族獨居之自治區州,迨發生動亂,又調大軍鎮壓,以君子始,以小人終,逼達賴逃亡異域;環伺之異族,幸災樂禍,唯恐中國不倒,乃相率作或明或暗之顛覆,致有今日新疆、西藏不停之動亂,擾及闔族之安危,良可慨也,良可慨也。
    西藏于解放之初,實際人口僅百余萬人。今日達賴喇嘛則堅稱,藏族人口逾六百萬,何也?原來他是承繼民初英人對西藏之設計,合所謂外藏、內藏而統計之也,達賴和尚哪里有此狂妄思想?大英帝國主義者之甘棠遺澤也。尼赫魯當年還不是也要承繼大英帝國的疆土,而吃了敗仗,憂憤以終。六○年代之初,余曾奉哥大派遣,出差印度,見其邦美女乞丐,均荷槍作軍事訓練,發誓收復麥馬洪線上之‘失土’頗為之感嘆不已。從何說起呢?【有關本篇之中西文史料,足以汗牛。節要而讀之可參考李鐵錚在哥大所著之博士論文:Tieh-tseng Li,“A Historical Study of the Status of Tibet’(Ph. D. Dissertation, Columbia, 1953)。此書有增訂本及漢譯本,其他著作及有關檔案,另詳‘史料篇’。】‘大西藏’的思想根源十九世紀的傳統帝國主義之外,造成今日達賴及少數藏族基本教派(fundamentalists),對擁有六百萬人口,和云南、四川、青海、新疆邊區疆土的‘大西藏’的幻想之形成,當年以君子始,以小人終的中共民族政策,也不能辭其咎。而這一由抽象的幻想,化為具體的政策,由唯心主義(Idealism)蛻變出來的進化論的根源,實出于:(1)美國威爾遜的民族自決論,(2)列寧所一手創造的第三國際理論中,最時髦的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國際主義濫觴之時,又碰上了,(3)我國千載難逢的啟蒙期,在‘五四’前后,再經過一些中西之學并不甚粹底、一知半解的時髦青年加以鼓吹,甚至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促其實現’,就變成近代中國的,來勢如疾風暴雨的潮流思想了。
    須知,小民族搞大主義,不止達賴喇嘛呢。二戰期中,泰國的皇室竟然也糊涂到和日本勾結,以圖擴張。他們的意蒂牢結便是,泰族本是東南亞第一大族,其疆土包括整個的中南半島,和中國的滇、黔、桂、粵諸剩因此他們要與日本合作來收復失地,以建其大泰帝國呢。二戰后,按理泰皇應以日本幫兇受戰犯之審呢。盟國只以小把戲糊涂,不配作戰犯,才放他一馬。
    回憶五○年代之末,我正襄贊李宗仁先生撰寫其回憶錄時,告訴他說,廣西今日已不是個省,而是‘壯族自治區’了。李公竟不知‘壯族’為何族。我書人旁加童的繁體僮字以示之,李宗仁先生,這位廣西王,竟不知‘童族’,住在廣西什么地方。而當時北京公布,壯族為中國第一大少數民族,有人口六百萬,云云,而李宗仁不知也,豈非滑稽哉?壯族之中如果也出了個達賴喇嘛,也要來搞個人壯族民族自決,則滇、桂、川、黔,豈不都要獨立了?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嘛。總之,需時數百年的社會文化大‘轉型’,過程是十分復雜的。少數民族向‘主流’集中;向主流認同,中國已搞了幾千年了嘛。今日的美國不也有‘少數民族’(Minorities),加入‘主流’(Mainstream)的諸多問題,而郡縣化之,相安無事嘛?為何以同一問題,而專向中國找碴兒呢?下卷當關民族問題專章,與有同好之士共研之也。
    俄國對蒙古的覬覦
    比英國之割裂西藏更為積極而可怕的,便是俄國的覬覦蒙古了。長話短說,中國有史以來的外患,以北方為烈。匈奴而后,從五胡到契丹、女真、到蒙古、滿洲,都是坐北朝南的。斯拉夫、俄羅斯,便是最近的一個。在滿清康雍干時代,北極大熊只在蒙疆之外打轉;嘉道之際,它就深入滿蒙了。日俄戰后,兩強的勢力范圍,平分我東北。中國就逐漸被迫以長城為國界了。
    俄國人在一八六○年的北京條約之后,一直把我東北視為禁臠,勢必全吞而后已【參閱導論篇卷四】。殊不知日俄一戰(一九○四-○五),北極大熊竟被東海上的日本小鬼一下截堵了。在日俄戰前,英國在遠東的外交政策原為聯日防俄。孰知日俄戰后,局面倒轉。俄日兩國為平分我東北,并防制英美向東北染指,乃化敵為友,一連通過兩次日俄‘密約’(一九○七,一九一○),乃擅自將中國東北,劃為‘南滿’、‘北滿’兩部。南歸日本;北屬沙俄。界線分明,彼此不得越雷池一步。設有其他列強欲染指南北任何一部,則兩強彼此相助,而共逐之。后來美國的鐵路大王霍里曼(Edward Henry Harriman,1848-1909),想在滿洲筑路,以完成其環球鐵路計畫(略似今日由柏林至連云港之歐亞鐵道聯運),日俄兩國聞訊,乃攜手杯葛,終使霍君之偉大計畫為之泡湯。(早年歐美漢學界曾有帝國主義不存在之論。