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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三十年》三、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簡述(上)
《新中國三十年》三、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簡述(上)
唐德剛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三、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的前因后果」簡述(上)


吾人幼年讀國史,從「綱鑒」、「通鑒」讀到「四史」,尤其是在通鑒各章節中,史不絕書的什么某地某年某月「大饑」、「人相食」、「民易子而食」,又是什么「大蝗」、「大疫」等等刻板式的記載,可說是一覽而過,頭腦里印象毫無。想不到這種古史上的記載,在現代中國,有時竟能及身而見之。一旦親身體驗之后,再讀古書,往往就有驚心動魄的震撼了。 抗戰期間,筆者于一九三九年高中畢業之后,曾與同班同學三人結伴從湘西的永綏縣,步行往干城縣的所里鎮,參加全國各大學統一招生考試。循傳統的驛道,我們翻越崇山峻嶺南向走去。中途見路旁一木牌,上書「疫癘地區,禁止通行」。但是我們這四個外省青年,不認得第二條路,加以年輕,又要趕路,我們就不顧一切的繼續前進,并進入一個有商鋪民居數十家的小鎮。時值盛夏,家家門窗都敞開著。我們竟然發現每家都有死人,有時且不只一個。有的還在半死的狀態中,痛苦的呻吟著。全鎮不見行人,簡直是個鬼城。我們四人大驚,乃加快步伐脫離了該鎮再南行十數里,進入另一熙熙攘攘的小鎮。我們在一小茶館里探聽前一小鎮的情況,才知道是鼠疫流行。一旦發生,全鎮居民會死光。其中還有個「四口五尸」命案。多出的一個尸體,據說是前晚路過該鎮,借宿的客人。故事真令人毛骨悚然。這才使我體會到古史上所記載的所謂「大疫」的涵義。 四年之后,我大學畢業了,又與安徽同鄉七八人,乘輪穿三峽至香溪(王昭君故鄉),「起坡」,再翻山越嶺,穿過河南省,走回安徽去「辦學」。一日清晨,我們正循一條筆直的河南公路步行前進時,忽見前面地平在線有一陣煙霧。同行有經驗的路人齊聲說「蝗蟲,蝗蟲」。果然不久這陣蝗蟲竟向我們迎面飛來。始則是零星的先遣部隊,接著便是大批人馬,遮天蓋地而來。那時原是七月盛夏,河南大平原上驕陽似火。可是蝗蟲一來,頓時天昏地暗,日色無光。只見千萬個知了(蟬)大小的肥肥的蝗蟲,圓睜兩個大眼,瑟瑟有聲的撲面飛來,當飛至你面前一兩尺時,乃繞你而過,兩不相撞。那時我們手持竹杖,乃揮舞迎擊。可能由于氣流的關系,蝗蟲千萬,卻十打九空。偶然擊中,則把牠打得粉身碎骨,隊伍小亂。這隊蝗蟲似乎有個總司令。大軍前進之中,如碰到綠油油的農作物(我們所見到的是一片占地數畝的苞谷田),總司令一聲令下,萬千小卒,頓時落下,只聽苞谷田內一片瑟瑟之聲,群蟲爭食。十余分鐘之后,似乎又是一聲令下,萬
千小卒,立刻起飛,剩下的苞谷\園,只見斷壁頹垣,一片荒丘。乖乖,此情此景,真是不見不信。我記得蝗蟲起飛之后,還看見一位農村老大娘,手持一臉盆,坐地啼哭。她原先以為敲臉盆,可以嚇走蝗蟲,誰知蝗蟲根本沒有理她呢。 「他們唱戲給螞蚱哥看,」她哭著向我們訴苦說,「俺叫牠螞蚱爺,牠還是要吃俺莊稼。」「大蝗,大蝗」,歷史書上的「大蝗」,不親眼看到,怎知是怎么回事? 至于史書上不斷記載的「大饑,人相食」、「民易子而食」、「餓莩遍野」,一類的故事,我們又怎能相信它會在現代和當代中國出現呢?現代中國雖貧富懸殊,但是幅員廣大,貧民流浪乞討,饑荒歲月,又何至于弄到餓死千萬人,乃至人吃人,和吃自己兒子的程度呢?我們尤其不會相信它會發生在為窮人翻身而革命的、毛主席領導之下的人民中國。更是做夢也不會想到,餓死卻全都是最可憐的,也正是中國共產革命,最要替他們「翻身」的貧下中農呢。誰知天下事很少是按照人類思維邏輯發展的。想象中所最不會發生的事,偏要發生。毛澤東所一手制造的人為的饑荒,全國一下就餓死農民數千萬人,可能是中國史書上所記載的歷朝餓死人的總數而有余。這一樁人民共和國五十年史上,任何人也涂抹不了的鐵的事實,按理黨史、國史,對人民都應該有個正確和忠實的交代。但是數十年來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和黨史家、國史家,都諱莫如深,不愿提起。非提不可時,就以「三年自然災害」,一語搪塞了事。這件空前絕后的民族大慘案,似乎在今后的民族史上打個「馬虎眼」,就可以蒙混過去了。這如何使得呢?歷史就是歷史嘛。將來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至少也得照司馬光的老辦法,上筆流水帳嘛。書曰: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后十年,主席毛澤東推行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政策失當,引起全國饑荒,三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一)之內,餓死農民三千萬,「人相食」、「民易子而食」。 根據對當前中國社會文化、政治經濟發展的趨勢來推測,筆者個人曾一再強調,中途如無重大意外出現,再有半個世紀,我國史上的第二次政治社會文化的大轉型,可能就會順利完成(最近北京的***主席也曾說過類似的話,真是大略相同)。到時與世界列強輪流坐莊,說不定也要和今日美國一樣,來他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呢。人類歷史的發展,本來是風水輪流轉,三百年洋東轉洋西;季候風倒吹起來,化西風壓倒東風,為東風壓倒西風,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嘛。一桌麻將,哪能讓一家霸莊到底? 新文藝和新史學 根據近二十年海峽兩岸學風丕變的趨勢來推測,我們更可正確的預料,今后四十年中,一個空前絕后的新的「文藝復興運動」(Chinese Renaissance),要在中國出現。在這項新的文化運動里,歷史學必然是個重要的組成部門,到那時近百余年來在中國歷史上躲躲藏藏的,真正的牛鬼蛇神(不是被紅衛兵捉進牛棚的假的牛鬼蛇神),試看剃頭者,人也剃其頭,是其是,非其非,都要在歷史上暴露原形。自己把頭插到沙里去的權威人士,總要被將來的史學博士生拖出來,重見天日的。
【筆者附注】半個世紀以前,反對共產黨最激烈的「西山會議派」中堅份子的鄒魯的幼子鄒達兄告我,他父親的傳記,現在已是北京大學歷史系里的博士專題。一葉知秋,這一消息,已足夠把北大治史的學術自由,推向世界最先進的學術行列。鄒魯可以構成博士專題,將來誰又能阻止張玉鳳女士,成為歷史學、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博士生們,研究的對象呢?如此發展下去,那么歷史上的鴕鳥先生,恐怕一個個插在沙里的頭,都要被拖出來了。五四以后傳統史學中的「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這個教條,早被丟到茅坑里去了。但是看現在的史學趨勢,這一教條似乎還有余熱。司馬光作通鑒,評價歷史人物說:「德勝于才,是為君子;才勝于德,是為小人。」不管時代如何變換,君子和小人,畢竟還有其若干客觀標準的。有意留名青史者,其三致意焉。 所以把餓死三千萬農民的人民公社的災禍,推給上帝,說是出于「三年自然災害」,這就是一種鴕鳥政策,可以自裝胡涂于一時,三二十年之內的歷史家,會把它揭發的盆底朝天的。但是在人民政府公布全部檔案之前,歷史家單憑堆積如山,而難免于雞零狗碎的個別史料,是很難寫出一部,有系統底專著(monograph)的。所以筆者在拙著上篇里,只三言兩語,言其大略。可是現代歷史學的書法,原有宏觀微觀兩種方式,在人民政府有關「大躍進」這段國家檔案正式公布之前,宏觀治史雖不無困難,可是積小成大,把千萬件個別史實,用計算機統計起來,由小看大,見微知著,還是可以窺其全豹的。只是此一法則還是工程浩大,有待于集體研究計劃(Comprehensive Research Projects),眾志成城,始可略窺堂奧,非一二退休老教授,私家治史,力所能及也。所以在本篇里,我們只能略談如上述的「大疫」、「大蝗」等,絲微的一手史料,聊供當今的讀者和將來的史家,作為個人觀察的參考,余則藏拙,以待來者。 安徽餓死人的實例 發生在四十年前中國的「大饑,人相食」的史實,因為死人太多,每一個華裔家族,幾乎是沒有不受沖擊的。筆者本人便出身于一個農村大家族。我自己就有個親堂弟德譓全家餓死。原來先祖有子六人,生我堂兄弟十八人。我則居長,德譓行三。戰后我考取留美,德譓尚在高中。「解放」后無力升學,乃在家鄉落戶當農民,并娶一村姑為妻,生有子女二人。土改時分得若干土地,自耕自食。「三分自留地,幾只老母雞,一對好夫妻,兩個小把戲」,作個新時代、新農民,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也倒頗能自安自得。不幸一九五八年底被編入公社,吃大鍋飯,一九五九年春「青黃不接」,公社無米為炊,把自己的口糧,種籽糧也早已上繳,全家斷炊。德譓不得已乃往合肥市,尋覓親友以圖借貸。蓋當時城市居民口糧,政府尚保證供應也。然此時城市親友也家家缺糧,借貸無門。德譓乃加入盲流,擬在城市乞食維生。然因無城市戶口,乃被公安趕回鄉下。德譓向警察訴求,如被迫還鄉,三數日便會全家餓死。據說警察告訴他,餓死也得在鄉間餓死,不能死在城內。德譓被逐還鄉之后,不出三數日,一家四口便同時餓死了。 我在一九七二年底取得簽證返蕪湖探母,曾詢及德譓。家人從老母以下都支吾其詞,不敢實告。八年之后我再次以交換教授身分返國授課,此時已是改革開放時期,言禁大開,鄉親乃告我德譓餓死實情。一時情難自持,竟伏案大哭。讀史數十年,初不知「大饑,人相食」的故事,竟亦發生在自己家庭中也?
