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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從北京政變到皇姑屯期間的奉張父子


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的中段,也就是中國南北軍閥混戰的末期,那發源于東北的‘奉系’,可說是一枝獨秀了。奉系自一九二四年秋,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一面以二百萬日元的重賂(一說是‘奉天官銀號一百多萬小洋買來的’──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第七十七頁韓玉辰文),爭取了馮玉祥對‘直系’倒戈,發動了‘北京政變’(十月廿三日),幽禁了曹錕,摧毀了他的‘賄選政府’,由黃郛組織‘攝政內閣’,以作過渡。
    同時奉軍以其重建的‘一、三聯軍’的精銳,在少帥張學良的指揮之下,突破了直軍防線,在山海關、秦皇島一帶包圍了吳佩孚的主力,繳械納降三萬余人。吳大帥僅率殘卒數千,浮海逃遁,使‘第二次直奉戰爭’成為奉系全勝之局。
    奉系羽翼下的‘段執政’
    自此奉系大舉入關。主帥張作霖(時任‘東三省巡閱使’)亦于十一月初抵天津,晤馮玉祥商討善后,并決定公推前‘皖系’軍閥首領,其時退休在天津閑住的段祺瑞,暫時出山担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以后再另作安排。
    段祺瑞這時原是個孤家寡人。但是他畢竟是做過‘北洋軍閥’的總首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有其剩余價值,足資利用。所以馮、張二人公推他作‘臨時執政’,實各具‘挾天子、令諸侯’的私心。而段氏寶刀未老,在各派公推之下,依違其間,也頗有乘機再起的一廂情愿的打算。但是他也知道,論實力,馮則遠非張之對手;論歷史,他原是馮玉祥這位有名的‘倒戈將軍’第二次倒戈(民七)的受害人。所以他對張則一直是折節服從,對馮則難免陽奉陰違,虛與委蛇了。
    就在這同床異夢的情勢下,段祺瑞便于十一月廿四日在北京就職。張作霖亦率奉軍千人入京觀禮。就職之后,段執政便按他自己一廂情愿的安排,假戲真唱了。第一他要廢督裁兵、偃武修文,來解除各省實力派的兵權。‘廢督裁兵’原是前大總統黎元洪發明的。在中國軍閥時代,凡無兵權的當政者都主張廢督裁兵;有兵權者,則反對之。可是這一次段顯然是得到張作霖之諒解的。張乃自請撤銷他原有‘鎮威將軍’的‘將軍府’并解除‘東三省巡閱使’名義(仍‘節制東三省軍務’),改任‘東北邊防屯墾督辦’。
    由于張的支持,段也發表馮玉祥為‘西北邊防屯墾督辦’,駐節蘭州。馮在曹錕政府內原為‘陸軍檢閱使’,屯重兵于京畿南苑。至是,段亦裁撤‘陸軍檢閱使’名位,促馮去西北任所就職。段亦以同樣方式電其他各省,廢督裁兵,雖收效甚微,然其后凡以北京政府名義外放之省區武官,一律稱某十軍務善后督辦’,雖換湯不換藥,然‘督辦’的名義在‘執政’時期,就與‘督軍’頭銜,混雜使用了。
    段之另一著棋,便是他的‘善后會議’。他要網羅全國實力派,如孫文、黎元洪甚至吳佩孚等,及清流如胡適、王寵惠等百余人,來開個全國性的‘善后會議’(頗像后來國民黨的‘國民參政會’和共產黨的‘人民政協’),然后通過這個會議,他想或可泡制出一部新的‘憲法’或‘共同綱領’一類的東西。如此,則他底‘臨時執政’或可名正言順的變成‘永久執政’或‘大總統’了。──這顯然是段執政的一廂情愿的打算。他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廿四日就職,至一九二六年四月九日逃往東交民巷,一共干了一年多的‘臨時執政’,他底如意算盤,就是這么打的。
    孫中山的‘最近主張’
    再者為著他的‘善后會議’──善后會議的名單中,怎能沒有‘孫文’呢?──段祺瑞乃附和張作霖和馮玉祥的主張,聯電奉請屈居廣州的孫文大元帥北上,為和平統一,共商國是。
    一九二四年秋第一個電請中山北上的原是馮玉祥。馮在幽禁曹錕之后,無以善其后。眼看他底‘首都革命’的果實就要落入張作霖、段祺瑞兩大軍閥之手,因而他就想起有盛名而無槍桿的孫中山。以馮的槍桿捧孫的牌位,豈非天作之合?加以馮那時已與赤俄的‘第三國際’早有往還。與一位‘以俄為師’的革命領袖相提攜,也是最順理成章之事。
    奉張父子之邀請中山北上,也自有他們自己的主意。蓋雨亭(張作霖字)中山原為老友。他兩人的兒子學良、哲生(孫科別號)也占‘民國四大公子’的一半。交情不惡。雨亭曾以鉅款濟中山之急;而中山亦在雨亭危急時,為他賣過命。真是交非泛泛。
    原來在一九二二年‘直奉第一次戰爭’時,奉軍被吳佩孚打得潰不成軍。當全國都在幸災樂禍之時,空谷足音,孫中山卻在桂林通電援奉,大罵‘吳賊’。蓋此時中山正率陳炯明的‘粵軍’,打垮老‘桂系’,師次桂林,欲乘勢‘北伐’。為此中山竟與陳炯明鬧翻。弄得葉舉叛變,‘炮打總統府’,中山幾乎把老命送掉;而慶齡夫人受驚,竟至當街小產…….,孫公為之狼狽不堪。這在奉張看來,真是其志可嘉,其情可感。
    一九二四年九月,當‘直奉第二次戰爭’已箭在弦上時,中山又舍命相陪,指揮一些蝦兵蟹將什么粵軍、桂軍、滇軍、湘軍、贛軍、川軍、豫軍……,御駕親征,北上韶關參戰,討伐曹吳。但是這時他在廣州的革命根據地,竟危至一城難保。與近在香港的英帝國主義呼吸相關的大班陳廉伯,和他配備精良的‘廣州商團’正陰謀‘倒孫’、‘殺蔣’,并摧毀黃埔軍校。因此黃埔校長蔣介石和政治部主任周恩來等,均在一夕數驚下,向孫文連電告急,而此時孫之內戰興趣正濃,為著他那絕無可能之‘北伐’,他老人家廣州也不要了,黃埔也不要了。遠交近攻,聯張反吳‘孤注一擲’(孫公致蔣函)去者。一九二四年九、十月之間,孫中山在韶關的蠻干,在當時獨守孤島的黃埔蔣校長看來,可能是荒唐透頂,但是在北方的奉張父子眼光中,孫文還是夠朋友的。當他們十月底打垮吳佩孚之后,有志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遠在兩廣的‘孫文’(‘孫文’是當時北方軍人對中山的習慣稱謂),還是要交結的。所以奉張當時也歡迎孫文北上,是有他父子自己底主意的。
    可是我們這位國父卻是一位私心極少的正人君子、愛國者、直腸人、理想家,甚或‘大炮’,他底考慮雖然全屬空想,卻是從民族整個利益出發的。正如他在后來的‘遺囑’上所說的,他應約北上是有‘兩大主張’的。這兩大主張便是:‘開“國民會議”及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山先生要開個什么樣的‘國民會議’呢?像‘民元國會’或像他自己在廣州搞的‘非常國會’(一九一七);或是‘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或段氏正在搞的‘善后會議’(一九二五)?抑或是像國共兩黨后來所搞的‘擴大會議’(一九三○)、‘國民參政’(一九三八)、‘人民政協’(一九四九)、‘國民大會’(一九四七、八)、‘人民大會’(一九五四)……?他老人家并沒提出具體方案。縱是提出了,歷史也會證明它是一場無用的鬧劇。
    至于‘廢除不平等條約’,則更屬空想。那時神州大陸,各省均在關門砍殺,遍地槍聲。那些戰敗了的軍閥官僚(包括中山本人,除掉吳佩孚一人),都還要靠‘不平等條約’體制下的‘使館區’(東交民巷)和‘租借地’(旅、大、南滿日本站、威海衛、九龍,甭說香港,和沿海沿江的租界……)亡命存身呢。那些戰勝者,也要靠這些地方去吃喝玩樂呢……,‘廢除不平等條約’,豈是中山號大炮一放,就可立刻做到的?
