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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第三章通往歷史隧道的深處 四巨頭聚會
《南渡北歸》第三章通往歷史隧道的深處 四巨頭聚會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三章通往歷史隧道的深處

◎四巨頭聚會

此時清華研究院五位導師中的王國維已跳湖自盡,梁啟超的生命之燈即將熄滅,趙元任正張羅著出國講學,李濟的心思仍放在田野發掘和器物整理研究上,陳寅恪獨木難撐,研究院已成風雨飄搖、大廈將傾之勢。傅斯年趁此機會,憑著自己非凡的人脈關系,迅速向陳寅恪、趙元任“二大”伸出了橄欖枝,對方很快作出回應,表示愿意接受傅的聘請,分別出任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下設的歷史組和語言組主任。
待搞定“二大”之后,像清華研究院成立之初,胡適沒敢忽視王國維、梁啟超這兩座文化昆侖的存在一樣,心中竊喜的傅斯年,同樣沒敢忽視另一位講師銜的導師李濟的存在。盡管傅、李二人同庚,都是盛極一時的“海龜”,但李濟畢竟是“代表先進文化前進方向”的世界上最偉大的“帝國”——美利堅合眾國哈佛大學的博士,且歸國后開創了田野考古發掘的先河,聲名日隆,為全國學界所矚目。鑒于這種現實的存在,繼陳寅恪、趙元任之后,傅斯年以極大的熱情與真誠準備邀請李濟加盟這一新生陣營。恰在此時,兩位學界巨子在1928年那個初冬里,于中山大學不期而遇了。
傅斯年告訴李濟,在此之前,他在中大辦了一個語言歷史研究所,現在要在中央研究院辦一個歷史語言研究所,名稱倒過來了。原來聘請的基本都是本土學者,現在全部或大部分要改為“海龜”,且以歐美派為主,目前已聘請了陳寅恪與趙元任,希望李濟能加盟入伙,出任史語所第三組——考古組主任。
李濟聽罷,很是高興,因為從事新式的專職田野考古一直是他的夢想與追求,現在有這樣一個實現夢想的地方,當然是件令人愉快的事。這種愉快,還有另外一個重要原因,正如李濟所言:“我感覺陳寅恪和趙元任先生都已答應他參加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分別主持歷史組和語言組,現在要我來主持考古組,地位和他們平等,而我的年紀比較輕,這使我感覺到很大的榮幸。在學術上,傅先生可以說是給我一個很好的待遇。”[1]從這幾句簡短話語透出的信息推斷,是否李濟此前已感到自己在清華沒有被列入“四大”的尷尬,而為這次與陳、趙二人同時被列為“三大”而慶幸?但無論作何考慮,李濟的心是被說動了,他決定辭去清華和弗利爾藝術館的職位,加盟史語所并集中全力主持考古組工作。自此,清華研究院殘存的三位導師盡數歸入傅斯年舉起的大旗之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也順利完成了由本土學者向歐美派“海龜”的成功轉型。
——這一年,傅斯年33歲,李濟33歲,趙元任37歲,陳寅恪38歲。
對于這一決定史語所未來發展方向和命運的劃時代成果,傅斯年大為高興并有點沾沾自喜,他極力挽留李濟在中大多住幾日,與自己好好聊聊日后的事業。興之所至,傅斯年找出陳寅恪寫給他的詩文,略帶炫耀之意地讓李濟觀賞,也暗含堅定對方信念之玄機。陳氏墨跡作于1927年7月6日,詩曰:
不傷春去不論文,北海南溟對夕曛。
正始遺音真絕響,元和新腳未成軍。
今生事業余田舍,天下英雄獨使君。
解識玉 緘札意,梅花亭畔吊朝云。[2]
陳詩是由北京寄往廣州傅斯年的,文中所謂“北海南溟”當指陳寅恪視傅為可以共同唱和呼應的知己。“正始遺音”則指此前投昆明湖自盡的王國維。“元和新腳”可解釋為包括陳氏自己在內的青壯學者。全詩為后世學者爭議最大者乃“天下英雄”一句。按美籍華裔學者余英時的說法,此句應看做陳氏“其立場與傅有別”。[3]臺灣學者杜正勝認為余說有誤,其理正好相反,陳與傅的立場不但未“有別”,且互為欣賞,大有“唯使君與操耳”之意。按杜氏的詮釋,詩中“未成軍”者,不一定就指傅斯年正在籌辦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應涵蓋更廣博的深意。當時無論是中山大學的語言歷史研究所轉變為中研院史語所,還是中山大學本土派學者被歐美派“海龜”所取而代之,甚或包括盛極一時的清華研究院,只有陳、趙、李等不足40歲的幾個“元和新腳”予以掌舵,而支撐整個中國新學術陣營的“宏大架構”尚未成軍,還需加以組織訓練。——這或許是陳寅恪詩的本意。
李濟到中山大學之時,離陳寅恪作此詩又過了近一年半的時光,也是傅斯年單獨拉起桿子,積極招兵買馬,擴編隊伍,欲使“元和新腳”成為一股強大生力軍的關鍵時刻。因而李濟的態度令傅斯年神情亢奮,肥胖的身體血壓上升已屬必然。
