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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第一章往事再回首 梁啟超與李濟的友誼
《南渡北歸》第一章往事再回首 梁啟超與李濟的友誼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梁啟超與李濟的友誼

李濟以大師的身價、講師的頭銜做了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担任的課程先后有普通人類學、人體測量學、古器物學、考古學等,其間還主持了一個考古學陳列室并兼任歷史系教授。令人稍感遺憾的是,在清華任教期間,李濟重點指導的研究生只有一個半。一個是后來中國龍山文化和南詔文化的發現者、著名考古學家吳金鼎;另半個是后來成為著名古文字學家的徐中舒。因徐氏主要從王國維研讀古文字學與殷周民族史,故在李濟的名下只能算半個。
在清華的日子,李濟與各位教授關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則是比自己大23歲的梁啟超,不僅緣于梁對李進清華有推薦保舉之恩,主要是二人對待近現代田野考古這門新興學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熱情。梁啟超是最早介紹西方考古學理論、方法,并系統總結中國傳統金石學成果,極富遠見卓識的史學大師,也是一位非常重視遺址搜尋和田野發掘的熱心倡導者。此時的梁啟超正担任著中國考古學會會長。而李濟則是一位血氣方剛,朝氣蓬勃,滿身透著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學知識與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話說,像“剛出籠的包子”,熱氣騰騰,許多想法與梁啟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師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極為重視田野考古發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濟進入研究院后,在梁啟超的鼓動和弗利爾藝術館畢士博支持下,即著手讓考古人類學這門新興學問突破厚重的清華園圍墻,把教研課堂搬到田野中間,放開手腳做一番實實在在的現代學術事業。于是,便有了李濟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和決定未來田野考古學這門學問路徑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2月5日,李濟與地質學家——曾隨瑞典著名學者安特生發掘聞名于世的仰韶文化的袁復禮同赴山西,沿汾河流域到晉南作考古調查。[48]其間發現了幾處新石器時代的彩陶遺址,取得了一些標本。在初步確定幾個可供發掘地點后,二人于3月底返回清華園。同年10月,由李濟直接協調洽談,清華校長曹云祥出面,清華國學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共同組織,并由對方出大部分經費,李濟、袁復禮主持的山西夏縣西陰村田野考古發掘協議達成。按照協議規定,發掘古物永久留在中國,論文用中英文撰寫并在中美兩國學術刊物上發表。[49]——這是中國人自己主持的第一次正式的近代科學考古發掘嘗試,也是李濟在清華任教的幾年間做成的唯一一次田野考古發掘事業。對于這次發掘的意義和評價,許多年后,李濟的學生、哈佛大學人類學系主任、著名考古學家張光直曾言:“這第一個中外考古合作計劃所采取的立場是明確的:學術是天下之公器,中外合作是可以的,而且在當時條件下還是必需的,但古物是公有的,而且是國有的。李濟先生的國際地位與國際眼光并沒有使他在愛國、在維護國家權益上作任何的讓步。這種眼光遠大的愛國精神是李濟先生一生從事學問從事事業的特色。”[50]此次發掘,由于其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開創性意義與奠基性地位而載入史冊。
梁啟超對于此項中外合作發掘事宜極感興趣,主動給予大力關懷與支持,李濟后來曾深情地回憶道:“梁啟超教授是非常熱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地把我推薦給山西省模范省長閻錫山。”[51]因有了閻老西政府的撐腰和關照,使得這次考古發掘非常順利。
當此之時,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國哈佛大學就讀,主攻考古人類學專業。這一專業的選擇來自于梁啟超的精心策劃與安排。具有博大學術眼光和強烈民族責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圍的考古學迅猛發展,而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境內,從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種名義來華的外國學者,如瑞典人安特生(J.G.Andersson)、加拿大人步達生(DavidsonBlack)、德國人魏敦瑞(J.F.Weidereich)、法國人德日進(Pierre.Teilhardde.Chardin)、日本人鳥居龍藏、水野清一等等。對這種現狀頗為不滿和不服氣的梁啟超,很希望有中國人自己出面做這一工作,認為“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歷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學上占有極高的位置”。[52]
正是有了這樣一種眼光和信心,決心以學術薪火傳家立業的“飲冰室主人”,才讓長子梁思成赴美國學習建筑,次子梁思永學習考古。這一安排,皆是為了讓當時不受中國學術界重視的冷僻專業,能夠在中國大地上生根、發芽、成長、壯大,“為中華民族在這一專業學問領域爭一世界性名譽。”他在致子女的信中說:“思成和思永同走一條路,將來互得聯絡觀摩之益,真是最好沒有了。”[53]后來的事實證明,梁啟超的目的達到了,梁思成與梁思永學成歸國后,分別成為自己專業學科中領一代風騷的宗師,只是天不假年,梁啟超沒能親眼看到這一天的到來。
1926年12月10日,梁啟超在寫給次子梁思永的家信中,多次提到李濟的田野考古發掘:“李濟之現在山西鄉下(非陜西)正采掘得興高采烈,我已經寫信給他,告訴以你的志愿及條件,大約十日內可有回信。我想他們沒有不愿意的,只要能派作實在職務,得有實習機會,盤費、食住費等等都算不了什么大問題。”[54]此前,梁思永在美國學習期間,曾參加了印第安人遺址的發掘,他寫信給父親梁啟超,表示想回國實習并搜集一些中國田野考古資料。為此,梁啟超向這位遠在異國他鄉的兒子提供了有關統計資料,還為其回國后的實習機會和條件作了精心安排。從信中可以看出,梁思永一旦回國,則可跟隨李濟到田野去一試身手。
李濟和袁復禮在山西工作了兩個多月,直到12月30日方結束。此次發掘收獲頗豐,共采集了七十六箱出土器物,分裝九大車,于次年元月初,歷盡數次艱險磨難和幾個晝夜的風餐露宿,總算把古物安全無損地押運到清華國學研究院。山西夏縣西陰村遺址的成功發掘,揭開了中國現代考古學的序幕,標志著現代考古技術在遠東這塊古老大地上作出了突破性示范。作為人類學家的李濟也由這次發掘而正式轉到了考古學領域探索與實踐中,從而奠定了其在中國現代考古學發展史上開一代先河的大師地位。
1927年1月10日,清華國學研究院歡迎李濟、袁復禮二人山西考古發掘成果的茶話會在眾人期待中召開。繼張彭春之后出任清華大學教務長兼理國學研究院事務的梅貽琦、國學院導師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及全體助教、研究生出席了會議。[55]李濟首先介紹發掘西陰村遺址的情況,選擇這個遺址是因為《史記》上記載:“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這些行政名城都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又說這次發掘不是亂挖的,而是嚴格地一層一層挖下去。袁復禮插話補充說:“我同李先生從某地尋找到某地,我敢于同他賭咒:如果能在這里找到新石器文化遺址的話,我決不相信。后來到了西陰村,真的找到了,我就認輸。我們用的‘刮地皮’(的方法),一層層刮……”[56]當時罵軍閥搜刮民財稱“刮地皮”,袁復禮把這個名詞移到考古發掘的方法上,頗為形象生動,師生們聽罷不禁開懷大笑。
西陰村遺址的出土物大多是殘破的陶片,因知識與眼界所限,研究生們看罷有點不知所云,當一個半腐的、經過人工切割的小小蠶繭現身時,大家的興趣才一下子提了上來。只見:
助教王庸端著一盒子遺物上來,其中有被割裂過的半個蠶繭。同學都伸長了脖子看。有人說我不相信年代那么久還是這樣白(實際是用棉襯著);有人說既然是新石器時期的遺物,究竟用什么工具割它?靜安先生說,那時候未始沒有金屬工具。(他)同時提到加拿大人明義士的話說:“牛骨、龜骨是用耗子牙齒刻的。”李老師拿出一塊仿佛石英一樣的石片,說這種石頭是可以刻[割]的……。[57]
呈絲狀的半個繭殼,顯然是用銳器切割過,用顯微鏡考察,割的部位平直,繭殼仍舊發光,與西陰村現在的蠶繭比較,比那最小的還要小一點。展覽中,李濟特別強調:“這繭埋藏的位置差不多在坑的底下。它不會是后來的侵入,因為那一方的土色沒有受擾的痕跡;也不會是野蟲偶爾吐的,因為它是經過人工的割裂。”而這半個經銳器切割的蠶繭,當是一種“文化的遺留……這個發現替我們辟了一條關于在中國北部史前研究的新途徑。中國有歷史就有關于蠶業的記載,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指數,較之安特生所說的陶鼎與陶鬲尤為可靠。”[58]
梁啟超聽取了李、袁二人作的長篇報告并觀摩了實物,精神亢奮,欣喜逾常,回到寓所的當天晚上,便以極大的興致給遠在大洋彼岸的兒子梁思永寫了一封長達二千余字的長信。信中充滿激情地說道“他(南按:李濟)把那七十六箱成績,平平安安運到本校,陸續打開,陳列在我們新設的考古室了。今天晚上,他和袁復禮(是他同伴學地質學的)在研究院茶話會里頭作長篇的報告演說,雖以我們的門外漢聽了,也深感興味。他們演說里頭還帶著講他們兩個人‘都是半路出家的考古學者(濟之是學人類學的),真正專門研究考古學的人還在美國——梁先生的公子。’我聽了替你高興又替你惶恐,你將來如何才能當得起‘中國第一位考古專門學家’這個名譽,總要非常努力才好。”[59]
梁啟超在信中談到出土器物有銅器、石器、骨器以及復雜的陶器花紋問題時說:“此外,他們最得意的是得著半個蠶繭,證明在石器時代已經會制絲……這幾年來(民國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肅、奉天發掘的這類花紋的陶器,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想翻這個案。”“(李濟)所說‘以考古家眼光看中國,遍地皆黃金,可惜沒有人會揀’真是不錯。”梁啟超再次建議兒子回國后“跟著李、袁二人做工作,一定很有益”。又說,“即使因時局動蕩而無法外出做田野發掘,在室內跟著李濟整理那76箱器物,也斷不至白費這一年光陰……。”酣暢淋漓的翰墨,透著一個父親對兒子的舔犢之情與殷切期望。按梁啟超的打算,他還想讓梁思永豐富一些古文物方面的知識,多參觀幾個新成立的博物館,然后再去歐洲深造幾年,那時再回國于田野考古這門學科上一試身手,定會創造一番偉業。
