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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政學系探源
唐德剛 - 民國前十年 政學系探源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政學系探源


    (一)
    在國民黨掌握大陸政權的后期,派系紛立的局面之下,‘政學系’實是炙手可熱的最有力量的派系之一。在這些小派系中,‘政學系’的資格也是最老的,因為國民黨當政時的派系,除它之外,其余全是一九二四年改組以后才產生的,而‘政學系’卻是一個‘齒與黨齊’的元老組織。但是他和另一個‘元老組織’的西山派又有不同。雖然西山派的成員,都是‘元老’,但西山派本身的組織卻是一九二五年才出現的。再者西山派在一九二七年垮臺之后,死灰也不再復燃,‘新陳代謝’就更談不到了。它雖然始則有形,繼則無形,但是它自始至終卻是一個顛撲不破的政治團體。抗戰勝利初期,其中野心領袖們(據一位深知內幕老前輩告訴筆者),曾醞釀組織新黨掌握中央政權呢!
    這一著雖未實現,而‘政學系’在國民黨及國民政府之內其力量至少可與另一有力派系的‘CC’相頡頑。
    可是CC系在許多方面卻難與政學系相抗衡。蓋CC系雖然干部遍天下,包辦甚或把持了無數個政黨小單位,但它卻是個‘有兵無將’的團體。它的散兵游勇,雖然到處樹敵惹忌,但是‘大官’實少得可憐,就是陳立夫先生自己只在最后才做了幾個月的立法院副院長。所以星象家如替CC系算個命,一定要說它缺乏‘正官正盈!
    政學系可就不然了。數數它的領袖們,可說內有宰輔,外有封疆。據國民黨的傳統說法,政學系的成員沒有‘簡任’以下的小官。所以他是個‘有將無兵’的團體。他們只與高級的正敵,決勝于千里之外;而不在大學的學生宿舍,或小職員的公共食堂內,對人家橫眉豎眼地表示特殊惹人討厭。所以政學系給予一般人的印象便是這一團體是一大批做大官、享厚祿的‘治世能臣’的組織。事實上,自民初國會政治搞起,直至今日作‘廚房內閣’為止,它在國民黨內的影響較之其他任何派系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所以將來史學家如一秉春秋之筆來論斷國民黨的史實,如認為該黨功在國族,則政學系實在應該‘配享太廟’;相反的如果認為國民黨禍國殃民,罪在不赦,則政學系實在不能只算是‘脅從’!但是政學系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呢?這也是個有趣而值得研究的問題。不過要研究‘政學系’可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它的歷史、人物、組織、政治權術;它代表了什么利益;甚至它的‘階級性’都太復雜了。筆者也斷不敢以‘二手資料’冒昧來作一項”Case Study”,只想就書本知識,來一探這一派的起源,和它以往在國民黨當政中所活動的大略而已。但愿我們沾‘言論自由’的光,先為這個問題畫個輪廓,好讓其他專家或‘個中人’來以事實填補罷!
    (二)
    討論‘政學系’似應從‘同盟會’談起:‘同盟會’原是一九○五年(清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夏季,中國革命分子在東京所組織的革命大同盟。蓋斯時中國留日學生共有兩萬多人。真正讀書的人雖然不多,但是談革命卻是一時的風氣;革命的小團體如雨后春筍,個別的革命家更不計其數。大家都認為有聯合組織之必要,剛好孫中山在倫敦蒙難之后,在這一年載譽東歸,成為國際新聞人物,大家乃公推中山為首于一九○五年七月三十日正式在東京成立同盟會。
    雖然同盟會當時的誓辭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但是盟員一致服膺的共同信念卻只是‘驅除韃虜,恢復中華’;最多也只到‘建立民國’為止。因此,同盟會雖然是中國革命史上最‘革命’的一個團體,但是一旦‘民國成立’了,奮斗目標消失,革命精神便再也打不起來了。
    所謂‘民國’這一概念,在當時的解釋便是一個國家的中央政府是個‘共和政體’──有總統、內閣,和上下兩院──就夠了。有才識的政治家,和善于縱橫捭闔的政客,都應集中到‘國會’里去動口不動手。因此民國一旦成立,同盟會便‘盟’而不‘同’了。當宋教仁、黃興一般人正式把同盟會改為國民黨,以便在國會內以‘政黨’姿態出現從事政爭時,另一干與宋、黃不合的盟員如章太炎等,便另行組黨,甚至與前保皇黨蛻變為北京政府中的政黨──進步黨等攜手在國會之內與國民黨對抗了。同盟會這分裂非關本題,權且按下不表。