以中西糾紛多出于華人之排外主義(Chinese Anti-Foreignism),不才未被說服,曾撰文舉上例,認為那是發生于中國的外人排外主義(ForeignAnti-Foreignism),與‘華人’無關也。曾引起若干不快。)根據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俄日兩國所簽訂的第一次密約的‘附款’,他兩個貴國在我東北所劃的南北滿分界線,起訖之點如下:從俄韓邊界西北端起劃一直線至琿春,從琿春劃一直線至畢爾滕湖(即鏡泊湖)之極北端,再由此劃一直線至秀水甸水,由此沿松花江至嫩江口止,再沿嫩江上溯至嫩江與洮兒河交流之點,再由此點起沿洮兒河至此河橫過東經一百二十二度止。【上引此‘附款’之漢譯采自:何漢文編著‘中俄外交史’,一九三四年中華書局出版,頁二五八】我們如果翻開一本早年中國的地圖,把上引‘附款’追蹤一下。大致說來,它兩個貴國是把我們的吉林省,攔腰一刀,把該省劃為南北二部,由兩國平分之。北吉林與當年的黑龍江全省屬俄;南吉林和奉天(今遼寧)全省屬日本。我們試看看日俄兩國在中國東北所劃的秘密‘分界線’,再把它和英國的‘麥馬洪線’,對比對比,這叫不叫做‘帝國主義’呢?是非自有公論嘛。
    俄日三次密約,瓜分內蒙古
    不特此也。等到辛亥革命起來了,俄日兩國乘我國內戰亂,經數度密議之后,終于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七月八日,再訂‘第三次日俄密約’,又把中國的內蒙古瓜分掉了。這宗密約不只下流刻毒,其黑箱作業,也頗饒趣味。今且略刪冗文,錄其原條如下:為確定并完成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及一九一○年七月四日之兩次密約,并防止關于滿蒙特殊利益之可能的誤解起見,俄日兩國政府決定延長一九○七年七月三十日密約之分界線,并劃定內蒙古之特殊利益范圍,茲協定下列條款:第一條:從洮兒河與東經一百二十二度相交之點起,界線應沿Oulountcheourh(今烏倫池?)及Moushisha(?)河之分水界,從此沿黑龍江省與內蒙古之邊界直至內外蒙古之邊疆。
    第二條:內蒙古分為兩部:北京(筆誤,應為北經)經度一百一十六度二十七分以東之部及以西之部。俄羅斯帝國政府担任承認,及尊重日本在上述經度以東內蒙古之特殊利益;日本帝國政府担任同樣義務,尊重在上述經度以西之俄國利益。
    第三條:兩締約國對本約須嚴守秘密。
    一九一二年(我民國元年)七月八日(俄歷六月二十五日)(俄外長)沙查諾夫(S. D. Sazonov)(日本特使)本野(一郎,簽訂于俄京圣彼得堡)【漢譯采自上引何著「中俄外交史’頁二七三-二七四】再大略言之,它兩個貴國,在清末首先把中國的東三省,分成南北二部而分據之。不許第三個列強,在此染指。然后再慢慢地,軟硬兼施,政經齊下,把中國的主權吃掉。吃掉的故事很冗綴,例如俄人在北滿利用建筑東清鐵路(民國時叫‘中東鐵路’)作基礎,漸次把北滿殖民地化。就可寫一部有分量、有權威的博士論文【見Peter S. H. Tang(唐盛鎬),Russian and Soviet Policy in Manchuria and Outer Mongolia, 1911-1931。此書為作者原先在美國哥大所撰寫的博士論文】筆者在將來的‘外交篇’里,當再慢慢交代,作較詳細的征引與報導。此處篇幅有限,暫時打祝且說,到辛亥革命前后,俄、日這兩位鄰家,又進一步把中國的內蒙古,一分為二,劃為東西兩部。東內蒙古屬日本;西內蒙古屬俄國。他兩國所私下決定的東西內蒙古的分界線是,東經一一六度二十七分(116。27’E)。上引約文所提的兩條小河,一般的中西文地圖,都不易找到。但大致說來,我們如從滿洲里向南,循東經一一六度二十七分,劃條直線,直指北京,線東內蒙古屬日本;線西內蒙古屬俄國,就大致差不多了。
    沙俄割裂外蒙古的鬧劇
    俄國既有此侵略滿蒙的藍圖,辛亥革命前夕,乘我全國騷動之時,俄人即認為搞外蒙獨立,此其時矣,乃唆使庫倫(今烏蘭巴托)活佛哲布宗丹巴呼圖克圖成立‘蒙古國’,向滿清政府宣布獨立。同時向境內四蒙旗各征兵萬人組織‘蒙軍’,由俄國教官訓練,并由俄接濟快槍四萬枝,子彈四千箱,大炮八尊,貸款兩百萬盧布,作勢武裝南犯,以表示外蒙已脫離中國矣。當時清政府已在覆亡邊緣,無力應付。迨民國政府成立,雖不斷向俄抗議,向庫倫警告,然亦無力北顧,沙俄就進一步促使外蒙古正式獨立了。【上引俄援史料見何著前書八章二節,頁二七五-三○二;另據 O. Edmund Clubb, China & Russia: The〞Great Gam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1. Ch. 10,“Revolution and the Manchu Borderlands, pp. 149-60。