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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北歸 研究烏龜殼的人
《南渡北歸》北歸 研究烏龜殼的人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北歸

研究烏龜殼的人(1)

陳寅恪與李莊失之交臂,標志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由盛轉衰。當年史語所的主將趙元任,早在昆明時期就棄所而去,跑到美國任教于夏威夷大學,后轉耶魯與哈佛大學任教,從此再也沒有與戰火熊熊的祖國同呼吸、共命運。史語所在李莊的另外幾員大將如梁思永仍重病在身,只能躺在病榻上做一點力所能及的工作。李濟的主要精力仍放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方桂也已離開李莊到成都燕京大學任教,凌純聲不久即到重慶教育部蒙藏司做了司長,只有董作賓、吳定良、芮逸夫、石璋如等幾位元老還在李莊板栗坳這座孤獨的“山寨”里艱難度日。面對日漸冷清且有些悲涼的境際,大家仍苦撐待變。正如石璋如所說:“留下的幾個人不管如何,依舊規矩工作。”[1]
面對日漸衰退的學術陣營,傅斯年決定再行招聘研究人員特別是青年學子入所,除充實所內實力,還有一個更長遠的目的,就是“培養學術研究的種子”,以為國家學術事業延續香火。恰在此時,山東省圖書館館長王獻唐攜弟子屈萬里來到李莊。
王氏以學識淵博名冠一時,當年在他的協助下,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考古組不僅在濟南郊外成功地發掘了著名的城子崖龍山文化遺址,還成立了山東古跡研究會,史語所的傅、李、董、梁等都是該會委員。正是由于這一連串的關系,作為山東籍的傅斯年與王獻唐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爆發后,濟南淪陷,王獻唐得到某機構的資助,攜弟子屈萬里來到李莊投奔傅斯年,避居板栗坳繼續學術研究。王氏不遠千里來到此地,除與史語所幾位主要人員有故交,另一個重要原因,是此處有戰時后方最大的圖書館——幾十萬冊藏書可供參考。
與王獻唐一同前來的屈萬里,1907年出生于山東魚臺縣,啟蒙后由取得生員功名的父親屈鴻生親自授讀古文,打下了深厚的舊學根底。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屈萬里自郁文學院輟學返鄉,由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所長欒調甫推薦給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從圖書館館員一直做到編藏部主任。其間屈氏開始閱讀館藏文字學書籍,并隨王獻唐學習古文字,學業大進,后決心治甲骨學。抗戰爆發,在濟南淪陷的前夜,屈萬里主持將館藏書籍先運往曲阜,再運至四川樂山秘藏,隨后遷往重慶。1940年任職中央圖書館,1942年辭職,隨王獻唐輾轉來到李莊板栗坳深山蟄居。由于屈氏此前已有較厚的甲骨學功底,傅斯年決定讓其補到史語所三組,跟隨董作賓整理甲骨文。
自1943年殷墟第9次發掘之后,董作賓把主要精力用在前9次發掘所得甲骨文的整理與研究中。據統計,前9次發掘共得有字甲骨6513片,經過墨拓、登記、編號,選出3942片,于1935年編輯完成《殷墟文字甲編》(以下簡稱《甲編》)圖版部分。按照計劃,與圖版相對應的還有一部《殷墟文字甲編釋文》(以下簡稱《釋文》),即對圖版加以考證和解釋的文字說明。《釋文》由董作賓的助手胡福林(厚宣)負責撰寫,但胡氏在昆明龍頭村時期不辭而別,轉而跟隨顧頡剛、錢穆等在成都齊魯大學另起爐灶,搞甲骨文研究,并招兵買馬,開山扎寨,公然與史語所抗衡。此舉在給董作賓造成心靈創痛的同時,也給他的研究工作造成了很大被動,胡福林在昆明負責的《釋文》工作隨之流產。

研究烏龜殼的人(2)

當史語所遷到李莊后,董作賓曾設想找一個懂甲骨文的人重新撰寫《釋文》。1941年10月16日,李濟赴重慶公干,梁思永在致李濟的信中提到“彥堂兄請兄覓聘一頂替胡厚宣的人物,囑弟轉告”[2]即指此事。當時,學界中人特別是青年學子大多已無心搞學術研究,紛紛思走,想方設法到條件好的城市和利祿厚實的機關做事謀生,根本無法找到適當的人來這偏僻貧窮的李莊,研究在許多人看來百無一用的烏龜殼。無奈之下,董作賓只好請李莊士紳張官周薦介,把正在李莊憲群中學(南按:由張官周母親王憲群以養老田的收入出資創建,故命名為憲群中學)讀書的本地青年學生劉淵臨找來培養實習,以使其有能力完成此項工作。屈萬里的適時到來,正好可接替胡福林的職位,與劉淵臨一道協助董作賓完成未竟之業。盡管如此,由于胡厚宣中途撂了挑子,屈萬里接手后用了很大力氣才理出了頭緒。當1948年《甲編》由商務印書館在上海出版時,屈萬里的《釋文》卻遲遲趕不出來,直到1961年6月才得已出版——這時的出版地點已不是大陸而是臺灣了。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大陸學者所能夠看到的,就是一部由烏龜殼墨拓成形、未經考釋和注文的黑糊糊的《甲編》——這是胡福林的不幸,更是中國甲骨學界乃至整個社會科學事業的不幸。
與董作賓同在李莊板栗坳的研究員、著名漢簡研究專家勞榦曾說過:“彥堂先生在幼年曾一度學刻字,因此對篆文早就很熟悉,這對于學甲骨文是很有幫助的。彥堂先生曾經告訴我,他鑒定甲骨真偽的一種方法,是從原來刻時的刀法看,而這種心得,就是從刻字的刀法中悟到的。”[3]當時與勞榦同在李莊的北大文科研究所研究生任繼愈,許多年后以北京圖書館館長兼著名學者的身份,談到個人與社會潮流的關系時,曾列舉董作賓的成才事例說:“一個學者的成功,個人努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人在社會里,都是社會里的一個成員,不管你有天大的本事,你總是拗不過這個社會的大潮。只有在這個大潮里面,你個人的作用才有可能顯現出來……再大的英雄也是這樣。(如)搞甲骨文的像董作賓先生,我認識的,他原來在集市上擺小攤,賣那個毛巾呀、雪花膏呀、發卡子呀這類的東西。顧客有時候來,有時候不來,趕集嘛。他就拿著《漢書》在那里看,結果被一個專家看見了,就說你這個年輕人不要擺攤了,跟我念書去吧。后來他就成了個甲骨文專家。這也是個自學成才的(例子)了。”[4]
任繼愈此言,可能是在李莊時曾聽董作賓親自講述所得,未免加入了一些傳奇色彩。但董作賓事業得益于風云際會的大潮流、大趨勢,加之自己敏銳的學術眼光和不懈奮斗而終于成其大器,則是合乎事實的。
1895年出生于河南省南陽董陽門村的董作賓5歲時,甲骨文被當時的國子監祭酒王懿榮認出并開始探究——這是世人認識甲骨文之始。次年,董氏在家鄉入私塾就讀經史,后進當地學堂學習,與后來成為著名考古學家的郭寶鈞同窗。因家境貧寒,自14歲始,董作賓幫助父親“作手工業,印衣袖。臘月春聯鬻之。為人刻印章,每字取銅元四枚”,[5]但仍未放棄學業。1912年,董氏于小學畢業后赴南陽一面經商,一面與他人共同設館授徒。也就在這一年,著名甲骨學家羅振玉經過多次明查暗訪,終于找到了甲骨文真正的出土地——安陽小屯村,并搜求甲骨萬片開始研究,同時根據甲骨卜辭考釋出小屯村就是殷商時代的都城,這一劃時代的發現,引起了中外學術界震動和關注。1918年,24歲的董作賓于南陽師范學校畢業,接著考入河南育才館,師從古文字學家時經訓學習商簡,自此得知天下還有一種刻在烏龜殼上的古老文字——時距甲骨文發現已過去19年矣!這位名叫時經訓的老先生,可能就是任繼愈講述的所謂發現董作賓的“專家”。但從董的經歷看,跟隨時老先生學習的收獲并不太大。1923年董作賓考入北京大學國學門成為研究生,仍一直沿著方言研究的路子走下去,同樣沒有要成為一名甲骨學家的跡象。直到有一天夜里忽發奇想,靈感突現,才有了使他成為一代甲骨學大師的預兆。

