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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北歸 此情可待成追憶
《南渡北歸》北歸 此情可待成追憶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此情可待成追憶(1)

沈性仁去世的噩耗傳出,家族至親悲慟欲絕,許多與之相識的朋友也為之灑下了悲傷的熱淚。費正清曾哀惋地慨嘆道:“她是我們朋友中最早去逝的一個。”[1]1月23日晚上,金岳霖在昆明西南聯大接到沈性仁去世的電報,感覺“當時就像坐很快的電梯下很高的樓一下子昏天黑地”,等穩下來時,“又看見性仁站在面前”。[2]沈性仁在去世8天前,還親筆給遠在昆明的老金寫過一封信,“那封條理分明,字句之間充滿著一種淡味,一種中國人和英國人所最欣賞的不過火的幽默”的信,讓老金無法相信“八天的工夫就人天闊別”了。于是,金岳霖懷著悲天憫人的情感,寫下了一篇含血沾淚的悼文,以紀念這位在中國白話文運動史上作出過杰出貢獻的光彩照人的女性。
老金認為,沈性仁是“非常單純之人,不過她也許在人叢中住,卻不必在人叢中活而已”,“佛家的居心遇儒家的生活……單就事說,性仁能做的事非常之多;就她的性格說,她能做的事體也許就不那么多了。”她是一個入山唯恐不深、離市唯恐不遠的真正高雅、淡泊、風韻無邊的人間女神。文中又說:
認識性仁的人免不了要感覺到她確雅,可是她絕對不求雅,不但不會求雅,而且還似乎反對雅。……我猜想她雖然站在人群的旁邊,然而對于人的苦痛她仍是非常之關心的。在大多數人十多年來生活那么艱苦的情形之下,雅對于她也許充滿著一種與時代毫不相干的紳士味……性仁雖然站在人群的旁邊,然而對于朋友她又推赤心于人、肝膽相照、利害相關,以朋友的問題為自己的問題。她是想象力非常之大而思想又百分的用到的人,可是想象所及的困難有時比實際上的困難還要大。她在李莊聽見昆明的物價高漲的時候,她深為奚若太太發愁,恨不能幫點小忙。然而她無法可想,而在那束手無策的狀態之下,她只有自己想象而已。想的愈多,困難也就愈大。這不過是一例子而已,這一類的景況非常之多。朋友們的處境困難常常反比不上性仁為她們著想而發生的心緒上的憂愁。她的生活差不多以自己為中心,有的時候我簡直感覺到她的生活是為人的生活,不是為自己生活。也許她這樣的心靈是中國文化最優秀的作品。[3]
金岳霖這篇《悼沈性仁》散文,堪稱民國史上所有散文作品中寫女人寫得最細膩、最優美的文字之一,內中蘊涵了英國紳士式的從容、清純、灑脫、飄逸,伴著中國古典的深厚綿長和淡淡的哀傷,讀之感人肺腑,韻味綿長不絕。金岳霖不僅有一顆哲學家的頭腦,還應當算是世上最為難得的一位好男兒、好情人。假如把老金與風流成性、整日在女人堆里鉆來蕩去的老情種徐志摩相比,老金對女人的了解、認識與同情,要比徐氏更透徹、更遼遠、更有深度,也更能進入女人的心扉。正如沈性仁的小妹、錢昌照夫人沈性元所稱:“回憶到金老(岳霖)對我二姐性仁的尊重理解。金老認為,性仁二姐的性格是內向型的。她文靜、深思、內涵比較充實……等,金老稱之為‘雅’。性仁二姐待人誠摯,處事有方,這些我們父母所留給她的品格,也許由于她愛好文藝所獲取的哲理而更深化了些。”又說:“二姐處在多難的舊中國,身居在知識分子經濟不寬裕的家庭,家務之外,有不少朋友的社交活動,還能抽出時間勤于譯著,她翻譯了房龍的名著《人類的故事》,此外也譯有英文中篇小說。這些也是金老所欽佩的一方面吧。”[4]

此情可待成追憶(2)

金岳霖對沈性仁心向往之,而沈對老金也可謂高仰景行。沈性元說:“我從二姐偶然的話語里,得知金老搞邏輯學,寫作有個少有的特點:常常費了不少功夫寫成厚厚的一迭稿了,當發現其中有不滿意處,他會把全部稿子毀棄,決不‘敝帚自珍’,更不會以為‘文章是自己的好’。他會重新開始,有疑義就再作廢而不惜,決不把自己所不滿意的東西問世饗人。金老,當年的‘老金’就是這般著作治學的,他得到二姐的衷心欽佩。”從彼此的回憶文章中,可以窺知金、沈之間的友愛,一點也不差于老金與林徽因之愛,若就人性中的深層情感論,可能還有過之。
作為與沈性仁相濡以沫,共同經歷了世間滄桑、離亂生死的陶孟和,沒有專門寫下懷念愛妻的文字,這倒不是說已與愛妻在生死兩茫茫中相忘于江湖,而是內心的苦楚與孤寂,非文字所能表述于萬一,因而選擇了沉默而獨自面對苦難。據時在社會科學研究所研究人員巫寶三回憶:“李莊雖是一個文化區,但究與西南聯大所在地的昆明大有不同。同濟是一理工醫大學,無文法科,因此陶先生同輩友好在此不多,經常來晤談者,僅梁思成、思永兄弟,李濟、董作賓等數人而已。同時陶老的夫人當時健康欠佳,后去蘭州休養,在抗戰后期病故。陶先生大半時間住在李莊,生活孤寂可知。但處境雖然如此,他對扶植研究事業的熱忱,一仍往昔。在夏季,他頭戴大草帽,身著灰短褲,徒步往返于鎮上與門官田的情景,猶歷歷在目。”[5]
當李約瑟到來時,剛剛57歲的陶孟和已是頭發花白,身軀佝僂,沉默寡言且有幾分恍惚,望之令人心酸。李氏與陶孟和及大大小小的研究人員作了交談,索取了部分資料,對各位人員的精神風貌和研究成果給予了充分理解和肯定,并在日記中寫下“由此可見,即使在困難時期,川西的生物學、社會學的研究也很豐富”[6]等贊語。此次訪問,最令李約瑟感興趣的是社會科學研究所費時幾年、集中精力進行的抗戰期間中國經濟損失的研究工作。
在此之前,陶孟和對第一次世界大戰交戰國各方面的損失估計,以及戰后巴黎和會各方代表談判情形有過詳細了解和研究。抗日戰爭爆發后,他極富政治戰略眼光地向國民政府提出,“戰時經濟狀況及其損失應作為一個重大課題及早調查研究,以作為抗戰勝利后和會談判的依據”。[7]在這一學術戰略思想指導下,自1939年在昆明開始,陶孟和就集中精力組織人力調查研究淪陷區工廠及其他經濟文化機構遷移情況。來李莊后,整個研究所的工作由原來的經濟、法律、社會學等諸領域,轉到了經濟學,并確定了以戰時經濟研究為主的總方針,開始了由調查問題、揭示問題,并協助政府解決問題這一重大政治經濟事宜的轉化。在此期間,陶氏與研究所同仁以“抗戰損失研究和估計”為題展開調查,著手編纂抗戰以來經濟大事記,出版了對淪陷區經濟調查報告及經濟概覽。也就在這一時期,受翁文灝主持的國民政府經濟部委托,社會學所專題研究了戰時物價變動情況;同時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事室委托,調查研究并完成了《1937—1940年中國抗戰損失估計》等科學性論證報告。這項極具社會和科學意義的調查研究工作,得到了中央政府的贊譽,一時為各方所重視。