    不過在我們的民國時代,朝政失綱;在野者總比在朝者有輿論聲望、有道德權威。他可喊口號、講大話、唱高調以贏得全國喝采而成為‘君子’、‘圣人’,名滿天下。何況中山的確是當時中國最高層政壇上唯一的‘現代人’(modern man),和無私忘我的圣徒(saint)。
    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所以中山先生當時在中國聲望之高,是舉世無匹的,雖然他所唱高調之不切實際,也是與他的聲望成正比的。因此當他在一九二四年(民國十三年)除夕抵京,至翌年三月十二日病歿,在全國的愛國情緒上,是打了一劑強心針,而在實際政治作用上,確未泛出應有的漣漪。奉張父子對他也就不太重視了。
    張作霖‘武力解決’的腹案
    ‘北京政變’后,張作霖對時局的腹案,顯然就比孫中山的實際多了──張搞的是‘槍桿出政權’,用武力統一中國。‘武力統一’這四個字是段祺瑞在搞‘安福國會’(一九一八)時發明的。繼之而來的接班人是吳佩孚;吳之后才是張作霖。其實奉張之后,蔣、毛二公所搞的還不是‘武力統一’?反觀我國三千多年的歷史,哪有什么‘和平統一’這回事呢?所有‘分久必合’的現象,都是‘武力統一’的結果嘛。民國哪能有例外呢?
    作霖當時的腹案分明是:屯重兵于華北,壓制馮玉祥,最好能不戰而屈之。然后招降或中立那善于觀風的山西閻錫山;再揮軍南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石;消滅直系的殘余勢力,如盤據滬寧一帶的齊元,閩浙一帶的孫傳芳;甚至包括仍然寄生于武漢、洛陽一帶的吳佩孚本人。長江既已在掌握中,則華南、西北,不難傳檄而定也。事實上奉軍于一九二五年春季南征,便是循這條腹案脈絡前進的。
    張少帥的震主威權
    這次奉軍(第三次)入關南下的編制,是自‘東北陸軍’中編出六個‘軍’,由姜登癬李景林、張學良、張作相、吳俊升、許蘭洲分任第一至第六軍軍長。每軍之下各轄三至六個‘旅’及若干‘獨立團’,如炮兵、工兵、輜重兵等等。另加空軍、海軍由少帥張學良直接指揮。六個軍的總人數,蓋有二十余萬人。
    在這六軍之中,再以最精銳的一三兩軍合組‘一、三聯軍司令部’,以張學良為司令,而以第三軍副軍長兼第六混成旅旅長,也是當時奉軍中最具現代化頭腦和最干練的將才郭松齡為副司令。二次直奉戰爭后,奉軍再次擴編;改旅為師、改軍為軍團。改‘一、三聯軍司令部’為‘京榆駐軍司令部’,駐天津。直轄步兵六師十二旅,騎兵一師兩旅,炮兵兩旅,工兵一團。少帥張學良任第三軍團軍團長兼司令,郭松齡副之。共有步騎炮工輜各兵種七萬五千人。奉軍六大軍團的張家父子兵之精華,悉在此中矣。張學良若非‘少帥’也就權高震主了。
    至于‘京榆(或作津榆)駐軍司令部’設立之確切日期,當事人如張漢公(張學良字漢卿)本人及郭大鳴(松齡之弟)等之‘回憶’及諸史家著錄,均略有出入。蓋‘軍團’之設立,‘司令部’之改制,均發動于一九二五(民國十四)年春,而完成于同年九月也。
    奉軍南征與諸將分封
    可是當奉軍于一九二五年春季沿津奉、津浦南下,志在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省時,少帥這支奉軍主力并未動用。它底主要任務顯然是穩定華北、控制北京,并監視正在迅速發展中的馮玉祥的‘國民軍’。
    至于奉系其他次級部隊和雜牌軍的首領,則隨奉系地盤之擴張而就地分封為各地軍政長官。第二次直奉戰爭后,東三省老巢之外,第一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地盤便是‘熱河特別區’。第五軍副軍長闞朝璽乃奉命率兩個奉軍混成旅及若干地方部隊,出任熱河都統。駐節承德。
    第二塊落入奉軍掌握的則是直隸省(今河北)。第二軍軍長直隸人(滿族)李景林乃奉命出任直隸督辦,駐節天津。所轄奉軍及改編后的地方部隊凡六萬余人。
    自北向南的第三塊地皮,便是山東了。一九二五年四月,第二軍副軍長、山東人張宗昌,乃衣錦還鄉出任山東督辦。
    張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少年貧困。‘跑關東’(山東人去東北謀生的習慣語)謀生。曾在海參崴賣過燒餅,在東三省當過‘胡子’,并學會了一些下等俄語。嗣候經過招安當兵等一系列行伍過程,終于能在直皖各系軍中逐漸升遷,最后回東北投老少帥,至此竟做了山東督辦。他所統率的除少數正規奉軍之外,也改編了大批直魯兩省地方部隊,號稱‘直魯軍’及少數‘白俄軍’。盛時竟擁眾十萬以上。雖然這位出名‘三不知’的‘狗肉將軍’,并不知道他自己有多少兵,多少老婆,多少銀子。
    一九二五年初,張作霖以張宗昌兇猛善戰,又在長江流域有作戰經驗,乃予以‘蘇魯皖剿匪司令’名義,囑其挾前‘松滬護軍使’因戰敗而投奉的盧永祥,揮軍南下。張、盧于一九二五年初擊破直系齊元軍進占南京。盧永祥并于南京一帶網羅一些淞滬舊部增組‘宣撫軍’,仍以張宗昌為總司令,率軍循滬寧路東進。一路取常州、奪無錫、占蘇州,終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底占領上海;再循滬杭線南進,與直系另一悍將孫傳芳(一八八五-一九三五)所部相持于滬杭之間。奉系勢力發展至此,可說是臻于極盛了。然奉軍此次南進遠及蘇杭這塊天堂地區,張宗昌實居首功。
    因此當張宗昌得勝班師之際,論功行賞,張作霖乃授意段執政江山東督軍鄭士琦他調,遣缺就由張宗昌這為民國史上的‘標準軍閥’遞補了。張宗昌督魯一督三年,直至‘濟南慘案’(一九二八年五月)爆發之后,才被北伐軍趕出山東。最后被白崇禧在灤東繳械,始結束了他的政治生命。一九三二年他返魯掃墓,誤入韓復矩的圈套,終被槍殺。
    一九二五年四月張宗昌北返督魯時,張作霖乃派心腹智囊總參議楊宇霆任‘江蘇督辦’;第一軍軍長姜登選為‘安徽督辦’。并統率長江下游的奉軍。
    奉軍既占蘇、皖,則奉系此時所奪地盤已擴及八省三市──關外:黑吉奉熱(熱河是省級特別區);關內:冀魯蘇皖,及北京、天津和上海。天津上海在政治區劃上雖直屬冀蘇二省,其實際影響力較其母省容有過之。
    以中比西,則此時的奉系地盤較中古歐洲的‘神圣羅馬帝國’或近代西歐之英、法、德、奧、義、荷、比、西八大列強疆土之總合猶有過之。奉系此時擁有精兵三十七萬人。陸海空軍俱全。訓練、裝備、補給皆舉國無雙。奉張父子之權力,至此可謂登峰造極了。