俄援蒙武器,則為來復槍一萬五千支,騎兵軍刀一萬五千把,子彈七百萬發。十月革命后所公開之俄檔,則為三英分口徑步槍六千支,子彈三百萬發,龍騎兵軍刀二千副,馱載機關槍兩挺,及輕炮兩門,見俄廷遠東司司長于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九日致俄駐庫倫總領事電第一九五五號。漢譯全文載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六四三。這三種不同數字,或由于俄援分批付給;或因中英兩方情報上的夸大。唯Clubb書所引資料亦系出自‘紅檔’。并存之以待通人。】在袁世凱代孫為臨時大總統后,為時不到半年,原帝俄駐清公使廓索維茲(Ivan Korostovets)便奉俄皇之命潛赴庫倫,與哲布宗丹巴活佛私訂一連串的‘俄蒙協約’、‘俄蒙通商章程’,以及其他路礦、郵電合同多種。言明不許中國在蒙古駐兵,向蒙古移民等各種限制……。總之,中國在外蒙古掃地出門,中國原在蒙古所享有的統治權,由沙俄一古腦代替就是了。俄人為此,頗感自豪。【見上引漢譯俄檔】此一消息傳出之后,北京大震,全國大嘩,趙內閣的外交總長梁如浩,不勝震撼,竟至棄職而去,袁世凱總統乃派陸征祥繼梁,直接與帝俄交涉。而俄廷只詭稱事為蒙人主動,俄政府只能以調人身分居間代為斡旋,并乘機對袁政府大加要挾。若中國不承認外蒙獨立,俄國即不承認革命后的中華民國政府。當時民國政府亦深知,若無列強承認,中國即舉債無門,政府就要癱瘓。
    蒙事發生后最奇怪的事是,中國全國震動,并面向列強,希望能一秉門戶開放之原則,維持中國之領土完整,主權獨立;誰知除華盛頓略有表示,愿意參加‘調解’之外,英、日二強竟三緘其口,不愿對沙俄說半個不字。今日我們在世紀末,回看舊史,始知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秘密外交時代’,各列強都為一己私利,被所謂‘密約’綢得死緊,雖彼此相嫉,而口不能言也。日、俄既自縛于三次密約,已如上述;英國亦因沙俄在西藏問題上讓步,俄對英有‘互不堵財路’(我國江湖上的扒手即有此不成文的道義)之默契,英國對沙俄在蒙,固亦有其回敬之義務也。美國此時在占領菲律賓之后,亦已變成一個不折不扣的遠東帝國主義。它對英固有血濃于水之情,為著保護在菲的殖民利益,它也不顧開罪日、俄。門戶開放之原則既一去不返,我們這個地大物博的東亞病夫,就再次面臨瓜分之噩了。其實俄人之圖蒙,已早有決策。遠在一八五四年,俄西伯利亞總督樓納維夫(Nikolai Nikolaievich Muraviev)即已向俄廷報備,一旦滿清朝政失控,外蒙便應由俄廷接管。如今清帝失位,豈非天與人歸,正是俄國接管之時哉?【見Clubb前書頁一五一,引俄檔】所幸東亞病夫,癡人也有癡福,這些環伺的帝國主義,由于彼此嫉忌,他們也不愿任何列強取得中國邊疆地區滿蒙和新疆、西藏的主權。蓋由中國保持各地區的宗主權,他們彼此在將來,都還有分贓的希望。若被任何一強獨占,如朝鮮、安南、緬甸,和東海濱省,則其他列強也就永無指望矣。因而他們之間也有個默契,讓中國繼續享有其名義上的宗主權。一旦有機可乘,如日本之在一戰中的山東,俄國之在二戰后的滿蒙,則取消中國宗主權,實易如反掌也。其然乎,其不然乎?
    因此陸征祥在奉命于民國元年十一月開始為蒙事與沙俄直接交涉之后,歷時五閱月,簽出草約,而此草約竟為北京國會參議院所否決。陸征祥為之辭職,袁改派孫寶琦為外長,與俄廷繼續商談,其中雖經過二次革命之亂,而交涉未斷,終于民國二年十一月五日,雙方交換,尊重彼此立場之聲明照會。并議定嗣后中俄有關蒙事交涉,外蒙古得參與其事。據此中俄蒙終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六月七日于恰克圖以中俄蒙法四種文字,簽訂‘中俄蒙協約’二十二條。在此約中,沙俄雖堅持在我國境內的各項特權(亦如甲午戰前日本之在朝鮮者然),和蒙古的‘自治權’。但出乎意料,沙俄居然仍承認中國為外蒙古之‘上國’,享有在外蒙古的‘宗主權’。新約且言明‘外蒙古為中華民國疆土的一部分’。【參見褚德新、梁德主編,‘中外約章匯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一九九一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頁四四一-四五二;前引何著「中俄外交史’亦記述彌詳,見頁二八八-二九二,唯時間略誤。Clubb前書九、十兩章,亦可供參考;原始檔案及最近參考書詳外交篇及史料篇。】