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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記一失足的帝王夢
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記一失足的帝王夢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記一失足的帝王夢


在本世紀之末,我們平心靜氣,摒除近百年來所積存的成見,并以近十余年來中國和世界近現代史所開放出來的視野與史料,再來回看世紀之初的紛紛擾擾,在比較史學的法則之下,我們難免也有一番覺今是而昨非的檢討。就以袁世凱來說吧,筆者始自孩提,可說就未讀過一本對袁氏有正面評價之書。在超過半個世紀的教學生涯中,我個人對袁氏的議論,也可說是從全盤否定開始的。但是在憂患余生中,歷經國破家亡,家破人亡,和大半生的顛沛流離之后,霜晨月夕,閉目沉思,再佐以讀破千卷史書的分析,余終覺人類也只是脊椎動物之一種,圣賢禽獸之分,那有若斯之絕對哉?從不同角度觀之,禽獸圣賢往往卻適得其反也。天何言哉?
    筆者不學,在史學中與袁某糾纏,所讀不下數百萬言,近年述而作之,蓋亦在十萬以上。袁世凱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呢?語云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將貨比貨,吾為袁世凱悲,亦如余之為汪精衛惜也。二人一為‘能臣’,一為‘才士’,均有足多者。小節出入,縱有可議,皆無傷傳世之名。二人之錯,錯在晚節,錯在一念之間,一失足成千古恨。一為曹操,一為張邦昌,就遺臭萬年了。汪精衛之失足,實由于身邊那個才勝于德,做宰相大夢,而生就漢奸胚子的周佛海,聯合汪氏潑辣褊狹的老婆陳璧君,而拖其下水,有以致之。袁世凱之失足,則由于他身邊,那個才德不稱,也做其宰相大夢,對現代政治知識實無所知而恃才傲物的楊度,聯合袁氏那位渾球‘太子’、欺父誤國的袁克定,把老頭子拖下糞坑,其失足情況,與汪氏如出一轍也……。袁家騮教授向我嘆息,說:‘實在是怪我的大伯父。’袁氏稱帝,克定確是個關鍵人物。克定除私人野心之外,別無足述,而其人又無行。睌年竟以好‘男寵’而破產破家,貧困以終。項城一代梟雄.而敗在這么個敗類的兒子之手,也真是窩囊之極。楊度此人則自高自大,始共和,中帝制,晚年竟然加入了共黨。亦見其為人與思想之反覆無常,而心比天高,囗若懸河,己且不知,何能教人?袁氏為這種ThinkTank所誤,不敗何待?然士君子為政,治國安邦,自應有其立身從政的原則與主見,而曰為小人所誤,終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而已。在一個偉大而復雜的歷史轉型期中,袁公在智才德三方面的主觀條件,與轉型過程中的各種客觀條件,無一相侔,怎能不失敗呢?思之可嘆。?
    古德諾的一陣東風
    上篇已簡略言之,袁世凱斗垮了國民黨之后,改組了官制,修改了約法,重訂了大總統選舉法,把自己推上既可傳子,亦可傳妻的終身大總統之后,事實上已經是一代帝王了。所差者就只是一頂皇冠和一個帝王名號就是了。真是所謂‘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想不到這陣東風,竟從太平洋的彼岸吹來,美國憲法顧問古德諾教授( Professor Frank J. Goodnow, 1859─1939 ),竟適時的提出了一篇‘帝制優于共和’的宏論。這一下好風憑借力,送我上青云,袁總統就真的訂制龍袍、雕嵌寶座,要做起皇帝來了。
    古德諾仁兄是怎么回事呢?古氏那時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法學院長、美國政治學會的創議人、當代世界政治學和行政學的權威,也是現代中國國際法的重要啟蒙導師之一的顧維鈞的博士導師。我國辛亥革命之后,傳統的‘王法’,開始向西方現代的‘民法’轉型,而自己無信心,乃向歐美和日本借才作顧問,便請到了美國的古德諾,和日本的有賀長雄。有賀對西方法學究有多大火候,暫不管他;古德諾倒的確是個權威,在純學理上說,他對這個‘顧問’( advisor )之職,勝任愉快,那是沒得話說的。他是個第一流的政治學博士生的導師,但是做起轉型期中、動亂中國的政治(注意不是政治學)顧問,那就是另一回事了。我國古語說,‘文章不與政事同’,正是這話。他來中國所發生的影響,不在象牙之塔內的‘政治學’,而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實際‘政治斗爭’,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古氏之來華,根據中美官書,是通過‘卡內基萬國和平基金會’( Carnegie Edn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介紹而來的。但是實際介紹人,我懷疑是他在哥大所教過的大弟子顧維鈞(1887─1985)。敲邊鼓的則是顧的莫逆好友王寵惠(1881─1958)。王是民國第一、二、三屆內閣中,耶魯出身的最年輕的外交總長和司法總長,時年才三十掛邊。顧維鈞時任袁世凱的機要秘書,為袁之心腹,才二十五歲。我曾以此事面詢顧氏,他是否是古某的介紹人,顧公微笑不答,但也沒有否認,只說袁做皇帝時,他已在華盛頓做駐美公使了,未用過‘洪憲’年號呢。
    哥大校長巴特勒( Nicholas M. Butler )那時是卡內基基金會的主席。根據哥大所存該基金會的史料,中國政府所想聘請的顧問,要是個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這一點卻把我的老友、衛立煌將軍的東床快婿,和研究古德諾問題最深入的專家──郅玉汝教授弄糊涂掉了。在郅兄看來,要研究制憲,就應向實行憲政最成功的英美學習嘛。為什么向把憲政弄得亂七八糟的法國學習呢?回答這個古怪的問題,所牽涉到的就不是‘政治學’,而是實際的‘政治斗爭’了。?
    不學美國.改學法國
    筆者在前章里就曾提過,辛亥前后革命黨人所追求的原是個‘美國模式’的總統制嘛。但是在孫、袁交遞時,革命黨人(尤其是宋教仁)為怕新總統袁世凱弄權,在‘臨時約法’里,乃把總統制改為內閣制。那時實行內閣制最先進的兩個國家,就只有英法兩國了。但是英國所搞的是‘君主立憲’;法國所搞的則是‘共和立憲’。英國式的‘君主立憲’,原是戊戌變法時,保皇黨康、梁所借用的藍本,不應再用。則革命黨人今日所要學習的就只有個法國式的‘共和立憲’了,所以那時中國政府所要聘請的是一位精通法國憲法的專家了。【參見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第六十八次學術討論會紀錄抽印本,郅玉汝先生主講‘袁世凱的憲法顧問古德諾’,民國六十六年(一九七七)四月二十七日,于臺北國父紀念館,頁一二八。】再者,那時能向國外聘請憲法專家的權在總統府的‘法制局’,而不在‘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先采用總統制,后改內閣制的‘民元約法’,原是宋教仁于一夜之間草擬出來的。宋又是第一任法制局的局長,后雖升任農林總長,他和法制局,乃至國會的憲法起草委員會的關系,仍是剪不斷理還亂的。在二次革命前的孫、袁蜜月期,袁在韜光養晦,蓄勢待發,在實際政務上采取的是低姿態,雇一員外國專家的小事,不在他的傷腦筋之列。所以才有‘自美國大學教員中延聘其精通憲政法例,并專熟法蘭西共和憲法者一員,充任政府法律顧問,并襄辦憲法編定事宜’的安排【見同上影印合約原件】。
    不幸古顧問應聘還未到職,宋氏已遇剌而含恨九泉矣。可是這種錯綜復雜的中國政治,則非來自象牙之塔里的美國書呆子古德諾,所能深入掌握的了。?