從德譓之死開始,我才知道幼年期在農村的玩伴:小烏龜、小和尚、楊道士、小根子幾乎全部餓死,死的情況各有不同。然死于公社缺糧,則無例外也。有些幸存者告我,當年餓死者往往以青壯年男子為最多。怪而詢之,原來青壯男性,往往自信體健,不易餓死,有時尋點糧食,自己舍不得吃,不是喂老,就是喂小,而孩子無知,終日叫餓,為父心有不忍,為一家老幼,自己就永遠挨餓了,偶爾眼前一黑,就一去不復返了。我在北京和山東,所聽到無數的故事,都大致相同。 最不忍卒聽的是,人死了留在家中不敢埋葬,因為饑民往往于夜間盜墓,偷吃死尸也。更無法卒聽的是父母往往乘幼年兒女熟睡時,用枕頭或被褥把他們悶死,然后與鄰人交換「蒸」食。這就是古史上所說的「民易子而食」活生生的現代版。朋友,您說是夸大嗎?實例至多,鄉人言之鑿鑿,吾為之戰栗不已也。 至于我安徽究竟餓死多少人,我記得在母省旅行時,面包車司機為我指點,某村死光,某村死一半,某村逃亡,始終無一人回村,他似老生常談,我不忍卒聽也。學界政界朋友,估計我省餓死者,蓋在二百萬與六百萬之間。據說政府曾有統計。在官方數字公布之前,任誰亦不知其確數云。吾有一四十年黨齡之老友,發誓在退休后,以余生精力,把他親眼所見,我省餓死數百萬人之實況寫下來,留為信史。有他們這樣的第一手著作,筆者三言兩語,談點皮毛,就難免隔靴搔癢,微不足道了。記絕對真實的所聞所知于此,只略備探親之鴻爪也。 劉少奇升任國家元首 安徽省和山東省,在大躍進時是重災區,受禍最慘。兩省加起來餓死人數在千萬以上。若與東西歐、南北非,或中南美諸小國人口相比,則全國人死盡矣。思之豈不驚人?那時其它各省受禍雖不如皖魯兩省之烈,然亦無一省幸免者,真是千古奇禍。人死得如是之慘烈,當時中共全黨,亦為之震動。副主席等中央領導人,自劉少奇而下幾乎全部出動下鄉調查。對公社化「搞早了,搞糟了」(這是朱德元帥在全國視察后的評語),無不眾口交責。毛澤東自已在出巡之外,并派其隨身衛士,還鄉密訪。得報也是全國一片糜爛,軍心不穩。根據后來文革期間紅衛兵的「揭發」,當年各高干目睹災情之嚴重,上「萬言書」向毛氏抗爭,固以彭德懷最為垂名史冊,而個人情緒反應之強烈,劉少奇實更為義憤填膺;劉氏竟公然號召農民向黨中央反擊抗命。 【筆者附注】個人曾根據紅衛兵后來所揭發的新材料,為劉君試作一新傳,曰:「劉少奇,劉少奇集團,劉少奇主義,載「第一屆中美『中國大陸問題研討會』專輯」,一九七一年臺北政治大學國際關系研究所編印,頁一四三─一五六。筆者當時讀史書的印象,認為彭信多系講情說理,劉少奇在初開始時對毛氏胡作非為的抗議,則是義憤填膺,情難自己,十分情緒化。劉氏后來轉而擁毛批彭,顯然是毛氏在一九五九年春,向劉「讓位」結果。而劉卻因為這一讓位,終至死于非命,比彭德懷傷殘至死的下場,有過之無不及。 全國各省大批餓死人畢竟是件大事,在群情激憤之下,禍首毛公也知道情況嚴重,而思有所補救。尤其是數十年來,和他最親密的同鄉、同學、同志,一文
一武的兩大肱股,劉少奇、彭德懷,都有從事窩里反的趨勢。劉彭聯袂造反,縱是毛澤東,也感到有點「緊張」了【見上引劉傳,注五二】。很明顯的,毛公就把他在江西打AB團時,就已純熟運用的拉一派、打一派老法寶祭了起來。毛氏是拿得起放得下的蓋世英雄,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他決定把「國家主席」這個最崇高的寶座讓出給劉來繼承,以爭取劉對他的全力擁護,以分彭劉之勢。在中國的傳統政治學上,孔夫子就說過,「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而毛氏今日為爭取劉少奇的合作,居然以國家的最高「名器假人」,實是一著最大的「險棋」。(文革后期,劉少奇被搞死之后,林彪就想這個位置,毛就絕對不許了,這才激起了林氏父子的「五七一計劃」。到時再說。)這著險棋的落子也可看出毛氏敢作敢為底草莽英雄氣質。毛氏看爛「三國演義」他就取笑「父子皆豚犬」的袁紹,「多端寡要」,拿不起,放不下,所以才為曹操所敗。英雄們都是最大的賭徒,你要賭翻攤、牌九,和二十一點,輸了,你要有把老婆孩子也「押」到賭臺上去的雄心,才能翻本,才能發財。畏首畏尾,婆婆媽媽,「多端寡要」,哪能上得了賭場,玩得了股票。蕭何曹參,原都和劉邦是穿一條褲子的朋友,等到他們要聯合造反了。蕭曹都怕「秦人誅九族」,才公推劉邦帶頭。后來項羽把劉邦的老子捉去了,逼迫劉邦放下武器,否則人頭相見。劉邦說你把我老子宰了、烹了,可別忘「貽我一杯羹」。乖乖,這才是英雄;蕭何、曹參、周恩來、張聞天都絕對做不到,那你只有讓「老毛去領導了」(這是彭德懷的名言)。蔣公介石也是這樣的人。他們國民黨人當年革命失敗了,落難在上海賣股票,戴季陶、胡展堂都把褲子輸掉了,只有「蔣偉記」(介石的行號)一家賺了大錢,云云,何足異哉?何足異哉?記得沈亦云女士(黃郛夫人)告訴我一個故事:蔣公微時,某次當莊賭牌九。餓了,招呼姚夫人,煮點東西來吃。姚煮了一碗年糕呈上。蔣接過一看,未說二話,便連碗帶年糕,從眾賭徒的頭上丟了過去。因為莊家手氣正不好,而年糕之形,像牌九上的「鱉拾」也。乖乖,這計英雄氣魄,胡漢民、汪精衛做得到?所以才敗下陣去。 毛氏這次讓位,是早在一九五八年底,便放出口風,他說將于人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于翌年「任滿」之時,退位讓賢。因他本人年事漸高,身兼兩主席,實不堪勞瘁。然一旦倦勤,深恐引起全國不必要之震動,故先辭人民政府主席一職,迨接班程序穩定,他或將兩職同辭,以待賢者。毛雖未言明讓位于誰,然大勢顯明,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劉少奇副主席,應是當仁不讓之人選。 毛主席放出此政治空氣之時,情辭懇切,曾惹起全國人民之同情,和劉副主席肝腦涂地的效忠和知遇之感。本來嘛,人民中國之開國是何等艱難。開國之后如今天下承平,開國元勛,功成身退,揖讓為國,三代以下無斯圣,國族前途真是一片光明也。果然說到做到,當二屆人大在一九五九年四月集會北京時,毛主席謙恭退出競選,劉副主席乃以全票繼位。全國一片歡騰。斯時我輩在外遙觀,也為祖國慶幸不已。君不見北美合眾國之有今日的超級富強,如無早期開國者華盛頓、亞當斯、杰斐遜諸賢之揖讓為國,盍能至此?我祖國歷經百年苦難,終于也有今日,亦步亦趨,走向北美式的富強之路,我輩僑民雖流落海外,亦當為祖國大浮三白也。 全國仰望廬山的神仙之會
