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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皖系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上)
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皖系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上)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皖系政權的發展與‘參戰’的糾紛(上)


    上篇我們曾提到,在袁世凱死后,他的兩位接班人黎元洪、段祺瑞很快的就勢成水火,兩不相讓。二人斗得你死我活之后,終于把個統一的中國,弄得一分為二。骨牌效應,直到今天(二○○一年),還無法復合。話說到底,他二人為什么非斗個你死我活不可呢?為什么他二人斗爭后遺癥的骨牌效應,又拖得如此深遠呢?一般史家都見怪不怪,認為這只是兩個軍閥的爭權奪利,在那無法無天的軍閥時代,不管是哪一派軍閥,爭權奪利都是免不了的,有啥稀奇呢?至于他們斗爭的骨牌效應,大家多半也就忽略了,不以為意了。
    問題是:軍閥時代固然如此,根據我們讀史的經驗,不特他們底帝制時代的前輩早已如此,他們底國共兩黨的后輩,在后軍閥時代也還是如此埃試看‘甲午戰爭’(一八九五)前后的翁李兩派,對中日和戰的辯論與斗爭,和‘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時的帝后兩黨,他們之間的斗爭誤國,比黎段二人嚴重得多呢!
    再看后軍閥時代,國民黨之內的汪蔣之爭,蔣李馮閻之爭,甚至CC與黃埔之爭,相形之下,黎段之爭,都是小巫見大巫呢。
    再看自稱最為光榮偉大正確的共產黨,早期的所謂路線斗爭,毋煩細說。其后他們當權者之間的毛劉之爭、毛林之爭,不露骨的毛周之爭,乖乖,那還了得,老段老黎這兩個‘老軍閥’之間的‘爭權奪利’,和他們這些‘小黨閥’相比,豈不是小兒科哉?
    效驗明時方論定,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二十世紀中國,史有明文,國共兩黨的黨史家,如秉筆直書,不為親者諱,我想這該是絕對否認不了的、絕對的事實吧!哪能專怪‘軍閥’呢?我們這群‘丑陋的中國人’(引一句柏楊名言),尤其是政客、黨棍,何以下流至此,這就發人深思了。
    不過,朋友們,我們也不能專門迷信柏楊先生,只顧丑化自己同胞。其實所謂先進國家那些不可一世的洋人,也照樣丑陋呢。有名的英國紳士,該是民主運動歷史上最標準的模式吧!你知道他們唱‘虛君實相’這出樣板戲,唱了多少年,才唱出點名堂來?從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開始,人家搞虛君實相,搞了好幾百年,才搞出一套兩造相安的制度來呢!其間鬧革命、鬧復辟、誅議員、殺大臣,不但丑態百出,更是人頭滾滾呢。看人家挑担不重,我們只看人家美麗的結果,不看人家丑陋的開始,就以為我們包辦了丑陋了。這是個制度轉型必有的現象嘛。從比較史學的角度來看,我們的成績,尤其是黎段之間的府院之爭,還不算太見不得人呢!
    因此,要知道轉型期中國的政治問題,我們還得搜搜問題的根源在哪里?