梁思永接受了父親的建議,于1927年7月回國。令人扼腕的是,此時的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王國維已鉆入湖底,命赴黃泉,李濟的田野發掘計劃也成為泡影。
王國維在清華大學執教的兩年中,盡管生活趨于平靜,學問越發精進,但仍“時時以津園為念”,每年春節都要去天津覲見早已遜位的“皇上”,常為“有君無臣”而憂慮。[60]1927年5月間,聽說蔣介石為總司令的北伐軍一路勢如破竹,攻城略地打到了河南,即將北渡黃河,掃蕩華北,入主京師。又聽說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等一代名儒為北伐軍或農民協會的人抓起來砍了頭,王氏甚為恐懼,認為北伐成功之后,自己也不會被國民黨所容,乃于驚恐中常與吳宓、陳寅恪等朋友密謀應變之策。期間有人勸其避居國外,但王大師總躊躇不定,只是經常深夜枯坐居室流淚。[61]
延至6月1日,清華國學研究院第二屆學生畢業,典禮過后,下午舉行“師生敘別會”。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四位教授各入一席,李濟、梅貽琦等在座,師生暢談別情。據當時在場的研究生柏生回憶說:“座中(王國維)先生為吾儕言蒙古雜事甚暢,其雍容淡雅之態,感人至深。”宴席將散,梁啟超起立致辭,歷述同學們之研究成績,并謂:“吾院茍繼續努力,必成國學重鎮無疑。”[62]眾皆聆聽,王國維亦點頭表示同意此說。宴畢,王國維與眾師生作別如平時,爾后隨陳寅恪至南院陳宅,二人暢談至傍晚。是日晚,王氏在自家宅中會見謝國楨等同學,依舊是談笑和怡。6月2日晨,王國維餐畢,八時至研究院辦公,料理事務如常,并與同仁談及下學期招生事宜。隨后離奇地向事務員侯厚培借了五元錢,獨自悄無聲息地走出清華園,在校西門雇一輛洋車徑赴三里地的頤和園,花六角錢買了一張門票,囑車夫在原地等候,約十時左右獨自向園內走去。在園內,王國維悶不作聲地徘徊于長廊之間,后踱步至魚藻軒前的昆明湖畔獨立沉思,盡紙煙一支,約十一時左右,懷揣剩余的四元四角和一紙寫有“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我死后當草草棺殮,即行藁葬于清華塋地”等字樣的簡短遺書,縱身一躍,沉入湖底。雖有園丁“忽聞有落水聲,爭往援起”,[63]但王的頭顱已插入淤泥,前后不過兩分鐘即氣絕身亡。——一代國學大師由此告別了凡塵滾滾,充滿血腥、苦痛與悲傷的世界,時年51歲。
王國維沉湖而死的消息傳出,全國學界一片嘩然。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懷著極度的悲傷與哀痛,以他深厚的學術造詣與犀利的洞世眼光,揮毫寫下了哀婉凄絕的挽聯:
十七年家國久魂銷,猶余剩水殘山,留與累臣供一死。
五千卷牙簽新手觸,待檢玄文奇字,謬承遺命倍傷神。[64]
陳寅恪詩文向來以隱晦難解著稱,此詩算是較為淺白的一個例外,但對個別字詞的理解也曾引起學術界不休的爭論。王國維在遺書中曾有“書籍可托陳、吳二先生處理”之語,陳詩中所謂“謬承遺命”當特指王氏遺書所言。顯然,王國維是把陳寅恪、吳宓視作他的知已的。面對知已,陳氏于“倍傷神”中又發出了“敢將私誼哭斯人,文化神州喪一身”“風義平生師友間,招魂哀憤滿人寰”的深切悲鳴。[65]
王國維之死,之所以引起陳寅恪如此悲傷,自是與二人在過往的歲月里結下的深厚友誼,并對天命人事在心靈深處產生共鳴有極大的關聯。
面對王氏離奇的跳湖自盡,學術界產生強烈震動的同時,坊間對他的死因也產生了種種猜測議論,以致有多種說法流傳于世,如殉清說,自殉文化說,悲觀哀時說,羅振玉逼債致死說,王國維“妻妾出軌受辱”說等等,一時甚囂塵上,莫衷一是。王氏之死遂成為一個人言言殊的謎團。[66]
王國維的遺體入葬后,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對其死因作了解釋和評價,其說成為眾說紛紜中最有說服力的論斷,為天下士林廣為矚目和重視。在陳寅恪眼中,王國維是亦師亦友的人物,也是極少可以引為知己者,王的自殺絕非世人所說的由于個人恩怨,或后來的溥儀所說是經濟方面的索債等等。王氏真正的死因,是殉文化而死,是不忍見到即將衰亡的中國文化那令人心酸的悲愴結局而死,其一死是對當時混亂無序的時局和世風日下的現實作出的近似“尸諫”的抗爭。陳寅恪以他對師友的深切理解與同情,在挽詞中云:“凡一種文化,值此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又說:“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鉅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后世所極哀而惜者也。至于流俗恩怨榮辱委瑣齷齪之說,皆不足置辨,故亦不之及云。”[67]
陳寅恪挽詞和序文一出,時人紛紛贊之,王國維的好友兼親家、著名甲骨學家羅振玉更是贊譽有加,謂:“辭理并茂,為哀挽諸作之冠,足與觀堂集中《頤和園詞》、《蜀道難》諸篇比美;忠愨(南按:遜帝溥儀賜給王氏的謚號)以后學術所寄,端在吾公矣。”[68]
顯然,陳氏之說較之世人流傳或溥儀道聽途說,更能接近事實本質和王氏內心之痛楚。作為死者的知己,陳寅恪對其深剖追思至此,王國維九泉之下自當頷首。
是大詩人,是大學人,是更大哲人,四昭炯心光,豈謂微言絕今日。為家孝子,為國純臣,為世界先覺,一哀感知已,要為天下哭先生。
——這是1922年,王國維的知己,也是陳寅恪的師輩人物,清末著名詩人與學者沈曾植去世時,王國維為其撰寫的挽聯,其悲慟愴懷之情溢于言表。當王國維紀念碑在清華園落成后,陳寅恪再以悲天憫人的大情懷、大心愿,以明晰的哲理與深邃的思想,為其書寫了光照千秋、永垂不朽的碑文: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義,夫豈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于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章。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69]
陳寅恪借碑文而抒發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文化情懷,如天光突裂,地火迸噴,再次展現了內在的文化精髓與人性光輝,于蒼茫的天地間揚波激浪,振聾發聵。此文一出,世人莫不為之動容。
王國維奇特、詭異、神秘地離去,在給世界留下一串謎團的同時,也昭示了一個不祥的預兆,清華國學院“四大”支柱轟然斷裂一根,另外一根也岌岌可危,馬上就要坍崩——這便是學界中號稱泰山北斗,被陳寅恪譽為“清華學院多英杰,其間新會稱耆哲”[70]的梁啟超。
早在1926年初,梁啟超因尿血癥久治不愈,他不顧朋友們的反對,毅然住進北京協和醫院,于3月16日做了腎臟切除手術。極其不幸的是,手術中卻被“美帝國主義派出的醫生”、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與其助手,誤切掉了那個健全的“好腎”(右腎),虛弱的生命之泉只靠殘留的一只“壞腎”(左腎)來維持供給。
此時西醫在中國立足未穩,大受質疑,而手術主要主持者乃是畢業于美國哈佛大學的醫學博士、協和醫學院院長劉瑞恒。劉的副手則是純種的美國人,聲名赫赫的外科醫生。為了維護西醫社會聲譽,以便使這門科學在中國落地生根,對于這一“以人命為兒戲”的事故,作為親身的受害者,在“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并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
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71]的情形下,梁啟超不但沒有狀告院方,相反在他的學生陳源、徐志摩等人以“白丟腰子”(徐志摩語)通過媒介向協和醫院進行口誅筆伐、興師問罪之時,梁啟超仍把西醫看做是科學的代表,認為維護西醫的形象就是維護科學,維護人類文明的進步事業。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訴法庭,不求任何賠償,不要任何道歉,并艱難地支撐著病體親自著文為協和醫院開脫。1926年6月2日,《晨報副刊》發表了梁啟超《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內中詳述了自己此次手術的整個過程,同時肯定協和的醫療是有效的。梁啟超說:“出院之后,直到今日,我還是繼續吃協和的藥,病雖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術之前的確好了許多。想我若是真能拋棄百事,絕對休息,三兩個月后,應該完全復原。至于其它的病態,一點都沒有。”至于該不該割去右腎的問題,梁啟超提出責任不在協和。他說:“右腎是否一定該割,這是醫學上的問題,我們門外漢無從判斷。但是那三次診斷的時候,我不過受局部迷藥,神智依然清楚,所以診查的結果,我是逐層逐層看得很明白的。據那時的看法罪在右腎,斷無可疑。后來回想,或者他‘罪不該死’,或者‘罚不當其罪’也未可知,當時是否可以‘刀下留人’,除了專門家,很難知道。但是右腎有毛病,大概無可疑,說是醫生孟浪,我覺得冤枉。”文章的最后極為誠懇地講道:“我盼望社會上,別要借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這是我發表這篇短文章的微意。”
梁啟超默默承受著內心的煎熬與苦痛,維護著他篤信的科學與進步事業,而代價是他的整個生命。與其說梁啟超“白丟腰子”是被他所“篤信的科學”所害,不如說他為科學所作出的犧牲更具理性和人道。[72]
這年6月5日,梁啟超在致女兒梁思順的信中委婉地說道:“近來因我的病惹起許多議論。北京報紙有好幾家都攻擊協和(《現代評論》、《社會日報》攻得最厲害),我有一篇短文在《晨報副刊》發表,帶半辯護的性質,諒來已看見了。總之,這回手術的確可以不必用,好在用了之后身子沒有絲毫吃虧,(唐天如細細珍視,說和從前一樣。)只算費幾百塊錢,捱十來天痛苦,換得個安心也還值得。現在病雖還沒有清楚,但確已好多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好,或者是協和的藥有效(現在還繼續吃),或者是休息的效驗,現在還不能十分休息(正在將近畢業要細閱學生們成績),半月后到北戴河去,一定更好了。”[73]讓梁思順看到的是,不但梁啟超的北戴河之旅未能成行,原有的理想也被擊得粉碎。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黨人、軍閥之間無休止的混戰和社會在一片“革命”與“打倒”的號角聲中急劇動蕩,病中的梁啟超陷入了憂心戚惶的境地。1927年1月2日,他在給孩子們的信中說道:“時局變遷極可憂,北軍閥末日已到,不成問題了。北京政府命運誰也不敢作半年的保險,但一黨專制的局面誰也不能往光明上看。尤其可怕者是利用工人鼓動工潮,現在漢口、九江大大小小鋪子什有九不能開張,車夫要和主人同桌吃飯,結果鬧到中產階級不能自存,(我想他們到了北京時,我除了為黨派觀念所逼不能不亡命外,大約還可以勉強住下去,因為我們家里的工人老郭、老吳、唐五三位,大約還不至和我們搗亂。你二叔那邊只怕非二叔親自買菜,二嬸親自煮飯不可了。)而正當的工人也全部失業。放火容易救火難,黨人們正不知如何以善其后也。現在軍閥游魂尚在,我們殊不愿對黨人宣戰,待彼輩統一后,終不能不為多數人自由與彼輩一拼耳。”[74]