    就在這奉系勢力如日中天之時,民國史上最大的國恥之一‘五卅慘案’(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在上海爆發了。一時舉國沸騰。學運民運的目標都集中于‘打倒帝國主義’,而上海的各國租界也就成為眾矢之的了。正當這華洋對峙,雙方于春申街頭摩拳擦掌的緊要關頭,少帥張學良奉老帥之命,忽于六月十三日率奉軍精銳兩千余人,進駐上海。這時被中國工運學運嚇慘了的英法租界當局,見奉軍入滬,竟聯銜向少帥要求派軍入駐租界加以‘保護’。
    此次中國軍隊進入租界,不論各方解釋如何,也是中國租界史上的創舉。這時的少帥,年方二十五,官拜中將,風華正茂,其為人也,又面如冠玉、瀟灑風流。周旋于五光十色的十里洋場之中,真是如魚得水。
    在一次前國務總理唐紹儀女公子(顧維鈞博士的大姨子)的高級宴會上,他這個‘小把戲’也結識了其后名播國際,在‘西安事變’中發生決定性作用的蔣夫人宋美齡女士。沒有他夫人于鳳至的這位‘結拜姊妹’的不時翼護,則漢卿在其后五十年的‘管教’期中,也就要辛苦多了,危險多了。此是后話。
    郭松齡叛變的歷史意義
    不過話說回頭,這時不論奉系勢力是如何的強大,它終究是個‘北洋軍閥’的一支。它上下所搞的還是劉邦、項羽那一套──窮兵黷武、逐鹿中原。誰把鹿捉到了,誰就做皇帝。這個老套套,在‘民國時代’就不夠用了。
    知父莫若子。張學良總喜歡把他老子與他底上司蔣中正作比。他說前者是‘有雄才、無大略’;后者是‘有大略、無雄才’。所以他二人是各以短取敗。要各以長相輔就好了。
    ‘雄才’者何?‘水滸’英雄,‘說唐’好漢也。隋唐之際最大的雄才,便是秦王李世民了。‘大略’者,建國方略、建國大綱,民主專政、農村包圍城市等等是也。換言之,你得對你自己的政治措施、政治布局有認識,有遠見,有策略也。斯為張老帥之所無。他老帥口口聲聲要‘以武力解決長江各石。長江各省,真的被他武力解決了,則‘以暴易暴’耶?這點他就講不清楚了。講不清楚則不但長江各省武力解決不了;他用武力強占的蘇皖二省,在一九二五年秋又被南方軍閥孫傳芳等奪回去了。──軍閥失之、軍閥得之,與我老百姓何有哉?這就是沒有‘大略’的毛病了。
    再者,對自己的政治措施無認識,則連自己內部的問題,都無法解決,這樣就爆發了一九二五年冬的‘郭松齡倒戈’的鬧劇。
    郭松齡(一八八二-一九二五)于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十一月廿二日,突然叛奉自立,號稱‘國民四軍’或‘東北國民軍’。歷時不過一月零一天。雖是曇花一現,而功敗垂成,意義深遠。當時若天如其愿,在東北取張而代之,則其后國民黨的聯俄、容共、北伐、清黨一連串的歷史故事,也都不會發生了。今日的中國甚至整個東亞,也不是這個樣子。‘歷史的偶然性’,可不信哉?
    郭松齡叛變是怎么回事呢?簡言之,它是奉系內部矛盾的表面化;而奉系內部矛盾又是當時整個中國內部矛盾的一部分。
    蓋奉系在本世紀初年張作霖接受招安開始,二十年中他們就建立一個偉大的神圣羅馬帝國,在這帝國之內因而也就派系叢生。而派系中矛盾最尖銳的蓋有三大集團。第一是隨張作霖招安而來的‘元老派’,包括張作相、張景惠、湯玉麟等人。這元老派原是一群綠林豪杰,略識之無的老粗。當他們覺得他們的帝國之內需要充實一批新人材時,他們便延攬了一批留日歸國的‘士官生’──這是當時中國各省區的普遍現象(只有袁世凱的嫡系‘北洋六鎮’是個例外。袁不用士官生)。士官生既在地方武力中得勢,奉軍中因而也有一個‘士官派’。它在二十年代的首領便是楊宇霆(一八八五-一九二九)。士官派本依附于元老派,漸漸地它卻掌握了元老派,成為奉系中的當權派。至于奉軍的中下級骨干,則又是‘陸軍大學’和它自己‘東北講武堂’訓練出來的畢業生。無形中他們也就形成一個強有力的‘陸大派’或‘講武堂派’。這一派的精神領袖原是該校一九一九班畢業生張學良,而張學良是‘少帥’;是全軍的副統帥,職責繁多,又歡喜聲色狗馬,不常在軍中,因此他們底實際領袖便是出身陸大并曾任講武堂教官的郭松齡了。郭松齡掌握了‘京榆司令部’,也就掌握了奉軍精銳。
    上述三派在奉軍之中不特時為權位而傾軋,他們底生活方式和思想傾向亦大有不同。要言之,則元老派與士官派早已形成一個官僚集團,在位攘權;思想生活也都比較保守,甚或腐化。而講武堂派則比較年輕、篤實,所受當時的潮流──如‘十月革命’(一九一七)和‘五?四運動’(一九一九)──的沖激也很大。他們反對禍國殃民的內戰,同時對元老派的舊軍閥統治,也有反感。其中尤其是郭松齡影響最大。郭的夫人韓淑秀是學風比較新穎而激進的燕京大學畢業生,與馮玉祥的老婆李德全同學。感情甚好,過往亦密。而馮此時已與‘第三國際’掛鉤,北與蘇聯駐華大使加拉罕,南與中山的俄籍顧問鮑羅廷都在暗中往還。至于蘇聯對馮氏‘國民軍’的彈械支援,和國際共產黨在馮軍中的顧問活動,也早已不是秘密。凡此種種,對郭松齡都是新鮮的刺激。尤其是馮玉祥對直系的‘倒戈’,以及馮在‘北京政變’后的迅速發展,郭氏顯然也不勝羨慕。他既然深知他在奉軍中所掌握的實力,遠超過一年前馮氏在直系中之所有;他也深信他如揮戈‘倒奉’,那真如探囊取物了。倒張之后如再與馮玉祥聯成一氣,并得蘇聯之奧援,則華北可大定也。因此郭氏于十一月中在日本觀操奉召歸來,席不暇暖,便與馮玉祥訂了七條攻守同盟的密約,隨即于十一月廿二日發出通電,公開反奉了。
    反奉倒戈必敗的原因
    郭松齡的反奉倒戈,其軍中顯然是有文人(如他所特請的林長民、饒漢祥)無策士;不像馮氏倒戈,有個黃郛為他出謀劃策,所以他一出手便鑄下大錯。為著與馮玉祥的‘西北國民軍’相呼應,郭把他手下奉軍番號改成‘東北國民軍’。馮的‘國民軍’那時與共產國際掛鉤是盡人皆知的。郭之叛奉,一開頭就與馮玉祥擺出個沒有必要的搭配;這就未蒙其利,先受其害了。郭不要馮的支援:馮也不支持他并乘機混水摸魚。
    那時唯一能左右郭張內戰的是日本的‘關東駐屯軍’。日本人本不喜歡奉張父子。但是兩害相權取其輕。日本人更怕帶有共產色彩的‘國民軍’進入滿洲。日本人終于決定不讓郭軍穿過南滿路。并將他們的‘駐屯軍司令部’移入沈陽。這一來,奉天便成為銅墻鐵壁。張老帥也就決定率殘部反攻了。再者,兵驕必敗。郭氏自信心太大了。兵未發軔,他就要搞個原一、三軍團的嫡系。把那些有心投靠的雜牌地方軍,如熱河的闞朝璽、直隸的李景林以及其他的吉林軍和黑龍江地方部隊等,均被拒于圈外,太阿倒持,化友為敵。
    郭君也忽視了,二十年中國的道德觀念的基礎仍是君君臣臣的‘封建道德’。他統帥的原是張家的父子兵。奉張父子雖‘大略’不足,卻各有‘雄才’。有禮于士大夫,亦有恩于士卒。他們將帥士卒之間,是有深厚的情感,離間不易,而郭氏懷偏將之才,反而疑忌成性,如今卻要奉‘少帥’以伐‘老帥’,然其對少帥亦口是而心非。如此司馬昭之心,將士之間亦何嘗不洞若觀火呢?