    再看這以宋、黃為首的新國民黨,其內部也發生了細部分裂,形成激進與穩健兩派。激進派以孫文為首,主張把革命進行到底,決不與北洋派并存;穩健派則以宋教仁為首,主張政黨政治,通過國會,掌握政權。這一派在民國元、二年間是國民黨的多數。因此,宋教仁占盡鋒頭;孫中山反而受到冷落了。可是,在民國二年(一九一三)二月二十日宋教仁遇刺,接著國民黨舉兵討袁(所謂‘二次革命’)之后,國民黨內激進派,又振振有詞。孫中山因而在日本又把政黨形式的國民黨,以一人為中心的‘中華革命黨’。并于民國三年六月在東京正式成立。
    這時以國民黨占多數的國會已被袁世凱下令解散;國民黨也成了非法組織,因而黨內穩健與激進兩派領袖同時在海外流浪。但是這兩派的作風卻大有不同。例如民國四年初日本向袁世凱提出‘廿一條件’要求時,全國震動,穩健分子,則主張暫停反袁活動,以便北京政府全力對日;而激進分子則不擇手段,不惜暗中與日本聯絡共同對付袁氏。
    由于這兩派作風之不同,所以當中山改組國民黨為中華革命黨時,穩健分子多不愿參加。民初的國民黨中真可說是人才濟濟,但吾人試一翻‘中華革命黨’的盟書,便可知人才寥落得可憐。新黨中的‘知名人士’只是少數奉中山為神圣的‘死黨’,如胡漢民、廖仲愷等人,且多半是與中山有鄉誼的。其外為辛亥前后,頭角崢嶸軍政兩界著名的領袖如黃興等則多半不愿參加這一個只服從個人的半封建形式的組織。武人中原為辛亥軍事中堅的所謂留日‘士官系’的人物,簡直有百分之九十拒絕參加。所以國民黨的中堅人才,仍集中于穩健一派。
    至民國五年袁世凱稱帝,反袁各派在廣東肇慶組織軍務院,擁唐繼堯、岑春煊為首,整軍預備討袁。而在這項運動中,所參加而對桂系實力派發生重大影響的國民黨人卻又是以李根源(任副都參謀)為首的國民黨穩健派。
    迨六月初袁氏暴卒,黎元洪繼任大總統,恢復舊國會,國民黨籍的穩艦激進兩派復與前反袁的研究系一派合作,共有議員四百余人,謀成立一大政黨。因于是年在九月九日在北京合組‘憲政商榷會’作為當時段祺瑞內閣之反對黨。而這一團體中又因背景與政見不同分為三派:(一)客廬派:以谷鐘秀、張耀曾、王正廷等為首。擁有群眾二百六十余人,多為前國民黨穩健份子,為‘商榷會’中之主力。(二)丙辰俱樂部:以林森、居正、馬君武等為首。多為前國民黨激進派,后來加入‘中華革命黨’者。(三)韜園派:多為前反袁之舊進步黨人。未幾谷鐘秀、張耀曾二人因加入段祺瑞內閣的關系,乃率眾脫離‘憲政商榷會’并于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自組一政黨,名之曰‘政學會’。這個‘政學會’便是本文所討論的‘政學系’的起源!所以概括言之,‘政學系’與舊國民黨穩健派實是一脈相承的。
    不過‘政學會’雖以親段起家,但是不久又走上反段的道路。因為‘政學會’畢竟是有反北洋派歷史的。它和國民黨其他派系,尤其是中華革命黨一系的‘丙辰俱樂部’的淵源遠深于它和段的關系。因此當民國六年‘參戰案’發生,段祺瑞因主張參加歐戰,而招致國民黨的激烈反對時,谷、張二人又受‘丙辰俱樂部’的影響而去職。國會內的政學會分子遂公開反段。迨張勛復職之后,段祺瑞解散舊國會,另組‘安福國會’,舊國會議員乃紛紛南下至廣州組織‘非常國會’,成立‘軍政府’,并選孫中山為‘大元帥’。政學會因地利人和之便,乃在西南政局上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政治波瀾,終于趕走了大元帥孫中山,為華南煊赫一時的政治勢力!
    (三)
    當政學會在北京組織之初,谷鐘秀實是要角。鐘秀為直隸定州人。谷氏為該地巨室。谷門‘鐘’字輩兄弟早年赴日留學即加入同盟會。鐘秀更是一位長于權術的領袖。辛亥起義之初,十一省代表齊集武昌集議成立臨時軍政府,鐘秀即以直隸咨議局代表參加,成為創立民國及共和政府的元勛之一。旋各省代表齊集南京成立參議院,選孫文為臨時大總統,鐘秀仍為參院內直隸代表。迨南京參院遷往北京,鐘秀竟當選為北京參議院全院委員長。嗣國會成立,乃改任眾議員,與是時當選為眾院全院委員長之張耀曾相表里。
    張耀曾云南人,日本帝大法科出身。亦系南京參議院的元勛。袁世凱死后,段祺瑞組閣,耀曾乃以眾院全院委員長身分被羅致為司法總長。迨政學會成立,谷、張二氏乃運用其政學系首領及兩部總長的地位,縱橫于直、皖兩系軍閥及國民黨研究系兩派政客之間,頗能展其所長。其后鐘秀且以同鄉關系結交直系軍人以掀起民國九年直皖之戰,搞垮段祺瑞。
