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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第三章通往歷史隧道的深處 人類星光閃耀時
《南渡北歸》第三章通往歷史隧道的深處 人類星光閃耀時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人類星光閃耀時

梁思永于1930年夏季在哈佛大學獲碩士學位后歸國,此時梁啟超去世一年余,清華研究院也已解體一年,梁思永舉目四望,物是人非,恍如隔世,其傷感悲痛之情無以言表。正在北平的李濟感念梁氏家族與自己的交誼,主動把梁思永介紹給傅斯年。從此,梁思永正式加入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行列,開始了后半生的考古學術歷程。
梁思永入所不久,著名地質學家丁文江從來華考察的法國傳教士、古生物學家德日進神父處得到線索,說中國東北中東鐵路一線,有人發現黑龍江昂昂溪附近有個新石器時代遺址。這個線索傳到蔡元培與傅斯年耳中,蔡、傅二人立即意識到該遺址在歷史和現實政治中的重要意義,遂產生了派人前往調查的愿望。當時傅斯年正醞釀組織力量撰寫《東北史綱》,其理由正如傅氏所言:“中國之有東北問題數十年矣。歐戰以前,日俄角逐,而我為魚肉。俄國革命以后,在北京成立《中俄協定》,俄事變一面目,而日人之侵暴愈張……日本人近以‘滿蒙在歷史上非支那領土’一種妄說鼓吹當世。此等‘指鹿為馬’之言,本不值一辯,然日人竟以此為其向東北侵略之一理由,則亦不得不辯。”[20]
正在這個節骨眼上,見梁思永學成歸國,蔡元培與傅斯年站在國家、民族立場上,立即決定搶在日本人全面發動侵華戰爭之前,派梁氏前去實地調查、發掘,以地下出土歷史實物來書寫歷史,借此塞住日本人邪妄的嘴巴,消解其為進攻占領中國而瘋狂叫囂的“滿蒙非支那領土”的謊言。
這年9月19日,梁思永打點行裝離平向東北進發,頂著正在黑龍江地區流行的鼠疫,冒著時斷時續的戰火,于28日與助手從容來到偏僻荒涼的昂昂溪五福遺址開始調查、發掘。此時該地天氣已特別寒冷,梁思永到達昂昂溪,巡視第一、二、三、四沙岡,很快發現了古代遺址并與助手攜帶發掘工具進行田野考古發掘。因地勢偏僻,每次往返于鄉村駐地與遺址之間,都必須脫掉鞋襪,褲腳卷到大腿根部,光腳淌著冰涼的積水而過。繼9月30日在第三沙岡發掘一座墓葬后,又在各沙岡開探坑,尋找遺址和墓葬線索,相繼在五福遺址水淀里親自發掘了四處沙岡與一座墓穴,發現了300多件石、骨、陶器。10月3日,因突降大雪,天寒地凍無法開工,發掘工作只好暫停。
梁思永將發掘器物作了初步研究,交與當地政府部分保存,取道熱河回北平,以便沿途考察其他地方的史前遺址。10月21日,梁氏由通遼出發,經過開魯、天山、林東、林西、經棚、赤峰、圍場,抵達熱河,歷時38天,跋涉上千里。其中在天山發現查不干廟遺址,在林西發現林西、雙井與陳家營子等遺址。在赤峰城東北發現赤峰遺址。梁思永于塞外5處新石器時代遺址采集了大量陶片、石器等文物標本,以一個考古學家的眼光,對沿途地理環境作了考察,于11月27日回到北平。
經過對熱河與東北三省發掘材料對比研究,梁思永根據共同出土打制石器及印文陶(至少在熱河)的特點,把西遼河以北之熱河,同松花江以北之東三省劃為一區;遼河流域(廣義的)為一區(其特點是盛出磨制石器),進行了條理清晰的文化區系劃分。隨著對黑、熱二地史前文化材料鑒別、比較和認識,初步得出了“昂昂溪的新石器文化不過是蒙古熱河的新石器文化的東支而已”的結論。
一年之后,即1932年10月,梁思永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四本第一分冊,發表了長達44頁近7萬字,外加插圖、寫生達36版的大型考古發掘報告《昂昂溪史前遺址》。從此,松嫩平原嫩江中下游沿岸廣泛分布的以細小壓琢石器為主的原始文化類型,被稱作“昂昂溪文化”,并在中國和世界古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梁思永此次科學考古發掘和研究報告的問世,為嫩江流域古代文化的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和科學依據。特別在石器研究中,對在熱河特別是查不干廟和林西、赤峰等一帶采集到的細石器(當時稱為幺石器)、石核制器、陶片等概念和分類標準,進行了創新性的時代劃分,為后來的研究樹立了科學典范。