研究烏龜殼的人(3)

據董作賓北大同學、后押運古物赴臺灣并出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的莊尚嚴回憶:1925年夏天,莊與董作賓于北大國學門畢業后,分別留校任助教,實際上是研究人員。董當時致力于歌謠方言的研究,莊則在考古學上用力。在莊看來,董作賓應當上山唱歌,自己則當下田挖土。由于是暑假,天氣悶熱,二人便搬到校中一間空閑的大辦公室打地鋪住宿,以避酷暑。有一天晚上,董作賓忽然從地鋪上坐起來,抹了一把臉上的汗水,鄭重其事地說道:“老莊,你看咱們長此下去,如何是了?”
莊尚嚴一聽,不知對方發什么神經,漫然答道:“不如此下去,難道讓我們去搶銀行綁票,上山當土匪,殺人越貨嗎?”
董作賓并不理會莊的黑色幽默,沉默了好長一段時間,有點激動和神秘地說:“我有一個主意,你如同意,咱們一同到我家鄉安陽去發掘甲骨如何?你學的是考古,田野工作是你的強項。我是河南人,對地方關系可以搞得好。這是一條有廣大發展的道路,比局促在這里有前途得多了!”
董的一席話引起了莊的極大興趣。此時羅振玉、王國維等人正由于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名聲大噪,備受世人矚目。除羅、王之外,當時研究此學問者寥寥無幾,而甲骨文很明顯是一個尚未開辟的充滿神秘誘惑的寶藏。莊尚嚴頭腦一熱,立即坐起來道:“你的想法很好,只是你我二人,一個搞歌謠,一個學考古,對研究甲骨文最重要的基本學識如小學訓詁文字學都無根基,如何辦得了?”
董作賓聽罷,不以為然地搖了搖頭道:“若等你在課堂或書本中學好文字學,人家的甲骨文字典早就在書店里發賣了,哪還有咱們的機會?為今之計,只有占先,一面發掘,一面讀書,一面研究。有了新材料,就有新問題,這個問題就逼著你非讀金文、小學去細心細考,自然會有新局面、新結論。舊路已為人家占滿,不另辟新天下,哪有咱們年輕人的出頭之日?”
莊尚嚴在回憶中說:“大約從這時起,他就打定了這個主意,不久我就聽人家說他背起小包袱上安陽挖龍骨去了。我則為學校派往日本東京帝大從原田淑人先生研究考古,兩個人就此各自東西了。”[6]
莊氏所說的“不久”,其實是三年之后的事了,當時董對自己的學術前途尚茫然無知。任繼愈的“社會大潮說”有一定道理,倘若沒有當時社會大潮的推助,董作賓再精明老練,也不可能在這門學問事業中取得后來如日中天的大成就。事實是,1927年董作賓前往廣州中山大學任副教授,結識了與他人生命運緊密相連的“了解現代考古學和科學技術的少有的幾個天才之一傅斯年”。[7]1928年秋天,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廣州宣布成立。此時董因母親病重,請假回鄉照顧母親,并在南陽中學當了一名國文教師。就是在這一節骨眼上,傅念舊情,先聘董為史語所通信研究員,后改為編輯員。史語所剛一成立,傅斯年就急于想在學術界大展身手,便有了到安陽挖烏龜殼的主意。不過這個時候的傅斯年尚是一光桿司令,手下無將無兵可派,情急之中,想起了在南陽中學任教的董作賓,便打電話令其赴小屯主持甲骨調查和發掘。頭腦并不糊涂且早有意要借挖烏龜殼以鳴天下的董作賓,在這股驟然興起的社會大潮中,很好地利用了這一千載難逢的機遇,立即趕赴小屯行動起來。命運之神似對他格外惠顧,第一次試掘,竟獲取有字甲骨774片,古物10余種,且從調查情況判斷,地下的甲骨并未窮盡,埋藏頗豐。有了這一非凡的收獲和發掘前景,董作賓的人生之路也就從茫然蒙昧中豁然明朗起來了。

研究烏龜殼的人(4)