此情可待成追憶(3)

令陶孟和為之扼腕的是,他與同事輾轉幾萬里,含辛茹苦,耗時八年,以國際通用的科學計算方法調查研究出的報告,因戰后國共兩黨與日本政府的復雜關系,這批關乎國家民族復興大業的重要研究成果竟成了一堆廢紙,被當局棄之麻袋不再理會。最后的結局是:中國人民八年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打贏了,但國共雙方分別代表自己的政權,主動放棄了對日本政府的戰爭索賠,中國在戰爭中折合當時美元計算數額高達1000億元以上的各種經濟損失,全部付之東流,未得到一分一厘的賠償。此舉可謂悲涼、窩囊、“二駕眼”到了頂峰,徒令后世子孫悲憤交加、扼腕長嘆。
辭別了陶孟和與社會學所一幫埋頭苦整,但并未預料到自己八年心血日后卻被國共雙方的當權者視為臭狗屎裝入麻袋扔入垃圾堆的可憐的研究人員,李約瑟走下山來,欲拜訪他心儀已久的梁思成。由于梁啟超巨大的光芒和社會影響力,可能當時介紹的人沒有提到也許更能令李約瑟心馳神往的一代才女加美人林徽因,否則以他好奇和愛美的性情,不會不在寫給夫人的信中加以提及——而事實上,他當時只提到了“偉大的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
在上壩月亮田農舍的梁思成得到消息,盡管對李約瑟其人未曾相識,亦不了解底細,但想到一個外國人,不遠萬里來到中國,并來到中國西南偏僻閉塞的李莊,這是一種什么精神?由于階級和歷史的局限,此時的梁思成還沒有像延安的毛澤東在《紀念白求恩》中所想到的“這就是國際共產主義精神”。但既然對方號稱為了中英文化交流而來,起碼也算國際友人合作的精神。因了這種精神,作為東道主的梁思成自然要盡其所能地招待一番。只是此時梁家包括整個營造學社一貧如洗,平時吃飯都成問題,哪里還有特殊的條件設宴招待?半年前,當費正清與陶孟和一道從重慶來到李莊時,這位來自美國的文化官員,親眼目睹了知識分子貧困的生活條件。費氏看了梁家與營造學社的窘迫狀況,曾勸梁思成賣掉身上的一支自來水筆和手表等物,以換取急需的食物維持生計。對于學者們如此艱難的生活狀況,費正清曾感慨地說道:“依我設想,如果美國人處在此種境遇,也許早就拋棄書本,另謀門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這個曾經接受過高度訓練的中國知識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純樸的農民生活,一面繼續致力于他們的學術研究事業。學者所承担的社會職責,已根深蒂固地滲透在社會結構和對個人前途的期望之中了。”[8]
李約瑟來李莊之前,營造學社人員經歷了一陣回光返照式的興盛之后,又無可挽回地再度陷入了衰落。因“主要成員梁思成、劉敦楨由于當時環境,在工作上意見相左,遂造成不能合作之局,其它同仁亦有相繼離去者”。[9]劉敦楨已于半年前攜家帶口離開李莊乘船赴重慶中央大學任教,盧繩等人也各奔東西。原本就風雨飄搖的營造學社,兩根宏大支柱突然折掉一根,梁思成獨木苦撐,掙扎度日,大有樹倒猢猻散之危。據說,當劉敦楨決定離開李莊另謀高就的那天,梁、劉二人談了一夜,最后都流了眼淚。世事滄桑,聚散分離,本屬正常,只是在這樣的境況下訣別,令人備感凄涼傷心。
此次面對李約瑟的到訪,家徒四壁又好面子的梁思成,抓耳撓腮在院子里轉了幾圈后,突然發現鴨子們還不知憂愁地呱呱亂叫。這是梁家自春天就開始喂養的幾只本地鴨,除指望下幾個鴨蛋補助一下林徽因與梁思永的病體,還準備秋后宰殺幾只,讓平日難見油星的營造學社同仁好好犒勞一頓。如今貴客臨門,梁思成只好忍痛割愛,決定先宰殺兩只公鴨以款待客人。站在院子里親眼目睹梁思成捕殺鴨子的李約瑟,當然不知這一令人心酸的背景,只是以好奇、驚喜的心情觀看了這一具有鄉村特色的場面并飽受了一頓美味。此一情形的具體細節,林徽因在寫給費正清夫婦的信中有過表述:“李約瑟教授剛來過這里,吃了炸鴨子,已經走了。開始時人們打賭說李教授在李莊時根本不會笑,我承認李莊不是一個會讓客人過度興奮的地方,但我們還是有理由期待一個在戰爭時期不辭辛苦地為了他所熱愛的中國早期科學而來到中國的人會笑一笑。”[10]

此情可待成追憶(4)

事實上,李約瑟見到他心目中的“偉大的政治家和學者梁啟超的兒子”梁思成,以及躺在病床上的“兒子媳婦”林徽因并作了簡短交談后,這對夫婦出眾的才華和林徽因的美貌,令李約瑟大為驚喜并出人意料地露出了笑容。對方當著眾人的面表示自己能與梁、林夫婦在李莊這個偏僻的小鎮上相會,感到非常高興和自豪。同時李約瑟也沒忘記以英國紳士的風度,夸贊一番林徽因那帶有愛爾蘭口音的英語,林受到夸贊當然高興得不得了,她在信中對費正清夫婦說:“我從不知道英國人對愛爾蘭還有如此好感。”這個時候的梁、林夫婦尚不知道,愛爾蘭正是李約瑟生命中最難忘的成長之地。林徽因的愛爾蘭口音,正好給予對方他鄉遇故知的知音之感。在戰亂流離的異國他鄉,能遭逢如此快事,作為對故鄉懷有深情眷戀的李約瑟焉能不露出真誠的笑容?
吃飽喝足之后,李約瑟詳細觀看了營造學社的研究課題,親眼目睹了在如此艱苦卓絕的環境中研究人員的工作態度,心靈受到強大震撼,他在自己的筆記本上寫下了這樣一串預言式文字:“如果戰后中國政府真正大規模地從財政上支持研究和開發,20年左右后,中國會成為主要的科學國家。中國人具有民主的幽默感和儒家高尚的社會理想。認為中國人會屈從于日本帝國主義侵略者的誘降是不可思議的。”[11]
后來的事實證明,李約瑟的預言說對了一半,20年后的中國大陸盡管有了原子彈和氫彈,以及足以鎮壓一切敵對勢力的堅硬坦克和裝甲兵器,但離“科學國家”還有一大段距離,更談不到“主要”和進入世界發達國家的主流。而國民黨控制的臺灣孤島,其科學的發展同樣緩慢得令人感到窒息。1962年2月24日,當臺灣“中央研究院”舉行第五次院士會議欲選舉新一屆院士時,李濟在演講中曾對臺灣的科學前景作出了“不敢樂觀”,且有些悲觀的論調。盡管主持會議的胡適大不以為然,未過幾分鐘便倒地不起,但仍然無法改變殘酷的現實,中國海峽兩岸在抗戰勝利的半個世紀之后,仍然沒有成為一個世界公認的、規范的“科學國家”。倒是后一點被李約瑟有幸言中,中國人民不但沒有屈從日本侵略者的誘降和血腥屠殺,最終以民族的堅強與韌性,于腥風血雨中取得了抗戰勝利。
6月13日,李約瑟來到位于李莊鎮張家祠內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進行訪問,同時作李莊之行的告別演講。演講之前,一個意外插曲的出現,給眾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這便是陶孟和與傅斯年兩個冤家對頭擯棄前嫌,握手言和。
由決裂到言和
盡管陶孟和是傅斯年的師輩人物,傅卻一直不把陶當長輩看待,除了前面早已敘述的陶孟和所率領的隊伍,并非是梁山晁蓋、宋江那幫兄弟的嫡系,也不是二龍山入伙的魯智深、楊志、武松等強勢集團,而只是如少華山入伙的史進、朱武等輩,雖踏進梁山大門,卻一直未能取得各門各派武林高手敬慕。更為致命的是,陶孟和所率領的這支滿身“土包子”色彩的隊伍,多少年來一直未有大的改觀,歐風美雨一直沾不到自己身上,頗有風刮不透、水潑不進的頑石狀加外來單干戶的味道。在藏龍臥虎的水泊梁山族群中,這支隊伍也只能是謹言慎行,如履薄冰,委曲求全地居于花和尚魯智深、黑旋風李逵、矮腳虎王英,甚至一丈青扈三娘,或蒸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孫二娘等列位大哥大嫂之下了。