不特此也。更有錦上添花。俗語云,福無雙至今朝至,禍不單行昨夜行。在全國全黨的期盼之下,毛主席更在一九五九年六月通知中央有關部會,以及地方各省市書記,于七月初在避暑圣地廬山,召開工作會議,也就是所謂「廬山會議」。這一會議當時給全國朝野一致的印象是「糾偏」、「糾左」,將三面紅旗的極左路線,適時改正。冒進冒的過火了,及時煞車,原非難事。在毛主席的聲威之下,只要他老人家發現錯誤,有意改正,實是舉手之勞。因此,時值盛夏,大家忙里偷閑,到避暑圣地小憩數日,靜候改正佳音,豈非「神仙之會」。尤其是毛氏身邊有秀才之稱的幾位青年秘書,胡喬木、田家英和李銳,都富有詩才(就詩論詩,他們三位的舊詩水平,皆在「主公」之上)。如今白日游山,晚間跳舞,風景如畫,佳麗如云。【這些「舞伴」,都是從解放軍各單位調來的,政治最可靠,人材最標致的「文工團員」。雖然她們卻被不解風情的老粗彭德懷誣蔑為「選妃子」。見文末所引「實錄」,頁三五二。】島瘦焦寒,有酒豈可無詩?美景良辰,勝會更多勝友。所以群賢奉召,初上廬山之時,大家都心情舒暢,由主席和總司令朱德帶頭,廬山這個陶淵明住過的桃源古洞,頓時一遍詩聲。毛主席那首「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園里好耕田」的七律,就是此時的「即興」之作,印發全會觀摩的。四秀才踵起步韻,舉國和之。無不以共此一神仙之會,為樂為榮也。因此初會兩周,題出十九道,四平八穩,由六組分議。秘書們奉旨,小作結論,大家就可收拾行囊,各還建制了。毛主席雄才大略,文采風流,神仙之會,本是一時之盛事也。【李銳當時是大會紀錄,隨身記有詳細筆記。三十年后編纂成書,不特是一手史料的歷史文獻,也是一本可讀性極高的報導文學,值得反復研讀。見李銳著「廬山會議實錄」,一九九四年,臺北新銳出版社出版,共三八九頁。】 從糾左到反右的「廬山會議」 可是有誰知道,毛公此人,深不可測。兩周之會,和風細雨,只是颶風之前的寧靜。七月十四日彭德懷因想對毛氏作私人諍諫而無法面談,乃上一「萬言書」,略抒他自己對黨中大煉鋼,大辦食堂之個人意見。他肯定大躍進「有失有得」;但總的說來,得不償失。大煉鋼生產有限,需中央補貼,一補碼十億,數目之大超過國防預算。如折價購買「消費物資」,堆積起來,可以和廬山同高。這實在是一種「小資階級的狂熱病」云云。(「有失有得」四字曾被毛公抓住,說彭德懷人粗心細,用意至為狠毒。其實此四字只是秘書抄信稿時的筆誤。彭為保護僚屬,不愿辯白。) 彭德懷這封「萬言書」,來得其時。毛氏將其印發大會公開討論。此時大會參與者,從劉少奇、周恩來而下,都不知毛公葫蘆里要賣什么藥,而紛紛在暗中默測「風向」。【見上引「實錄」,頁八十。】彭信既出,風向漸明,因為毛彭之間有歷史過節。彭之不叫主席,不叫萬歲,不唱「東方紅」,說調文工團是「選妃子」,并不時點名評毛的大嘴巴,是全黨馳名的。如今印發彭信,必有下文,是不待智者而后明也。果然七月二十三日毛公乃收起笑臉,向全體大會講話。毛的這篇講話,歷史家如把它當成個重要的歷史文獻來讀,他除開反復強調總路線和三面紅旗絕對正確,食堂照辦,「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繼續進行之外,通篇演說,可說是嬉笑怒罵,七扯八拉,隨心所欲,信口開河,把大會中嚴肅的聽講者,不當成為國家服務的高級官員,而只是他私人的一群太監黃門、馬弁和副官。主持國家大政的將相級人物的個人尊嚴,可說是被他糟蹋殆盡。毛氏
發言態度之惡劣,竟與明朝皇宮之內的「廷杖」無異,只是沒有公開打屁股罷了。 更可嘆的是,這時居滿朝文武之首的周恩來、劉少奇,和十七日才趕上廬山的林彪,竟然在毛的講演中,不時「插話」,為毛溜須、助勢。一人拍馬,其它二人就非跟著拍不可了。周劉林三雄帶頭齊拍,其它與會者百余人,誰敢不拍?這個環套,就是極權政治最可悲的地方了。 事實上郭沫若作頌圣詩,也是個連環套。你歌頌斯大林是「永恒的太陽」,你就不能不歌頌毛澤東是「兩個太陽」。既然,歌頌了主席愛人,你就不能不向夫人「江青同志學習」。江青同志得勢時,你要向她學習,她垮了,你就非得罵她是白骨精不可了,否則你不是變成為四人幫保持緘默,做她們的孤臣孽子了嗎。這一連環套唱了起來,那你郭老在歷史舞臺上,又怎么不畫白鼻子呢? 因此在歷史文獻上,歷史人物為自己的清白,無端的留下了不可磨滅的難堪,讀史人,責備賢者,真為之扼腕不已也。 總之,毛主席七月二十三日一場講演之后,半日之間這一場在中國近代史上有關鍵性作用的「廬山會議」,就從個神仙之會,立刻變成個魔鬼之會了。一不做二不休,毛氏索性宣布,在此次「政治局擴大工作會議」之后,接著便在廬山召開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把政策落實,也把三面紅旗,無限期的延續下去。同時把彭德懷,和同情彭德懷的前中共總書記張聞天、總參謀長黃克誠、湖南省第一書記周小舟,定性為反黨反革命的「軍事俱樂部」,是長期潛伏在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公開化,陰謀反黨奪權。毛更聲稱要率領全黨,來推動一個「反右傾」的群眾運動,加以鎮壓。(注意: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傾」,和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是兩回事。反右是以黨外反黨的右派大嘴巴為打擊對象的;反右傾的對象,則是黨內以彭德懷為首的反冒進的高干。)風向既定,山中警衛乃立刻奉命,對「軍事俱樂部」成員彭德懷、張聞天等,加以「隔離反省」(廬山會議的警衛是隨毛上山的北京中央警衛師,也就是所謂八三四一部隊的一個中隊),因此頃刻之間,不但彭張等再無單獨碰面的機會、游山玩水的自由,甚至在公共食堂吃飯的權利,也就同時被剝奪了。古書上所謂「畫地為牢」,今日親驗之矣。 彭下林上違犯國法黨章 看清了毛公在廬山會議末期的變臉,才知道他不是華盛頓,或杰斐遜,更不是搞禪讓的唐堯虞舜。他把劉少奇暫時踢上高樓,只是一樁以退為進底巧妙的權術運用而已。他不把劉少奇拉到肝腦涂地底擁護他的程度,毛是不敢輕開廬山之會的。毛的厲害之處,不但是不打沒有把握的仗;他也不開沒有絕對把握之會的。如今周恩來對毛早已馴服如綿羊,久病思動的林彪,是上山來接長國防部,前途無限,劉少奇是毛新近才「禪讓」出來的嘉慶皇帝,對太上皇的知遇之恩,是肝腦涂地,說一不二的。在當時的中國共產黨中,有周恩來、劉少奇、林彪三人的絕對擁護,毛主席何事不可為?這就是他對開「廬山會議」的絕對把握了。 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的「八屆八中全會」,一邊倒的批彭盛況,和彭張等「右
傾機會主義者」,被迫自我檢討,承認那莫須有的「軍事俱樂部」,反黨奪權的陰謀,以及種種不堪的欲加之罪,也就沒有浪費筆墨的必要了。這兒寫歷史的人不得不提出一件怪現象,那就是毛開會的目的,原是以林彪來代替彭德懷為國防部長。開會之前,毛把這宗腹案是深藏不露的,等到全體大會一百余人,人人加入批彭時,毛才公開他和彭德懷的歷史舊賬,原來從江西時代開始,他二人就已經是「三七開」,七分沖突,三分合作。彭有歷史反革命、反毛、篡黨的舊賬,毛早就要換掉他的,「萬言書」不過是個導火線和借口罷了。 當然,不用說,廬山會議之后,彭被撤職,下放成都,林彪就正式接長國防部長了。國防部長在帝王專制時代叫做「兵部尚書」。兩千多年的帝王傳統中,對一個兵部尚書的嬗替,是有一套繁雜程序的,以示對國家名器的尊重。政府的內閣閣員,不是馬弁副官,或保健護士,要換就換的,它總有一系列的升降程序。可是這次廬山會議,一直到八月十六日休會之時,中央常會和中央全會,均未發現黜彭升林的正式提案。這件大事卻發生在休會之翌日(十七日),毛氏補開個非正式的小型的中央工作會議,才決定撤彭,升林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和國防部長。然后再送交人大常委會去追認,去蓋橡皮圖章。