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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北歸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南渡北歸》北歸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

就在學者們于貧困、寂寞中,蟄伏在山坳里默默做著案頭工作時,一位高個頭、大鼻子、藍眼睛的“老外”,來到了李莊,使揚子江頭落寞的古鎮掀起了略帶咸澀味的微波。這個“老外”便是后來以《中國科學技術史》為中國學術界廣為人知的英國劍橋大學教授、科技史家李約瑟(JosephNeedham,1900—1995)。
像大多數事業有成的人物留下的傳記一樣,在愛爾蘭成長起來的李約瑟,也屬于聰明好學之士,1922年畢業于劍橋大學,1924年獲該校哲學博士學位。未來的日子,李約瑟以研究生物化學聲名鵲起,37歲當選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曾經轟動一時的生物化學與胚胎學方面的成名著作《化學胚胎學》、《生物化學與形態發生》,均在40歲之前問世。[1]
可能與人的性格或天性有關,據李約瑟自己介紹,求學時代的他有一天突然鬼使神差般對科學史發生了濃厚興趣,后又把目光漸漸移向東方文明曙光升起的地方。1922年夏天,剛從劍橋大學岡維爾——基茲學院畢業不久的李約瑟,無意中讀到一位中國留美學生用英文在《國際倫理學雜志》發表的一篇《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后果的一種解釋》的論文。文中認為中國之所以沒有科學,“是因為按照它自己的價值標準,它毫不需要”。作者感慨道:“依我看來,如果中國人遵循墨子善即有用的思想,或是遵循荀子制天而不頌天的思想,那早就產生了科學。”[2]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后來任教清華、西南聯大、北大,并在“文革”期間跟在江青高翹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風喚雨的馮友蘭。當年的李約瑟讀罷這篇奇文,于驚奇不解中生發出一系列感慨:許多年來,自以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對中國文明的無知、蔑視與偏見,以霸道甚至是渾蛋的邏輯搞出的所謂“歐洲文明中心論”與“中國文明西來說”等一系列偽學說,對中華民族和中國人已是極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難道連中國人自己都不承認中國有過科學?!該文闡述的觀點與自輕自賤的“小賤人”做派,對李氏的精神產生了極大刺激,文章的作者馮友蘭的大名,也一并長久地積存于他的記憶之中。
1937年11月,中國的淞滬抗戰最為悲情壯烈之時,三位中國留學生來到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門下拜師學藝,分別是燕京大學的沈詩章、金陵大學的王應睞和上海雷士德醫學研究所一位南京藥商的女兒魯桂珍。三位黃皮膚的年輕人不僅給李約瑟帶來了中國的傳統文化,還給他帶來了對中國古代文明的堅定信念。這位大鼻子、藍眼睛的“夷人”,于人生中途突然轉向了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研究,而這一抉擇,與他和中國學生,特別是早年畢業于金陵女子大學理學院、時年33歲的魯桂珍相遇有極大關系。對于李、魯建立的友愛之情,李約瑟本人曾在多種場合坦承地表示過,魯桂珍晚年也同樣不謙虛地“笑納”了。比魯桂珍大3歲的李約瑟,先是愛慕魯的美貌和她一顰一笑所展現的典型東方大家閨秀的風韻,連帶地引發了他熱愛中國文化的強大沖動與興致。而對中國文化強烈的喜愛,又促使李約瑟提出并思考一系列問題,正如他在后來的回憶中所言:“我對他們的了解越深,我與他們的思想就越相接近,這就導致我尖銳地提出一問題:為什么在公元1—15世紀的漫長歲月里,中國在科學技術方面比西方更為有效并遙遙領先?中國究竟有哪些科技成就及其貢獻?為什么中國的傳統科學一直處于原始的經驗主義階段,而沒能自發地產生近代科學及隨之而來的工業革命?”[3]——這一連串的疑問,就是后來世人津津樂道的“李約瑟難題”(NeedhamPuzzle)[4]的雛形。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2)

既然疑問占據了李約瑟追求真理與科學精神的心靈,就要設法去解答、破譯,于是,李約瑟自內心深處發生了信仰上的皈依(conversion)。對此,李氏說道:“我深思熟慮地用了這個詞,因為頗有點像圣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命運使我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國文化價值和中國文明這方面來。”[5]
《圣經》上說,猶太教徒掃羅在前往大馬士革的途中,忽然被一束強光罩住,并受到耶穌的責備。此后,掃羅反省了三天三夜,耶穌派了亞拿尼亞去看望掃羅。從此掃羅皈依了耶穌,并改名保羅,成為耶穌直接挑選的使徒。李約瑟形容自己的這種轉變“頗有點像圣保羅在去大馬士革的路上發生的皈依那樣墜入中華文化的“愛河”,“對漢語、漢文、漢字和自古以來傳播于中國的思想,產生了激情。它們把我引入了一個我以往一無所知的新天地”。[6]正是這一思想和學術價值觀的轉變,使37歲的李約瑟開始向魯桂珍和劍橋另一位著名漢學家古斯通夫·哈隆(GustavHalouu)發憤學習漢語,并渴望在有生之年破譯這個“李約瑟難題”。當魯桂珍即將畢業離開劍橋時,李約瑟與她合寫了第一篇中國科學史論文,并相約:今后決心要在這方面做出一番事業,猶如羅馬國會上主張“迦太基不滅,我們就要被滅亡”的誓言一樣。
此時的李約瑟立志要寫出的是“一冊過去西洋文獻中曠古未見的關于中國文化中的科學、技術和醫藥的歷史專書”,并通過這部著作,解開這個令人困惑的難題——這就是后來震動世界,由最初的一冊而延伸到30多卷冊的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得以問世的胚芽。
1942年秋,英國政府在二次世界大戰最為重要的轉折時刻,決定派遣一批著名科學家與學者赴中國考察訪問并給予人道主義援助。作為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兼及初通中文,并對東方文明懷有濃厚興趣的李約瑟有幸被選中,他與牛津大學的希臘文教授多茲(Dodds,又譯為道茲或托德斯)組成英國文化科學使團,前往中國。1943年3月,李約瑟與幾位同事從印度加爾各答經中國與外界相連的唯一通道——著名的“駝峰”航線,飛越喜馬拉雅山,進入云南昆明,自此開始了長達4年的在華考察生涯。
在昆明逗留期間,李約瑟訪問了西南聯合大學與中央研究院在昆明的天文、化學和工程研究所,并為這幾家機構輸送了部分圖書、儀器等緊缺物品。
3月21日,李約瑟一行由昆明飛往重慶。翌日一早,前往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拜訪總干事葉企孫,討論戰后中國與歐洲科學合作事宜。其后與當時正在重慶的國民政府政治、科學、教育、文化界大員吳鐵城、陳立夫、王世杰、翁文灝、張道藩、蔣廷黻、蔣夢麟、朱家驊、梅貽琦等人分別作了晤談。受朱家驊聘請,李約瑟與多茲出任中央研究院通訊研究員。在英國駐華大使西摩的理解和支持下,這年6月,通過中英政府的共同努力,在重慶成立了中英科學合作館,李約瑟出任館長,辦公地點設在英國駐華使館一側的平房內,人員由6位英國科學家和10位中國科學家組成。
就在這個機構組建時,李約瑟因對昆明和重慶幾所大學與研究所的訪問,越發感到中國古代文明博大精深,埋藏在心中的陳年舊夢開始復蘇,他找到國民政府教育部部長陳立夫,陳述自己除承担的中英文化交流工作,還有一個研究中國古代科學的計劃,擬在自己最感興趣的中國古代科技成就、科學思想及其人類文化史上的價值方面,做深刻比較、研究,寫一部專著,名為《中國的科學和文化》(南按:即后來的《中國科學技術史》)。陳立夫聽罷,“以其所志正獲吾心”,[7]當即表示贊賞與支持,并鼓勵道:“這個計劃非常好,這本書由你寫比我們寫好,因為你不是中國人,由一個非中國人來談中國事物所編寫的書必然有更大的價值。”[8]為配合李約瑟這一工作計劃,陳立夫許諾政府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給予全力支持。出于對這位外國學者所立志向的敬重,陳立夫還當場贈給李約瑟前后《漢書》各一部。事隔42年,李約瑟訪問臺灣時,還未忘記就贈書一事再次當面向陳氏道謝。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3)