此情可待成追憶(5)

與此相反的是,作為最早入伙水泊梁山的傅斯年,自有一種先到為主,占山為王的霸氣、驕氣與傲氣“三氣”疊加之態勢。正如時任《中央日報》主筆的程滄波所說:“我與孟真接觸頻繁,在中央研究院成立時,當時南京成賢街的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蔡先生常常住在里面,我常去盤桓,和楊杏佛陪著蔡先生吃飯的機會更多。蔡先生是不吃飯的,在飯桌上,蔡先生席位上是一暖壺紹興酒,大概是六兩。蔡先生一個人獨酌,我們陪他吃飯。蔡先生酒吃完,接著吃幾塊烤面包。孟真也常去吃飯,當時孟真見著人,總是昂起了頭,有時仰天噓幾口氣,就是在蔡先生旁也依然如此。”[12]
程氏只看到對方鼻孔朝天、對天噓氣的霸王神態,可能還沒領教傅斯年狂話連篇、目空一切的沖天豪氣。據傅斯年自己坦白交代,國民黨北伐成功之后,傅氏與幾個同學在蔡元培家中吃飯,神情亢奮中,蔡元培與幾人均喝了不少的酒,傅斯年乘著酒興,以梁山好漢的做派站在餐桌旁突然振臂狂呼道:待“我們國家整好了,不特要滅了日本小鬼,就是西洋鬼子,也要把他趕出蘇彝士運河以西,自北冰洋至南冰洋,除印度、波斯、土爾其以外,都要‘郡縣之’……”此番張牙舞爪,不知天高地厚的大呼小叫,令微醺的蔡元培大為不快,蔡當場“聲色俱厲”地呵斥道:“這除非你做大將!”[13]一句話如冷水潑頭,傅斯年大駭,轉頭看看蔡元培盛怒的面色,頓時酒醒三分,遂不再吭氣。——這個典故很形象地透出傅斯年性格中固有的囂張與跋扈本色。試想,傅氏膽敢在“北大之父”蔡元培身旁放肆一把,作為一個原北大教務長、現在與自己同在一級別的研究所所長、國民政府參政員如陶孟和者,傅斯年又如何放在眼里?
陶孟和為人生性老實平和,盡可能避免與人爭勝和交惡,但在許多事情上有自己的算盤,一旦算盤打得過多,難免令同行看輕。除此之外,陶、傅交惡,更深層的癥結還在于二人各自所持的政治思想、人生觀等諸方面,或如后來中國大陸宣傳部門宣稱的“意識形態”不同與分歧所致。
陶孟和在英國倫敦大學求學時,主要研究社會學,接受的是韋伯夫婦的理論體系。因當時的韋伯與蕭伯納等共同創立費邊社,在英國從事所謂的社會改良主義運動,作為韋伯信徒的陶孟和,其思想多少也受到蕭伯納的影響。傅斯年在英國留學時,與韋伯夫婦和蕭伯納等輩曾有過接觸,但傅對二人特別是蕭伯納本人頗為輕視,或者說大為反感。
出生于愛爾蘭都柏林的蕭伯納氏,自在倫敦以文學創作嶄露頭角后,號稱社會主義者,從36歲開始,到94歲嗚呼歸天,58年里共寫了51個劇本。1925年獲諾貝爾文學獎。1931年,蕭伯納來到深得自己好感的蘇聯訪問,高爾基寫信祝賀他的75歲壽辰,稱頌他是“勇敢的戰士”云云。1933年2月,蕭伯納受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總會幾位大佬的邀請,盡管有不屑踏上中國領土的念頭,但最終還是于2月17日由香港到上海登陸作了短暫停留,并與宋慶齡、蔡元培、魯迅、楊杏佛、林語堂等名流匆匆見了一面。蕭氏之意“本來玩玩的”(魯迅語),但還是以西方人的自傲自大,以不屑的神情,居高臨下地對中國及中國文化咕嚕了幾句洋話,大放了一通厥詞,謂“中國固無文化可言,有之也在中國的鄉間田野”云云。后來中國許多各揣不可告人之目的,或稀里糊涂,大肆迷信和吹捧蕭伯納,將其視為哲人與世界人類的大救星,并借此抬高與其有一面之緣的中國同盟幾位大佬的身價。但也有人當時就表示對蕭氏為人為文不屑一顧,對其行為更是深惡痛絕。在這批頭腦清醒、情感激烈的勇士中,傅斯年算是靠前的一個,對蕭的行為與思想給予猛烈抨擊。其惡感之深、用情之烈、直到十幾年之后的1950年依然郁結在心、如鯁在喉,甚覺不吐不快。這一年,由其他事件引導,傅斯年想起蕭氏的思想對中國人流毒之深,于是寫了《我對蕭伯納的看法》一文,以消除其毒素,化解心中的塊壘。文中說道:

此情可待成追憶(6)