嚴格的說起來,這項任免是既違黨章,更違國法的,而毛公和尚打傘,卻悍然為之,不以為意。歷史家如對這種違法亂紀之事加以解釋,那就是和尚打傘,實為近代中國政治社會文化大轉型中期,避免不了的落后現象吧。將來如有暇,寫點有關法制轉型的專題,當再細細琢磨之。 所有大獨裁者都是精神病患 總之,一九五九年「廬山會議」,這個從「糾左」開始,到「反右傾」結束,是出乎全黨上下,和全國人民的意料之外的。其關鍵實系于毛澤東這位大獨裁者的一念之間。國家的廟堂大政,他老人家根據自己情緒的變化,在一念之間就可作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毛公一身系天下安危。上面一計邪念,下面可憐的小民,就千萬人頭落地了。因此在中華五千年國史上,空前絕后的餓死農民三千萬的所謂「三年自然災害」,實在是從失敗了的「廬山會議」開始的。我們要向五千年祖宗的在天之靈,和今后千萬代的后輩同胞,交代一句,這三千萬被活活餓死的冤魂,無死的必要也。他們的冤死,實出于毛某人的一念之間。要其生則生,要其死則死也。豈不令讀史者為之嘆息流涕。 再者,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也曾兩度繼續強調:「鎮壓反革命,殺一百萬,極有必要。【(見上引「實錄」,頁二○七,頁三四四。)他說的那么輕松。他不知道,一百萬人排起隊來,要幾百個足球場才能容納?殺掉過后,要挖一百個真正的「萬人坑」,才能理得下去。朋友,您認為說這種話的人,「心理健康」沒有問題?事實上晚年的毛澤東,已是個精神病患者,他患有極嚴重的「偏執狂」和「精神分裂癥」,才能草菅人命若此。(這種精神病的癥狀是患者自己時時懷疑他在企圖暗殺他底仇人的包圍之中,他要殺盡仇人,自己才會有安全感。其實這種精神病,在很多個性倔強的老祖父身上,都會發生,只是一般老祖父只能打打老婆、罵罵孫子,為害不大罷了。) 吾人搞比較史學,讀中國政治史,和世界各國政治史,才知道這種精神病例,
不止于毛氏一人也。所有的大獨裁者,老年期都是如此的。晚年的朱元璋,就是個嚴重的精神病患。德國史家談希特勒,俄國史家談恐怖伊凡、談斯大林,都是有相同底結論的。(彭德懷的另一大罪狀,就是他也說晚年的毛澤東,就像「晚年的斯大林」。)何以如此,那就是心理學上的重大課題,一言難盡了。做這種精神病患的部屬,那就真叫「伴君如伴虎」了。做毛澤東機要秘書最久,而終于被迫自殺的才子田家英,就時時慨嘆毛氏反復無常,莫測高深,難于伺候。 關于「廬山會議」,今日最完整的第一手數據,應是上引李銳著的「實錄」了。吾人細細咀嚼該書,就不難看出「廬山會議」的全貌。它底全盤運作,是以一個權力無限,又無法無天的大獨裁者毛澤東為其主軸。他就能在光天化日之下,紅口白牙,指鹿為馬,顛倒黑白,變是為非。分明是他老人家驅策九千萬工農,去煉鋼煉鐵,他偏要說那是九千萬群眾對他的擁護,只彭德懷一人,唱其反調。終于把彭德懷那樣一位曠世難逢的,有圣賢資質的愛國者,硬性栽贓,說他組織「軍事俱樂部」陰謀反黨奪權,最后竟處死之于暴徒之手。彭德懷后來死的那么慘,以彭氏之死,比諸南宋秦檜之殺岳飛,則毛某就不如秦檜遠矣。因為秦檜還承認岳飛的罪狀為「莫須有」,不像毛某之栽贓到底也。 四十年過去了,如今彭毛二人墓木皆拱,吾人推動鼠標,執簡書之,是非之間,豈不皎如日月?而那時全國中央和地方數十位主持國家大政的中樞將相,和封疆大吏,都圍繞著毛氏一人打圈圈。無法理,無原則,一切全以他一言為定。而他老人家,在政治和道德生活上,朝秦暮楚,一無規矩純墨可循。而日日夜夜卻和幻想中的,實際上并不存在的「仇人」相對抗。這一幻想的心理狀態,事實上自一九五六年的八大企圖抑毛之后,就是他幻覺上一個永遠存在的黑影。其后二十年,他老人家便陷入此一走火入魔的幻覺深坑,而不能自拔,與這一黑影魔鬼相搏斗,至死方休。國事在這樣一個精神病患者的、獨斷專行的、胡作非為之下,又怎能不糟呢?五十年回顧,血跡斑斑,治史者撫今思昔,怎能不廢卷長嘆? 與毛共事最久,知毛亦最深的李銳先生,說毛的毛病是出在他自幼就迷信未醒的過激的共產主義,毛甚至要在中國搞「廢除家庭制度」的烏托邦。但這個過激的共產主義,顯然只是毛公病源之一部,給李銳先生過分強調了。蘇軾作廬山詩說:「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李銳先生所強調的顯然只是「橫看成嶺」的一部分;是「身在此山中」的印象。吾人治比較史學,隔洋觀火,則覺得毛澤東是個精神病人。這當然也是「側看成峰」的另一部分。要識毛氏這個「廬山真面目」,我想成嶺成峰,皆不可偏廢,把諸種因素都集中起來,加以計算機分析,就雖不中亦不遠矣。 讀史者可能要問,近代中國為什么會出了個像毛澤東這樣的大獨裁者呢?既出之后,人民中國的滿朝文武,和全國人民對他又都毫無辦法呢?這一問題并不難回答,雖然是說來話長。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在中國歷史「轉型」的過程中,毛澤東只是個傳統帝制的回光返照。他是我們歷史中最后的一個暴君。對付這種暴君,我們一向是辦法不大的。這是政治制度上的一種瓶頸問題,君不見,滿清末年的滿朝文武和全國人民,對一個獨裁的老太太慈禧太后也是毫無辦法嘛。舉此一端,該可思過半矣。
解放軍大換血 「廬山會議」的直接后果,便是毛澤東在中國「絕對權威」(Absolute Power)之建立。語云:「絕對權威,絕對腐化」,這就是毛澤東生命最后二十年的中國政治的絕對現象。毛雖是個自私獨裁的暴君,但毛澤東并不昏庸。相反的在玩弄政治權術中,他卻是九段高手。他在「廬山會議」中雖然「大獲全勝」,建立了他個人的絕對權威,但他也知道,全國長期大批餓死人總歸不是個了局。所以在廬山會議之后,他就能放手讓劉少奇去收拾殘局,自己在黨政工作上,退居「二線」。(這個「退居二線」的行動,毛自述是一九五九年底,他自動提出的。到一九六二年,劉少奇才認真的把他落實為二線領導。)以毛的聲威,他怎能「退居二線」呢?但是毛公是個能屈能伸底不動聲色的好漢。古書也讀得很熟。他知道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后,則近道矣。他那時所忙的第一要務原是整軍。軍整好了,有槍桿在手,還怕搞黨從政的人不聽話。所以他就暫時把黨政要公,讓劉少奇去自行其是,雖然他對劉的所作所為,還是遙為監控的。 毛為什么要整軍呢?前章不說過,高麗戰爭之后,人民解放軍不是早已四野歸一,全都變成了他底「嫡系」(且借用個國民黨的名詞)了嗎?還有什么可整的呢?殊不知這些嫡系部隊,現在都掌握在他底嫡系將領(彭德懷、林彪等元帥)之手。廬山會后,他把彭德懷的兵權奪掉了,把彭下放成都去搞「三線」(毛那時準備對美蘇兩面作戰,戰敗了就退往中國西南的深山大壑里去,長期游擊。西南山溝,就是毛公的「三線」)。可是代替彭德懷出任國防部長的,卻是比彭張飛更為詭譎萬倍的林彪。他對彭都不能放心,對林簡直就要發生恐懼了。再者,黃克誠被黜之后,代黃的又是一位搞特務公安出身的另一「黃埔生」羅瑞卿。這又是使毛夜不能眠的另一「嫡系」。乖乖,這一宗軍事難題不解決,他是沒空去搞黨搞政的。 在毛看來,他對解放軍的問題的解決之道,只有來個全軍大換血,把所有的嫡系將領,至少是參謀后勤之外的戰將、帶兵官(長征時一三軍團中的將領)全部換掉,而代之以新血(如原張國燾系統中的許世友、陳錫聯等等)。不能全部換,也要換掉一大部,庶幾彼此可以相互牽制。使驕縱的嫡系人馬,不敢造反,搞黃袍加身。 【筆者附注】許世友之竄升,便是個極有趣的故事。許原為少林寺的小和尚,頗有武功,曾在吳佩孚部下任小軍官。三十年代投入張國燾的四方面軍,因為驍勇善戰,遽升為師旅長。張氏叛離共黨后,原四方面軍分子頗受毛氏嫡系之排擠,某次蒙毛召見,許竟跪地大哭。毛招手呼其:「起來,起來,還是回去帶兵去。」這樣許才能恢復「帶兵」。遞升至南京軍區司令員。因此對毛的知遇之感,肝腦涂地。某次毛詢其治軍原則,許氏悍然答曰:「主席指到哪里,我打到哪里。」其對毛之愚忠可知。其后在林彪事變過程中,許為對林監控最主要的力量。筆者曾撰短評論許,認為是近代中國軍事轉型的重要現象。陳錫聯也是四方面軍的人。毛最后竟擢升之為北京軍區司令員。原一三軍團分子,對此都至感不平。而當時在加拿大養病且死的張國燾,對許陳在中國之竄升則至感興奮。筆者有史界友人曾訪問張國燾,長談四方面軍故事甚詳。我至今還保留此錄音帶。