讀者讀拙文至此,可能會感到奇怪吧。俄國為何如此色厲內荏,前倨而后恭也。朋友,非也。此時外蒙古如果獨立了,西藏不也就要獨立了嗎?再者,此時歐戰已經爆發,日本也已攻占前德人所霸占的膠州灣和青島,囊括了山東半島,并已向我秘密提出‘二十一條要求’了,外蒙如正式脫離中國,則日本在山東、南滿和東內蒙,勢必踵起效尤,則中國就要被瓜分了。俄國也就要從此失去‘收復’南滿煤,包括俄建的南滿釵路以及通過新疆向南擴張的機會了,此俄人之所不欲也。俄國在外蒙要享其實,而淡其名也。吾人今日于世紀末,回頭一看,在一九九一年蘇聯帝國解體之前,外蒙古不是一直都在俄國掌握之中嗎?而英國雖一直垂涎西藏,它至今還沒有俄國在外蒙古的機會呢。雖然后來日本竟能罔顧赤俄的疾視,還是把整個滿洲獨吞了。后章再詳敘之。
    蒙古分裂主義者的矛盾情緒
    其實當年外蒙古在俄國誘迫之下,首先宣布獨立,按著又在俄國保護之下大搞其自治,實非蒙古上下層教俗兩造領袖及一般人民之本意也。蓋蒙族原為我邊疆第一個入主中原,而能建立一個宇宙帝國的少數民族。在元代以前,中國的朝代名稱,從秦漢魏晉……,到宋遼金,均是具體的地名。但是蒙人在入主之后,卻不愿再以地名蒙古名其朝,乃改用一個抽象的宇宙名稱‘元’,以為朝代之名。以示其真正的‘四海之內,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傳統儒家思想里的宇宙大帝國,不自限于某一特定區域也。自元以后,明、清、民國,就不再以具體的區域地名,以為國名了。文化主流區則始終以中原為根本。李登輝總統不也有‘新中原’構想嗎?不錯也。
    朱元璋(筆者曾懷疑他是回教徒,而非佛教的和尚)于十四世紀中葉,以明代元時,他所搞的也只是個‘以夏變夷’和‘改朝換代’的傳統老套路。明太祖和他那批回教徒的開國功臣,并沒有‘驅除韃虜,建立明國’底現代民族主義的概念。因此元順帝亡朝之后,也只率數千蒙兵逃往塞北,當時在中原和華南各省定居的千千萬萬的蒙族人民,并未隨順帝北逃。且用句當前美國的新名詞,他們大都只是改從漢姓‘加入主流’(join the mainstream)而已。且看我國當代人物,對中華道統衛道最力,有‘中國脊梁’之稱的梁漱溟大師,不就是元朝皇族帖木兒之后嗎?記得若干年前,筆者在某項文學獎的評審會上,曾投過她一票的臺灣名女作家席慕容,不也是蒙族嗎?(這在現代多民族的國家里,也是例不勝舉的,有時,像今日印尼、泰國等等,都是強迫執行的。)等到三百年后,滿人入主中原,塞北的蒙族也被編成‘蒙古八旗’,從龍入關。入關之后,他們也和滿族一樣,享有終身俸祿等等統治階級的特權。有清三百年中,漢族功臣,像曾國藩、李鴻章,最高只能封侯。蒙人則和滿人一樣,可以封王、封公。像僧格林沁便受封為親王。蒙古族的佛教和尚,最高也可封到與王公并列的活佛,漢族和尚則連個死佛也休想了。因此,蒙古的統治階級的社交中心,早已不在苦寒落后的庫倫,他們已在紙醉金迷的北京,做了三百年的‘京油子’(playboys)。要他們再回到庫倫去搞獨立,搞自治,實在是口是而心非焉。我的老朋友、老蒙古,在美國教書的李鴻鵬教授,就曾上書毛主席,并直接寫信給斯大林,氣憤填膺的要‘收回外蒙古’呢。
    再者,俄國人那時在庫倫暗動手腳的,也專以活佛為對象。他們要扶植這些親俄的和尚去做皇帝,或當總統,這就不是過慣了滿蒙一體的北京貴族生活的‘蒙古王公’所能接受的了。還有蒙人和漢人究竟也有幾百年的交情。非比尋常。他們拿清廷和民國政府的封號和津貼,直如家中子弟之討學費,給少了,還可以打滾扯皮,死打活要呢。拿老毛子的錢,看老毛子的臉色,可就不那么簡單了。所以縱在俄國人所策動的分裂運動初起之時,他們的窩里反就鬧個不停。反獨立、反自治之聲也不絕于耳。和今日臺灣統獨兩派之爭,也差不多吧。
    君不聞,達賴喇嘛最近和曹長青君的對話嘛。曹君問達賴為什么不搞獨立。達賴說獨立之后就不能再向中央政府要求補助了。【近月在香港發行的‘開放雜志’和美洲的‘世界周刊’都有曹君的欄報導。】朋友,這就是中西之別了。我們傳統的漢唐帝國主義是一種儒道的死要臉、活受罪的賠本交易;西方帝國主義就是個霸道的、狠毒的經濟剝削了。兩者之間是不可以畫等號的。因此俄國人那時在蒙古搞分裂運動,不特一般蒙古王公沒太大興趣;獨立自治,對那些住在蒙古包內的、貧苦的牧民,究竟有什么好處呢?再者,蒙古牧民單純的皮毛貿易(furtrade)的經濟體系,和遼闊的國防自衛,都不是離開中華祖國后,可以獨立運作的。數百年來的蒙族,基本上已加入了中華‘主流’(mainstream,有心的讀者請注意,這是今日美國學術界所通用的時髦名詞,并不是中國人發明的),他們剩下的住在蒙古包里的人口,縱在今日,也只有二百三十五萬六千人【見大英百科全書,一九九八年年鑒】,不過是北京、上海、臺北市內幾條大街的市民人口。在經濟上和國防上,都應屬于中華經濟圈和防衛圈,沒有搞獨立的必要(這也是今日達賴喇嘛不搞獨立的道理),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所以后來十月革命一起,蒙古統治階層便主動的上書民國政府,把自治取消了。后章再續論之。