當李濟于這年冬天前往開封和董作賓會面時,根據小屯的調查情況,二人商定于春節后再搞一次大規模發掘,并達成一項諒解,這便是:由董作賓研究出土的甲骨文字,李濟負責研究所有其他出土古物。對于這個城下之盟,李濟后來回憶說:“實踐證明這一諒解對我們個人關系與合作是重要的。作為考察這個遺址的第一位先鋒,董作賓應該有機會研究這批最重要的科學發現物,而有字甲骨是安陽發掘的關鍵品。另外,董的銘刻學研究能力是無容懷疑的。”[8]
事實上,李、董兩位大師之間終其一生都履行了這一協約:李濟研究殷墟出土的陶器、青銅器和其他器物,董作賓專門研究甲骨文。1929年,董作賓發表了《商代龜卜之推測》一文,首次提出應對殷墟出土的龜甲作系統的分析與研究。
當第三次安陽殷墟發掘的第二個階段,即1929年12月12日,第四區大連坑內出土了著名的大龜四版,這一發現使殷墟發掘推向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潮。在龜版卜辭的卜字之下、貞字之上有6個不同的文字。此類文字過去學者眾說紛紜,或以為地名、或以為事類、或以為官名,吵吵嚷嚷,未有定論。董作賓經過深入研究,于1931年發表了在甲骨學史上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從對大龜四版第四版卜旬之辭的研究,論定卜貞二字之間的“某”是人名,而非地名或官名,從而否定了此前所有學者的論斷。與此同時,對易于混淆的官名也作了正確分析,并得出結論:“可知其決為卜問命龜之人,有時此人名甚似官,則因古人多有以官為名者。又卜辭多有‘某某王卜貞’,及‘王卜貞’之例,可知貞卜命龜之辭,有時王親為之,有時史臣為之,其為書貞卜的人名,則無足疑。”[9]
同民國年間和后來的大多數官僚、政客、房地產商等世俗的立式皮囊一樣,遠古的君王至少從商朝開始即進入了享樂的怪圈,在整日昏天黑地的庸俗、低俗、媚俗,以及美色、美酒、美味、美樂“三俗四美”折騰后,深知自己每一個毛孔里都流淌著無產者的血汗,于惴惴迷惑中渴盼著長生不老,永遠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夢幻中想出了一條錦囊妙計,把自己的驕奢淫逸托附于天,號曰天命。為了令世人相信這一天命的真實合法性,且讓自己也同樣相信,以此落個心安理得,君王們便找來一幫號稱懂得通天入地且與鬼神可以溝通的巫師甚至巫婆,命人從東海或哪條河溝中摸幾只烏龜殺掉,然后將這烏龜殼鉆眼兒并在火上炙烤。龜殼畢竟比不得后來的鋼鐵堅硬,不久就因受熱而發生小規模爆裂,巫師與巫婆們根據爆裂的花紋長短以及裂紋的走向等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神秘理論,以此斷定星辰日月的異象、主子的吉兇禍福,或天地間有什么大事發生,等等。之后,把這一問卜結果用刀子刻在烏龜殼上,放入檔案室收藏存檔——這就是幾千年后人們在安陽殷墟仍能發現甲骨文的原因。當然,研究者看重的是刻在烏龜殼上的人名、事件記錄,如某王出獵、出征、天象變化等,如“亥日允雨”刻辭,即表示亥那一天果然下起雨來。后世研究者通過這些文字可考證歷史發生過的真相和不解之謎。
董作賓在研究烏龜殼中所發現的“貞人”,類似現代人們在街頭巷尾遇到的算命先生或巫師之類的人物——只是遠古的這些算命先生與巫師不在江湖流浪,而專在王室調撥的辦公地點,每月領著可觀的薪水上下班,為君王與太子妃嬪、王室臣僚們算命看相、視風察水,推斷吉兇禍福。

研究烏龜殼的人(5)

大龜四版的出土,恰似天光泄露,神靈忽顯,令董作賓于恍兮惚兮中突然有了一個重大發現——這個烏龜殼上面共刻有6個貞人名字,時間跨度9個月。這一發現可謂找到了破譯甲骨文體系的一把鑰匙,殷商王朝神秘的宮廷之門,隨著這把鑰匙的旋轉而一扇扇洞開,埋藏了3000多年的秘密由此彰顯人世,光照一個新的時代。在這9個月中有6位貞人輪流主持占卜,說明這段時間他們都是活在世上的人,而根據人的壽命推斷,這6個人“最老的和最小的,相差也不能五十年”,“凡見于同一版上的人,他們差不多可以說是同時”。若用現代事例此喻,相當于某位官僚的6位秘書在9個月內各自起草一份或幾份報告,如果最老的與最小的相差超過50歲,老秘書退休時——按現在60歲退休制推算,最小的才10歲,而10歲就到王室担任這種具有獨特地位和功能的刀筆吏,幾乎是不可能的——因了這一如同神助的發現,董作賓很快得出了“可以由貞人以定時代”的結論。
繼貞人的發現與考證之后,董作賓又繼續往前推進,提出了甲骨文分期斷代的八項標準。
一、坑層;二、同出器物;三、貞卜事類;四、所祀帝王;五、貞人;六、文體;
七、用字;八、書法。
“貞人”的發現與八項斷代標準的設想,為董氏稍后發表《甲骨文斷代研究例》奠定了基礎,也為甲骨文分期斷代的解決找到了一條有效途徑。董作賓后來說道:“余自民國十七年(1928)試掘殷墟遺址,即感覺各地區所出甲骨文字,必有時代之異,而苦于無法區別之。十八年(1929)大龜四版出,‘貞人’之說創立,一切斷定時期問題無不迎刃而解。”[10]對此,李濟曾明確指出:“董作賓在甲骨文早期研究中最大的貢獻之一,也是他一生古文字研究最主要的成就之一,是他命名的‘貞人’的發現。”[11]
1932年春,董作賓開始著手創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他在這部于甲骨學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作中,系統地提出了一個整理殷墟全部甲骨文新的方案,正如他自己所言:“我第一次發掘殷墟時候,那是中華民國十七年(西歷1928年),我就開始注意到小屯村中、村北及洹水南岸各地方出土的甲骨文字,書法、字形、文例都有顯著的不同,我就感到這必有時代的先后問題。于是發奮從許多方面研究甲骨卜辭如何可以斷代。又經過了四次發掘,到了民國二十二年(西歷1933年),才找到了斷代研究方法。這就是應用十個標準,分盤庚到帝辛為五期的研究方法,也簡稱分期研究法。”[12]
十項標準是:
一、世系;二、稱謂;三、貞人;四、坑位;五、方國;六、人物;七、事類;八、文法,九、字形;十、書體。
依據這個十項標準,董作賓把殷商王朝自盤庚遷殷之后270余年、共八世十二王的甲骨卜辭劃分為五期:
第一期 盤庚、小辛、小乙、武丁(二世四王);
第二期 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 廩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 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 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董作賓提出的“十項標準”和“五期斷代說”,確有鑿破鴻蒙之功,所具有的開創性意義如后輩考古學者劉一曼所說:“《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發表,是甲骨文研究中的一件劃時代的大事,他使過去混沌一片的15萬片甲骨,成為可以劃分為五個不同時期的歷史資料,使殷代后期歷史文化的研究,建立在較科學的基礎上。”[13]后來事實證明,除有一小部分甲骨文分期稍欠精確需要重新加以研究調整外,還沒有任何一個新的方案可以取而代之。曾一度作為董作賓助手的胡福林,后來在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任職期間,曾全力收集抗戰期間安陽出土流散的甲骨,共得13800多片,另起爐灶,編成《戰后寧滬新獲甲骨集》等4部著錄、著作。為了顯示“青出于藍而勝于藍”的古訓,胡氏在分期斷代中采用了與董作賓不同的“四期法”。此法一出,立即引起了甲骨學界的猛烈抨擊,大多數研究者認為“所分的第三期包容了三世四王,究竟太長”。[14]在一片批評、指責聲中,胡氏在后來主持編纂另一部集大成的甲骨文著作《甲骨文合集》時,只好重新采用董作賓的“五期”說,并還歷史本真以平息眾怒。再后來,又有人如許進雄等輩在董作賓的斷代基礎上增補了一個“鉆鑿”項目,但仍未掩飾董作賓創造甲骨文斷代理論體系的光輝。董氏的學術成就和給予后世研究所指明的道路,時在哈佛大學任教的張光直說得較為明白:

研究烏龜殼的人(6)

董作賓的《甲骨文斷代研究例》的“突破性”是顯然而且公認的。自從甲骨文在十九世紀末出世以后,羅振玉、王國維等文字學、古代史學者在不同的層面上對它的研究作了很重要的貢獻,但是甲骨文之成學,亦即“甲骨學”之產生,無疑是董作賓這篇文章的后果。董先生將甲骨文斷代的各項準則歸納起來,擬定了十個標準……將殷墟二百七十多年中的遺物、遺跡與所發生的事件,首次建立了一個秩序。從此以后的研究,完全是要從這個秩序出發的。固然后來董先生在他的《甲骨學六十年》里面將這十個標準有所修改,分期之說也更加細膩,許進雄先生在十個標準之外又增加了一項“鉆鑿”,但這都不能減低董先生這篇文章在歷史上的重要性。[15]
——斯言是也!
遙想當年,隨著安陽殷墟的發掘與甲骨文陸續出土,甲骨學漸被學術界所重視并很快發展為一門顯學。對于各路學者在這門新興科學研究中所占的位置,社會上一度流傳著國學大師錢玄同、陳子展的“甲骨四堂”說,即坐在前四把交椅上的是:羅振玉(字雪堂)、王國維(字觀堂)、董作賓(字彥堂)、郭沫若(字鼎堂)這四位甲骨學家,也就是后世廣為流傳的“堂堂堂堂,郭董羅王”。對于“四堂”在學術上的造詣和不同貢獻,另一位著名古文字學家唐蘭(立廠)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固已極一時之盛”[16]之評語。而對安陽殷墟發掘與甲骨學創立具有重大功績的傅斯年,對王、董“二堂”的學術人品多有贊譽,對羅、郭“二堂”的人格則相當不滿。據跟隨董作賓做甲骨研究的屈萬里說,在李莊時,傅斯年每提到羅振玉,總是咬牙切齒,以“羅振玉老賊”相呼,其緣由是“他不滿羅振玉后來保溥儀搞出‘滿洲國’那一套事情,對于羅的學術地位他并不完全加以否定。他之所以罵羅振玉,也許因為羅在節操上很不夠,很使他看不起,正好像他不滿意他的祖先傅以漸一樣”。[17]而傅斯年對郭沫若的不滿與輕視,則緣于一項“痛苦的經驗”。
◎郭沫若賜給的教訓
以傅斯年為首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退居臺灣后,在資料的開放、研究上,與所外學者曾一度產生過較大矛盾并引起外部學者的不滿,因而有了對李濟、董作賓等人霸道十足,對所外學者“封鎖資料”、“把持資料”,企圖把學術之公器占為己有等非議和抨擊。按臺灣有位叫李敖者在一篇《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面》的謾罵、攻擊文章所言:傅斯年領導下的史語所,特別是李濟、董作賓等人之所以后來“封鎖資料”、“把持資料”、“不肯讓局外人窺視一二”等“惡行”,其主要原因是傅斯年與其同仁的“痛苦的經驗”使然。因為“當年他們曾因把資料開放而失過面子。例如第三次安陽發掘出來的大龜四版,出土時頗轟動一時。郭沫若那時正在日本研究甲骨文,特地卑躬厚禮地要大龜四版的拓片。當時李濟他們居然答應了郭沫若的請求,大概是為了表示學術公器的大度吧!不料郭沫若拓片到手,《卜辭通纂》書成。此書的內容有否有價值是另一問題,卻大大搶了史語所中人物的風頭,使他們因資料開放而大大地失掉面子!”因而,“這是他們沒齒難忘的‘失策’。所以此后三令五申,繩為家法,嚴禁資料早泄,故胡厚宣離開史語所的時候,史語所特律以公函一道,警告他此后所有的著作,不得引用史語所未曾公開出版的資料!”[18]

研究烏龜殼的人(7)