    古德諾其人其事
    古德諾出生于紐約市的布魯克林區,年五十四歲,這時在哥大教書已整整的教了三十年。在象牙之塔內,目不窺園;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案前書(那時的哥大校園還是紐約郊區,晨邊高地,森林茂密,狐鹿成群,是個靜修治學的圣地,與今日的嘈雜,迥若霄壤。),古某是個不折不扣的滿腹詩書、胸無城府的夫子,拿了兩萬五千銀元(無稅的年薪),當時的美金一萬三千六百元,其購買力約合今日三十萬美元有奇,加上高車駟馬,婢仆保鑣,真是飛向枝頭作鳳凰,文章有價。他自己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若論專業水平,和職業道德,歷史家秉筆書之,都可說是第一流的。
    古德諾與中國政府簽訂的是三年合約。但是他實際在華服務,卻分成兩段。古氏夫婦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晉見袁總統。然古氏在華全時服務未及一年,便雙喜臨門。美國的約翰霍浦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竟寄來聘書,聘為校長。經商請北京同意,古氏乃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新職。其在華顧問事務,則由卡氏基金會委人代理,仍由古氏遙領之。因此在一九一五年夏季,乘暑假之便,古氏于七月中二度蒞華,為時六周。因此古氏在華全時服務,不過一年半載。不幸的是,這一年半載,卻是中國試行共和政體的關鍵時刻。以古某在學術界的權威地位,他底片言只字,對中國政治所發生的影窨,都是無法估計的了。?
    總統制的辯護士
    上節已言之,古氏于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抵達北京時,正值宋教仁被刺(三月二十日),中山從日本趕回上海(三月二十五日),緊鑼密鼓,督促三省都督起兵討袁;袁亦調大兵南下,志在削藩,南北戰爭,一觸即發之時。更不幸的是,古德諾正是生長于美國南北戰爭中的‘拜拜’。很自然的將美作華,他就站在北方林肯總統的一邊,而視南方所發動的二次獨立為應該被鎮壓的動亂了【見哥大存檔,古致哥大校長巴特勒的多封私函中所表示的態度;上引郅文亦有節錄】。
    再從純學理出發,古氏也認為當時由國民黨議員所控制的國會,抓權太甚,有損于共和政體中‘三權分立’的平衡;因為對當時正在使用中的‘臨時約法’,和正在制定之中的‘天壇憲法’,都是采取法國式的內閣制。古氏不以為然。他認為中國是個大國,亂源甚多,中央行政管理,應該強而有力。因此他也于天壇憲草之外,另替中國擬了一份古氏憲草,主張中國應采取總統制,中國總統在行政權力上,應該超過當時在位的美國總統。
    此一古氏憲草的英文稿,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曾保存有兩套原著。筆者服務哥大期間(一九五二──一九七二),曾不時取出在教室傳觀。今次為撰寫本篇,曾再往原館查閱,其書卡猶存(書號分別為 B342.511 C44及 441)而兩書皆佚。遍詢上下負責人,皆不知所終,為之痛恨不已。所幸此稿約翰霍浦金斯大學尚存有一份;美國國務院外交文書中亦有復印本【見U.S.Dept.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14。pp.42─51。】可供參閱。
    此外,更使他反感的,則是那些在國會之內,担任憲法起草委員的黨人,黨派偏見( partisan )太深,他們不但在憲法上寫定,內閣向眾議院負責(見‘天壇憲法’第八十一條),縱在國會休會期間,他們還要保存個‘國會委員會’,以代行國會職權(第五章各條);對行政部門作常年不斷的監控。這一來不但把‘三權分立制’,變成了一權獨大的‘國會獨裁制’,那個與國會平行的‘大總統’,也就變成個橡皮圖章了。(等于是后來國民黨政權中,汪、蔣合作時期的林主席;和在共產黨政權中作橡皮圖章的人大委員長。)古氏認為這種立法權( Legislative Power ),侵犯行政權( Executive Power )的建制,也是民主政治中史無前例的,和不應該存在的。袁世凱顯然是受古氏評語的影響,在‘天壇憲法’經國會通過后,未出四天,袁氏便于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國民黨,國會也就隨之癱瘓了【參見上引郅玉汝講稿頁三四──一三五】。
    【筆者附注:此事在美國憲法史上,亦數見不鮮。在筆者撰寫本稿期間,一件柯林頓大總統緋聞案,正把美國朝野,弄得天翻地覆。筆者不學,由于個人治學上的興趣,曾把這宗憲法糾紛,從開頭就跟蹤到底。這位生就帥哥而好色的柯大總統,由于行為不端,偷雞摸狗,被國會內的右翼共和黨卯上了。他們借口總統在大陪審團之前說謊和作偽證,犯下憲法規定應受彈劾的重罪,要趕他下臺。其實此案從頭到尾,只是一樁三權分立的政府之內,立法與司法部門勾結,打壓行政部門的無煙內戰。話說從頭,是七十年代水門案之后,國會中人認為總統權力太大,為防制將來的總統再越權,乃撥下鉅額預算,設立一個獨立檢察官,專門監督總統和最高級官員的不法行為……。這就是我們孫文主義里面的監察院,和美國立國哲學‘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實驗主義,也是鄧小平‘黑貓白貓’哲學,在政治上的實際而有效的運用。不幸近二十年來,風向右吹,最高法院、國曾,和獨立檢察官.都被極右翼的保守政客所把持。他們對一個民主黨左翼而有十分民望的總統的社會和外交政策,早就深惡痛絕,而無如之何。正好這位帥哥西門大總統,又好色過度,就被獨立檢察官史達捉了奸。共和黨和它的極右翼聯盟,乃以此為借口,來把這傾向自由主義的總統,斗垮、斗臭。史達的權力,本極有限,要查明享有特權,而夫人又著意維護的好色總統,婚外奸情,原屬不易。誰知這個為極右勢力盤據的最高法院,不顧國家榮辱,和憲政原則,竟與史達通力合作,賦與史達一切權力,把總統奸情,查得須眉畢露;也把自己國家的元首,變成全世界媒體上所共賞的西門慶,成何體統。如今更讓眾院投票政客,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一個美國潘金蓮的褻衣之內,并將這位淫蕩的莫妮卡,捧上千萬富婆的寶座,向全國青年女子散放毒素,也太不成話了……。