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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第三章通往歷史隧道的深處 胡適在搖擺中前行
《南渡北歸》第三章通往歷史隧道的深處 胡適在搖擺中前行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胡適在搖擺中前行

1937年7月下旬,應蔣介石之邀出席廬山牯嶺國防會議的傅斯年回到南京,開始處理中央研究院特別是史語所的各項事務。
史語所自1928年于廣州成立后,隨著國民黨北伐成功與國內局勢紛紜變化不斷遷徙,先是由“革命中心”廣州遷到文化中心北平,進住北海靜心齋。再是由北平遷上海曹家渡小萬柳堂,最后遷至南京北極閣史語所大廈,與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住在一個大院,算是落地生根,安頓下來。
1936年春,繼楊杏佛之后担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的丁文江因煤氣中毒不幸在長沙病世,院長蔡元培示意傅斯年與其它幾位所長協助自己共同邀請朱家驊接任總干事。[29]按中央研究院章程和權力劃分,院長之下以總干事掌握實權,總纜全局。時朱身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勉強答應。是年冬,朱被國民政府任命為浙江省主席,對中研院總干事一職更無興趣,再三堅辭,但無結果。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日軍即有進攻上海,迫近南京之勢,華北、華東陷入全面危急。面對危局,身兼多職的朱家驊顯然已無法繼續兼顧中研院事務了,只好請傅斯年出面代理。傅氏顧及各方面的情形,毅然挑起了這副担子。因而,從廬山回到南京的傅斯年,開始以事實上的總干事身份處理中央研究院各項事務,史語所只是他掌控大局中的一個組成部分罷了。
就在傅斯年上下奔波,忙得焦頭爛額之時,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了。
1937年8月13日,駐上海日軍與中國張治中部第九集團軍因虹口機場的“大山勇夫”事件發生磨擦并交火,日軍乘勢向江灣、閘北中國駐軍發起進攻,中國軍隊奮起抵抗,舉世矚目的淞滬抗戰拉開了序幕。
8月14日,蔣介石任命馮玉祥為第三戰區司令長官,負責上海對日作戰。同時電令京滬警備司令兼前敵總指揮張治中對日軍發動總攻擊。自此,中國的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全面籠罩在戰火硝煙之中。[30]
8月15日,日本政府動員兩個師團派往中國,并成立作戰大本營,中日戰爭機器全面開動,就此踏上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不分勝負決不罷兵的不歸路。
8月17日,國防參議會最高會議在南京召開,胡適、傅斯年、蔣夢麟、梅貽琦、張伯苓等學界要人出席了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傅斯年力主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以及平津重點大學,內遷長沙與南昌一帶城市暫避。這個請求得到了多數入會者的響應與支持,很快形成了政府決議。蔣介石受全民抗日激情影響,下定決心與日寇一戰。鑒于中國軍事力量最多可支持六個月的現狀,又希望在外交上得到英美等國的同情和支持,決定派胡適出使美國;蔣百里出使德國;孫科出使蘇聯,爭取國際社會同情與援助,壓制日本的囂張氣焰。
8月23日,日軍將領松井石根率領第三、第十一師團在吳淞登陸,日軍實力大增。9月11日,日軍第九、第十三、第一○一等三個精銳師團抵達上海,與先頭部隊兵合一處向中國軍隊發動全線攻擊,中國守軍拼死抵抗。蘊藻浜、蘇州河之戰,雙方死亡慘重,成堆的死尸阻斷了航道,血流成河,浜水皆赤。
面對敵軍強大攻勢,中國軍隊副總參謀長白崇禧、作戰組組長劉斐等將領向蔣介石提出,淞滬會戰當“適可而止”,中日軍隊武器裝備懸殊,我軍不要再做無謂犧牲,應從長計議,命令各部向吳福線國防工事轉移。蔣介石躊躇再三,在攻守之間搖擺了幾天后,聞見從全國各地抽調的增援部隊正陸續到達淞滬戰場,遂決心與敵拼個你死我活。9月10日,蔣介石日記云:“各部死傷大半,已覺筋疲力盡,若不支撐到底,何以懾服倭寇,完成使命也?”[31]
9月18日以后,敵軍攻勢再度加強,中國軍隊氣力不支,被迫由戰略進攻轉入頑強的守衛戰。
就在淞滬戰場炮火連天之時,蔣介石于指揮作戰的空隙,專門召見胡適、傅斯年、錢端升等人,就胡適以非正式使節的身份出訪歐美,進行國民外交。眾人皆認為胡氏此次出使定對國民政府抗戰有所補益。但此時的胡適卻顧慮重重,表示不能從命。