    近現代中國的兩大根本問題
    我們要知道,近代中國的根本問題,從宏觀史學的角度來看,它有兩個重大事項,有待解決:第一,是現代式的‘轉型問題’,轉個什么型呢?曰,從帝王獨裁專制的制度(Monarchical Totalitarianism),‘轉’向議會政治的共和制度(Parliamentarian Republicanism)。我們原不要轉型,而終于發生了這個轉型運動,實在是西風東漸,受了強大的以夷變夏的外在原因影響的結果,但是要完成這項轉型,根據世界歷史的紀錄,和中國秦漢變法之第一次轉型的經驗,我們認為至少需時兩百年以上才能圓滿完成。民國初年的北京政府時代,還停滯在轉型的‘初期’。這時能維持古老中國安定的專制式的老制度已被徹底破壞,能夠維持共和中國安定的、制衡式的新制度還沒有實驗出來。在此新舊交替,青黃不接之時,國家沒個維持安定的制度,社會就無法安定下來了。這不是人的問題,而是制度轉型的問題,也是我們所常說的所謂‘歷史三峽’的問題。航行在這個歷史三峽之中,我們的船隊,到今天的老江時代,還免不了在回水中打轉,何況當年?想透了根本原因,再把它概念化一下,則民初北京政府中,政治死結之形成就很清楚明白了。
    第二,民國初年,也算是時機巧合,正碰上了一個傳統式的‘改朝換代’的問題也正待解決。因此新舊問題攪在一起,政治社會的病情就更為復雜,更難對癥下藥了。改朝換代的老問題是什么回事呢?最簡單明了、最通俗的歷史哲學便是‘三國演義’上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問題了。毛澤東說:‘千載猶行秦制度’,我們這個打破世界政治史紀錄的‘秦制度’,其興衰是有其‘周期性’的。它通常是只能維持兩百年就要來個‘改朝換代’了。清末民初,不幸正碰上這個‘改朝換代’的周期。此時老朝廷腐爛到底,氣數已荊縱使沒個現代的革命黨要打倒它,它也要自動的改朝換代了。
    洋人研究中國歷史,像已故費正清先生的‘劍橋學派’,就把這個現象叫做‘朝代循環’(Dynastic Cycles),咱們自己則叫做‘改朝換代’。改朝換代的程序,便是羅貫中所說的‘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了。在羅貫中有興趣的‘三國時代’(二二○─二八○),這一分合程序,長至六十一年,下一個由分到合的‘南北朝時代’,則由于外族入侵、五胡亂華,發生了比較復雜的‘以華變夷’的同化過程,這一分合程序竟延長了兩百七十余年(三一七─五八九)之久,到唐宋之間的‘五代十國’,可能是由于內外在情勢都比較單純,所以只‘分’了五十七年(九○七─九六○),就恢復統一了。
    至于這最近的一次,讀者諸公婆,您和我所及身而見的‘分合’過程,若從袁世凱死亡之年(一九一六)算起,到‘人民政府’宣布成立之年(一九四九)為止,這段中國歷史上,最近的分合過程,雖然是文化轉型和朝代更迭,兩病齊發,患者更覺痛苦,但是為時也只有三十四年,算是比較短的一次了。當然,海峽兩岸,時至今日,也還在‘分’裂狀態之下。若談真正的‘合’而為一,恐怕還有一段時間要等下去呢。
    土郎中亂用西藥
    綜上所述,我們就不難知道,在中國歷史上合久必分,是從治世退化到亂世,而分久必合則是撥亂反正;再從亂世恢復到治世。但是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中國傳統的‘改朝換代’,或洋觀察家所說的‘朝代循環’,它是從一個崩潰了的帝王專制。經過一番換湯不換藥的‘分合程序’,再回轉到另外一個相同的帝王專制,依樣畫葫蘆,照本宣科,從頭來過。新朝的一切設施,都有‘前朝’的藍本可循,新舊兩朝之間的循環程序像三國前后,從西漢換成東晉。南北朝前后,由東晉換成隋唐。在五代十國前后,從唐朝換到宋朝。各朝懲前毖后,稍加改進,依樣畫葫蘆,這葫蘆,就容易畫了。因此一些流氓、無賴,利用農民起義,打平天下做起開國之君來,也可以做得相模相樣,不離大譜,照樣可以造福生民。
    可是,發生在近現代中國的‘轉型運動’,就不是單純的改朝換代或朝代循環了。它是立國基本制度的轉型,是一個‘改朝換制’的運動。我們要從一個東方式的、帝王專制的傳統‘轉’到一個現代化和西方式的民主議會政治上來。這個一轉百轉的、現代化、改朝換制的轉型運動就千頭萬緒了。
    因此,按照中國改朝換代的老規矩來說,毛澤東當國時代(一九四九─一九七六),應該和兩漢、唐宋明清的開國盛世不相上下才是正理,而老毛這個‘開國之君’卻把他的新朝代的開國盛世,搞成狗屎之不如的、無法無天的爛時代者,何也?其主要的原因便是傳統的開國之君,醫國醫民,只要按老藥方,醫一種玻而老毛之所要醫者,則在傳統的改朝換代的老毛病之外,還要加醫一個一時并發的現代愛滋病,他這個訓練不足的傳統庸醫,和亂用西藥的農村赤腳醫生,不中用的土郎中,便強不知以為知的,藥石亂投了。我們中華民族這個癆病鬼,沒有被毛郎中毒死,也真是命大啊!