蕭伯納“自己實在無多創造的思想,而是善于剽竊別人的思想。”他所剽竊最得力的人就是魏伯(南按:韋伯)夫婦。蕭伯納的文字啰嗦,思想淺出,作品風行一時,一輩子賺了很大的錢。他對于抽版稅是絲毫不茍的。章士釗求見,說:‘先生在中國很出名。’他說:‘在中國出名何用?中國不曾參加國際版權協定。’這雖然帶有笑話,但我在英國讀書時(三十年了),大學學生演他的戲,版稅一道決不放松——盡管他是一個社會主義者。”“蕭伯納將老,怕要死,寫了一本《返于老彭》(BACKTOMETHUSEIAH),還是一部大作(大約是1920年)。從此以后,剽竊得越發生吞活剝,見解越無中心,越說越無責任心。我想,假如不返于老彭,少活三十年,豈不更為完美?這實在不像人死后的說話,但這樣場合,這樣說法我卻有點摹仿他的調兒。”[14]
在傅斯年眼里,盡管蕭伯納的思想抄襲韋伯,但韋伯夫婦也不是什么好東西,是一對徹頭徹尾的“社會主義的新官僚派”,且是一位“人道主義的色彩甚淡,效能的觀念甚重,而謂人道主義者為幻想家”的庸俗之輩。傅在文章中頗負義氣地指責道:“魏伯夫婦晚年大大贊賞蘇聯,以為是一個新的文明。在東方的民族中,三個人都極其佩服日本,因為中國人‘亂哄哄’,‘不會辦事’,(好個帝國主義的看法)!魏伯游中國后,說中國人是劣等民族,蕭伯納游日本,路過上海幾有不屑上岸的樣子。”最后,傅斯年對蕭伯納作出的總體結論是:“他在政治上,是看效能比人道更重的;在思想上,是剽竊大家;在文章上,是滑稽之雄;在戲劇上,是一人演說;在藝術上,是寫報紙文字。”[15]總之,在傅斯年眼里,蕭伯納是一個極其糟糕,無一是處的騙子、妄人加街頭小混混式的丘八。
此文一出,得到了一批中國自由知識分子贊譽和追捧,抗戰期間任《中央日報》主筆,后為臺灣東吳大學教授的程滄波評論說:“《我看蕭伯納》大概是孟真最后一篇文章,這一篇短短的文章結束了孟真30年的文字生涯。這一篇文章,是孟真‘等身著作’的壓臺戲。孟真在那篇文章中說:他不是學戲劇,他也不是學文藝批評,但是,像蕭伯納這樣一個題目,不是一個專家寫得好的,這樣一個復雜、迷亂、幻景的題材與人物,不是具有豐富的中西學識、超特的智慧,是沒法一刀劈下去的。孟真那一篇文章,把一個蕭伯納,一刀劈下去了。蕭伯納經他這一劈,由神奇化為腐朽,把蕭翁一生的魔術全揭穿了。孟真的不朽,那一篇文章就夠了。”[16]
傅斯年的老友毛子水也評價道:傅氏文章中的“三千個字,將永為文學批評史上重要的文獻,是要‘知人論世’者所不可不讀的。……孟真先生以蕭伯納‘看效能比人道重’的理由而不滿蕭伯納,對極了!”程與毛氏所言,是耶?非耶?或似是而非?但有一點似不可懷疑,即傅文一出,蕭伯納的迷信和制造的神話被戳穿、打破,許多喝過蕭氏制造的迷魂湯,一直沉溺在蕭氏神話迷夢中的國人逐漸清醒,而隨著時間的流逝,神情越發變得清晰、明智,蕭伯納的影響也成了蜥蜴的殘夢——恐龍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
與傅斯年的思想大不相同,或曰背道而馳的是,陶孟和除接受了韋伯夫婦“社會調查”的思想并照章行動,對蘇聯的一切人事大加贊賞。1924年1月24日,蘇俄領袖列寧去世,已從英國回到國內的陶孟和于2月26日,聯合李大釗、馬敘倫、郁達夫、丁西林、沈尹默等47位教授致函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要求政府與蘇聯恢復邦交。函中特別指出“蘇俄以平民革命推倒帝制,……其顯揚民治,實吾良友”云云。由于對蘇聯革命的贊成與崇敬,陶氏的政治思想漸逐滑向另類,并對中共的思想與做法表示同情的理解。

此情可待成追憶(7)

傅斯年與之相反,他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公開表示反對。除了反共,傅同樣反蘇,“因為民族主義與人道主義,所以反共反蘇”。[17]在傅氏的眼里,共與蘇是連帶的,不可分割的一根繩上拴著的兩個螞蚱。對這兩個山林草莽中連蹦加跳的螞蚱,他心生嫉惡,欲加以鏟除滅之而后快。[18]按傅斯年的說法,中共緊隨蘇聯其后,學斯大林那一套,搞的不是民主而是專制,有一套不講事理不重人性的辦法。[19]因而一旦共產黨掌權,社會秩序就將大亂,甚至認為人民的自由也會被剝奪,文化會變成一片荒漠等。
陶孟和早年曾對蔣介石本人和國民政府寄予厚望,并與蔣本人有過接觸。按金岳霖晚年的說法,“從他的家庭著想,他是可以當蔣介石的大官的,可是他沒有。我有一次在南京,疑心他要做南京的官了,因為他住的地方真是講究得很。可等待了好久,他仍然沒有做南京的大官,我疑心錯了”。又說:“陶孟和的思想偏左,不是舊民主主義者,也不是共產黨人。他的政治思想可能最近社會民主,但是也沒有這方面的活動。”[20]
金岳霖說的當是老實話,陶孟和不是一個刻意追求做黨國大員的人,如果刻意要做,憑其與黃郛、錢昌照、沈怡的姻親關系,應該大有希望。抗戰期間,陶以無黨派人員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身份,出任國民政府參政會參議員,開始涉足政界。但隨著對國民黨及蔣家王朝認識的逐漸加深,由失望漸漸產生反感。后來隨著主持多項農村經濟與社會狀況調查,以及整個社會政治向心力轉移,陶改變了自由知識分子的精英姿態,“左傾思想日益強烈”。在李莊時期,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已呈不可遏止的糜爛狀態,陶孟和引用原清華大學校長、時任農林部部長周貽春的話對手下的同事說:“國民政府已經爛到核心了(RottentoCore),就是說不可救藥了。”[21]面對這個“不可救藥”的政府,有一些所謂社會名流,仍不知好歹地趨炎附勢,竭力維護這個“核心”。為此,陶孟和以嘲諷的口氣舉例說:“這種人見到政治高層人物,屁股坐在椅子邊邊上,不管對方說什么,他只公雞啄米似的不住點頭,哈喲哈喲地連連稱是,一副奴才之相,望之令人生惡。”可見這個時候的陶孟和,除了保持自己作為一個自由知識分子的大節,對國民黨政府以及“核心”確是深惡痛絕,對蔣介石本人也不抱大的希望了。
關于這一時期的情形,費正清在他的回憶錄中曾有過記述:“李濟說百姓們現在都在挨餓。這些年來,他已死掉了兩個孩子,陶孟和也死了配偶。知識分子們認為,如果他們是被重視的,或者是當此國難之際,全國上上下下各階層是在同甘共苦的,那么即使挨餓也沒有什么關系。但是他們親眼看到了如此觸目驚心的不平等現象和社會上層的奢侈浪費。因此,許多知識分子感到心灰意懶,一部分人將會死去,其余的人將會變成革命分子。”又說:“以上種種印象,僅是從當時所記錄的一大堆材料中間選擇出來的一部分,加在一起得出一個結論:蔣介石作為國民黨政權的象征和中心,1943年后期已失去了中國知識階層的信任和忠誠。”[22]費氏所言大致不差,蹲在李莊深受貧病折磨與生活苦痛的陶孟和,面對一個腐爛的“核心”,苦悶與孤寂得不到緩解,思想越來越滑向另類,最終走上了“棄暗投明”,全面倒向中共的政治態勢。

此情可待成追憶(8)

