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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第二章英雄輩出的時代 狹路相逢
《南渡北歸》第二章英雄輩出的時代 狹路相逢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狹路相逢

傅斯年在回國前已有耳聞,廣州一隅得西洋風氣之先,革命力量與反革命力量輪番興起,各色大旗往復變幻。隨著國民黨北伐節節勝利,作為國民政府的龍興之地,看上去很有點生氣與活力,是可以干一番事業的地方。接到聘書的傅斯年當場拍板兒,表示愿意應聘,但先要回山東老家拜望老母。待一切談妥之后,傅斯年回山東聊城小住時日,于同年12月攜胞弟傅斯嚴(孟博)來到廣州中山大學出任文科學長(后改稱文學院長)暨國文、史學兩系主任。——這是傅斯年與民國時期學界最有影響的重量級人物朱家驊相見、交往的開始。從此,二人在工作、生活中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盡管后來一個從政,一個是亦官亦學,走著不盡相同的道路,但人生際遇把他們緊緊地連在一起,在未來二十余年顛沛流離的歲月中,共同度過了相互信任與協作的難忘時光。
傅斯年到中山大學上任不久,朱家驊發現此公為人做事“磊落軒昂,自負才氣,不可一世。”執筆為文“雄辭宏辯,如駿馬之奔馳,箕踞放談,怪巧瑰琦,常目空天下士”,[31]不愧是學界難得一見的具有天才處事能力的領袖型“大鱷”。只是這“大鱷”在目空天下士的同時,還算心中有數,視朱家驊為難得的知已,并以過人的膽識、才氣加霸氣,主動幫助朱氏籌劃校務,處理各類繁雜事宜。在傅的策劃和主持下,文學院很快增聘了如吳梅、丁山、羅常培、顧頡剛、楊振聲、何思源、汪敬熙、商承祚、珂羅掘倫(南按:即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1889-1978,瑞典著名漢學家)、史祿國(南按:SergeiMikhailovichShirokogorov,俄國人類學家)等當時學界名流與大牌“海龜”担任教授或通信教授。中山大學由此聲名鵲起,威望隆盛。
令人扼腕的是,這樣的大好局面沒有維持多久,由于人事紛爭很快走向衰微。
激烈的紛爭首先在魯迅與顧頡剛、傅斯年三人之間展開。
傅斯年到中山大學時,魯迅正在該校任教務主任兼中文系主任。此前,魯迅在北平經歷了著名的“女師大風潮”,并與陳源(西瑩)、徐志摩等現代評論派展開了一場混斗,夾在其間的胡適也被魯迅視為敵人而遭到咒罵,二人關系宣告破裂并逐漸惡化。也正是由于陳源、徐志摩以及魯迅認為的后臺老板胡適等西洋“海龜”與之交鋒對壘,魯迅對胡適等留學歐美的所謂“洋紳士”,以及胡的弟子顧頡剛之類熱衷于在研究室內搞考據的學院派都沒有好感。更因此前有人揭露說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是“竊取”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顧頡剛亦持此觀點,并與陳源談及此事。陳氏一聽立感奇貨可居,正是攻擊魯迅的好機會,便寫了一封揭發信,由徐志摩編輯發表于1926年1月30日《晨報副刊》。疑心甚重又疾惡如仇的魯迅看到陳源的公開信后,反應異常激烈,立即寫了《不是信》的長文予以反駁。為此,魯、陳之間再度展開了一場論戰。就在這場論戰中,魯迅對陳源、徐志摩,還有躲在背后撐腰的胡適懷恨在心,同時與他認為躲在背后的“陰謀家”顧頡剛也結下了不共戴天之仇。[32]直至“三?一八”慘案發生,魯迅遭到北洋政府緝捕(南按:其間魯迅有《紀念劉和珍君》等文章發表),不得不設法離開北京赴南方暫避。1926年8月2日,魯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師大領取薪水,隨后告別了這座浸染著他滿腔激情與血淚的學府,悄然隱去。
不久,魯迅受好友林語堂邀請,離開北京赴廈門大學任教。在女師大任教期間結識的女學生兼女友許廣平與魯迅同車南下,到廣州的廣東省立女子師范學校任訓育主任。
魯迅抵廈門大學不久,顧頡剛也受時任文科主任兼國學研究院籌備主任林語堂之邀,辭別北大文學院研究所編輯員之職,陰差陽錯地來到廈大任國學研究院研究教授兼國文系名譽講師。魯迅一見顧氏到來,眼里冒火,很快二人就演化成勢不兩立的仇寇。鑒于層層盤根錯節的矛盾,誓不愿與顧頡剛等一路人為伍的魯迅辭職離開廈門,于1927年1月18日抵達廣州中山大學,出任教務主任兼中文系主任。
傅斯年受聘中山大學并出任文科學長后,對魯迅漸生厭惡之感,遂力主聘請北大時代的同窗好友顧頡剛到中大任教,[33]其主要任務是“辦中國東方語言歷史科學研究所,并謂魯迅在彼為文科進行之障礙”。[34]意在架空魯迅,掃除障礙。魯迅一聽顧頡剛要來中大,知道是傅斯年等人合謀設下的圈套,頓時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對前來商量的傅斯年道:“他來,我就走!”此舉令傅深為尷尬與不快,但傅斯年以他敢作敢為的作風,頂著魯迅的巨大壓力,最終把顧頡剛請進了中大。魯迅眼見自己竟成了一個“大傀儡”,于1927年4月21日辭職離開廣州,攜情人許廣平赴上海開始了公開同居生活。顧頡剛留了下來,除在中山大學任教,還將大部分精力與傅斯年共同主持籌劃語言歷史研究所。
1927年5月9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決定設立中央研究院籌備處,隸屬于中華民國大學院。蔡元培正式辭去北大校長之職(蔣夢麟繼任),出任國民政府大學院院長。在蔡氏和中央研究院籌備處總干事楊杏佛籌劃下,聘請籌備委員30余人,傅斯年、顧頡剛均在其內。這時的中央研究院只設了與國計民生有直接、緊迫關系的理化實業、社會科學、地質、觀象等四個研究所。當時既無歷史學、語言學或考古學的研究所,更無“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立項打算。但霸氣十足的傅斯年經過一番權衡后認為,既然是中央研究院,就應該有文史方面的學科加入,否則將有失偏頗。于是糾集“一部分熱心文史學的先進”,以“歷史語言研究的特別重要;現代的歷史學與語言學科是科學”等說辭,憑著北大時代與蔡元培校長結下的良好關系,對蔡氏與楊杏佛等幾位決策人物展開游說攻勢,聲稱可“借用在廣州語言歷史研究所已成就及將建設者,以成中央研究院之語言歷史研究所”云云。傅斯年不愧是當年的北大學生領袖,以他特殊的魅力和超人的智能加霸氣,終于迫使蔡元培與楊杏佛就范,答應成立一個社會科學方面的學術機關——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如傅氏對外界所炫耀的那樣:“這一努力顯然是很快地成功了。”[35]