將不專兵,主席才可將將 毛的第二步整軍計劃,顯然是向趙匡胤學習,搞「將不專兵」。所有帶兵官,只能奉旨帶兵,私人自己不許擁有一兵一卒,像張作霖、吳佩孚,或李宗仁、馮玉祥那樣。甚或像四野分立的前例。關于這一點,在周恩來全力協助之下,毛做的十分成功。其后軍區調整,司令員換班,都只能單刀赴會,不許帶私人衛隊或大批參謀人員,集體接事。這點制度之養成,周恩來實功不可沒。因為周在解放軍中有至高威信,而沒有私人系統,他的建議,既可服眾,也可使疑心極重的皇上放心也。周恩來之高明為許多古大臣之所不及的是,他功高而不震主。這才是耍政治的最高藝術境界呢。 將既不能專兵,則國防部長、總參謀長都成了專司軍政的官員,不能染指于軍令和指揮系統。這樣則軍委主席或黨主席,乃可以將將方式,越級直接指揮各兵種如臂之使指也。如此,則林彪雖接任為國防部長,他身邊卻沒有一連、一排,乃至一班,自己可以指揮得了的衛隊。他可以發動四百萬解放軍來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卻不能調動一團解放軍,來聽其隨意指揮。他治下有海軍艦艇百艘,飛機數千架,但除一兩只不帶武裝,和專為交通運輸使用之外,他也不能任意調動一兩只,供其私人使用。縱是專供他使用的車船和飛機,他可隨時飛上天,開出海,但是機場的啟閉,港口的開關,他卻無權指揮。正如他全家最后一次的空中航行的實例,天,他可飛上去;地,他卻不能輕易的落下來。所以就葬身外國,折戟沉沙了。毛周在軍事上這樣的安排,也正是「西游記」上老佛祖的功夫了。孫悟空,你這位齊天大圣好厲害,一個筋斗可翻十萬八千里,翻了無數個筋斗之后,才發現沒有翻出老佛祖的手掌心。 羅瑞卿那位毛公心腹,接黃克誠為解放軍總參謀長,最后弄到跳樓自殺,折腿沉沙的絕境,就是犯了中國「二十五史」上,說了千遍的老毛病,他未能「善體上意」而自作聰明的結果。你這個搞特務出身的大特務,如今又接長兵權,身跨軍特兩界,而不知善體上意,兢兢業業地去「體諒領袖苦心」(這是國民黨大特務戴笠的口頭禪),卻和林彪來勾勾搭搭,亂抓兵權,去搞什么「全軍大比武」,豈非畫蛇添足,折腿沉沙,死有余辜? 羅瑞卿之另一胡涂之點,是他也大招林彪的嫉忌,林也非除之不可。蓋林之回朝代彭,意在兵權。如今兵權卻在羅長子(羅在軍中的諢名)手中。羅長子顯然亦如國民黨軍中的參謀總長陳誠,和國防部長白崇禧的關系。是毛派來制衡他的棋子。這顆棋子不拿掉,他想抓兵權,則永遠是緣木求魚的。林篤定要除羅,毛又坐山看虎斗,分而制之,不加保護,羅長子就跳樓了。 可是毛公在黨政軍特的操縱上,也只抓其重點,不親細務。關于日常的管理事務,和細節的安排,那他就完全有賴于周恩來了。而周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對毛也就鞠躬盡痹,死而后已。在林彪事變時,周的越級指揮,可以直達中央警衛師的一個連,亦可驚矣。 破壞黨政軍系統,越級指揮
我們今日回看歷史,毛澤東在一九五八年,搞合作化,搞「鄉社合一」時最大的一著險棋,便是存心破壞原有的黨政軍系統,搞越級指揮。在人類世界史上,共產黨實在是組織最嚴密的一個大幫會。在它那針插不進,水滲不透的大金字塔里,層層節制,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不得稍違。他們推動政策時,也是從塔尖開始,層層下達,看政策的性質,規定下達到某層某層為止。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搞「公社化」,和「鄉社合一」時,毛澤東就把這個體制完全的破壞了。 所謂「鄉」,原是「千載猶行秦制度」的最低層的行政單位(臺灣今日還是如此的)。可是在一九五八年毛開始搞「公社化」之時,所謂「鄉社合一」,就是把「鄉」這一級的行政單位取消,而代之以「公社」。「公社」不是政府機關,它是共產主義的基層建制,是包羅人民生活,從出生到火葬,各方面一把抓的總體。因此實行「鄉社合一」是何等嚴重的「改制」?按共產黨的老規矩,應該由中央政治局作出詳盡規劃和相關文獻,然后層層下達,慎重試行。可是毛在一九五八年底搞鄉社合一時,他就完全丟掉了這個老香火,來搞越級指揮,一聲令下,數周之內就把近百萬個「高級社」,改組成兩萬幾千個「人民公社」了。毛澤東這一破壞體制的行為,周恩來裝聾作啞,視而不見;劉少奇則忍氣吞聲,敢怒而不敢言:彭德懷則痛心疾首,張開大嘴巴,點名叫罵。【參見上引「實錄」,頁二二五。】他罵的結果,以上諸節已道其詳,而不幸的是,劉少奇由于躋身高位,對前任毛主席有肝腦涂地的知遇之感,竟在此關鍵問題上,對毛幫腔,背著良心說彭陰謀篡黨,并指著彭的鼻子說,「與其由你來篡黨,倒不如我來篡黨」,云云。 由于黨內外簡直無一句反對的聲音,毛乃一不做,二不休,把黨政軍特財政、外交等老的體制,一體破壞無遺。(毛在援外的款額上,往往不顧中國本身的財政困難,把議好的數目字的后面,擅自加個圈圈,在當時中國,也不是個秘密。) 糾左高潮的「七千人大會」 當毛主席退居二線,與周總理親密合作,不聲不響地搞其全軍大換血之時,劉少奇主席新正大位,能者多勞,也忙的不得開交。事實上,從劉氏于一九五九年春出任國家元首開始,直至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爆發為止,這七年(一九五九─一九六五)時間,他位尊九五,全國一人,是劉氏一生的黃金時代。關于劉主席的生平,在劉氏失蹤之后,劉夫人王光美被判死刑之時,筆者由于職業感的驅使,曾細為查考,試為劉作蓋棺之論。已略述如上,因為他畢竟也是我國歷史上四百幾十個皇帝之一,讀史者對他不應忽略也。如今三十余年又過去了。筆者最近重讀舊作,覺得尚無太大修正的必要。有暇或再重編之,以就正于方家和嚴肅的讀者,對劉的許多細節故事,本篇就不再重復舊論了。然吾人細察劉主席主政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年之間,史家秉筆直書之,錯誤雖亦難免,大過實在說不出,而其所作所為,功在生民,則甚顯然也。 劉氏接棒后第一項要政,無疑的,便是把毛氏的極左政策,慢慢地扳回頭。餓死人的狂瀾,就逐漸退潮了。例如他想把農村制度,恢復到「公社化前土改后」的黃金時代,回到「三自一包」或「包產到戶」的老路上去,但他卻只取其實,而避其名。他不敢再用「包產到戶」這個老名詞,因為這個老名詞,曾被毛氏定