    一次我曾以此問題乞教于美國第一號蒙古問題專家的拉鐵摩爾說,蒙古獨立已經取消了嘛,何以后來又反水呢?拉氏以漢語答我說,‘錯在小徐,錯在小徐(徐樹錚)。’小徐犯了些什么錯誤呢?到時再慢慢說吧。(拉鐵摩爾是個怪杰。一次他和他夫人與我夫婦聊天。他說他夫婦是在庫倫結婚的。婚后各騎駱駝一只去作蜜月旅行,從外蒙,穿內蒙、甘蕭、青海、新疆、西藏,一直騎到印度,大致度了個‘蜜年’云云,使我們大驚失色。)日軍攻占膠州灣,進窺山東以上所述英、俄兩強,乘我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之亂,割裂中國邊疆的故事,那還只算是‘邊患’也。日本人其時也乘機入侵,那就是最嚴重的、生死交關的‘心腹之患’了。在上述俄日三度密約時,他兩位鄰家就秘密說妥,中國革命運動一旦嚴重到某種程度時,他倆就聯合出兵,按兩國在滿蒙境內所劃的秘密分界線,一舉占領滿蒙。這一占領計畫之所以沒有實現者,第一是革命時間太短,未搞到兩強所期盼的‘嚴重程度’;第二則是他兩位鄰家也彼此猜忌;不放心對方。猜忌未定,革命已了,出兵期就給耽誤了。可是出兵的機會是繼續不斷出現的。果然未出三年,另一個機會又來了。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突然間在歐洲爆發。日本人借口于英日同盟,就開始占領我們的山東,隨之就提出了,要把中國變成日本底保護國的‘二十一條要求’了。
    日本這個后來居上(里白外黃)的香蕉帝國主義,其狠毒,其無恥,實遠甚于它的前輩的歐美帝國主義。它乘歐戰爆發而侵略中國的行為,也真是匪夷所思。限于篇幅,此篇只能略作交代:歐戰既起,日本乃于八月十五日向中國政府發最后通牒,言明一月之內,德國如不將包括青島在內的膠州灣,全部轉移與日本,日本即將為維護英日同盟之義務而攻占之。說時遲那時快,八月二十三日便對德宣戰,中國雖已宣布中立,日軍兩萬人卻在山東半島北岸的龍口登陸,不顧中國強烈抗議,逕循陸路南下進攻青島。袁政府不得已乃循日俄戰爭時之舊例,劃出濰縣車站以東地區為‘德日交戰區’,以西為中國中立區,要求日軍不得西犯。德人此時雖有意把膠州歸還中國,而日本不允。
    日軍既迫近青島,不顧中國政府不斷的強烈抗議,仍揮軍西進,借口膠濟(青島至濟南)鐵路為中德合資,乃一舉將膠濟路全線占領,并于十月六日侵占濟南車站。不用說把德國雇員拘為俘虜,中國雇員亦全部驅逐,代以日人。同時并將鐵路沿線的礦山企業及膠州的中國海關,均全部占領。袁政府雖不斷抗議,日方均置若罔聞。北京乃訴諸英、美兩強,乞求主持正義。當時秘密往返于英美使館之間者,則為留美返國的顧維鈞博士。顧氏由外交部秘書,提升兼大總統府機要,又兼外交部參事【詳見‘顧維鈞回憶錄’】。此時日本已派有奸細跟蹤,剌探其行動。后來甚至公開要求,不許顧某參加有關中日間的秘密交涉。據顧氏告我(說是在此之前他未向任何人透露過,蓋顧有親英美之名,對英美的絕密聯絡,彼絕不透露絲毫題外之言,所謂off-record conversation也),此時英使朱爾典(Sir John Newell Jordan)為日人在華的行為所傷的腦筋,不在我方之下也。然不顧英、美兩強的合力阻止,日本還是悍然向我秘密提出匪夷所思的‘二十一條要求’。他雖言明,排除親英美的青年顧博士參加密議,最后還是顧某為之泄密,而功敗垂成。至于日本這次天大秘密是怎樣被揭穿了的,顧維鈞先生在半個世紀之后才向我說:‘唐博士,我以前未曾向任何人說過埃’這時我才把這件戲劇性的外交秘密,記入他那不朽的‘顧維鈞回憶錄’。有心的讀者要打破砂鍋,可翻開顧氏自述而細玩之也。今且將二十一條交涉經過約略交代如下:‘二十一條要求’的思想背景簡略言之,日本朝野在歐戰爆發之后,無不認為是實行他們大陸政策,化中國為印度的‘天賜良機’。我們今日試翻當年日本各界對華的言論,幾乎是眾口一辭。上至天皇、元老,和軍部,下及‘黑龍會’里的武士和浪人,思想邏輯都是一致的。他們都認為歐戰爆發后,西方列強無瑕東顧,日本在東方可以為所欲為。但是歐戰終有結束之一日。到時歐戰兩方,不論誰勝誰負,都會重返東亞,對中國繼續其瓜分和掠奪。因此日本在大戰期間,對中國就應加以獨占,迨大戰結束,列強東返時,對日本在中國所造成的既成事實,無法改變,這樣日本在世界上的霸權就前途無限了。這是他們的腹案。