李約瑟的研究計劃,曾遭到部分在華外國集團勢力反對,其中反對最激烈的就是當時在重慶的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司對華關系處官員、后來成為著名中國問題專家的費正清。據費氏回憶,他當時“曾和李約瑟就他對中國科學技術的研究計劃進行過激烈的爭論”。[9]這個爭論一直持續到后來在羅馬召開的第12屆歷史學家代表大會。不過當時的李約瑟并沒有把這個政客學者費正清放在眼里,更不顧及費正清無休止的啰唆與胡言亂語,外加行動上的為難與阻撓。既然決心已定,又有中國政府要員如陳立夫、朱家驊、翁文灝等名流大腕強力支持,一個小小的美國文化官僚與政客費正清又何懼哉?李約瑟決定立即行動起來,向自己的既定目標奮進。1943年初夏,李約瑟帶上助手,開始了中國西南地區的考察,從而有了與中國科學、教育界人士接觸交流的機緣。
李約瑟一行到達成都不久,正逢西南聯大文學院院長、哲學系教授馮友蘭受邀在成都華西壩幾家大學講演。在一次演講中,馮友蘭聲稱:道教是世界上迄今所知道的唯一不極度反對科學的自然神秘主義云云。當時李約瑟正與助手坐在來賓席上靜心聆聽,面對馮友蘭的面孔與聲調,李約瑟忽然記起這個呈慷慨激昂狀的人,就是20年前在《國際倫理學雜志》上公開放言中國沒有科學的那位中國留學生馮某,遂當場產生輕視之意,對其學說不以為然。這個時候的李約瑟已經開始認識到,真實的中國道教文化與馮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贊同科學的,可以說是科學的啟蒙老師。
5月3日下午,借華西協合大學邀請演講的機會,李約瑟于該校體育館以《科學與社會》為題作了演講,并針對馮友蘭的學說特別提出:“科學是人和人的合作,以及隨著時代的不斷發展而累積起來的結果。全世界的各民族,都曾對科學有所貢獻。在遠古時代,埃及、巴比倫、中國和許多地中海國家,都對數學、天文、醫藥、化學及地質有過貢獻。在這些科學中,古代中國對煉丹術及在工程方面貢獻特別偉大。”按李氏的說法,“煉丹術”這個名詞就發源于中國。當時尚在成都的馮友蘭是否前往聽講不得而知,但從翌日《中央日報》引用一個學生的筆記所作的報道看,這個夾帶著對馮氏學說反擊的演講頗受聽眾歡迎,以至當李約瑟“結束他的演說后很久,似乎還有余音繞梁之慨”。[10]
隨著李約瑟對中國古代文明和科技成果有了更多、更進一步了解和認識,他開始在論文中公開提出:中國文化技術中,“哪里萌發了科學,哪里就會尋覓到道家的足跡。無論你在哪里發現煉丹術或古代化學,你就能在哪里發現道家的影子,他們總是在那里——煉丹房里進行著世界上最早的科學實驗”。[11]如晉代的葛洪,被李約瑟稱為“他那時代最偉大的煉丹家和中國最偉大的煉丹術作家”,[12]葛氏所著的閃耀著科學思想光輝的名著《抱樸子》,極富科學哲理地探討了通過人為的方法來延長壽命或達到物質不朽的可能性。而整個道家思想體系,直到今天還在中國人的思想背景中占有至少和儒家同樣重要的地位。這是一種哲學與宗教的出色而極其有趣的結合,同時包含著“原始的”科學和方術。它對于了解全部中國科學技術是極其重要的。處于對中國道教的推崇與迷戀,李約瑟取了“十宿道人”等三個道號,自詡為“榮譽道家”。[13]李氏在論述道家對古代科學技術的貢獻時,沒有忘記對20年前的馮文舊事重提,并毫不客氣地對馮友蘭那篇《為什么中國沒有科學——對中國哲學的歷史及其后果的一種解釋》進行尖銳批評,稱之為“年幼的悲觀(YouthfulPessimism)”,同時直言不諱地指出“中國人并非如馮友蘭所斷言的對外界自然無興趣”[14]等。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4)

1943年6月4日,李約瑟完成了對四川成都、樂山一線幾所大學與科研機構的訪問,在戰時遷往樂山的武漢大學石聲漢教授陪同下,與助手黃宗興及秘書等人于五通橋搭乘一條鹽船沿岷江漂流而下,于次日下午到達李莊碼頭,隨之進入坐落在李莊鎮中心禹王宮的同濟大學校本部進行考察交流。
同濟大學自昆明遷川,主持籌劃和負責大局工作的是在教育界頗具聲望的校長周均時。周氏早年在德國柏林工業大學留學時,與第二次赴德留學的朱家驊同學,期間還結識了陳寅恪、傅斯年、俞大維,甚至后來的中共領導人朱德等勤工儉學的留學生,并與之結為好友。1924年,周氏歸國,先后執教暨南大學、中央大學、重慶大學。“八一三”淞滬抗戰爆發,周均時臨危受命,担任同濟大學校長并負責大學南遷事務。無論是同濟大學在昆明還是在李莊期間,周均時按照同濟是中國唯一一所用德語教學的高等學府,并肩負溝通中德文化交流重大使命這一特點,積極主張在抗戰期間仍然要盡可能地吸取德國的先進科研成果,為國家培養堪當大任的實用人才。只是好景不長,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香港等地相繼淪陷,國學大師陳寅恪生死不明,西南聯大爆發學潮。消息傳到李莊,與陳寅恪在歐洲留學時期交情甚厚的周均時,頗為孔氏家族的霸道與陳寅恪等文化知識界人士的命運不平,遂以激憤之情,親自鼓動、帶領同濟大學師生上街游行,共同聲討“飛狗院長”孔祥熙及家人的惡行,并將同濟大學的行動和言行通電全國。在重慶的蔣介石通過孔系人物暗中相告與挑撥,大為惱怒,認為周氏煽惑學生,有意給當局制造難堪。一氣之下,便通過陳立夫把持的教育部,撤銷了周的同濟大學校長職務,調任重慶大學教授兼工學院院長,同濟大學校長一職由剛從德國歸來不久的丁文淵接替。
丁文淵(號月波)乃原中央研究院總干事丁文江的四弟,江湖上號稱丁老四。1920年畢業于同濟大學醫科,后留學德國法蘭克福大學醫學院并獲醫學博士學位。回國后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議,考試院參議,中國駐德國大使館參事等職。珍珠港事件后,隨著中國對德、意、日法西斯邪惡軸心國宣戰而被招回國內,代替周均時來到李莊出任同濟大學校長。盡管丁文淵和丁文江屬于同胞兄弟,但無論是當時還是之后,這位丁老四在學問和為人處世等諸方面,都無法與著名的“丁大哥”相提并論,尤其是人品道德,可謂與“楷模”丁文江背道而馳,被世人廣為詬病。
丁文淵一到同濟大學,除不遺余力壓制正義力量和學潮,還經常干些雞鳴狗盜、見不得人的惡事、丑事和上不了臺面的齷齪事,出任校長不到兩年,就被同濟大學的童第周、王葆仁、唐哲等24位知名教授告垮弄翻,成為教育界的反面教材和一個教訓。當時在同濟大學担任招生委員的李清泉(李莊人)曾有過這樣一段回憶:“周均時校長是學土木工程的,曾在德國留學和工作達十八年之久。第一次世界大戰柏林被圍時,他曾與當地人民同甘共苦,但對德皇威廉第二和納粹黨很反感。他平易近人,生活儉樸,雖在國外多年,卻沒有洋氣息,沒有穿過西裝,一頂舊呢帽不知戴了多少年,已成了暗褐色。他用人標準講究德才兼備,聘來的教授、講師,大多是國內的知名人士。后來接替他的丁文淵校長就與他剛剛相反,官僚架子十足,是蔣幫的一個文化特務。他在李莊郊外購有住宅,出入不管遠近都要坐轎,每天所著西裝都要換上幾次,一副假洋鬼子像。對比之下,印象很深。解放后我才知道周均時校長自李莊卸職后回到重慶,即被蔣幫把他關在中美合作所,于1949年殺害。雖已事隔多年,思之令人凄愴不已。”[15]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5)

李清泉回憶此事時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難免沾染了那個時代的特征。從其他旁證材料看,丁文淵在李莊同濟大學的所作所為,令大多數有正義感的師生深惡痛絕應是事實,但要說是一個“文化特務”,還沒有足夠的資料加以認定。周均時離開李莊赴重慶后,亦沒有被關押,仍在重慶大學任教,后被國民黨特務秘密逮捕繼而遭槍殺,是1949年的事情。一個剛正不阿的著名學者最后竟慘死在蔣系特務的槍口之下,惜哉![16]
◎到野外捉青蛙的童第周
李約瑟一行進入李莊禹王宮,受到同濟大學以丁文淵為軸心的領導層熱情歡迎和接待,李約瑟在《四川:自由中國的心臟》一文中寫道:“該大學校部也在一座廟里,但該廟不供奉孔夫子,而供奉大禹,他是傳奇式的灌溉工程師。他在古代向中國人傳授水利和防止洪水災害的知識。從演講臺上人們可以俯瞰下面漩渦翻滾的棕色奔流江水。在露天的大廳里,學生集合聽專題講座。”[17]在訪問期間,李氏一行對同濟大學各學院作了較為詳細的考察并對教學設備和師生情況進行了解,李氏親眼目睹了戰時中國教育界的狀況:“在這里,同濟的物理系和化學系艱難度日,因為如同武漢大學一樣,他們的儀器大多在轟炸中和從東部運來時受損,但工學院各系都欣欣向榮。該校有一座自己的發電廠,學生們花大量時間來組裝和架設從下游運來的大量設備。這里也有同盟國的協助,因為那位研究鋼結構的教授就是位波蘭人。尤其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由能干的葉雪安博士領導的測繪系,設備精良,幾乎壟斷了中國對勘測員和制圖員的培養。”[18]
盡管同濟大學其他幾個系沒有工學院特別是測繪系那樣欣欣向榮,但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仍做出了不少之為學界矚目的成績。在同大遷來李莊之前,川南一帶流行一種當地人稱之為“麻腳瘟”的疾病,患者一經染上該病,即從腳部開始發麻,伴有嘔吐、腹瀉等癥狀,當麻的感覺蔓延至人的胸部以上,立即死亡。當地百姓因不知為何犯病,以致談“麻”色變。同大醫學院遷來李莊不久,一天晚飯后,遷往李莊的宜賓中學37名師生在聚餐之后突然發病,校方震動,特邀同大醫學院唐哲教授前去診治。唐教授經初步會診,認為是一種鋇或磷的化學物質中毒。后經同院的杜公振教授與鄧瑞麟助教通過對動物反復實驗和研究,終于查清“麻腳瘟”的病因是由于食用鹽中含有氯化鋇化學成分造成慢性中毒所致。病源找到了,病魔很快被降伏。消息傳出,李莊人民奔走相告,拍手慶賀。唐、杜兩位教授和鄧瑞麟助教的研究成果《痹病之研究》,榮獲國民政府教育部1943年全國應用科學類發明一等獎。一項研究成果挽救了成千上萬人的生命,整個川南民眾對此甚為感佩,宜賓專署參議會專門組織鄉民舞動獅子龍燈前往同濟大學致賀,大紅的旌表書寫著:“成績斐然,人民受益匪淺;頌聲載道,同濟令譽日隆。”當李約瑟聞知這一故事后,如同受益的李莊與川南人民一樣,對同濟醫學院教授們所表現出的情系勞苦大眾的精神和杰出的醫學研究成果,從內心生出了一股敬佩、感念之情。
此次李莊之行,李約瑟還拜會了多年前在比利時相識的朋友童第周,“并用法語進行了極為難得的長談”。[19]從李約瑟的記載看,當時童第周所處的工作環境和工作熱情,使他于驚訝中大為欽佩。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6)