此時的梁啟超對北方軍閥、共產黨和國民黨人皆不滿意,認為全是胡鬧,屬于社會的亂源與民眾的克星。他在公開發表的演講和給朋友、孩子們的信中,多次坦白地表述這一思想觀點:“近來的國民黨本是共產黨跑入去借尸還魂的。民國十二三年間,國民黨已經到日落西山的境遇,孫文東和這個軍閥勾結,西和那個軍閥勾結——如段祺瑞、張作霖等——依然是不能發展。適值俄人在波蘭、士耳其連次失敗,決定‘西守東進’方針,傾全力以謀中國,看著這垂死的國民黨,大可利用,于是拿來了八十萬塊錢和一大票軍火做釣餌。那不擇手段的孫文,日暮途遠(窮),倒行逆施,竟甘心引狼入室。孫文晚年已整個做了蘇俄的傀儡,沒有絲毫自由。(孫文病倒在北京時,一切行動都在鮑羅庭和汪精衛監視之下,凡見一客都先要得鮑羅庭的許可,每天早半天鮑或鮑妻在病榻前總要兩、三點鐘之久,鮑出后孫便長太息一聲,天天如是,此是近來國民黨人才說出來的,千真萬真。)自黃埔軍官[學校]成立以來,只有共產黨的活動,哪里有國民黨的活動。即專以這回北伐而論,從廣東出發到上海占領,哪一役不是靠俄人指揮而成功者。(說來真可恥,簡直是俄人來替我們革命。)黨中口號皆由第三國際指定,什么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資本階級等等,哪一句不是由莫斯科的喊筒吹出來。除了這些之外,國民黨還有什么目標來指導民眾?”又說:“思永來信說很表同情于共產主義,我看了不禁一驚,并非是怕我們家里有共產黨,實在看見像我們思永這樣潔白的青年,也會中了這種迷藥,即全國青年之類此者何限,真不能不替中國前途担驚受怕。”[75]
此時的梁啟超不只是替兒子担驚受怕,隨著形勢發展,自己也越發驚恐緊張起來。1927年4月2日,他給女兒梁思順信中說:“我大約必須亡命,但以現在情形而論,或者可以捱到暑假。本來打算這幾天便回天津,現在擬稍遲乃行。”19日給孩子們的信中又說:“南海先生忽然在青島死去,前日我們在京為位而哭,好生傷感。我的祭文,諒來已在《晨報》上見著了。他身后蕭條得萬分可憐,我得著電報,趕緊電匯幾百塊錢去,才能草草成殮哩。”[76]5月31日又說:“本擬從容到暑假時乃離校,這兩天北方局勢劇變,昨今兩日連接城里電話,催促急行,乃倉皇而遁,可笑之至。好在校閱成績恰已完功,本年學課總算全始全終,良心上十分過得去。今日一面點檢行李,(因許多要緊書籍稿件擬帶往津。)下午急急帶著老白鼻往墳上看一趟,(因為此次離開北京,也許要較長的時日才能再來。)整夜不睡,點著蠟結束校中功課及其他雜事,明日早車往津。”[77]
第二天,梁啟超入城,尚未登車回津,突然得到王國維自沉頤和園的噩耗,驚愕中復奔回清華料理王氏后事,直至8日才返回天津。
天命人事,伴著刀割針刺般的噩夢不斷糾纏于梁氏的身心,原本十分虛弱的病體越發不支,而北伐軍勢如破竹的銳風與王國維自殺身死的悲劇,給梁啟超以巨大刺激。兔死狐悲,梁氏身體一下子垮了下來,不得不反復到醫院救治,且不斷靠輸血予以維持生命,其人生之旅已是日薄西山,即將走到盡頭。
這年夏天,梁思永自海外歸來,本想做一番事業,因時局變幻紛亂,黨人與各派軍閥之間激戰正酣,使得李濟精心籌劃,準備與梁思永一道去山西和西北地區兩次田野考古發掘皆成泡影。梁思永無奈,只好以清華國學研究院梁啟超助教的名分暫時留下來,除到城內故宮博物院、歷史博物館參觀,并向郭寶昌等鑒瓷名家和文物專家請教外,大多數時間憋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古物陳列室,整理、研究李濟從西陰村田野考古發掘帶回的古物標本。
1928年5月底,清華國學研究院學期結束,梁啟超將學生論文評閱完畢,身體不支,即請假回天津養病。6月8日,北伐軍擊潰奉系軍閥,攻占京師,北洋政府宣告覆滅,國民政府旋改北京為北平。清華學校由梅貽琦“暫代校務”,聽候接管。未久,梁思永帶著未完成的研究報告和一顆痛苦、滴血之心,再度赴美深造。當他剛踏出國門,死神悄然逼近梁任公的府第,父子倆這一別竟成永訣。
8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議決,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任命“五四運動”學生領袖之一、留學歐美的著名“海龜”羅家倫為校長。自此水木清華由此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年9月底,梁啟超再度入協和醫院,治病期間托人覓辛棄疾材料,以便撰寫《辛稼軒年譜》。一日,忽得一朋友送來的《信州府志》等書,梁氏不勝狂喜,遂不顧病情未愈,攜書出院回到天津家中扶病連續筆耕七日。此時死神已開始“嘭嘭”叩擊梁府大門那個怪獸狀的銅環,梁任公的生命之火已是油干薪盡,回天乏術,只能聽從死神的召喚了。
1929年1月19日,梁啟超在北京協和醫院病逝,享年57歲。噩耗傳出,學界政壇天下同悲,清華同仁撫棺慟哭,梁的友朋故舊、學生與家人泣不可抑。
泰山崩塌,梁柱摧折,哲人已去。尚在人間的生者在巨大的悲痛中發出了“痛斯人之難再,嗟舉世之皆 ,天喪斯文悲天憫人”的哀嘆。[78]
四個月后,盛極一時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宣告解體。[79]
1930年夏,梁思永于美國哈佛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后歸國,此時李濟已離開清華投奔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任考古組主任。感念舊情,李濟把梁思永推薦給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分配到考古組工作。自此,繼梁啟超之后,命運之神又賦予了李濟一段奇特的因緣,與梁思成、梁思永兄弟,開始了近20年密切合作與交往的人生之旅。
注釋:
[1、2、3]《西南聯大?戰火的洗禮》,趙新林、張國龍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4]天津《益世報》1937年7月30日。
[5]南京《中央日報》,1937年7月31日。
[6]《南開大學校史?大事年表》,南開大學檔案館檔案。
[7]《國立西南聯大紀念碑碑文》,轉引自《馮友蘭自述》,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據時為南開大學秘書長黃鈺生在《被日寇洗劫的南開大學》一文中回憶:當時學校已放暑假,師生大多已離校,“7月28日夜間,留守在校舍的有楊石先和我,還有幾位職工。29日凌晨1時,我們聽見多處的槍聲,拂曉,駐在海光寺的日軍開炮了。第一炮打河北省政府,第二炮打南開大學。接著就是對南大各建筑連續的炮轟。”(《中國現代史料選輯》第5冊,上冊)。
何以日軍面對中國守軍的進攻的同時還要拿出精力炮擊、轟炸南開校園呢?除了日軍華北駐屯軍指揮部所居的海光寺,位于南開大學與中學之間這個特殊的地理位置,日軍需在附近展開火力以保指揮首腦安全外,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南開大學師生長期積聚的嫉恨。早在1927年,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赴東北考察時,親見日本人經營滿蒙之精心與野心,“今東北各省陷于危局,而我國人士能言之、知之者鮮”,本著“匹夫有責之義”,回校后成立了“滿蒙研究會”(后改名為“東北研究會”),組織教授赴東北調查實況,搜集資料證據,開展學術研究,并利用其成果教育民眾,提醒軍民注意日本人之野心。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南開“東北研究會”編寫了20萬言的《東北經濟地理》,系統介紹了東北各省的自然資源和人文地理,作為南開大、中學必修課教材,令學生“加深了解何以東北對祖國是那樣重要、神圣”。之后南開大學一直作為天津抗日救亡運動中心,與日軍、漢奸展開長期或明或暗的斗爭,從而播下了日本人仇恨的種子,一旦戰爭來臨,南開首當其沖地置于日軍炮火之下,也就不感意外了,南開大學遂成為抗戰以來中國第一個罹難的高等學府。(參見《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圖史》,第23頁,郭建榮主編,云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8]據曾担任過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陳岱蓀說,北大、清華和南開三校南下,并在長沙辦臨時大學,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我們剛到長沙時住在圣經學校,是教會辦的,在長沙西門外。為什么叫“長沙臨時大學”,因為在抗戰前兩年,清華已感到北京這個地方有危險,所以停止建設一座大樓,把這個錢拿出來,在南方找一個根據地,以備后患。選中了長沙,在岳麓山底下,是鄉下,那是個空曠的地方,投資大概30萬塊的樣子,那時30萬塊錢很值錢。1937年戰爭爆發時,那個房子還沒蓋好,里面沒整修,恐怕還得幾個月的時間才能用。在南京,幾個校長開會的時候,認為這個地方既然有清華那個底子在那里,幾個學校搬到那去,幾個月后就可以利用,所以決定搬到長沙。臨時這幾個月怎么辦呢?就看看長沙有什么房子可以利用。到長沙一看,有個圣經學校。因為是打仗,他們人都散了。當時就說把這個圣經學校給租下來。圣經學校有兩個地方。一個是主校,就在長沙,另外一個是分校,在衡山底下,叫圣經暑期學校。夏天他們到那去,可能是嫌長沙太熱了。我們兩邊都租下了,主要是在長沙西門外。在長沙只有半年。到長沙后,文學院是在衡山底下的那個圣經學校,法學院是在長沙,我是在長沙,金岳霖先生等是在衡山,兩個地方。(見王中江《金岳霖其人其學訪問記——陳岱蓀先生訪問記》,載《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9]鄭天挺《南遷歲月——我在聯大的八年》,載《聯大歲月與邊疆人文》,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編,南開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10、12]羅常培《七七事變后北大的殘局》,載《北大舊事》,陳平原夏曉虹編,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11]《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錢穆著,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13]《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三卷(上),第18頁,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15]《馮友蘭自述》,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16]單士元《中國營造學社的回憶》,載《中國科技史料》1980年2期。