李濟走后,傅斯年感覺底氣倍增,史語所可以與清華或清華之外的任何一家院校、學術機關恃強斗勇、叫板甚至開打了。于是,他在給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等幾位清華名流大腕的信中,以賣弄加顯擺的姿態表露道:“現在寅恪、元任兩兄,及李濟之,我們的研究所均不免與之發生關系。這不是我們要與清華斗富,也不是要與清華決賽,雖不量力,亦不至此!亦不是要扯(拆)清華的臺,有諸公在,義士如我,何至如此!乃是思欲狼狽為善(狼狽分工合作本至善),各得其所。”
緊接著,傅斯年以沾沾自喜外加幾分自負的心情,向三人剖析了史語所與清華的優劣:
清華到底是個學校,此則是一純粹研究機關。
清華到底在一處(北平),此則無所不在。
清華各種關系太多,此則究竟是個小小自己的園地。
所以在清華不便派人長期在外時,可由我們任之。……清華有感覺不便者,我們成之,如此而已![4]
早在史語所成立之初,傅斯年就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籌備處的名義撰寫了《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明確提出:“歷史學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帶點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倫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文中,傅斯年以其淵博的學識和天才的構想,概括地提出了歷史學與語言學研究的三個標準:
(一)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凡間接的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創造之系統,而不繁豐細密的參照所包含的事實,便退步。
(二)凡一種學問能擴張他所研究的材料便進步,不能的便退步。
(三)凡一種學問能擴充他作研究時應用工具的,則進步,不能的,則退步。實驗學家之相競如斗寶一般,不得其器,不成其事,語言學和歷史學亦復如此。
在三條標準中,傅氏特別強調:“一分材料出一分貨,十分材料出十分貨,沒有材料便不出貨。”“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最后,傅斯年以他慣有的“大炮”性格振臂高呼:
一、把些傳統的或自造的“仁義禮智”和其它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氣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在中國![5]
同陳寅恪一樣,作為學術“大鱷”的傅斯年,盡管游學歐洲七年,卻是為學問而學問,沒有弄到一頂碩士或博士帽子,但憑其出眾的學識與大氣磅礴的組織能力,受到學術界普遍的欽佩與尊重,李濟在后來的回憶中說道:“以歷史語言研究所為大本營在中國建筑‘科學的東方學正統’,這一號召是具有高度的鼓舞性的,舉起這面大旗領首向前進的第一人,是年富力強的傅斯年。那時他的年齡恰過三十不久,意氣豐盛,精神飽滿,渾身都是活力;不但具有雄厚的國學根柢,對于歐洲近代發展的歷史學、語言學、心理學、哲學以及科學都有徹底的認識。他是這一運動理想的領導人,他喚醒了中國學者最高的民族意識,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聚集了不少運用現代學術工具的中年及少年學者。”[6]
對這一輝煌的科學發展前景,極富理性與科學眼界的李濟沒有因為傅斯年的大呼小叫而陶醉,反而為之担心并提出警告:“口號是喊響了,熱忱是鼓起來了,如何實行?若是這進一步的問題不能圓滿解決,口號將止于口號,熱忱終要消散的。”[7]
傅斯年畢竟非等閑之輩,亦不愧是胡適盛贊的“人間最稀有的一個天才”,[8]他同樣意識到了這一點,因而在處理各項事務時,較之中山大學時代更加謹慎、務實和富有遠見。經過一年的籌備經驗及各方面的反復磨合,到1929年6月,在傅斯年主持的所務會議上,正式決定把全所的工作范圍由原來預設的九個組,壓縮為歷史、語言、考古三個組,通稱一組、二組、三組。主持各組工作的分別是陳寅恪、趙元任、李濟“三大主任”。后又增設第四組——人類學組,由留美的“海龜”吳定良博士主持工作。這一體制,直到史語所遷往臺灣都未變更(南按:其中有一段時間,人類學組從史語所分出,成立人類體質學研究所籌備處,但終未正式獨立建所)。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就要鳴鑼開張了。當三個組的人員各就各位后,傅斯年以非凡的處事能力與人脈關系,很快為第一組找到了內閣大庫檔案,指定了漢簡與敦煌材料的研究范圍;為第三組劃定了安陽與洛陽的調查。二組的語言調查工作也相應地開展起來。
為了消除李濟担心的“口號將止于口號”這一形式主義的疾痼,富有學術遠見的傅斯年于史語所籌備階段的1928年8月12日,便指派時任中山大學副教授、史語所通信員董作賓,悄悄趕往安陽殷墟,對甲骨出土地進行調查并收集甲骨了。