與此同時,由傅斯年撰寫的《東北史綱》第一卷于1932年11月在北平出版,以大量的事實所列四項理由否定了日本人妄倡邪說者的鬼話。而《史綱》的第一條就是“近年來考古學者人類學者在中國北部及東北之努力,已證明史前時代中國北部與中國東北在人種上及文化上是一事。”從而擴展為“人種的,歷史的,地理的,皆足說明東北在遠古即是中國之一體。”[21]由此事實依據,駁斥了日本人“滿蒙在歷史上非中國領土”理論,并利用“民族學、語言學的眼光和舊籍的史地知識,來證明東北原本是我們中國的郡縣;我們的文化種族和這一塊地方有著不可分離的關系。”[22]發出了“東北在歷史上永遠與日本找不出關系也。史學家如不能名白以黑,指鹿為馬,則亦不能謂東北在歷史上不是中國矣”[23]的大海潮聲。傅斯年這個聲音與梁思永的發掘報告相為呼應,給日本“指鹿為馬”者當頭一棒,為國人大出了一口志氣,日本小鬼不得不在事實面前縮頭貓腦,改轍易張,另外編造侵吞中國的謊言了。
李濟主持的殷墟第四次發掘工作開始后,在北平休整的梁思永接到指令,告別新婚剛剛三個月的愛妻李福曼,意氣風發地來到了安陽。
此前,殷墟附近有許多滿布陶片的遺址,只因不出甲骨文而不被重視,當李濟主持第四次發掘時,感到有發掘附近這些遺址的必要。于是決定在殷墟遺址的東南部,靠近平漢路一個明顯鼓出地面、名叫后崗的地方進行發掘,并把該區劃為第五區,發掘工作由剛剛加盟而來的梁思永獨立主持。
由于梁思永是當時中國學術界唯一一位真正受過考古學訓練的獨特“海龜”,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無論是思維方式還是技術技能,都比其它“海龜”和“土包子”學者更勝一籌,即是李濟亦不能與之匹敵。在發掘中,梁思永帶領吳金鼎、劉燿、尹煥章等幾名年輕學者,采用了西方最先進的科學考古方法,依照后崗遺址不同文化堆積的不同土質、土色、包含物來劃分文化層,成功地區別出不同時代的古文化堆積,以超凡卓絕的曠代才識,發現彩陶——黑陶——殷墟文化三者之間以一定的順序疊壓著。這一奇特的現象引起了梁思永高度警覺,他以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獨特的學術眼光意識到:既然彩陶文化代表著安特生所發現的仰韶文化,那么黑陶文化是否代表著城子崖的龍山文化?如果假設成立,則意味著龍山文化不僅局限于城子崖一地,所涉及范圍應更為廣闊,并代表著一種普遍的史前文化。這一極富科學眼光的洞見,無疑找到了解開中國史前文化之謎的一把鑰匙。面對史語所同仁“天天夢想而實在意想不到的發現”,[24]李濟等考古學者感到城子崖遺址是獲取這把鑰匙的關鍵所在,實有再度發掘、以詳察內容及充實材料的必要。于是,傅斯年決定暫緩編印殷墟發掘報告,派梁思永率一部分考古人員赴城子崖遺址再度展開發掘,以驗證此地黑陶與安陽殷墟所出黑陶是否為同一種文化。
1931年秋,梁思永率領吳金鼎、王湘等人由安陽轉赴山東城子崖,開始繼李濟之后第二次發掘。發掘的結果再次證明,殷墟與城子崖兩地的黑陶文化基本相同,這一文化范式,證明了梁思永此前天才式推斷的正確。——正是由于這次意義非凡的發掘,以鮮明亮麗的事實證據,糾正了瑞典學者安特生將仰韶與龍山兩種文化混在一起,并輕率地得出“粗陶器要比著色陶器早”的錯誤結論,[25]進而推動了殷墟發掘中“地層學”這一先進考古技術方法的運用,使當時與后世學者認識到必須將殷墟文化與其他文化進行比較分析的重要原則,從而為中國考古學發展的科學化和規范化樹起了一座里程碑式的坐標。
城子崖發掘結束后,梁思永又率隊返回安陽。在以后的幾次發掘中,于殷墟西部的同樂寨發現了純粹的黑陶文化遺址。這個發現使梁思永堅信在后崗關于仰韶文化——龍山文化——商(小屯)文化三疊層按存在先后時間劃分的科學依據。這一偉大發現,“證明殷商文化就建筑在城子崖式的黑陶文化之上”。[26]梁思永對后崗三疊層的劃分,成功地構筑了中國古文明發展史的基本框架,使中國考古學與古史研究產生了劃時代的飛躍。自此,干涸的歷史長河沿著時間的脈絡重新開始流淌,梁思永也由于這劃時代的發現一舉成名,奠定了中國考古學史一代大師的地位——這一光輝成就,正應了其父梁啟超當年的愿望。只是命運多蹇的梁任公早已身赴黃泉,無法與之舉杯同慶了。
1932年春,在李濟主持的第六次殷墟發掘中,發現了殷墟宮殿基址,這一發現無疑較單純地發現甲骨更具有科學考古價值和意義。
從1932年秋到1934年春,由董作賓、郭寶鈞、李光宇、劉燿、石璋如為主力隊員的考古學者,在殷墟進行了第七、八、九次連續性發掘,并把目光由小屯轉移到后崗和洹河北岸的侯家莊南地、南臺等處,發現了夢寐以求的王陵區,而商代王陵之所在,此前從未見諸史籍記載。