李敖此言未免又犯了一貫狂吠的老毛病。事情的真相大體如下:
1923年畢業于日本九州帝國大學醫科的郭沫若,由于在日本時期與郁達夫、成仿吾等人發起成立“創造社”并從事文學創作,名聲大振,遂于1926年2月出任廣東大學文學院院長,7月參加北伐戰爭,10月出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中將銜副主任。1927年蔣介石在發動反共清黨運動前夕,郭沫若對國民黨與蔣介石的做法頗為不滿,公開發表了《請看今日之蔣介石》一文,把蔣視為“流氓地痞、土豪劣紳、貪官污吏、賣國軍閥,所有一切反動派反革命勢力的中心力量”。這一“叛逆”行徑惹得蔣介石大怒,郭沫若隨即遭國民政府明令通緝。同年8月,郭氏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南昌起義,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國共產黨。1928年流亡日本,蟄住千葉縣市川市,自此“在日本人的刑士與憲兵的雙重監視之下,開始對中國古代史和甲骨文、金文等進行研究”(郭沫若語)。1930年結集出版了號稱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開山之作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后歸國,前后在日本亡命近10年。
1927年1月,魯迅根據中共的意圖由廈門轉赴已由廣東大學更名的中山大學,準備與他曾稱之為“流氓+才子”的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19]之際,郭沫若等人已離開廣州,魯、郭二人遂失去了見面與制造聯合戰線的機會。而由歐洲歸國后至中山大學任教的傅斯年,連同后來進入的董作賓,更是無緣與郭氏相見,因而傅、董二人與郭沫若在抗戰之前的十幾年里并不熟悉。正是由于這種情形,當郭沫若把“無處發泄的精力用在了殷墟甲骨文字和殷周青銅器銘文的探討上面”,[20]在日本編纂所謂“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的《卜辭通纂》時,盡管“非常重視殷墟考古的每一進展并較早接受了西方考古學的影響”,[21]但在向國內學界索要材料時,并未直接向傅斯年等史語所人員求助,而是致信容庚、于省吾、馬衡、徐中舒等代為搜羅。后來郭在日本蝸居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們寄來的材料中,有董作賓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并讀到董氏對甲骨文中的“某日卜某貞某事”的釋解,神情大振,當即驚嘆曰:“近時彥堂解為貞人之名,遂頓若鑿破鴻蒙。”[22]到了這個時候,郭沫若才意識到史語所中人的厲害,同時壯起膽子致信董作賓和李濟,懇求一觀大龜四版的全份拓片,以為自己著述作參考。
此時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國民政府正在通緝捉拿的一名政治犯,而中央研究院直接隸屬于國民政府(后隸屬總統府),其對立的關系可想而知。李濟與董作賓接信后,覺得郭氏盡管在政治上與黨國有所沖突,且與自己并無親情舊故,但畢竟還是一位名聲在外的風流才子,在如此艱難處境下,沒有墮落沉淪,像許多落魄文人一樣整日除了打架斗毆,就是吃喝嫖賭逛窯子,尚能堅持研究古史與甲骨文字,頗值得同情。于是,經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緝之嫌,甘冒通共連敵的政治風險,以最快速度將大龜四版和“新獲卜辭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說明此拓片尚未發表,僅供參考而已。董作賓一看郭氏在信中對自己發現甲骨文中的“貞人”之成果敬佩有加,頭腦一熱,把自己剛剛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研究烏龜殼的人(8)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濟和董作賓聯名的叮囑于不顧,立即將“新獲卜辭”和大龜四版的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書,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進的珂羅版精印出版發行。可能郭氏覺得如此操作有失君子之風,心生一計,在書的序文中以彌補的意味極盡討好地吹捧道:“大抵卜辭研究自羅王而外以董氏所獲為多。董氏之貢獻在與李濟之博士同開出殷墟發掘之新紀元。”遂復在“后記”中繼續鼓吹道:“承董氏彥堂以所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本相示,已反復誦讀數遍,既感紉其高誼,復驚佩其卓識。如是有系統之綜合研究,實自甲骨文出土以來所未有。……如此快事,幾令人直欲拍案叫絕。”在一陣狂風暴雨般的大肆吹捧之后,郭沫若似預感到自己的做法肯定會得罪對方,因而在序文的最后一句急轉直下,頗有些悲壯與滿不在乎地寫道“知我罪我,付之悠悠”。[23]意思是,反正我的書已寫就出版了,你們這些傻里傻氣一根筋的書呆子,愛咋辦咋辦吧,我是頗不在乎的。
果然,此書由日本傳往中國再傳到史語所,傅斯年一看,僅史語所考古組發掘的“新獲卜辭”墨拓就用了22片,立即火起,盛怒之下,暴跳如雷,大罵不止,直呼“×××,他憑什么”,并要訴諸法律云云。被徐志摩稱為“剛直木訥”的李濟面對此情,尷尬萬分,不知如何是好,盡管最后沒有同意傅斯年訴諸法律的要求,但默認了傅氏提出的“三令五申,繩為家法,嚴禁資料早泄”的鐵律。這一“鐵律”頗有點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的意味,后來遭到了許多圈外學者的詬病和攻擊,但就傅斯年與史語所而言,也著實有情可原。試想倘不如此,若再出個像郭沫若這樣將發掘單位未正式發表的資料公布于世的情況,這個世界不知要亂成什么樣子。臺灣人李敖所說的胡厚宣,在史語所自昆明龍頭村即將遷往李莊的前夜,私自出走齊魯大學,傅斯年在勃然大怒之后,向齊大領導者所發出“今后若在貴校任何刊物內,載有本所未經發表之任何材料,自應由貴校負責,本所當采取適當辦法辦理”的討伐檄文,一并發函對胡厚宣給予敲山震虎的教訓,的確是與郭沫若這件事有直接的關聯。
對于這次“沒齒難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懷,李濟后來在重慶見到郭沫若時,也在非正式場合告訴對方“你這樣做是不對的,不要拿別人當傻子”云云,但沒有作進一步的討伐。
盡管如此,傅斯年對郭沫若的甲骨文、金文研究成果,仍然給予了肯定。1947年中央研究院進行第一屆院士選舉,事前傅斯年和胡適提出的候選人名單,都有郭沫若的大名。當年10月,中央研究院召開評議會會議,討論院士候選人名單,時傅斯年赴美就醫,史語所由代理所長夏鼐出席,夏據理力爭,最后以多數票通過郭沫若列入候選人名單。但是,當1948年3月中央研究院正式選出第一屆院士和9月舉行院士大會時,郭沫若已由國統區轉移到香港,即將于中共陣營中發跡,自是不把這個院士稱號放在眼里了,此為后話。
與李濟大不相同的是,董作賓由于深受郭沫若“鑿破鴻蒙”、“拍案叫絕”、“高誼”與“卓識”等吹捧的刺激,雖默認傅斯年“嚴禁資料外泄”的“家法”與“鐵律”,但對郭沫若仍一往情深,久久難以忘懷。