1928年3月底,中央研究院籌備委員會一致通過,“因歷史語言研究之重要,決設歷史語言研究所于廣州,委任傅斯年與顧頡剛、楊振聲為常務籌備委員”,以傅斯年為掌門人。這一“無中生有”(傅斯年語)的學術機構的正式設立,令學界人士為之側目,即是神通廣大的胡適都感到有些意外,因而戲稱傅氏“狡兔二窟”。[36]
1928年4月,國民政府決定改中華民國大學院中央研究院為國立中央研究院,成一獨立研究機關,任命蔡元培為中央研究院院長,楊杏佛任總干事。下設各研究所及首任所長如下:
地質所李四光;天文所高魯;氣象所竺可楨;物理所丁燮(西)林;化學所王進;工程所周仁;社會科學所楊端六。
1928年10月14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正式宣告成立,所址設在廣州東山柏園。傅斯年辭去中山大學教職,應聘出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這一抉擇,是傅斯年人生旅程中一個重要的轉捩點,也是中國史學異軍突起的坐標系,接踵而來的,將是一個“開辟史學新天地”的偉大時代。
就在史語所成立之時,傅斯年與顧頡剛緣分已盡,開始出現裂痕與沖突。
傅、顧二人的矛盾表面上沒有特殊的標志性事件供后人評斷,據顧頡剛的女兒顧潮說,主要原因是兩人的性格、志向不同。顧與傅在北大同窗時,談及各人的理想與志向,顧謂最強者乃知識欲,傅斯年謂最強者乃政治欲。兩人都有剛強的性格,傅斯年博學多才,極具辦事才干,甚欲在學術界成為領袖人物,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但脾氣暴躁,霸氣十足,在各個方面想把顧氏壓服,聽命自己的調遣。而顧頡剛則傾心自己的學問,生性倔犟,不吃傅斯年那一套,曾聲言只能做自己愿意做的事情,而不能聽從任何人的指揮。于是二人關系越來越僵,終于釀成了不能合作之局。
1929年2月,顧頡剛趁中山大學領導人戴季陶、朱家驊不在校之際,攜眷悄然離開了廣州返回北平。同年9月受燕京大學之聘,出任歷史系教授。隨后,顧頡剛分別致信戴季陶、朱家驊,正式辭卻中山大學教職。自此,顧頡剛徹底脫離了中大,中大失去了顧頡剛。而傅、顧二人天南地北,時聚時散,卻是咫尺天涯,互不提攜,終生再也沒有一起共事。后來,傅斯年接替胡適在北大辦文科研究所,曾想與顧頡剛重續舊緣,聘顧氏為北大研究所教授,但顧表示堅決不重做馮婦,為傅氏驅使,以免遭到壓迫與征服的恥辱。傅斯年因失了面子,甚覺惱火,竟暴跳起來,并寫信挖苦顧頡剛:“燕京有何可戀,豈先為亡國之準備乎?”顧頡剛閱信后則漠然置之,在日記上反諷曰:“我入燕京為功為罪,百年之后自有公評,不必辯也。中國學校聘外國教員亦多,豈此外國教員亦為作亡國之準備乎?”[37]從此永未回頭。
顧頡剛出走后,作為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的傅斯年,開始以他的霸氣與超人的辦事才能,四處網落人才,并率先把目光投向了清華國學研究院陳寅恪、趙元任兩位導師身上。
注釋:
[1]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載臺灣《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
[2]伍淑《憶孟真》,原載《傅故校長哀錄》,第2卷。轉引《諤諤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興澤編,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
[3]胡適《<傅孟真遺著>序》,載《胡適作品集》,第二十五卷,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出版。
[4]在“新文化運動”中立過汗馬功勞的《新青年》,原名《青年》,1915年9月在上海創刊,1916年1月改名《新青年》,陳獨秀主編,年底遷到北京。蔡元培長北大后,于1917年聘陳獨秀為北大文科學長,《新青年》繼續發行,并得到了李大釗、錢玄同、魯迅、周作人、劉半農等人的大力支持,1922年休刊,前后只短短的七年,可謂英年早逝。但這份刊物以它獨特的風格名動中國,得到許多青年的熱烈追捧,當然也遭到“八面非難”,主編陳獨秀不得不在1919年1月發表《本志罪案之答辯書》為之辯護。
1931年8月下旬,“五四運動”中北大學生領袖之一羅家倫于北太平洋舟中,向他的助手馬星野(原單名偉)就《新青年》時代的北大相關人員情形進行了回憶,馬星野于26日晚上將羅氏口述整理完畢,因涉及當時人物甚多,一直未公開發表。直到1978年,羅的女公子羅久芳整理先人遺稿,特檢出自美國航寄臺灣《傳記文學》發表,這段彌足珍貴的回憶錄始與公眾見面。
據羅家倫說:“當陳獨秀沒有進北京大學以前,他就在上海亞東書局辦了一個雜志叫做《青年》,胡適之不過是一個投稿的人,而易白沙這些人,都是這個雜志的主干。胡適之發表《改良中國文學芻議》一文,以八事相號召。此文發表以后,陳獨秀就做了一篇《文學革命論》,其主張較胡適之更為激烈。故‘文學革命’四字乃是陳獨秀提出來的。胡適之接上又做了一篇《建設新文學革命》。因為胡適之本來于革命二字有點害怕,所以于文學革命之前面,戴了一個‘建設’的帽子。胡適之初到北京大學,我曾去看他,他的膽子是很小,對一般舊教員的態度還是十分謙恭,后來因為他主張改良文學,而陳獨秀、錢玄同等更變本加厲,大吹大擂,于是胡適之氣焰因而大盛,這里仿佛有點群眾心理的作用在內。當時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時候,大家已經嚇得目瞪口呆了,而錢玄同更加提出廢除漢字的主張,所以許多人更目之為怪誕。