1934年秋與1935年秋,由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十一、十二次殷墟發掘,對已發現的王陵跡象緊追不舍,繼續擴大戰果。此時,史語所考古組主力幾乎全部調到這一推進歷史知識最前線的發掘行列中來,發掘專業人員達到了整個殷墟發掘的鼎盛時期,除總指揮梁思永外,另有石璋如、劉燿、祁延霈、胡福林(厚宣)、尹煥章、李光宇、王湘、李景聃、高去尋(曉梅)、潘愨等考古組“十大金剛”(南按:又稱“十兄弟”),另有臨時工作人員與實習生馬元材、夏鼐(作銘)、王建勛、董培憲、李春巖、孫文青,外加史語所元老級人物傅斯年、李濟、董作賓。傅、李、董三人是作為視察的高級人員由南京來到安陽,穿梭于考古發掘現場,協助梁思永處理各種棘手問題與事務的。其間,黃文弼等監察人員參加了第十二次發掘工作,而法國漢學家伯希和與中國學者徐中舒、滕固、王獻唐,清華大學的聞一多攜燕京大學的陳夢家,以及河南大學師生相繼前往工地參觀。
一時間,在幾十平方公里的殷墟發掘工地上,大師云集,將星閃耀,氣勢如虹。胸有成竹的梁思永充分表現出一個戰略家的宏大氣魄,規劃周密,指揮若定,每天用工達到550人以上,如果連研究人員和參觀的學者計算在內,最多時達到近600人的數字。據參加發掘的石璋如回憶:西北岡的發掘,有五個最多,即:參加的工作人員最多;用工人最多;用錢最多;占地最多;收獲最多。其中“單就工資一項來說,每人每天工資四角,五天發一次,每人二元,五百人,五天便要發大洋一千元。本次工作102天,除了星期天、下雨天停工,實際的天數約85天,要發十七次工資,即一萬七千元。這個數字在現在聽起來,簡直不算回事,可是在當時聽起來,真是駭人聽聞。一萬七千元,那還了得!”此次發掘的收獲,除了甲骨文之外,僅從后來參加教育部第二次全國美展展品目錄總說明來看,“其中十之九出自安陽城西北十二里之侯家莊西北岡,十之一出自城西七里之小屯村北地。侯家莊為殷代陵墓之殘跡,小屯村為殷代宮室之遺址。”[27]
三次大規模殷墟發掘,使湮沒地下數千年的古老遺址得以大面積揭露,考古人員共發掘10座王陵,以及王陵周圍1200多座小墓和鳥坑、獸坑、車馬坑等祭祀坑。所揭露的商代大墓規模浩大,雄偉壯觀,雖經盜掘,成千上萬件豐富精美的銅器、玉器、骨器、石雕等出土文物令人瞠目,舉世震驚。
1936年,繼郭寶鈞主持的第十三次發掘之后,梁思永主持的第十四次發掘,在尋求甲骨方面又取得了突破性進展。在著名的編號為YH127號商代灰坑中,一次發現帶字甲骨17096片,其中有300多塊是未破損的整版甲骨且刻有卜辭。更為重要的是,這些甲骨出于同一坑中,說明相互之間有某種內在的聯系,比之零星出土的傳世甲骨殘片,其學術價值更高一籌。這一重大發現令學者們欣喜若狂。
1937年春,由石璋如主持的第十五次更大規模的殷墟發掘再度展開。此次發掘從3月16日開始,一直延續至6月。此時,華北地區已是戰云密布,局勢一日緊似一日。面對一觸即發的中日大戰,為防不測,殷墟發掘不得不于19日匆匆結束——這是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之前最后一次發掘,也是國民黨統治時期中央研究院考古人員與殷墟考古工作的最后訣別。
至此,由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主持,從1928年開始的殷墟發掘,共進行了九年十五次,出土有字甲骨24918片,另有大量頭骨、陶器、玉器、青銅器等器物出土。發掘規模之大,牽涉人員之多,收獲之豐,前所未有,在世界考古史上亦屬罕見。這一創世紀的偉大成就,“在規模上與重要性上只有周口店的研究可以與之相比,但殷墟在中國歷史研究上的重要性是無匹的。”[28]
當發掘人員于匆忙中將出土器物整理裝箱,風塵仆仆押運到南京欽天山北極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大廈,喘息未定,額頭的汗水尚未抹去,震驚中外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了。

2013-08-21 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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