研究烏龜殼的人(9)

抗日戰爭爆發后,國共兩黨的關系趨于緩和,郭沫若結束了流亡生活,拋別了日本老婆和孩子,只身一人自日本返國參加抗日宣傳活動。1940年,出任重慶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此時,已隨史語所遷往南溪李莊的董作賓得知郭沫若在重慶任職的消息,主動去信與之聯系,等待親赴重慶拜訪的機會。在苦苦等了近兩年之后,機會終于來了。1942年5月,受傅斯年委托,董作賓赴重慶參加中央研究院院務會議,并一道辦理史語所書刊印刷與合作社購物等事宜。適此機會,董作賓一到重慶,就迫不及待地來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開始了甲骨學“二堂”的歷史性會晤。
據董氏后來對李莊的同事說,二人見面后,郭沫若欣喜異常,兩人促膝暢談,敘新話舊,交流學術,不亦樂乎。郭沫若除設宴款待外,還借著酒興當場潑墨揮毫,賦詩相贈:
卜辭屢載征尸方,帝乙帝辛費考慮。
萬千牛推索遍,獨君功力邁觀堂。
詩中的尸方是殷墟卜辭中記載的一個方國的名字,帝乙、帝辛則是晚商王朝的兩位國王。此處郭沫若意在表達董作賓在甲骨文的考釋和研究上,已遠遠超過了聲名顯赫的一代宗師王國維。如此一番吹捧,卻令把酒臨風、已有些醉意的董作賓覺得非常受用和舒服,禁不住頭腦又暈眩恍惚起來,把郭沫若當做一世英豪與鐵把子兄弟看待。待回到自己下塌的旅館,董作賓借著酒勁,很快作成一篇《跋鼎堂贈絕句》一首,對郭氏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同時表示了自己將繼續為甲骨學事業奮斗不息的決心,跋曰:
昔疑古玄同創為甲骨四堂之說,[24]立廠和之,有雪堂導夫先路,觀堂繼以考史,彥堂區其時代,鼎堂發其辭例之目,著在篇章,膾炙學人。今者,觀堂墓木盈拱,雪堂老死偽滿,惟彥堂與鼎堂,猶崛然并存于人世,以掙扎度此偉大之時代。
三十一年春,訪沫若于渝,十年神交,握手言歡。彼方屏置古學,主盟文壇,從事抗戰之役,余則抱殘守缺,絕學自珍。一生事業,其將以枯龜朽骨之鉆研而為余之止境乎?興念及此,擱筆太息![25]
此時的董作賓只顧得與郭沫若握手言歡,揮墨題跋與擱筆太息,竟把自己來重慶的職責和任務忘得一干二凈。在李莊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為光火,在給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葉企孫的信中,滿含怨氣地說道:“彥堂此行,旨在可謂場鬧之至。弟初以藥未至,遂言不去,繼得藥至,頗有去意。如去,則印刷等事必得辦妥當。旋思彥堂好朋友,而重慶未去過,故請他去,實在是有望助成其意之意。但絕未想到,彼到后只是演說,訪友、尋友(例如郭沫若處,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問也。彼之行也,弟叮囑周至,謂開會是具文,我們遇事不爭,此行第一事是出版,其次為合作社物。彼來兩次信,已謂行期在十五矣,而無一語提及出版之接洽……竟然將第一事忘了。17日始見到,在彼到渝將20日矣。大可不成話。”又說:“大約彥堂平日在所,辦事用心,而一經見實,心中飄飄然,其辦事乃不可恃矣。弟本為省事,請他去,反而多事。……煩極煩極!”[26]
這是傅斯年對董作賓不滿的牢騷話,而沉浸在言歡暈眩中的董作賓尚未意識到,幾年之后,他將被郭沫若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斥指為“跑到臺灣去準備殉葬”的“妄人”一個。盡管中國有文人相輕的傳統,但郭、董的交惡,并不是一個“相輕”就可解釋的。此為后話。

研究烏龜殼的人(10)