自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戰爭局勢日見迫近,與日寇是戰是和的問題也突兀地呈現在中國政府和人民面前。當此之時,主戰者有之,主和者有之,和稀泥者有之,各派吵吵鬧鬧,難分主次。在諸多嘈雜紛繁的宏論中,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文學院長胡適也公開亮出自己的觀點,認為中國的軍事力量遠不能與日本抗衡,中國應當想方設法避戰“忍痛求和”,與日本公開交涉,解決兩國之間的懸案,以謀求十年的和平。同時警告政府當局“與其戰敗而求和,不如于大戰發生前為之。”[32]按胡適的設想,在這和平的十年中,中國全力發展現代軍事工業,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中國的企圖。
因胡適在學術文化界以及青年人心目中的崇高聲望,其聲遠播,觀點分外引人注意,但這個聲音受到了許多人特別是大學生們的指斥。隨著日本軍隊步步緊逼,華北告急,抗日救亡運動一天比一天高漲,此時的胡適仍堅持他青年時代在美國康乃爾大學讀書時的易卜生主義,號召青年學生愈是在國家危難之時就愈應冷靜,也愈應把握時機努力追求知識,即易卜生所說:“你的最大責任是把你這塊材料鑄造成器”,以為將來救國的憑借。為此,胡適受到包括北大學生在內的一片惡毒的咒罵。一位叫做李祖蔭的北大學生,在許多年后回憶1934年秋季于北大三院禮堂召開的全校師生大會時說:那天天氣晴朗,出席人數相當多,“蔣夢麟主持大會,講了一段法國‘最后一課’的故事,作為開場白。主要目的是勸同學安心讀書,不要過問國事。
同學還克制忍耐,讓他從容說完。他隨即宣布請胡適先生講演,聲音甫畢,在靜寂中突然一聲,有如霹靂,噓聲四起,加上喧嘩,經久不息。當時我站在講臺旁邊,眼見胡適在臺上面紅脖子粗,他說一句,噓聲一陣,我只聽見‘打仗三日就亡國’的謬論,余多聽不清楚。胡適身穿古銅色綢長袍,圍灰絨圍巾,雙手握之,左右急劇飛舞,想壓下這場想也想不到的下馬威。只聽他說:‘你們不是北大的學生,北京大學的學生是有理智的,北大學生應該站起來保護‘真理’。此言一出,如火上加油,轟轟然憤怒之聲、叫罵之聲,越來越厲害,胡適不得不從講臺上下來,抱頭而去。從此以后,胡適就很少在北京大學公開場合里露面了。”[33]
盡管遭到自己的學生唾罵,但胡適似乎初衷不改,依然堅持暫時不能與日本開戰,必須有一個較長的預備階段之后方可言戰。后來據胡適自己說,這個觀點的形成與他在1933年春與蔣介石的一次談話有關。在這次為時兩點鐘的談話中,蔣介石道及日本人的神速出乎自己的預料:“我每日有情報,知道日本沒有動員,故料日本所傳攻熱河不過是虛聲嚇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湯玉麟、張學良的軍隊比我們知道的多的多!”當胡適問到中國軍隊能否抵抗時,蔣介石謂需要三個月預備期。當問及三個月后能否開戰時,蔣答:“近代式的戰爭是不可能的。只能在幾處地方用精兵死守,不許一個生存而退卻。這樣子也許可以叫世界人知道我們不是怕死的。”僅此而已。
按照胡適的理解:“其實這就是說,我們不能抵抗。”[34]
摸到了底牌的胡適于1935年6月27日夜給王世杰的信中說:“以我觀之,蔣先生只有‘等我預備好了再打’的算盤,似乎還沒有‘不顧一切,破釜沉舟’的決心。我在二十二年熱河失守后在保定見他,他就說:‘我們現在不能打。’三年過去了,我看他似乎全沒有對日作戰計劃。……但日本不久必有進一步而不許他從容整軍經武的要求。因為敵人不是傻子,他們必不許我們‘準備好了打他們’。老實說,無論從海陸空的任何方面著想,我們決無能準備到可以打勝仗的日子。”[35]
正是受蔣介石幾年前所說“現在不能打”的戰略思想影響,一介書生的胡適也就認為積貧積弱的中國暫時不能打,遂有了與日講和的念頭并公之于眾。這一主張給胡適帶來了“主和派”的稱號,除了學生們的咒罵,還受到主戰派猛烈譴責與攻擊。當時孫科、居正等國民黨大佬,皆主張逮捕胡適,押入大牢灌辣椒湯或老虎凳伺候,以正視聽。孫科是親蘇主戰派,他當時有利用蘇聯方面的力量幫助中國制衡日本的構想,但此舉遭到了蔣介石的否決和喝斥,其道未得行使。
1936年7月,胡適應邀參加在美國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年會,當選為副會長,在國際學術界的聲望再次得到提升。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胡適認為雖然國民黨政府在軍事上仍沒有充足的準備,但事已至此,大戰不可避免,且勢在必戰。只是在戰之前,還要作最后的和平努力,并給予當局“外交路線不可斷”的提示。7月31日,蔣介石邀請胡適、梅貽琦、張伯苓、陶希圣、陳布雷等人共進午餐,認為不便說話的胡適在告辭時還是一吐為快:“外交路線不可斷,外交事應尋高宗武一談,此人能負責任,并有見識。”對于胡氏的進言,蔣介石連連稱許,并說:“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談話。”[36]8月5日,胡適向蔣介石建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以此解決中日兩國間的一切“懸案”,換取東亞長期和平。[37]8月6日,胡適再向蔣介石遞交了一份書面建議,著重提出三條:1、近衛內閣可以與談,機會不可失;2、日本財政有基本困難,有和平希望;3、國家今日之雛形,實建筑在新式中央軍力之上,不可輕易毀壞。將來國家解體,更無和平希望。[38]按照胡適的設想,通過外交努力,可在中日間維持50年的和平。