簡言之,這也是民主國家三權失調的政治斗爭中,走火入魔的怪現象。不過吃一塹,長一智,今后那個獨立檢察官的偌大權力,肯定是不會再有了。這就是美國的立國哲學 Pragmatism (實驗主義)利弊之所在的具體表現。當年在中國大力推薦實驗主義的胡適老師,實未嘗參透也。蓋實驗主義一定要有個有‘定型’的社會文化和政治制度為基礎,始能搞‘一點一滴的改革’。美國今日這個‘獨立檢察官’之存廢,和兩黨在緋聞案中的斗爭,若沒個有定型的法治民主的社會為基礎,那就要像中國的文化大革命,而人頭滾滾了。姑引目前這段時事,來幫助說明,在我國民國初年,民主學步初期,政治轉型過程中,那樁畫虎不成的小插曲。關于近年美國極右翼保守主義之濫觴,及其對美國政治社會之影響,下列論文,頗堪一讀: Andrew Sullivan,“ Going Down Screaming” 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Oct. 11, 1998. pp. 46ff.】長話短說,古德諾在華的一年半載,正值中國政壇,總統制與內閣制爭辯最烈之時;也正是袁總統與國民黨拔刀相見之時,而古教授的適時出現,無意中也就變成總統制最有力的辯護人( defender )。既然代表總統制的是袁大總統,而代表內閣制的是國民黨,在這場南北戰爭中,在國民黨和親國民黨的社團看來,古德諾很自然的便被看成袁世凱的‘魔鬼辯護士’;而在袁氏和親袁的政團里,古氏很自然的也就變成總統派(和后來的帝制派)的最有力的理論‘中堅’。因此在二次革命結束之后,袁氏所推動的一系列的變法改制,如上篇所述的新的‘大總統選舉法’、‘解散國民黨訓令’、‘停止國會議員職權’、‘廢棄天壇憲法’、‘增修臨時約法’、‘頒布新約法’、‘實行一院制’、‘廢除內閣制’和‘總統世襲制’等獨裁政策的推動,古氏的理論,縱無決定性的影響,至少也是被袁派引為借口的,尤其是一院制‘新約法’的頒布,古氏且以吾道得行,引以為慰呢。【古氏于一九一四年八月返美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新職,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曾出席在紐約舉行的政治學會年會,作主題演說( Keynote speech )時,即以當時的中國的憲政改革為題,對‘中華民國約法’(新約法)推崇備至。漢譯講辭全文見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三九─九四五,原存顧維均私檔;英文原稿見美國政治科學院所發行一九一四年年刊;摘要見十一月二十日,紐約時報: Dr. Goodnow Speaks on Birth of Chinese Republic at Dinner of Academy of Political Science.)雖然古某也一再堅持,他對中國國體和政體的建議( advice ),是從純學理的立場出發的,但是總統派(和后來的帝制派)則對他的‘純學理’毫無興趣。他們所需要的只是古顧問對‘總統制’和‘中央集權制’的大力宣傳。為將來實行帝制鋪路,使這位來自美國的權威教授,變成中國未來皇帝的‘御用文人’,而古氏由于初臨東土,對詭譎的中國政壇,毫無認識,乃被無辜的卷入中國的臭醬缸,作帝制派的替罪羔羊,幾至不能自拔。其被栽贓,栽得最慘,而百口莫辯的,則是他那篇著名的所謂‘帝制優于共和論’了。?
    ‘帝制乎?共和乎?’的英文原著
    原來當古德諾于一九一五年七月第二次來華時,正值中日二十一條交涉完全結束,袁政府大難不死,外患稍紓,喘息方定,乃又回頭為內政國體,重作舊夢。當初曾力主中央集權的古德諾顧問,既然適時歸來,袁大總統乃紆尊降貴,請古顧問就以評議‘天壇憲法’為題,就世界各國現時所采行的國體,一評共和政體與帝制政體之優劣,以為袁氏本人,以及中國推行憲政前途之參考。這本是古某在二次來華之前早有心理準備的暑期作業,萬里歸來,所為何事?因此乃盡展所學,為袁總統上了一篇萬言條陳,以報知遇。古氏這件備忘錄是專為雇主袁大總統撰寫的‘密件’,以供袁氏個人參考的。不意此文后來竟為袁黨漢譯為‘共和與君主論’,文中并強調‘君主制優于共和制’,發交華文媒體廣為宣傳,它就變成楊度等人所組織的推行帝制的‘籌安會’的圣經了。后來袁氏帝制不成,身敗名裂而死,遺臭后世。古氏因之也頗蒙惡名,有人甚至懷疑他受賄執筆,使古老頭跳到黃河洗不凊,他本來在美國政壇也是宦途似錦,竟因此一敗筆,而前功盡棄。原來在古氏出任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校長之時,聲望之隆,原不在普林斯頓大學校長威爾遜之下,共和黨固有意提名古德諾為總統候選人,與威爾遜一爭高下也。不幸古校長竟因‘助袁稱帝’之嫌疑被黜,使他合恨終生,也真是無妄之災。
    筆者抗戰期間在重慶讀大學之時,即頗思一讀古德諾‘共和與君主論’之原著,以見其真相。無奈戰時大后方無此治學條件,未能如愿。戰后留學來美,曾在古氏寄存于哥倫比亞大學之私檔中細索之,還是一無所獲,約翰霍浦金斯大學所存古氏遺文中,此件亦無蹤影。真是踏破鐵鞋,所幸上引美國國務院舊檔中卻有一復印本【見上引 Foreign Relations, 1915.pp,53─58】與原漢譯本互校之,頗開茅塞也。【中文謖稿原載一九一五年九月全國請愿聯合會編,‘君憲實錄’。上引‘北洋軍閥’卷二,頁九四六─九五一,和上引郅玉汝講辭,均收為附錄,可供參考。北京第一歷史檔案館應存有原件也。】承繼式的寡頭制,優于非承繼式寡頭制古德諾這篇論文,在近代革命史家的詛咒中,不用說是反動透頂了。縱是在開明史家,如不才的老友李新、李宗一(已故)兩教授筆下,也是篇大大的‘謬論’【見李新、李宗一主編,‘中華民國史’第二編,第一卷下,一九八七年,北京中華書局版,頁五七一,末段】。其實從法理、學理和史實的角度來看,古老頭這篇‘謬論’,還不算太‘謬’。他的謬,是謬在他老學究的政治天真( political naivety )……。他不該在那個緊要關口,寫那篇助紂為虐的文章。學術雖是中立的,但在那個沒有中立地區存在的是非時刻、是非之地,客觀是非的標準就不存在了。我們今日如重覽斯文,把它當作一篇‘史論’來讀,覺得他也頗能言之成理嘛。