◎抗戰八年第一書
董作賓自重慶回到李莊,被傅斯年訓斥一番,自知理虧,不敢嘴硬,又開始蟄居李莊板栗坳幾間房子里,在屈萬里與自己指導的研究生李孝定,以及剛從李莊中學新招收的見習生劉淵臨等人協助下,將所有的精力投入到《殷墟文字乙編》與《殷歷譜》的編制之中。為全力支持這項工作,傅斯年特批,由戰時首都重慶買來一盞煤油燈和一皮桶“洋油”,專供董作賓與助手開夜車使用,其他研究人員只能使用桐油燈,并規定不得到董氏處以各種理由“抹油”。因桐油燈煙大光暗,每到夏天很難適應,一到悶熱難熬的晚上,許多人就跑到牌坊頭借著董作賓工作室映出的光亮聊天,而董作賓伏案與彎腰弓背翻檢找尋材料的身影,連同額頭上不時滾動著的汗珠一并映于眾人的眼簾。面對此情,外面的聊天者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壓低聲音,以免驚動這位辛苦做工的“老天爺”(南按:因董作賓對同事說話,一開口就老天爺如何如何,青年研究員就給他偷偷起了一個“老天爺”的綽號)。
董作賓著手進行的《殷墟文字乙編》,主要是對殷墟最后三次發掘(第13次至15次)所得甲骨文進行整理著錄。殷墟的后三次發掘共出土有字甲骨18405片,其中最主要的是在小屯北地YH127坑出土的一整坑有字甲骨。當時在工地清理不便,連泥帶土運到南京史語所住地——北極閣大廈整理。在董作賓的領導下,由胡福林與所內技工關德儒、魏善臣等經過8個月的努力方告完成,共清理出有字甲骨17096片——這是殷墟發掘以來在甲骨文搜集方面最大的收獲。“過去,傳世所得甲骨大多支離破碎,學者們據此難以確知甲骨的‘全豹’。而現在,只此一坑就有完整大龜三百多版,再加上綴合材料就更多了。因此學者眼界大開,思路廣闊了。”[27]
按照原計劃,由董作賓主持編纂的《殷墟文字乙編》(以下簡稱《已編》)共分上、中、下三輯,在李莊期間,完成了上、下兩輯,分別于1948年和1949年出版。第三輯在復員回南京后編成,1953年于臺北藝文印書館出版。《乙編》編排體例與《甲編》相同,但所收甲骨文要多出幾倍,共收入帶字甲骨9105片,“所收材料,超過《甲編》的四倍以上,出土的坑位簡單明晰;內容新穎而且豐富,研究的價值,也遠在《甲編》之上”。《甲編》的問世,是董作賓、屈萬里等人在甲骨學上所作出的又一項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偉大貢獻,正如甲骨學者孟世凱所言:“這種考古學方法著錄甲骨的新體例,是甲骨學史上的創舉。它不僅體現了近代田野考古學方法引入甲骨學研究領域取得了輝煌成果,也為以后著錄科學發掘所得甲骨文提供了范例。”[28]
就在主持編撰《甲骨文字乙編》的同時,董作賓開始向傾注了十幾年心血的《殷歷譜》作最后沖刺。此前,董作賓嘗浩嘆:“殷周年代,乃古今史學界一大疑案,兩千余年以來,異說孔多,懸而不決。并世治史者咸避而不談,或談而不能有所定,定于一說者即不免有謬誤,實因年代之考定,必資歷術,歷術艱澀,鉆研為苦。而前人論述,各自成說,抉擇非易,無所適從也。”[29]殷墟發掘之后,董作賓試圖通過甲骨卜辭透出的蛛絲馬跡考證殷商時代的歷法,由歷法再轉推確切的年代。自1931年在《安陽發掘報告》上發表《卜辭中所見之殷歷》開始,經過十幾年的艱苦努力,終于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研究烏龜殼的人(11)

按史語所后起之秀夏鼐的說法,在“甲骨四堂”中,羅、王、郭“三堂”皆沒有田野考古發掘的經驗,無法利用地層學知識斷代,只能算“室內考古學家”,所取成績也就相對有了無法彌補的缺憾。而董作賓是親自參加過8次安陽殷墟系統發掘的甲骨學者,是名副其實的響當當的田野考古學家,對于甲骨文字的斷代和研究自然就較其他“三堂”更有科學根據,看問題的眼光也更勝一籌,所取得的成就在前三位之上也就成為一種必然。
1945年4月,董作賓在李莊板栗坳牌坊頭簡陋的斗室里,完成了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鴻篇巨制《殷歷譜》,并在傅斯年熱切關照下于同年在李莊鎮石印出版。由于受當時條件的限制,這部“合情、合理又合天”的皇皇巨著只印了200部,每部都有編號,成為一種特殊時代的珍貴見證。
《殷歷譜》在李莊成稿后,在出版印刷之前,董作賓專門復印一份寄往時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的史學大師陳寅恪求教。陳氏在回復中對董氏的創見性成就表示了充分肯定:“大著病中匆匆拜讀一過,不朽之盛業,惟有合掌贊嘆而已。改正朔一端,為前在昆明承教時所未及,尤覺精確新穎。冬至為太陽至南回歸線之點,故后一月,即建丑月為歲首,最與自然界相符合。其次為包含冬至之建子月,周繼殷而以子月代丑月為正月,亦與事理適合。”接下來,陳寅恪以廣博的學識,針對著作中一些具體問題和歷史中的迷惑不解之處談了自己的看法:“若如傳統之說,夏在商前何以轉取寅月為正月似難解釋。故周代文獻中,雖有以寅月為正之實證,但是否果為夏代所遺,猶有問題也。豳風七月詩中歷法不一致,極可注意,其‘一之日’,‘二之日’,是‘一月之日’,‘二月之日’之舊稱否?又與左傳孔子‘火猶西流,司歷過也’參校,則疑以寅月為正,乃民間歷久而誤失閏之通行歷法。遂‘托古’而屬之夏歟?”[30]
董作賓接信后,對陳氏提出的疑問進行了慎密考證和修訂,使之更加完善。當《殷歷譜》在李莊石印出版后,陳寅恪閱畢,以驚喜之情再次致信董作賓,盛贊說:“抗戰八年,學術界著作當以尊著為第一部書,決無疑義也。”[31]一生堅持“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陳寅恪,為人處世從沒有郭沫若般油滑與阿諛曲從、見風使舵的毛病,真正是按他所倡導的“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真理乃得以發揚”這一標準入世為學。此次對董著的評價,當是發自內心的一片摯誠。或許,正是得益于像陳寅恪這樣有風骨與識見的學術大師的追捧喝彩,才令學術界上層和最高當局決定予以公開表彰,以彰顯抗戰以來中國學者堅強不屈的意志和在學術文化上的偉大貢獻。這部大著上報后,在重慶的蔣介石親自簽發了嘉獎令:
中央研究院朱院長勛鑒:
三十四年七月四日呈悉,董作賓君所著《殷歷譜》一書,發凡起例,考證精實,使代遠年湮之古史之年歷,爬疏有緒,脈絡貫通,有俾學術文化,誠非淺顯,良深嘉勉,希由院轉致嘉勉為盼。
中正午養侍秘[32]
后來的歷史不斷檢驗證明,無論是傅斯年、陳寅恪,還是朱家驊、蔣介石,對董作賓工作成就的肯定和對這部著作的贊譽、嘉勉,當是公道和公允的。半個世紀之后的1995年,即抗戰勝利五十周年之際,張光直在他晚年的一篇重要論文《抗戰與學術研究——紀念抗日戰爭勝利五十周年》中指出:“事實上,從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也是產生中國人文社會科學重要著作的時代。例如,我的老師董作賓先生在這段期間完成的重要著作《殷歷譜》,對于中國的考古學界而言,是一本開天辟地、創造出一個新局面的著作。”[33]張氏的這一評價,臺灣學者吳興文認為“這雖然不完全是蓋棺論定的全盤總結,不過我們可以看出,張光直‘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的學子本色以及實事求是的為學精神,足為后人留下典范”。[34]

