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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雜說》潘旭瀾 被冷藏的真相
《太平雜說》潘旭瀾 被冷藏的真相
潘旭瀾     阅读简体中文版

被冷藏的真相

  我的《太平雜說》發表了幾篇之后,陸續收到不少讀者的來信,其中,有些人問到了史料。其實,我這些文章,并不是靠史料而給人“耳目一新”,我只是客觀地說出了若干事實和我的見解。既然講歷史真相,當然有史料根據。不過,這些史料一般讀者大多不易見到。現在選擇出三篇(部),稍作說明。我認為,讀了它們,就可以了解太平軍本來的面目,不易將各種各樣的偏見、成見,以正說包裝出現的倒說、戲說、假說,當成是真的那么回事了。

  這三篇(部)是:《賊情匯纂》、《李秀成供辭》、《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三個立場、地位不同的作者,說了不少可信、可參證、可互補的材料,讓讀者從中得以了解太平軍的原來的基本面目。

  《賊情匯纂》十二卷,約二十余萬字。稱太平軍為賊,表明編撰者的敵對立場。主要編撰者張德堅。他1853年任湖北撫轅巡捕官,約略如現代省里副處級警官。這年3月,太平軍占領南京。他認識到太平軍內部情況對清政府的巨大價值,主動向包括俘虜、難民等各武各樣的人搜集。并且隨湖廣總督吳文镕到前線視察,還多次化裝深入太平軍占領區偵察、采訪。他不是為了刻書出名或個人宣泄,而是為了向清政府高層官員提供情報,以供決策或指揮作戰之用。不久,吳文镕戰敗自殺,他愈堅信應當知己知彼。收集情報集成一冊,曾送給一些總督、巡撫的衙門,都被收下了,大多還稱贊幾句,但并未真正重視,有的甚至根本不看。1854年9月,曾國藩收復武漢,他托人送上去,受到重視。曾國藩用所繳獲的太平軍文書核對,他的情報全部符合,于是將全部繳獲的文書交他編輯整理。同時,設立采編所,任命他為總纂官,六品銜即補縣丞,還有幾個人協助編纂、抄寫。原來無薪水的人員,每人每月給薪水四兩銀子,每月總共給經費四十兩銀子。可知并無龐大機構,也沒有豐沛經費。因武漢被太平軍再次攻占而遷長沙時,人員更少。有些人將此書說成是奉曾國藩之命才編撰的,并不盡合事實。這些人確實是為了打敗太平軍,盡心盡力。其中,分纂(編寫者)之一,曾被太平軍裹脅的童生的程奉璜,本來要在太平軍中從事暗殺活動,后來改變主意,用心籠絡可利用之人,收集了大量情報,逃離太平軍,參加編寫。

  《賊情匯纂》所記時間,起自太平軍公開造反的上一年即1850年,止于1856年最高層內訌前夕。人物的經歷,則上溯到以前種種行止。范圍包括重要人物、官制、軍制、禮制、文告、宗教、糧食、各種人員數目、不能歸入上列各類的雜載。它反復強調,“敘事從實,不事潤飾”,“注意在能悉賊,非欲傳文字也。雖文如八家,不知賊情,亦復無取,更恐肆才臆造。”它力求詳盡、具體,但并非有聞即錄,而是著眼于防偽,對各種材料作了嚴格的鑒別和篩選。其中,輯錄太平軍各種文字甚多,格式文字一律不加改動。文告、印章、服飾、旗幟、戰陣等,都有繪圖說明。太平軍占領南京之初,圣庫里有多少金錠、金葉、金飾,多少銀子、銀飾,都分別有統計數字,而不是空話形客或者毛估估。關于重要人物即“劇賊姓名”二卷,幾乎可以看作是太平軍的人事檔案。籍貫、職務、經歷、性格、社會關系、外表特征,一應俱全。在掌握大量現實情報的基礎上,預言“似不久必有內訌之事”,眼光之銳利,判斷之準確,令人贊嘆。