    提要而言之,則是古某認為各種政體制度本身,如帝制也,共和也,固無絕對優劣之可言。其所異者端在其采用之各族群國家是否能適用之也。即以共和政體( Republicanism )來說吧,百余年來之大國,行之最有效者。實只美法二國而已。美國立國之初,其志只在獨立,本無一定實行共和政體之初衷也。只以移民海外,僑民之間獨缺有統治歷史與訓練之皇族。加以開國諸賢均頗有老英倫議會政治之素養,更以開國元勛之華盛頓未嘗生子.縱接受黃袍加身,登基為北美王國之喬治一世,亦無美王喬治二世可傳。故堅守共和政體為立國之本者,偶然固大于必然也。加以北美地廣人稀,生活條件優厚,教育發達,民智大開,人民視參政為義務,以故共和政體竟能一成不變,浸為民主大國,適者生存故也。非共和之優于君主也。
    再看法國:法國革命(一七八九)直承美國革命(一七七六──一七八四)之余波,原亦醉心于自由民主,然法國無議會政治之傳統,人民對共和政體殊難‘適應’,亦可說共和政體不適合法國國情也。以故時不旋踵,革命將領之拿破侖遂加冕稱帝矣。其后帝制獨裁更翻擾攘,至一八四八年革命再起,建立第二共和,旋因人民自治能力不足,原革命將領、老拿破侖之侄,竟背叛共和,恢復帝制。直至一八七○年之普法戰爭,首都巴黎陷敵,帝國崩潰,法人乃建立第三共和以迄于今。固知法國人民在共和學步中,三起三落,實未能一蹴而幾也。
    其后拉丁美洲之西葡兩國殖民地,由于擺脫兩國之統治而次第獨立,因受美法共和政體之影響,乃相率建立墨西哥、阿根廷、秘魯、巴西諸共和國。然南美諸國缺乏美法兩國的文化教育,和社會經濟等共和政體所必需的條件,因此畫虎不成,共和政體竟相率變成寡頭獨裁政權。然各獨裁政權,如有深具統治能力之強人統治,有時雖亦可相安數年至數十年之久,然若斯強人一旦老邁或死亡,因無固定繼承人,則往往群雄并起,爭奪政權,就弄得全國大亂,民無噍類矣。古氏且特別舉出墨西哥的獨裁者爹亞氏( porfirioDiza )為例。爹總統統治墨西哥逾三十年(一八七六─一九一○)。最初亦能相安無事。然在爹氏日益老邁昏聵之時,由于沒個法定繼承人,而弄得群雄并起,一國之內總統五人,墨西哥就不成個國家了。所以古老說,一個國家如果搞共和政體畫虎不成,與其落得個個人獨裁的寡頭政權,倒不如干脆實行帝王專政之為愈也。因為搞帝王專政,它還有個老香火、老法統可依法行事。老王晏駕,自有小王按老法統,和平接班;不像個人專制的寡頭政權,一旦老寡頭死了,眾多小寡頭,必需大打出手才能接班也。【筆者按:不信試看二戰前后的極權國家的表現:列寧死后的斯大林和托洛斯基:孫中山死后的汪、蔣;斯大林死后的馬林可夫、貝利亞,和赫魯雪夫;毛澤東生前死后的劉少奇、林彪、四人幫和凡是派;鄧小平生前死后的胡耀邦、趙紫陽和江澤民……】所以古老頭說與其畫虎不成搞假共和,倒不如干脆開倒車,搞真帝制。因為承繼式的寡頭政治( Hereditary Autocracy帝王專制),實遠比非承繼式的寡頭政治( Non─Hereditary Autocracy個人獨裁制)要高明多多也。?
    英國由共和復辟帝制
    古教授為此曾舉出個英國歷史上的實例:搞廢除帝制、建立民國,英國佬實在是天下第一。遠在十七世紀中葉,英國就發生過一次‘辛亥革命’。那位領導武裝斗爭的英國黎元洪,名字叫克倫威爾( Oliver Cromwell, 1599─1658)。克倫威爾的革命軍不但一舉把英王查理一世‘廢’掉了。他們還把他皇上拖出加以公審、定罪,然后砍頭。砍掉國王腦袋之后,他們就建立大英共和國,并公舉克倫威爾做大英共和國的總統,那時的正式名稱叫做‘監國’( Protector )。克倫威爾在大英共和國里當了九年總統(一六四九──一六五八),年老多病要死了,卻沒個接班人。克老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民選的總統。總統死了,如何接班,歷史上卻找不到例子。克監國因而想向蔣老總統或金日成大統領學習,來扶植自己的兒子力次爾( Richard Cromwell, 1626─1712,譯名用民初原譯)做繼任小總統,誰知力次爾做不了蔣經國,大英共和國也不是臺灣,小克阿斗還未上位便被轟下來了。但是偉大的英國不能一日無主呀。國會內的老議員們,認為共和不合大英國情,還是‘復辟’的好。國會提議,全國同聲說好,他們乃把廢太子找回來做英王查理二世( King CharlesⅡ, 1630─1659─1685)。大英共和國,也就再度變成大英帝國了,以迄于今。目前這位戴安娜的前夫,如能進德修業,不久他可能又要做‘英王查理’了。帝制的英國那里就不如共和的墨西哥呢?所以古教授說,帝制共和原是半斤八兩,沒啥軒輊,各有所適罷了。按目前中國的教育、文化,和政治、社會各種條件,應該以君主立憲為宜。若行共和政體,則應加重行政部門的權力。立法部門應以像現代前期英國的一院制,和限制代表制(limited representation)為宜,因為中國目前尚無進行普選的條件也。國會議員應由可選代表的少數‘儒士’和商界團體中選舉之。
    以上是筆者在細讀古著各篇之后,深覺古氏亦有其語重心長之處,不可以人廢言,因而斗膽為之縮寫個節略( abstract ),以就正于嚴肅的讀者。古氏之缺點是他以一個單純的西方政治學者,從純學理的角度對東方政制大膽發言。古氏對中國近代政治史,毫無所窺。他不知道,民國之所以能順利建立,實在是中國試行君主立憲(戊戌變法)而徹底失敗的結果。如今改道試行共和,也只是困難重重,并沒有徹底失敗。此時要舍‘辛亥’,而返‘戊戌’,豈非庸人自擾?
    縱使如此,讀者朋友們,我們今日如試一回看過去八十年的世界各國,尤其是我們自己的貴國,在袁、孫、蔣、毛、鄧、江諸大民族英雄領導之下,政治發展的史實,我們也不能不拍案驚奇,這位美國的古老頭,實在也是個能寫‘推背圖’的預言家呢。所以筆者說他這篇文章,本身并無大疵,只是他寫在那個微妙時代,就會被帝制派利用和曲解罷了。楊度在職業道德上有虧的地方,便是他為著自己的政治目的,而故意曲解古氏之文。古德諾分明說的是,共和帝制各有所適,到楊度筆下就被絕對化而變成‘共和不如帝制’了。這是楊度這個政客下流的地方。
    不過古氏對袁總統作上述分析時,他也保留個但書:那就是這個反轉型(從個人獨裁,立正向后轉,再來搞帝王專制)必須:(一)要全民認可,不得稍有反對的動亂出現;(二)列強,尤其是日本,對中國的反轉型沒異議;(三)要落實真正君主立憲的具體計畫。三者缺一不可也。至于這三點,中國是否做得到,則非他這個老外之所知矣。換言之,解決中國問題,還得靠中國人自己去自求多福也。他只是講一點海闊天空的政治理論罷了。?