1902年出生于浙江寧波鄉村的童第周,于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后進入南京中央大學任助教,1931年入比利時比京大學布拉舍教授的實驗室攻讀生物學,不久轉做達克(Dalcq)教授的助手。據童第周回憶,布拉舍教授生病后,由達克教授負責實驗室的工作,“他讓我試試,結果我把青蛙卵子膜順利地剝去了,達克教授讓美國人來看,大家很高興,并祝賀我。以后達克教授什么工作都叫我做,如染色、實驗畫圖等。1931年暑假,達克教授帶我們到法國的海濱實驗室去做海鞘的實驗工作。海鞘的卵子膜(相對于青蛙)更難剝去,他讓我把海鞘的卵子膜去掉,我也順利地去掉了,在那里做實驗的技術工作都是我的事。一年后,我自己設計了一個實驗室工作,實驗結果非常好。每年到海濱實驗室工作的人很多,其中也有英國的李約瑟博士。每年實驗結束,都要將實驗結果開個展覽會,我的實驗結果也被展出,給李約瑟博士很深的印象”。[20]就在這個海濱舉辦的幾屆展覽會上,李約瑟與童第周相識并成為朋友,當李約瑟看罷童第周的實驗,對這位來自東方的瘦小個頭留學生贊美道:“年輕的中國人,有才華的中國人!”[21]
1933年,童第周獲得博士學位,達克教授讓其再等一年,寫一篇論文,可再得一個特別博士學位。但此時的童第周急于回國效力,回答說:“特別博士不要了,我想回國。”[22]對方未再挽留,童于1934年回到國內,與夫人葉毓芬一起共赴青島山東大學任教。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山東大學遷往武漢,后轉到沙市,再流亡到四川萬縣,因經費不支,國民政府又采取棄之不顧的態度,學校被迫宣布解散,童第周與夫人隨之成了無家可歸的街頭流浪者。經多方奔波努力,夫婦二人先是在重慶國立編譯館謀得編譯員的職務,再是到中央大學醫學院任教,最后又輾轉來到李莊同濟大學理學院生物系任教授。
盡管安靜的李莊鄉村,免除了整日躲警報的煩憂與家破人亡的威脅,但與重慶、成都相比,環境條件又實在過于偏僻簡陋,這給正著力研究胚胎學的童第周帶來很大困難。直到晚年,童第周對這段生活仍記憶猶新:“同濟大學條件很苦,點菜油燈,沒有儀器,只能利用下雪天的光線或太陽光在顯微鏡下做點實驗,有什么條件做什么研究工作,可是學校連一架像樣的雙筒解剖顯微鏡都沒有,工作實在無法開展。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路過鎮上一個舊貨商店,無意中發現一架雙筒顯微鏡,心中十分高興,心想,有了這架鏡子就可以開展好多研究工作。當問老板這架德國鏡子多少錢,老板開口6萬元,這把我震住了,雖說不算貴,但6萬元在當時相當于我們兩人兩年的工資。我和葉毓芬商量,無論如何也要把這架鏡子買下來。經過東拼西湊,向熱心科學的幾位親友借了一些,終于買下了這架雙筒顯微鏡。”[23]
顯微鏡到手,童第周如獲至寶,準備甩開膀子大干一番事業。但要做胚胎實驗就必須有相關配套設施,這一點令童第周無可奈何,只好因陋就簡,土法上馬。唯一令人欣慰的是,李莊四周布滿了稻田和池塘,田地里活躍著成群結隊的青蛙。每到春秋之季,童第周便與夫人、兒女及部分學生,攜帶大盆小盆,興致勃勃地到野外捕捉青蛙并收集蛙卵。一時間,李莊的田野溝渠人跑蛙跳,你追我趕,泥水四濺,形成了一道奇特的景觀。許多年后,當地鄉民還記得同濟有位教授夫婦,挽著褲腿,打著赤腳,在稻田和池塘里撲撲棱棱捕捉青蛙的情景。而當時的學生們也同樣記得,在童教授的實驗室外,時常出現逃生的青蛙四處流竄,有的一邊逃竄一邊呱呱亂叫,恐怕外界不知道自己的行蹤,令人忍俊不禁。就是在這樣的境況中,童第周與李約瑟不期而遇了。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7)

分別十幾年的老相識在戰時李莊這個天高皇帝遠的古鎮再度重逢,難免令人生出白云蒼狗、他鄉遇故知等復雜的人生感慨,真有點像古詩中表達的“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二人站在院內作了長時間交談后,李約瑟才想起要到童第周那簡陋的實驗室參觀一下。此前,童第周依據實驗所得的成果,撰寫了數篇高質量論文并得以發表,引起了國內外生物學界的矚目。作為世界級生物化學專家的李約瑟,對童第周的一系列成果自是了然于心。但此次當他看罷所有的實驗設備和材料,盡管已有心理準備,還是有些驚訝地問道:“你就是用這樣的器材在這片空地上完成了那樣高難度的實驗嗎?”
童第周輕聲答道:“是的,戰時的條件就是這樣,只有盡最大的努力去做。”
李約瑟沉默片刻,搖搖頭,充滿敬意地說道:“在如此艱苦卓絕的條件下,能寫出那樣高水平的論文,簡直是不可思議!”
童第周微笑了一下,沒有回答,也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當二人走出實驗室準備分手時,李約瑟突然轉身問:“在布魯塞爾有那樣好的實驗室,你為什么一定要到這樣偏僻的山村進行實驗呢?”
童第周答道:“因為我是中國人嘛。”
李約瑟點點頭:“對,對,中國人,有志氣。”
此次訪問,給李約瑟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后來他在《川西的科學》一文中頗動感情地寫道:“童博士無疑是當今中國最活躍的實驗胚胎學家,他與夫人葉毓芬博士攜手,設法在擁擠不堪、極不舒適的環境里創造了佳績。這些成績的取得,不但依靠每一步驟臨時想辦法,還由于童博士選擇了一個能夠盡量少使用染色劑、蠟和切片機等的重要課題,即確定胚胎的纖毛極性……此發現與地球另一端的權威人士霍爾特弗萊德博士的最新觀點不謀而合。英國科學訪華團非常榮幸地將童氏夫婦的科研報告交由西方科學雜志發表。”[25]
就在李約瑟以驚喜之情盛贊童第周的道德文章與堅忍不拔的毅力時,童氏本人卻感受到了來自各方面的壓力。許多年后,童第周在回憶中說:“李約瑟來中國,親自到宜賓李莊這個小鎮上來看我,當時在小鎮上引起了一場轟動,也引起了國民黨政府的注意,更惹得那個系(生物)主任的忌妒。這也是我在同濟大學待不下去的原因之一。”[26]一年之后,童第周終于在校長丁文淵、教務長薛祉鎬以及自己的頂頭上司——生物系主任的合力打壓排擠下,棄別同濟大學和那個生發夢想與光榮的簡陋實驗室,攜妻帶子離開李莊,投奔重慶北碚的母校復旦大學任教去了。
◎結緣在山中
李約瑟訪畢童第周,又在校方的安排下,為同濟大學師生用德語作了幾次專題科學演講報告。6月7日下午走出古鎮街巷,移往幾里外的山中板栗坳、門官田等地,開始對深藏在群山之中其他科研機構的考察訪問。
此次上山,李約瑟在他的游記中曾饒有興味地作了如下描述:“沿著河邊一條小路離城(鎮),小路穿行于在熱浪中閃亮的玉米地之間。過了不遠以后,開始攀登一條壯觀的石級小路進入山里。路上經過一座優美的石橋。我們抵達那里時看見房屋都很隱蔽。”在這里“有許多寬敞的大宅邸,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社會學研究所就設在這里。研究所分別由著名學者傅斯年博士和陶孟和博士領導,約有70位學者,因而是研究院兩個最大的研究所”。[27]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8)