[17、19、21]《中國建筑之魂——一個外國學者眼中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費慰梅著,成寒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18、20]梁從誡《北總布胡同三號——童年瑣憶》,載《不重合的圈—梁從誡文化隨筆》,梁從誡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22]清華學校的建立要追述到清光緒二十六年(庚子,1900年)。這一年中國爆發了震驚中外的義和團運動,又稱“庚子之變”。這一號稱“扶清滅洋”的運動,在慈禧太后暗中唆使鼓動下,導致中國境內許多外國傳教士被殺,教堂被焚毀。最后的結果是,八國聯軍(德、英、法、美、俄、日、意、奧)糾集在一起向大清國發動戰爭,并打進了北京城,慈禧太后、光緒皇帝率王公大臣倉皇出逃西安避難。1901年(辛丑),清政府被迫與侵略者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賠償八個國家白銀四億五千萬兩(年息四厘,分39年付清),其中美國分贓三千二百多萬兩。七年以后(1908年),美國國會認為中國的“庚子賠款”,美國索取“實屬過多”,從而通過了把“額外”賠款逐年退還中國以選派學生赴美留學的議案,俗稱“退款辦學”案。宣統元年(1909年)五月二十三日,外務部、學務部以“會奏收還美國賠款遣派學生赴美留學辦法折”上奏朝廷。說:“此項賠款,業于宣統元年正月起,按照議定減收數目逐月攤還,在彼既已實行,則選派學生一事,在我自應舉辦,以昭大信。”
于是,這年6月,清政府在北京設立了“游美學務處”,負責選派留美學生和籌建“游美肄業館”。同年8月,外務部和學務部一同奏準,由內務部把北京西北郊圓明園旁一座荒蕪的皇家花園——清華園撥給游美學務處修繕使用。宣統三年(辛亥,1911年)2月,游美學務處遷入清華園,并將校名定為清華學堂。4月29日(舊歷四月初一),清華學堂正式開學,清華歷史由此開始(此前以“游美學務處”名義已輸送三批學生赴美,梅貽琦、胡適分別為第一、二期赴美留學生。)。后來,學校把每年4月的最后一個星期日定為校慶日。1912年10月,清華學堂更名為清華學校。但辦學宗旨、學制、課程設置并未變動,仍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因而1914年英國著名哲學家羅素來華講學并到清華學校參觀后,“給了一個批評,就是:清華學校恰像一個由美國移植到中國來了的大學校。”(邱椿《清華教育政策的進步》,載《清華大學史料選編》,第1卷,清華大學出版社。)
[23]吳宓《清華開辦研究院之旨趣及經過》,載《清華周刊》第351期,1925年9月18日。
[24]藍文徵《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始末》,載臺北《清華校友通訊》,新32期,1970年4月29日。
[25]吳宓(1894——1978),字雨生,又字雨僧,陜西涇陽人。1916年畢業于清華學校高等科,1917年赴美留學,初進弗吉尼亞大學,后轉入哈佛大學,獲學士學位,繼入哈佛研究院,師從新人文主義美學大師白壁德(IrvingBabbitt,1865—1933)攻研哲學,1921年獲碩士學位。當此之時,與其在哈佛共讀并友善者,還有中國的陳寅恪、湯用彤等,因吳、陳、湯三人學業成績超群,故有“哈佛三杰”或“三劍客”之稱。至于這頂帽子是別人給戴上還是自己扣到頭上,似無確切的說法,但三人作為一個優秀的小群體為眾生所矚目,當是不爭的事實。當時在哈佛就讀且與“三杰”友善者,還有陳寅恪的表弟俞大維,以及梅光迪、張鑫海、林語堂、樓光來、顧泰來等人,此等人物大都拿到了碩士、博士學位,歸國后在學術界成為呼風喚雨的人物。
1919年10月,梅光迪受南開大學之聘歸國任教,一年后受他的同學好友、畢業于美國西北大學的哲學博士、時任東南大學副校長兼文理科主任劉伯明邀請,轉赴南京高師兼東南大學任英國文學教授。1921年7月,吳宓受梅氏舉薦,回國出任東南大學西洋文學教授,講授“中西詩之比較”等課程,自此開中國比較文學先河。按當時規定,清華留美公費生為五年學制,吳宓本應繼續學習深造,一舉拿下博士學位,可他經不住梅氏的蠱惑,還是決定提前歸國了。按吳宓的女兒吳學昭的說法,“他實在是太關心中國文化的命運了,迫不及待地回國參加弘揚民族文化、溝通中西文明的戰斗。”(《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也就在這一年9月,陳寅恪離美,進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及東方古文字學。吳宓回到國內至上海兩周后的1921年8月,即與陳心一女士結婚,自此開始在起伏跌蕩、飛轉升騰的愛情與婚姻旋渦中打起滾兒來。1922年初,吳宓同劉伯明、梅光迪、胡先骕等一幫志同道合的留美學者共同創辦《學衡》雜志,吳出任總編輯,這個文化團體,時人稱之為“學衡派”。
此時正值國內新與舊、傳統與西洋文化交織爭斗的關鍵時刻,學衡派的知識分子成了專一和陳獨秀、胡適為首的號稱新文化派作對的一個學術團體。
此前,中國留學生在海外反對胡適否定傳統文化,搞另類文化,以梅光迪為最早。梅和胡適是安徽同鄉,二人關系很好,并以兄弟相稱,常在通信中討論學問,梅對胡很是欽敬。但當胡適提出“要須作詩如作文”之后,立即受到梅的批評,開始以朋友的口氣討論、相勸,但無效。二人關系越來越僵,說話的口氣也越來越生硬,往來書信中漸漸夾雜著火藥味道。胡適回國后,得到一批知音,特別是陳獨秀以及錢玄同等北大教授支持,聲名大噪,劍鋒所指,大有所向披靡、無堅不摧之勢。此舉令哈佛相當一部分中國留學生為之憤怒,張鑫海曾憤然曰:現在我們“羽翼未成,不可輕飛,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到了1922年《學衡》創刊后,很快云集了一群文化精英與宏通博學之士,除了吳、梅與胡先骕三人,尚有劉伯明、吳芳吉、劉撲、易峻、曹慕管、張鑫海、李思純、浦江清、張蔭麟、趙萬里、郭斌酥、馬宗霍、湯用彤、黃華、蕭純棉、柳詒徵、徐則陵、張其昀、王煥酥、徐鎮顎、束世澂、向達、劉永濟、劉盼遂、林損、王易、王浩、黃節、劉善擇等。另外還有大師級人物如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等,均為《學衡》撰稿人,其陣營與聲勢可謂浩大壯觀。為此,倒胡的積極分子梅光迪曾在《學衡》創刊號上發表戰斗檄文,引春秋時楚國申包胥對伍子胥說的話,“子能覆楚,我必復之”,準備與《新青年》周圍的陳獨秀、胡適、周豫才(魯迅)等另類文化派來一番“鏖戰”。
其后的十余年間,學衡派與陳、胡領導的《新青年》派展開決戰,兩派在各個文化領域的爭論都圍繞著這一個大的戰線展開,即如何對待祖國傳統文化和西洋文化的問題;對中國傳統文化是全盤否定,一概打倒,還是甄別優劣,優者保存繼承,劣者揚棄的問題;對西洋文化是盲目崇拜,臣服在地,全盤引入,還是有區別地明白辨析,審慎取擇,供我所用的問題。學衡派號稱要以“論究學術,闡述真理,倡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為宗旨;以陳獨秀為首的另類文化派則倡導全盤西化,對中國文化特別是儒家吃人的禮教文化一概打倒,并云:正因為二千年吃人的禮教法制都掛著孔丘的招牌,故這塊孔丘的招牌——無論是老店,是冒牌,——不能不拿下來,槌碎,燒去!等等。
對以梅、吳、胡先骕為首的學衡派之行為舉動,當時和之后的社會人士有毀有譽。毀者,斥其為保守復古,反對新文化運動,逆歷史潮流而動,在死路上爬行。譽者,稱其不隨時尚為轉移,挽中國文化狂瀾之既倒,為繼承綿延優秀傳統文化血脈作了重大貢獻云云。道不同,不足為謀。兩派的大多數中堅,直到死都未能與對方和解,吳宓更是如此。當時的周氏兄弟對吳宓與學衡派人士不以為然,周作人指斥學衡派為復古主義;魯迅亦為:“夫所謂《學衡》者,據我看來,實不過聚在‘聚寶之門’左近的幾個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雖然自稱為“衡”,而本身的稱星尚且未曾釘好,更何論于他所衡的輕重的是非。所以,決用不著較準,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魯迅《估<學衡>》)周氏兄弟的文章,當時反響并不是太大,只是令魯迅也沒有想到的是,他的文章竟在半個世紀之后的“文革”時期,給上海的一個寫作班子“石一歌”提供了炮彈,以余秋雨等學者組成的“十一歌”,借此對學衡派人物一頓猛烈開炮,指斥整個學派“對新舊學問都是一竅不通的”,并扣上了買辦資產階級和封建勢力結合的復古逆流“遺老遺少”以及“穿西裝的衛道士”等等幾頂頗為嚇人的帽子,大有讓其遺臭萬年之勢,為此吳宓等人倒了大霉,成為批斗整治的對象。當然,這都是后話了。
此處主要敘述吳宓到清華園的情形。據云,當時東南大學管理完善,學風甚好,學生頗為上進,為各方所矚目。吳宓在日記中載:“又適為東南大學前后多年優秀之兩班學生”正為自己所教,乃深受鼓舞,“以東南大學學生之勤敏好學,為之師者,亦不得不加倍奮勉。是故宓嘗謂‘一九二一至一九二四的三年中,為宓一生最精勤之時期’者,不僅以宓編撰之《學衡》雜志能每月按期出版,亦以宓在東南大學之教課,積極預備,多讀書,充實內容,使所講恒有精彩,且每年增開新課程。”(《吳宓與陳寅恪》)由此可看出,吳宓當時確是意氣風發,頗有一番作為的。
1923年下學期,由于一個意外插曲,使吳宓最終與清華結下了淵源,也使他的事業達到了一生中最為輝煌的高峰。這個插曲的制造者就是后來在文壇大名鼎鼎且被魯迅罵為“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的梁治華,也就是后來頗有文名的梁實秋。
這年下學期開學之后,清華學校高等科四年級(本年畢業留美)學生梁治華(字實秋)等幾人到南京東南大學游覽、參觀,順便聽了吳宓的幾堂課,梁為吳之風采和學問傾倒,回到清華后作出了積極反應。據吳宓日記載:“梁君本人,連聽宓課兩三日。適值宓講授《歐洲文學史》,正至盧梭之生活及其著作。梁君回校后,即在《清華周刊》中著論,述東南大學學風之美,師飽學而盡職,生好讀而勤業。又述其聽宓講盧梭課,宓預先寫大綱于黑板,講時,不開書本,不看筆記及紙片,而內容豐富,講得井井有條,滔滔不絕。清華今正缺乏良好教授,此人之所共言。吳先生亦是清華畢業游美同學,而母校未能羅致其來此,寧非憾事哉!云云。”
梁實秋的文章發表后,在清華引起了較大反響,也引起了立志改革,正準備辦國學研究院的校長曹云祥重視。鑒于東南大學俊彥云集,士氣高昂,整個學校蒸蒸日上的態勢,曹校長沒有采取挖墻腳,強行將吳拉入清華的打算與行動,而是引而不發,靜靜地等待機會,想不到這個機會很快就到來了。
1923年夏天,劉伯明代校長郭秉文主持校務,秋初赴湖南講學;積勞成疾,10月27日陡感頭痛,以后診斷為腦膜炎,醫治無效,20余天后去世,年僅37歲。劉伯明的英年早逝,全校師生為之悲痛。吳宓曾撰一長聯哀悼。據《吳宓日記》載:隨著劉氏的溘逝,“事變紛來。本年(一九二四年)四、五月之交,校中宣布裁并西洋文學系。于是諸同道如梅(光迪)、樓(光來)、李(思純)諸君,均散之四方。”此時的吳宓自然“亦處不可留之勢,一再審思計議,卒于五月底,決然就聘奉天東北大學”,為英語系教授,主講《世界文學史大綱》等課程。一直暗中關注吳宓的清華校長曹云祥,在得知東南大學變故與吳宓人生轉折后,適時向吳伸出了橄欖枝,吳接到聘書自是心中歡喜,樂意回母校任教。待一個學期結束,吳宓便決然地離開東北大學,來到他曾生活過八年的清華園,開始了一生最為輝煌的事業。作為研究院籌備處主任的吳宓為了實踐新的辦學宗旨,特別提出并通過了聘任教授及講師的嚴格標準:(1)受聘者必須具有中國文化之全部知識。(2)必須具備正確和精密的科學研究方法。(3)熟悉歐美日本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果。(4)愿意和學員親近、接觸、熱心指導,期其于最短時間內學到豐富的知識和治學方法。此一標準不可謂不高,而吳宓也確實是以此高標準聘請到了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四位教授和講師李濟。其標準和操作過程令后人為之欽佩的同時,也為一個大師消失的時代至堪扼腕。
[26]《吳宓自編年譜》,吳宓著,北京,三聯書店1995年出版。
[27]《王靜安先生年譜》趙萬里編載《國學論叢》第1卷第3號(1928年4月)。