    ‘籌安會’是個什么東西?
    古氏之言雖是一篇理論性的空話,可是早已蓄勢待發的楊度等帝制派政客們,卻撿到雞毛當令箭,就乘勢拉開幃幕,正式搞起公開的帝制運動來了。那個全部負責推動帝制運動的‘籌安會’表面上是一九一五年八月十四日,由楊度等六個文人發起組織的,事實是其來有自。上篇曾提過,袁世凱在改變民國官制時,司馬眧之心,固已路人皆見。而楊度等帝制派人物動念之時,似亦不在袁氏之后。袁氏之行為,甚或即出諸楊度等政客之策畫也。
    根據史料推測,我們大致可說,袁楊的勾結或在二次革命期中也。其后縱在對日二十一條交涉最緊張的高潮期,他們也沒有停止活動。楊撰‘君憲救國論’就是在一九一五年四月中旬執筆的,此篇顯然是出于帝制派之集體策動,甚或出于袁之授意,時在古德諾的‘共和與君主論’出現的三個月之前也(古文撰于七月底)。袁氏批閱楊文之后,大為欣賞,乃援筆親書‘曠代逸才’的條幅并制成金匾以寵之。那時中國的崇洋的風氣極重,他二人可能自覺楊度的學術分量不夠,近地胡椒不辣,美國和尚好念經,古德諾又自視甚高而不知牌底,才決定利用古德諾。君子可以欺以其方。古氏在袁總統禮賢下士的恭請之下,天真的( naively )大掉其書袋,就上當了。本是象牙塔中人,要不甘寂寞下海從政,可不慎哉?其實當時替帝制派捧場的‘遠地和尚’,不只古德諾一人也。那位日本政治顧問有賀長雄的作風就更是肉麻了。他不但甘愿作袁氏的蘇秦、張儀,到日本去替帝制派活動,他甚至對袁皇上自稱‘外臣’呢。(見一九五四年臺灣版,‘袁世凱竊國記’,頁二三八)古德諾啞巴吃黃連但是袁、楊二人,和他們所領導的帝制派密謀,可能為突發的日俄侵華的國難所阻,而遲遲未敢公開。等到兩難同紓(中日二十一條簽字于五月二十五日;中俄恰克圖條約則簽字于六月七日)之后,適值古氏返華。袁世凱不問蒼生問鬼神,竟要求古顧問寫一篇比較共和君主兩制,孰優孰劣的政治論文,其蛛絲馬跡,就不難細尋了。古氏二次來華為時不過六周,竟被逼唱出若斯之重頭大戲,吾斷其絕非偶然也。
    古氏宏文一出,他們就揭開面紗,公開大搞其帝制運動了。因此從表面上看來,他們組織籌安會底靈感是由古德諾啟發的。古氏又豈是笨人。他不甘心為帝制派所利用,得訊之后,他一面于八月十七日招待中外記者,說明真相;另外取得袁氏批準,隨即在‘京報’的英文版( Peking Gazetta )上披露其原文,以正視聽。但是帝制派利用古德諾來祭旗,以發動帝制運動的目的已達。‘君憲優于共和’的囗號已傳遍全國。古德諾這個洋顧問,再怎樣招待洋記者,來痛加批駁,也是枉然。加以約翰霍浦金斯大學開學了,古校長于月底匆忙離華返校,人去樓空,楊度(別署‘虎公’)就變成古顧問‘君憲救國’的代言人了。
    【筆者附注:古德諾在離華之前與中國帝制派這段筆墨官司,原是當時中西文媒體的頭條新聞,可是八九十年之后,原載報刊多已斷爛,上窮碧落下黃泉,尋覓不易。所幸老古是美國名人,其時美國駐華使領館,對他都十分注意。對華府國務院也密報至詳。這些檔卷今日仍保存完好,足堪檢閱,嚴肅讀者可參閱美使館代辦馬慕瑞(J. V. A. MacMurray )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發至華府國務院之七四七號密報,及其他附件,復印于上引一九一五年Foreign Relations( China ),pp.48─53.】帝制運動的暴風雨籌安會之正式掛牌出現是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八月二十三日。隨即發布啟事,在全國征求會員,并宣布‘宗旨’說只是研究君主國體與民主國體,何者更適于中國之國情。專談學理之是非,‘此外各事概不涉及’。最早露面的籌安會成員只有六人,被帝制派媒體,甚至一般與帝制派無關的時論家,都譽之為‘籌安會六君子’。六人公推楊度、孫毓筠為正副理事長。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為理事,楊度的‘君憲救國論’也于八月二十六日正式見報。上節已提過,楊在此文中把古德諾的理論加以絕對化,古氏但言君主民治各有所適,楊則絕對化之為‘君主優于民主’,并強調共和不適合中國國情,君主立憲實為將來中華國體唯一之選擇云云。不過籌安會也把古氏原文譯漢發表,未加刪節。?
    六君子還是六小人?
    ‘六君子’,在傳統中國歷史上,原和‘七賢’、‘八駿’一樣,是對一般朝士,尤其是關心國事民瘼、守正不阿,而學養超越的文職官吏,作正面評價的褒揚頌善之辭(其反面便是什么‘三害、五虎’和什么‘四大不要臉’了)。吾人如試一翻查辭書就知道,宋朝的政治冤獄里,就出過兩造可敬的‘六君子’。明朝為反對宦官魏忠賢,而橫遭迫害的也是以左光斗等‘六君子’,最為知名的。不用說在晚清戊戌政變時,為國人一致崇拜的譚嗣同等‘六君子’,就更是無人不知了。但是目前組織籌安會的楊度等六位仁兄,夠不夠資格,也頂個‘六君子’之名呢?吾人如丟開這個籌安會的負面組織不談,就人論人而月旦之,則楊度這個六人幫,自我貼金或他人捧場為帝制派六君子,也不算太過分。因為那時對共和政體失望。認為民國不如大清者,社會上正隨處皆有。李宗仁將軍當年便一再向我說,他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見朝野一片朝氣: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則朝氣全失。全國上下但覺一片腐爛敗壞。李公每每向我嘆息說:‘你說奇怪不奇怪呢?奇怪不奇怪呢?’【見‘李宗仁回憶錄’第五章一節,末段】回憶不多年前,筆者訪臺時,在中央圖書館拜晤蔣復璁先生,是時正值媒體報導一樁亂倫案。蔣公閱報氣憤不已。告我說,他幼年在故鄉時,社會上發生一樁兒子打媽媽事件。其結果是本縣知事丟官,知府降級。再嚴重一點,縣城府城的‘城墻垛’都要削平,科舉停考,以示這是全縣全府之恥。蔣公也一再嘆息說:‘那像臺灣現在風氣這樣敗壞?那像現在風氣這樣敗壞?’民國為何不如大清?