    所以郭氏如早懷異志,欲成大事,則應效法他底小東人搞‘西安事變’的干法:出其不意,劫持統帥;然后以三兩天功夫,底定奉天,才是有效的辦法。舍此不圖而稱兵犯上,一經膠著,曠日持久,則叛軍就要鳥獸散了。──這就是郭松齡原本克榆關、取錦州勢如破竹,然終于十二月廿四日兵敗巨流河(沈陽西南),單騎走麥城,而夫妻雙雙被擒伏誅之原委也。治史者走筆至此,有余概焉!
    馮玉祥是眾矢之的
    郭松齡兵敗身死固然是他夫婦的悲劇,而郭之倒戈對奉張父子也是個致命的打擊。郭在日本觀操,奉老帥之召回國的目的,原是要借重這位猛將西伐馮玉祥,南征孫傳芳的。他的突然叛變把奉張父子這一軍事計劃,完全扭轉了。他的叛變也使奉軍內部的裂痕更為表面化。雖然郭氏死后,張學良曾仿效曹操‘官渡之戰’(二○○─二○一)焚卷的故事(曹操把自己將士與敵人勾結的信函擄獲之后,未加查閱便全部焚毀,并說‘斯時孤且不保!’),把麾下將士與郭松齡私交的證據全部焚毀,既往不咎,然軍心究非昔比。有的郭氏死黨如參謀長兼炮兵旅長魏益三便拒不歸隊,終率余黨數千人,仍稱‘國民四軍’,依附了馮玉祥(見魏氏自述,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第十五輯二一五頁)。
    可是盡管郭之對馮頗有敬慕之情,而馮之于郭,則顯乏投桃之報。當十二月初郭氏‘討奉’戰事正烈之時,馮忽揮戈東向。他不是援郭而是挖郭的墻角,向已宣布‘脫離奉系’的直隸督辦李景林大舉進攻,搶奪了直隸省的地盤,并霸占了天津作‘出海口’;他也乘闞朝璽鼠首兩端時,突然奪取了熱河。鷸蚌相爭、漁翁得利。這時馮玉祥的聲勢自然直線上升。東起天津、西迄蘭州,長城內外的草原牧場,盡成馮氏‘國民軍’的天下。在北京他驅策段祺瑞,挾天子令諸侯,也炙手可熱。因此郭松齡死后,奉軍重振旗鼓的第一個對象便是馮玉祥了。
    一九二六春初,張家父子乃整編殘部,率師再度入關。守關原‘叛將’魏益三不支,率其‘國民四軍’逃往保定。少帥精銳乃占領灤州,直指天津。
    這時奉張父子對馮玉祥是必除之而后快。事隔六十余年了,恢復自由了的張漢公在臺北還向我說:‘馮玉祥作假作了一輩子!’那時他父子對馮的辦法,除奉軍正面進攻之外,并檄調敗退山東的李景林和張宗昌的‘直魯軍’攻其南;作霖更遣專使與吳佩孚釋嫌修好,約他自武漢北攻馮軍于信陽;并誘引閻錫山出娘子關取保定,使馮之‘國民軍’四面受敵。
    在馮氏四面楚歌之時,那位寄馮氏籬下,無兵無將而徒擁高位的段執政,處境就更為困難了。他深知他只能‘執政’于張、馮、吳三派的均勢之下。一旦其中任何一派獨得其勢,武力失去平衡,他就要下野了。因此段執政在國民黨‘北伐’前夕,實在是個三處磕頭、四面討好(三面之外再加一面便是原八國聯軍時帝國主義所組織的‘公使團’)的一位最可憐可嫌的國家元首。
    ‘三.一八慘案’與天安門喋血
    馮玉祥原是‘北洋軍閥’集團中唯一的一個沒有固定地盤的主要軍閥。他游擊全國,四處依附、四處‘倒戈’,竟成為民初全國知名的‘倒戈將軍’。當然他倒戈最成功的一次便是一九二四年他叫做‘首都革命’的‘北京政變’了。這一下他忽然搞到個全國第一號大地盤──北京。但是北京太重要了。玉祥無意中得之,但是得到了,他又消化不了。只好捧出個老軍閥段祺瑞做幌子。可是段祺瑞的資格又太老了。他竟然要假戲真唱,不愿做馮玉祥的傀儡,已如上述。馮既指揮不了他,而自己又不愿做自己傀儡的嘍啰。因而這位‘作假作了一輩子’的‘倒戈將軍’對段執政呈請‘辭職’又‘辭職’;而段執政對他則‘慰留’又‘慰留’。二人心知肚明,都在唱戲。只是直至一九二六年春,這臺假戲再也唱不下去了。──受他唆使向張家父子倒戈的郭松齡已兵敗身死。死敵奉軍已傾巢南下。而被他倒戈幾至身敗名裂的吳佩孚,又信誓旦旦必報此仇。玉祥處此逆境,唯一可以自保之道便是南交汪蔣,北靠蘇聯了。汪蔣對他自然是歡迎之不暇;而斯大林、托洛斯基也早已看中了他。一九二六年初,他們之間的關系也索興公開化了。
    俄人援馮既然公開了,則日本援張,英人援吳,也就更加積極了。一部中國近代史,原即是一部帝國主義列強在華角逐史。這次北洋軍閥的內戰,帝國主義的陣線也是十分明朗的。
    因此在二月初旬當奉軍艦艇在大沽口外出現時,馮軍乃在大沽口沿海設防,并以俄制水雷封鎖大沽口,并一度與故意穿過封鎖線的日艦炮戰。如此一來,帝國主義就全部卷入中國內戰了。日本人就首先對馮軍布雷,提出抗議。
    三月十六日英美法義荷比西日八大帝國主義,更聯合援引‘辛丑條約’海口不得設防之條款,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四十四小時期限的‘最后通牒’。
    段政府怎敢得罪帝國主義呢?同時他也為討好奉張,并暗防赤俄,乃勸令馮部停止布雷。馮玉祥之是否接受段的勸告還是次要的,最重要的卻是段之向帝國主義低頭,大大地違反了全國的民意。這時‘五卅慘案’的血猶未干,而帝國主義氣焰又起;是可忍孰不可忍?加以這時‘國共合作’情意方濃。國民黨(也就是共產黨)在華北的的地下活動,正如火燎原。‘五四運動’當年的激進分子這時多半是國共兩黨的地下工作者,一聲呼嘯,則學運工運便一哄而起。
    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三月十八日(星期六)激于義憤的北京學生和市民數千人乃集合于天安門前開了個‘國民大會’,聲言反抗‘八國通牒’。要求把八國公使趕出中國,并撕毀‘辛丑條約’。大會由徐謙、顧孟余、李大釗等公開或暗中主持。一時群情激昂,呼嘯沖向國務院。這時執政府的衛兵慌了手腳,衛隊長乃下令開槍。槍聲驟起,群眾前逃后沖,秩序大亂。被擊斃的學生和市民達四十七人。傷者一百五十余人。是為民國史上前所未有的政府屠殺徒手學生和平民的‘三?一八慘案’。