傅斯年則不同,他痛恨國民黨政府的腐敗,也看到和承認這個“核心”的腐爛,但只是“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恨鐵不成鋼”式的痛恨,骨子里一直是忠誠不減,且有欲以一己之力扶大廈之傾的妄念。這一政治、思想觀念的形成,除了傅斯年本人的特殊性格,還有一些復雜的社會原因相互影響交織而成。正如臺北傅斯年研究專家王汎森所言: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要想成為一個學閥或學霸,必須有學術以外的網絡和綿密的政府關系,同時還要與僅有的幾個基金會如中基會、中英庚款委員會,保持密切關系。而傅斯年正好具備了這樣的條件,無論是政府內部自由派大員還是基金會負責人兼黨國大員朱家驊,或是宜師宜友的中基會主要負責人之一胡適,都與傅保持了非同尋常的友誼。在民間資源絕少的年代里,這是極為關鍵的一種關系。從傅斯年來往的書信以及在李莊時對梁家兄弟,連同林徽因的關照中即可見出,后來傅氏為陳寅恪治眼病向朱家驊與基金會求請款項也是如此。整個抗戰時期,傅斯年為貧病交加的落魄知識分子向各方請求補助,成為他生活中很大的一項要務,被譽為“照顧知識分子的知識分子”。因了這種關系和緣由,王汎森得出的結論是:“這樣的角色使得他在政治態度上不可能與國民黨政府決裂,他對政治的不滿與批評,驅使他連續轟走兩位行政院長,但他只是‘御史’,而不是革命者。”[23]
把自己當做“御史”的傅斯年,因其本身在政學兩界非同尋常的人脈背景,以及傅氏本人獨特強悍的處事方式和能力,最后得到了“老大”蔣介石的尊重。蔣的尊重又加重了傅斯年以整個身心擁護國民政府的因子,對國民黨和政府核心特別是蔣介石本人,越發抱有真誠的希望與幻想,這也就是為什么傅斯年參政后,一直以“御史”角色頻頻出現并與當朝皇親國戚孔祥熙、宋子文之輩叫勁對壘的根由。傅當選國民政府參政員之后的一段時間,常在重慶的集會場合對黨國大事發表“宏論”。據他的老友程滄波說,忽一日,傅論及當時國民政府五院院長。論孫科,說:“猶吾君之子也。”論于佑老,乃是“老黨人且是讀書人”。論戴季陶,說:“阿彌陀佛。”論到孔祥熙,高聲呈義憤狀:“他憑哪一點?”[24]
后來,傅斯年一直抓住孔祥熙、宋子文死死不放,蔣介石無可奈何,最后不得不把孔、宋分別從行政院長任上卸下來——當然,這是抗戰勝利之后的事了。
傅斯年既然對“老大”介公和其操控的黨國政府深以為然,且大有一榮俱榮、一損俱損之觀念,這就決定了他與陶孟和雖同住李莊一隅之地,卻“雞犬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政治宿命。
如果僅是老死不相往來,陶、傅之間的關系或不至于鬧到決裂甚至反目成仇。但是,既然同在中央研究院這個大鐵鍋里摸勺子吃飯,筷子與碗的相碰就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何況有時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陶、傅二人的分裂圍繞“進軍西北”事件很快展開。
1941年年初,身為中央組織部部長、中央研究院代院長的朱家驊,電召正在齊魯大學研究所任職的顧頡剛到重慶辦《文史雜志》。朱要顧去重慶的目的,不專為編《文史雜志》,還有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幫他做邊疆工作。時朱家驊在組織部辦了一個邊疆語文編譯委員會,他自兼主任,顧到后為副主任,主持委員會日常工作。這年的10月12日,對“邊疆”問題極為熱心的朱家驊發表了《西北建設問題與科學化運動》一文,鼓動科學工作者“到西北去開辟一個科學的新天地”,使原已興起的“西北熱”再度升溫。顧頡剛感念朱家驊對自己有知遇之恩,上任后請了費孝通、韓儒林、李安宅等蒙、藏、阿拉伯、暹羅、安南諸種語文的專家操作起來。許多年后,石璋如回憶說:“這時政府跟民間都彌漫一股西北熱。民國三十年于右任赴敦煌考察,歸后盛贊敦煌景致,另外也有與我們關系不大的藝術考察團去,而更早些時候張大千已經去敦煌了,各界因此紛紛組團去西北。”[25]

此情可待成追憶(9)

這一情形的出現,除了社會各界人士的熱情,與最高領袖蔣介石的政治考慮與支持鼓動密不可分。早在幾年前,蔣介石就意識到西北在政治上的危險,特別是新疆土皇帝盛世才公開對抗中央,屯兵新疆,對中央政府構成很大威脅。而盛世才與蘇聯關系過從甚密,強大的蘇聯或明或暗地打著新疆的主意,時刻準備將其吞并,劃入蘇俄紅色帝國版圖。面對這種危局,蔣介石先是忍而不發,直到1941年德國進攻蘇聯,斯大林無力東顧,蔣介石才趁機出動,先派朱紹良統率重兵于河西走廊,對盛氏集團形成一種強大的威懾力。1942年8月,蔣親自乘機赴西寧、酒泉等地視察,以軟中帶硬的手腕解決了新疆問題,驕橫跋扈的盛世才表示臣服中央政府。
西北視察歸來,特別是降伏了盛世才之后,蔣介石精神振奮,同時進一步認識到西北對于中央和整個國家的重要性,遂提出“西北不但是我們抗戰的根據地,而且更是我們建國最重要的基礎”的主張。蔣的演說,立即在社會各界引起強烈反響,“‘開發西北、建設西北’等口號風起云涌,頗有雨后春筍之勢”。[26]
在這股大浪高潮聲中,作為中央大員的朱家驊不甘落后,為了迎合蔣介石的主張,他突發奇想,提出了一個“進軍西北”的計劃,讓李莊的陶孟和把社科所辦到西北去。此事得到了原清華大學歷史系主任、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處處長蔣廷黻的贊成,二人一拍即合。朱家驊找來陶孟和協商,陶當即表示同意,并慷慨激昂地表白道:“當此之時,有可服務國家之處,當決然担任。”朱家驊一看這陣勢,立即讓陶孟和拿出一個書面計劃面呈最高領袖蔣介石批示。陶孟和很快把計劃弄將出來,意在把社科所搬遷到蘭州,專就經濟及文化接觸兩項進行研究,并請蔣廷黻轉呈介公審閱。老蔣看罷,認為這個計劃正是深入貫徹自己這個最高領袖指示精神的體現,當然樂觀其成,只是不知出于何種考慮,批示要社科所遷到蘭州以西的地方去。這個批示令蔣廷黻和朱家驊大感意外,不知老蔣心中搞的什么鬼把戲。憑當時的猜測,蔣介石可能出于政治方面的考慮,想讓陶孟和的社科所像外國傳教士一樣在西北鄉村建立工作站,以考察民情、民風為名,潛伏于社會各階層中,密切關注和監視對中央政府形成威脅的外在危險力量,實際上相當于中統和軍統的工作站,以搜集情報為職業的特務機構。然而,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是一個公開的學術研究機關,所做的事和追求的理想自然是學術事業,不可能變成一個掛著羊頭賣狗肉的特情機構。既然介公已作批示,又不能送回去重批,在無力回天的情況下,為了安撫興致正濃的陶孟和,蔣廷黻、朱家驊二人想了一個對策,由蔣廷黻出面寫信給陶孟和,說道“無以介公批了遷蘭州以西而失望。若干工作仍可在蘭州作,只是牌子掛于蘭州以西”[27]云云。
按照對這段歷史有過專門研究的臺灣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潘光哲的推測,當時陶孟和之所以很痛快并熱心“進軍西北”,他有自己的一個小算盤,這就是“名義上是遷,實際上是添”,即社科所本部仍在李莊扎根不動,憑借政府撥發的一筆經費,另外聚集一部分人馬在蘭州安營扎寨,形成事實的社科所分所。如此這般,經費既足,人馬強壯,活動范圍廣大,就自然能產出豐厚的科學研究成果,陶孟和與整個所內人員也可借此揚眉吐氣,以雪自離開北平加入中央研究院以來的種種怨怒與恥辱。