研究烏龜殼的人(12)

當然,面對陳寅恪、李濟等學界大腕的贊譽甚至最高當局的嘉勉,董作賓不再像當年郭沫若初次吹捧自己時那樣激動亢奮與心中無數了,他對此表現出了少有的冷靜、老成與謙虛。言及此事,董氏認為:“《殷歷譜》這部書,雖然我曾下過十年研究功夫,在四川李莊,手寫了一年又八個月,印成了四大本,連圖表共占有70萬字的篇幅。在我看這算不得一回事,這只是‘甲骨學’里研究方法進一步的一個小小的嘗試。”然而這個小小的嘗試又是何其艱難,“全書之寫印,實系初稿。有時公私瑣務猬集,每寫一句,三擱其筆;有時興會淋漓,走筆疾書,絮絮不休;有時意趣蕭索,執筆木坐,草草而止。每寫一段,自助覆閱,輒搖其首,覺有大不妥者,即貼補重書,故漿糊剪刀乃不離左右。個中甘苦,只自知之”。[35]
董氏著述之甘苦,不只是自知,作為一所之長的傅斯年,親眼目睹了董作賓治學經歷與生活之苦,深得其中況味。在為這部大著撰寫的序言中,傅氏滿含深情地說道:“《殷歷譜》者,吾友董彥堂先生積十年之力而成之書也。彥堂天資高邁,精力過人。十載兵戈,飄泊于西南大地之間,此譜耗其歲月約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彥堂一人每日可為之事當常人三四,故若他人為之,即才力相若,不窺園亭,亦或須一紀,此其所以使友朋輩無不羨妒者也。”又說:“雖然,彥堂之治甲骨學將近二十年,此將二十年之月日,皆與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當世甲骨學之每一進步,即是彥堂之每一進步……今彥堂之書,無類書之習,絕教條之科,盡可見之卜辭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門德勒也夫之始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36]
在序文將要結束時,傅斯年透露了一個埋入心中日久的秘密:“吾見彥堂積年治此,獨行踽踽,備感孤詣之苦,故常強朋友而說之焉。朋友知此,亦常無意而強與之辯,以破寂焉。吾亦偶預此列,則故反其說,說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為樂也。”[37]
只有到了傅氏自己把這個“秘密”點破之后,董作賓與居住在李莊板栗坳的石璋如、董同龢等大小學者,才真正洞察體會到傅斯年自昆明龍頭村居住時代起,經常與人辯論不休,且滔滔不絕,擺出一番嗷天嚯地的陣勢究為何故。特別是受到石璋如晚年稱贊的史語所那位人高馬大的青年才俊,號稱“第一勇士”的董同龢,也才有機會窺知在昆明龍頭村那荒涼的廟宇殿舍里,傅氏強行與自己辯駁且多數大敗而去,實只為“以破寂焉”而為大家添些快樂和趣味的良苦用心。
注釋
[1]《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李濟與友人通信選輯》,李光謨輯,載《中國文化》第十五、十六期,1997年北京。
[3]董玉京《無盡懷思無盡恩》,載《董作賓與甲骨學研究》,郭新和主編,河南大學出版社。
[4]《世紀老人的話·任繼愈卷》,陳明著,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5、6]莊尚嚴《彥老從事甲骨文研究之始》,載《殷商史的解迷者——董作賓百年冥誕特輯》,臺灣藝術家出版社1994年出版。
[7、8、11]《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研究烏龜殼的人(13)

[9]《安陽發掘報告》,第三期,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31年出版。
[10]《殷歷譜》,上編,卷一,董作賓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J〕,1945年出版。
[12]董作賓《為書道全集評論卜辭時期之區分》,載《中國現代學術經典·董作賓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
[13]劉一曼《甲骨文的發現與研究》,載《殷墟的發現與研究》,科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14]《殷墟卜辭綜述》,陳夢家著,科學出版社1956年出版。
[15]《傅斯年、董作賓先生百歲紀念專刊》,轉引吳興文《吾受吾師,吾更愛真理——董作賓、李濟與張光直之間的師生情》,載《溫故》之七,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6年出版。
[16]《天壤閣甲骨文存·自序》,唐蘭著,北京,輔仁大學出版社1939年出版。
[17]《回憶傅先生在臺大的往事》,屈萬里,載《傳記文學》,第28卷第1期,1976年。
[18]李敖《從李濟的悲劇看中央研究院的幾個黑暗面》,載《李敖作品精選》,中國友誼出版社2001年出版。
[19]《魯迅全集》,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出版。
[20]《十批判書·后記》,郭沫若著,東方出版社1996年出版。
[21]《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張豈之主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出版。
[22、23]《卜辭通纂》,郭沫若,科學出版社1978年出版。
[24]疑古玄同,即錢玄同,錢氏為表示自己對古代歷史記載的懷疑態度和決心,自號“疑古玄同”。是當年促使蝸居在紹興會館抄古碑的周豫才以魯迅筆名寫出《狂人日記》成名作的北大教授、國學大師,也是顧頡剛為首的《古史辨》派的強力支持者與鼓吹者。后錢玄同與魯迅交惡。有一次魯迅由上海到北京,二人在某教授家中偶然碰面,錢玄同看到魯迅放到桌子上的名片,帶著和好的意思,主動問:“你還是兩個字呵?”魯迅對此不屑一顧地答:“我從來不用四個字。”說罷揚長而去,弄得錢大師張嘴瞪眼一時說不出話來。魯迅不愧世間少有的諷刺大師,一語雙關地諷刺了錢玄同疑古過頭的“怪癖”。
[25、29]《董作賓全集》,乙編,第五冊,臺北藝文印書館1977年出版。
[26]《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甲骨學通論》,王宇信著,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出版。
[28]《甲骨學一百年》,王宇信等五人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出版。
[30、31]《致董作賓》,載《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出版。
[32]董作賓《殷歷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1945年4月出版。
[33、34]吳興文《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董作賓、李濟與張光直之間的師生情》,載《溫故》之七,廣西師范大學2006年出版。
[35]董作賓《〈殷歷譜〉的自我檢討》,載《董作賓全集》,甲編,第一冊,臺北藝文出版社1977年出版。
[36、37]傅斯年《殷歷譜·序》,《傅斯年全集》,第三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013-08-21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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