    恢復‘民元約法’的政治經緯
    現在言歸正傳,再看看黎段二人在吵些啥子?袁死之后,北京政府由他二位來接班。他二人,一個是總統(黎);一個是總理(段),二人的工作關系如何界定,就只有依靠所謂‘民元約法’之中的幾十個字了。讀者如不憚煩,為明了他二人之間的所謂府院糾紛,我們還得把袁世凱時代,所遺留下來的憲法問題稍事溫習一下,才能說得清楚。
    原來在武昌起義之后,革命派試行組織共和政府時。他們本來決定以美國政府為藍本,采行‘總統制’。等到后來中山決定讓總統大位于袁時,為防止袁氏獨裁專制,黨人乃又決定放棄美國的總統制,改采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因此以宋教仁為首的法制委員會,乃由宋氏執筆,于一夜之間草擬了一部具有憲法效力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草案’。旋經參議院三讀通過,并由臨時大總統孫文于民國元年三月十一日,明令頒布施行,是為中華民國的第一部基本大法。這就是中國制憲史上赫赫有名的‘民元約法’。
    當袁世凱接替中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時,這部‘民元約法’也是他就任總統的法律基矗按約法規定,中華民國中央政府是一種‘責任內閣制’,總統只是個榮譽職位。可是這項革命黨人試圖限制袁氏獨裁的設計,很快的便被袁氏所逆轉了。當時中華民國的第一任內閣總理,袁的老友、國民黨的新黨員,和孫中山的小同鄉、新朋友──唐紹儀,曾認真的加以推行。但是他只做了兩個月責任內閣的閣魁就掛冠而去,繼任者就變成袁總統的鷹犬了。
    迨民國的第一個國會在民國二年之初正式誕生,新成立的國民黨,在選舉中大勝,成了國會中的多數黨,年方三十三歲的多數黨魁、野心勃勃的宋教仁,正預備按他自己主稿的‘民元約法’,來組織‘責任內閣’,想不到他竟因此而招致殺身之禍,其后在‘宋案’的骨牌效應之下,孫袁雙方都不依法行事,自此槍桿出政權,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也就再無法統之可言了。
    孫中山的‘二次革命’(一九一三),被袁氏削平之后,袁當上了正式大總統,經過一番手腳,便廢除了那個實行‘內閣制’的‘民元約法’,而于民國三年(一九一四)五月一日,另行頒布一套實行‘總統制’的‘新約法’了,故事復雜,事詳前篇,此地就不需多贅了。
    迨袁氏暴斃之后,南北統一,全國稱慶,南方的護國派乃聯絡繼任大總統黎元洪,堅持恢復‘民元約法’和‘民二國會’為南北恢復統一的主要條件。所幸當時身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對新舊約法之選擇并無成見,蓋按‘新約法’主政,則直承袁世凱之衣缽,雖是段之所望,然改依‘舊約法’主政,實行‘責任內閣制’,亦正是現任內閣總理的段氏之所好也。因此在黎的堅持、段的支持之下,黎段的新政府就廢除了袁氏的新約法,而改行舊的‘民元約法’了。
    既非‘內閣制’,也非‘總統制’
    按‘民元約法’,北京政府原是實行‘內閣制’的,但是在黎段聯合當政時期,這個北京政府卻變成個既非‘內閣制’,也非‘總統制’的非牛非馬的政府。這也就是當時北京政府之內,派系斗爭底最大的亂源所在了,何以如此呢?原來按政黨政治之常規,實行內閣制的政府,理應由國會中的多數黨的黨魁,來組織所謂‘政黨內閣’。可嘆的是,這次恢復了權力的國會,原已殘破不堪,卻沒個多數黨可以組閣,更沒個可以代替段祺瑞來出任內閣總理的黨魁。