當天晚上,李約瑟又在致他夫人李大斐(DorothyNeedham)博士的信中說,在板栗坳遇到了“許多最突出的學者”,結識了“大學者傅斯年”,信中對傅的形像作了這樣的描述:“傅斯年,山東人,約55歲,有點洋化,談話很多而能引人入勝,微胖,具有一副令人不能忘記的面孔和形狀奇怪的頭,灰色的頭發直堅上去”。[28]這個描述,在所有撰寫傅斯年的文章中,可謂是最切實和生動的精彩一筆,傅氏之與眾不同且有些奇形怪狀的相貌,活靈活現地躍然紙上。
蹲在李莊郊外山頂的“寨主”傅斯年與李約瑟相見,很快成為意氣相投與相互理解的“哥們兒”。傅斯年認為:自從明朝萬歷在位的年代中,耶穌會士(Jesuit)利瑪竇(MatteoRicci)東來,有很多的訪問者來到中國,他們都是學者。然而他們的目的卻不在科學的交換。他們是飽學的,清康熙在位時期到中國的學者當中,有些人曾確立了他們的聲譽,但是他們的目的還是與李約瑟不同。李約瑟作為一個大國科學院的研究員,來中國的主要目的是科學交換以及增進和中國科學機構的友誼,在中國抗戰正酣的苦戰中給予中國人民以勇氣——這是李約瑟訪問中國的特質而且也是未來科學合作的開始。傅斯年認為:“戰時中國科學機關,包括各大學,其中大部分都名不副實……我們的設備實在是一無所有,而他們的工作者事實上是被遺忘的難民。當戰爭開始的時候,學術水準比現在為高,但由于敵人的推進,各學術機關被迫集中于更遠的西部;物質的損失引起精神的頹喪。在這種情形下,一個外國學者來訪問我們無疑地是會感到失望。然而倪(李)約瑟博士的印象卻不同。他看到情形的另一面,而他的了解是基于他的熱誠。他不嫌棄我們的窮困和簡陋,他看到我們的耐心;他不注意我們的落后情形,而注意我們將來的希望。”[29]或許,正是為了這將來的“希望”,傅斯年與史語所同仁在板栗坳那盛夏的炎熱中,對李約瑟的接待才顯得格外熱情和坦誠。
當天晚上,李約瑟與助手黃興宗沒有下山,就住在板栗坳桂花院傅斯年家中。又因為這樣的關系,李約瑟結識了俞大綵。李氏在致夫人李大斐的同一封信里,說傅斯年“娶了著名將軍曾國藩的一位孫女”(南按:實是曾外孫女)。由于“天氣炎熱,只能穿薄咔嘰襯衣和短褲,即使這樣還整天流汗不止,扇子成了必需品而不是奢侈品”。又說:“傅斯年在我的黑折扇上用貴重的銀朱書寫了一長段《道德經》,頗有道家風范。我現在得另買一把扇子,因為這扇子變得太珍貴了而不能作日常使用。”[30]
訪問期間,由于傅斯年慷慨熱情,李約瑟在板栗坳看到了史語所幾乎所有的珍貴藏品,如大量的銅器、玉器和安陽殷墟出土的甲骨等。此外,還參觀了歷史組收藏的大量竹簡和拓片,只見上面“寫著孔夫子時代的經典,也有一些清朝初年的帝國珍貴檔案,包括給耶穌會士的信件,給西藏的政令,中國朝廷任命日本幕府將軍為王侯的公文。語言學組擁有每一個省份的方言的留音機唱片,等等。圖書也精彩極了——有宋朝的真跡,活字版印刷的書籍,等等”。特別令李約瑟興奮和感動是,當他提出關于科學史的許多問題并尋求這方面的材料時,引起了史語所同仁普遍的興趣和理解,“各學科研究人員奔走搜尋,發掘他們所想得起的有趣資料。例如公元2世紀談到鞭炮的段落;幾次重大的爆破事件的記載;公元1076年禁止向韃靼人出售火藥的通令。也就是說,比人們所揚言的伯爾安·施瓦茨(BertholdSchwartz)的‘原始發現’還要早200年”。[31]多少年后,李約瑟還清楚地記得,臨下山時,“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又送我一部善本的《天工開物》”。[32]對于史語所諸位人員的才學和熱情,李氏掩飾不住心中的喜悅,認為“那里的學者是我迄今會見的人們中最杰出的,因這個學科一直是中國學者特別擅長的,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33]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9)

李約瑟沒有料到,此次訪問,竟在中國西南部這個偏僻山坳里遇到了一個堅忍不拔又滿懷熱情的科研群體,特別是一位青年學人的出現,令他眼睛為之一亮,冥冥中有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親近感。這個青年將成為李約瑟學術研究生涯中,繼1937年與南京藥商的女兒魯桂珍不期而遇之后又一人生知己。也正是得益于這位年輕人的鼎力相助,才使已不再年輕的李約瑟最終登上了中國科技史研究領域的奇峰——這位年輕的青年才俊,就是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助理研究員王鈴。
王鈴(字靜寧),原籍南京,早年畢業于南京中央大學歷史系,在校期間,其出眾的才華深受中大文學院著名教授沈剛伯器重。為了謀求繼續在學業上長進,王鈴投考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由于當時的主考人與中大文學院的沈剛伯等幾位導師關系不洽,城門失火,殃及池魚。王鈴雖以總成績第一名的壓倒性優勢贏得了大考頭彩,結果張榜時卻名落孫山,被無情地踢出圈外。當王鈴帶著滿頭霧水質問主考官為何把自己強行從金榜上扯下且掃地出門時,對方竟以“中大的學生不配到北大讀書”等理由作了虛妄的回答。王鈴聽罷悲憤交集,學界同仁議論紛紛,皆對北大那位主考官如此無理和狂妄表示憤慨。
在中央大學讀書期間,受講授法國革命史的沈剛伯教授的影響,王鈴蒙生了研究17—18世紀中國思想對西方影響這個課題的念頭,并陸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文章。這些頗有創見和新意的論文,不僅令沈剛伯大為賞識,同時幸運地落入了傅斯年的法眼。素有“拔尖主義”之稱的傅斯年獲知王鈴的遭遇后,想起自己當年在山東考取官費留學生時的經歷和世間作孽者制造的種種不平與罪惡,對王氏深表同情。在不便與北大研究所那位做主考官的朋友交涉的情況下,聘請王鈴到史語所做了一名助理研究員。據史語所同仁回憶,王鈴性格和善,待人謙恭有禮,是個才氣洋溢、博聞強識的學者,深受傅斯年喜愛。通過這一事件,沈剛伯對傅的為人處世和道德風范深為佩服,并說道:“沒有如炬的目光與先知的灼見,自然只能與世浮沉。縱能明是非、別善惡,而沒有愛真理的精神和大無畏的膽量,遇著左右為難的事,也只好依違兩可。前者是盲從,后者是鄉愿,與那所謂‘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中庸之道是大不相同的。這樣‘強哉矯’的人實不多見,而孟真先生卻頗有此風。”[34]正是傅斯年的“愛真理的精神和大無畏的膽量”,才成就了王鈴的學業,并進一步成就了一位世界級科技史家李約瑟。按王鈴后來的說法:當李約瑟到板栗坳史語所訪問時,在“一所樸素農舍里,由于當時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的介紹,我認識了這位卓越的科學家——李約瑟。這次會面是我人生的轉折點,因為我注定要在他的指導下,客寄劍橋工作十年”。[35]
當時的情況是,王鈴和李約瑟交談后,受對方思想精神感染,王開始對中國古代科技史發生了興趣,接著又聽了李約瑟在李莊的幾次演講,久蘊在內心的爆發力突然找到了一個恰當的突破口,決心要在這一領域做出一番事業。李約瑟離開李莊后,王鈴憑借史語所圖書館大量典藏,悉心收集火炮資料,并以英文寫成論文寄送重慶,請李約瑟介紹到西方科學雜志發表。李約瑟讀罷文章,對這位年輕助理研究員的才華、學識以及刻苦鉆研精神深表敬佩,“這樣就決定了他們以后的長期合作”。[36]1946年,王鈴得到英國文化委員會獎學金,赴英國留學,與已回到英國劍橋大學的李約瑟開始了長達9年的合作,共同開創了聞名于世的皇皇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ScienceandCivilizationinChina,又譯《中國的科學與文明》)研究的先河。王鈴作為李約瑟第一位合作者,參加了這部多卷冊大作前5卷的研究、撰寫工作,直到1957年因生計等問題離開英國赴堪培拉澳大利亞國立大學高級研究所任研究教授,方才停止這一工作。王鈴留下的空白,將由李約瑟的中國學生、朋友與未來的妻子魯桂珍為代表的幾位科學家共同填補完成。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0)

當李約瑟在傅斯年引領下,于那陰暗簡陋的土屋里和王鈴等年輕的研究人員交談后,又在板栗坳牌坊頭大廳作學術講演。李在給妻子李大斐信中頗為自豪地說:“我比較緊張,但演講非常成功。”又說:“今天我們要去參觀營造學社。該社由偉大的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的一個兒子主持(你會記得有一次和你從蘇格蘭回來的火車上,我讀過梁的書,并且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們也要去參觀疏散到這里的中央博物院。”[37]
在下山之前,李約瑟專門到門官田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訪問了所長陶孟和及湯象龍、梁方仲、巫寶三、羅爾綱等研究人員。此前,對李約瑟的科學計劃曾進行過“激烈爭吵”的美國大使館駐華官員費正清,于1942年11月中旬受好友梁思成的邀請,在赴重慶參加會議的陶孟和陪同下來過此地。二人搭乘一艘“破輪船上水”,經過三天三夜的動蕩顛簸才到達李莊。一路上,費正清被中國內地千奇百怪的現象所吸引,他在回憶錄中曾專門提到一件趣事:當他看到一個呼吸困難的男子躺在地上,想上前幫助時,陶孟和卻不讓他多管閑事。陶說:“這也許是個圈套,你一旦碰了他,就很可能被纏住,迫使你花一筆冤枉錢。”費正清由此感嘆說:“可見作為社會學家的陶孟和對當時中國下層社會了解之深透。”后世有研究者認為,這個看法和說法不一定準確,很可能是陶氏本人想象過于豐富,以及對中國同胞缺乏最根本的同情所致。對陶孟和的性格和為人處世方式方法頗為了解的顧頡剛就曾說過:“陶孟和等精英學者對民眾的了解最終常常讓他們不信任、不接近‘民眾’。”[38]這個話或許比費正清所言更接近實際。
陶氏把費正清領到李莊,拜訪了好友梁思成、林徽因夫婦,又專程到李莊郊外的門官田陶孟和主持的社會科學研究所辦公地點進行訪問,其間受到眾位研究人員平時難得一見的燒脆皮魚的特殊款待。當時費正清很想拜望一下在北平時就結識的好友、陶孟和夫人沈性仁。遺憾的是,曾經光彩照人、才華橫溢的一代名媛沈性仁,同她的另一位好友林徽因一樣,因患嚴重的肺結核,已赴蘭州治療休養,據說已不治身亡。費氏只好帶著無限悵惘與陶孟和握別。
◎一代名媛沈性仁
當李約瑟來到門官田見到這位著名的社會學家陶孟和時,陶正沉浸在失去愛妻的巨大悲傷中未緩過勁來。而與沈性仁生前相識相知的好友,除了陶孟和所在社會科學研究所的同仁,包括金岳霖、林徽因等一批自由知識分子,在為沈氏不幸命運扼腕的同時,也陷入物傷其類、兔死狐悲的凄涼之境。
當年浙江嘉興的沈家兄弟姐妹四人,其學識風度,海內外景仰。大姐沈性真,字亦云,早年熱衷于社會改革,辛亥革命時曾在上海組織女子軍事團,抗日戰爭中又創辦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憶錄》二冊,頗受史家青睞。性真的丈夫乃國民黨元老黃郛,辛亥革命時,黃推陳其美為都督,自己出任都督府參謀長兼滬軍第二師師長,其間與陳其美,外加滬軍第二師第五團團長蔣介石結為拜把子兄弟。北洋時期,黃以教育部長身份,暗中助馮玉祥倒戈,發動了著名的“北京政變”,軟禁了大總統曹錕,驅逐末代皇帝溥儀于紫禁城,成就了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自此,黃郛時來運轉,代理內閣總理,并攝行總統職權,達到了一生的權力頂峰。國民黨南京政府成立后,黃郛又被蔣介石任命為上海特別市市長、外交部長和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等要職。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1)