出乎胡適與一切鼓吹和平者預料的是,日本方面的強硬姿態和軍隊步步進逼的凌厲殺氣,最終導致和平之路斷絕,中國政府咬牙放手一搏,自此踏上了寧為玉碎不為瓦全、舉國抗戰的兇險之路。
淞滬抗戰爆發后,中國守軍以血肉之軀,奮起抵抗,戰事持續一個多月仍呈膠著狀態,全國軍民士氣有增無減。面對如此悲壯慘烈的戰爭場面和中國軍隊寧死不屈的精神,胡適在大受感動的同時,心境為之改觀,認為中國守軍不是想象的那樣糟糕,在國家存亡的緊急關頭,還是以民族大義為重,是可戰的。而日本小鬼子并不是打不垮、壓不毀、煮不爛的銅豌豆。受此形勢和情緒影響,胡適思想隨之轉彎。又聽說此前在五四運動中,躲在趙家樓被傅斯年等學生一把火燒出來的親日分子曹汝霖,也應邀上了廬山參加會議并表示今日中國非與日本拼一場不可了。[39]
連一個被國人指斥為漢奸的曹汝霖都如此表示,可見中國面臨的處境和人心向背。經過一番思考斟酌,胡適乃徹底拋棄原有的觀點,明確表示支持蔣介石的抗戰政策,并產生了“和比戰難百倍”的新觀點。鑒于胡在美國知識文化階層中的聲望,蔣介石遂產生讓胡適到美國以非正式外交使節的身份疏通國際關系,爭取美國朝野對中國抗戰同情與支持的戰略構想。但此時的胡適覺得在這個關鍵時刻冒然出國,會招致自己貪生怕死的非議,又不知道出去后“能做些什么”,遂極度情緒化地謝絕使命,并說:目前“戰爭已經很急,我不愿離開南京,我愿與南京共存亡。”[40]
胡適的堅持使眾官僚很是為難,在蔣介石親自出面勸說無效的情形下,蔣讓傅斯年單獨與胡適交談,力促其出洋為國家效力。傅斯年受命前來苦勸,但胡適仍不答應。最后,傅斯年于焦急中流著眼淚說:“要說我有先生的名望和地位,我就要去了,為了抗日……”聽到這里,胡適深為所動,同樣流下了熱淚,遂以“現在國家是戰時,戰時政府對我的征調,我不敢推辭”為由答應赴美。
同年9月8日,胡適以學者身份離開即將進行一場血戰的南京,由武漢轉赴歐美。臨行前,對前來送別的汪精衛、高宗武、陶希圣等主和派干將們清楚地表明:“我的態度全變了。我從此走上了‘和比戰難百倍’的見解。”[41]并勸對方不要太性急、太悲觀,我們八月初做的“在大戰前作一度最大的和平努力”工作,是不錯的。但我們要承認,這一個月的打仗,證明了我們當日未免過慮。這一個月的作戰至少對外表示我們能打,對內表示我們肯打,這就是大收獲。謀國不能不小心,但冒險也有其用處。在當天的日記中,胡適這樣寫道:“晚上八點半,正料理上船,空襲警報又起了,有翁詠霓、陳布雷、孟真、枚蓀、之椿、慰慈諸人和我們父子兩人同坐在黑暗中靜候到‘解除’的笛聲——我獨自走到外邊,坐在星光下,聽空中我們的飛機往來,心里真有點舍不得離開這個有許多朋友的首都。”[42]
盡管胡適舍不得離開戰火紛飛的家園故土,但又不得不為民族的使命遠走他鄉。1937年9月23日,胡適輾轉多日終于抵達檀香山,26日抵達舊金山,開始了自嘲為“過河卒子”的非正式外交使節生涯。
當胡適到達華盛頓,隨駐美大使王正廷首次去拜訪羅斯福總統時,羅氏頗為關切地詢問中國戰局,并有“中國軍隊能否支持過冬?”等語,胡適聽罷倒吸一口冷氣,想不到美國佬對中國如此輕視,但中國的情形實在令人担憂。胡適有些激動地予以肯定答復,并動情地說:“中國需要美國的支持,我想總統很快會以明快的眼光判斷是非!”通過胡適的進言,羅斯福進一步了解了中國的軍事情形,同時也理解了中國人民需要美國政府“拉兄弟一把”的迫切心情。只是當時的美國奉行“中立主義”政策,也就是說不管你們中國、日本還有其他什么東亞或南亞國家如何開打,打到什么程度,是你死還是我活,是正義還是非正義,最后打出個什么名堂,美國全部采取袖手旁觀,絕對置之不理的態度,舒舒服服地過好自己的安穩日子。這個政策令身居總統高位的羅斯福對胡適提出的問題難以回答。臨別時,羅斯福緊緊握住胡適的手,態度極為誠懇地說了些安慰的話,囑咐不要著急,此舉令胡適深為感動。
1938年9月,國民政府召回在美國四處碰壁,過街老鼠一樣的無能大使王正廷,于17日發表了胡適出任駐美大使任命狀:“駐美利堅國特命全權大使王正廷呈請辭職,王正延準免本職。特任胡適為中華民國駐美利堅特命全權大使。此令。”
當天,胡適接到了電令,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
1938年9月17日
今天得外部電,說政府今天發表我駐美大使。今天下午王亮疇有電來賀。
二十一年的獨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為國家犧牲了。[42]
注釋:
[1]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載臺北《傳記文學》,第二十八卷,第一期,1976年。在廣州中山大學校園內見面之前,傅斯年與李濟并未謀面,據李濟之子李光謨推斷,傅決定聘李大概得益于李四光(字仲揆)的舉薦,因李四光當時正奉命籌備中央研究院地質所,李濟是院聘籌備委員,自然熟悉。李光謨所言大體不差,這個推理從1928年傅寫給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三人的信中可找到證據。信中說:“李仲揆盛贊李濟之,我見其教史祿國文,實在甚好。我想請他担任我們研究所的考古一組主任,如他興趣在人類學,亦好。”(《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至此,原清華國學研究院殘存的三位導師皆歸到傅斯年旗下,傅氏成了眾人矚目的大師之林中的盟主。但作為傅斯年本人,游歷歐洲七年,卻什么學位帽子也沒有弄到,既不是碩士,更不是博士。對此,胡適有一段時間不理解并對傅的“不爭氣”表示過不滿,但傅卻表現得很坦然,他與陳寅恪都表示為追求知識而讀書,不是為追求學位而學習。盡管如此,沒有博士學位總是為一部分知識分子所不屑,后來有人提出中央研究院各所所長都是大學問家,傅斯年會什么,憑什么當所長?等等,其實就是對他沒拿到博士學位的一種嘲諷。
