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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雜說》潘旭瀾 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
《太平雜說》潘旭瀾 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
王彬彬     阅读简体中文版

潘旭瀾先生的《太平雜說》 ■ 王彬彬

  我是在中學的歷史課上知道中國歷史上發生過多次“農民起義”,并且知道“農民起義”都是很偉大的,都是歷史進步的動力。至于那些領袖人物,則個個都是大英雄大豪杰,都是一心一意為人民謀幸福的。最早令我對“農民起義”發生懷疑的,是魯迅。魯迅向來主張反抗壓迫、以惡抗惡。他對中國的歷代統治者固然向無好言,但在談及歷史上的所謂“農民起義”時,卻也從無褒詞,例如,說到張獻忠的禍蜀,每每有按捺不住的憎惡。

  其實。只要稍微想一想,就能明白所謂“農民起義”是歷史發展的動力這種說法有多么可疑。中國歷史上發生過的“農民起義”大大小小有那么多次,只要每次都將歷史向前推進一點,那到近代也就進步得相當可觀了,何至于衰弱到經不起西方列強的輕輕一擊。

  按通常的說法,鴉片戰爭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就在近代史開始不久,爆發了洪秀全、楊秀清等人領導的“太平天國”運動。這場發生在近代史早期的規模宏大、歷時長久的所謂“農民起義”,數十年間,一直獲得極高的評價。人們將“太平天國”作為“農民起義”的標本而大加稱頌。至于洪秀全,則被戴上一頂“近代中國向西方尋找真理的先進的代表人物”的桂冠,更有人殫精竭慮地探究洪秀全的“哲學觀念”、“思想體系”。而復旦大學的潘旭瀾教授,最近一兩年在《文匯報》、《羊城晚報》、《上海文學》、《鐘山》、《東方文化》等報刊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太平天國”的學術隨筆,從各個方面對“太平天國”進行了冷峻的解剖,并做出了自己的評判。

  潘先生的“正業”是文學研究,但對歷史的興趣卻同樣濃厚,對中國歷史上的許多人物,許多問趣,都有自已的感悟和看法。最近十來年,潘先生發表了大量散文、隨筆,出版了《小小的篝火》、《咀嚼世味》等散文、隨筆集,其中有些文章,便是對一些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發表自己的見解。至于對洪楊的“太平天國”,潘先生從年輕時代便留心有關的中外資料,并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觀點。這些觀點在心里悶了很多年,最近一兩年,才以“雜說”的方式得以表露。

  “太平雜說”的第一篇是《應當正名》。洪楊領導的這場造反運動,多年來人們一直稱為“太平天國”,潘先生認為,這是不準確的。“太平天國”是洪楊自稱的“國號”,但嚴格說來,他們并不曾真正意義上地“立國”。太平軍并不曾推翻清政府而代之,他們只是在高中央政府很遙遠的南方數省進行區域性的軍事割據,即使在被他們部分占據的省份,清政府的行敢機構也仍然存在。洪秀全起事未久,連縣城都還沒攻下一個時,便登基當了“天王”,后來雖然“建都”南京,但實行的也是軍事化管理,并未建立起完整的行政體系。“太平天國”的“國號”雖然打出來了,但直到洪秀全服毒自殺時,都并未真正建立起一個國家。當時的中國百姓并不把被太平軍占據的地區視作獨立的一國,國際上也從未有他國對“太平天國”予以承認。因此,按照他們自封的“國號”稱之為“太平天國”,是不妥當的。歷史上的“農民起義”領袖,在占據了一些地方后就忙著稱帝立國,匆匆過把皇帝癮。例如李自成曾在襄陽稱新順王,不久又在西安建立了“大順國”,并且還設立了一套行政機構,很快還打進了明朝的都城北京;再側如,張獻忠也曾在武昌稱大西王,后又在成都稱帝,建立了“大西國”。李自成、張獻忠的興亡,也基本與太平軍歷時相當,但后人并不按他們自封的“國號”去稱呼他們的造反運動,而獨將太平軍的造反稱之為“太平天國”,顯然是不合理的。