沈性仁在家中排行老二,老三是她的弟弟沈怡,最后是小妹沈性元。沈氏家族的這四個姐弟,頗似宋氏家族的四姐弟,各自有著不同的政治抱負、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追求。沈性元丈夫錢昌照(字乙黎),出生于江蘇常熟書香門弟,早年赴英國留學,就讀于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和牛津大學,師從拉斯基、韋伯等著名學者,并與他的學長陶孟和一樣深受費邊社的影響。學成回國后,在同鄉張謇的引薦下用一年時間游歷了半個中國,拜訪了當時掌控中國大局的張作霖、張學良、閻錫山、吳佩孚、孫傳芳等實力派人物。不久,錢昌照與才高貌美的沈性元小姐訂婚,因沈氏家族的關系,通過黃郛結識蔣介石,并很快受到蔣的重用。錢昌照先后出任國民政府教育部常務次長;國防設計委員會副秘書長;資源委員會副主任、主任等職。內戰爆發,國民黨兵敗如山倒之時,錢氏悄然出走香港。1949年后從香港轉歸大陸,出任全國政協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職。生前留下了一部《錢昌照回憶錄》,于他去世10年后的1998年由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這部著作內容雖然簡略,但信息豐富,為治民國政治、工業和教育史不可忽視的重要資料。從這部回憶錄中可知,在名噪一時的黃河三門峽大壩工程開工之前,不只是國內的名流之后、黃炎培之子黃萬里教授極力表示反對,海外也同樣傳出了極富前瞻性和高智商的不和諧之音,而發出這一聲音的就是錢昌照的內兄、沈家的老三以及早年畢業于同濟大學,后留學德國的水利專家沈怡。
沈怡在留德期間專門研究黃河治理,20世紀30年代歸國后從政,曾任上海工務局局長、資源委員會主任秘書兼工業處處長、國民政府交通部次長、南京特別市市長等職。沈怡對黃河治理情有獨鐘,1946年夏,在南京市特別市長任上,仍沒有忘記黃河治理問題,曾專門組織黃河顧問團考察黃河流域,并聘請三位美籍顧問前來考察(包括薩凡奇、柯登等著名水利專家,借此機會第二次到國民黨擬建的三峽工程壩址查勘地形地質)。1948年,沈怡出任聯合國遠東防洪局局長,駐泰國數年,領導治理湄公河。再后來,沈怡去臺灣,曾任國民黨當局“交通部”部長,任職6年。后因派系傾軋,元老派失勢,沈氏受到少壯派排擠,乃改任“駐巴西大使”,未久離任僑居美國,1980年去世,享年79歲。沈氏著有《水災與今后中國之水利問題》、[39]《黃河年表》(1934年出版)、《黃河問題》(1935年出版)等專著,是中國為數不多的水利專家和市政工程專家。1979年,沈怡被診斷患癌癥,希望他僅存人間的胞妹、時為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昌照夫人沈性元前去探視。沈性元得電并征得有關部門同意后,赴美探望。行前受水利部之托,將長江“三峽計劃”的資料帶去,征求這位水利專家對建造大壩的意見。當沈性元把資料取出時,沈怡卻拒絕閱看,他說:“當年建造黃河三門峽大壩時,我在國外撰文認為干不得,中蘇專家不聽,鬧成笑話。我又何必操心呢?”[40]沈性元怕回國后不好交差,一再婉轉相勸,并說“祖國尊重專家,遠在國外還鄭重征求(意見)”云云。[41]沈怡才勉強看了一下資料,寫了幾條意見讓胞妹帶回國內。第二年,沈怡就去世了。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2)

當年沈怡反對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具體意見如何,是否為國內高層和專家學者所了解,不得而知。有研究者后來推測,“在當時,即使他的意見為國人所知,大概也會當作潛伏在國外的階級敵人的惡毒攻擊,反而會增加主建派的砝碼”。[42]事實上,許多政治化的工程都是如此的命運。沈怡生前還著有《沈怡自述》,在他去世5年后于臺灣出版,其中對錢昌照的政治生涯特別是晚年的生活多有批評。[43]
作為民國時期一代名媛的沈性仁,早年留學歐美,在“五四”時期,其翻譯戲劇作品《遺扇記》于《新青年》發表。[44]此劇后來被譯為《少奶奶的扇子》或《溫德梅爾夫人的扇子》,曾搬上舞臺演出。這是外國話劇最早的白話語體翻譯劇本之一在中國發表,也是中國白話文運動的源頭。正是在這一探索性成果的基礎上,才產生了波瀾壯闊、影響深遠的白話文運動和新文學運動。此后,沈性仁與徐志摩共同翻譯了《瑪麗·瑪麗》等文學作品,引起文化界廣泛關注,特別受到一代才女加好友林徽因的激賞。
除文學戲劇,沈性仁對社會經濟問題亦有較大興趣,1920年,他與丈夫陶孟和合譯的《歐洲和議后的經濟》(凱恩斯著)被納入《新青年叢書》第六種出版。荷裔美國科普作家房龍的成名作《人類的故事》于1921年出版后僅4年,就由沈性仁翻譯成中文并由商務印書館出版(1925年),在中國掀起了一股經久不衰的“房龍熱”。后來成為著名報人、作家的曹聚仁曾回憶道:20年代在候車時偶然買到《人類的故事》中譯本,于是,“那天下午,我發癡似的,把這部史話讀下去。車來了,我在車上讀。到了家中,把晚飯吞下去,就靠在床上讀,一直讀到天明,走馬觀花地總算看完了。這五十年中,總是看了又看,除了《儒林外史》、《紅樓夢》,沒有其他的書這么吸引我了。我還立志要寫一部《東方的人類故事》。歲月迫人,看來是寫不成了。但房龍對我的影響,真的比王船山、章實齋還深遠呢!”[45]盡管曹氏沒有談及沈性仁的翻譯之功,但若沒有沈氏的努力就不會有中國人如此快捷地看到《人類的故事》并大受影響,這一事實想來曹氏是不會否認的吧。
當年徐志摩自海外歸國,在北平發起了一個文學沙龍——新月社,常來石虎胡同7號新月俱樂部參加聚餐會和活動的人物有胡適、徐志摩、陳西瀅、凌淑華、沈性仁、蹇季常、林徽因、林語堂、張歆海、饒夢侃、余上沅、丁西林等一大批大學教授和作家文人,也有黃子美、徐申如等企業界、金融界人士,另有梁啟超、林長民、丁文江、張君勱等資格稍老的社會、政界名流,可謂一時俊彥,大有“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之聲勢。據當時參與者回憶,這些出身背景、年齡、興趣和職業不盡相同的人物,所談話題從政治、經濟、文化、教育到文學,駁雜多樣,所關心的問題也不盡一致,雖然來俱樂部“社交”的目的是一樣的。
就在這一時期,沈性仁與梁思成、徐志摩、金岳霖、胡適,甚至生性靦腆的朱自清等男性文人學者,相識相交并成為要好的朋友。后來,隨著梁思成、林徽因由東北大學返平,住北總布胡同3號以及“太太客廳”的形成,陶孟和與沈性仁便成為“客廳”中的主要賓客。冰心的小說《我們太太的客廳》里邊的“科學家陶先生”,指的就是陶孟和——假如一一對號入座的話。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3)