王國維受清華之聘還有一個重要原因,那便是生活所迫與溥儀“小朝廷”的喧囂混亂。據顧頡剛回憶,最早推薦王國維至清華是他向胡適提出的。顧在《我是怎樣編<古史辯>的》一文中說:王國維“以南書房行走的名義教溥儀讀中國古書。溥儀出宮,這個差使當然消失;同時,他又早辭去了北大研究所導師的職務,兩只飯碗都砸破,生計當然無法維持。我一聽到這個消息,便于這年(1924)十二月初寫信給胡適,請他去請清華大學校長曹某,延聘王國維到國學研究院任教。胡適跟這個校長都是留學生,王國維又有實在本領,當然一說便成。”
從胡適保存的資料看,顧說不妄,有書信為證。顧頡剛在給胡適的信中說:“靜安先生清宮殿俸既停,研究所薪亦欠,余月入五十元,何以度日。曾與幼漁先生談及,他說北大功課靜安先生不會担任,惟有俟北京書局成立時,以友誼請其主持編輯事務。然北京書局不知何日能成立,即使成立而資本有限,亦不能供給較多之薪水。我意,清華學校既要組織大學國文系,而又托先生主持此事,未知可將靜安先生介紹進去否?他如能去,則國文系已有中堅,可以辦得出精采。想先生亦以為然也。清宮事件,報紙評論對于先生都好作(多)尖酸刻薄之言,足見不成氣候的人多。”《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手稿本,耿云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由此看出,顧信寫于清華國學研究院籌備甚至醞釀前,說是他首先向胡推薦王國維入清華并不為過,而從胡與曹云祥書信來往可知,胡正式薦王任教國學院都在此信之后。但從整個過程看,薦王之頭功,還屬于胡,這也就是為什么在王國維死后,陳寅恪在《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中有“魯連黃鷂績溪胡,獨為神州惜大儒。學院遂聞傳絕業,園林差喜遷幽居”的詩句。按陳的弟子蔣天樞解釋:陳詩中的前一句,來自《昌黎集》嘲魯連子詩,詩云:“魯連細而黠,有似黃鷂子。田巴兀老蒼,憐汝矜爪觜”。胡適乃安徽績溪人,蓋胡憐王氏之身世處境,薦入清華也。(《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編)
另,當時住在天津張園的溥儀,身邊一幫舊臣隨從仍陰魂不散,相互傾軋,斗法爭寵。與王國維亦師亦友的羅振玉在角逐中漸漸敗下陣來,不再受寵。而鄭孝胥等一幫孤臣孽子借此得勢,開始在“皇上”身邊出謀劃策,發號施令,整個張園“小朝廷”充滿了無休止的爭論、表演、欺騙與榨取,在這種污濁的環境之下,已被折騰得暈頭轉向的遜帝溥儀,整日沉浸在一連串的熱鬧、煩躁、激動、夢想、失望、希望、滑稽之中不能自拔。耳聞目染這種環境和人事,王國維大為苦惱,于是較痛快地答應了清華之聘。此事在王氏給友人蔣汝藻的信中可見得分明:“數月以來,憂惶忙迫,殆無可語。直至上月,始得休息。現主人(南按:指溥儀)在津,進退綽綽,所不足者錢耳。然困窮至此,而中間派別意見排擠傾軋,乃與承平時無異。故弟上月中已決就清華學校之聘,全家亦擬遷往清華園,離此人海,計亦良得。數月不親書卷,直覺心思散慢,會須收召魂魄,重理舊業耳!”蔣汝藻回復曰:“頃知已毅然決定,為之頷首不置。從此脫離鬼域,重入清平,為天地間多留幾篇有用文字,即吾人應盡之義務。”(《王國維全集?書信集》,中華書局1984年出版)或許,王國維這一無奈中的選擇,不只對他自己是個解脫,對中國文化而言亦算是一個大幸運吧。
[28]《而已集?談所謂“大內檔案”》,載《魯迅雜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29]《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0]王國維在他的《人間詞話?貳陸》云:古今之成大事業、大學問者,必經過三種之境界:“昨夜西風凋碧樹。獨上高樓,望盡天涯路。”此第一境也。“衣帶漸寬終不悔,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也。“眾里尋他千百度,回頭驀見,那人正在,燈火闌珊處。”此第三境也。此等語皆非大詞人不能道。
[31]《胡適的日記》,第3冊,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
[32]孫敦恒《吳宓與清華國學研究院》,載《吳宓紀念論文集》,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出版。
[33]轉引《主角與配角》,傅國涌著,長江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版。
[34]梁實秋《記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講》,載《梁實秋散文》,第一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出版。
[35、36]《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孫敦恒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37]《梁任公先生演講詞》,載《清華周刊》,第20期,1914年11月10日。
[38]章太炎(1869—1936年),名炳麟,字枚叔。據云因傾慕明末清初顧炎武之行事、志向,改名絳,號太炎。浙江余杭人。國學造詣極高,以能文善論著稱于士林,被時人譽為最著名的國學家與金石家。此人對時勢政治亦特別感興趣,堪稱革命家,為當時文壇政界備受矚目的名士。其受業弟子多一時俊杰,如著名的錢玄同、黃侃、沈兼士、胡以魯、周樹人(魯迅)、周作人、朱希祖、許壽裳、沈尹默、馬裕藻、吳承仕、黃子通、劉文典等。由于弟子之多之出眾,章氏大有天下儒林盟主之勢,更受社會各界所重。當年袁世凱稱帝,懼其憑借在學界身份和地位,以言論惑眾煽亂,遂禁章于京師龍泉寺,欲殺之。內史監阮斗瞻慕章之才華,不忍,欲救之。乃謂袁皇帝曰:“武曌讀駱賓王之檄布,猶許為人才,燕王受方孝孺之口誅,尚欲其不死。章之文章學術不可多得,無罪而戮之,公之智豈下于燕王、武曌乎?”袁動容,乃止。(陳贛一《新語林》,卷二,上海書店出版社1997年1月出版。南按:方孝孺終被燕王朱棣所殺。)
僥幸撿得一命的章氏仍性情不改,繼續從事他的學術與政治主張,只是后來思想和學術眼光越來越僵化死板,尤其在對待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問題上,更是頑固不化,終被時代所淘汰,后來他的弟子也造起反來。據董作賓云:章太炎是那些不相信甲骨文并抨擊對其進行任何研究的學者之一。他認為,“龜甲刻文不見于經史”;而龜甲乃“速朽之物”,不能長久,焉能埋于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爛;“龜甲文易作偽”,是最不可信的。他還說羅振玉“非貞信之人”,那末他流傳的甲骨文也不可信。(董作賓《甲骨學五十年》,臺北藝文印書館1955年出版)同時,李濟也說道:“本世紀(20世紀)頭二十五年里,甲骨文在收藏家心目中之所以重要,主要因為這些骨片上發現的契文是中國最早的文字。它們受到宗教式的尊敬,一些中國的古文字學家把它們視為中國古代最神圣的文字。但也并不是沒有不同的看法的。這一時期的經學名家、古典音韻學大師、革命家并為孫逸仙博士的朋友的章炳麟,就認定甲骨文是以羅振玉為首的一群江湖騙子偽造的假古董。”(李濟《安陽的發現對譜寫中國可考歷史的重要性》載《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關于章氏弟子造反事,李濟舉例說:有一件逸事有趣地記述了關于章太炎對待這些古代遺物,即殷代甲骨文的內心感受:‘在章太炎作生日那天,他的弟子黃(侃)季剛送了一份禮物,是用紅紙包扎著的長方形東西,看去像一盒子點心。過后章打開一看,原來是一部羅振玉寫的四卷本《殷墟書契前編》。……’逸事的結尾僅提到,他弟子的這份禮物沒被擲掉,被放置在自己的床頭枕邊。很顯然他真的讀了這些被他認為應判罪的假文字。”但據李濟說,“章的看法,在安陽科學發掘證實這些新發現的甲骨卜辭存在后,仍未改變。”(《安陽》,李濟著)
[39]關于陳寅恪放洋十數載未得學位而獨得學問事,學界坊間多有贊賞者,但豈不知正是沒有博士這頂帽子,才讓好友吳宓“費盡力氣”。可以想象,陳氏倘有一頂博士帽戴在頭上,清華聘請事應該更加順利,至少無需舉薦者多費口舌,趙元任、李濟都是極好的例子。據云,陳氏應清華之聘,除了吳宓竭力相薦外,還得到了王國維與梁啟超的贊許與鼎力相助。
王國維與梁啟超皆陳家舊識,王國維與陳寅恪均受過晚清大學者沈曾植(1850--1922)的指導與影響。沈是浙江嘉興人,光緒六年(1880年)進士,歷任刑部主事、郎中、江西廣信、南昌知府、總理衙門章京、安徽提學使,署布政使。光緒二十一年,與康有為等開強學會于京師,主張維新。曾受湖廣總督張之洞聘主講兩湖書院。清亡后為遺老,寓居上海。學識淵博,早年通漢宋儒學、文字音韻,中年治刑律,治遼金元史、西北南洋地理,并研究佛學。又究心經世之學,提倡學習西歐。余事為詩,鄭孝胥、陳衍推他為“同光體之魁杰”,詩篇有《病僧行》等。
工書法,由帖入碑,結體險峻,用筆生辣,生拙高古,奇趣橫生。著有《蒙古源流箋證》、《元秘史箋注》等幾十種。1915年,王國維經羅振玉引識沈曾植,后二人情誼甚篤。沈為寅恪父執,與陳三立酬唱密契,作詩吟賦,共為“同光體”詩派領袖。寅恪作為晚輩亦對沈抱極大崇敬,向其求教問難。陳寅恪后來從事梵文、西北史地、蒙古史研究,與沈之影響頗有關系。通過沈氏這一中介,王國維與陳家相識相交并成好友。陳寅恪游學巴黎得識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即得王國維作書引介(伯希和氏曾把敦煌藏經洞的經卷運出國外,引起了中國人的憤怒。但作為漢學家,曾在傅斯年的幫助下,于1935年到河南安陽殷墟發掘現場等地作過考察)。
梁啟超不僅是陳家舊識,且與寅恪祖父寶箴、父親三立、長兄衡恪祖孫三代交誼篤厚。據《民國人物碑傳集?陳三立傳略》(吳宗慈,北京,團結出版社1995年出版)載:陳三立(1853——1937),字伯嚴,因中年于金陵筑散原精舍,故以“散原”為號。清光緒八年鄉試中舉,光緒十二年進士及第,在京師以主事分吏部行走。此時朝廷部吏弄權,成積重之勢,吏部尤甚。而父親寶箴頗有政聲,名揚海內,三立遂決定辭官隨從父親,親侍左右,并藉與當世賢士大夫交游,講文論學。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寶箴詔授巡撫湖南,一切新政,裒然并舉,“一時賢哲如朱昌琳、黃遵憲、張祖同、楊銳、劉光弟輩,或試以事,或薦之于朝。又延譚嗣同、熊希齡、梁啟超等,創立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之屬,風氣所激厲,有志意者,莫不慨慷奮發,迭起相應和。于是湖南士習為之丕變,當時談新政者,輒以湘為首倡,治稱天下最。凡此為政求賢,皆先生所贊識別勷而羅致之者也。”
1897年,也就是戊戌變法(1898年)的前一年,已有才名的梁啟超受時任湖南巡撫陳寶箴與其助手陳三立之聘,出任長沙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從此,梁氏與陳家結交,有機會對祖籍義寧的陳氏家學有所了解,并極為崇敬。據云,1924年,梁啟超夫人李蕙仙去世,葬于北京香山臥佛寺東面小山,梁啟超曾想讓陳三立為之書寫墓碑文,后因故作罷。