    但是當民國六年非常國會在廣州舉行時,政學系領袖亦隨之南移,并由李根源、楊永泰二氏繼起為中堅人物。李根源自印泉,號雪生,云南騰越廳人。清末赴日入士官(學校)留學,并于光緒丙午(一九○六)年在東京加入同盟會。返國后任云南講武堂監督三年,后升總辦。因此后日滇軍將領非其部屬即其學生。貴為中共大元帥的朱德便是以四川人冒云南籍入昆明講武堂作根源學生的。
    辛亥革命云南獨立,蔡鍔為都督,根源任副都督。民國五年反袁之役,滇軍為兩廣都司令部武力之中堅,根源便以滇軍關系出任副都參謀,因此與老桂系的岑春煊、陸榮廷結下不解緣。袁氏死后,根源出任陜西省長。至民國六年反段護法戰爭發生,根源且實際掌握了駐粵滇軍,與‘非常國會’內政學系議員相表里,表面擁護孫中山,而實際與兩廣實力派的地方軍閥陸榮廷、陳炳焜合作,割據華南,與北京的段祺瑞和研究系相抗。李根源是一位才兼文武的人物。雖然生了一臉麻子,然自詡為‘智珠粒粒’,卻也與事實相符。
    不過根源雖然是政學系的實際領袖,卻甚少正式露面,所以在當時非常國會內的政學系議員,則以‘南關五十號’的楊永泰為馬首是瞻。楊永泰(暢卿)為廣東茂名人,生于光緒六年(一八八○),小李根源四歲。以廣東佬而畢業于北京匯文大學法科而從政。也是北京參議員時代的元老。暢卿是一位案牘如流,有高度行政天才的人物,眼明手快;凡有人質疑問策,楊氏能于談笑之間立擬‘上’‘中’‘下’三策以對,無不妥切。他在廣東既享地利,又懷鉅金,因此坐了政學系的二把交椅。
    以這樣兩位縱橫家,與擁兵十余萬,占兩省地盤的地方軍閥相結納,因而孫中山在廣州只頂了個‘大元帥’空銜而一籌莫展。但是中山的英雄本色,硬要搞他毫無本錢的‘護法運動’和‘非常國會’,便逐漸引起政學系和桂系驅孫之心了。民國七年四月廣州‘軍政府’終于在政學系暗地里策畫之下改組。孫中山被拉下‘大元帥’的寶座,而代之以‘七總裁’。桂系首領岑春煊卻被選為‘主席總裁’。孫中山護法不成只好到上海去著書了。
    民國八年夏季,楊暢卿又利用桂系和廣東本地人的矛盾,而因緣取得廣東省長。翻手為云,覆手為雨,這時政學系在華南真炙手可熱。但是他們也知道搞政治,還須到北京去,廣州終非久戀之鄉。所以他們在廣州一切做法,都是志在向北京作觀望,以便卷土重來。不幸此時還有一批擁孫的議員,真有志以廣東為正統,要在非常國會內通過一部在北京便已開始擬定的憲法。政學系認為此風不可長。在暢卿一度策畫之后,政學系小試牛刀,來個‘總缺席’,憲法會議便頓時流產了。這實是政學系以集體行動正式公開‘杯葛’政敵的第一次。
    可是此后不久,政學系在南方又失勢了。第一,滇系軍人之間,發生了‘二季(根源、烈鈞)爭兵’的內哄。至民國九年春斗爭至白熱化,結果滇軍主力被傾向孫中山的李烈鈞搶走了。李根源和桂系合作的本錢頓時打了個大折扣。再者同年八月又發生了陳炯明‘漳州回師’的變化。孫中山和他的國民黨激進派重回廣州掌握軍政府。李根源的殘部和桂系的主力一并給孫中山的粵軍消滅了。嗣后中山打平兩廣,政學系久為中山所痛恨,自無立足余地。迨炯明背叛中山,政學系又向炯明送秋波,希冀合作,然炯明對政學系無好感,政學系終無法乘間。
    孰知天無絕人之路,正當這山窮水盡之時,北方政局,峰回路轉,又是一番柳暗花明。原來民國九年七月底,直皖戰爭之后,與政學系有相當淵源的直系軍人曹錕和吳佩孚,想乘機肅清皖系在中央政府殘余勢力所寄生的‘安福國會’,和該國會所產生的總統徐世昌。經過一年多的醞釀,徐世昌終于民國十一年六月被迫去職,同時‘安福國會’解散,舊國會二度恢復,黎元洪也作了第二次的總統。這時本來‘妾身未分明’的政學系舊國會議員在谷鐘秀、楊永泰等領導之下,又活動起來。為加強活動并以舊班底集合了國會議員四十余人,正式組織了一個政黨叫‘憲政社’,擁護黎元洪。黎氏東山再起,本是孤家寡人,也落得與政學系合作,以圖減輕直系軍人之壓力。因此當黎元洪邀張紹曾組閣時,李根源被網羅為農商部總長,該系另一要角彭允彝則出長教育。這一項新發展因而引起了政學系與直系軍閥的正面沖突。黎元洪也因此視政學系為其死黨。所以當黎氏為直系軍人壓迫去職時,索性任命李根源為國務總理,并‘裁撤’所有巡閱使和督軍。此舉雖系黎氏憤懣的表示,但是卻宣布了政學系和直系軍閥的正式離婚。因此當民國十二年十月曹錕‘賄詢時,政學系遂為反曹的主力。在四百八十個投曹錕票的‘豬仔’之中,政學系的領袖們皆不與焉。所以不論政學系的功過如何,這一點還是值得史學家贊揚的。不過‘豬仔’們的靈魂,雖只值五千元一頭,但是當議員還有不做豬仔的自由,五千元光洋,受不受由你,而政學系諸公不但不受且敢捋虎須而公開反對,這都表示政學系這批領袖們,雖都是善于縱橫捭闔的政客,但是他們也還有相當操守,和相當獨立的主張,為人處世有所為有所不為,這又豈是一味罵軍閥時代一無可取的后世‘委員’和‘代表’們所可企及!?