此情可待成追憶(10)

潘氏的推測自有道理,但似不全面,此次所謂的“進軍西北”,顯然是陶孟和借機擺脫傅斯年的壓力,把社會學所從李莊撤出,他本人帶領一幫難兄難弟進駐蘭州,從此與傅斯年本人和史語所徹底斷絕交往,以圖眼不見心不煩,弄個難得的清靜。按照當時朱家驊與蔣廷黻的設想,所謂蘭州以西,不過在蘭州郊外,或者在蘭州與西寧交界之城鎮罷了。當朱家驊與蔣延黻請示介公,這個“以西”到底要落實到何處時,想不到蔣介石大筆一揮,寫上了“酒泉”二字。這個酒泉是處于蘭州以西千里之外飛沙走石的不毛之地,陶孟和與手下的弟兄果真到了這塊荒無人煙的沙漠戈壁,如何自處?又會有什么作為?如此一著,令所有熱心奔波者都感到冷水澆頭,全身發涼。
既然黨國領袖白紙黑字寫得清楚明白,朱家驊與蔣廷黻也不敢明目張膽地耍布袋戲,以此來擺弄精明如猴的介公。陶孟和得知此情大感沮喪,但一時又想不出對策。正在幾人無計可施之時,此事被蔣廷黻譏諷為中央研究院“太上總干事”的傅斯年聞知。傅未作深究,又以“太上總干事”的習慣和派頭主動致信朱家驊,開始替這位交情甚篤的上司排憂解難。信中說:
……此事大可發愁,酒泉嚴格說僅一油棧,如何設社會所,其中既無經濟可以研究,亦無文化接觸可以研究(研究文化接觸最好在西寧),社會所如在西北設分所,必以蘭州為宜,酒泉切切不可,此點若不改,后患無窮。若名稱上在酒泉掛社會所之牌,必為空洞。以介公之熱心西北,夏、秋未必不去,一看其為空洞,非真遷也,恐本院整個蒙不良之影響。”又說:“本院似不當把社會所實際上放在李莊,分店在蘭,牌子卻掛在酒泉,而謂不在蘭州也。”[28]
傅斯年寫這封信的時候,的確有點“太上”的架勢,對朱家驊、蔣廷黻與陶孟和串通弄出的這個到西北創辦社科所的主張,表面上熱心,實則心存介蒂。傅意識到西北之重要,但只是限于政治上之危局,至于朝野上下掀起的西北建設和立國之本之類的說法,頗不以為然,并有輕視之意。在這樣的思想觀念指導下,傅斯年對陶孟和主張社科所搬遷西北的構想,曾戲謔道:“引當時報上一名詞云‘陽奉陰違,貽誤要公’以為笑謔。”兩個月后,傅斯年綜合各種信息分析,突然感到苗頭不對,陶孟和如此熱心“進軍西北”,分明是和自己爭地盤的一個陰謀。早在南京中央研究院招降北平的陶孟和舊部時,滿身霸氣與嗅覺敏銳的傅斯年就曾專門找到陶訂了一個“君子之約”,其中有“近一百年史,即鴉片戰爭起,由社會所辦,其設備亦由社會所”。而鴉片戰爭之前的歷史,則由傅主持的史語所辦,社科所不得染指。傅斯年在后來的行事中,確是實實在在地履行了這個君子協定。史語所研究人員全漢升“昔有志治近代一問題”,被傅斯年及時阻止,傅命其研究范圍只能在清初以上,不得窺視近代。傅氏如此,陶孟和也只好號令手下弟兄不能窺視近代以上,兩所人員可謂大路朝天,各走一邊,井水不犯河水。令傅斯年想不到的是,此次陶孟和借“進軍西北”之機,已經暗中招兵買馬,擴軍備戰,開始了實際行動。據朱家驊透露,陶孟和欲把顧頡剛在重慶辦《文史雜志》招聘的費孝通、韓儒林、李安宅等輩,全部弄到駐蘭州的社科所分所,以壯聲勢。李安宅早年畢業于燕京大學,與費孝通亦師亦友;韓儒林雖畢業于北大哲學系,但后來任教于燕京,顧頡剛在重慶時,一度受中央大學校長顧孟馀邀請,出任中大出版部主任,邊疆語文編譯委員工作,則由顧氏推薦的這位蒙藏史專家韓儒林主持。

此情可待成追憶(11)

幾年前在昆明時,傅斯年就因吳文藻、費孝通鼓搗出一個所謂的“民族學會”,另立山頭與史語所相抗衡大為惱火,直至雙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計把吳、費等輩山頭推倒削平為止。現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拢集結費孝通等“燕大派”進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圖嘯聚山林荒野,與史語所抗衡對壘,這還得了?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內有“恐有大規模之重復在后,未便再顢頇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語。陶孟和正為“分店在蘭,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過關大傷腦筋,忽見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氣勢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橫加指責,自是不甘臣服,當場揮毫予以反擊:“……今又遭一再鞭撲,且警告以所請之人不得任為研究員(實際上現僅有一人),弟行能無似,如足下承認弟無資格進行西北工作,或須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為幸。”[29]
傅斯年接函,見對方不把自己這位“太上總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公開叫板兒,火氣更盛,高血壓呼呼上躥,再度潑墨揮毫,除了對陶孟和嚴加痛責,還致書朱家驊,把陶孟和欲“掛空牌于酒泉”的設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堅稱此為“院務之大事”,應該“聞之院務會議,以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因為這等大事,并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合謀就可以算數和應該執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發展前景,該如何擘擬,不容許“黑箱操作”。傅斯年此言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論依據,還有事實上的利害得失,可謂步步為營,刀刀見血,針針封喉,令處于黨國大員地位又“高處不勝寒”的朱家驊聞之心驚肉跳,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已經開始對傅斯年打壓進行反擊的陶孟和并不服氣,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諱地說:“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于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重復’……又有何妨?”而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與自己所掌控的領域“重復”,與自己“重復”,就等于另立山頭,扯旗造反,向自己宣戰。這一點,從傅氏當年特別看重的弟子夏鼐于1955年的說辭中即可以明了。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夏鼐,在政治壓力下,于同年《考古通訊》第三期發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文中列舉了胡適多條罪狀,其中第五條便是:“宗派林立,學閥稱霸。胡適傅斯年輩學閥,是以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作為地盤的,成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派。像軍閥一樣,他們雖時常打算擴充地盤到別人的勢力范圍中去,但自己的地盤是決不容他人染指的。這種風氣也傳染到考古工作中去。”夏鼐這些話,雖是處于當時嚴酷的政治形勢而不得不為之,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胡適、傅斯年確實有這方面的毛病。
而在社科所于西北掛牌的問題上,傅斯年見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當做耳旁風,且還振振有詞地予以辯駁,氣惱中再度給朱家驊發一密函,除了要求把此事“聞之院務會議”,還想出另外打壓制裁陶孟和的一個計策,強烈要求將社科所與史語所“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當院務會議將分界劃清并得到兩所負責人認可后,另“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強有力的人員做更全面的工作。