他們因為要找一個反對的人做罵的對象,所以錢玄同便寫一封假名的信,用‘王敬軒’的假名字,這封信是特地用舊派口吻,反對文學革命的,當時劉半農就做了一篇什么連刁劉氏鮮靈芝都包括進去的一封復信,狗血噴頭地把這位錢玄同先生的化身王敬軒罵一頓。這封信措辭輕薄,惹引了不少的反感。后來新青年社中人,亦甚感懊喪。劉半農還有一篇《作揖主義》也是同樣的輕薄口吻的文字,所以大家都看不大起。”又說:“當時新青年社是由六個人輪流編輯的,陳獨秀筆鋒很厲,主張十分尖刻,思想很快而且好作驚人之語。他的毛病是聰明遠過于學問,所以只宜于做批評社會的文字而不宜于做學術研究的文字。胡適之在當時還是小心翼翼的,他回國第一年的功夫,拼命地在寫著他的《中國哲學史》上卷,他自己親手抄了兩遍,的確下過一番苦功。但是這是依他在美國的博士論文《先秦名學史》作骨干而以中文寫成的,所以寫起來比較快,一年就完事了。當時他所做的《建設(新)文學革命論》很引起大家的同情,他做了一些似詞非詞似詩非詩的所謂白話詩,雖然失之于淺薄,但是在過渡的時代里是很適合于一般人口味的。錢玄同本來是一個研究音韻學的人,是章太炎的學生,是自己主張白話卻是滿口說文言的人,是于新知識所得很少卻是滿口說新東西的人,所以大家常說他有神經病,因為他也是一個精神恍惚好說大話的人。”
除陳、胡、錢三位號稱“文學革命”的主將之外,羅家倫還談了對《新青年》周圍其他幾位搖旗吶喊者的看法:“《新青年》除了六位編輯以外,更有許多投稿的人,如李大釗,是當時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他的文章寫得很好,人也很樸素。周作人是極注意于寫小品文字的,他《自己的園地》等一類稿件,都是那個時候寫成的。魯迅即周樹人,乃是周作人的哥哥,當時在教育部做一個科長,還是蔡孑民做教育總長時代找他進部的。以后他宦隱于教育部者多年,這時候也出來打邊鼓,做《狂人日記》、《藥》等很傳誦一時的小說。至于舊派方面,劉師培在學問方面是公認為泰斗的,他賦性柔弱,對于此類問題不去計較。黃季剛則天天詩酒謾罵,在課堂里面不教書,只是罵人,尤其是對于錢玄同,開口便是說玄同是什么東西,他哪種講義不是抄著我的呢?他對于胡適之文學革命的主張,見人便提出來罵,他有時在課堂中大聲地說:‘胡適之說做白話文痛快,世界上哪里有痛快的事,金圣嘆說過世界上最痛的事,莫過于砍頭,世界上最快的事,莫過于飲酒。胡適之如果要痛快,可以去喝了酒再仰起頸子來給人砍掉。’這種村夫罵座的話,其中尖酸刻薄的地方很多,而一部分學生從而和之,以后遂成為國故派。還有一個人,讀書很多,自命不凡并太息痛恨于新文學運動的,便是陳漢章。陳漢章乃是前清一位舉人,京師大學堂時代,本要請他來做教習,他因為自己沒有得到翰林,聽說京師大學堂畢業以后可得翰林,故不愿為教師而自愿為學生。他有一個兄弟,乃是一個進士。
當年他兄弟中進士時候,要在他家祠堂中央掛一個表,他堅決地反對,他說你的表不能掛在祠堂中央,中央地方要留給我中了翰林時候才可以掛的。哪知道他在當年十二月可以得翰林的,八月間便是辛亥革命,所以到了現在,他到祠堂里面尚不敢抬頭仰視。他所讀的書確實很多,《十三經注疏》中三禮的白文和注疏,他都能個個字背出,他一上講堂,便寫黑板,寫完以后一大蓬黑胡子變成白胡子。他博聞強記而不能消化。有一次我問他中國的彈詞起于何時?他說,我等一會再告訴你。我問他是上午9時,到11時接到他一封信,上面寫了27條都是關于彈詞起源的東西,但是沒有一個結論,只是一篇材料的登記而已。他自負不凡,以為自己了不得,只有黃季剛、劉申叔還可以和他談談,這位先生也是當時北大一個特色。還有朱希祖、馬敘倫等人,則游移于新舊之間,講不到什么立場的。從《新青年》出來以后,學生方面,也有不少受到影響的,像傅斯年、顧頡剛等一流人,本來中國詩作得很好的,黃季剛等當年也很器重他們,但是后來都變了,所以黃季剛等因為他們倒舊派的戈,恨之刺骨。最近朱家驊要請傅斯年做中央大學文學院長,黃季剛馬上要辭職(南按:黃季剛即黃侃,后來到南京中央大學任教,朱家驊曾任中大校長)。當時我們除了讀書以外實在有一種自由討論的空氣,在那時我們幾個人讀外國書的風氣很盛,其中以傅斯年、汪敬熙和我三個人,尤其以喜買外國書。”
在談到《新青年》與《新潮》的關系時,羅家倫回憶說:“傅孟真是拋棄了黃季剛要傳章太炎的道統給他的資格,叛了他的老師來談文學革命。他的中國文學,很有根底,尤其是于六朝時代的文學,他從前最喜歡讀李義山的時候呢?他回答說:那個時候我自己也是妖。傅孟真同房子的有顧頡剛。俞平伯、汪敬熙和我,都是他房間里的不速之客。天天要去,去了就爭辯。還有一位狄君武(膺)是和傅孟真同房子的,但是他一天到晚咿咿唔唔在做中國小品文學,以斗方名士自命。大家群起而罵他,且當面罵他為“赤犬公”(因狄字為火及犬構成),他也無可如何。這雖然是一件小事,但是可見北大當時各種分子雜居一處的情形及大家有一種學術自由的空氣。因為大家談天的結果,并且因為不甚滿意于《新青年》一部分的文章,當時大家便說:若是我們也來辦一個雜志,一定可以和《新青年》抗衡,于是《新潮》雜志便應運而產生了。《新潮》的英文名字為The。”(《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口述,馬星野記錄,載臺灣《傳記文學》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出版。)
[5]魯迅《我觀北大》,《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6]蔡元培,清同治丁卯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生于浙江紹興府山陰縣。字鶴卿,號孑民。近代民主革命家、教育家、科學家。7歲考取秀才,青年時期連續中舉人、取進士、點翰林、授編修。1898年,棄官從教,初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嵊縣剡山書院院長、南洋公學特班總教習;1902年,組織中國教育會并任會長,創立愛國學社、愛國女學,均曾被推為總理。1904年組織光復會,1905年參加同盟會。1907年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研讀哲學、心理學、美術史等,武昌起義后回國,1912年1月就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不久,因不滿袁世凱的專制而辭職,再赴德、法等國學習和考察。