    其實像筆者這輩轉型期老人,所聽到類似的‘今不如古’和‘一代不如一代’的嘆息,正是千千萬萬。上舉李、蔣二公之言,冰山之一角耳。余有一頗忠于共產主義的沙坪壩老同學,自北京來向我嘆息說:‘當年進中央大學是我自己考的埃’據她說毛主席治下的名大學,高干子弟是可以隨便進出的。這在當年大陸上便是個有趣的問題,叫做:‘為什么國民黨做到,我們(共產黨)做不到?’其實早年大清帝國做得到的(如地方政府中的‘迥避制’),而國民黨做不到的也正可舉之不盡呢。何足怪哉?
    這一古怪現象,朋友,就是筆者所一再強調的所謂轉型期特征了。我們中國,不論怎樣,總是個有數千年傳統的文明大國,更是東方文明的主流,縱是一貫被現代革命黨人所詛咒的文化糟粕,所謂封建帝制,也未必全是垃圾。一個曾經數千年不斷改革修正的政治社會體制( socio─political entity ),不可能一無是處,他老人家在抵擋不了西方文明的挑戰( challenge )而逐漸崩潰之時,斷壁頹垣之下往往也有些珠寶黃金,和名人字畫,不可玉石皆焚。不幸的是,我們老一代的革命家,都是‘一次革命論者’,一旦把這些斷壁頹垣摧毀之后,都信心十足,甚至驕橫萬狀(事實上國共兩黨都是一樣的),以為一座合乎他們理想的西式摩天大樓,立刻就可聳入云霄。結果往往適得其反,新居未建,而故居已拆,群眾露宿街頭,餓殍載道,癘疫橫行,如此則受害群眾就要抱怨今不如古,民國不如大凊了。豈然哉?豈不然哉?
    全民受苦受難百余年了,吾人今日回看,固知一個新的政治社會體制之建立,除舊布新,完成一個適合自己的定型,不斷改進實踐,非兩三百年不為功,哪可一蹴而幾。這就是筆者所要說的歷史三峽了。三峽過盡,實驗告終;國有定型,民有共識,始可重享太平也。明乎此,我們就可以了解民國初年那些要幫袁世凱做皇帝的‘封建殘余’,居然能以‘六君子’頭銜,來招搖過市,實在是也有他們的群眾基礎,和實際需要的。只是‘人間無水不東流’,中國近現代史之走向‘共和政體’的‘民治時代’,已經是個改變不了的‘客觀實在’,是不能掉頭的。民國搞得再糟,歷史方向是無法改變的,這場陣痛是避免不了的,‘民治時代’這個嬰兒,遲早是要出生的,只是‘六君子’者流,為時過早,見不及此,誤以為民國永遠不如大清,而要恢復帝制,那就大錯特錯了。?
    ‘六君子’解剖
    楊度(一八七五──一九三一)此人,若論‘現代學識’,由于時代設限,原是個二百五,但其人品瀟灑,智商甚高,在辛亥前留日時,即頗有才名,也是個極孚眾望的學生領袖。與黃興等兩湖革命青年交往彌深;中山亦甚為器重。他雖薄革命而不為,革命人士也尊重其選擇,對他既不相強,亦不敵視,二次革命后,他投入袁氏陣營,主張帝制,雖不無宰相野心,也不是全屬投機而毫無個人之政治信念也。楊氏晚年(死前二年,一九二九)居然經周恩來之介紹,加入第三國際為共產黨,亦不能以投機目之。因中共此時在四處喊打聲中,已躲入地下,實在無機可投也。楊氏為一轉型期的有心之士也,可能在帝制途中發現自己錯誤之后,一朝頓悟,又覺得共產主義才是救國之道也。在歷史三峽激流之中,看不出歷史的方向而隨波逐流者,又豈止于楊度這個活動分子哉?時代使然也。
    至于孫毓筠、李燮和、胡瑛則原是同盟會骨干,辛亥前后為共和革命而擁戴孫公,沖鋒陷陣,亦嘗出生入死。如今搖身一變,擁袁稱帝,可能也是對共和政體失望,窮而思變的結果。革命陣營中之中庸黨人,亦未嘗疾言厲色,目之為‘反骨仔’也。若論嚴復與劉師培,那時更是當時學界的泰山北斗,望重士林。嚴復為民國時代第一任之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胡適之之前輩也。他在學術界的地位,筆者所論已多,在今后文化篇中,仍當續論之。其影響實未可卒測也。有人曾說,嚴本無心佐袁稱帝,渠之列名籌安會為楊度肆意為之,初未獲嚴之首肯。然嚴對帝制說初無反感,則可定論。否則帝制失敗后,嚴亦不會躲入租界以策安全也。
    劉師培更是國學泰斗,與太炎齊名,黃侃之業師也。早年留學日本時,曾加入同盟會,回國后曾為端方的幕僚,然未廢所學也。劉師培(一名光漢)為辛亥革命動亂期中,臨時大總統孫文曾通令全軍,一致護衛的國家級之國學大師也。若說這些人都是為著個人利祿來擁袁稱帝,終難令人心服口服也。相反的,袁本對做皇帝沒信心,且曾一再表白無稱帝野心,然袁某最后還是購買龍袍違誓下海者,可能也是受了嚴復、劉師培等一級的文化大師們,參加勸進的影響。據袁的心腹傳言,袁聞嚴復亦參加籌安會表示極為歡悅云云。【見上引李新書,頁五七一,轉引自‘嚴幾道與熊純如書札節抄’,載‘學衡’十期】朋友,人總是人嘛。‘做皇帝’何人不想?老兄,坦白點。你不想?我不想?你我都想,那只好去煮黃粱作夢。但是已在做皇帝邊緣的人物,他們的想與不想,就在一念之間了。?