正因為陳寅恪與王、梁二人有如此淵源和交情,后者為其進清華園助力當是合乎常情與人情的。據清華研究院第三屆學生藍文徵回憶,當年梁啟超曾親自向校長曹云祥面薦過陳寅恪,當時的情形是,“曹說:‘他是那一國博士?’梁答:‘他不是學士,也不是博士。’曹又問:‘他有沒有著作?’梁答:‘也沒有著作。’曹說:‘既不是博士,又沒有著作,這就難了!’梁先生氣了,說:‘我梁某也沒有博士學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總共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好吧!你不請,就讓他在國外吧!’接著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學、巴黎大學幾位名教授對陳先生的推譽。曹一聽,既然外國人都推崇,就請。”(陳哲三《陳寅恪先生軼事及其著作》,載臺灣《傳記文學》1970年16卷3期)陳哲三是藍文徵的再傳弟子,關于梁曹對的故事,是陳從藍處得來的,因而有人謂“頗具小說家之描述”,只能“為一種傳聞”,不能全部置信。其理由是到了陳哲三氏這里,與梁曹已隔三代,時間久遠,難免有以訛傳訛之嫌,即使真有此事,也多有演義,致使后人難辨真偽了。如同顧頡剛氏搞出的“層累地造成的古史傳說”一樣,年代越往后,編造的成分越大,色彩越濃”,當年清華園中的梁曹對亦當如此吧。
[40]《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清華大學出版社1992年3月出版。另據吳宓晚年《自編年譜》云:吳于1918年秋到哈佛大學后,與初到哈佛的中國留學生俞大維相識并成為要好的朋友,后又與進入哈佛就讀的陳寅恪相識。俞與陳是姑表兄弟,此前“俞大維君又多稱道其姑表兄義寧陳寅恪君之博學與通識,并述其經歷。詩人陳伯嚴先生(名三立),前夫人羅氏,生長子衡恪(字師曾),詩人,畫家。繼配夫人俞明詩(俞大維之姑母,能詩)。生(二、三、四,虛,無)五子隆恪、六子寅恪、七子方恪(字彥通,能詩,而狂放佻達),八子登恪,留學法國,撰有《留西外史》小說。(宓按,陳寅恪君一八九○年庚辰年生。年十一(吳學昭按,此處疑為年十五之誤。南按,應為年十三。)留學日本。兩度游學歐洲,先居巴黎,后再赴歐洲,今始到美國。一九二五年,由宓薦,清華聘為國學研究院教授,月薪四百圓,乃回國。計其在外國留學之時期凡十八年,與玄奘同。)宓深為佩仰。”(轉引《吳宓與陳寅恪》吳學昭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當吳宓向曹云祥舉薦陳寅恪時,陳仍在德國柏林大學研究院研究梵文、巴利文、藏文和佛經。1925年2月16日,吳以曹云祥校長的名義致電柏林,陳有過遲疑,后決定就聘,但言不能即刻到校。據吳宓日記4月27日載:“陳寅恪復信來。(一)須多購書;(二)家務,不即就聘。”為此,吳宓感慨道:“介紹陳來,費盡力氣,而猶遲疑,難哉。”于是,吳再致電陳寅恪勸說。此后,吳、陳之間電報頻傳,往返協商。6月25日,吳在他的日記中又出現了“晨接陳寅恪函,就本校之聘,但明春到校”之語。同年8月14日,吳宓再記道:“陳寅恪有函來,購書殊多且難。”面對陳的困難,吳宓幾次面謁校長曹云祥,請求予以設法資助,最后曹校長同意先預支薪金數千元,兌成美金匯至柏林,陳寅恪得款并料理一切事務后,于同年12月18日由馬賽起程回國,直到次年7月7日方到京。
據云,除陳寅恪外,吳宓還向曹云祥薦介了柳詒徵、張爾田兩位前輩和湯用彤、樓光來幾位哈佛同學,皆學界一時之名流,不過作為研究院主任的吳宓,并無人事決定權。陳寅恪之來校,都令吳感“費盡氣力”與“難哉!”而介薦的另外幾人就更難上加難了,其結果是皆成夢中之花。當陳寅恪到校時,吳已辭去研究院主任職,改任新制大學部外文系教授。
[41]趙楊步偉《四年的清華園》,載臺北《傳記文學》,第7卷第4期,1965年10月。
趙元任(1892—1982),字宣重,江蘇常州人。清著名學者趙翼(號甌北,有《廿二史札記》、《陔余叢考》等著作)是其六世祖。宣統二年(1910年)十八歲時考中游美學務處第二批庚子賠款留學生,該批留學生在全國400多名投考者中錄取70名。從當年金榜題名、后來成為著名氣象科學家竺可楨保留的一份原始發榜名單看,江蘇震澤縣的楊錫仁排名第一,趙元任名列第二。全體留學生中,后來在社會上名氣較大的有:張彭春,排名第十;沈祖偉,第十三;竺可楨,第二十八;胡憲生,第四十三;胡適,第五十五;胡達,第五十七;周仁,第六十七。處于古代科舉考生“孫山”地位的最末一名是浙江平湖的張寶華。至于誰是“名落孫山”者,已不可考。
又,楊步偉文中所說的張彭春(字仲述),乃著名的南開大學校長、教育家張伯苓之弟。1910年,張彭春與趙元任同期以第十名的成績考取庚款二期生放洋留美,在克拉克大學獲文學學士學位后轉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研究文學、歐美現代戲劇。1915年獲哥倫比亞大學文學碩士及教育學碩士學位,為杜威的得意門生,此后在美國任中國留美學生聯合會指導。1916年歸國,任南開中學部主任,并兼南開新劇團副團長,開始了他在天津的話劇創作活動。周恩來、萬家寶(曹禺)等均為南開新劇團張彭春的學生。同年10月,南開新劇團公演了張彭春在美國創作的《醒》。1919年張彭春再度赴美國攻讀哲學,1922年獲哲學博士學位離美,赴英、法、德、丹麥等國考察。1923年任清華大學教授兼教務長。1926年因與校長曹云祥、吳宓等派系矛盾致發展到相互傾軋,你死我活之不能容忍地步,被迫辭職回天津任南開中學和南開女中代理校長,兼南開大學教授,協助其兄發展南開教育事業,抗戰爆發后從事外交活動。
[42]載:李濟《我在美國的大學生活》,載臺北《傳紀文學》1962年,第1卷第5、6期。
[43、44]《李濟與清華》,李光謨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45]李濟《我與中國考古工作》,臺北《新時代》,創刊號,1961年。
[46]《王國維遺書》(5),載《靜安文集續編》,上海古籍書店1983年出版。
[47]關于李濟沒有成為“五大”的原因,據1926年考入清華研究院的第二屆研究生戴家祥說,李濟當時正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合作組織考古發掘事宜,在時間分配上,考古發掘占相當比重,因而大部分薪水由美方撥發,每月300元,清華每月發100元,二者合在一起,正好和梁、王、陳、趙“四大”的教授薪水持平。(參見戴家祥《致李光謨》,載《李濟與清華》,李光謨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另據戴家祥信中云:當時的清華研究院有王、梁、陳、趙等教授四人,各有工作室一間,助教一名。李濟同樣得到了一間工作室,一名助教的待遇,其助教是第一屆畢業生王庸(字以中)。根據院方安排,研究生可以直接找導師談話。因清華支付的100元并不是教授的薪水,故只能給個特別講師的帽子戴在頭上。想不到這“教授”與“講師”兩頂帽子的不同,造成了儒林士子多年的疑惑與不解。
另一種說法是,當丁、梁二人向曹云祥推薦李濟時,曹一開始欲聘李為研究院專職教授,與前四人所戴的帽子等同,搞出個“五大導師”,即當年西蜀霸主劉備手下“五虎上將”的陣營,并借助“五虎”的實力與名氣,以威天下。但當研究院籌備處主任吳宓奉命與李濟接洽后,發現情況并不如曹校長所想的那樣簡單,對田野工作特別傾心的李濟,因此前與畢士博已經簽約,不太愿意完全放棄在弗利爾藝術館考古隊的工作,但又不忍舍其回母校效勞的機會,對是否到清華做全職教授猶豫不決,他向吳宓提出的公開理由是,怕不能“常年住院,任教授與指導之事”。此兩難情形由吳宓稟報曹云祥,經過曹、梁、吳、丁等人共同商談,認為李濟雖然年輕,但畢竟是中國第一位攻讀人類學的“海龜”,其學術前景不可限量,決定采取讓李濟一担挑的方式兩頭兼顧,聘為特別講師。丁文江更是不遺余力地對李勸說,認為清華研究院的工作性質與南開畢竟不同,在南開是純粹的教書,而在清華則以研究為主,所帶學生不過幾人而已,謂李“不要放棄作第一手科學研究的機會”云云。李濟聽了丁的勸導,遂欣然就聘。此情形在《清華周刊》第345期“新聞”欄曾有披露,文曰:“26日,李先生來校,與吳宓博士晤談。聞校中擬請其任教授,惟恐有礙Bishop(畢士博)先生方面之考古事業,則李先生暫任講師云云”。另吳宓在日記中也有如下記述:“下午二時,李濟如約來,愿就聘。以特別講師為宜。”據清華國學研究院院史研究專家孫敦恒稱,如此聘法是按當時清華學校的有關規章制度辦事的,如此聘任者并非李氏一人,稍后與李濟一同去山西進行考古發掘的袁復禮,因先任職于地質調查所,來清華講課,被聘為清華新制大學部地質學講師。再后,著名學者梁漱溟、馬衡被聘為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也是因為二人都是北大的在職教授。另一個更典型的例子是,趙元任此時已是正式入圍“四大”的教授,但自1929年他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担任研究員,并兼任語言組主任后,再來清華授課,其頭上頂的也是中文系講師銜的帽子。
據清華檔案館所藏《研究院紀事》稱,1927年6月,清華學校評議會在討論李濟函詢其下年度待遇問題時,議決:“如畢士博方面仍續約,則本校繼續聘李濟為研究院講師;如畢士博方面不續約,則本校聘李濟為大學部教授。結果畢士博繼續聘李濟與之一同進行考古發掘,李濟下年度仍任研究院講師。”
關于這段公案,李濟之子、中國人民大學教授李光謨后來有一補充推斷:“可能李濟教的是人類學、考古學,不被人們視為‘國學’,登不上大雅之堂;再則——這一點或許最關緊要,李濟受聘入國學院時,年齡尚不足二十九歲,太不夠‘大師’的身價了。當時的助教和第一、二兩屆研究生里,比李濟年長好幾歲的也不乏其人。盡管如此,他確是貨真價實的導師,也是第一位以特約講師身份任研究生導師的,這是有官方文件為證的。對此,季羨林教授在1992年主持紀念趙元任先生百歲誕辰的座談會的發言中明確提到,“成立時的導師應是五位,其中李濟之先生當時的職稱是講師,但他屬于五位導師之一。”李光謨在分析了幾乎與孫敦恒所述清華的聘任制度之后,又說“看來,清華國學研究院終其‘一生’(四年之久),也僅僅在第一批導師中有四位是教授銜的,稱他們為‘四大’,也的確是實至名歸。”(李光謨《“好像剛出籠的包子”——記李濟二進清華園》,載《永遠的清華園——清華子弟眼中的父輩》,北京出版社2000年出版)。
或許,這便是李濟沒有被后世譽為“五大”之一,而只稱“五位”之一的緣由和內情吧。當然,那時的李濟并不知道日后會為“幾大”問題產生如此繁亂的糾葛與爭論,他只是帶著自己的興趣與志向滿懷激情地走進了清華園。
[48]袁復禮(1893—1987),字希淵,河北徐水人。1915年清華學校畢業后赴美留學,先后在伯朗大學、哥倫比亞大學學習教育學、生物學、考古學和地質學,1920年獲碩士學位。1921年10月回國后,入北京地質調查所工作。在此期間,隨瑞典地質學家安特生參加了河南“仰韶文化”的考古發掘。1923年5月至1924年8月,在甘肅作地質調查,對中國石炭紀地層劃分和古地理研究作出了重要貢獻。1926年,與李濟赴山西省西陰村遺址發掘。1927-1932年,袁作為成員之一參加了由中、瑞雙方合作組成的“中國西北科學考察團”到西北考察,并任中方代理團長3年(瑞典方面團長是斯文赫定)。在長達5年的蒙新地質考察中,全靠騎馬、步行,克服了難以想象的困難。1928年在新疆吉木薩爾縣三臺大龍口首次發現了水龍獸、二齒獸和袁氏闊口龍等三疊紀爬行動物化石,受到國際學術界高度稱贊,為此獲得了瑞典皇家科學院頒發的“北極星勛章”。1932年,參加創辦了清華大學地質系,担任教授和系主任。1937年后,在西南聯大地質地理氣象系任教授。1952年院系調整后,任北京地質學院教授,為中國地貌和第四季地質學的創始人。
[49]就山西省夏縣西陰村發掘事宜,畢士博代表弗利爾藝術館,曹云祥代表清華學校共同商訂如下協議:
(一)考古團由清華研究院組織;
(二)考古團的經費大部分由弗利爾藝術館承担;
(三)報告用中文英文兩份:英文歸弗利爾藝術館出版,中文歸清華研究院出版;
(四)所得古物歸中國各處地方博物館,或暫存清華學校研究院,俟中國國立博物館成立后永久保存。”(見清華國學研究院檔案)
[50]張光直《對李濟之先生考古學研究的一些看法》,載《李濟先生百年誕辰紀念系列活動》(資料),李光謨編,手稿1996年6月。