    至于在中國造成個怎么樣的既成事實呢?日本人卻有個很具體的計畫。根據這計畫打算強迫袁政府與日本訂立一個所謂‘國防協約’。按此協約,首先他們就要在‘南滿’和‘東內蒙’,取得確定的統治權。然后大量移民,為千百年擴張之計。對中國本部,他們要取得中央和地方省區的政治、軍事、財政和警政的監護權,化中國為日本的保護國;更具體的則是他們要在中國中南部修其鐵路網,并開發那些開不盡的礦產資源。為防制大戰后東歸的西方列強的回流,他們還要特別要求中國沿海(尤其是福建)的島嶼和港口,不得租借或割讓與日本之外的任何列強。中國如能將福建全省割讓與日本,那就更是十全十美了。【見一九一四年十月二十九日黑龍會所秘密擬訂的‘黑龍會備忘錄’,漢譯全文載上引‘軍閥時代’卷二,頁七七一-七八五。】上述的國防協約,雖只是黑龍會所擬的方案,它和日本軍部所擬的秘密方案,大體上是一致的,不過黑龍會的備忘錄,寫得更為明確,更有條理。其后日本二十一條的具體條文,乃至在一九二七年才被發現,而馳名世界的‘田中義一密奏’(The Secret Tanaka Memorial),其思想體系,和行文體裁,都是前后一致的。后篇中當續敘之。
    但是要使袁政府言聽計從,他們對老袁還要恩威兼施,提出所謂‘引誘條件’和‘威壓條件’。前者包括歸還青島,和助袁鎮壓‘革命黨’和‘宗社黨’;或說服他們向老袁投靠。對袁的威壓條件,則有文有武,有陽謀,也有陰謀。在調兵遣將,海陸同時入侵之外,日本也可大力幫助革命黨、宗社黨,潛返大陸,把中國‘鬧成全國一團混亂’,如此則不怕袁之不從也。【見同上,頁七七八】以上是日本元老重臣、內閣軍部,和黑龍會方向一致的侵華藍圖。那時日本的首相是大隈重信;而收取這些計畫書的關鍵人物,則為外務省的政務局長小池張造。【華語讀者可參閱上引‘軍閥時代’卷二,頁七五一-九一八所收輯的漢譯日檔,凡數十篇。現任臺北黨史會主委老友陳鵬仁教授,和筆者老同學李毓澍教授(已故),所輯尤多,不勝舉也。在拙著計畫中的史料篇中,當盡載之。此處從略。】這次國恥期間,發生一件奇事,亦可略帶一筆。當上述孫、袁蜜月期間,正值沙俄割裂外蒙之時,孫中山先生曾密電袁總統,建議暗聯日本,抵制帝俄,斯時孫公蓋不知有日俄密約之存在也。迨孫、袁因宋案而反目成仇,中山曾分別致書大隈重信及小池張造,乞日本協助討袁。并言明在討袁成功之后,則將來的中國政府,當以滿蒙利益相許。其規模蓋不在后來日本所要求的二十一條之下也。此一密件于二戰之后,始在日本老檔案中發現。史學前輩吳相湘先生愛人以德,為尊者諱,曾指為偽作。然就史論史,實非贗品也。【孫公致大隈函日期為一九一四年五月十一日;致小池函,為一九一五年三月十四日(見日檔原件);吳書把致小池函,筆誤為一九一四年。一年之差,分別就很大了。見吳著「孫逸仙先生傳’下冊,頁一二四三。】二十一條交涉始末日本的擴張主義者,既有上述的侵華腹案,幾經修訂,終于整理成五號二十一條,他們就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一月十八日,由新任駐華公使日置益,特約晉見袁大總統時,親手將此絕密文件,交給袁世凱親收了。其‘五號,二十一條’內容大致如下:第一號,共有四條:要求中國承認,把德國在山東的一切特權,移交日本,并另加其他路礦權利;第二號,共有七條:要求中國承認,日本在南滿和東內蒙的一切路礦和無限制移民等,既有特權,不許列強介入,并延長旅大租期為九十九年;第三號,共有二條:要求中國承認,中日合辦‘漢冶萍公司’,其鄰近礦山等,未經日本政府同意,中國不得自行處理;第四號,只有一條:要求中國承認,所有中國沿岸港灣及島嶼,概不讓與,或租借與他國;第五號,共有七條:要求中國承認,聘用有力日人為中央政、財、軍顧問;日營病院、寺廟、學校,在內地有土地所有權;中日合辦各地警察局;中日合辦中國軍械廠,劃一武器使用;日本享有武昌至九江、至南昌及南昌至杭州、潮州各鐵路之制造權;籌辦或整理福建省內的路、礦、港口、船廠,日本有優先權;日人有在中國布道權。
    【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七九九-八○一;復印自外交部原檔‘中日交涉始末’】這個二十一條要求,中國如果答應了,中國也就變成日本的印度了。如果中國不答應,日本就要海陸并進,一桿到底,中國絕無能力足以反抗;列強,除美國之外,均困于歐戰,無力介入,而美國為顧慮菲律賓之安全,早已拋棄門戶開放之原則,更不愿獨力阻止日本向中國大陸之侵襲。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對此早有心理準備。二十一條要求既經提出,他們就一再警告袁氏(用句前輩帝國主義的老話),中國的選擇只是Bendor Peak(是彎腰,是毀滅,任君選擇可也)。但是這項要求,日本雖強迫袁政府絕對保密,但是袁也知道,中國唯一的自救之道,就是把此項亡國的要求向世界曝光;經過青年顧維鈞化裝走后門,進入北京的英、美使館之后,二十一條在二月中,就變成紐約、倫敦媒體的頭條新聞了。消息一出,舉世嘩然。中華全國乃至全世界的華人社區,也就爆炸了。