    又想、又怕,又默認、又否認
    袁之稱帝雖早有此心,已如上節所述。但是袁世凱也是個最成熟的政客。‘做皇帝’的誘惑力雖大,為個人利害著想,事到臨頭,權衡輕重,他也既想著,又怕著。當他的第一號心腹愛將、時任江蘇將軍的馮國璋于年六月二十二日覲見袁氏,問及帝制計畫時,袁說:‘我絕對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承繼大業?你盡管放心。’【筆者附注:袁世凱對馮國璋所說的這段名言,傳世版本甚多,也略有異辭。拙篇所引出自比較更接近原文的張國淦版本。張是直接得自徐世昌口述,徐是袁世凱的總角之交,做皇帝時的不臣之臣,故較為可信也。見張國淦遺稿‘洪憲遺聞’,復印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第一輯,一九八六年,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頁,一三六。以下簡稱‘文史資料’;關于袁家祖先活不到六十歲的故事,請參閱‘晚清七十年’,卷五,有關袁家各章。】袁氏這番話說得近情入理,老馮也信以為真,因此替上司也到處辟謠,說袁總統絕不會做皇帝。袁也曾對徐世昌說過,若有人要陷他于不義,要逼他做皇帝,他就要避往倫敦去做寓公,不問國事。并說他有個兒子在倫敦留學。他已囑其略購薄產,以便退休老人遁世隱居,云云。余曾翻閱當時的美國外交密檔,竟也發現美國駐華使領館,也據之以向華府密報,袁如易共和為君主,中國國內力無足與其抗衡者。然據馮國璋將軍所述,以及各方情報的分析,袁總統似無稱帝之心也。誰知袁某血口未干,他底帝制行為卻一天天地成為事實,這不僅使華府洋人自嘆情報不確;馮國璋也大為生氣。他自認是老袁的頭號心腹,他的老婆都是袁氏所介紹的袁家的家庭教師。他兩家親如骨肉,而袁氏卻對他作如此欺騙。是可忍,孰不可忍呢?其實吾人如以行為科學的法則來加以分析,這現象只是袁世凱的矛盾思想,所反映出來的矛盾行為。不是單純的欺騙行為也。‘做皇帝’是何等大事!袁氏面臨這個‘做不做皇帝’的重大抉擇,他原是又想著,又怕著嘛。因此他對縱是最心腹干部的表態,也是一邊默認,一邊否認的。有人固以袁公為偽君子也,默認是真,否認是假。其實兩面都是真實的現象……。朋友,他老人家,原來就是又想著,又怕著嘛。所以才表現出又默認、又否認的矛盾行為。不知如何是好嘛。朋友,做皇帝是搞著玩的?真是愁煞人,天不管。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試問袁公何所喜?他喜的是,帝制運動于一九一五年八月,在籌安會策動之下,未幾即全國風行,如野火燎原,一發難收。籌安會的原始計畫是,直接發電各省將軍及巡按使,并通函各部院司長以上官員,附寄古德諾論文,及入會志愿書,和對國體問題的投票紙,請覆文者書明贊成改制與否,并請中央各官府,及各省區選派代表,齊集北京開會,共決大計。果然各省區、各官府寄覆函電,直如雪片飛來。首先是中央政府上下,文武官員,及畿輔軍警數千人集會、表態、勸進。中央大員中除黎元洪、段祺瑞、徐世昌、張謇等少數略表消極之外,其他如楊士琦、梁士詒、陸征祥、章宗祥、周自齊、朱啟鈐等等,都爭先恐后,排班勸進。反對者簡直寥若晨星。
    至于省區和地方藩鎮,除馮國璋、張勛等二三人略表達遲疑之外,時未經旬(九月二日之前),已有方面大員段芝貴、龍濟光、張作霖、趙倜、靳云鵬、倪嗣沖、陳宧、唐繼堯、湯薌銘、閻錫山、張懷芝等等,所謂‘十九將軍聯名勸進’的通電。聲勢奪人。
    民間團體的勸進電報,那就更是更仆難數了。且有未收函電之各地商會工會等亦王動申請入會,并派員來京,共襄盛舉。楊度等初意本是等各省代表蒞京之后,即開會表決改變國體,呈請政府施行。甚至即時黃袍加身,擁戴袁氏立登大寶。然籌安會原自詡為民間組織,如此行動于法何據?不得已乃改采‘國民會議’形式,由各省區各團體指派代表來京,組織國民會議,決定改變國體,呈請參政院代立法院采納執行。然國民會議組織需時,而參政院于九月一日例會在即,勢難配合。籌安會諸公乃再度變通辦法,以‘公民請愿團’之方式行之,而各省各界之公民代表,即由各省旅京人士就近選任。蓋各省旅京人士多為各該省區頭面人物,與母省區各界接觸既廣,代表性亦大也。這一來,果然問題解決,盜鈴掩耳,皆大歡喜。自此公民請愿團之組織,直如雨后春筍,連人力車夫請愿團、乞丐請愿團、婦女請愿團,乃至妓女請愿團,均紛然雜陳。一致向參政院代立法院‘請愿’國體改制,由共和改君主,并擁戴袁大總統為‘中華帝國皇帝’。參政院所收請愿書既然盈箱累篋,乃票決組織‘國民會議’,以順從民意,而帝制派又深恐曠日持久,諸多不便,乃由‘財神’梁士詒撥款補貼,建議組織全國各界‘請愿聯合會’以代之。梁之建議,的是神來之筆,自此籌安會歷史任務已了,乃于十月中旬易名為‘憲政協進會’,漸次隱沒,退出歷史。請愿改制的天降大任遂由經費充足、人才鼎盛的‘全國請愿聯合會’一肩挑之矣。【參見高勞著「帝制運動始末記’,及黃毅著「袁氏盜國記’,選載于‘北洋軍閥’卷二,頁九二二、九七五】國民代表大會的推戴鬧劇歷史家于世紀末,秉筆書之,自難免感嘆上述的傳奇,實在是一場丑劇、鬧劇,和悲劇。但八十年后回看這段三峽之中,浪打船翻,其丑、其鬧、其悲,不更有甚于此者乎?謹與賢明讀者共嘆一囗氣,這原是我們社會文化轉型期中,避免不了的歷史傷痕嘛。在轉型期中的中國,國無定型,民無共識,政無法統。在無法無天的狀態之下,一個泱泱然有五千年文化傳統的文明古國,往往就被屈指可數的一小撮政客和軍頭弄得河翻魚亂、民不聊生。而這些興風作浪的軍人和政客,往往也都是一些能力非凡的領袖之才。在一個有制度、上軌道的國度里,他們往往都是些了不起的建國治世、各方面的領袖,但是在一個無法無天的社會里,他們就是害群之馬了。
    就以上述這個帝制運動來說吧,那就是一個自作聰明、投機而不安分的心政客楊度,組織了一個六人幫的小政客集團,以迎合一個特大政客袁世凱的意志,庸人自擾、自以為是的干起來的。他們原是一批了不起的人才,時未經月,便把個帝制運動在四海之內弄得風起云涌。號稱會員萬人,分會遍及全國,但籌安會卻自始至終未開過一次大小會議。一切會務皆由楊度等三數政客,秉承袁氏意旨而操縱之。迨運動已變成一時氣候,參政院中其他政客亦急欲染指,乃一變而為‘全國請愿聯合會’,原先之六君子,乃擴大為‘十三太保’。然‘請愿’團體究不能改變‘國體’,乃承旨組織‘國民會議’,再躍而為‘國民代表大會’,由各省區、各行業分別選出‘國大代表’,舉行國民代表大會以投票決定,改變共和國體為君主立憲。旋又以國民代表大會召集需時,再簡化為各地區國大代表就地投票,以決定國體。如此這般,各省區,各行業(包括‘碩學通儒’)竟于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旬,投票完畢,全體國代凡一千九百九十三人,共投同等票數,‘一致贊成(改變共和)為君主立憲國體’。據此,十二月十一日,參政院由副院長汪大燮領銜,三呼萬歲,向袁大總統恭上‘推戴書’,推戴袁某為中華帝國皇帝,并乞順天應民,早登大位,以定國基。帝制派經過三個多月的瘋狂努力,至此算是大功告成了。