    這一殺不得了,全國輿論為之沸騰。北京政府亦自知理屈,國務總理賈德耀引咎辭職,段執政亦明令對死者撫恤,傷者送醫。但是這批軍閥當局總以為這次群眾運動為國民黨(共產黨)地下煽動之所致,乃下令通緝徐謙、顧孟余、李大釗(一八八八-一九二七,時任北大教授兼圖書館主任)、李石曾、易培基等。徐謙等乃避入俄國使館。這就伏下了后來張氏父子查抄俄使館的契機。
    在中國近代史上,所有學運、民運,從政府的立場看,都是‘壞人’煽動之所致。其實所有群眾運動都是激于義憤的;‘壞人’只能推波助瀾而已。此時段政府之無力‘撕毀辛丑條約’,無法‘趕走八國公使’,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段政府之槍擊愛國學生與市民,死傷至二百余人之多,那就混帳之極了。
    鄧小平初出茅廬
    這樁‘三?一八慘案’只是軍閥混戰史中一件‘慘案’、一段‘插曲’。無關乎大局。這時張吳聯合討馮,馮自知不敵,乃分飭所部自直隸與河南向北京撤退。北京如再不保,便北撤南口,準備向西北逃竄。馮的另一著棋便是干脆把他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的關系正規化。
    三月廿日當廣州的汪蔣正為‘中山艦事件’,開始決裂時,馮卻應鮑羅廷之約自平地泉趕去庫倫。未機鮑亦偕大批國民黨要人顧孟余、陳友人、譚平山、邵力子、于右任等抵庫。在諸人勸說之下,馮也就同意加入國民黨了。
    在‘近代中國’這坐大舞臺上表演出將入相的演員們,他們‘才’、‘德’和社會背景,基本上差別有限。只是一部‘中國近代史’,卻是一部從‘中古’逐漸進入‘現代’的轉型史。在這蛻變期中,則有極明顯的‘階段性’。表演后一階段的演員就要比前一階段的,更要‘現代化’。前一階段的演員,如不把握時機教育自己(像孫中山那樣),當時代進入次一階段,你就要被時代所遺棄,變成新時代的‘革命對象’了。像馮玉祥這樣的人,他自‘灤州起義’(一九一一)的小革命黨轉變成民國初年的標準大軍閥。等到二十年代中期這個軍閥階段漸成尾聲時,他如不有所轉變──不論是自動的或是被動的──就勢必和吳佩孚、孫傳芳等同舟共沉了。想不到在一九二六年初他因兵敗走投無路之時,卻被第三國際看中而加入日了國民黨。
    國共合作和北伐是中國近代史上的一個新階段。在這‘新階段’中,馮玉祥本是沒份的,但是三湊六合,使馮氏搭上這條新列車,便隨之進入次一階段了。
    玉祥于四月中既與第三國際和國民黨洽談妥當,四月底他就接受蘇聯的邀請,偕徐謙等一行到世界革命的司令部莫斯科朝山去了。一朝四閱月正趕上‘國民革命軍’誓師北伐,一路勢如破竹,直下長沙武漢。國內形勢大變。當這位老軍閥帶了一批斗志昂揚、信心十足的小共鄧小平等和大量俄援武器自蘇聯返國時,馮玉祥也就是另外一個馮玉祥了。
    四大軍閥.各懷異志
    話分兩頭,當馮玉祥得意洋洋地走向莫斯科之時,他留下的一批‘國民一二三軍’的將領鹿鐘麟、孫岳、張之江、宋哲元、韓復矩卻正被奉直二軍打得七零八落。這時無兵無將的段執政自然的就要拋棄馮系,而向爭奪北京城,來勢洶洶的奉直兩軍之間求其均勢了。但是張家父子這時的兵力遠在直系殘部之上,所以段執政在依違之間,難免就有‘暗通奉系’之嫌。事為馮系守將時任北京警衛司令的鹿鐘麟所悉,鹿乃于四月九日派兵為執政府、繳衛隊械,舉行二次‘北京政變’把段祺瑞趕入‘東交民巷’。鹿為自保計乃釋放前總統曹錕,聲言愿重隸麾下;并通過曹錕與吳佩孚釋嫌修好,希圖共拒奉張父子,然吳則與奉張另有密約,拒不接納。鹿自知獨力難以抗奉,便于四月十五日全師撤出北京,退守南口。馮軍既撤,那由張宗昌、張學良、李景林所率之奉軍及直魯聯軍乃長驅而入,占領了北京──也結束了為時一年有奇底段祺瑞‘臨時執政’的鬧劇。段氏一去則中樞無主,由顏惠慶等暫時‘攝閣’,勉維持中央政府于不墜。至于政府前途,就要看張作霖、吳佩孚,尤其是前者決意如何安排了。
    在雙方代表于五、六月間一再磋商之后,彼此決定對‘顏閣’暫時維持,而對馮之‘國民軍’則雙方合力加以解決。
    此時馮的殘部顯然是根據馮發自莫斯科的密令,在奉直兩軍東南兩方夾擊之下,向西北轉移以求自保。馮軍西進則首攖其鋒者便是山西的閻錫山了。
    閻氏自辛亥以后,盤據山西十余年。自稱要把山西建成半個日本。對北京政潮,總是鼠首兩端以避禍。他甚至把山西鐵道系統建成‘窄軌’,不讓外省軍車進入山西;他在山西非必要時亦不出剩可是這時我不犯人、人卻要犯我。馮部國民軍石友三、韓復矩等部于五月下旬,以流寇姿態,侵入大同。眼看雁門關甚至太原都為在旦夕。久據穴中怡然自樂的閻老西,一時手忙腳亂,乃連電張、吳兩帥告急。愿率三晉健卒,同伐馮賊。
    閻之伐馮,無他,拒賊自保也。
    吳之伐馮者,誓報前年一箭之仇;并圖藉機重主中樞也。
    張之伐馮者,入關為主,取而代之也。
    因此,張、吳、閻、馮,四大軍閥,各懷異志;各軍將領,謀利求祿,各為其主。把整個華北打得煙霧彌漫、血肉糢糊。可憐千萬生靈,被這批軍閥弄得尸填溝壑,家破人亡,慘不忍睹。
    這時華南兩廣的國民黨也正在東爭西討,槍聲遍地;汪蔣二人為爭領導權,正彼此鉤心斗角。湖南的趙恒惕、唐生智更打得頭破血流。驅汪以后的國民革命軍,也于此時乘湘亂而北伐。一時中華大地,南北東西,都炮聲隆拢這時的中國,哪里還是個國家啊?!