所謂甲骨文,即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一種古老文字,其作用就像遠古的先民“結繩紀事”一樣,屬于一種“紀錄文字”。當這些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未被識讀之前,只是被當做不值錢的藥材出現在大小藥店。而一旦上面的古文字被確認,天下震驚,中華遠古文明的大門轟然洞開。
據記載,光緒二十五年(1899)秋,時任國子監祭酒,也就是相當于皇家大學校校長的山東煙臺福山人王懿榮得了瘧疾,京城一位老中醫給他開了一劑藥方,里面有一味中藥叫“龍骨”,王氏派家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一家老字號中藥店——達仁堂按方購藥。待把藥買回之后,王懿榮親自打開查看,忽然發現“龍骨”上刻有一種類似篆文的刻痕,憑著自己淵博的學識和金石方面深邃的造詣,他當即意識到這頗像篆文的刻痕,可能是一種年代久遠的古文字,且刻寫的時間要早于自己以往研究古代青銅器皿上的文字。這一意外發現,王氏既驚且喜,于是又派家中跑堂的伙計迅速趕到達仁堂把帶有文字的“龍骨”全部購買回來,加以鑒別研究,同時注意在京城各藥鋪及“龍骨”出現的場所大肆收購。由于王懿榮在天下儒林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其收購、研究甲骨文的舉動在圈內逐漸傳開。不久,消息靈通,頗具生意眼光的山東濰縣古董商范維卿攜帶刻有文字的甲骨12片,進京拜見王懿榮。王氏一見視若珍寶,將此物全部收購下來。此后,又有一位古董商趙執齋見搞這種東西有利可圖,不知從那個地溝里弄了數百片帶字甲骨跑到京城王府售賣,王祭酒悉數認購,并發出信息讓古董商繼續搜尋,多多益善。唯利是圖的古董商聞風而動,采取許多年后侵華日軍“打槍的不要,悄悄地進村”的戰略戰術,四處搜索追尋,在不長的時間里,王氏就收購了有字甲骨約1500片,并作了相關研究。正是得益于這一千載難逢的歷史的機緣,王懿榮不僅作為認定商代文字第一人,確認了甲骨文世之無匹的學術價值,同時開創了甲骨文研究的先河,揭開了中國商代歷史研究的序幕。
繼王懿榮之后,1912年2月,著名古器物與古文字學家羅振玉,按照世間流傳和自己調查的線索,委托他的弟弟羅振常到河南安陽訪求甲骨。羅振常不負所望,在安陽小屯逗留50余日,不僅弄清了甲骨出土地的準確位置,而且搜求甲骨多達1.2萬片,分兩次裝箱通過火車運往北京。羅振玉一見如此豐盛的收獲,大喜過望,遂著手對這批甲骨進行了深入細致的研究。經過一番努力,羅氏從《史記?項羽本紀》“洹水南殷墟上”的記載中得到啟示,認為出土甲骨文的安陽之地,就是歷史記載中商朝的“武乙之都”。再后來,羅振玉又在其所著《〈殷墟書契考釋〉自序》中,確定了小屯為“洹水故墟,舊稱亶甲,今證之卜辭,則是徙于武乙去于帝乙”的晚商武乙、文丁、帝乙三王時的都城。這個考釋,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后,都被學術界認為是一項了不起的具有開創性的重大學術研究成果。
如果說羅振玉通過對甲骨文的釋讀和研究使湮滅日久的殷商的歷史之門露出了一道縫隙,讓學界同仁得以管窺遠古廟堂之間的些許影像,那么,王國維則把這扇封閉了三千余年的殷商王朝的大門徹底撞開了。王氏通過對甲骨文的研究、考訂,使商代先公先王的名號和世系基本上得到了確認,并在整體上建立了殷商歷史的體系。為此,王國維作為“新史學的開山”登上了甲骨學研究的第一座奇峰。所著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和《續考》,為甲骨學研究和發展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從而直接引發了古代史,尤其是殷商史作為可靠信史研究的革命性突破。
正是鑒于已經面世的輝煌的研究成果,傅斯年才決定派34歲的河南南陽人董作賓前往安陽進行調查,為科學的田野考古發掘作準備。意想不到的是,這一舉動遭到了不少老派學者的反對。此時跳水而死的王國維,僵尸不能復活,自然無話可說。但以羅振玉為首的大部分金石學和古器物學家認為,自王懿榮時代始,經過世間近三十年對甲骨文的挖掘、搜集,地下所埋藏的珍品已全部被發現,可謂“寶藏一空矣”,如今“再進一步搜集是徒勞無益的,而且這種企圖也是愚蠢的”。[9]骨血里流淌著梁山好漢精神基因的傅斯年聞聽,不但不吃這一套,反而認為羅振玉等人是愚不可及的,所言純是沒有學術眼光和不懂“概率”這一新興科學理念的謬論。在傅斯年的強力堅持下,正在南陽探親休假的董作賓開始了對殷墟科學發掘具有歷史性決定意義的安陽之行。

2013-08-21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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