    不過有組織的政學系,在曹錕賄選后,已不能復振。民國十三年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曹錕因馮玉祥倒戈而被囚。北京政府成了張作霖、馮玉祥和段祺瑞的合營公司,并以段為‘臨時執政’。政學系遂又依附于三派中較為進步的馮玉祥。但這時馮玉祥的力量本甚微弱,政學系本身也已成強弩之末,迨馮玉祥敗出南口,政學系在華北的政治生命也就不絕如縷了。
    至于華南,政學系則已被連根拔去。蓋中山于民國十二年初驅逐陳炯明,重組大元帥府之后,廣州已是與政學系有舊怨的清一色孫系人物。他們絕不許政學系人物來廣州作祟。加以這時中山已實行‘聯俄容共’。年輕的一輩更把政學系看成北洋軍閥的幫兇,是反革命分子。政學系領袖們因而又作了投奔無門的喪家之犬。直至國民黨于民國十六年‘清黨’之后,他們遂又在國民黨下,生起根來。
    (四)
    由前文所述,吾人可知‘政學系’原為民國初年,北京國會內議員們所組織的一個政團。這種政團實是民主國家國會形成期間所共有的現象。美國國會成立之初,政見不同的兩位領袖杰弗遜、漢密爾頓二人便各自糾集黨羽,在國會內形成兩個政團,而開美國兩黨制之先河。政學系早年的領袖,亦均一時之選,在國會內集合同志,組織一政團,本是很自然的事。
    不過大凡一個民主政團,必有其代表性。美國早期的杰弗遜集團所代表的是小農、小手工業者和負債階級。他認為‘中國的小農制’應被視為美國農村建設的目標。他們主張把‘工廠放在歐洲’以免資本家和大商人,混到美國農村社會來作惡。漢密爾頓則是代表新興的工商業和債主階級。他們憎恨所謂群眾。所以漢密爾頓說‘群眾是野獸’。這是美國革命后所自然形成的兩種社會力量,因而在國會內,形成了兩個政團來代表他們。
    試問我們所討論這個‘政學系’代表當時中國社會上什么一種利益呢?回答這一問題,只有武斷而膚淺的共產黨人,才敢胡說。好學深思的社會科學家,就未便信開河。因為一個政黨如果代表某個階級或某種社會力量,其方式只有兩種,一是某政黨的成員是某階級產生的;二是先有惡勢力的組織,然后與某階級勾結以取得援助。所以它的政策與作風是有其賡續性。吾人如檢討政學系,便發現他們并不如此。不特此也,就是當時最反動的‘交通系’,較保守的‘研究系’和最激烈的‘中華革命黨’,乃至南北各派軍閥,都不代表任何社會力量,任何階級,或任何帝國主義的利益。
    試看變得最多最快的‘倒戈將軍’馮玉祥。他從滿清的管帶,做到洪憲王朝的‘男爵’;再作直系軍閥;又是倒直、排皖、反奉的一無所屬的國民軍總司令;受基督徒洗禮而受西方傳教士支持的‘基督將軍’;又做了受布爾什維克洗禮的‘北赤’;又做屠殺共黨的國民黨右派;再做受少數黨支持的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又重作馮婦當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戰后游美又作了資本主義的宣傳員;中共政權登場,煥公(馮玉祥字煥章)又打算立刻回國投效,終至喪生黑海。試問這樣一位變來變去多彩多姿的人物,他究竟代表那個階級;那一種社會力量?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忽視馮玉祥在民國史上所起的各種決定性作用。
    所以吾人如果要談政黨的代表性,第一要有個各種社會力量和平共存的民主社會;第二要有個守法而有效的議會政府。大家按法律程序來爭取政權,政黨始有代表性。
    我國民國初年的政府和社會都沒有具備‘政黨政治’的條件。搞政黨的人不是社會任何力量所產生的代表,而是我國‘學而優則仕’的職業官僚傳統產物。他們離開了‘議會’離開了‘官’,那就如魚之失水了。正好政治不入常軌,國會上下兩院亦如臺灣以前的‘國大’與‘立院’,由‘客觀環境’所限而不能改選,議員先生有干薪可拿,鋒頭可出,胡同可逛,萬壽無疆,皆大歡喜。誰要打掉我的鐵飯碗,我就要和誰拚到底!
    不過吾人可不要小視民初那些議員,尤其‘政學系’那批政客。他們當初都是‘許身革命’的志士。‘驅除韃虜’、‘建立民國’,他們都有過汗馬功勞。他們不是只知舉手喊萬歲的‘豬仔’,而卻是夠得上與‘中山先生’、‘克強先生’稱兄道弟的特立獨行的人物。處于民初混亂的局面下,生存上對職業的要求;道義上對國家的責任感;加以性情上又是‘不甘寂寞’(否則當初也不會去搞革命),在在都迫使他門非搞政治不可。但是搞政治又代表不了任何社會力量和階級;在上又沒有一個‘睿智天縱’的‘圣主’可以去效忠。袁世凱、段祺瑞一批武夫,又遠非這些以‘政治家’自命,而確有‘濟世之才’的人物所能甘心低首的。四處不著邊際之時,他們的行動就只受兩種力量支配了。第一是個人切身的利害;第二便是個人的政治信仰。
    論起切身利害來,那他們都脫離不了中國士大夫‘學而優則仕’的老傳統。在公則輔翼圣主,福國利民;在私則榮宗耀祖,升官發財。所以政學系里面的分子,最大的政治欲望則是內閣總理,和各部總長,或外放作巡按史、民政長。他們之間沒有想做皇帝的人。因為‘自古帝王多無賴’,他們都是書生出生,還未下流到‘無賴’的程度。