為「促退派」、「反革命」、「反社會主義」,劉恢復此老制度,則名之為「責任田」。事實上也就是「包產到戶」也。但是本篇所言的劉氏「新政」(亦如二戰前羅斯福在美國破產的農村所搞的「新政」NewDeal一樣),只是舉一反三,言其要略,若要打破沙鍋,則非十萬八萬言不能盡意。加以筆者在前篇劉傳之內曾扼要言之,此處就不再重復了。一言以蔽之,劉氏的原則就是個「退」字,從毛澤東的極左政策上「退」下來,與民休息,再鼓起干勁,從頭來起。 劉少奇這一政策是成功的。農村不斷餓死人,這個腥風血雨,到一九六二年基本上是煞住了,農村由死亡到復生,到恢復繁榮,從頭算起,少奇之力也。后期一些在安徽的基層干部,不顧上級的畏首畏尾,而大膽搞起所謂「安徽經驗」,對此曾起過關鍵性作用,有暇當繼續剖解之,整理之,庶幾存真史冊,以便后輩史學博士生,能跟蹤繼續探索也。 劉氏在復興農村的努力之中,難免的也稍有自負,和藐視老毛的心理和行動。在劉氏心目之中,他和毛公在主持黨國大政上,平起平坐,輪流坐莊,原是天經地義的(注意:周恩來就向來不敢作此想)。當國太久了,就應該倦勤退休,做「榮譽主席」也是順理成章之事。事實上,在中共八全大會中,修改黨章時,在劉的動議之下,就曾列有黨主席退休后由黨中央聘為「榮譽主席」一條。當時毛澤東就認為這一條是專為他而設的,劉也從不諱言。如今毛已「退居二線」,進一步退為「榮譽主席」,自然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因此在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間,劉少奇在其主持的在北京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工作會議」(也就是聲勢浩大的,前所未有的,黨政軍財一鍋煮的,所謂「七千人大會」)中,作冗長報告時,表面上對「毛澤東思想」恭維上天,實質上卻把一九五八年「公社化」以來的虛妄、浮夸、浪費、「共產風」等等的惡政,所帶給國家和人民的傷害和損失,批評得比彭德懷的「萬言書」有過之而無不及,劉更以國家元首、黨副主席的身分,號召全國全黨,今后務必要遵從民主集中制,遵從集體領導,以避免再犯過去的錯誤。同時把數十萬在「反右傾運動」中被迫害的干部和人民,平反、恢復名譽、分配工作,引起全國朝野一片歌頌之聲。筆者在安徽有個近親郭崇毅,就因直言入獄,在此次獲得平反出獄。且看郭的自述: 一九五六年冬季,我奉命以省政協委員身分,到肥西縣肥光高級農業合作社去視察,發現這社上報的糧食產量有浮夸,把減產報成增產,我如實向省里作了匯報。不料因此招了大禍。認定我是「蓄意反對農業合作化」、「造謠破壞」。除開了數十次批斗會外,「安徽日報」還于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七月十七日兩次以大半版篇幅對我揭露批判。后來把我逮捕,以現行反革命罪判了十二年徒刑。雖然,在黨中央七千人大會后,給我平反了,而且又當了省政協委員。但是,農業生產依然停滯不前。【見郭崇毅著,「我是怎樣參與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載安徽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歐遠方主編,「農村改革的興起」,一九九三年,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頁五八。】 老實說,這個前所未有的「七千人大會」之召開,實是劉氏主政以來聲望和權力的最高峰。從另一角度來看,也是毛澤東聲望的最低潮。毛在大會中表面上也曾自我批評,認為犯過錯誤。他也一反三年前「反反冒進」,和根除黨內「右傾機會主義」的老調,跟著劉少奇大唱其「實事求是」,以順應劉周合著的「調
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箴言原則下的糾左改革。 兩個主席爭權,數千萬人陪斬 其實在毛的內心里,這個七千人大會,就是逼他退向榮譽寶座的第一步。所謂「退居二線」原是他在一九五八年冬,在「八屆六中全會」上,放的煙幕,至此竟被劉少奇加以落實。劉在七千人大會糾左的氣氛中,竟然把中常委分成一二線,毛被分入二線,成為真正的「二線領導」。其后在文革期間,據江青透露的內幕消息,毛氏對這個「七千人大會」,是深惡痛絕的。然毛臨場卻能忍氣吞聲,而不動聲色,真不愧為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可是劉少奇這一理論、心理和亦步亦趨,對毛作離休的安排,卻使他自己變成為毛氏的第一個眼中釘,毛決定非殺之不足以雪心頭之恨的最主要的原因。可悲的是,劉氏為人比較正直,公忠體國,而城府不深(這是他老相識、老政敵張國燾對他的評語。張氏對其他政敵,如毛、如周,都有不堪入耳的評論和鄙視,唯獨對劉卻頗有好評)。但是劉氏搞政治、搞黨不夠機警,防人之心不足,結果一身橫死不足惜,最后竟因毛之嫉忌一人,而釀成數千萬人為之陪斬的「十年浩劫」。他毛劉兩位主席的爭權,幾乎搞到整個中華民族,也為之亡國滅種,為禍之烈,五十年回頭看去,同胞們,匹夫當國。能不令小民膽顫心驚? 社教運動和四清五反 以上所述的「七千人大會」是一九六二年一、二月之間(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召開的。也是劉少奇主政三年后,為全黨和全國人民一致擁護的「糾左」政策的總結。可是有誰知道,糾左未及六月,黨中央在毛主席的安排下,又在是年九月底(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召開了一個「八屆十中全會」。在十中全會里,在毛主席聲色俱厲的堅持之下,一下就把六月前所開的「七千人大會」的糾左政策,全部翻了案。在全會議程中,毛氏堅持全黨全國,要繼績實行「階級斗爭」。他堅持「階級斗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見上引「國史全鑒」,卷三,頁二八四一。】 毛并于同時提出要在全國各階層推行一項以階級斗爭為主旨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一運動的主題反映在農村工作上,便是所謂「四清運動」:清公分、清賬目、清財物、清倉庫。反映在城市工作中,則是所謂「五反運動」:反貪污盜竊,反投機倒把、反鋪張浪費、反分散主義和反官僚主義。這一來,在國家政策上說,劉毛兩派就變成水火不相容的,兩個敵對的政黨了。白刀進、紅刀出,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了。 【筆者附注】兩個政客,分別領導兩個派系,推行兩個絕對相反的政策,民主代議制中,原是最正常的現象。美國開國之初,在華盛頓領導之下的大陸黨,原來也是搞一黨專政的。后來由于重農輕商的杰斐遜,和重商輕農的漢彌頓,兩派水火不容,才分成兩黨,以迄于今。即將到來的二千年度的美國大選,就是這針鋒相對的兩黨,最近一次的較量。它兩黨勝敗之間,對我們中國、兩岸之間的關系,將有不同底決定性的影響,朋友,美國人民對不同政策的選擇,可以用選票決定。我們為什么一定要動刀動槍,一死數百萬人呢?這就是筆者數十年