[2]《陳寅恪詩集》,陳美延陳流求編,清華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3]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新學術之路》(上),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98年印行。
[4]《致馮友蘭、羅家倫、楊振聲》,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原信未署年代,編者據函中內容推斷為民國十八年(1929),不確,應為1928年。信中涉李濟、楊振聲等人。李于1929年春已赴安陽發掘,楊于1929年夏,作為國立青島大學籌備委員會委員,到青島參加籌備議并籌建青島大學,已離開清華。
[5]《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載《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6、7]李濟《傅孟真先生領導的歷史語言研究所》,載《感舊錄》,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
[8]胡適《〈傅孟真先生遺著〉序》,作于1952年12月10日,載《胡適作品集》,第二十五卷,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初版。
[9]《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文中所提到的羅振玉(1865-1940),浙江上虞人,古文字與古器物學家。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攜王國維等及家人避居日本,從事學術研究。1919年歸國,住天津。1921年,參與發起組織“敦煌經籍輯存會”。1924年奉溥儀之召,入值南書房。1928年遷居旅順。“九一八”事變后,參與策劃成立偽滿洲國,并任多種偽職。1937年退休后,死于旅順。
在政治立場上,羅氏由保守逐漸滑向了人民的對立面,成為歷史罪人。但他在艱難困境中仍把保存和流傳古代文化遺產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在整理金石文字、搶救清宮大庫檔案及敦煌文物、校斟善本古籍、流傳名家著述、搜集和考釋甲骨文字、研究敦煌文書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貢獻。羅氏對甲骨文的研究和甲骨學的創建,具有劃時代意義和影響。由于他與王國維在這一學術領域所作出的開拓性貢獻,被學術界稱為“羅王之學”。后來由于董作賓、郭沫若的加入,甲骨學界遂有了“四堂”之說,即羅振玉(號雪堂)、王國維(號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號鼎堂)。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孟世凱統計,從1904年至1928年殷墟科學發掘之前,有姓名可考且知道甲骨文下落流向的私人挖掘就有9次之多,所得甲骨文除一部分由國內學者收藏外,許多都流失到國外。另據胡厚宣統計,殷墟科學發掘前,外國人收購的有字甲骨約5萬5千多片。(孟世凱《百年出土甲骨文述要》;《甲骨學一百年》,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由此可見羅振玉等人當時對殷墟甲骨文被挖掘一空的猜測與說法并非憑空想象。
[10]李濟《安陽最近發掘報告及六次工作之總結》,載《安陽發掘報告》,1933年4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編印。
[11、16]《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12]《安陽殷墟頭骨研究?序言》,轉引《敦煌考古漫記》,見《夏鼐文集》卷中,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出版。
[13、28]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后記》,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