    更可嘆的是,段祺瑞這位現成的閣魁,在國會內也沒個他自己的政黨。國會之內雖也有極少數,有心擁段以自重的小派系,甘心作為段的御用鷹犬,但是這些自稱‘中和系’的小黨派擁段原屬借勢,影響力太渺小了,造不成氣候,因此段要組閣,就非向其他黨派,尤其是人才濟濟的國民黨借材不可了。
    再者,按約法,黎總統雖是個‘虛君’,但是按揮之不去的中國傳統,中國歷史上除漢獻帝和劉阿斗之外,有幾個國家元首真是虛君呢?黎元洪這位開國元勛,又怎能甘心作漢獻帝和劉阿斗呢?他不但自視是段的上級,那些擁有軍政實力底南方的革命派和護國派群雄,也都要利用他來和北洋系爭權。有了這些南方的實力派作后盾,他就更不是虛君了。
    更可笑的是,段祺瑞這個封建傳統出身的老藩鎮,也沒有把自己上司真正當成虛君的習慣,他也認為黎元洪是他底上級,是應該享有若干實權的大總統。因此段系人物中只有個精明強干、有現代頭腦,而自視過高的政客徐樹錚,真把‘民元約法’當成護身符,而敢于去黎的總統府替段總理背黑鍋,不時的頤指氣使一番。因此,他這位秘書長也就變成反段派底眾矢之的。黎大總統和黎系人物,非把他趕出國務院不可。這也就是拙著前篇所說的徐孫(洪伊)之爭的關鍵所在了。
    總之,這個轉型期的北京政府,實在是個黎段共治的兩頭馬車。黎認為段祺瑞是由他特派的部屬,組閣時閣員的遴選,他也是責無旁貸的。因此,黎的心腹肱股──孫洪伊,也就應運出任段內閣中炙手可熱的內務總長了。段雖視孫為背上之芒,段派中的徐樹錚更視之為眼中之刺,亦無可如何也。
    再者,在黎段的聯合汲引之下,帶有國民黨籍的伍廷芳、陳錦濤,和程璧光就分別出任段內閣的外交總長、財政總長,和海軍總長了。因此這個段總理,如真的負起‘責任’來主持國家大政,如參加歐戰、舉借外債、發行公債、廢督裁兵,乃至一般的內政外交政策,而與閣員發生了齟齬之時,這些有舉足輕重地位的閣員,由于不同黨派,而鬧出雙重忠誠(doubleloyalty)的政治問題,來個聯合杯葛或辭職,段總理就要變成孤家寡人,一個人單獨到國務院去上其獨人班了。
    筆者作此事實的敘述,一般讀者看來,可能認為是在說故事、講笑話,來奚落我們的段總理,其實這只是個真實的故事。您怎能相信,在后來‘參戰案’的高潮期,國民黨籍和黎系閣員聯合辭職,真逼得我們這位個性倔強、不善周旋,而又剛愎自用的段老總,真的一個人到國務院去辦公,而上其獨人班呢?黎總統就因為這位老軍閥的國務院內只剩他一個人了,乃一不做、二不休的,下令把他‘撤職’。這一下才引起北洋系督軍的聯合造反、溥儀復辟,一大串的政潮來,迫使他向外國使館逃難。最后還要恭請老政敵──段前總理,回來收拾殘局的荒唐故事。到時再詳敘吧。
    長話短說,在北洋軍閥集團里,黎段二人都還算是正人君子,有節操、識大體而清廉可風的、難得的政治軍事領袖,而民國政局最后崩潰到底,其骨牌效應至今未息者,他二人也是始作俑者。何以如此呢?說穿了,實在是那時適當轉型初期,中國中央政府還未能轉出個可行的制度來。這個非牛非馬的中央政府,就非出紕漏不可了。
    試看段祺瑞這位所謂‘責任內閣’的內閣總理,在古今中外的議會政治史上,哪有個責任內閣之內,負責內政、外交、財政,和海軍的重要閣員,都由反對派(opposition)的政客來充當呢?有之,則只有段總理一人了,真是打破金氏紀錄。因此,在這個既非內閣制,也非總統制的荒謬情況之下,誰也弄不上軌道。形勢比人強,史家就不能厚責于兩位還是相當可敬的老軍閥了。
    四無的總理,粗心的總統
    事情之更有滑稽者,段祺瑞既然在議會政治上如此無知和窩囊(naive),那為什么這個總理位置非他出任不可?這我們就得說清楚段氏政治實力的根源所在了。段的政治力量,是建筑在他對當時北洋系所把持的地方藩鎮的影響之上。這些藩鎮老爺的現代名稱,便叫做‘地方軍閥’了。我們讀史者,不是動不動就說民國初年那個時代是‘軍閥時代’嗎?的確,那時中國的政權是落在軍閥之手,他們并且有個松散的組織叫做‘督軍團’。而這個督軍團內,手握重兵的督軍們,大半都是段祺瑞的門生故吏。他們為著群龍無首的實際需要,也是由于所謂舊道德,或封建道德的心理用,促使他們都以段總理、段老師的馬首是瞻,這就是段的潛勢力所在了。