對于沈性仁高雅的儀態與美輪美奐的容貌,作為女性的林徽因既羨且佩,而對林徽因傾羨、愛戀了一輩子的金岳霖,初次見到沈性仁時,即驚為天人,大為傾心動情,平時不作詩的老金,一反常態地作起愛情詩來,并在題贈沈性仁的一首藏頭詩中寫道:
性如竹影疏中日,
仁是蘭香靜處風。
老金以婆娑的竹影與蘭花之香來比喻“性仁”風采麗姿,其傾慕艷羨之情溢于表里。
被譽為“民主先生和自由男神”(唐德剛語)的胡適,曾主張作為一個具有現代知識的人,就需要有幾個女友,因為男女之間在觀察處理事物、性情陶冶方面常有互相彌補的益處云云。他在1918年4月5日由北平寫給家鄉母親的信中,說到當日應邀在丁(文江)先生夫婦家吃飯,同席有陶孟和及其未婚妻沈性仁,還有另外一位沈女士,大家在一起聚談。然后說:“我在外國慣了,回國后沒有女朋友可談,覺得好像社會上缺了一種重要的分子。在北京幾個月,只認得章行嚴先生的夫人吳弱男女士。吳夫人是安徽大詩人吳君遂(北山樓主人)先生的女兒,曾在英國住了六年,很有學問。故我常去和她談談。近來才認得上面所說的幾個女朋友。”[47]無論是此前還是之后,胡適都需要有女朋友助談,特別是受過良好教育的女性朋友,而沈性仁正是他心中所謀求渴望做異性朋友的絕佳人選。
或許生性過于靦腆,或許心中過于憂傷,在清華任教的文學家朱自清,每見到漂亮或心儀的女人,都有精細的觀察,且在日記中有簡約記載。如:
1924年9月5日,由溫州乘船赴寧波任教。“船中見一婦人。臉甚美,著肉絲襪,肉色瑩然可見。腰肢亦細,有弱柳臨風之態。”
1932年8月16日,蜜月中游完普陀,“到上海,赴六妹處,遇鄧明芳女士,頗有標格”。
1933年1月22日,入城,在楊今甫處午飯,飯后論《啼笑姻緣》及《人海微瀾》。“旋陶孟和夫婦來,陶夫人余已不見數載,而少年似昔,境遇與人生關系真巨哉。”[48]
朱氏記載的陶夫人即沈性仁,“少年似昔”,當是指已近中年的沈氏美貌風采均不減當年,仍是妙齡春色,甜怡透人。而不是徐娘半老、風韻猶存的俗世比喻。從這句頗為含蓄的隱語中可窺知沈性仁當年奪人心魄的高雅氣質和朱自清內心艷羨動情的波光流影。
一切都如朱自清筆下的荷塘月色般悄然流逝。抗戰爆發后,沈性仁隨陶孟和開始了流亡生活。幾年的戰亂與生活困苦,使她的身體受到巨大耗損,生命在磨難中一點點走向消亡。自從社會科學研究所由昆明遷到李莊后,由于環境和氣候的變化,特別是如德國人王安娜博士曾說過重慶一帶的環境一樣,由于川南一帶含硫量很高的煤塊燒出來的煤煙混在一起成了煙霧,而這些彌漫著硫黃味的濃煙整日徘徊于李莊及周邊地區上空不散,與林徽因的遭遇幾乎相同,沈性仁也患了嚴重的肺結核,且日甚一日,幾度臥床不起。陶孟和想方設法為其醫治,但鑒于李莊缺醫少藥的現狀,陶氏本人甚至同濟大學道業高深的醫學教授都深感無能為力,只有看著俏麗文靜的夫人一天天消瘦下去。到了1942年秋,國民政府資源委員會組織一個考察團去西北各地旅行,并有在蘭州設點的打算。陶孟和聞訊,找到連襟錢昌照,讓沈性仁順便搭車去蘭州治病。當時沈怡正在蘭州,而陶孟和也正進行社科所蘭州分所的籌備,他認為自己或許很快就能率部分人奔赴蘭州,所以讓夫人先走一步在其弟處落腳治病。在陶、沈夫婦看來,西北空氣比李莊清爽得多,對患有肺病之人大有益處,加上蘭州城的醫療條件更是李莊沒法相比的,因而沈性仁毅然奔赴西北而去。意想不到的是,這一去竟成永訣。1943年1月21日,沈性仁在蘭州撒手歸天。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4)

注釋
[1]1900年12月9日,李約瑟于生于倫敦南區一個中產階級家庭。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年14歲的李約瑟被送到愛爾蘭諾普頓郡昂德爾公學學習。在這所要求學生全面發展的中學里,李約瑟受桑德森校長的影響,逐漸培養起對科技、歷史等方面的濃厚興趣。桑德森對李約瑟的一些諄諄教導,如“思考問題要有廣闊的視野”、“如果你能找到煥發起自己執著追求的東西,那么你就能把它干好”等,對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后來李約瑟說:“中國科學技術史”這一研究課題,我想就是“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的最好實例了。通過李約瑟的自述,可以看出,愛爾蘭當是他日后走上科學道路的發源地(參見《李約瑟畫傳》王錢國忠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李約瑟《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載《李約瑟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
[2]《三松堂學術論文集》,馮友蘭著,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出版。
[3、5、11、12]《李約瑟畫傳》,王錢國忠編,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4]所謂“李約瑟難題”,據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院長、科技史家江曉原說:實際上是一個偽問題(當然偽問題也可以有啟發意義)。那種認為中國科學技術在很長時間里世界領先的圖景,相當大程度上是中國人自己虛構出來的──事實上西方人走著另一條路,而在后面并沒有人跟著走的情況下,“領先”又從何說起呢?“領先”既無法定義,“李約瑟難題”的前提也就難以成立了。對一個偽問題傾注持久的熱情,是不是有點自作多情?如果將問題轉換為“現代中國為何落后”,這倒不是一個偽問題了(因為如今全世界幾乎都在同一條路上走),但它顯然已經超出科學技術的范圍,也不是非要等到李約瑟才能問出來了。順便提一下,作為對“李約瑟難題”的回應之一,席文曾多次提出,17世紀在中國,至少在中國天文學界,已經有過“不亞于哥白尼的革命”,這一說法也已經被指出是站不住腳的(江曉原《十七、十八世紀中國天文學的三個新特點》,載《自然辯證法通訊》第10卷第3期,1988年)。江曉原之說有他的道理,但要說是一個“偽問題”未免有點嘩眾取寵的意味。大凡問題應以是與不是界定,如這是個問題,或不是個問題,不能以真偽界定——這是常識。至于李約瑟的觀點是否站得住腳,也不是一個小小的席文就可拍板定案的。
[6]《〈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劃的緣起、進展與現狀》,載《中華文史論叢》,第1輯,1982年。
[7]陳立夫《中國之科學與文明·前言》,第一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72年出版。
[8]《李約瑟與〈中國科學技術史〉》,劉景旭編著,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2001年出版。
[9]《費正清對華回憶錄》,費正清著,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
[10]《中央日報》,1943年5月4日。
[13]《李約瑟畫傳》。李約瑟這一觀點并未得到西方學術界的公認,據后來担任過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郁博士說,1995年8月,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舉辦為期兩天的討論會,主題是“道家是否對中國科技的貢獻最大”,邀請歐洲各國有名的漢學家與會,但他們認為除了煉丹術的研究是道家最大的貢獻外,別的方面并沒有什么大的作為。入會者舉出了中國歷史上很多非道家人物,如漢代張衡、唐代的和尚一行等科學家,在數學、天文等基礎科學方面的貢獻遠勝于道家。在場學者,包括旁聽的研究生,沒有一個人同意李約瑟的觀點,而李約瑟自始至終沒說半句話。當時何丙郁只好出來打圓場,說同意或反對李約瑟觀點的都不算錯,關鍵看對“道”如何理解云云,此次討論也就不了了之(何丙郁《從李約瑟說起》)。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5)

[14]JosephNeedham,“ScienceandChina’sInfluenceontheWorl”inRaymondDawsonTheLeagacyofChina(Oxford,1964,).
[15]《四川省歷史文化名鎮——李莊》,熊明宣主編,李莊人民政府1993年出版(內部發行)。
[16]周均時離開李莊到重慶大學任職后,對蔣介石施政方針大為不滿,遂于1949年夏加入“民革”組織,并出任民革川康分會地下組織負責人,同時進行秘密策反國民黨高級將領如楊杰將軍等人的工作。由于打入民革內部的特務告密,周于8月20日被保密局特務逮捕,次日轉移到重慶歌樂山白公館關押。1949年11月,國民黨撤離重慶前對白公館與渣滓洞等幾十名政治犯執行槍殺,周均時亦在其列。朱家驊聞訊,親自驅車到保密局找局長毛人鳳,請求刀下留人,未果。周被如期槍殺。同時遭到槍殺的還有曾參加“西安事變”的東北軍副軍長黃顯聲、黎劍霜夫婦,以及小說《紅巖》中“江姐”、“許云峰”、“小蘿卜頭”等原型500余人。
[17、18]《中國西南部的科學(一)物理—化學科學(1943)》,李約瑟著,原載《自然》雜志,第152卷,1943年。轉引《李約瑟游記》,李約瑟、李大斐編著,李廷明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19]《李約瑟與中國》,王國忠著,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
[20、21、22、23、24、26]《童第周:追求生命真相》,童第周著,解放軍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李約瑟游記》,李約瑟等編著,李廷明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7、28]《1943年2月—12月的書信摘錄》,載《李約瑟游記》,李約瑟等編著,李廷明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9]傅斯年《倪約瑟博士歡送詞》,《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0、31、32、33]《李約瑟游記》。李氏說傅送他善本《天工開物》之事,怕是李約瑟本人的誤解。按照常理,傅不可能、也不敢把國家如此貴重的珍品私贈外國人,或許是一復制本或通行本。
[34]沈剛伯《追念傅故校長孟真先生》,臺北《大學新聞》,1963年12月26日。
[35、36]黃然偉《關于王鈴》,轉自《李約瑟與中國》,王國忠著,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1992年出版。
[37]《李約瑟游記》,李約瑟等編著,李廷明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38]顧頡剛《悼王靜安先生》,載《文學周報》,1928年5月1期。
[39]載《東方雜志》,第28卷,第22號,1932年11月。
[40、41]《錢昌照回憶錄》,161頁,錢昌照著,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號稱“萬里黃河第一壩”的三門峽水庫,是新中國成立后治黃規劃中確定的第一期重點項目。20世紀50年代初,中國政府專門邀請蘇聯老大哥派專家前來籌劃并主持設計。蘇聯方面派來的是一位名叫伯克夫的技術工人,為了能在中國坐穩“老大哥”交椅,臨行前,蘇聯政府特意為伯克夫破格搞了頂副教授、工程師的帽子戴在頭上。于是,伯克夫副教授踏入中國國門后,當仁不讓地以“老大哥”的身份率領中國水利界一幫文臣武將,趾高氣揚出現在黃河流域考察隊伍的最前頭。按伯克夫的考察構想,這個“黃河第一壩”修在上游的潼關最為合適。此方案一出籠,立即引起了參與考察的中國專家的質疑,據說清華大學水利系年輕教授張光斗等人與伯克夫進行了針鋒相對的辯論。據張光斗說,不只是當地土質含沙量高不宜修筑大壩,更重要的是一旦在此地筑壩蓄水,汛期來臨,整個關中平原將成澤國,直接導致八百里秦川陸沉的悲劇。后來“老大哥”也感到在潼關筑壩的艱難與危害,遂決定棄潼關而轉赴下游的三門峽修筑。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6)