1915年與李石曾等在法國組織勤工儉學會,次年與吳玉章等發起組織華法教育會,提倡勤工儉學。1916年回國,次年任北京大學校長。1921年,分別被法國里昂大學、美國紐約大學授予文學、法學博士榮譽學位。1924、1926年中國國民黨第一次、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入選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927年,除任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委員、中央特別委員會常務委員、國民政府常務委員、監察院長、代理司法部長等職外,倡議成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被任為大學院院長。1928年辭去各行政職務,專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1932年,同宋慶齡、楊杏佛等在上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推為副主席。1938年,被推為國際反侵略運動大會名譽主席。1940年3月5日在香港病逝。
[7]李零《中國歷史上的恐怖主義——刺殺和劫持,》載《讀書》2004年11期。另,后來這刺客行列中的許多人如蔡元培、任鴻雋、魯迅等,都主動放棄了這一暴力手段,轉入其他形式從事反清鬧革命的活動。在日本的同盟會曾在激進留學生中秘密招募暗殺者,魯迅因為前一階段的出位表現,被一幫哥們找去要求加盟,魯迅拒絕了,理由是家有老母需要撫養云云。蔡元培則由主張單打獨斗的用炸彈暗殺,轉向在教育界實行另類思想的培育。在他看來此種效果的爆炸力將更大,后來的事實證明了他的判斷。
[8、9]《西潮與新潮》,蔣夢麟著,團結出版社2004年出版。蔣夢麟是蔡元培北大校長的繼任者,抗戰期間,蔣在昆明西南聯大防空洞撰寫自傳體《西潮與新潮》,先后在美國與臺灣出版。據該書透露,蔡元培在開科納仕的征途上頗具傳奇色彩。蔣夢麟在書中特別提到一個小故事:“蔡元培在早年寫過許多才華橫溢,見解精辟的文章,與當時四平八穩,言之無物的科舉八股適成強烈的對照。有一位浙江省老舉人曾經告訴我,蔡元培寫過一篇怪文,一開頭就引用《禮記》里的‘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句。繳卷時間到時,他就把這篇文章繳給考官。蔡先生就在這場鄉試里中了舉人。后來他又考取進士,當時他不過三十歲左右。以后就成為翰林。”
[10]傅斯年《“五四”偶談》,載《中央日報》1943年5月4日。傅斯年在文中說:“‘五四’已經成就了它的使命了。當年蔡孑民先生之就北大,其形勢如入虎穴。蔡先生之辦學,兼容并包,原非徒為國民黨而前往,然而蔡先生提倡潛修,口號是‘風雨如晦雞鳴不已’,其結果是出來一團朝氣。猶憶‘五四’以后有人說,北洋政府請蔡先生到他的首都去辦學,無異豬八戒肚子中吞了一個孫悟空。”
[11]蔡元培抵京,報界多有報道,其中《中華新報》1917年1月1日報道說:“蔡孑民先生于二十二日抵北京,大風雪中,來此學界泰斗,如晦霧之時,忽睹一顆明星也。”
[12]傅斯年《“五四”偶談》,載《中央日報》1943年5月4日。
[13]《圣地之光——城子崖遺址發掘記》,石舒波于桂軍著,山東友誼出版社2000年出版。
[14]曹汝霖(1877—1966)上海人,字潤田。早年留學日本東京早稻田專門學校、私立東京法學院攻讀法律。1902年返國,任商部行走,兼任京師大學堂附設之進士館法律助教。清末出任外務部左侍郎。辛亥革命以后,任袁世凱秘書。不久即離開袁府在北京執律師業,一時為社會所重。據說曹是一個頭腦靈活,辦事干練而善于沽名釣譽的人,其中一個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有一次,上海有兩個富家女婆,被控告強奸了一個男性少年,而且這個少年在兩個女人實施強奸過程中,因心力交瘁而猝死于女人的大腿之上。法院接案后,以“強奸罪”把兩個女人關進了監獄。曹聞訊,認為法院判決不當,遂自愿前往搭救兩富婆。他以名律師的身份和才學與法官辯論,認為鑒于女人在生理上的局限性,只有男人強奸女人,不可能反過來女人強奸男人,就像天上下雨落到地下,而地下的噴泉再高也達不到天宮一樣。即使兩個女人用其他輔助技術與這少年發生了性關系,法律上也沒有明文規定女方是在實施“犯罪活動”,因而兩個女人無罪。法院最后采納了曹的辯護,兩個女人走出監獄,與曹熱乎起來。新聞界借機添油加醋地渲染,說曹借機又讓兩個富婆為他心甘情愿地劈腿云云,曹在社會各界一下爆得了大名。(事見《新編刀筆菁華》襟霞閣主編1924年上海出版。轉引《五四運動史》,周策縱著,岳麓書社1999年出版)
1913年8月,曹出任袁世凱政府外交次長。1915年和陸徵祥一起奉袁命同日本談判,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1916年后任北洋軍閥政府交通總長、財政總長,趁機賣國求榮,大發國難之財。據1919年5月16日中美通訊社報導,曹侵吞占有的各項財產總數在2000萬元以上,按當時的比價,其數目已超過了清朝巨貪和坤之數。1919年五四運動中,北京學生一致要求懲辦親日派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陸宗輿等三人。6月10日北京政府被迫下令將曹等三人免職。抗日戰爭時期,曹汝霖曾任偽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1949年逃往臺灣,后至日本、美國。死于底特律。