    奉張統一華北的遠景
    在這華北四大軍閥混戰之時,四人之中以吳佩孚比較空虛。他雖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畢竟是強弩之末,眾叛親離,兵力無多。加以他北至南口,南及衡陽,綿延千里,一字長蛇陣的戰線,進攻退守均屬不易;隨時有斬頭、除尾,和腰斬的危險。事實上當他于一九二六年春應張作霖釋嫌修好,共除馮玉祥的密約(見蘇錫麟自述,載全國‘文史資料選輯’第五十一輯八二頁),計劃北上討馮時,他拖在南方的尾巴──趙恒惕的湖南地盤,就被唐生智吃掉了。唐自知無力抗吳,乃投向兩廣,這便引起了革命軍的‘北伐’,吳佩孚也就首尾受敵了。
    至于閻錫山,閻老西這位山西‘土豪’(章太炎評語)原不是個雄才大略的野心家。他畢生的心愿都集中于維持山西省這個大票號。這一點他也的確做到了。所以對付閻老西,除后來的共產黨以外,國民黨和日本人都趕他不走。但是為著保持山西這個老巢,合縱連橫對他都只是技術性的問題。閻錫山是沒有永久的敵人,也沒有永久的朋友的。北伐軍勢力大了,他也可追隨‘煥章大哥’加入國民黨受命為‘第三集團軍總司令’的。大同雁門之爭,也就忘于腦后了。
    馮玉祥在華北雖是個無根軍閥,但是他一旦發現了‘聯俄容共’‘加入國民黨’這條新出路,思想搞通,樂不思蜀,南口彈丸之地的得失,對他也無關宏旨了。
    至于長江流域那些小軍閥,處于四戰之區,北邊戰敗則投南(如唐生智);南邊戰敗則投北(如孫傳芳);南北相持則舍冷灶燒熱灶(如陳調元)。他們本不能掌握自己的命運。再看那些據守西南、西北的邊疆軍閥。在王綱解紐,中原無主之時,他們就你砍我殺,兼并邊陲,稱王稱霸。但是一旦中原一統,新朝崛起,他們自會奉表稱臣,甚至撤藩歸政,皆不是大問題。這一套樣板戲,已在我國歷史上演出了兩千余年,此次不過是最后一場罷了。
    所以我們民國史發展至一九二六年(民國十五年)初,局勢已十分明朗──南方已逐漸統一于‘聯俄容共’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權;北方政權則漸次歸并于奉張父子。雙方‘楚河漢界’,一南一北把神州中分為二。分久必合,要中國重歸一統,就要看誰強誰弱,誰死誰活了。
    ‘安國軍’成立始末
    可是一九六二至二七年的中國政局的變動是太復雜了。以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有位白裔中國史老教授,曾立志寫一本書叫‘一九二七年之中國’。他老人家,無征不信,把雞毛蒜皮弄得太仔細了,寫了二十余年,還繳不了卷──其實他所寫只是南方的半個中國而已。
    那時作為‘革命對象’的北洋軍閥,和他們的北京政府,其復雜情況,亦不下于南部的國共兩黨。雖然如此,我們長話也不妨短說。
    話說馮氏‘國民軍’鹿鐘麟部,為直奉所逼,于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撤出北京,退保南口之后,張學良隨即率張宗昌、李景林入駐北京。自此北京便是奉系的天下了。北京政權在軍閥時代之更迭,原是形同兒戲的。此去彼來,自有長樂老人隨時‘勸進’。這次奉系當權,長住北京的一些官僚政客們,也就動腦筋,勸張作霖進駐中南海,出任民國大總統了。
    可是張作霖卻不愿率爾操觚。他雖然以統治者自居于六月廿六日親蒞北京晤吳佩孚。當吳氏主動北上親自指揮討馮的南口之戰時,張亦于三日后離京。其后便往返于津奉之間,坐山觀虎斗。吳佩孚攻南口逾月無功時,老帥始令少帥接手以奉軍專長之重炮轟斃國民軍萬人以上,終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十四日攻克南口。馮軍西遁。華北遂成張家天下。
    當南口之戰正在高峰時,南方的北伐軍也正迭克名城,于七月一日頒布動員令,七月九日‘誓師北伐’。八月廿六日與廿九日乃發生早期北伐戰史上最有名‘汀泗橋’與‘賀勝橋’之戰。其慘烈情況當時親臨前線的指揮官張發奎和李宗仁兩前輩,曾為余詳述之。
    賀勝橋防御戰的指揮官便是自南口戰場倉促南下的吳佩孚本人。吳帥曾手刃退卻旅團長數人,掛其頭于電線桿亦不能阻止吳軍敗卒的‘反沖鋒’。
    兩橋之敗,使吳軍喪失了全部精銳,也喪失了再戰的士氣。縱橫中原的吳大帥從此一蹶不振;最后還死硬地‘不住租界’,就只好解甲歸田了。
    吳佩孚既敗,革命軍乃兼程入贛入閩。在箬溪、德安、南昌、松口、漳州等一連串的決戰之后,也消滅了孫傳芳這位蘇浙皖贛閩‘五省聯軍總司令’的主力。
    吳佩孚、孫傳芳多少年來都是奉張父子的死敵,雙方鏖戰不停,有勝有敗,從無已時。熟知不出數月,這兩大死敵竟為蔣介石所澈底擊敗。這在奉系看來,正可坐收漁人之利。因此老少帥兩父子,便要以援孫援吳為借口,揮軍南下,重掌蘇皖豫三省已失的地盤了。
    此時孫傳芳率其殘部兩面受敵,自知非依附奉軍,絕難自保,乃于十一月下旬單車北上,在天津向張作霖乞援請罪。與少帥約為弟兄;以父禮事老帥。并領銜遍約原奉直皖晉各系舊軍閥閻錫山、張宗昌、商震、劉鎮華、張作相、吳俊升等十六人商組全部北洋軍閥之聯合武力,并名之曰‘安國軍’,以對抗自南方新起的‘革命軍’。同時向張作霖勸進,公推張為群帥之首出任‘安國軍總司令’,而以孫傳芳(五省聯軍)、張宗昌(直魯軍)、閻錫山(晉軍)副之。
    實至名歸,張作霖亦居之不疑,乃于十一月卅日在天津通電就職。十二月廿七日遂移節北京。作霖此次入京顯然以國家元首自居。扈從之盛、戒備之嚴,均前所未有。專車至前門站抵步時,自前門經正陽門、天安門、西長安街至張氏駐節的西城順承王府,沿街均用黃沙鋪地、凈水拂灑,儼然是前清帝王的鑾仗。此時筆者先父與諸叔均隨祖父小住北京,目睹其盛況。諸叔均為在學青年,歸來繪影繪聲為我輩孩提言之,至今不忘也。
    ‘安國軍’‘革命軍’短兵相接
    ‘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無限便利:第一、他于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出便名正言順地發重兵南下。東路由張宗昌指揮‘直魯軍’循津浦線前進,于三月間進占南京入駐上海。孫傳芳軍撤往江北。當革命軍在白崇禧、何應欽、程潛等指揮之下于同時進入滬杭寧三角地區時,‘安國軍’和‘革命軍’就短兵相接了。
    ‘安國軍’西路則由張學良于二、三月間指揮奉軍主力率重炮七十余尊,循京漢線南下,進占鄭州,沿途有零星直系部隊不聽命歸附者,則予以繳械。吳佩孚兩面受敵,不得已西竄四川,依附楊森,京漢線上的奉軍與革命軍也就要正面接觸了。