出于政治、經濟的需要,1954年,由毛澤東批準修建三門峽大壩工程。鄧子恢在懷仁堂向全國人大代表們宣布了中國政府的宏偉計劃,并說:“我國人民從古以來就希望治好黃河和利用黃河。他們的理想只有到我們今天的時代,人民民主的毛澤東時代,才有可能實現。在三門峽水庫完成之后,我們在座的各位代表和全國人民就可以去黃河下游看到幾千年來人民所夢想的這一天──看到‘黃河清’了!”——自此,一句古老諺語“圣人出,黃河清”又在神州大地流行開來。
根據中國政府的要求,三門峽大壩工程由蘇聯的伯克夫主持設計,大壩代號“360”。動工之前的1957年4月,中國政府水利部在北京邀請了70位中國專家、教授參加了設計方案論證會議。在邀請者中,清華水利系的張光斗與黃萬里這兩位30年代自美國學成歸國的水利專家均榜上有名(張光斗,1935年赴美留學,先后獲美國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水利工程學碩士、哈佛大學土木工程學碩士學位,后中斷博士學位學業于1937年歸國;黃萬里,黃炎培之子,1934年赴美留學,先后讀過三所大學,分別獲碩士與博士學位。是伊利諾伊大學的第七個博士,也是中國第一個水利工程學博士,1937年歸國)。據說這是一個“務虛”的會議,論證進行了7天。當時主持設計的蘇聯專家伯克夫與負責這一項目的中國各級官員以及絕大多數專家認為,通過綠化,黃河流域水土保持能很快生效,上游進入三門峽的泥沙能很快減少,因此可用三門峽的高壩大庫全部攔蓄泥沙。大壩蓄水后,經過沉淀變清,然后用下泄清水來刷深黃河下游的河床,從而把黃河一勞永逸地變成地下河——這一思路導致了三門峽工程規劃沒有設計泄流排沙的孔洞(后設計,但在施工中又被封死)。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參加論證的70位專家,絕大多數人對在三門峽建壩攔沙于上游,壩下不設排沙孔洞這一方案,或真心或違心或別有用心地表示擁護。只有“不知天高地厚”的清華教授黃萬里和一個大學畢業不久、名叫溫善章的小技術員,對大壩工程提出反對意見。據說黃萬里在七天會期中,單槍匹馬,舌戰群儒,和蘇聯專家、中國專家展開激烈論戰。按黃的說法:“三門峽大壩建成后,黃河潼關以上流域會被淤積,并不斷向上游發展,到時候不但不能發電,還要淹掉大片土地;同時,黃萬里對舉國上下大喊大叫的‘圣人出,黃河清’的說法甚為不屑,認為‘黃河清’只是一個虛幻的政治思想,在科學上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而贊成這種說法的官員、專家,實出于政治阿諛而缺乏起碼的科學精神。黃河水流必然挾帶一定泥沙的科學原理不能違背,即是從水庫流出的清水,由于沖刷力要比挾帶泥沙的濁水強大,將猛烈沖刷河床,必然使黃河大堤成片崩塌,清水也必將重新變成濁水”云云。
不久,黃萬里在校內報紙《新清華》上,以小說的形式發表了《花叢小語》。文章批評北京新修的道路反漿,公共汽車停駛,要是在美國,市長早干不成了,等等。又從“文人多無骨”引伸到當年黃河三門峽工程的論證。其中一段說,“你看章×原來有他自己一套治理黃河的意見,等到三門峽計劃一出來,他立刻敏捷地放棄己見,大大歌頌一番。并且附和著說‘圣人出而黃河清’從此下流河治”云云。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7)

很快,清華校方把黃氏“大作”《小語》上報毛澤東,毛看后隨即加上“什么話”按語在6月19日的《人民日報》上刊出。同時,毛澤東還針對黃的文章說:“有這么一些中國人,說美國一切都好,月亮也比中國的圓。”(曾昭奮《江河萬里》,載《清華園隨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以下引文同)黃的文章立即成了反黨、反蘇、反社會主義的“鐵證”,黃萬里被打成“右派”,下放農場接受勞動改造。后來黃萬里曾對人說:“我的右派帽子是毛主席‘欽定’的,逃也逃不了。”
當1937年黃萬里從美國學成歸來時,途經橫濱暫泊,偶遇在日本學醫的丁玉雋小姐,二人一見鐘情,同船歸國后即在廬山舉行了婚禮。丁玉雋的父親乃國民黨元老丁惟汾,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丁任組織部長,毛澤東任宣傳部長,二人同為黨國大員,且頗為友善。而黃炎培則是教育界名宿,國共合作時期亦担任政府要職,因而黃、丁二位名門子女的廬山之戀,曾轟動一時,給世人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事隔22年之后的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與彭德懷展開政治決戰,他在批彭時說了“你彭德懷和黃萬里一樣腦后長著一塊反骨”等語。
由于毛主席的這一“反骨”結論,黃萬里在“右派”前又加了一個“大”字,成了罪大惡極的“大右派”,帽子一戴就是22年半,直到1980年2月26日,才獲得了“右派改正的決定”,成為清華大學最后一個摘帽的右派分子。
1957年4月13日,黃河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正式開工。張光斗因為贊成修壩成了三門峽工程的中方技術負責人。一時間,河南與陜西兩省熱鬧起來。同月,西安農業展覽館緊跟形勢,舉辦了“三門峽工程圖片資料展”。在門口最顯赫位置的一塊模板上,書有“圣人出,黃河清”六個金光閃閃的大字。其時簡化字剛推行不久,許多人不認識被簡化了的“圣”字(正體為“聖”),圍觀者交頭接耳小聲議論,忽見當地人送外號“二桿子”的中年漢子高聲朗讀曰:“怪人出,黃河清。”話音剛落,“二桿子”就被現場的保衛人員三拳兩腳掀翻在地,五花大綁押入公安機關,爾后以現行反革命分子罪名打入深牢關了起來。鑒于這一“怪人出”的政治事件,展覽館的領導者怕惹火燒身,很快就取掉了上寫六個大字的模版。
模板是取掉了,但那位不知名的“二桿子”高聲呼喊的話,像是一句讖語,昭示著未來的不祥之兆。不但黃河沒有變清,反倒是滾滾泥沙淤死了三門峽大壩,回水倒灌涇渭河,淹了富庶的八百里秦川。千古民族宿愿,又一次在混沌的黃水里化為泡影。
1961年,三門峽大壩建成,1962年2月第一臺15萬千瓦機組試運轉,總投資億元人民幣,對當時的新中國來說,可以說是傾全國之力。建成后的工程雖然給黃河下游防洪安瀾和灌溉、發電等方面帶來了一定經濟效益,但在建造時由于沒有考慮排沙這一關鍵性技術問題,泥沙淤積問題日益突顯。據國家水電部資料顯示,1960年工程蓄水,到1962年2月發電時,水庫就淤積了15億噸泥沙;到1964年11月,總計淤積泥沙50億噸。越三年,庫內淤塞泥沙達34億立方米,幾為設計庫容的一半。而黃河回水,使潼關河床淤高了米,迫使黃河最大支流——渭河水位上升,直接威脅中國西北的經濟中心西安的安全。中國最富裕的關中平原,大片土地出現鹽堿化和沼澤化,使得庫區移民上上下下來回反復遷徙,十幾萬人弄得家貧如洗,疾病纏身,男女老少啼饑號寒,其凄苦悲慘之狀,令見者為之淚下,曾代表國務院前往考察的高官大員面對慘象,亦禁不住說:“國家對不起你們”。據黃萬里的長公子黃觀鴻說:當時三門峽的敗象日顯,陜西泥沙日積,地方官忍無可忍,繞過周恩來徑向毛澤東告狀,毛澤東急了,說:“三門峽(大壩)不行就把它炸掉!”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8)

為情勢所迫,1964年,三門峽不得不進行第一次改建,強行用炸藥在壩底炸開了“兩洞四管”,以用于泄流排沙;1969年,又進行了第二次改建,耗資八千萬元,再度在壩底炸開了8個孔洞,進一步增大了泄流排沙的能力。盡管如此,依然留有巨大隱患。2003年8月,渭河一場洪災,使建成40多年的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再次成為社會各界爭論的焦點。據陜西方面的水利專家說:“今年渭河的水并不大,只相當于渭河5年一遇的洪水。但今年形成的災害比較大,相當于渭河50年一遇洪水的災害(其中華縣、華陰市遭受了自1556年以來500年最大的災害,生活水平倒退了10年),這場災害使陜西全省有1080萬畝農作物受災,225萬畝絕收,成災人口515萬人,直接經濟損失達億元。”(參見2004年02月22日《工人日報》)當年黃萬里“黃河下游的洪水他年必將在上游出現”的預言再一次不幸言中。
據陜西省水利志的記載和近現代水利專家的考察,渭河在歷史上并不是一條淤積嚴重的河流,從春秋戰國時期到1960年的2500年間,河床淤積厚度僅為16米,平均每100年才淤積米。自三門峽水庫建成后淤積速度可謂一泄千里。據2003年10月22日潼關水文站所測數據,當天的潼關高程是米,而1960年只有米,僅僅40多年時間竟比過去高出了米,相當于歷史上750年淤積量。因潼關高程居高不下,關中水患則永無窮盡。
繼這場洪災之后,對三門峽水庫的“異議”此起彼伏,持續不斷,但事已至此,當局亦無可奈何。
[43]民國時期,有人形容錢昌照在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上一個明顯的標志是:“他和黃郛是連襟,和沈怡是郎舅,和翁文灝是冤家,和CC系是對頭,和宋子文是過從甚密的拜把子兄弟。”沈怡《自述》中說錢“送秋波于宋子文失意之際,慧眼識英雄,兩人成了莫逆”。
宋、錢關系由曖昧到訂交,始于錢担任國民政府秘書時期,完成于資源委員會任上。錢曾回憶說:“我自認識宋以后,彼此之間的關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時,我支持宋。當我在資委會的工作中同孔發生矛盾時,宋總是支持我的。”(《錢昌照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年出版。下引文同)錢認為這是“我與宋自然而然相互在政治上聯結起來”的基礎。抗日戰爭末期,錢昌照受國民黨高層人物和社會各界部分人士群聲喊打,逐漸在蔣介石面前失寵,當時他唯一能夠抓住的一根稻草就是宋子文,因而這一時期可稱為錢、宋蜜月期或民間說的“久別勝新婚”時期。錢在回憶錄中也承認這一時期“和宋子文的關系就更加緊密”。盡管有了宋子文這根稻草救急,但就宋的處境和能量,只能救其一時不能救一生,錢昌照在民國時期政治舞臺上最終敗下陣來。
錢昌照于資源委員會起家,亦由其敗家,原因何在?只要看一下資源委員會的歷史就可略知一二。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后,蔣介石就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最終要和日本一決雌雄。但以當時中國的情形跟日本開戰,顯然不是日本的對手。只要戰端一開,那就不是僅憑勇氣和無畏的精神可勝對方的,必需在政治、經濟、軍事等諸領域均有所作為,方能以弱勝強,克敵制勝。而經濟在此時尤顯迫切和重要。時任國民政府秘書兼教育部次長的錢昌照,憑著自己在英國所學政治經濟學的敏銳頭腦與高人一籌的眼光,瞅準這一機會,適時向蔣介石提出,日本侵華趨勢日益明顯,政府應該建立一個國防設計的機構來統籌計劃抗戰工作。蔣介石聽罷深以為然,對錢氏本人高瞻遠矚的新思維很是欣賞,于是順水推舟地做個人情,決定由錢出面担當這一重任。此時的錢昌照屬于典型的歐美少壯派官僚,盡管精明強干,銳氣逼人,但他沒敢忽視翁文灝的存在。有翁氏這一天下知名的英才存在,錢昌照自知一時無法與之匹敵,只好甘居其后,乃按武林推薦盟主的規矩,向蔣介石真誠地薦舉了翁。蔣原對翁就深有好感,而翁本人又奉行潔身自好,素來與政治無緣,正合蔣的心意。當時國民黨政權根基在南方(后來也基本如此),而且政府的各類官僚也多出自國民黨內部,而翁是北方知識分子,根基也在北方學術界。蔣正好通過翁來拉拢北方一批學術文化界人士,特別像胡適一派的自由知識分子,讓他們靠近南京政府,為黨國效力。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19)