曹汝霖生前在《一生之回憶》中對五四有如下評價:“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來,于己于人,亦有好處。雖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犧牲了我們三人,卻喚起了多數人的愛國心,總算得到代價。又聞與此事有關之青年,因此機緣,出國留學,為國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脫離政界,得以侍奉老親,還我初服。所惜者,此事變化,以愛國始,而以禍國終,蓋學潮起始,由于學子不明事實真相,誤聽浮言,激于愛國心,以致有越軌行動,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長蔡孑民先生,發表談話,勸學生適可而止,學潮似已平息;然反對者以尚未達到目的,又鼓動街頭演說,加以背后有組織,有援助,遂擴大范圍,游說至上海等處。迨至我們三人下臺,錢閣引咎,蔡校長亦辭職南下,反對者已如愿以償矣。”(《一生之回憶》,曹汝霖著,香港春秋雜志社1966年初版。)
[15]《蔡元培時代的北京大學與五四運動》,羅家倫口述,馬星野記錄,載臺灣《傳記文學》,第54卷,第5期,1978年5月。
[16]蔣夢麟《憶孟真》,載臺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0日。
[17、18]《五四運動史》,[美]周策縱著,岳麓書社1999年出版
[19]1919年4月30日,胡適終生服膺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實用主義哲學大師杜威抵上海,開始在中國講學活動。此時適值“五四運動”爆發,在南方講學的杜威聞聽各種傳言,對北京高校學生的做法頗不以為然,他曾寫信給家中的女兒,把北大等高校學生游行與痛打曹汝霖等行為,看做是一般大學校園中男生們的相互斗毆,是無聊之舉。但當他于6月5日抵達北京后,親眼看到了“五四運動”掀起了新一輪高潮的蓬勃氣象,在一個月內,軍警已拘捕學生近千人,并把北京大學校舍作為臨時監獄關押被捕學生。盡管如此,學生們與政府較量的斗志不減,愛國熱情已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關注與參與。此舉令杜威大受感動,并完全改變了以前的看法,對學生們的行動給予了高度肯定與贊譽。6月8日夜間,美國駐華使館設宴招待杜威及中外名人、要員三百余人。席間杜威在演講中說道:此次來京,適逢學界學潮擴大之際,本人不能充分講演,起初不免寂寞。但現在深覺中國學生不特能教訓自己,并且能教訓他人,實在可以不必他多講演了云云。(1919年6月9日《晨報》)
在社會各界的巨大壓力下,北京政府將被捕的學生全部釋放,6月10日下令免去曹、章、陸等三個賣國者本兼各職,傾向于改良主義的老頭子杜威心靈受到很大震動,他在較詳細地了解了學潮發生的情況后,于6月20日寫信給家中女兒的信中,再次提出并修正了以前對“五四運動”的看法。信曰:“附帶說一句,我發現我上次把這里的示威游行比作我們一般大學里男生的宿舍打斗,對這里的學生說來有欠公平。整個示威游行是經過了細心的計劃,并且比他們預定的時間還要提早結束,原因是有一個政黨也要游行示威。他們的運動如果在同一個時候,會給誤認作是被政黨利用。他們要以學生身份獨立采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負起一個大清除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人士感到慚愧而來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五四運動史》,周策縱著,岳鹿書社1999年出版)
[20、22]屈萬里《傅孟真先生軼事瑣記》,《傅故校長逝世紀念專刊》,臺灣大學學生會編印,1951年。
[21]張家康《胡適與魯迅》,載《人物》,2003年第8期。
[23]關于傅斯年放洋留學事,胡頌平《胡適之年譜長編初稿》(臺北?聯經,1984)第2932頁寫道:“今天蔣復璁帶來民九、民十兩年的北京政府教育公報”,“編者附記:在附錄里,還有傅斯年當年考取出國的分數是八十二分,第二名。”據臺灣學者王汎森說:“為了這次官費考試,還有一個插曲,即許多考官因為傅斯年是激烈學生而不擬錄取。當時山東省教育廳的科長陳雪南出面力爭,認為成績如此優秀的學生非取不可,終于定案。值得注意的是,此后陳雪南與傅氏保持相當友好關系,1948年,傅在美國,竟被選為立法委員,傅氏不就,也是托陳雪南勸說才接受。”(王汎森《傅斯年對胡適文史觀點的影響》,載《胡適研究》,第二輯,安徽大學胡適研究中心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4]《新潮》,二卷,一期“附錄”,1919年10月30日。
[25]傅氏研究者多云傅斯年在柏林大學頗受朗克的影響,但據臺灣學者杜正勝說,傅斯年一生只提到朗克二、三次(杜氏稱“蘭克”),藏書中亦沒有任何朗克的著作,“向來的通說恐怕不必然多么可靠。我對這個問題尚無絕對把握。”(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載《新學術之路》,臺北,中央研究院印行,1998年)按杜正勝的說法,傅斯年之所以在留學的最后階段決定“弄史學”,是受顧頡剛搞《古史辨》并暴得大名的刺激。傅不愿向顧“稱臣”,遂下決心要跳出“顧氏王國”的陰影,“動手動腳找材料”,以新的科學研究方法“開辟史學的新天地”。傅與顧在廣州籌建史語所的矛盾,與兩人的學術觀念以及傅想跳出顧的陰影的急迫心情不無關系。
[26]毛子水《記陳寅恪先生》,載臺北《傳記文學》,第十七卷,第二期,1970年。
[27]馬亮寬《傅斯年與陳寅恪》,載《傅斯年》,聊城師范學院編,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8]載《談陳寅恪》,俞大維等著,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8年9月再版。
[29]《雜憶趙家》,楊步偉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出版。
[30]朱家驊,字騮先,浙江吳興人,16歲(1908年)赴上海,在通運公司結識了國民黨四大元老之一、蔣介石的拜把子大哥張靜江。是年9月,考取同濟德文醫學校。當時張靜江與國民黨另一位大老戴季陶,以及陳英士等都在上海扯旗造反,大搞恐怖活動,四處抓捕朝廷命官進和斬首。朱家驊積極參與,得到了戴季陶的賞識。同濟大學畢業后,朱家驊在張靜江的資助下,于1914年自費赴德國留學,攻讀地質專業。1917年初回國,任北京大學地質學教授兼德文系主任。1918年,教育部決定每年選派各大學、高等專門學校男女教授若干名赴歐美各國留學,本年選派劉復、朱家驊、鄧萃英、楊萌榆等7人,于8月14日由滬乘船赴美,此舉乃中國教授留學之始。與此同船的有李濟、葉企孫、徐志摩等初出茅廬的留學生若干名。