    若論政治信仰,則他們都是搞‘驅除韃虜、建立民國’起家的。他們都是時代的產兒,跳不開時代所給予他們的觀念。這一時代有為有守的人都認為議會式的民主政治,是‘民國’的最高原則。他們反對過滿清大皇帝,也反對過洪憲新皇帝。對孫文要改變的民主基礎來‘慎施命令’的寡頭作風,他們也照樣不能接受。所以就政治信仰來說,他們原系有‘道’之士。但是當他們由于無拳無勇,有道難行之時,他們又沒有孔二老頭子‘乘桴浮海’的決心。等而下之,便走了戰國時代‘游士’一流人物的道路了。他們要向有權有兵者游說,以圖合作了。從政治信仰來看,他們可能為著原則,有時還要擺一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的架子!從利祿著眼,則有時難免要走‘策士’的老路,挾縱橫之術,來干祿公卿,至于原則也早就收起不談了。這便是早期政學系成員的本質。不過民國還粗具大一統之外表;他們也還有個‘國會’為老巢,所以政學系事實便是一群氣息相投的‘策士’的組織。其動機雖萬難與孟軻、荀卿的游說相比;其作風亦尚略勝于‘收兩國之金’的下流策士。
    要之,人類社會的政治制度不外兩端。一系自上而下的極權政治。人民之福端賴圣主明君之施與。另一則為近代的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一切取決于人民之投票。我國早期政學系之可悲,便是他們生存在一個上不沾天、下不著地的非牛非馬的政治制度中。‘政學系’內的一批政客,都可說是‘治世之能臣’,圣明在上,他們都可輔翼天子,調理陰陽,可惜他們遲生了數百年。再說,如果中國當時民主政治有基礎,他們也可代表階級利益,作民主黨魁,嘩眾取寵。不幸他們又早生數十年,甚或數百年,終至長才不遇而淪為一官僚政客的政治集團,在岑春煊、黎元洪、馮玉祥之間討飯吃,本來也實夠慘了,直至國民黨北伐完成,‘國會’一去不復返,這一批‘政學系’內的職業官僚,難免就更是喪家之犬,惶惶不可終日,而另謀職業之道了。
    (五)
    當政學系在華北華南皆無立足之地時,天無絕人之路,華南的革命政權發動了有名的北伐;和由這北伐而帶來了的左右兩派的分裂,天下又復多事。歷史事實告訴過我們,統兵善戰的將材,和口若懸河的策士們士唯恐天下無事的。天下愈多事,他們的機會也愈多。政學系的枯木因而又在這多事的國民黨兩派的夾縫中開始發芽了。
    今且檢討一下國民黨分裂的經過。
    國民黨在民國十二年打走了陳炯明,孫中山又在廣州掛起‘大元帥’招牌之后,開始改組和聯俄容共了。但在這改組之初,當權派的首領人物都是一字號‘中華革命黨’的老班底。他們一致認為‘政學系’是革命黨的叛徒,甘心與北洋軍閥狼狽為奸的官僚。尤其使他們不能容忍的則是出任張紹曾內閣的李根源,竟在民國十二年五月三日的國務會議中主張下令討伐廣東。雖然這一議案被黎元洪拒絕蓋印而打消,廣東國民黨人對政學系實在是恨得牙癢癢的。
    誰知政治的變化是莫測的。國民黨改組之后,黨權逐漸旁落,老一輩的‘中華革命黨’終于變成了‘右派’,而被逐出廣州。民國十四年中山逝世之后,廣州方面竟形成汪精衛、蔣介石聯合獨裁的局面。在不可一世的革命風氣籠罩之下,中華革命黨的老領袖都已被目為‘反革命’;那些依附軍閥的‘政學系’的反動性,就更不必提了。當時汪精衛所領導之下,‘國民革命’的‘內容’便是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打倒軍閥和軍閥的走狗。軍閥自然就是張作霖、吳佩孚一干人了。走狗是誰呢?政學系自然也在內了。誰知中山逝世后國民黨的第一位獨裁者汪精衛不久也垮臺了。掌權落道自稱為‘黨中后輩’的青年軍人蔣總司令之手。
    當民國十五年底北伐軍聲勢如日中天之時,國民黨人才所集中的左派因而便聯合了共產黨,對這一位以槍桿起家新領袖實行反擊。這位新領袖原以一介匹夫,于三數年之間一躍而為有獨裁全國趨勢的政治、軍事領袖。因而在軍事勝利一日千里,尤其是在黨內黨外一致圍剿他之時,為著擴展力量,為著自身生存,他便發現他的四周的軍事和政治(尤其是政治)人才的貧乏了。他掌握偌大的政權和地盤,但是他環顧四周穿草鞋打綁腿的忠實信徒,多半是些只能和共產黨打皮拳或向老百姓喊半通不通口號的新進少年。例如當時像程天放那樣一流的人,做個鄉長尚且才有不濟,做到江西教育廳廳長便已天旋地轉了,遑論其他。但是反蔣的卻都是一時俊彥,都有蕭、曹之才的人物。蔣公要開府東南,囊括天下,光憑幾桿破槍,和一些只能喊口號耍皮拳的嘍啰實不足以成大事。這位才大心細的領袖因而開始在黨外人才中打主意了:上起北京政府前內閣總理王正廷和黃郛;下至上海望平街的報人陳布雷、潘公展等因此都在他的網羅之列。
    (六)
    不過精敏如蔣氏者,他對前來投奔的高級人員亦有其取舍的標準。第一,那時反蔣的人都罵他是‘新軍閥’、‘不革命’。因此他不敢貽人口實。他選擇高級幕僚總要多少有點光榮的革命歷史,因此真正的前安福和直系的官僚,他也不敢亂用。第二,蔣氏所缺的是方面之才,他要真有經驗有干才,能‘治國用兵’的人。真膿包也是不行的。第三,他一定要‘用可不疑’的‘忠貞’分子,在黨內和他有夙怨的如左派、共產派、西山派、汪胡派,蔣均敬而遠之,存有戒心,絕不讓其襄贊樞機。第四,也是更重要的一點,便是這種槃槃大才一定要是走投無路的亡命者。他們除依附蔣氏以取富貴之外;別處是投奔無門的。蔣氏盛衰也就決定他們的榮辱。只有如此,他們才會死心踏地為蔣效命。