    其實段祺瑞本人倒是個四無的總理,他一無直轄的軍隊;二無可以盤據的地盤(像張作霖在東北,閻錫山在山西,岑春在兩廣那樣);三無固定的經濟收入,除由英國人所控制的若干‘關余’之外,段內閣沒個固定的財源。它初成立時連維持北京治安的軍警、府院國會人員的薪餉,都無法按時發放,要靠有國民黨籍的財政總長陳錦濤去四處張羅(見下節);四無一個固定外國勢力可以倚靠(像國共兩黨最初之聯俄,國民黨后來之聯美),皖系直承袁世凱衣缽,原有其反日之傳統的。段祺瑞其時之力主‘參戰’,而日本盡力加以阻擾,便是段要抵制日本對山東的掠奪,皖系后來之終為日本所利用,而日本又反而支持中國參戰者,那是日本在‘西原借款’陰謀得逞以后的事(詳下節)。
    從表面上看來,段在北京政府之內的政治基礎,既然如此脆弱,以黎元洪為首的反段派,對他難免就有其過分輕視的心理了。黎元洪的錯誤,便是他得意忘形,眼看段老總在北京政府之內變成個孤家寡人了,就居然把他‘撤職’,這一下他就觸動了一個大的馬蜂之窩,群蜂齊出,督軍叛變,黎老總招架不了,就只有逃之夭夭。這一來,再經過一番‘張勛復辟’的鬧劇,此后在‘安福系’控制中的北京政府,才真正的成為皖系的天下,此是后話。
    絕對服從V.S依法分工
    皖系的政權既然靠的是地方軍閥的支持,這些地方軍閥又是什么回事呢?這兒也有稍事澄清一下的必要。
    在上節我們不是提到傳統中國有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周期’問題嗎?合久必分就必然會出現王綱解紐、法統掃地、藩鎮跋扈的老現象。這一現象發生在近現代中國,就是所謂‘軍閥橫行’了。
    我們要知道,一個正常運做的國家,不論帝制或民治,總得有個維持社會安定的法統。老實說,當代中國所謂‘轉型運動’,也可說是從一個老的、不合理的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轉’到一個新的、現代化的、比較合理的新法統。
    秦始皇以后,兩千年來,在傳統中國里,維持社會安定的舊法統是什么回事呢?引用一句毛語錄里明確記載過的老話,那就是‘下級服從上級,全國服從中央’這十二字真言了。那是毛主席從共產黨鬧革命,鬧出來的經驗之談。只是下面還有一句:‘中央服從個人’,他老人家不好意思說出口罷了。其實這十八個字,便是我們兩千年來帝王專制制度,也就是毛主席所歌頌的‘秦制度’(秦始皇所發明的制度)的精義之所在,這也就是維持舊中國安定的‘老制度’、‘老法統’。因此從現代政治轉型史的觀點來看問題,毛之傾心于這項老制度、老法統,就是所謂封建反動了。
    為什么呢?因為我們作為轉型最后的目標,是現代化的議會政治,不是誰服從誰的制度。把它翻譯成中文也有個十八字訣,那就是:‘上下各有職守,彼此分工合作,大家依法行事。’在先進的民主法制國家里,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關系便是如此的,這就和中國式的‘下級服從上級……’那十八個字,在制度上完全不一樣了。可是,這一套所謂‘民主法制’,是完全與我們政治傳統相違背的洋東西。我們要把它全部學會而掌握之,非數百年不為功也。民國時代一時學不到,大家搞起議會政治來,其結果反變成既不分工、又不合作,更不依法(例詳下節)。哪能不打他個頭破血流,弄得‘民國不如大清’呢?