朱家驊抵美后不久即轉赴瑞士,后再赴德國柏林大學與工科大學深造,1924年獲得地質學博士學位歸國,仍任北大前職。1925年因參加北京學生聲援“五?卅”等愛國運動,又參加國民黨的翠花胡同派(與右派有所區別),遭北洋政府通緝,朱潛入六國飯店匿藏起來。與他先后潛入飯店的,還有北大代理校長蔣夢麟等人。眼望革命形勢陷入低潮,性命堪憂,朱化裝打扮,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秘密潛逃出京,回到原籍隱遁起來,但暗中仍與外界保持密切聯系。數月后,張靜江、戴季陶等在廣東參與國民黨北伐,急需人手,秘密通知朱家驊前去任事。此時蔣介石正以戴季陶為主要幕僚,并視為心腹,而戴也正需要政治上的助手,見朱應邀前來,積極拉拢,并竭力為朱家驊步入仕途鋪路打橋。1926年7月,原孫中山創立的廣東大學正式改名為中山大學,以示對這位民國創建人的紀念。更名后的中山大學被國民黨所操控,并實行校務委員會負責制,在黃埔軍校校校長任上嘗到甜頭的蔣介石,深知辦學的重要,親自任命自己的鐵哥們戴季陶為校務委員會委員長,顧孟馀為副委員長。因戴與顧在國民黨內有更多的要務兼理,難以顧及學校事務,朱家驊借機入主中山大學,出任中大校務委員會副委員長(副校長)兼地質系主任、教授,主持日常校務工作,并奉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之命改組學校,自此正式踏上了“風險與機遇共存”的仕途之路。
[31]朱家驊《憶傅孟真先生》,載《臺大校刊》,第101期,1951年。
[32]關于魯迅與顧頡剛交惡的原因有多種說法,如陳漱渝,根據魯迅與許廣平以及章延謙(川島)的通信內容,認為魯迅不滿顧頡剛,主要是“顧頡剛自稱只佩服胡適、陳源兩人,而胡適在20年代卻多次給封建軍閥出謀獻策,幻想由他們來‘裁軍’‘制憲’、實行‘聯省自治’,甚至反對驅逐廢帝溥儀出宮。陳源則是眾所周知的魯迅論敵。1926年秋,魯迅與顧頡剛先后應聘到廈門大學任教。顧頡剛曾表示不問外事,專一看書,但他推薦了潘家詢、黃堅、陳萬里來廈大,陳萬里又推薦了羅常培、王肇鼎,因而在廈大國文系和國學院形成了一種勢力。他們排斥魯迅,說魯迅是‘名士派’。同年12月,章廷謙來廈大任國學院出版部干事兼圖書館編輯。顧頡剛暗中竭力反對,但事成定局后,他又搶先向章廷謙報告。章抵廈門的當天,他還派人送章一大碗紅燒牛肉和一碗炒菜花”云云。(《倦眼朦朧集》,陳渝漱著,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按另一位名曰孫玉祥者所言:“這種說法有一定道理,但還不能完全解釋魯迅為什么對顧頡剛這么仇恨。因為即使對胡適和陳源,魯迅在論爭時,也沒有違背自己為文原則而對他們進行人身攻擊,更沒有在小說中對他們進行影射。對‘閻王’這么‘寬大’的主兒會對‘佩服’他們的‘小鬼’那么嚴厲?這從道理上講不過去。”(孫玉祥《魯迅為什么刻薄顧頡剛》,載《魯迅世界》2004年1期)
事實上,即使當事人顧頡剛對魯迅如此刻薄甚至刻毒地對自己人身攻擊也有些莫名其妙,百思不解。他在給胡適的信中曾不無感慨地說道:“我真不知前世做了什么孽,到今世來受幾個紹興小人的播弄。”(1927年4月28日《致胡適信》)直到去世,顧頡剛都沒能明白魯迅究竟何以如此。后世有名為胡文輝的研究者,在《鳥頭與紅鼻》一文中,對魯顧交惡的死結作過解釋,文曰:“魯迅與顧頡剛交惡是現代文化界上的一大公案,據說起因是顧頡剛曾誤信陳源之說,以為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著作。魯迅自然耿耿于懷,從此就‘盯’上了顧頡剛”云云。(胡文輝《最是文人》,安徽文藝出版社2000年出版。)
若按胡文所言,就不免牽涉兩個懸案:一是魯迅是否抄襲了鹽谷溫的作品;二是顧頡剛誤信了陳源之說,為何魯迅罵陳源遠沒有罵顧氏刻毒,且從沒有對陳源進行人身攻擊?
第一個懸案,學術界已有公論。1935年年末夜半,魯迅在他的《且介亭雜文?二集》后記中曾提到過此案,魯迅道:“在《中國小說史略》日譯本的序文里,我聲明了我的高興,但還有一種原因卻未曾說出,是經十年之久,我竟報復了我個人的私仇。當一九二六年,陳源即西瀅教授,曾在北京公開對于我的人身攻擊,說我的一部著作,是竊取鹽谷溫教授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的;《閑話》里的所謂‘整大本的剽竊’,指的也是我。現在鹽谷教授的書早有中譯,我的也有了日譯,兩國的讀者,有目共見,有誰指出我的‘剽竊’來呢?嗚呼,‘男盜女娼’,是人間大可恥事,我負了十年‘剽竊’的惡名,現在總算可以卸下,并且將‘謊狗’的旗子,回敬自稱‘正人君子’的陳源教授,倘他無法洗刷,就只好插著生活,一直帶進墳墓里去了。”
1936年魯迅去世不久,一個叫蘇雪林的妖艷加自戀的女人跳將出來,高舉“倒魯”大旗,于這年11月公然“鞭尸”,該妖女在致蔡元培、胡適的信中,以一種近似變態的心理,對魯迅進行了激烈攻擊、謾罵。蘇氏謂“新文化產業,被左派巧取豪奪”,“今日之域中,已成為‘普羅文化’之天下”,“魯迅死后,左派利用之為偶像,極力宣傳,準備將這個左翼巨頭的印象,深深打入青年腦筋,刺激國人對共產主義之注意,以為醞釀反動勢力之地”。蘇氏促使胡適站出來做所謂“取締‘魯迅宗教’”的工作,并在信中罵魯迅為“假左派”、“文筆尖酸刻薄,無以倫比”、“含血噴人,無所不用其極”,是“一個刻毒殘酷的刀筆吏,陰險無比,人格卑污又無恥的小人”等等。(《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下同)
曾被魯迅罵為“焦大”的胡適接讀書信后對蘇氏回答說:“我很同情于你的憤慨,但我以為不必攻擊其私人行為,魯迅狺狺攻擊我們,其實何損于我們一絲一毫?他已死了,我們盡可以撇開一切小節不談,專討論他的思想究竟有些什么,究竟經過幾度變遷,究竟他信仰的是什么,否定的是些什么,有些什么是有價值的,有些什么是無價值的。如此批評,一定可以發生效果。”