    數數這四重資格,則政學系諸公不禁捋須微笑,有舍我其誰之概了。
    據當時的可靠消息,首先動這念頭的便是政學系中最長于策劃的楊永泰(暢卿),以暢卿之才華,恐怕在國民黨左右派中鮮有其匹。論經驗,他從舊國會到廣東省長的經歷,可說是內為宰輔,外為封疆皆能‘勝任愉快’。北伐初期總司令部內那批革命同志有幾個能和暢卿比呢?若論恩怨,蔣氏資望太淺,北伐之前,他在黨內尚不夠資格與政學系結怨。至于說政學系曾‘倒’過‘總理’,究與姓蔣的何干呢?再從政學系的觀點來看,這時只有蔣氏才可做他們的救命恩人。在當時革命空氣之下,‘政學系’是人人得而誅之的‘反動派’代名詞;縱使‘反動’的西山派得志,‘政學系’也斷無死灰復燃之理。因此在國民黨之下除依附蔣氏一人之外,‘政學系’諸公斷然無路可走。就在這種特殊的‘供需律’支配之下,政學系便枯木逢春了。
    不過政學系在當時究竟是革命黨人一致公認‘反動派’,他們樹大招風,蔣氏在寧漢分立之前還不敢公開‘借重’,因而首作入幕之賓的并不是政學系的主力,而是最初只能替政學系巨擘當當隨員,跑跑文書的張群(岳軍)。張氏是早期留學日本士官的正科生(蔣公本人的軍事教育事實上尚未達到進士官的程度;其他所謂士官系要人,亦多半如此!),他受有完整的軍事教育。辛亥革命時,在上海隸二十三師,雖未作戰,也算是有汗馬功勞的志士。嗣后二次革命也因反袁而亡命,袁氏稱帝,岳軍亦南下從戎,任岑春煊的幕僚,后又北上襄贊教育總長黃郛。經驗和訓練皆是當時革命軍總司令部中很難找到的。加以岳軍人情練達,對政學系尤有淵源,而當時又名不見經傳,別人笑罵無由,因此首承借重,南昌初下,便出任總司令部總參議,作了蔣氏朝夕咨詢的智囊。隨著武漢方面反蔣空氣之加濃,張氏在總司令部內的重量亦隨之增加。從此便做了蔣與政學系之間的第一劑二氧化錳。
    (七)
    當民國十五年底蔣氏與徐謙(季龍)因遷都問題快要鬧翻之時,蔣之唯一顧慮便是武漢方面的經濟‘杯葛’。對蔣氏來說,前有大敵,后無糧草,內有反側,必然是死路一條。就在這生死關頭,政學系在新的政盤上,便賭下了第一注,使蔣氏能丟掉武漢那幾架贏五省通用券’的破印刷機而自立,而游刃有余。接著那自稱與政學系無關而被政學系奉為神明的黃郛(膺白)被禮聘南來。(膺白非政學系的成員,因渠未嘗入國會,而政學系則原為國會內的政團。)膺白在微時原與蔣總司令(原名志清)有金蘭之雅。嗣黃氏北上直步青云,兩任總長,最后竟貴為臨時宰相,作攝理內閣總理;而蔣則因為交易所倒帳南下革命,只做了一名無實權的上校參謀。孰知兩年之內乾坤倒轉,膺白卻又做了盟弟的入幕之賓。
    膺白最初應聘抵贛時,在南昌總理紀念周上幾次講演,真是闔座傾服。黃是位風度翩翩、允文允武的人物。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時其名字是時常與黃克強、宋漁夫并列的。嗣后周游列國,貴為宰輔,文名又藉盛一時,交游又是蔡孑民、梁啟超一流的名士,以這種人屈尊來向南昌總司令部內一批乳臭未干,平時只知喊喊口號,放放排槍的‘同志’來兩篇講演,那自然難怪頑石點頭了。以黃膺白這樣有過全國政局經驗的人,此時向阿第總司令來借箸一籌,自然使這位新貴人茅塞頓開,而覺其左右都黯然無光了。就是這樣,政學系便在這革命政局中建立了一個屹立不動的橋頭堡了。
    不過黃膺白還有幾分才子的傲骨,對阿弟看不順眼時還要拿出作‘王者師’的派頭教訓幾句。加以黃氏還有幾分書生氣,在政治上也曾過過癮,對黨團政治亦不太熱衷,因而他不愿加入國民黨,以故終黃之世,他終始只以‘客卿’身分參政,不算正式介入。至于由黃的推轂而投入國民黨做官的楊暢卿的作風便完全不一樣了。如果膺白算是國民黨主人的‘客’;暢卿就要算‘奴’了。
    (八)
    暢卿作蔣氏的幕外之賓似早在民國十六年初;但他正式作蔣的謀主則在民國十七年北伐軍統一全國之后。這時蔣主席正苦于二、三、四,三個集團軍的尾大不掉,和東北張學良歸順的有名無實,在他親信之間無策可獻之時,暢卿因緣于黃膺白與王正廷和蔣的關系,乃獻上一策。據說此策頗受蔣的重視,而這一條陳則只有短短的十二個字曰,‘軍事化整為零;財政化零為整’。
    所謂‘軍事化整為零’者便是在幾個非嫡系的集團上做功夫,使其自形分化,不成為一個有系統的‘藩鎮’,然后中央便可‘削藩’而真正統一。根據此一原則,因而有民國十七年底中央政府撤銷‘政治分會’和召開‘編遣會議’的新方案。
    所謂‘財政化零為整’,便是不折不扣的中央集權的統制經濟。不但中央系統的稅收要完全收歸中央直轄,在金融管理上,政府也要‘與民爭利’。夫如此,則大一統帝國始可重視于今日。