此情可待成追憶(12)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密函內容,深知這是傅在中間攪渾水的把戲,假如全院在西北辦一工作站,派去的人員自然又是以史語所為龍頭老大,社科所人員還是在他們的打壓欺負之下且永無出頭之日。想到這里,陶孟和大怒,再也顧不得作為長輩的面子,干脆撕破臉皮,以牙還牙,并以“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等語致函傅斯年,對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萬丈,當即回函予以反擊,其中特別提到“伎倆”一詞。傅說道:
伎倆一詞,其Connotations在中國雖無標準字典,然試看《聊齋》、《西游》、《兒女英雄傳》、《封神榜》等書,完全是一句罵人很重的話,意為“小小陰謀”之類或英語之treacherous,……此等罵人話,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說,下次來信,聲明收回“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30]
雙方情緒至此,已形同戰場上的肉搏狀態,裂痕既開,很難融合。又經過幾個回合的交鋒,二人的裂痕越來越大。最終的結局是,陶、傅二人形同仇寇,無論是陶孟和設想的“分店在蘭,牌子卻掛在酒泉”,還是傅斯年構想的“西北工作站”的對應之策,統統成了泡影。
意想不到的是,由于李約瑟的到來,形同陌路且于對方心懷耿耿的陶、傅二人,又暫時擯棄前嫌,雙手握到了一起。
關于兩位學術巨頭是以何等心境和緣由,在這樣的時間和場合走到了一起,歷史沒有留下詳細記錄,只是后來林徽因在給費正清夫婦的信中透露了只言片語,信中稱:“有人開玩笑說,梁思成成功地使平時有嫌隙的陶孟和博士與傅斯年博士在李約瑟的講演會上當眾握手言和,應當獲諾貝爾和平獎。這件事因為在大庭廣眾下發生,更具戲劇效果。它剛好在李教授在中央博物院大禮堂作講演之前那一刻發生的。據報道,許多人暗自為這件事鼓了掌。李濟博士走上前去和梁思成握了手,并且私下說要授給思成諾貝爾和平獎。”[31]林徽因在信中特別提及讓費正清夫婦放心,并言“人類總的來說還是大有希望的”。最后又突如其來地插進一句:“這次和解的基本工作還得歸功于某位人士。這位人士有拼命卷入別人是非的癖好,而且盡人皆知。”[32]
林徽因所說的“某位人士”,隨著當年在李莊的知情者一個個凋謝而難以查考。金岳霖晚年曾說過一句話:“陶孟和先生是我的老朋友,后來在四川李莊同我發生了矛盾,但是,那是個人之間的小事。”[33]話到此處沒有接著說下去,具體細節不得而知。或許,這個矛盾與林徽因提到的“某位人士”卷入金、陶或沈性仁之間的是非亦有關聯,只是真相到底如何,尚不能確定,這個插曲或將成為一個永久懸案而無法破解了。
◎李約瑟難題的癥結
李約瑟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演講完畢,又與傅斯年等學者進一步討論中國的科學技術為何自近代以來落后于西方這個所謂的“李約瑟難題”。李氏在強調了中國的氣候、地理環境、經濟的、社會的、知識的,以及政治的原因與歐洲不同外,特別對中國的官僚制度作了深刻的剖析,認為正是獨具“中國特色”的官僚體制,扼制了現代科學的發生和發展。[34]在談到西方與中國的區別時,李約瑟說:“我自己并不是歐洲中心論者,但現在歐洲大部分人相信他們從一生下來就處在世界文化的中心,并非常有信心地走自己的路,他們相信沿著這條據說是萬無一失的路,就能夠走向充滿光明與希望的未來。中國人就不同了,我相信中國過去偉大的科學技術曾給整個人類作出過巨大貢獻,但現在的的確確是衰落了,這個民族正處于封建的農業文化之中,要掌握現代科學技術,就必須面對世界……”坐在一旁的傅斯年聽著對方這番宏論,越聽越感到憋氣與惱火,突然跳起來大聲道:“他媽的,我們都折騰幾千年了,怎么中國總得面對世界呢!”

此情可待成追憶(13)

傅氏的話令在場的所有人都吃了一驚,但又覺得有說不出的悲涼,尤其結合眼前自己的生存環境和國難家愁,更感苦痛,氣氛高昂的討論場面驟然而降。李約瑟意識到剛才的話可能刺傷了學者們特別是“大學者”傅斯年的自尊心,有些尷尬地咧著自己特有的女性式性感的嘴笑了笑,心中默默記住了這個教訓。在以后的日子里,李氏在與中國學者的討論中,再也不敢妄加評論和不明人情事理地說中國人要“面對世界”了。而隨著對中國文化的不斷了解,聰明過人的李約瑟決定入鄉隨俗,按中國人思維邏輯為人處世,并多次入山學道,給自己起了一個“十宿道人”的名字,以示對中國道家文化的崇拜。往后的日子,無論與學者還是官僚打交道,皆謹小慎微地向外噴吐令對方歡喜的呈蓮花狀光彩的言辭,以博取“他人高興我高興”的大團圓氣氛。
李約瑟的中途轉圜,令中國官僚與學者很感受用。按照“有來無往非禮也”的慣例,甚覺對方給足了自尊和面子的中國官僚,甚至包括翁文灝、傅斯年、汪敬熙、毛子水等學者,又回過頭對既“了解我們”又“雪中送炭”的“最使人想念的朋友”李約瑟不遺余力地鼓吹起來,直至把對方吹到看不見的云空,像孫悟空一樣騰云駕霧翻起跟頭。而這個時候,在中國千萬官僚和學者中,似乎只有一個人醒著——這就是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李濟。李氏后來在談到毛子水發表的《中國科學思想》一文時,對毛氏肯定李約瑟所說的兩件事:“(一)西歐近三四百年的科學,的確是我們古代的圣哲所不曾夢想到的。(二)如果中國以往有西方那樣的氣候、地理、社會和經濟的因素,近代科學定必發生于中國……”等觀點,皆不以為然。李濟說:“我沒有機會讀到李約瑟的原文,不敢保證李氏原文的語氣是否如譯文給我們的印象;但我聽過他在李莊講過這一類的題目,他的大致的意見似乎是這樣的。不過,在那時他來中國的使命,帶有外交性質,故除了搜集他所需要的資料外,自然也要爭取中國讀書人的好感,所以說的話也必定撿取最好聽的。至于他的內心里真實感覺如何,就無從揣測了。我個人的記憶,他似乎有些話沒全說;不過,沒說的話不一定是不好聽的話。”
對此,李濟認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不是中國是否有過科學,而是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目前)我們所要的是科學的成績,不是科學的本身;我們對于科學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數人外,仍不感興趣。我們尚沒擺脫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假如我們要規規矩矩地提倡科學思想,我們應該學禪門的和尚;因為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科學思想的起點也在此;科學思想里沒有世故的說法,也沒有官樣文章”。[35]
盡管李約瑟有些話沒有說,也可能在與中國官員、學者打交道的過程中“入鄉隨俗”地應用了一些“世故的說法”。但他在揚子江頭的李莊古鎮與傅斯年、陶孟和、李濟、梁思成,甚至王鈴等年輕學者的討論中,加深了對中國科技史料的認知與推測,堅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特別是明清之后,中國的官僚體制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當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事實。但是,在這一越來越僵死的體制下,卻又暗伏著一股人民大眾不斷發明創造的潛流,即是在最嚴酷的冰凍時期,這股潛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文獻和科學技術發展的珍貴資料,便是這一現象的明證。而對這些紛亂雜陳的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作為現代學者,就需要進行嚴謹的鑒別、研究,從中抽釋出真正屬于“現代科學”的物質精神財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學者注意,并使這些資料轉化為真正現代科學的酵母和新動力。就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約瑟本身的收獲而言,令后來的研究者幾乎達成共識的是,如果李氏在這次訪華使命中,沒有得到蝸居在李莊的學者們啟發和鼎力幫助,他所主持的聞名于世的具有劃時代性質和里程碑意義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大廈的構建,或許還要推遲若干個年頭。