    因此,朋友,上述的老制度、舊法統,不論是如何的封建反動和不合理,它卻是在中國一行兩千年、有效率的制度。我們既然搞不出個新制度來代替它,弄得無法無天,全國大亂,那就反不如保留這個有效率的老制度為佳了。這也就是民國初年的老百姓,抱怨‘民國不如大清’,當前大陸上某些保守的中國人,還在懷念‘毛主席時代’的道理了。
    這也是‘歷史三峽’中,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時時都要發生‘回水’最主要的原因了。這也就是民初的黎段交惡的癥結所在了。在他二人之間的政治運作,沒個制度可以遵循,維持舊中國安定的下級服從上級的‘老制度’已經不存在了;依法分工合作的‘新制度’還沒有建立起來,他二人之間一旦發生了疙瘩,不論是大是小,不論為公為私,都無法和平解決了。把話說清了,則黎段之間的問題不得解決就沒什么費解了。
    王綱解紐,藩鎮跋扈的現代版
    在拙著前卷‘袁氏當國’中,我們曾提到民國元二年間,袁世凱和國民黨之爭的問題也在此,那個原有的‘老制度’沒有了,按議會政治的規則來解決政治糾紛的‘新制度’,孫袁兩方都還不諳此道,對之置若罔聞,不愿遵守,大家就搞起‘槍桿出政權’了。孫的槍桿被袁的槍桿打敗了,孫袁雙方就都要恢復秦始皇的老辦法了。孫在野,只能口說;袁在朝,就真的搞起上述的十八字真言了。在袁氏搞帝制運動之前,他也的確的做到了,中國在表面上也真的恢復了短期的安定,革命黨人不投降的,就只好到股票市場去打打股票的主意,以了余生了。
    袁之糊涂是他得意忘形,要穿龍袍、做皇帝。他如有他后輩蔣介石、毛澤東一樣的聰明和機警,只搞搞‘于右任(余又任)、吳三連(吾三連)’,做做終身總統,朋友!袁還是個治世之能臣呢。在他的治下,古老的中國可能不需要等到江澤民、朱镕基的出現,也就早登富強之列了。不幸他聰明一世,糊涂一時,要自己來搞黃袍加身,歷史三峽,就要發生回水倒流的現象,前功盡棄,言之可嘆。
    袁死黎繼,上述三句真言就一句也沒有了。下級既不服從上級,全國也不服從中央,中央也不服從一人了。這在中國古代的政治史里面,便叫做‘王綱解紐’。在一個有兩千年,習慣于‘國家強于社會’的國度里,一旦王綱解紐,便全國癱瘓,一癱到底,法紀蕩然,就變成藩鎮跋扈、軍閥橫行了。
    不受國家法令管束的‘軍閥’
    既然在軍閥橫行之下過日子,我們也就可以把‘軍閥’二字慢慢來下個定義了。什么叫做‘軍閥’呢?‘軍閥’便是在王綱解紐、法紀蕩然、制度癱瘓的情況之下,政府體制中以統率軍隊為職業的人,據其部隊為私有,下級不服從上級,全體不服從中央,中央不服從一人,這種完全不受國家法令約束,或對國家法令陽奉陰違,而習于自由行動的武裝軍官,不論大小就是軍閥了。
    筆者記憶中,幼年時,曾知道我鄉的農村小鎮里,出了個諢名叫做‘魏三鬧’的‘魏督辦’,他擁有槍兵二十余人,為一鎮之長。他在當時的政治體制中,原是一個低級的民團(美國今日叫做militia)小隊長。想不到一次軍閥混戰中,他的上級都不見了,他就變成我們這一鎮的‘督辦’了。他可以隨意征夫、抽稅以自給。我們全鎮也仰賴他防盜、防潰兵,而與以由衷的擁護。后來政治秩序恢復了,新建的地方政權,動搖不定,對他既不敢、也不愿強加管束。因此他這個督辦,仍然是我行我素,做其頗有生殺之權的小土皇帝。這就是筆者幼年所親見的一個軍閥細胞了。
    從這些小細胞開始,大到一縣、一省,最大的軍閥像張勛、曹錕、吳佩孚、張作霖,可以擁兵數十萬,據地數省,做其督軍、省長、護軍使、巡按使,甚至把持中央政府,做其大元帥、大總統。那些沒有地皮可據的游離軍閥,像孫殿英、馮玉祥,或由孫中山所招攬的一些失去地盤的滇軍、桂軍、川軍、湘軍,則四處就食,隨意倒戈,但他們既不服從上級,也不服從中央,更不受法令約束,而自得其樂,則本性不改也。