曲不離口的「歷史三峽」的問題了。我們從帝王專制,向民主政治轉變,至今還未轉到底。海峽兩岸如今都還停滯在一黨專政心態之上。雖然臺灣今日有數十個政黨,但是一黨獨霸的傳統心態,變動甚少也。我民族要在歷史上「出峽」,大致還要等四十年。 前十條、后十條、和二十三條 長話短說,這個「四清運動」,從一九六二年底開始,毛劉兩派為此而糾纏,摔跤,一直延長了三整年(一九六三─一九六五)不得開交,到一九六五年底,毛派就快刀斬亂麻,不擇手段搞起「文化大革命」來了。文化大革命事實上便是這個四清運動的延續,而四清運動則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曲。毛澤東眼見四清運動,扳不倒劉少奇,才耍賴搞起文化大革命的。 話說回頭,讓我們先把四清運動稍微檢查一下,再及其它。為著擴大四清,毛在一九六三年五月,在杭州舉行的一次工作會議里,制定了一項指導四清的工作綱領,便是所謂「前十條」。劉毛那時并未正式翻臉,毛氏制定政策,劉氏還得加以推行。劉認為這個「前十條」是個極左文件,真正實行起來,一定又是數十百萬人頭落地,打擊面未免太大了。為著保護一般黨內的正常干部,和可能遭殃的善良人民,劉對這十條乃加以修正,就變成所謂「后十條」了。這是一九六四年九月,劉在另一次工作會議上,領導修正通過的。這也可以說是劉為保護自己的,也是曾有糾左背景的干部,不得已而為之的。 劉氏這一修正,一下就觸怒了毛主席,毛幾乎就在「后十條」頒行的同時,就召開另一中央工作會議,立刻廢除「后十條」,而代之以更左的「二十三條」(正式名稱是「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目前提出的一些問題」)。這一來毛劉二人就短兵相接,非斗個你死我活,不得開交了。 就當他們兩位主席,摔跤摔得不得開交時,筆者那時卻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担任中文圖書部主任。每日清晨上班時,辦公桌上都放滿了郵局新到的大陸發行的各類報章雜志。為著對祖國各項運動的關心和好奇心,我們對大陸出版品的追蹤,可說是如醉如癡。但是當我們看到上述的前十條,后十條和二十三條,實在被弄得一頭霧水,不知道文字背后,究竟發生了些什么事。一直等到文化大革命發生了,我們收集了五百多種紅衛兵所發行的小報,把它們當花邊新聞全看了,有許多不解之謎,才豁然而解。原來那個「前十條」和「二十三條」,本是毛主席所手訂的,金光萬道的革命文獻,而「后十條」則是工賊內奸叛徒劉少奇,妄圖反抗毛主席,所炮制的「黑文件」。這一來才思想搞通,豁然而悟。原來如此! 毛澤東主席頗像洪秀全天王 這個一拖三年的可怕的「四清五反運動」,毛派算是再次大獲全勝了。但是對手方的劉派,并沒有敗下陣去。劉派之所以能最大狂風起,仍然穩坐釣魚臺,劉少奇數十年的革命歷史和革命功勛,當然是主要原因。中共之所以能打平天下,毛澤東,劉少奇、彭德懷這三位湖南老鄉,如兄若弟的親密合作也是個重要因素。他們的合作和分裂,和早年太平天國革命時期,天王和東王、北王、翼王,從同
生共死,到你死我活,頗有異曲同工之妙。【筆者附注:國民黨的桂系李、白、黃三雄在打平廣西之后,也形成火并之勢。其后所以化險為夷者,就是他們想到長毛的故事才罷手的。】長毛的可悲,是他們天下才打了一半,便自己火并起來,所以就被敵人消滅了。毛澤東和他們稍有不同的是,毛已打下了天下,才關門火并,危險性就比較小了。 可是火并還是要火并的。在這次四清五反,和接著而來的文化大革命中,老毛是篤篤定定底,要把洪天王學到底了。他先殺彭德懷這位東王,再殺劉少奇這個北王,又想殺林彪這個翼王。林彪和翼王石達開一樣,想搞分裂,另成局面以自衛,不成,才向翼王學習,想遠走高飛,又不成,才折戟沉沙的。毛把老婆伙伴都殺完了,最后又想來對付周恩來,無人可拉,乃再度向洪天王學習:洪秀全最后只能靠兩個膿包兄弟來保駕【參閱拙著「晚清七十年」,太平天國分冊頁一五二。】,毛則想靠老和侄子來保駕,如何保得了呢?他老人家最后還能躺進玻璃棺材,而沒有像洪天王以黃綾裹尸,被投入陰溝,也實在是鄧小平所說的「命大」。 劉集團和CC系的區別 再者,劉和毛的關系,也頗像國民黨里陳立夫和蔣的關系。國民黨的現象是全黨皆知的「蔣家天下陳家黨」。共產黨里沒這句話,卻有這個事實,那就是「毛家天下劉家黨」。筆者曾撰有專篇論「劉少奇集團」,可是劉少奇集團對共產黨的掌握,卻又與國民黨中的CC系不同。CC是個棒打不散的,排他性極強的派系組織;劉集團則是大山頭對小山頭的呼應。眾山頭之間有其共同的次文化,和一致的方向性,而不構成一個像CC一樣的派系整體。 共產黨的權力結構,原是一個大金字塔,籠罩著大大小小無數個小金字塔。在打天下期間,它們確能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形成一個鋼鐵的戰斗組織。蔣介石不解此理,以一個單獨的小腦袋,去敵兩國(美蘇)、一黨(一個鋼鐵的戰斗團體),不敗何待。結果時不出三年便被摧枯拉朽的拉掉了。可是共產黨這個鋼鐵一般的戰斗團體,打平天下了,大家一共其安樂來,它也就鋼鐵一般的僵化了。僵化是從這個大金字塔的塔尖開始的。毛澤東享有絕對權力,也絕對腐化。他老人家從一九五八年冬,大搞其「公社化」開始,越級指揮,把黨政軍特財外運作的系統徹底破壞。黨內正常的各級干部(彭德懷之外,劉周以下的勤勤懇懇的工作干部),皆敢怒而不敢言;有野心,有邪念的干部(像康生,柯慶施、李井泉、林彪,乃至后來的四人幫),就乘機搞鬼和助紂為虐;一般干脆沒頭腦的干部,習慣于五千年帝王崇拜,和愚忠的傳統,就都跟著「主席」盲目前進,像許世友和尚那樣,「主席指到那里,我打到那里」,這就形成了一個強大的和極左的毛派了。【筆者附注:國民黨里的蔣委員長,也是個有名的「越級指揮」專家,抗戰期間,長沙會戰時,一個炮兵團忽然不見了。后來發現是被最高當局,在重慶來電話「調走了」。但是蔣的越級指揮只是個「壞習慣」而已,為害不大。不像毛的越級指揮是遍及黨政軍各部門,而又是有意為之,以限制下層領導的權力。其為害就大了。】 但是毛氏的胡作非為,和極左路線,在黨內的大小山頭之間,是人亡政息,