    讀者公婆,我們設身處地想想,那時我們如果是在美國大學里讀書,面對這種亡國滅種的風暴,我們在圖書館里還坐得下去嗎?就在這關口,那時在康乃爾大學讀書的中國學生,便嚷嚷不可終日,可是那時也在康大讀書的白面書生胡適,卻寫了一封英文的‘告中國同學書’說,我們主要的任務是讀書,勸大家calm down,不要多管國事。四十多年過去了。我后來與胡老師在哥大談到他這封信,我還向胡老師這個‘低調俱樂部’的老祖宗,確實抗議一番。我說,為抗日救國而廢學、鬧學潮,固于事實無補,但是國家在此存亡絕續的關頭,它那熱血青年的一代,竟能不聲不響,無動于衷,埋頭讀書,則這個民族、這個國家,還是個活的民族、活的國家嗎?胡公亦不禁莞爾稱是。
    歷史家如秉筆直書之,袁政府應付這次危機,還算得體。據日方秘檔所記,在雙方交涉之初,袁即疾言厲色地告訴日使,可讓者自可談判,不可讓者,如第五號諸條,則絕不能讓。在其后歷經四閱月的艱苦談判中,自袁以下,外長陸征祥,次長曹汝霖,駐日公使陸宗輿,在長期交涉中,受盡折磨與屈辱則有之,細查中日檔案,縱是一向有妥協傾向的曹汝霖,日方會談紀錄也說他‘激憤之情溢于言表’、‘情緒頗為激越’云云。【見‘日置駐華公使致加藤外務大臣電,一九一五年五月五日’,載‘北洋軍閥’卷二,頁八○九。】他們底賣國言行,則末嘗有也。
    其尤為難能可貴者,是曾經袁世凱通緝,袁諜日夜跟蹤,懸賞捕殺的國民黨諸元老;黃興、陳炯明、柏文蔚、鈕永建、李烈鈞等在此國亡無日之時,不但不乘袁之危,利用國難,共同倒袁。相反的,他們竟公然呼吁同志,‘暫停革命,一致對日’。黃興在美亦曾致書馮自由請轉勸孫公‘應即放棄討袁工作,免為日本所逞’。這是何等胸襟?讀圣賢書,所為何事?我對中華文明的潛力,每于此時窮處見之也。【見馮自由著「革命逸史’,及吳相湘著前書,四篇,三十三章,第六節】袁世凱后來為搞帝制,而終有遺臭。曹汝霖、陸宗輿在‘五四’時曾為愛國學生追打之對象。我輩治史者何厚于此等問題人物。然是者是之,非者非之,為存信史,是非不可以成見虛構之也。
    總之,經過四閱月之抗爭,如之以排山倒海的國內外的抗日運動,和國際輿論之壓力,二十一條中最兇殘之‘五號七條’,日人終被迫放棄。關于‘第二號,第三條’,日本所要求的無限移民,及日商課稅須得日本領事之同意,‘中國方面絕對不能接受’【見同上】。然在交涉期間,日本已不斷向南滿、華北、長江(共有日本海軍軍艦十一艘溯江而上),及福建沿海增兵。軍事占領,迫于眉睫,而國內軍民各界,和海外華僑,激于義憤,要求政府對日抗戰的電報,如雪片飛來,然袁政府此時是絕無招架之功,更無還手之力。貿貿然作武裝抵抗,那就無異于飛蛾撲火,自取滅亡。
    回憶筆者在讀小學時代,正值‘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海內外各界人士,要求對日抗戰之沸騰情緒,亦正如‘二十一條’之時也。我記得國文老師要我們背誦陳布雷為蔣委員長所撰的‘告國民書’說:‘可戰而不戰,以亡其國,政府之罪也。不可戰而戰,以亡其國,亦政府之罪也。’我們師生在國文班上集體啜泣之往事,至今記憶猶新。我又怎能想到,年近耄耋之時,遠在重洋之外,在陳憲中、姜國鎮、邵子平諸先生領導之下,還要面對聯合國大廈,向來訪的日本首相,含淚大呼:‘日本不賠償,不道歉,我們永不罷休’哉?(在本篇撰寫結論時,于九月二十一日,筆者曾應約輟筆前往聯合國廣場,扛牌游行,要求日本賠償道歉。陳為紐約區保釣領導人;姜為‘紀念南京大屠殺同胞會主席’,二人皆臺籍;姜夫人且為日裔。)事實上袁氏這時所遭遇的困難,也正是二十年后蔣氏所遭遇的困難。強寇入侵,既不能戰,又不能不戰。唯一的辦法,則是既不戰,也不降,來它個無限制的拖延,也就是胡適所說的苦撐待變吧。陸征祥是個慢性而多禮的外交家,每次會議之前,請坐、喝茶就要喝掉幾十分鐘,把日本客人急得半死。再則把會期減少,每周一會;更把會議程序無限拖長,二十一條,多來兮,再一條一條慢慢研究。顧維鈞先生那時是陸外長的助理,在被日本人趕出會場之前,場場參加。顧氏后來對我慢慢道來,繪影繪聲,十分有趣。在我當時撰寫‘顧維鈞回憶錄’時,我也曾把它繪影繪聲的記錄下來。顧氏對我這樣干法,雖頗感意外,卻人為欣賞,并特函哥大當事人,把我大為夸贊一番。誰知后來這些保守學人,為著節省助理費(其實該省而不省的浪費正不知有多少),把顧公和我所認為最精采的部分,都給‘節石掉了。我個人為人作嫁,倒安之若素;顧公竟為之頗感不快。當時我不知也。數十年后,余于哥大所開放之舊檔中,始初知此事,亦為之怏怏也。夫復何言?