[14]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后記》。1929年后,馬氏任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理事兼古物館副館長,1933年7月任故宮博物院代理院長,1934年4月任故宮博物院院長。
另,關于安陽發掘是選李濟還是馬衡的問題,除張光直所言,還有另外一個插曲。那就是在此前的1926年6月,日本東亞考古學會與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會結盟,成為東方考古學協會。但這一協會在成立之后,就學術路數與研究方向及發展前景等問題,雙方的分歧越來越大,最后竟不了了之。這一分歧最終導致北大考古學派的衰落與清華學派的崛起。據對這一協會作過專題研究的桑兵說:“中日雙方在東方考古學協會內部的分歧,最終還是削弱了日本對中國考古學的影響力,與之關系最密切的北京大學考古學會,成就和影響反而不及清華研究院。日方重視北京大學國學門考古學會,原因之一,是后者(南按:當為前者)在北京的考古學機關中具有官學至尊的地位,看重政府行為的日本學者認為是對華施加影響的有力支撐。與此相對,他們視美國系的清華國學研究院中的考古學機構為‘私學’的代表。清華研究院以人類學講師李濟担任主席。憑借較多的資金以及和美國考古學家的有效合作,清華研究院的考古學穩步發展,成效明顯,后來成為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的臺柱。該所成立時,主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的馬衡,曾主動提出想參加考古組,但遭到傅斯年的拒絕。在傅心目中,志同道合的理想人選是從事新興考古學的李濟而非金石學家馬衡。”參見《晚清民國的國學研究》,桑兵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出版。
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原所長杜正勝將以上問題又作了進一步引伸與推理,他提到1979年夏鼐在記述考古組主任產生時曾說過,“所中提名二人,一位是著名金石學教授,另一位是年輕而具有一定的近代考古學知識和發掘經驗的歸國留學生。蔡元培院長選擇后者,后來證明這選擇是明智的”。夏鼐所說的金石學教授指馬衡(字叔平),年輕學者指李濟。對于這一說法,杜正勝認為:“夏鼐雖在史語所工作過,唯其生也晚,對創所的歷史并不清楚,也不了解史語所成立時的運作,成員不是院長選的,故多想象之詞。史語所設置的目的是在提倡新學術,不是要找聞名的老教授來裝點門面。
十七年十二月,李濟給傅斯年的信談董作賓第一次安陽發掘,提到‘北大馬叔平曾間接表示欲參加此事’,探問傅的可否。可見史語所一成立,馬衡就想加入。過了快一年,馬衡同時寫信給傅斯年、李濟與董作賓,正式提出參加考古組的要求,傅斯年立刻拒絕,李濟向傅報告他與董作賓商酌過,完全贊同傅的決定。他說‘彥堂已擬以極客氣信致馬叔平,弟亦將客氣地回復他’。這無關乎人事傾軋,而是對知識的態度和追求知識方法的歧異;如果說是門戶,那也是‘道’不同的緣故。”
杜正勝又說:“學問有新舊,人有老幼,但二者并無必然關聯。傅斯年拒絕前輩學者馬衡(時年四十七歲)于千里之外,卻對另一前輩陳垣(時年四十八歲)歡迎之唯恐不及。……傅斯年與陳寅恪那么竭誠歡迎陳垣,就是因為他的敦煌研究是‘今日學術之新潮流’,他是一位‘預流’者,取新材料研究新問題,‘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陳寅恪語)。陳垣和史語所志趣相投,而且成績斐然,可以讓歐洲和日本學者不敢輕視中國無人,故引為同道。”(杜正勝《無中生有的志業》,載《新學術之路》(上),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98年印行。)1930年,陳寅恪在《陳垣<敦煌劫余錄>序》一文中,提出了一個著名的觀點:“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時代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在他的眼中,陳垣乃當之無愧的“預流”者,可惜的是陳垣一生終未能入主史語所成為專任研究員。
[15]據考古學家石興邦在一篇回憶郭寶鈞的文章中說:“他(郭寶鈞)在考古生涯中,也遇到些不盡如人意處,傳說他在中研院時期,不被當時領導所重視,因為當時中研院集中了好些從國外留學回來受過現代科學訓練的博士和根基深厚的國學飽學之士,而他是一個土專家。聽說史語所所長傅斯年先生,明知他不懂英文,有時和他用英語說話,是捉弄他。”
對郭寶鈞遭到的這一不幸,石興邦則有自己的看法,他說:“我倒不相信傅先生有捉弄他的意思,因為當時在史語所學者間用英語講話是常事,我在大學的幾位老師就是史語所的研究員,有時和你談或解釋某個問題時,間或用幾句英語。我在大學三年級時,給凌純聲院士當助手,在他的套間辦公,有時也用英語問話或找材料。我想傅先生用英語向他問話,是習慣使然,不會有惡意。”(《我所知道的郭寶鈞先生》石興邦載《中國文物報》2003年6月1日。)