[51]《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52、53、54、71、73、74、78]《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55]此次茶話會沒有吳宓在座的原因,是由于吳已辭研究院主任之職,由梅貽琦兼理。吳宓辭研究院主任之職,情形頗為復雜,但總體而言是清華的吳宓一派與教務長張彭春意見不合,相互傾軋導致的。當時的張彭春與胡適、趙元任等庚款二屆留美同學往來密切,與學衡派成員或支持學衡派者則成對立狀態,想當初吳宓進清華乃學校正急需人才之時,且是曹云祥校長一手促成,作為教務長的張彭春與“暴得大名”的胡適都不好從中作梗,于是乃有了吳宓順利到來并成為研究院主任的機緣。但自吳主持研究院工作后,情形就變得復雜微妙起來。在校長曹云祥行將出國之時,薦張以自代,因長期在校政施教方面不合,吳宓和張彭春徹底決裂,成為勢不兩立的冤家對頭。由于派系的成見,吳與胡適、趙元任的關系也越來越生硬。當時深受校長曹云祥器重的張彭春,正在青云直向,一飛沖天之際,并不把吳宓放在眼里,并認為吳宓的為人為學是不值一提的,在人前人后很不應該地表露出輕視意味,這一點從吳宓日記中可以看出。1925年10月22日,吳宓初任國學研究院主任不久,正在志得意滿之際,受邀為清華普通科學生作“文學研究法”講演,萬沒想到的是,講完之后,卻被張彭春借機當場諷刺戲弄了一頓。為此,吳覺得自己“空疏虛浮,毫無預備,殊自愧慚。張仲述結束之詞,頗含譏訕之意。宓深自悲苦。緣宓近兼理事務,大妨讀書作文,學問日荒,實為大憂。即無外界之刺激,亦決當努力用功為學。勉之勉之。勿忘此日之苦痛也”。言辭中見出吳宓的書生本色,也透出他處境的尷尬與內心的痛苦。
1926年1月19日,在校長曹云祥主持下,清華學校校務會議舉行臨時會議討論研究院事務。張彭春和趙元任,李濟主張研究院只任專門研究,不容納普通國學。趙元任同時主張“研究院為大學院,先辦國學,久后乃設科學”等等。吳宓在梁啟超的支持下,異議力爭,王國維初無意見,后亦附張,校務會議最終否定了吳宓意見。研究院同學會代表全體師生為此發表了《宣言》,以“破壞研究院”等語句,對張彭春等給予指責,同時指責吳宓保護研究院不力,在全校師生中引起震動。在雙方的擠壓下,心情焦慮的吳宓被迫表示提出辭職。這個時候,吳、張兩個派系的矛盾已發展到不可調和的余地,其情勢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絕無緩和并肩共事之可能。
吳在表示辭職的同時,張彭春的所作所為也引起了校長曹云祥的警覺與吳派盟友和研究院學生的強烈不滿,借此機會,吳派聯盟決定實施絕地反擊,一舉將張彭春斬于馬下。在斗士王祖廉、莊澤宣、徐然三位資深教授的公開操縱、指揮下,清華學校爆發了要求張彭春去職的學潮。在一片人喊馬叫的吵鬧、混亂聲中,不知如何是好的曹云祥聽從了身邊謀士與號稱世外高人的指點,突然改變擁張的態度,決定令張即刻離校,越快越好。曹氏這一急轉直下的姿態,令張彭春如同吃了一記悶棍,頓覺暈頭轉向,天旋地轉,完全失去了回應和反擊能力,只好甘拜下風,強忍怨恨,打起鋪蓋含淚向他的同派人物胡適、趙元任等話別,出走天津,回到他老兄經營多年的南開大學,以圖東山再起。
張彭春在決戰中滾鞍落馬,令吳宓大大地舒了一口氣,他在日記中寫道:“此次張氏去職離校,如竟成事實,則實為權臣威加于主者之普通下場。各方反對雖烈,然已司空見慣,久已無足重輕。此次去張,純由校長自決。而校長之為此,必自有不得已之原因,或緣大權旁落,恐駕馭為難;或張竟有圖謀去校長而代之之舉動,為所覺察,故而出此。諸人之讒言,以及宴會表示,不過適湊其機,校長亦樂于俯從而利用之耳。”(《吳宓日記》第三冊,142頁)
就吳宓的性情言,在學術教育界中,算不上一個熱衷于派系爭斗的人,只是被偶然卷入了這個圈子,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已。但吳畢竟不是個糊涂人,得勝之際,也心生惴惴,自起反思。1926年1月27日,吳在日記中寫道:“念宓初無與人為仇之意,惟此次倒張運動,竟以研究院事件及宓之辭職,用為導火線,作為張氏大罪狀之一,則宓所不及料,亦無術洗清者也。平心而論,張君仲述實有勝過諸人之處,允稱清華辦事惟一人才。……宓之卷入與張氏為敵之黨,實亦不得不然者也。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宓庸碌,愧無能。直至此時,則更不能完全置身事外,而不與敵張氏者敷衍。語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蓋若出身任事,卷入政治,則局勢復雜,不能完全獨立自主。其結果,不得不負結黨之名,亦不得不為違心之事”。(《吳宓日記》,第三冊。)此可謂吳氏一段切身體會領悟的慘痛經驗,要獨立不倚地做人行事,在這個世俗社會和利益糾葛的紛繁人群中,只能是可望不可即的烏托邦。此時的吳宓不但無法從這群亂的糾葛中抽身,且事態的發展已非他能預料,他雖有憫人之心,而人不我憫,不久即輪到了他的大尷尬、大狼狽。
1926年2月4日,張彭春離校的當天,在胡適派與張的鐵桿心腹合力鼓動、組織下,清華部分師生集會游行,強烈要求學校當局挽留張氏,并對校長曹云祥是否包藏私心大加指斥、攻伐。至次日,集會的師生強迫校方命所謂“反張元兇”王祖廉、莊澤宣、徐然三教授立即辭職,否則此事將繼續鬧將下去,不達目的決不罷休。被列為“陪兇”的吳宓,此時正居于城內,得到心腹報告后,頓感大事不妙,“遂決久住京中,以避內潮焉”。(《吳宓日記》,第三冊。)
2月21日,清華學生賀麟、張蔭麟、陳銓向吳宓報告,言昨晚學生評議會又議決驅逐曹校長。3月6日,清華校務委員會在研究《清華學校組織大綱》時,國學研究院原辦學宗旨中有幾條被改變或裁撤。是日吳宓記道:“惟念去年三月六日,研究院中,英文章程,方在大學籌備會中通過,而今年此日,復在委員會之《組織》大綱中取消之。由我作成,復由我手破壞。我乃如殺身自焚之蟬兒。因為顧大局,希望全校改良,協助錢(端升)、子孟(憲承)諸君,并愿以身作則之故,乃自在委員會中,將研究院主任之職位取消。如此高尚之心情,誰復諒解?”(《吳宓日記》,第三冊。)同意裁撤研究院的辦學宗旨,是校方向張彭春一派的妥協,而研究院的學生又因此質問吳宓:身為研究院主任,為何不為研究院爭利益云云。
3月9日和10日,研究院學生出面約吳宓在教室談話,雙方不歡而散。11日,研究院學生會派吳其昌和杜鋼百作為代表向吳宓遞交要求其辭職的“哀的美敦書。”吳進退不得,乃以“研究院之性質及發展方向,已與宓所持之國學研究院之說完全反背”為由,向校長提出辭職請求,并另抄一份,送交研究院學生會。曹云祥正為張彭春辭職出走之事被部分師生搞得心煩意亂,見吳自動送上門來,正好借此機會給吳一刀,以平息張派的憤怒。于是,曹云祥不但立即批準了吳的請求,還把吳調離研究院,安排到大學部外文系任教授,研究院事務由曹本人“兼理”。在中國現代學術史和教育史上留有光榮一面的清華國學研究院,是吳宓生前身后久被人贊譽的輝煌,但最后還是被迫辭職。從吳留下的日記可知本人此時的心境,同時也顯出即便如學術重鎮之堂堂清華學校乃至象牙之塔國學研究院,亦并非理想的圣潔之地。此時的吳宓,就是在這種矛盾與相互傾軋的處境中搞得心憔神悴,最終如他在日記中所言“如殺身自焚之蟬兒”“以自己的手結束了自己的事業”。
張彭春辭職離校后,改由梅貽琦任教務長,未久,又“兼理研究院事務”。自此,梅貽琦在清華嶄露頭角,終得大用,而吳宓的身影從清華國學研究院消失了。
[56、57]戴家祥于1989年致李濟之子李光謨的信。轉引《李濟與清華》,李光謨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58]李濟《西陰村史前遺存》,清華學校研究院叢書第三種,1927年出版。
[59]梁啟超《給梁思成等孩子們書信十一封》,載《薪火四代》(上),梁從誡編選,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下同。
[60、62、63]《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孫敦恒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61]葉德輝其人與被殺經過:葉德輝(1864—1927),字奐彬,號郋園,又號直山。祖籍江蘇吳縣。太平天國動亂之時,其父葉雨村始遷居湖南,占籍長沙(后葉德輝讀書岳麓書院時,又買了個湘潭縣籍)。葉德輝出生于長沙,故自稱是“半吳半楚之人”。年少時,曾一度棄學經商,又棄商就學。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與張元濟、李希圣為同年,三人均分部主事,葉德輝到吏部不久便辭歸湘里居住,以提倡經學為己任,與王闿運、王先謙為湘中三名士。葉德輝政治上不贊成相互砍頭式的革命,在生活上沉溺聲色,常夜御十女。1903年,他編輯出版《雙梅景闇叢書》,含《素女經》等六種,道學家嘩然,斥為淫書,而葉之名益著。1927年,時任長沙總商會會長的葉德輝對國民黨北伐大為不滿,對時興的農民協會和“一切權力歸農會”(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的考察報告》)更視為仇寇。對此,他送給農民協會一副對聯:“農運宏開,稻粱菽麥黍稷,盡皆雜種;會場廣闊,馬牛羊雞犬豕,都是畜生。”橫額是:“斌尖卡傀”(長沙方言)。意為不文不武,不小不大,不上不下,非人非鬼。正因了這副對聯,不贊成相互砍頭式革命的葉德輝被農民協會的梭標隊抓去,并在1927年4月11日砍了頭。
關于王葆心其人與死因,可參見1927年6月15日,梁啟超致信在北美的女兒梁思順,告以王國維之死事,并涉王氏之死。信中說:“靜安先生自殺的動機,如他遺囑上所說:‘五十之年,只欠一死,遭此世變,義無再辱。’他平日對于時局的悲觀,本極深刻。最近的刺激,則由兩湖學者葉德輝、王葆心之被槍斃。葉平日為人本不自愛(學問卻甚好),也可說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歲的老先生,在鄉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間是地獄’一語,被暴徒拽出,極端棰辱,卒致之死地。靜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淵,一瞑不復視。此公治學方法,極新極密,今年僅五十一歲,若再延壽十年,為中國學界發明,當不可限量。今竟為惡社會所殺,海內外識與不識莫不痛悼。研究院學生皆痛哭失聲,我之受刺激更不待言了。”(《梁啟超年譜長編》,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對于梁氏之說,后世學者多有考證,但不得其詳,王葆心其人其事可能系誤傳。
[64]《挽王觀堂先生》,載《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65]《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66]關于王國維為何拖著辮子自沉昆明湖,后世臆測大致分幾種:一為“愚忠殉清”說;二為“逼債”說(王曾與羅振玉合作做生意虧本,欠下巨債);三為“驚懼”說(王國維自殺是怕自己這個前清遺老落入北伐軍手中,蒙受恥辱);四為“諫阻”說(以“尸諫”勸阻溥儀東渡日本避難);五為“文化殉節”說;六為“妻妾出軌受辱”說。