    二十一條交涉,就這樣一拖拖了四個月,日本人無可如何,只好自動把條件減輕,以免夜長夢多,引起英、美的阻擾,但是中方還在繼續,請坐、喝茶、研究,還價。弄得日本人實在忍不住了,至五月七日下午三時,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乃親訪多禮的陸外長,向陸親自交上一份‘最后通牒’,同時說明日本駐華陸海軍,已勒韁以待,箭在弦上,勢在必發。中國政府不能再拖了,終于回文‘即行應諾’,便于民國四年(一九一五)五月二十五日,在北京簽訂了城下之盟的中日新約九條,換文十一件;另簽有關解決山東問題的條約一件,換文兩件。這就是有關日本二十一條要求交涉四閱用的全部結果了。【條約原件現存臺北南港近史所,已對外開放。條約全文復印最近版,見上引,‘中外約章匯要’一六八九-一九四九,頁四四○-四四六。】二十一條交涉誤國辱國平議這次袁世凱的二十一條交涉,被后世史家和著作家,說成是袁世凱企圖帝制,投日賣國,不惜接受二十一條要求的總罪證。其實袁世凱又何嘗接受二十一條呢?原要求中的‘五號七條’,就全部被袁政府拒絕了嘛。吾人如把日本提出二十一條的原件,和簽訂后的新約相比,二者有霄壤之別也。當然我們不容否認,這組新約是一部喪權辱國的條約。例如延長旅大租期至九十九年,直至二十一世紀。又默許日人無限制向東北移民等等,都是不可思議的、喪權辱國的。但是這是中央政府在敵國大兵壓境,一拖再拖,不得已的‘城下之盟’嘛。但是中國卻始終沒有變成日本的印度,所以日本雖費盡心機,提出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弄得臭名四溢,后來也只落得個雷聲大、雨點小的收場,為天下笑。他們一不做二不休,直到最近還要強占我們的釣魚臺,并大力引誘曾經參加過日軍的李總統歸隊。【見姜國鎮譯著‘談李登輝與“文藝春秋”的訪問記’,載‘世界周刊’,第七五八期,Sep. 27-Oct. 3,一九九八年紐約版,頁十二-十三。在李總統答覆日本杏林大學教授伊藤潔的訪問中,李總統竟然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政府利用來跟日本要錢的籌碼。我斷不相信李氏此言能代表寶島上兩千一百萬的臺灣同胞。在中國近現代史里,李總統和袁大總統的歷史地位是不可相提并論的了。】在二十一條交涉結束的十六年后,日本還是把我們的東北全部強占了。當時的國民政府在默許了‘滿洲國’的存在之后,還不是要在敵人槍尖之下,不斷的簽其城下之盟,什么‘塘沽協定’(一九三三)、‘何梅協定’(一九三五)、‘秦土協定’(一九三五)?多著呢。二次大戰后,中國變成世界四強之一了,中國還不是把外蒙古斷送了。這記斷送勾當,竊國大盜袁世凱不敢為也;聲名狼藉的北洋軍閥不敢為也。不顧全國民意,而悍然為之者,革命救國的國共兩黨也,……國民黨簽約,共產黨舉雙手贊成,而斷送之也。外蒙獨立,是兩黨為著私利,向俄帝行賄而斷送之也。貧苦的蒙古同胞,何曾受惠?再看那百分之百的中華領土,臺灣漁民自古以來,便賴以養家活口的漁場,東海之上的那個寶島釣魚臺,光榮、偉大、正確的國共兩黨,不是為著私利,又正在加以斷送?臺灣的李總統不也是早就向日本默許了嗎?為此,我們也斷不相信,李氏的心態能代表寶島之上兩千一百萬臺灣同胞也。手握滑鼠,治史者又如何下筆呢?如何下筆呢?
    知恥而無恥的袁世凱
    在二十一條交涉之后,袁世凱于五月八日,在北京政府高級官員全體出席的國務會議上講話,表現得極為沉痛。袁說:(前略)為權衡利害,而至不得已接受日本通牒之要求,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無敵國外患國恒亡,經此大難以后,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畫,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則朱使(英駐華公使朱爾典)所謂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或可尚有希望。若事過境遷,因循忘恥,則不特今日屈服奇恥無報復之時,恐十年以后,中國之危險更甚于今日,亡國之痛,即在目前。我負國民付托之重,決不為亡國之民。但國之興,諸君與有責,國之亡,諸君亦與有責也。【見同上,頁八二一-八二二】袁世凱這番話,痛定思痛,實是發自肺腑的知恥之言。知恥近乎勇,既然知恥,就應該發憤圖強,照自己的誓言做下去,十年之后,和日本‘抬頭相見’。何期袁某血口未干,便把他自己的發憤之言,忘的一干二凈,對富國強兵,一事未做,卻去買龍袍,做皇帝,那就太無恥了。結果時未期年,便以倒行逆施,身死名裂,遺臭后世,讀史者悲之也……。下章再談談他底皇帝夢,為何做得那么窩囊。(一九九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于美國新州)

2013-08-20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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