或許,石興邦的解釋有些道理,但作為留洋的“海龜”,總在一些土包子面前嗚哩哇啦地說一些鳥語,總讓局外人感到有顯擺之嫌,盡管毫無惡意,但令聽者感覺不怎么舒服。1945年7月,傅斯年一行抵達延安對中共領導人進行訪問,在和中共領袖、當年的北大圖書館管理員毛澤東長談時,傅斯年似乎沒有用中英文混合的詞匯來應對毛。究其原因,在安陽的郭寶鈞只是一位普通的土包子工作人員,而此時的毛已不再是當年那個月薪只有8塊大洋的北大圖書管理員了。看人下菜碟,傅斯年也未能免俗。
[17]《20世紀中國大事年表》,賈新民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18、19]李濟《城子崖?序》,轉引《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20]《東北史綱》(卷首引語),傅斯年、方壯猷、徐中舒、蕭一山、蔣廷黻著,轉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74頁,歐陽哲生主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1、23]《東北史綱》,第一卷,第一章,轉引《傅斯年全集》,第二卷,396頁。
[22]潘光哲《傅斯年與吳晗》,載《傅斯年與中國文化》,布占祥馬亮寬主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出版。
[24、26]《安陽發掘報告》,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編,1933年4期。
[25]安特生(JohanGunnarAndersson,1874—1960年),瑞典地質學家,對于中國近代考古學特別是史前考古學的誕生與發展作過重要貢獻。他于1914年應中國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張謇之聘來華任礦政顧問,此前他是瑞典烏普薩拉大學教授,兼任瑞典地質調查所所長,曾兩次率考察隊赴北極、南極探險,對未知領域有強烈的探尋、求知欲望。1910年任國際地質學大會秘書,并組織過國際性的鐵礦資源調查活動,主編了《世界鐵礦資源》等學術名著,當時已是享譽世界的著名地質學家。來華初期,在丁文江主持的地質調查所協助下,安特生對中國北方的煤鐵資源,如對齋堂煤礦產煤和儲煤情況,華北龍煙鐵礦的發現與調查等作了大量工作。由于當時處于風雨飄搖和軍閥混戰狀態下的北洋政府,“沒有人會利用他這樣的專家”,導致這位年薪18000塊大洋的顧問(當時北大名教授的月薪是300多塊大洋,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毛澤東月薪大洋8塊)長期處于休閑狀態。
在這種情形下,安特生偶然于北方地質調查中發現了古生物和新石器時代的器物,同時敏銳地感覺到其中蘊藏的巨大科學價值,從此他的興趣和熱情迅速轉入了中國史前考古發掘與研究領域。在地質調查所主要負責人丁文江、翁文灝的支持下,安特生從瑞典方面爭取到資助經費,以瑞典王儲古斯塔夫?阿道爾夫任委員長的瑞典中國委員會(1919年成立),先后向中方提供了85萬克朗的資助。正是得此慷慨資助,才使安特生在中國大地上大顯身手,先后在內蒙古發現了綏遠青銅器,在河南澠池仰韶村發現了著名新石器文化遺址,在甘肅發現彩陶等,從而提出了著名的“仰韶文化”概念,并成為中國學生歷史課本中的重要一頁。在這一時期,通過安特生對北京西南的房山縣周口店龍骨山等地區化石的調查研究,引發了20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科學大發現——“北京人”頭蓋骨的發掘和研究。(參見李學通《為中國科學“打工”的洋人》,載《中華讀書報》,2005年7月13日)1926年,安特生衣錦榮歸,在他的祖國受到了空前隆重的迎接。不久在斯德哥爾摩籌建了遠東古物博物館并出任館長,以整理所搜集標本終了一生。安氏有《中華遠古文化》、《黃土的兒女》等英文著作問世。
1927年1月10日,梁啟超在清華園觀看李濟運回的山西夏縣西陰村發掘器物后,給遠在美國的梁思永寫信“這幾年來(民國九年以后)瑞典人安特生在甘肅、奉天發掘的這類花紋的陶器,力倡中國文化西來之說,自經這回的發掘,他們想翻這個案。”所謂“這個案”,就是指學術界爭論許久的中國文明起源是土生土長的,還是由西方傳入的問題。隨著歐洲殖民主義興起,部分外國人的文化殖民心理也隨之膨脹,不承認中國古代文明有自己獨立的起源。如17世紀中葉,耶穌會士、德人祈爾歇(AthanasiusKircher,1601—1686)就提出中國文明源于埃及說。此人在1667年于荷蘭阿姆斯特丹出版的《中國圖說》一書中,說《圣經》所載的閃的子孫率領埃及人來到中國,把古埃及文字傳授給中國人。此后持中國文明西來說者層出不窮,一個共同特點是否認中國文明的遠古,不相信遠古的中國人會創造出輝煌的文明(參見李學勤《古代文明與“夏商周斷代工程”》,載《炎黃文化研究》,第3輯,1996年。)