    這種大至曹錕,小至魏三鬧的,大小不同類型的軍閥,據當時研究軍閥有成績的專著,和筆者個人的計算,在十二年之內(一九一六─一九二八),大致在三千人左右,他們所統率的槍兵,總共不下百余萬。可憐的中國,就在他們這三千多個大小軍閥的混戰之下,而沒有亡國滅種,也真是個奇跡。(參見‘孤軍雜志’,和文公直著「近三十年民國軍事史’,以及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第一冊,頁一─一六六。)因此本篇所謂‘皖系政權’,也就是漂浮在這種軍閥混戰的大湖之上的一只由段祺瑞掌舵的破船,可是如上節所述,做為這個中央政府實際領袖的段祺瑞本人,卻沒個直屬的部隊和直轄的地盤。但是他和馮國璋二人卻是北洋系的元老,他們下面的省級軍閥,卻分別依附在他二人的旗號之下,逐漸變成黨同伐異的兩大派系,這就是后來的‘皖系’和‘直系’軍閥的來源了。因為段是安徽(皖)人;馮則是直隸(今河北)產也(兩系名稱亦另有說法,詳下文)。因此他們直皖兩系所控制的北京政府是什么個東西,也就不言可喻了。
    府院和國會的三頭馬車
    記得不久之前,鄧公小平三起之后,某次曾在一公開場合,說明中國不能采用西方三權分立的議會政治。因為三權分立,實際上是‘三個政府’同時運作,行政工作,相互抵銷,效率太差,在中國斷不能施行,云云。當時棲身海外的社會科學家都難免暗笑小平太上。毛澤東那個土老兒,不懂啥叫‘人權’,鄧小平這個土老兒則不懂啥叫‘制衡’。
    其實,鄧公如果是個史學教授,上臺講授早年中華民國政治史,他那套‘三個政府論’就完全正確了。袁世凱之所以要做皇帝,就是要把那行不通的三個政府變成一個政府。后來皖直奉三系政客把個北京政府搞得一團糟,也是因為那‘三個政府’的制度,在中國實在行不通之所致。
    事有更可悲者,則是西方民主政府的三頭馬車,原是行政、立法和司法之三權分立也。‘院’指的是‘法院’,而不是‘國務院’。因此我們民國初年所搞的,事實上只是‘兩頭馬車’──‘府院’和國會,或行政與立法分立而已。他們把‘法院’一直當成個冷衙門,被遺忘得一干二凈。因此在民國初年,中國所搞的只是個兩頭馬車,已搞得亂成一團,真正的搞起三頭馬車來,哪還得了?甚矣,議會政治之難學也。
    二戰后國共內戰,中共大搞其統戰時,喊出最漂亮的口號就是要強迫老K搞三頭馬車、三個政府。可是等到人民中國一旦成立,他就收起三權分立的老口號,而另外搞其民主‘專政’的一個政府了。最近老江也認為,中國如果要再搞西方式的議會政治,十二億人民就要挨餓。據說臺灣今日弄得水深火熱,也有人要勸陳水扁總統去掉點禍水,并改名陳太平,那也是臺灣搞西方式的三個政府搞出了毛病的結果。今日尚且如此,一百年前的民國初年,那還用說嗎?歷史發展形勢如此,夫復何言。
    所以議會政治行之于中國,直到目前為止,實在真是三個政府,一點也不錯。鄧子名言,只是言其在中國施行的特色而已,原無大錯也。根據歷史的經驗,老江的話,亦未始沒有道理也。不信我們試看本篇所談的黎段之爭,其關鍵便是這‘三個政府論’,在中國無法實行的實例,形勢比人強,非兩個老軍閥的二‘人’之過也。
   

2013-08-20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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