主意打定后,蔣親自請翁文灝和與翁友善的張季鸞等人到廬山來講課。翁文灝到廬山見到蔣介石,提出在戰前經濟困難時期,特別要重視調查中國的資源,通過對資源的開發提升中國的經濟地位。蔣一聽正合心意,相談甚歡,遂引翁為知己。后來蔣說要成立一個國防設計委員會,由翁出面組織。翁推托再三,蔣介石干脆說:“這個主任我來做,你來做秘書長,由錢昌照做你的助手。”最后的結果是,蔣自己兼任了名義上的國防設計委員會委員長,翁文灝接受了秘書長一職,但人仍在北京,錢昌照出任副秘書長,在南京主持委員會的實際工作。錢在回憶錄中說,國防設計委員會成立于1932年11月1日,隸屬于國民政府的參謀本部,是個秘密機構。“這個委員會的委員都是有軍銜的,翁文灝是中將。”委員會成立后,前期主要工作是進行中國的資源調查。翁文灝還聘請了一大批中國一流的知識分子和社會各方面的賢達之士,如胡適、丁文江、傅斯年、蔣廷黻、何廉、陶孟和、王世杰、周鯁生、錢端升、吳鼎昌等,外加一些金融實業人士以及少部分國民黨黨務人員,一時為國人所重。到了1935年4月,戰爭形勢更加趨緊,國民黨對軍事機構進行大的改組。國防設計委員會轉為資源委員會,工作的內容也從原來的參謀性質轉變為一個龐大的工業建設機構。
1937年戰爭全面爆發。資源委員會面臨的首要工作是組織沿海工礦企業內遷。1938年1月,資源委員會接管軍事委員會下屬的第三部(主管國防工業)、第四部(主管國防經濟),以及建設委員會改隸新近成立的經濟部。翁文灝出任經濟部部長兼資源委員會主委,錢昌照任副主委。自此,資源委員會便與經濟部捆綁在一起。
1936年,資源委員會所屬的工礦企業僅有21個單位,到了1939年,有67個單位,3年后膨脹至96個。至抗戰勝利前夕,達到了121個。1945年更增為130個。短短9年就擴展了六七倍,其故安在?
首先,國家的融資大量撥給資源委員會。該會資金來源主要依賴政府預算與中國、交通兩銀行的融資。錢昌照與宋子文關系頗為密切,宋在這段期間內担任中國銀行董事長,而交通銀行董事長胡筠與宋子文關系又非同一般,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又為交通銀行董事之一,以銀行的力量來支持資源委員會,是相當容易的。更何況宋自1940年6月起,被委為蔣介石的私人代表,專司爭取美援,影響力提高。資源委員會與之結合,得以迅速發展是可想而知的。當時孔、陳兩家都瞅準了資源委員會這塊肥肉,想從中分一杯羹。孔祥熙一直想抓住鎢、銻兩大礦產資源,卻沒有達到目的,遂對錢氏懷恨在心;CC系的陳果夫、陳立夫想在資源委員會的各項事業內設立國民黨黨部,均遭拒絕。據錢昌照在回憶錄中說,“資源委員會之所以能和孔、陳對抗,一則由于蔣介石在經濟方面往往利用資源委員會牽制孔、陳,二則由于宋子文和孔、陳一向不和,鉤心斗角,每當資源委員會和孔、陳發生爭執的時候,他總是支持資源委員會的”。因而錢氏與孔、陳的對抗總是占盡上風。翁文灝等資源委員會人員担任經濟部高官,主管工商事業,于分配上占盡便宜,使資源委員會在與私營企業競爭時占絕對優勢。據統計,資源委員會和其他的公營事業的資本額在1944年達到戰前的50倍,在全國總資額中所占的比率,從戰前的12%增加到1942年的70%。資金既控制在公營事業手里,政府又實施統制與獨占貿易、增稅、收藏金銀外幣等政策,私營企業必然要凋零破敗。當各私營企業紛紛破產之際,資源委員會以國防建設的名義加以并吞,得以及速擴張,成為不可一世的資本大鱷。

李約瑟的李莊之行(20)

對于這一畸形格局的演變,除了孔、陳為一己私利而仇恨外,也引起了社會有識之士的警覺和不滿。傅斯年在1947年3月1日《觀察》第2卷第1期刊發的《論豪門資本之必須鏟除》中,就曾公開提及“國家資本”這一被歪曲的社會痼疾,除了鐵路、航業、銀行業等豪門資本外,傅還特地指出:“又有資源委員會號稱辦理一切重工業,這樣發達的國家資本,我們應該幾乎要成社會主義國家了,然而內容大大不然。糟的很多,效能二字談不到的更多。譬如兩路局、資源委員會等,你不能說他貪污。但無能和不合理的現象更普遍。推其原因,各種惡勢力支配著(自然不以孔宋為限),豪門把持著,于是乎大體上在紊亂著,荒唐著,僵凍著,腐敗著。惡勢力支配,便更滋養惡勢力,豪門把持,便是發展豪門。循環不已,照道理說,國家必糟。”
曾做過資源委員會委員的胡適,在1954年曾借用朋友的話對此作過評論:“中國士大夫階級中,很有人認為社會主義是今日世界大勢所趨;其中許多人受了費邊社會主義的影響,還有一部分人是拉斯基的學生。但是最重要的還是在政府任職的許多官吏,他們認為中國經濟的發展只有依賴政府,靠政府直接經營的工業礦業以及其它的企業。從前持這種主張最力的,莫過于翁文灝和錢昌照,他們所辦的資源委員會,在過去二十年之中,把持了中國的工業礦業,對于私有企業(大都是民國初年所創辦的私有企業)蠶食鯨吞,或則被其窒息而死。他們兩位(翁文灝、錢昌照)終于靠拢,反美而羨慕蘇俄,也許與他們的思想是有關系的。”(《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臺灣,經聯出版事業公司1984年出版)沈怡晚年在《自述》中,對錢這一時期的工作也多有批評,認為“資委會的主要負責人經常吃吃喝喝,工作效率不高”云云。錢為此很不高興。
就錢昌照政治命運而言,盡管與翁同在資源委員會任主要職務,但兩人的關系并不融洽,后來逐漸惡化到不能共事的程度。抗戰勝利后,錢受到翁文灝、孔祥熙及CC系的排擠和打擊,在胡適等自由知識分子的搖旗吶喊下,為平息眾怒,蔣介石痛下決心撤銷了錢的資源委會副主任職務。1949年8、9月間,錢懷著對蔣介石、翁文灝、CC系等各派系的強烈不滿,準備赴英國講學。在逗留香港期間,剛好遇上舊友、中共地下黨員、著名電影導演張駿祥。錢向張述說了自己的境遇和對局勢的悲觀態度。張立即將這一情況告知夏衍,夏再向潘漢年作了匯報。潘以特有的政治敏感,當即指示夏衍:這是一件大事,趕快通過張駿祥約錢昌照談談,盡可能勸他留下來,不要去英國,更不要去臺灣,將來可以為新中國建設服務云云。與此同時,潘漢年又將此事向中共中央作了匯報,請示對錢的工作方針。很快,潘收到周恩來回電,指示他一定要設法勸錢留在香港,并明確指出,為了新中國的建設,我們希望資源委員會的工程技術人員都留在大陸,為祖國服務。經過中共組織的一連串工作,錢回返大陸。1988年錢昌照去世,年90歲。
[44]劇本分別發表于《新青年》,第五卷,6期,1918年12月;第六卷,1、3期,1919年1、3月。1988年錢昌照去世,年90歲。
[45]《我與我的世界》,曹聚仁著,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年出版。
[46]金岳霖《悼沈性仁》,載《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7]《胡適日記》(內部發行),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
[48]《朱自清全集·日記編》,朱喬森編,江蘇教育出版社1996年8月,第二版。

2013-08-21 0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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