  《賊情匯纂》是供曾國藩及其主要幕僚、部將知情和查閱的情報的匯集,對湘軍打敗太平軍有不可忽視的作用。有少量人事的記述與事實有出入,這是任何情報、檔案、史料都難免的。可惜,它的時間下限只到1856年內訌前為止。大約是國藩也還未能充分認識它的價值,或者有別的什么原因,沒有收集到1864年太平軍敗亡。十九世紀五十年代,有這樣全面、具體、準確度很高的情報,實在非常難得。不但是中國情報史上的里程碑,比起幾十年后某些龐大的情報機構所搜羅的,包含大量不實、泡沫、垃圾的情報,都足以睥睨傲視。當它的情報功能隨戰爭的結束而消失時,便成了珍貴的歷史資料。沒有它,太平軍的許多人事、典制、名物,也許到今天人們還根本不知道,也許還在爭論不休,也許不時會有“驚人的發現”,也許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考證被作為權威性的結論。幾十年來,中國大陸沒有哪一個“太平天國”史的研究者不看它,敢于公開否定它。但也沒有看見過誰公開、恰如其分地肯定它的雙重價值——當時的實用價值和事后的史料價值。聯系到對太平軍史研究中為之文過飾非的、是非顛倒的傾向,展示真相的史料被冷藏,被閹割,被歪曲,都是可以理解的不正常現象。這種情況,在歷史研究中并不罕見。由于這部書在中國大陸的尷尬處境,所以一般讀者不易見到。

  《李秀成供辭》——1864年太平軍敗亡,他敗亡前的軍師和總司令、忠王李秀成被俘后,為了多種目的,向曾國藩寫了長篇供辭。保存太平軍的史實,留一部自傳,是其中兩個基本目的。他是站在維護太平軍的立場來寫的,也就盡可能不談洪秀全的邪惡,更不會談到洪對百姓對文化的酷暴。但既然要保存史實,又是要給對方統帥曾國藩看的。也就不能一味美化太平軍。作為太平軍后期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在這種情況所寫下的供辭,自有獨特的認識價值、史料價值。對太平軍前期,說得比較簡單,而著重于洪楊內訌之后,他成為最高層領導人之后的親歷親見所思所感。這就正好與張德堅《賊情匯纂》在敘事的時間上相銜接,合起來記述了太平軍興亡的全過程。此供辭經曾國藩刪節,并有少許修改,以約二萬八千字抄件送清朝軍機處,并在安慶刊刻出版(即:《九如堂本》)。曾國藩所刪去和少許修改,是一些認為有忌諱或可能引起麻煩的話。1944年有人曾赴曾家取李秀成原稿抄校于《九如堂本》之上,并攝影十五幀,后來公開出版。由于《九如堂本》有刪節,更由于有些人認為李秀成不會寫這樣的供辭,它的真偽,曾經有過長期爭論。1956年,有人撰文認為,從內容上看,李秀成不應向曾國藩談招降問題;從字跡上而言,有司法部法醫研究所筆跡專家鑒定與李秀成字跡不同為根據,斷言是曾國藩偽造。1962年曾氏后人將李秀成原稿交臺灣世界書局影印出版,全稿約三萬六千一百字,留存曾國藩及另一人所做少許刪改。當偽造說已經根本不能立足之時,政治權威出面說話了:“白紙黑字,鐵證如山,晚節不忠,不足為訓。”這個批語,現在看來,有很高的策略水平。以肯定供辭真實性為潛臺詞,超越了對真偽問題論爭的表態,轉而為對李秀成的評價。重點在于忠字,尤其是晚節的忠不忠。隨著“白紙黑字,鐵證如山”這種用于斷大案的嚴峻語氣,給李秀成做了“晚節不忠”這樣一個既從根本上否定而又有點彈性的結論。要忠于什么,不言自明。晚節不忠,最是要不得。無論什么情況下,無論出于什么動機,無論被忠的對象如何,都必須一忠到底到死。最后從“古為今用”著眼,以“不足為訓”警世。有人體會出深刻含意,寫了長文解讀,說李秀成是叛徒,狠批“叛徒哲學”,借題發揮,影射現實,很快成為最高層官員之一。從此,李秀成到底是不是叛徒,供辭到底是不是投降自首的叛變書,成為注意的焦點。“文革”落幕之后,人們一般不再一棍子打死了,研究來研究去,逐步“從輕發落”。判為“變節行為”——“失節行為”——“政治污點”。仍然著眼于對李秀成的政治衡定和結論。政治結論自然是需要的,盡管上述結論大可商榷。然而,這個過程表明,供辭所寫的材料和見解,長期被許多人有意無意地誤讀。