    在奉軍(包括‘直魯軍’)于東西兩線代替了孫吳兩軍之后,乃與北伐的‘革命軍’兩面作戰。在滬寧,以及津浦線上的張宗昌,雖不戰而走。在西線上的張學良、唐生智、張發奎的爭奪戰,卻是十分激烈的。
    一九二七年五月,兩軍相遇于豫南之駐馬店、郾城、周家口一線。奉軍以其國際馳名的‘七十尊重炮’,排轟張發奎。六十余年過去了,去年張漢公與筆者談及此役猶眉飛色舞不止;而小子何幸,三十年前亦嘗與張大王(張發奎在軍中的綽號)詳談駐馬店之戰。大王深許奉軍重炮為其‘鐵軍’北伐中第一號勁敵。然大王也告訴我說:‘他們那時簡直不敢開炮!’為什么呢?張說:‘那時我們革命軍士氣最旺。──我們在前線,敵方哪個炮聲最壟機槍最密,哪個地方就是我們沖鋒的對象,所以他們不敢開炮。’總之駐馬店和郾城之戰,奉軍吃了敗仗。當張發奎乘勝攻入鄭州張學良的司令部時,在學良辦公桌上發現有敵將‘留交張發奎將軍’一封親筆信。大意說,英雄識英雄。是好漢,將來‘抗日戰朝上再見。向華(張發奎字)莞爾納之。去歲漢公與我談及,也證實有此‘留函’。這也可看出他們那時內戰雙方的心境。
    五十年代中,張發奎數訪臺灣,曾違禁約訪幽居中之張少帥。二人互道仰慕之忱。杯酒聯歡,一笑泯恩仇。當年駐馬店一帶的數萬冤魂就算是白死了。
    老帥升級為國家元首
    安國軍總司令的名義給予張作霖的第二項便利,就是他不必再‘挾天子、令諸侯’了。他已是事實上的‘天子’。只要把名位稍作調整;再做點姿態以贏得列強駐華‘公使團’的承認(這是那時軍閥政府的必要條件),他就可正位作‘天子’了。一九二七年四月六日,也是南方國民黨‘清共’運動蓄勢待發之時,張家父子在北京也取得了‘公使團’的支持,一舉包圍蘇聯駐華大使館。搜查之后,逮捕了國共兩黨地下領袖六十余人。略經審判,竟將李大釗等中共黨員二十余人判處‘絞刑’,并將所搜得的中俄文資料編纂成‘蘇聯侵華陰謀文證匯編’的鉅帙,公諸世界,贏得蘇聯以外各帝國主義駐華公使的一致喝采。在各公使支持之下,張作霖便正位為中華民國的正式元首了。
    六月十八日原在‘勸進’人士繼續勸進之下,張作霖公布‘軍政府組織令’,成立‘中華民國軍政府’,并且出任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原攝政內閣總理顧維鈞呈請辭職,由潘復繼組‘軍政府內閣’,詔告世界。
    張作霖以中國元首之尊,在就職之日亦循古帝王及近總統舊例駕蒞‘天壇’祭天。正當大元帥手捧金爵向蒼天喃喃祝禱之時,不意失手,金爵墜地,爵扁酒流。聞者咸認為是不祥之兆;至少也是美中不足。──此一小插曲為當時卸任總理的顧維鈞先生六十年代初在紐約告我者,當非虛語。
    國共兩黨的內訌
    在張作霖出任‘大元帥’之后,北方的軍閥中國,尚能粗安,而同時一時期長江流域和華南的國民黨統治區,則天翻地覆。
    原來國民黨在北伐初期占領武漢取得相當勝利之后,黨中部分軍政領袖便認為革命軍總司令蔣中正權力過重,為防止軍人獨裁,應設法加以抑制,乃發生了‘倒蔣’的暗潮。迨革命軍于一九二七年初底定滬寧以后,此一暗潮則逐漸蛻變成國共之爭。蓋共產黨原亦在‘倒蔣’陣營之中,而上海一帶之金融界所謂‘江浙財團’者,則由于社會性質上之反共,乃轉而‘擁蔣’。致使國民黨分成左右兩派,勢成水火。而共產黨乃成為左派之左派;蔣氏則成為右派之右派。你死我活乃勢所難免。迨汪精衛于四月初自蘇聯歸來──汪蔣原有‘中山艦事件’之宿怨,至此舊恨新仇,一時俱發。加以蘇聯之第三國際及上海的江浙財團各自暗中助陣,乃演成‘寧漢分立’。蔣氏在右翼軍頭桂系將領公開協助之下,一不做、二不休,乃發動‘四?一二事變’之‘清共運動’。一時人頭滾滾,國共合作期中之‘跨黨’菁英,一時俱荊即上海一地跨黨分子之死難者即不下萬人。共黨高級領導人周恩來,在上海亦幾遭不測。因此國共第一次合作五年之成績,至此全付東流。
    南京‘清共’不及三月,武漢以汪精衛為首之左派國民黨,為爭奪上海財源,亦繼之以‘分共’(見陳公博自述)。國民黨既全部右轉,而共產黨亦一不做、二不休索興向極左發展,乃有八一之‘南昌暴動’和繼之而來的‘秋收起義’乃至一九二七年底之‘廣州公社’。卒使廣州鬧市,頓成灰燼,死人如麻。
    中國革命之流產亦導致蘇聯斯大林與扥洛斯基之爭。于‘一九二七年之中國’,擺在讀者面前的有‘國共之爭’;亦有國民黨內汪蔣桂唐之內爭;更有共產黨斯派、扥派之內爭。
    黨綱解紐,則槍桿至上。在國民黨統治區內,吾見桂系‘逼宮’、蔣介石‘下野’、龍潭血戰、李宗仁討唐、張發奎討桂、李濟琛討張、‘鐵軍’自殺、汪精衛逃亡……一連串數不盡的事變。國共兩黨皆自顧不暇,‘北伐’也就無形中斷了。北伐中斷,也使北京的張作霖做了半年的太平大元帥。
    閻錫山估計錯誤、傅作儀死守涿州
    但是一九二七年的國民黨雖自戕太過,畢竟改組未幾、黨員年輕,腐化未透而沖勁猶存。它經過半年的折騰,至一九二八年初蔣中正又偕新婚夫人宋美齡回到南京,復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實行二次北伐。
    在二次北伐中他雖失去猛將張發奎、唐生智、賀龍和葉挺,但是卻增加兩支北洋軍──馮玉祥和閻錫山。
    玉祥于一九二六年自蘇聯返國后乃整飭舊部國民一二三軍為‘國民聯軍’,自任總司令,于九月十七日‘誓師’五原,宣言接受三民主義,效忠國民黨;旋即率部入陜。一九二七年夏當奉軍戰敗撤出河南,武漢部隊亦自鄭州班師企圖‘東征’蔣介石之時,馮軍乃重入河南。六月十日馮氏與汪精衛、唐生智等開‘鄭州會議’,接防鄭州。旋即奉蔣總司令電召,于六月十九日東去徐州與蔣中正、李宗仁等舉行‘徐州會議’。斯時寧漢之戰已箭在弦上,雙方班師,無暇北顧,隴海西段乃重入馮軍掌握。至一九二八年初,蔣總司令復職,北伐軍改組時,馮已擁眾四十萬,虎距中原,乃受命改稱‘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遵命北上討奉。
    至于閻錫山,他原為安國軍中勸進分子之一,并榮任安國軍副司令,然見北伐軍勢盛,閻亦于一九二六年底遣密使趙戴文往南昌見蔣,愿加入革命軍。惟遲至一九二七年春閻氏仍不敢表態,以南蔣北張,勝負莫卜也。代張學良敗于郾城,撤出鄭州,革命軍北伐勢如破竹,閻錫山迫不及待,乃易幟自稱‘國民革命軍北方軍總司令’,遣猛將商震北入綏遠,進據張家口;傅作儀東進直隸,占領涿州。閻氏原來腹案是配合北伐軍,抄奉軍后路,先入關者為王,乘機占領北京,而國民黨內訌,革命軍兩路班師,回長江兩岸,另打內戰,則非閻氏始料所及也。