這里,胡適顯然沒有把魯迅當做盟友而是當做對立面看待的,但仍抱了極大的同情與尊重。如果說胡對魯有何不恭之處,也只是“狺狺”一詞。但接下來,胡適對蘇氏粗暴卑劣的“鞭尸”惡行給予了嚴厲的批評,胡說:“至于書中所云‘誠玷辱士林之衣冠敗類,廿五史儒林傳所無之奸惡小人’一類字句,未免太動火氣(下半句尤不成話),此是舊文字的惡腔調,我們應該深戒。”又說:“凡論一人,總須持平。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魯迅自有他的長處。如他的早年文學作品,如他的小說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個小人張鳳舉之言,說魯迅小說史是抄襲鹽谷溫的,就使魯迅終生不忘此仇恨!現今鹽谷溫的文學史已由孫俍工譯出了,其書是未見我和魯迅之小說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據部份淺陋可笑。說魯迅抄鹽谷溫,真是萬分的冤枉。鹽谷一案,我們應該為魯迅洗刷明白。”
一生與魯迅見過兩次面,并對魯迅的作品極端崇拜愛戀的女人蘇雪林(蘇原籍安徽太平縣人,曾任武漢大學教授,1952年赴臺)。為什么后來對魯迅如此憤恨,居然做出了“鞭尸”的瘋狂之舉?有研究者認為這是蘇氏摻雜進了“愛而不可得的”怨恨。(房向東《魯迅:最受誣蔑的人》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出版,下同)據說,大陸魯迅研究者陳漱渝到臺灣訪問時,曾專門和蘇雪林有過一場對話,并問蘇為何對魯迅如此激烈地攻擊。蘇答曰:“有人說,我之所以攻擊魯迅,是因為我對魯迅單相思,愛而不得轉為恨。這是沒有根據的。”當時陳并未提問蘇是否愛過魯迅,是否因愛而不得而轉怨恨,蘇氏突然神經質地說出此話,是在表白什么,還是在透露什么信息?陳漱渝沒弄明白,其他人似乎也不甚清楚。當年落到魯迅頭上的“鹽谷一案”總算洗刷明白了,蘇雪林之對魯迅的愛恨情仇,仍有待研究者深入狹窄的歷史隧道探一個水落石出——這是題外話。
那么,到底魯迅為何對顧頡剛如此痛恨呢?
按照研究者孫玉祥的最新發現,認為在“鹽谷一案”中,此前普遍流傳的“顧頡剛誤認陳源之說”是一種誤導,從陳、顧二人的知識背景上說不過去。按孫的說法:陳源乃留英博士,對國學或東洋(日本)學問不太在行,因而不太可能知道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與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有何關系,進而“造謠”說“抄襲”。而專弄國學的顧頡剛顯然比陳內行也更有資格。其次,如果是“顧頡剛誤信陳源之說”,魯迅罵陳源當比罵顧頡剛更厲害,可事實并不如此。于是,孫玉祥認為:魯迅恨顧頡剛比恨陳源厲害,是因為謠言的制造者比謠言的傳播者更可恨。說魯迅的名著《中國小說史略》“抄襲”了日本人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的傳播者雖然是陳源,可制造者卻是顧頡剛。即不是“顧頡剛誤信陳源之說”而是“陳源誤信了顧頡剛之說”。按孫氏的推理,這一結論除了邏輯的合理性外,還有一個直接證據,這便是顧頡剛之女顧潮撰寫的傳記文學《歷劫終教志不灰——我的父親顧頡剛》(華東師大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書。書中寫道:“其實父親與魯迅的交往并不多,但為什么會成為魯迅筆下的陰謀家、不共戴天的仇敵?”顧潮的解釋是:由于法日派與英美派“海龜”們的相互撕咬糾纏,使并未出國放洋的本土學者顧頡剛夾在中間頗有“兩姑之間難為婦”之感。隨著兩派激烈交鋒斗法,顧最終倒向了胡適陣營,成為魯迅筆下的“胡適之先生之門人們”。魯迅與陳源因“女師大風潮”結怨后,顧又以“鹽谷一案”卷了進來。顧潮說:“魯迅作《中國小說史略》,以日本鹽谷溫《支那文學概論講話》為參考書,有的內容是根據此書大意所作,然而并未加以注明。當時有人認為此種做法有抄襲之嫌,父親亦持此觀點,并與陳源談及,1926年初陳氏便在報刊上將此事公布出去。隨后魯迅于2月1日作《不是信》,說道:‘鹽谷氏的書,確是我的參考書之一,我的《小說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據它的,還有論《紅樓夢》的幾點和一張‘賈氏系圖’,也是根據它的,但不過是大意,次序和意見就很不同。’為了這一件事,魯迅自然與父親結了怨。”
正是根據顧潮這段記載,孫玉祥得出了如下的結論:“出面傳播謠言的雖然是陳源,而制造者卻是顧頡剛。這樣,我們就明白為什么魯迅對顧頡剛如此憤恨,以至于不惜在信件和小說中對其進行‘人身攻擊’的原因了:其一,對于一個學者來說,被別人判為抄襲者幾乎就意味著他學術生命的完結。所以,魯迅對造謠的顧頡剛深惡痛絕而對其酒糟鼻子進行沒完沒了的攻擊,對傳播這個謠言的陳源也謂之‘謊狗’!其二,魯迅所以特別恨顧頡剛,還因為他是一個‘陰謀家’:自己造謠不公開,卻叫陳源在報上唧唧喳喳。這特別讓人感到憤恨(因為他造謠)而無奈(因為他沒公開)。”(孫玉祥《魯迅為什么刻薄顧頡剛》)
孫氏之推理可謂獨辟蹊徑,異軍突起,令人耳目一新。但細加琢磨,似仍有不能服人之處。其一,孫氏引用的唯一直接證據是顧潮所言,而從顧潮所寫的這段文字中,看不出引用諸如顧頡剛《自傳》、日記,或其它相關的證據材料,只是她自己的一說。顯然,作為1946年出生的顧潮是不會比當時人對“鹽谷一案”知道得更多、更準確的。這就出現了第二個問題,即1936年胡適在致蘇雪林的信中,明確有“通伯先生當日誤信一小人張鳳舉之言……就使魯迅終生不忘此仇恨!”之語,這就是說,此事與顧頡剛無涉,事情壞在“小人張鳳舉”之手。面對這份頗有說服力的證據,深感繞不過去的孫玉祥作了如此辯解:“胡適這樣說還是為了替陳源洗刷,也掩護了顧頡剛(那‘小人’不是顧頡剛,而是張鳳舉)。可謂用心良苦。可惜,顧頡剛的后人并不領情,還是白紙黑字地將這個‘功勞’算在了自己父親頭上。胡適若在地下有知,恐怕真會啼笑皆非。”
顧頡剛的后人“不領情”固然是自己的失誤或有其他方面的考慮,但非要說胡氏列舉了“小人張鳳舉”就是為了掩護顧頡剛,在邏輯上可以講得通,在證據上仍難令人信服。如果說他為掩護顧頡剛而不弄別人,卻偏憑空造出一個“小人張鳳舉”做靶子,恐怕胡適地下有知,也一定會“啼笑皆非”的吧。