  《太平天國天京觀察記》——原題為Narrative ofthe war with China,直譯為:《中國戰爭的敘述》, 作者是英國入伍士禮(G.L.Wolseley),一位“太平天國”研究家譯載于三十年代的中國雜志。全篇十四節,約一萬四千字。記作者在1861年初在南京住了一星期的見聞。他當時是英國陸軍中校,奉命作為隨員,到南京了解太平軍的情況。由于他們是由美國牧師、太平軍的洋務丞相羅孝全(I.J.Roberts)給予引薦和安排的,所以很受優待,住在忠王府,吃飯不要錢,可以比較自由地參觀。當時英國尚未介入中國的內戰,他認為英國與中國最重要的是做生意。如果說,有前面所說兩篇均與曾國藩有關,這一篇則系與曾完全無關的外國人所作,寫給英國公眾看的。作為基督教國家的官員,作者說,他“本存有反對清廷很深的成見”,如果太平軍果有任何美善之處,巴不得快快認同。然而,他所看到的,卻乏善可陳。他除了以自身見聞敘述了現在不少人都知道的軍事統治、圣庫制、廢止商業,蒙得恩之受寵與腐敗之外,還提供了不少其它第一手資料。比如,太平軍之專門俘掠美女,表面上嚴禁鴉片而到處官員“最大的要求乃是鴉片與軍火”,最低級官軍也可以隨便殺人,有兩個婦女因私相怨嘆生活痛苦而被立即斬首,江邊人民“令人畢生難忘其慘狀”等等。作者所寫,看來都是用心觀察所得,從南京城墻的高度、厚度,到被轟毀的大報恩寺塔的瓦礫,都不含糊其辭。這個資料,老專家們應當看到的,但卻很少有人提起。看來,它所說的見聞,大多是暴露太平軍黑暗,不符合歌頌“農民革命”的需要,又難以證明作者是惡意捏造,故而采取“防擴散”的辦法,冷藏起來,讓它悄悄地灰飛煙滅。

  這三件資料的作者,身份不同,立場不同,視角不同。他們都是當時的人,都不是為了詆毀太平軍而作。他們所寫的見聞,會有些與事實有出入之處,但總體上是一致的,符合太平軍思想行為的邏輯,也經得起用當時其它大量的記述來驗證。如果《李秀成供辭》不是出于這個至死都回護“太平天國”的當事人之手,那么他所說的許多事實,完全可能被某些人說成是污蔑、誹謗。或者用別人的片言只語乃至用一百年后的“調查報告”來予以否定。不是整篇供辭都有人千方百計要證明它是偽造的嗎?長期以來,太平軍的歷史被搞得混亂不堪,甚至黑白、正邪、是非都顛倒了,少數是帶著陳腐的偏見,多數是秉權威意志,戴上有色眼鏡看史料。

  關于太平軍的史料,汗牛充棟,幾十年來的論著和作品更是鋪天蓋地。我認為,只要能客觀、全面地對待歷史,看看前面說的三件資料,就可以大致看清太平軍的本來面目。對于太平軍的是非功罪,當然可以有各種各樣的評說,但是一切評說必須以歷史事實為依據,以是否有利于中國和人類文明進步為準則。那種“以論帶史”,先為太平軍定了“農民革命”的典范,然后再去找個別現象或片言只語來加大渲染,印證預作的結論;或者,從預作的結論出發去編造種種材料,乃至化腐朽為神奇,只能造成認識上的誤導。歷史事實、歷史真相是評說歷史人物、事件的基礎。不要這個基礎的史書,那是歷史研究的異化。如果能從較為可信的資料看清太平軍的真相,就不難正確地看待那些“廣州雪花大如席”的論著和文藝作品了。

  假作真時真成假,這是歷史的日食。

2013-08-2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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