    張學良斯時雖敗于革命軍,而晉軍則遠非其敵手。學良乃回師圍傅作儀于涿州;邀擊商震于察綏之間。商震敗績,奉軍尾追入晉。閻老西偷雞不著蝕把米,一時救援無人,全省大震。所幸傅作儀堅守涿州為三晉屏障。涿州不失則山西可保無恙。學良乃調集重炮,誓拔涿州。一時彈下如雨,全城進毀。古人所謂‘負戶而汲,掘鼠煮筋’,莫過于此。守城晉軍與涿州居民,傷亡幾盡,而作義堅守不降。奉軍積憤乃至動用毒瓦斯炮彈,亦不能奏效。自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五日至一九二八年一月六日,傅作儀一守三閱月,實是今之所無,古之鮮有。作義一戰成名,中外輿論均為之喝采。迨彈盡援絕,最后接受奉軍和平條件時,國內政局已面目全非──蔣總司令復職,二次北伐正整軍待發。未幾閻錫山便受命為‘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總司令’,與白崇禧、馮玉祥兩軍比翼前進。奉張已寡敵眾,力有不勝,老少帥便要考慮退路了。
    皇姑屯事變
    國民革命軍于一九二八年春繼續北伐時,原分四路出師直指京津。何應欽率‘第一軍團’循津浦路北上。除在濟南為日軍所阻,引發‘濟南慘案’之外,‘直魯聯軍’未多抵抗便退往直隸(旋改名‘河北’)。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則于津浦、平漢兩鐵路之間自新鄉向北推進。白崇禧則率‘第四集團軍’之一部(原唐生智舊部,經桂系收編者),循津浦線北上。直迫保定、北京(北伐后改名‘北平’)。閻錫山之‘第三集團軍’則循年前舊路,東出娘子關,北出大同,拊奉軍之背,向北京作大包圍。在此軍力懸殊,大勢已去的情況下,奉張父子唯一的出路便是在北京遜位讓賢,回師東北,再作打算了。
    據張學良將軍近年告訴我,他在一九二七年夏季自鄭州班師時,便決定力諫老帥,停止內戰。蓋連年殺伐,他耳濡目染,覺得內爭太無意義而老百姓受禍也太深了。尤其是他在鄭州登車返京時在車站上遇一家破人亡的老者,少帥細詢之下,竟與之相對流涕。張學良那時不過二十七歲,還是個血性青年。這位老人的故事,觸發了他潛在的良心──他自覺不能再做個禍國殃民的青年軍閥。回到北京之后,乃泣諫老父全師出關,內戰絕對不能再打了。至于后來的涿州之圍,也實在是晉閩投機所惹出來的,也是他奉父命的結果。
    在學良力勸之下,老帥也迫于現實,他父子乃于一九二八年五月決定全師出關。可是他父子這一決策,卻忽視了那把他們家鄉早已視作禁臠的日本帝國主義了。當時日本田中內閣對我東北的侵略設計,則為增建五條有戰略價值和經濟利益的鐵路。為此‘五路建設權’,日政府一直在逼迫張作霖正式簽約,而張是個愛國的硬漢子。對日本這項要求,始終‘軟磨、硬泡、死拖’,永不立于文字。
    可日本在華的‘關東駐屯軍’對我東北的陰謀那就更進一步了──他們要設立個傀儡政權,使東北永遠脫離中國。如果張作霖不是個適當的傀儡,那就殺張而另選之。所以張作霖出關之前,媒體中已有日本要扶持張作霖做‘大遼帝國皇帝’的傳聞。不幸的是我們這對父子檔老少帥,都是雄才有余而大略不足的英雄。他二人始終不敢把日本陰謀看得太嚴重,并有一種‘諒他不敢’的糊涂自信心──皇姑屯如此;‘九一八’亦然。因此當老帥于六月三日在北京專車返奉時,竟坐上前西太后的御用專列,堂而皇之,浩浩蕩蕩地開往奉天。如此,日本人若有意殺他,那就是插標賣首了。果然于六月四日清晨五時卅分,皇姑屯一聲爆炸,張老帥就應聲殉國了。
    從以美為師到以俄為師
    張作霖之死,不用說在近代中國也寫完軍閥混戰史的最后一頁。筆者作此長文底目的,也是想把皇姑屯事變前三四年之間,最復雜的軍閥混戰的故事清厘一番。如此,不特使一般讀者對軍閥故事略知始末,也可為‘九?一八事變’鋪陳點歷史的背景,以乞教于方家。
    拙篇若有余事足紀者,則是對‘軍閥’這一萬惡名辭,亦未始不可略作反思。
    張作霖‘軍閥’也,然作霖竟以拒簽‘五路’條約而死國。吳佩孚亦軍閥也,然其‘不住租界’,狷介一生。據說,最后亦以誓不事敵而招殺身之禍。張宗昌軍閥中之最下陳者,然濟南慘案前,亦嘗堅拒日軍化裝直魯軍以抗南軍之要求。大結無虧,均足垂名青史。
    以故所謂‘軍閥’者,固不可一概而論。蓋我國近代史的發展,從中古社會走向現在社會實有其極顯著的‘階段性’。舜猶人也,各階段的英雄豪杰,都是各該階段的特殊產品。各階段有各階段的通性;各階段亦各有其賢與不肖。非此階段人物多屬圣賢,而彼階段(如軍閥時代)所產者,盡屬不肖也。治史者‘秉筆直書’,絕不可先有成見而一竿打翻一條船也。
    再者,各民族國家(尤其古老文化如中國者),均各有其不同的歷史發展之背景。‘特性’往往大于‘通性’。我國所特有的‘國家強于社會’和‘中央集權’的帝王專政制度,自秦漢以降,雖算不得是個‘好’制度,然亦不失為農業社會中‘有效用’(functional)的制度,故能一拖兩千年,至今不衰。然此一制度在現代化的工商業社會中則失其‘效用’。以故我國近百年來現代化運動的主要目標,一言以蔽之,便是在尋找另一個‘有效用’的新制度,為長治久安之策,如此而已。
    自中山革命之初,由‘同盟會’至民初‘國民黨’,吾民族所向往之新制度,實為‘議會政治’、‘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總統制’等等之美國模式也。一切以美國為師。然二十世紀初年(甚至中期以后)之中國,卻無實行‘美國模式’的任何條件。因此‘總統’也,‘國會’也,搞了十來年,至張作霖組織‘軍政府’,即證明早年‘美國模式’在中國的澈底破產。‘軍閥政治’(Warlordism)者,此一美國模式破產之并發癥也。
    孫中山先生圣之時者也。民六(一九一七)以后,見列寧革命成功之新經驗而‘頓悟’,而‘大徹大悟’。他深知‘中國革命若不以俄為師,斷無成就’!自此我們尋找新制度的方向就轉向‘俄國模式’了。
    長話短說,中山逝世后的六十年來,‘中國革命’,若有若干‘成就’,均中山遺教,‘以俄為師’之結果也。然前段已言之,中國現代化運動之發展,是有其顯明的‘階段性’。各階段有各階段的貢獻;各階段亦有各階段的極限,不可畢其功于一役也。‘以俄為師’,一重要‘階段’也;但是也只是一個‘重要階段’而已。此一‘階段’一過,若吾人但知墨守‘舊師’‘先師’,而不諳‘出師’‘求師’之道,則在下一‘階段’中,就必然要落伍了;要做‘新階段’的革命對象了。
    然‘出師’之后,何擇何從?今后‘求師’之山門又在何方?事屬‘未來’,治史者則不愿多言矣!(一九九一年七月二十九日于北美洲)

2013-08-20 1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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