[33]1911年,傅斯年與顧頡剛同時考入北京大學預科,并同住北河沿譯學館舊址工字樓,二人始相識。這一年傅17歲,顧20歲。1916年,二人均入北大本科,傅入國文門,顧入哲學門。次年秋,二人同居北大西齋丙字十二號宿舍,“靜心研究他的哲學和古史,對人非常謙恭”的顧頡剛,開始與“大氣磅礴”、“高談文學革命和新文化運動”(羅家倫《元氣淋淳的傅孟真》)的傅斯年成為好友。1917年9月,由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成歸來年僅27歲的胡適受蔡元培之聘,出任北京大學哲學門教授,主講西洋哲學史、英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三門課程。作為放洋七年,又是哲學大師杜威高足的胡適,講授洋學問自是得心應手,但講授中國學問就有些不同了。按北大傳統,中國哲學史這門課,皆由年長的、國學深厚的名教授担任。在胡適登臺之前,此門課程由號稱“兩足書柜”的陳漢章主講。
據說陳氏在臺上引經據典,夸夸其談,天上地下,云山霧罩地大談伏羲、黃帝、神農、堯、舜、禹等等史影里的人物與故事,兩年下來,才講到商朝的《洪范》。胡適接課后,不管以前的課業,重新編寫講義,以一種懷疑的眼光來看待中國遠古歷史和古代哲學家的遺著。他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中,采用“截斷眾流”的方法,摒棄遠古“一半神話,一半正史”的記載,在開篇“中國哲學的結胎時代”一章中,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材料,拋開唐、虞、夏、商,直接從西周行將覆滅的最后一個階段,也就是周宣王之后講起。如此一改,原來號稱五千年歷史被截去了一半,聽講者大為驚駭。當時在哲學門就讀的顧頡剛回憶說:“這一改,把我們一般人充滿著‘三皇’、‘五帝’的腦筋驟然作一個重大的打擊,駭得一堂中舌撟而不能下。”(《我是怎樣編<古史辨>的》,載《顧頡剛古史論文集》中華書局1996年版。以下引文同)遭受了重大打擊的學生們并沒有就此服膺或向胡適投降,他們認為這是大逆不道的“胡說”,于是有幾個激烈分子開始鼓動鬧事,琢磨如何把這位“胡說”的年輕教授趕走。顧頡剛有些與眾不同,“覺得他講的雖是哲學,不啻講的史學,更不啻講的是治史學的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這個話是顧頡剛在幾年之后說的,就當時的情形而言,恐怕他還不知所謂的“實驗主義”為何物,只是后來胡適暴得大名,評論家們開始評頭論足并與胡的洋老師對號入座之時,顧才曉得大洋彼岸有個叫杜威的哲學大師弄了一套號稱“實驗主義”的學說。
正在激烈學生分子要鬧事倒胡的關鍵時刻,顧頡剛想起了在學生中頗有領袖威望的同舍好友傅斯年,并勸雖不是哲學系的傅“何妨去聽一聽呢?”傅接受了他的建議,于是專門聽了胡適的幾堂課。據說傅在課堂上曾幾次以請教為名向胡問難,最后把胡適弄得汗都下來了,絕頂聰明的胡適畢竟不是等閑之輩,一路過關斬將,突出重圍算是渡過了難關。自此之后,傅斯年同顧頡剛一樣,對胡適的治學路數與學術思想從認可漸漸變為傾慕佩服。傅斯年不惜背叛他的指導老師黃侃要傳章太炎的道統給他的資格,毅然決然地轉向胡適,正如顧頡剛所說:“料想不到我竟把傅斯年引進了胡適的路子上去,后來竟辦起《新潮》來,成為《新青年》的得力助手。”
作為年輕的胡適而言,他在北大講壇上站穩腳跟并長吁一口氣的同時,對臺下這批學生也有了更深的了解和認識,在他看來,這批學生盡管“年輕但是卻相當成熟,而對傳統學術又頗有訓練”,有“幾個學生的學問比我強”,其中就包括“傅斯年、顧頡剛、羅家倫等人。”(《胡適口述自傳》,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許多年后,胡適曾深情地回憶說:“那時北大中國哲學系的學生都感覺一個新的留學生叫做胡適之的,居然大膽的想紋斷中國的哲學史;因為原來講哲學史的先生們,講了兩年才講到商朝,而胡適之一來就把商朝以前的割斷,從西周晚年東周說起。這一班學生們都說這是思想造反;這樣的人怎么配來講授呢?那時候,孟真在學校中已經是一個力量。那些學生們就請他去聽聽我的課,看看是不是應該趕走。他聽了幾天以后,就告訴同學們說:‘這個人書雖然讀得不多,但他走的這一條路是對的。你們不能鬧。’我這個二十幾歲的留學生,在北京大學教書,面對著一般思想成熟的學生,沒有引起風波;過了十幾年以后,才曉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護人。”(《胡適作品集》,二十五卷,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
又,原《中央日報》主筆程滄波說:“論到五四時代的人物,陳獨秀、胡適之與傅孟真,見解智慧,陳、傅都超過了胡,可是胡對他們有相當的化導作用,這因在當時,胡的基本西洋學識比他們兩人深入,孟真對胡,生平執禮甚恭。但他們不是師弟,世間所說傅是胡的大弟子,這是錯誤的,如果論思想見解,若說傅是弟子,那是青出于藍了。”(程滄波《記孟真》載《諤諤之士》,王富仁石興澤編,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出版。)或許,正是有了這諸多的風云際會和“同”與“不同”,才聚成了胡適與傅斯年、顧頡剛等師生的交往與友誼。
[33、37]《顧頡剛日記》,第二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7年出版。分見1927年3月1日、1931年6月12日條。
[35]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載《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
[36]《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云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2013-08-21 08: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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