沒有真正底群眾基礎的。全國各山頭,如坐鎮組織部二十余年的安子文,和帶著早年「晉察冀邊區」的全班人馬「進城」,接收北京之后,把北京市委弄成個「針插不進,水滲不透」局面的彭真(這是毛對彭真的評語);以及坐鎮南中國,有南天王之稱的廣東省委書記陶鑄,他們對毛澤東的服從,都是有條件的,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是也。總括說來,在「公社化前土改后」以來,尤其是在毛澤東,搞極左運動,搞得全國都天翻地覆之時,劉的糾左煞車政策,實在和這些穩健的山頭,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劉派的聲威登峰造極的「七千人大會」期中,全國大小山頭都是以劉的馬首是瞻,和劉的方向是一致的,因此在表面上看來,他們也都是「毛家天下劉家黨」的基本成員了。所以毛雖大力推動其「四清五反」的極左政策,搞了三整年,對劉實際上,毫發無損,且為識者所竊笑。在這一情況之下,毛公這個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最樂的斗爭專家,非常之人,要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為重建他那個「毛家天下」(他老弟毛澤覃譏笑他的所謂「毛氏家廟」),徹底搞掉那個犯上作亂的「劉家黨」,把全國黨政系統也來個大換血,他就只有另擇非常的手段了,「文化大革命」這個怪胎,因此也就隨之呱呱墜地了。 從半年延長至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這宗人民中國五十年史中的「十年浩劫」(鄧小平的結語),當時的參與者、受害者和后世史家,都一致同意是毛澤東「親自策劃的,親自發動的和親自領導的」,為實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而清除走資派的政治運動。這一運動,從「公社化」到「四清五反」的背景,已略如上述。它底實際的目的則是摧毀那個根深柢固的劉少奇集團,和劉少奇反極左的意識形態,而達成毛澤東絕對獨裁的政治運動。 從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上說,自七大以后,「毛澤東選集」之外,不許黨中任何高級領袖,也出什么「選集」的。他們一律都得封起鳥嘴,在理論上、思想上,無條件的跟著「毛澤東思想」前進。可是劉少奇卻是個例外。劉少奇寫了好幾篇理論性的著作,尤其是那蜚聲世界,而被毛澤東定為「黑書」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在一九五九年劉第一次出任國家元首時,「人民日報」曾以大版篇幅全載之。一時在劉上毛下的耳語聲中,「毛選」反顯得灰溜溜了。因此在毛的心目中,劉少奇的「黑書」,就是一切反動理論的總代表,背上之芒,眼中之刺,他非徹底除之,則食不甘味,「不吃睡藥,也夜不能眠」(毛的口頭禪)。 再者,劉主席在這金色的七年之中,也享盡了個人的榮耀。尤其是當他攜如花美眷,于七年之中三訪外國時,友邦無不以最隆重的放二十一炮的元首之禮相迎。這時毛主席如果也出訪友邦,那就至多也只能聽到十八九炮了。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劉本是一個從龍之士,開國功臣而已,如今竟然陳橋兵變,黃袍加身,是可忍,孰不可忍也?朋友,人總是人嘛。尤其是在那傳統帝制的回光返照時代,毛主席為著爭回權位,爭回榮譽,他就要持大刀、翻墻頭,赤膊上陣了。朋友,相信嗎?李登輝總統如在毛的位置,恐怕也會赤膊上陣一番也。 但是,毛主席顯然是低估了當時中國的客觀形勢。在他的心目中,他是佛祖,劉只是個孫行者。他如赤膊上陣,親自出馬來「炮打司令部」,劉少奇和他那批
小鬼,至多六個月就可以解決得干干凈凈。誰知道,他炮打司令部的結果,司令是被他打死了,小鬼卻不容易收拾,結果形勢失控,鬧得中華帝國,遍地皆鬼,他這個閻王也收拾不了,一拖十年,就變成「十年浩劫」了。 【筆者附注】在發動文化大革命時,毛氏顯然自覺這一「運動只搞了五個月,可能要搞兩個五個月,也許還要多一點」,就可以結束了,見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載「毛澤東思想萬歲」,一九六九年,北京(?)出版,頁六五八,毛在其它接見外賓場合,也曾提過有關六個月結束文革的估計。 古人說,天子一怒,會流血千里,伏尸百萬,這就是文革的結果。殊不知,匹夫也可一怒。他仁兄一怒,只要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可得到相同的效果。這就是林彪后來所說的,「丘八搞不過秀才」,但是搞個伏尸二人,流血五步,也是可以解決問題的,所以他父子、夫妻,就要采取不同的辦法,來解決相同的問題了。此是后話,下節再說。 把兩千萬字縮成兩萬字的文革簡史 總之,十年文革實在是人民中國五十年史中,最亂最糟、是非不明,但也是最多彩多姿、有血有肉的、留下史料最多的一段。文革十年中,在祖國一片腥風血雨,煙霧迷蒙之際,我輩避秦海外,而留在大陸的家人骨肉,都消息全無,生死不明。在一種無能為力底悲傷的情緒之下,我們無時無刻不在追蹤大陸上的消息,想知道點究竟。就以筆者個人來說吧,身為圖書館員,對兩岸浩如煙海的官方出版品,如數家珍,不必提了,單是紅衛兵的出版品(像「新北大」、「井崗山」、「東方紅」、「財貿紅旗」、「何其毒也」、「斗瞿戰報」等等),十年之間,就細讀過五百余種。總字數,應在兩千萬以上吧。在蔣毛二公幾乎同時死亡以后,兩岸言禁大開。有深度有系統的專著,更是潮涌而出,有讀書癖好的人,跟蹤拜讀,又已二十個年頭了。 就以老友嚴家其、高皋伉儷合作的巨著「文革十年史」(一九八九年十月,香港萬年青圖書中心增訂版,分上下兩冊)中,其故事就比水滸傳還要熱鬧。我也把它當成水滸傳,零零星星的讀了不知多少遍。其它的「傷痕文學」就不必談了。讀了數千萬字的史料,最后自己問問自己,文革是怎么回事呢?仍難免一片茫然。本篇就想把讀過的史料,試為濃縮成數千字,向歷史課室里的學生,討論會(Seminars)中的同行,和茶余酒后、關心國事的同胞,來談談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以就教于高明。 毛親校三遍的「海瑞罷官」劇評 顯然是經過數年實際觀察和思考,毛澤東終于一九六五年初決定發動一個空前絕后的文化大革命運動。但在文革初期他只授意江青、柯慶施、林彪、張春橋(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候補書記)、姚文元(「解放」雜志編委)一伙,在上海發動,他自己只在幕后指揮,暫不露面。他發動的方式就是叫姚文元主稿,寫一篇書評,來批判北京副市長,名史學家吳晗所編的劇本「海瑞罷官」,說吳
晗是資產階級向無產階級反攻倒算,要替被罷了官的彭德懷翻案。其實海瑞這個名字,沒幾個中國人知道也。那原是數年之前,毛氏在廁上讀「明史」才發現的,覺得他是和包公一樣,正直的「清官」,因而號召干部和人民學習海瑞。圣旨一出,天下從風,吳晗就承旨,寫了這個劇本,由京戲名伶馬連良唱了起來,一時全國轟動,好評如潮,弄得另一名伶周信芳(麒麟童),也踵起效尤,自編自唱了一番。這原是「廬山會議」以前的事,「海瑞罷官」的劇本,原來也只是一本承旨文人所寫的「馬屁書」,與彭德懷的罷官沒屁關系。可是它此次卻雀屏中選,變成了文化大革命第一炮的炮靶。當姚文元奉命撰寫此一劇評時,曾九易其稿,歷時半年以上,十度派專機密呈毛公「御覽」【見「文革十年史」】;毛也承認他對姚氏原稿,親自修改了三遍,可見其用心之深之苦也。

2013-08-20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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