王國維的親家兼師友羅振玉認為是殉清而死,而清遜帝溥儀卻認為是羅振玉逼迫而死。在溥儀所著《我的前半生》第四章(中華書局1977年出版)中,曾經說過這樣一段話:“羅振玉并不經常到宮里來,他的姻親王國維能替他‘當值’,經常告訴他當他不在的時候,宮里發生的許多事情。王國維對他如此服服帖帖,最大的原因是這位老實人總覺得欠羅振玉的情,而羅振玉也自恃這一點,對王國維頗能指揮如意。我后來才知道,羅振玉的學者名氣,多少也和他們這種特殊瓜葛有關。王國維求學時代十分清苦,受過羅振玉的幫助,王國維后來在日本的幾年研究生活,是靠著和羅振玉在一起過的。王國維為了報答他這份恩情,最初的幾部著作,就以羅振玉的名字付梓問世。羅振玉后來在日本出版、轟動一時的《殷墟書契》,其實也是竊據了王國維甲骨文的研究成果。羅、王二家后來做了親家(南按:羅女嫁王氏子),按說王國維的債務更可以不提了,其實不然,羅振玉并不因此忘掉了他付出過的代價,而且王國維因他的推薦得以接近‘天顏’,也要算做欠他的情分,所以王國維處處都要聽他的吩咐。我到了天律,王國維就任清華大學國文教授之后,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頭,羅振玉竟向他追起債來,后來不知又用了什么手段再三地去逼迫王國維,逼得這位又窮又要面子的王國維,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于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跳進昆明湖自盡了。”
又,溥儀在“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引的頭”一句后,加了一個“附注”,注云:“我在特赦后,聽到一個傳說,因已無印象,故附記于此,聊備參考。據說紹英(南按:清室內務府大臣)曾托王國維替我賣一點字畫,羅振玉知道了,從王手里要了去,說是他可以辦。羅振玉賣完字畫,把所得的款項(一千多元)作為王國維歸還他的債款,全部扣下。王國維向他索要,他反而算起舊帳,王國維還要補給他不足之數。王國維氣憤已極,對紹英的催促無法答復,因此跳水自盡。據說王遺書上‘義無再辱’四字即指此而言。”因溥儀的名聲和特殊地位,在后世流傳的諸種說法中,以“羅振玉逼債而死說”影響最大。這一“逼債說”后被郭沫若著文加以肯定并傳播,遂成為王氏之死諸說中的主流觀點并為時人廣泛采信。
另有史家商承祚認為王國維妻妾有外遇,王氏不愿受辱而一死之說。此說由于為尊者諱之故,罕有見于文字者。羅振玉之孫羅繼祖主編《王國維之死》一書,所引商承祚之說語焉不詳,只有“中冓不可道”一句,羅繼祖理解為親戚之間的矛盾,似不附合商氏本意。常任俠1940年1月12日日記載:“晨,商錫永(南按:即商承祚)來,留其在舍午餐,雜談男女瑣事,商云王靜安以婦有外遇,故憤而自殺,未知信否也。”(《戰云紀事》,常任俠著,海天出版社1999年出版,232頁。)
后世有研究者認為,溥儀只是道聽途說,任意捏造事實,賣畫之事純系子虛烏有,羅振玉“逼債”說難一成立,商承祚“妻妾受辱”說也不大靠得住。從王國維遺書上的“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十六字可以看出,他的死正如陳寅恪所說“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陳氏之“殉文化”說,與梁啟超之論王國維死因相接近,因而陳氏之說最為接近本真,亦多為后世研究者贊同。
[67]《寒柳堂集》,陳寅恪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68]《羅雪堂先生致陳寅恪書》,載《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1928年4月。
[69]碑文見陳寅恪著《寒柳堂集》,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關于為王國維立紀念碑情形,有一插曲。據時在清華國學研究院就讀的研究生戴家祥回憶:王國維跳湖自盡后,1928年初冬研究院同學會更選,最后選出宋玉嘉為會長,吳其昌副之,戴家祥為文書,姚名達任會計,然后決定為王國維立碑紀念。為此,梁啟超捐資五百元,陳寅恪二百元,馬衡(南按:字叔平,當時被聘為研究院講師)一百元,新任校長嚴鶴齡二十元(南按:曹云祥已辭職,被師生逐出校園),李濟二十元等等,大多數教授、講師、助教及學生都捐了款,共得銀3000元。碑由陳寅恪撰文,馬衡書丹,梁思成設計,于1929年夏豎立于清華園工字廳東南土坡之下,前書“海寧王靜安先生紀念碑”,背為陳氏撰文。當時“只有趙元任和助教楊某(趙師母的內侄)一文不名(南按:即楊時逢),他們是另有看法的。”(《致李光謨》載《李濟與清華》,李光謨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趙對王國維有何看法或成見,戴家祥未明言,但從當時的情形看,“老實得像根火腿”的王國維并未參加清華派系斗爭,平時亦不好自命不凡,盛氣凌人,究竟何時何地與趙產生過節,或許如吳宓所言之情形?1928年3月23日,吳宓日記載:“戴家祥、姚名達持捐冊來,欲強宓捐助研究院學生為王靜安先生立紀念碑經費。且謂宓昔為研究院職員,義當捐助云云。
宓極不贊成此舉,又憤若輩之無禮,但含忍之。晚7-8時訪陳寅恪,托其惋告彼等,言宓家庭負担重,又常捐巨款于《學衡》,故不克捐助云云”(《吳宓日記》,第三冊。)查吳氏日記,內中有大量施舍金錢于朋友學生的記錄,如吳芳吉、王堯城、毛彥文等用他的金錢都是千元以上的大數,而張歆海、張蔭鱗、胡征、高棣華等學生輩也常向吳借錢并得到資助。但吳宓此時在金錢處置上卻顯得很不盡人情,亦很不明智。盡管戴家祥、姚名達輩不盡懂禮數,言語中引起吳之反感,但此事非彼事,看在王國維臨終托孤的份上,亦應略盡綿薄,何況梁啟超與陳寅恪所捐都是五百與二百元的數目。吳宓書生意氣在此,或許趙元任亦類似吧。
[70]《王觀堂先生挽詞并序》,陳寅恪《寒柳堂集》。梁啟超是廣東新會人,故陳寅恪在詩中以“新會”代之。
[72]就在梁啟超去世四十多年后的1971年,清華大學教授梁思成因病入住協和醫院,于一個偶然機會,從自己的醫生那兒得知父親早逝的真相。具體情形是:當梁啟超入住協和醫院后,鑒于其在社會上的顯赫名聲,協和醫院相當慎重,決定由留學美國的中國人、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恒親自主刀,美國醫生副之,其他人員也是從各方面選拔而出,可謂陣營強大,應該不會有什么閃失。意想不到的是,閃失還是發生了。據當時參加手術的兩位實習醫生后來私下對同行說:“病人被推進手術室后,值班護士就用碘在肚皮上標位置,結果標錯了地方。劉博士(按:劉瑞恒)就動了手術,切除了那健康的腎,而沒有仔細核對一下掛在手術臺旁邊的X光片。這個悲慘的錯誤在手術之后立刻就發現了,但因關乎協和醫院的聲譽,被當成‘最高機密’歸檔。”(《中國建筑之魂》,56頁,[美]費慰梅著,成寒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未久,不少傳媒把此事炒得沸沸揚揚,且成為一件秘聞流傳于坊間。其實,梁啟超出院不久協和醫院就已默認了,梁啟超也已確切地得知自己的好腎被割掉,但為何割掉仍是霧中看花,不甚明了。梁氏在1926年9月14日給孩子們的信中曾這樣寫到:“……伍連德(大夫)到津,拿小便給他看,他說‘這病絕對不能不理會’,他入京當向協和及克禮等詳細探索實情云云。五日前在京會著他,他已探聽明白了。……他已證明手術是協和孟浪錯誤了,割掉的右腎,他已看過,并沒有絲毫病態,他很責備協和粗忽,以人命為兒戲,協和已自承認了。這病根本是內科,不是外科。在手術前,克禮、力舒東、山本乃至協和都從外科方面研究,實是誤入岐途。但據連德的診斷,也不是所謂‘無理由出血’,乃是一種輕微腎炎。……他對于手術善后問題,向我下很嚴重的警告。他說割掉一個腎,情節很是重大,必須俟左腎慢慢生長,長到大能完全兼代右腎的權能,才算復原。”“當這內部生理大變化時期中,左腎極吃力,極辛苦,極嬌嫩,易出毛病,非十分小心保護不可。唯一的戒令,是節勞一切工作,最多只能做從前一半,吃東西要清淡些。……我屢次探協和確實消息,他們為護短起見,總說右腎是有病(部分腐壞),現在連德才證明他們的謊話了。我卻真放心了。所以連德忠告我的話,我總努力自己節制自己,一切依他而行。”(《梁啟超年譜長編》。)
有研究者分析,認為協和誤割好腎當然是一劫,也是梁啟超致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但他若切實按照伍連德提出的要求進行療養(南按:伍連德、梁啟超好友,留英、德等國學醫和研究,醫學博士。回國后創辦多所醫院并任院長,1935年,為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候選人提名),還是有可能多活一些歲月的。而不良生活習慣,也是導致梁啟超患病和屢醫無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加上后來夫人李蕙仙病故等刺激,又成為他發病的一個導因。再有就是梁氏的寫作欲過于旺盛,夜以繼日地寫作,不愿過“享清福”的療養生活,“家人苦諫節勞”而不聽,沒有認真考慮勞累為病體帶來的惡劣后果,是他早逝的第三個重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原因。梁思成在追述父親得病逝世經過時說:“先君子曾謂‘戰士死于沙場,學者死于講座’。方在清華、燕京講學。未嘗辭勞,乃至病篤仍不忘著述,身驗斯言,悲哉!”
2006年8月10日,北京協和醫院舉辦了一次病案展覽,一大批珍貴的病案走出歷史塵封,其中包括梁啟超病例檔案。經專家對其觀察研究,與梁思成聽說的原因基本相同。至此,歷經八十年的梁啟超“錯割腰子”一案,總算塵埃落定。
[75]1927年5月5日,梁啟超給女兒梁思順的信。載《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76]《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南海先生,指康有為,康氏1927年3月31日在青島病逝。
[77]《梁啟超年譜長編初稿》,丁文江、趙豐田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老白鼻,梁啟超小兒綽號。墳上,指位于北京西山臥佛寺旁的梁啟超夫人李惠仙墓塋,李夫人于1925年薨,墓塋有梁啟超預留穴位,梁歿后與夫人合葬此地。
[79]清華國學研究院從1925年興辦到1929年停辦,只存在了四年,共錄取學生74人,除2人退學、4人病故外,實際完成學業68人。先后在研究院任教的教職員共17人。根據辦學規定:“學生研究一年完成論文一篇,經導師核可即準畢業,畢業證書由校長及全體導師簽名蓋章。第二年起準許成績優良者繼續研究一二年,每年畢業一次,照發畢業證書,但不授予學位。”(《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從這個規章制度看,即表現出鮮明的“重學問而輕學位”的態度,這是中國教育史上極為罕見的成功案例。短短四年中,清華研究院人才輩出,碩果累累。畢業的68人,后來大都成為海峽兩岸以至海外教授與研究中國學術的棟梁。1995年7月,清華大學特別舉辦了“紀念清華國學研究院七十周年國際學術討論會”,主題有三:一、紀念創辦研究院的六位學者  王、梁、陳、趙、李、吳;二、清華人文學術范式的建立及其當代意義;三、國學研究院人才培養與學術研究的成就與經驗。(《清華校友通訊》[J],第31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5年4月)2009年11月1日,清華大學再次成立國學研究院。據校方稱:“希望以此續寫其在該領域創造的輝煌歷史”云云。

2013-08-21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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