    但是中央的新方案在‘集權’與‘分權’論戰之中得不到解決,‘編遣會議’又無形流產之時,暢卿的條陳便更形具體了。他看出中央之搞不出名堂來,其關鍵不在‘處士橫議’,而在‘藩鎮跋扈’。對癥下藥,暢卿因而寫一篇傳誦一時,而卻能不朽的‘削藩論’來。這篇‘削藩論’的主旨便是:‘以經濟方法瓦解第二集團;以政治方法解決第三集團;以軍事方法解決第四集團;以外交方法對付奉張。’這是一條極為毒辣的‘妙計’,置諸‘戰國策’中實不讓古人。
    試看第二集團馮玉祥原是好強人所難的怪物。御下之嚴,甚于張飛。但是他部下的韓復矩、石友三,在本質都是極易腐化的軍閥。他們恨不得早日脫離馮氏,大家好過一個軍閥討小老婆、抽大煙的舒服生活。加以馮氏的軍多糧少,地盤荒僻,中央如以經濟方法限制其發展,到適當時機再以幾顆銀彈打向馮氏的幾個軍閥部下,便可把老馮瓦解,斯之謂經濟解決。
    閻錫山是個標準山西票號商人,章太炎所謂‘劣紳’是也。他善于打小算盤,卻沒有‘一擲百萬’的魄力,在國內以政治方法孤立閻老西,甚或設計使其與馮、張爭利而火拚,實是最有效的。
    第四集團的李、白,兵精將勇,剽悍善戰。他們所將的都是廣西山洞里帶出的‘子弟兵’,收買、分化皆所不易。好在他們人數有限,加以李、白皆為將有余,為相不足。搞全國政治的眼光和氣魄都不能和他們的軍事天才相配合。他們對講廣西話的人雖然抱得如鐵桶般的緊,對不講廣西話的人是不易搞到一起的。打倒桂系連魯滌平、唐生智都會請纓效命的。對這一集團的方法只有利用圈外人忌妒他們的心理來蠻干──‘包圍而殲滅之’,是謂之軍事解決!
    至于以外交方式對付奉張,便真叫‘不擇手段’了。蓋張學良斯時尚擁有精兵數十萬,入關問鼎,雖嫌不足,然負嵎作困獸之斗則仍不可小視;如果他取得紅、白兩造帝國主義的背后支持,就更不易對付了。所好的張學良與兩造帝國主義皆有深仇:日本對張來說是有‘殺父之仇’,而蘇聯對張則有查抄大使館之怨。不過日本對東北具有領土野心,與張學良不易妥協;蘇聯可就難說了。萬一他與奉張一旦釋嫌修好,而血氣未定的小張一旦思想前進起來,事就不大好辦了。好在東北自楊宇霆死后,得勢者全系一群老粗和舊官僚,一時不易轉變,然為萬全之計,最好挑起對俄的邊釁,使流亡無歸的中共人員如劉伯承者流也想乘俄勢入據東北,使小張難以安枕,則東北自然就范了。
    這一篇毒辣的‘削藩論’當時曾傳遍海內外。有人曾懷疑它的主稿人是楊暢卿。雖環顧當時國民黨人才可說是‘余子碌碌’。有這種縱橫天才的只蔣公和楊暢卿二人而已。蔣氏如是主動人,則腹案已足,又何必講出來,并加上一個‘削藩論’的題目呢?
    再看楊暢卿與蔣公說是事前毫無關系,而一旦投靠,三數年內便累遷至行營秘書長、湖北省主席。他借箸一籌之時,如無過人之處,是不可能這樣平步青云的。而楊暢卿之人,論才不讓蘇、張;論品亦非‘終身不設一謀之人’。在緊要關頭,他會使出渾身解數的。所以在將來史家找到新答案之前,我們無法否認暢卿是‘削藩論’的作者。嗣后,國是演變與‘削藩論’中諸點尤若合符節,使吾人更不能不承認暢卿的大才與重要性了。
    (九)
    不過楊永泰既在國民黨內以縱橫之才,一躍而‘后來居上’之后,他顯然是看準了當時蔣氏下面的派系關系,‘黨’有CC;‘軍’有黃埔;他皆不易插足,而‘政’卻虛席以待。以舊‘政’學系的基礎,在中國國民黨(‘政學系’原是老國民黨的成員,而與新的中國國民黨無關)內來個新的‘政’學系的組織,從而操縱國民黨的‘黨’、‘政’、‘軍’三大要項中的‘政’,豈不天與人歸?暢卿因而在‘政’的方面,就野心畢露了。
    談政治,要立于不敗之地,一定要根基牢固。換言之,‘政學系’以前的失敗,便失敗在只有政客而無根本。政客只有向有力者投靠,始有政治可耍。一旦這位有力者喜新厭舊,則政學系諸公,就難免有棄婦之悲;再者,縱使諸公固寵有術,而不幸有力者本人破產家亡,或充軍去了,則政學系終身誰托,也成了問題。如今政學系又在蔣氏的國民黨內寄生了。但是這種寄生政策如無‘群眾基瘡,則始終只能做個陪陪大人先生的‘清客’。主人的帳房、聽差、馬弁、廚房都會隨時加以白眼的。要反客為主,只有抓到一個重要部門才行。楊暢卿顯然是了解這一點的。
    民國二十三年底,江西共軍在五次圍剿之后,突圍西竄,潰不成軍,國民政府威信大增。二十四年三月,全國最重要的地方性的軍政機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武昌行營’成立,暢卿又升任秘書長。二十五年一月暢卿正式出任封疆,出長湖北省政府。
    楊永泰以舊政學系背景,投靠蔣氏幕中之后,數年之內,竟然做起省主席來,真可說是‘不次之遷’了。試看CC與黃埔,這一批有汗馬功勞的‘嫡系’之中,有幾個有這種幸運呢?如果別人處暢卿地位,可能也心滿意足,作持盈保泰之想了。無奈人們的欲望,尤其是春風得意之人們的欲望,是無止境的。暢卿忘記了他原無追隨首義之功,只是半路投靠而已。他至此居然要擠去正室,作自我扶正的打算了。因而此時他在國民黨內便開始結交一批受CC、黃埔所排擠的游離政客和軍人如劉鎮華、黃紹竑、熊式輝、吳鼎昌、張公權、陳儀、沈鴻烈等,外以‘大公報’為喉舌,內奉黃膺白、張岳軍為領袖。再加以執上海的金融界牛耳的‘小四行’被掌握為‘經濟基瘡。政學系便呼之欲出了。黃埔簡直成了‘晚輩’;CC也只有招架之功!