1983年3月,著名考古學家夏鼐應日本廣播協會(NHK)邀請,針對頗受爭議的中國文明起源問題在日本作了幾場演說,夏氏稱:“中國文明的發源地在西方,是從西方傳播過來的這種說法,很久以來就有了。18世紀后半,法國人約瑟夫?德?岐尼(JosephdeGuignes,或譯德經)認為,中國人乃是從埃及殖民過來的。另外兩位法國的漢學家波提(M.G.Pauthier)和盧內爾曼將漢字和楔形文字進行比較,提出了中國文明和巴比倫文明有親緣關系的說法。英國的東方學者拉克伯里(TerriendeLacouperie)將中國文明和美索布達米亞的烏爾地方的迦勒底文明相比較,也認為兩者之間有某種關系。英國的理格(JamesLegge),提出了諾亞的子孫東行來到了中國之說。德國的李希霍芬也主張中國人是西方移入之說。”而“上述種種說法,無非都是出于假設。但安特生發現了彩陶并指出這和蘇聯中亞的安諾及南俄的特里波列等處的彩陶相類似,于是為西方起源說提供了有力證據。”(《中國文明的起源》,夏鼐著,文物出版社1985年出版)
事實上,自1921年始,安特生在各地從事地質調查期間,由于發掘了河南省仰韶遺址,調查了甘肅青海地方(1923—1924),因而搜集了大量的彩陶。在這個基礎上,他將甘肅的史前文化分為六期,構成了當時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分期的標準。由于彩陶的發現與分期,安特生也力主中國文明西來說。這個臆測的學說對東西方學術界都產生了至深且巨的影響,號稱中國學術界新派領袖的胡適也為其所惑,并大放厥詞,胡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說:“發現澠池石器時代的安特生,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見《古史辨》,第一冊,120頁)又《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載:“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據澠池發掘的報告,認商代為在銅器之前。”但后來通過李濟、梁思永、劉燿、夏鼐等幾代考古學家數十年田野考古工作的努力,終于以活生生的材料推翻了安特生的妄說,包括安特生本人在內的東西方學術界人士開始重新審視中國青銅時代的歷史,并認為商代已屬于物質文明高度發達的青銅時代。為此,胡適也不得不破除他持之甚堅的“商是新石器時代”的荒誕言論,改為:“在整理國故的方面,我看見近年研究所的成績,我真十分高興。如我在六七年前根據澠池發掘的報告,認商代為在銅器之前,今安陽發掘的成績,足以糾正我的錯誤。”(1930年12月6日,胡適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演講詞,載《胡適的日記》手稿本,1930年12月6日條。)
中國學者經過數年努力得出的學術成果,不但推翻了安特生對彩陶——龍山——齊家文化誰先誰后的文化分期,還以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證明中華民族的文明既不是西來,也不是東來,它就起源和來自這個具有無窮創造力和光榮歷史的偉大民族本身。
[27]石璋如《考古方法改革者梁思永先生》,載《新學術之路》(上),臺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98年印行。
[29]楊杏佛(1893—1933)名銓,以字行。江西玉山人,1911年入唐山路礦學堂。1912年任南京臨時政府總統府秘書處收發組組長。11月赴美國留學,先后入康乃爾大學、哈佛大學學習機械工程、工商管理和經濟學。1920年任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工科教授兼主任,后任東南大學商科主任。1924年任孫中山秘書,1926年同惲代英等成立“中國濟難會”。1927年任蔡元培主持的國民政府大學院教育行政處主任、副院長,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兼代所長。1931年任國民政府財政委員。1932年12月18日,參與蔡元培與宋慶齡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楊任同盟籌備委員會副會長兼總干事。此舉對蔣介石的獨裁統治與誅鋤異己分子大為不利,雙方發生沖突,勢若仇寇。1933年6月18日,楊杏佛在上海被國民黨高層指使特務暗殺,并以炸彈及恐嚇函送蔡元培寓所以示警告,蔡乃遷居滬西以避之。從此,蔣介石與蔡元培之間的利用與被利用關系算是徹底了斷了。
與楊杏佛同為上海民權保障同盟執行委員的魯迅冒著生命危險出席了楊氏的葬禮,送殮時,天降下雨,魯迅觸景生情,有《悼楊銓》詩傳世: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楊死后一周年忌日,也就是1934年6月18日,學術界胡適、李濟等人尊稱的“丁大哥”,時為北京大學地質學研究教授、被譽為“中國地質學之父”的丁文江,接受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請求,出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丁上任后,以他的精明才干,很快為研究院按西方學術模式創設了評議會、基金保管委員會等機構,從制度上完善了中央研究院的機構職能。一系列機構的創立,標志著中央研究院從一個半新不舊的學術團體,過渡到具有現代科學體系的學術研究中心。1935年12月初,丁文江應鐵道部部長顧孟馀之請,到湘南探查粵漢鐵路沿線煤礦。12月初8日,丁文江在衡陽鐵路局招待所晚寢,是日烈風聚雨,溫度陡降,因下礦而一身疲憊的丁氏遂將室內門窗全閉,沐浴入寢,倒頭便睡。誰知是夜風雨過猛,壁爐中煤煙不能上升,倒灌室內,遂致中毒。9日晨,呼吸急促、奄奄一息的丁文江被仆人發現,請路局醫生救治,后輾轉至聲名赫赫的長沙湘雅醫院施救。1936年1月5日,醫治無效病逝于湘雅醫院。