  潘先生觀察太平軍造反,有一個根本的視角,就是看其對中國的近代化進程究竟起了怎樣的作用。在《大渡河鐘聲》、《走出夢話》等文章里,潘先生指出,如果不帶偏見,不從某種教條出發,就應該承認,這場造反運動不是推動,而是明顯阻礙了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對當時的中國而言,鴉片戰爭是挫折,也是機遇。太平軍起事前,魏源等人已提出要培養人才,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發展近代工業。在當時的情形下,清政府是有可能一定程度上采納這些維新建議的。然而,很快爆發的太平軍造反,把清政府弄得手忙腳亂、焦頭爛額,也就根本顧不上將這些維新措施提上議事日程,同時客觀情況也不允許將這些哪怕是最初步的維新措施付諸實踐,僅僅是“師夷長技”這最原始的一步,也沒有條件大力實行。在清政府與太平軍拼得兩敗俱傷、國力更為虛弱之際,英法辱國又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中國的內亂,給了西方列強更大的可乘之機。太平軍從起事到最終平息,歷時十八年。由于這十八年處于近代史的開端,它造成的影響就不僅僅是使中國的近代化進程延緩了十八年,更使得以后的努力加倍地艱難。它所留下的后遺癥也許是難以估量的。

  如果太平軍造反成功,完全取清廷而代之,控制了全國,結果會怎樣呢?——恐怕會更糟。在《走出夢話》、《天堂與墳墓》、《天王進城》、《王爵奇觀》、《豈可諱言》等文章里,潘先生指出,洪楊等人,其實是目光短淺、胸無大志的。看看他們“定都”南京后的種種荒謬絕倫的舉措,看看他們的種種反人性反文明的政策,便能明白,如若他們控制了全國,那將是怎樣的民族災難。洪楊等人,本質上是極端仇視知識文化的,對近代文明茫然無知也毫無興趣。清政府夠腐敗的,但“太平天國”在“定都”南京后的腐敗,絲毫不遜于清政府,再加上與清政府相比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文化專制、愚民政策和蒙昧主義,使他們不可能對歷史的發展有什么積極作用。

  看清了太平軍造反的實質,清除了涂抹在洪秀全臉上的油彩后,對這場運動中的諸多具體問題,也就能還其歷史真相。例如,1856年太平軍最高層的相互殘殺,是太平軍走向覆滅的開始。長期以來,有關論著和歷史教科書,在談到這一事件時,總是百般為洪秀全開脫,硬說韋昌輝的鏟除楊秀清是在“個人野心”膨脹下進行的一場“政變”,因此責任應由韋昌輝這個太平軍中的敗類和“變節分子”來負。在《豈可諱言》中,潘先生指出,這一事件的實質,是洪楊對最高寶座的爭奪。韋的殺楊,只能是出自洪的“旨意”,否則便難以思議。所以,說這次事件是韋發動的“政變”是根本說不通的,將其稱作“楊韋事件”或“天京事變”也都不準確,正確的說法應當是:洪楊內訌。

  為了美化洪秀全,人們不僅諱言洪楊內訌,對太平軍內部的所有是是非非的評判,都從洪氏本位出發。例如,石達開的出走,被說成是不顧大局的“分裂主義”和“個人英雄主義”,李秀成被俘后的自供,則被說成是“污點”、“失節”、“叛變”。潘先生的《大渡河鐘聲》和《歧路詠嘆調》(按,本書中改題為《復調挽歌》)等文章,則對他們有不同的評價,并指出,他們的悲劇,不在于對無可救藥的洪氏小朝廷忠得不夠,而在于過于愚忠。一場聲勢如此浩大的造反運動,必然有優秀人物投身其中,也必然會造就出才智超人之士,石達開和李秀成,便是太平軍將領中的優秀者。他們的人生悲劇也就分外耐人尋味。尤其文韜武略的石達開,本可以為民族富強、為歷史進步做出一份貢獻,同時自己的人生價值也能充分實現。但由于在人生道路的選擇上一錯再錯,終于只能在歷史上留下一個“又大又黑的驚嘆號”,只給后人留下一份咀嚼不盡的教訓。一個很優秀的人,因為投身于一場錯誤的歷史運動,或者因為不得已而置身于一段荒謬的歷史中,從而使自己的生與死都了無價值,這樣的例子中外歷史上太多了。石達開只是其中之一。潘先生以《大渡河鐘聲》一文,為石達開唱了一曲挽歌。

  歷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這是西方的一句名言。我以前認為這說得很有道理。現在覺得,這句話,也對,也不對。

  1998年9月2日南京

  原載《文藝報》1998年10月15日■收于隨筆集《給每日以生命》

2013-08-20 1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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