    但是這些政學系新分子中,除暢卿本人以及膺白、岳軍之外,其他重要分子可說與老政學系都風馬牛不相及。黃膺白雖還做過政學系的上司;張岳軍以前只不過替政學系跑跑腿罷了,而黃氏此時疾病床褥,甚少露面。偶有表示,亦大有以圯上老人自居之慨,儼然是一位二十世紀的嚴子陵。而張氏則為人圓通,自求多福,不干眾怒。所以此時事實上的領袖,則是楊永泰。不幸暢卿長于知人;卻拙于自知。他不知無論CC和黃埔的分子的才智是怎樣地不逮于他,而這批廣州出來的卻究竟是時代的產兒;是在‘革命’氣氛下長大的。而他自己卻原是‘北洋’政客。國民黨此時至少尚未腐化到‘北洋’的程度。打綁腿、扎皮帶的朋友,究竟比抽鴉片、抱小老婆要有朝氣些。暢卿本人就是娶有兩個小老婆的人,而他所援引的‘群眾’和‘干部’也難免是和他一樣的‘舊官僚’。暢卿的見識還看不到舊酒裝在新瓶內并不能變成新酒。他為著要和CC爭地方政權,因而也組織了干部企圖包辦省級地方政權中的‘民政廳’。不特此也,他還要在太歲頭上動土,連江蘇主席陳果夫下面的民政廳他也要侵占。結果鬧出了大笑話。楊系新廳長因為私生活發生問題,而招致政敵的反擊。
    但是政學系諸公并不因此自省,他們反圖運用新的權術來打擊政敵。他們知道,大家的利祿都以一人的喜怒為依歸,則就從這一人的‘喜’、‘怒’的根本做起才是最有效的。據說在一次黨內大會的投票中,政學系黨員的票并沒有投向‘領袖’,相反的卻投向政敵。結果他們政敵的首領的選票竟多于全黨領袖的票。這一毒計竟使本性多疑的‘領袖’,對政學系的政敵采取抑制的措施;政學系這一殺手鐗,真的幾乎連‘黨’也搶過來了。
    殊不知這位‘小有才’的楊暢卿,終不明‘君子之大道也’。他自恃不凡,卻不知有黃雀在后。人家既然對首義功臣尚不惜作走狗之烹,他又何獨愛于楊某。暢卿得意忘形,而不能終其天年,又豈是偶然的事呢?
    (十)
    楊氏死后,新的政學系還未組成便胎死腹中了。未幾聰明的安徽省主席劉鎮華也‘發了瘋帛去職。能以足加天子之腹的嚴子陵也死了,因而再無人敢冒大不韙來重組政學系了。
    所幸國民黨對它的政策上所謂的‘黨外無黨,黨內無派’的原則自始至終,只有一半的誠意。他底領袖真在搞‘黨外無黨’;但卻拚命地在黨內制造派系,使之斗爭,以便分化統治。因而不論CC或黃埔,對‘領袖’是如何地歌功頌德,但一提到‘蔣先生頑弄派系的手法,他們也恨不得咬他一口。政學系的殘余因而也在‘蔣先生頑弄派系的手法’之下幸存了,而成為一些受CC黃埔所排擠的高級官員和軍人的避難所。由于他們自始至終未形成一個具體的組織,因而也獨得天眷,成為蔣氏對壓制尾大不掉的強有力派系的王牌!
    抗戰接近勝利時,民主競選之風大盛,政學系一批領袖們,顧影自憐,自認為民主政治家,卻沒有選民。他們又想步著先烈楊暢卿的血跡前進,來正式組織政團。默認的成員之外,他們甚至考慮到拉久與該系不睦的吳國楨、王雪艇(世杰)兩君入黨來增加聲勢。不過政學系畢竟是國民黨中最聰明圓通的一群政客的無形團體。抗戰勝利后最甜的兩大勝利果實──東北和臺灣──都以為他們所獨占,不久張岳軍又作了行政院長,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他們再要組黨,難道還想做皇帝不成?聰明政客們,便再也不想作民主政治家了。
    這便是所謂‘政學系’的一筆爛帳。
    

2013-08-20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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