丁去世后,傅斯年曾撰文警告國人“我以為在君確是新時代最善良最有用的中國人之代表;他是歐化中國過程中產生的最高的菁華;他是用科學知識作燃料的大馬力機器;他是抹殺主觀,為學術為社會為國家服備者,為公眾之進步及幸福而服務者。這樣的一個人格,應當在國人心中留個深刻的印象。”(載《獨立評論》第一八八期,1936年。)
[30]《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31]《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轉引《尋找真實的蔣介石》,楊天石著,出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
[32、37]楊天石《胡適曾提議放棄東三省,承認“滿洲國”》,載《抗戰與戰后中國》,楊天石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出版。
[33]李祖蔭《胡適受窘北大禮堂》,載《縱橫》2004年9期。
[34]《胡適日記全編》(1933年3月13日條),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下同。
[34]《胡適日記全編》本日條后附記。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36、42]《胡適的日記》,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
[38]《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5冊,胡頌平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9]五四運動對曹汝霖刺激很深,他發誓不再過問政治,愿做在野之民。據曹汝霖云,抗戰前他曾受邀到廬山謁蔣介石,并在廬山住了數日。曹說:有一天蔣招待午餐,并相約到別室談話,“蔣先生精神充沛,態度從容,沒有自尊自大之意,卻有誠懇親近之感。坐定后,他即問,你對日本戰事,怎樣看法?我略謙遜道,我以為九一八事變之后,經過五六年,當時日本政府尚無擴大戰爭之意,且有控制軍人之力,那時卻是談判的機會,可惜張宋兩位都沒有與他們誠意談判,失此機會。后來日本不守塘沽協定,節節推進,占領地方已不少。雖然占領的只是點與線,已使國軍攻守為難。
目下日本政府已沒有控制軍人之力,要想和平解決,攝于軍人,無從談起。軍人氣焰愈高,欲望越大,少壯軍人已漸抬頭。此時我們決不能談和,為民族為國家,只有抗戰到底一途了。蔣聽了微點首。……后眾異問我,君向主親日,何以對蔣先生說抗戰到底的話,莫非違心之論?我曰不,所說的都是由衷之言。我主張親日,不是親帝國主義者的日本。現在他們侵略我國,與我為敵,怎能再講親善?”(《曹汝霖一生之回憶》,曹汝霖著,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會2009年出版。)
抗戰爆發后,日本想延攬舊北洋政府各部次長以上的官員出來任職,曹、陸、章三人都拒絕了,曹汝霖曾公開表示要以“晚節挽回前譽之失”。華北偽政權給他掛了個華北臨時政府最高顧問和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的頭銜,據說曹汝霖并無實權,從不到職視事,不參與漢奸賣國活動。章宗祥1928年后寓居青島,1942年亦被掛上偽華北政務委員會咨詢委員的頭銜。抗戰勝利后戴笠進北平捉拿漢奸,首先就把曹、章扣了起來。后來曹汝霖給蔣介石寫信,聲明自己一直經商,從未出任過偽職。蔣接信后讓戴笠放人。戴笠并當場向曹汝霖致歉。曹又代章宗祥求情,證明他也不曾出任過偽職。蔣介石問明其人就是五四運動中挨打的那個“章”以后,也下令把他放了。
[40]《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耿云志主編,黃山書社1994年出版。
[41]《胡適來往書信選》,中冊,第363頁,中華書局1983年出版。
[42]《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整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013-08-21 0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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