    【有關袁世凱帝制運動的直接和間接的史料是說不盡的。最近出版而比較全面的選輯可參閱上引‘北洋軍閥’卷二,丁,‘袁世凱統治的垮臺’,頁九一九──一三四九;戊,袁世凱公牘選編(一九一二──一九一四),頁一三五○──一四○○。】梁啟超、蔡鍔與袁世凱上述故事全屬推戴者的花樣,但是被推戴者的暗室作業,又是怎么回事呢?上節已提過,袁世凱對做皇帝的興趣自始就非常濃厚;但是茲事體大,他又是個政壇老狐貍,經驗豐富,知道后果嚴重,不敢輕試。因此對做皇帝這套玩藝兒,心理上既想之,又怕之。掉句古書,那就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懼’。上節已略有交代,他喜的是承旨者多,兒孫滿堂,如今帝制運動風起云涌,黃袍加身在指顧之間。一個三十年前的落第秀才,竟有今日,安得不喜?此人之常情也。但袁氏畢竟是個經驗豐富的老官僚,他內心怕怕,實與喜悅同深。
    袁公又怕些什么呢?須知袁總統原是毛主席的前輩,也是個槍桿出政權主義者。他第一怕的是他自己的槍桿靠不住,袁的江山是槍桿打下的。當年幫他打天下的功臣段祺瑞、馮國璋、張勛等人如今都自成方面。仰望黃袍,各有私心。慢說他想做皇帝,就是維持個總統大位,也要時時看他們臉色。筆者在清末諸篇就已交代過,袁的北洋軍系統,一向是不用留日學生的。如今北洋系本身已漸感尾大不掉,他想另組‘模范團’作第二‘小站’,來改造北洋軍。不幸北洋系暮氣已深,無人可用,他就又想到留日學生了。他之所以千方百計要把蔡鍔從云南調到北京,原是一石二鳥。一方面是為著削藩;另一面也預備重用這位梁啟超的得意門生、青年的蔡將軍(一八八二──一九一六,時年三十二歲),以奪回軍權,徹底改造北洋系。為此,梁、蔡師徒也心知肚明,而由衷感激,并誠心誠意服從袁大總統領導。因此進步黨也就變成國民黨的死敵之擁袁政黨了。
    袁世凱這項安排原是個大政治家的安排。不幸豎子成名,虎頭蛇尾,他那個錦繡江山,后來就是在段、馮、張杯葛之下,被梁、蔡師徒,一文一武打垮了的。下章再詳敘之。?
    列強干擾和軍費無著
    袁氏第二大怕,是怕虎視眈眈的帝國主義,尤其是日本。他怕他把民國改成帝國之后,列強拒不承認,甚或乘機混水摸魚,出兵干擾,助長地方叛亂,那他就無法應付了。近代中國史家,尤其傾向于國共兩黨的黨史家,每喜各為其主,護黨罵袁。說袁世凱勾結帝國主義,叛國賣國。因為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個獨夫,不像兩黨在槍桿之外,還各有其筆桿也。其實如果不存偏見的治史者,百年回顧作持平之論,在當年各帝國主義虎視眈眈,尤其是無恥的日本軍閥赤裸裸的侵略之下,袁氏之嘔心瀝血、寸土不讓的應付紀錄( record ),哪里又比后來的政權更壞呢。若以春秋之筆,作誅心之論,則比諸蔣公的‘按內讓外’(據說這話是張學良改的),被逼抗戰,和卻賠保皇;以及毛公的抗日救黨,‘感謝日本侵略’,兩黨聯合犧牲外蒙古和釣魚臺,則袁氏尚有足多者矣。史家執筆,能不三思?袁氏因有此外交上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制來,也就畏首畏尾了。
    袁氏之第三大怕,厥為經濟。二次革命時,袁氏對國民黨之所以敢悍然用兵者,與五國銀行團借款之適時簽字,實有絕大關系。然可一不可再,設因共和改制,而再度引起南方諸省之獨立,袁氏要用兵平亂,則軍費一項便可置袁政府于死地,此亦袁氏所深知也。?
    上車、煞車,與翻車
    袁氏因有上述三項之顧慮,所以他搞起帝制來,因為目標誘惑太大,他雖然永遠熱中,但也始終猶豫。而楊度等嘍啰不知老人心事,但知瘋狂擁戴,推得衰邁老人上車,勇往直前,從不后顧,而心事重重之后座老乘客,則頻頻煞車減速(余見美制配有避彈玻璃的保險轎車,后座都裝有煞車,以防司機之暗算),以策安全。余曾于袁大總統的起居注中,按日細計之,老乘客在后座煞車減速,蓋不下十余次之多也。
    袁氏最大的一次煞車,蓋發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六日。其時參政院已一致票決擁戴。十三太保亦正持袍以伺,預備就把假惺惺的皇帝候選人,拖入寶殿,來個黃袍加身了。忽然內府傳諭,說大總統有話要說,并囑楊士琦代為宣讀,似對十三太保澆盆冷水。蓋傳聞大總統已正式決定,拒絕推戴。連反對帝制的參政院長、副總統黎元洪,亦自退隱之處,趕來聽講,咸以帝制運動蓋可告一段落矣。誰知只是后座煞車一次,候選皇帝并未下車也。楊士琦傳諭說,作為中華民國大總統,袁公有維持共和國體的責任。接著便強調說:‘本大總統所見,改革國體,經緯萬端,極應審慎,如急遽輕舉,恐多窒礙,本大總統有保持大局之責,認為不合事宜。’可是最后還是拖個尾巴。說國民請愿要更改國體,也為的是‘鞏固國基,振興國勢,如征求多數國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辦法’。【見一九一五年九月七日‘政府公報’】換言之,如經過一個‘國民會議’,或‘國民代表大會’一類機構之公決,那自當別論,如是則‘本大總統’也未始不可考慮也。
    這條狐貍大尾巴拖得十分巧妙,也十分明顯。果然三個月之后,經過‘全國代表大會’,各省一千九百九十三人之票決,改變國體,推戴袁公為中華帝國皇帝,這個‘多數國民之公意’,由參政院作為全國總代表,于十二月十一日,三呼萬歲之后,袁大總統就于十三日正式接受擁戴,做起中華帝國的洪憲大皇帝了。
    袁世凱晚年之做皇帝,和汪精衛晚年之做漢奸,異曲同工,都是一失足成千古恨。流芳百世,和遺臭萬年,契機只在一念之間。悲夫!(一九九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于北美新澤西州)

2013-08-20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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