此情可待成追憶(14)

許多年后的1981年9月23日,當李約瑟重新踏上中國土地,并在上海作題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劃的緣起、進展與現狀”學術講演時,不無感慨地道:“說到‘緣起’,就得從四川的一個小市鎮李莊談起。在抗日戰爭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結識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藥史的年輕中國學者。他名叫王鈴,號靜寧。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從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劍橋住了九年,協助我工作。”[36]對于從李莊山坳里走出、曾協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鈴在劍橋的經歷,李約瑟同樣公開承認并坦誠地作了如下評價:“首先,他在中國史學研究方面的專業訓練,在我們日常的討論中,一直起著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書第一次譯成英文的中國文獻,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譯的,然后我們兩人必定一同詳細討論校核,往往經過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別人的譯文,我們兩人必須核對中文原書后才加以采用。王鈴先生還花費許多時間去查找和瀏覽各種原先認為有用的材料,從這樣的探究中往往又發掘出一些資料,對這些資料我們再從科學史的觀點仔細地審查,然后確定他們的價值。許多煩瑣的圖書館工作,以及各種索引和編目工作,都由他負責。假如沒有這樣一位合作者的友誼,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將推遲很久,而且可能會出現比我們担心現在實際有的甚至更多的錯誤。”[37]
李約瑟此說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說沒有王鈴就沒有李約瑟日后輝煌的成就和不朽的聲名,但此成就要推遲若干個時日當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對王鈴這位長期合作者,李約瑟一直念念不忘,并從內心深處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誼一直保持到王鈴去世。[38]
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贏得世界性聲譽的同時,李約瑟同樣沒有忘掉給予自己重大幫助和支持的黃宗興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終老中國本土的知名學者葉企孫、傅斯年、俞大維等人。當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七分冊“軍事技術、火藥的史詩”完稿之際,李約瑟在“作者的話”中,特別提及43年前那個夏日在李莊板栗坳會見史語所人員的經歷,并飽蘸感情地說道:“一天晚上,談話話題轉向了中國火藥的歷史,于是傅斯年親手為我們從1044年的《武經總要》中,抄錄出了有關火藥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時我們還沒有《武經總要》一書……與火箭裝置無二的火藥發動機和蒸汽機,是從歐洲科學革命中涌現出的思想產物,但所有在這之前長達八個世紀的先期發展都一直是中國人完成的。”[39]或許出于一種感恩,當這一卷大書出版時,扉頁上用不同的黑體字碼印著:
謹以本書獻給
已故的
傅斯年
杰出的歷史學和哲學學者
戰時在中國四川李莊的最友好的歡迎者
他曾在那里和我們共用一晚探討中國火藥的歷史
俞大維
物理學家
兵工署署長(1942—1946年)
我常常在他的辦公室與他共享他的“戰地咖啡”
并在1984年我們愉快地重逢
注釋
[1、8、22]《費正清對華回憶錄》,費正清著,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
[2、3]金岳霖《悼沈性仁》,載《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此情可待成追憶(15)

[4]沈性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學者——對金岳霖先生的點滴回憶》,載《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7、21]巫寶三《紀念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和社會經濟研究事業的開拓者陶孟和先生》,載《近代中國》,第5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6、11]《李約瑟游記》,李約瑟等編著,李廷明等譯,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9]單士元《中國營造學社的回憶》,載《中國科技史料》,1980年2期。據與梁思成夫婦共事的陳明達生前對其外甥殷力欣說,梁、劉在李莊后期不能合作,生活艱苦是一個方面,主要的還是劉認為林徽因過于霸道,對營造學社事務干涉過多,最后不得不離開李莊另謀他職(2007年冬,殷力欣與作者談話記錄)。
[10、31、32]《中國建筑之魂》,費慰梅著,成寒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24]程滄波《再記傅孟真》,原載《傅故校長哀挽錄》,第2卷,轉載《鄂鄂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興澤編,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13]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之風格》,載《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5]傅斯年《我對蕭伯納的看法》,載臺北《自由中國》,第三卷,第十期,1950年11月16日。
蕭伯納(GeorgeBernardShaw,1856—1950),戲劇家、評論家兼熱心的社會主義者。
除了政治觀念上對蕭氏大加反感,傅斯年還認為蕭伯納的戲劇充斥著虛偽與陳詞濫調。這個濫調是“莎士比亞戲中的丑角(Fool),或應云‘戲子’,因與中國之丑角大不相同。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戲子是這樣的:用極傻的姿態,和表面極傻的語言,說極幽默,極其富于批評意義的話。蕭伯納自命不凡,他說‘也許莎士比亞比我高些,但我站在他的肩膀上’,這話的道理,假如文藝進步如科學一般,后來居上;然而并不如此。他和莎士比亞確有一個關系,就是他是莎士比亞袋中的人物‘戲子’,多嘴多舌的很有趣味而已。莎氏的戲劇氣象萬千,他只得其一曲而已。托爾斯泰批評莎氏,謂他的藝術無人生熱誠,仿佛‘性命無安頓處’,這話自有道理,奈何蕭伯納以一曲之才而要‘蚍蜉撼大樹’”?蕭伯納自稱他在思想上受巴特爾(Samuelburler)的影響,但傅斯年認為蕭對于巴特爾只是一味地剽竊而已,并且是亦步亦趨,“即如巴特爾發了奇想,‘考證’出荷馬史詩的作者是一個希臘女人,蕭伯納也就是‘考證’莎士比亞短詩的暗色女人是誰。(但)二人有個大不同。巴特爾文字雋美,思想深入,生前幾乎無人讀他的書”,而蕭伯納卻正相反(《我對蕭伯納的看法》)。
[16]程滄波《記傅孟真》,載臺北《新聞天地》,第156期。
[17]原載《獨立評論》,第5號,1932年6月19日出版。轉引《傅斯年傳》,304頁,焦潤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
[18]李約瑟來李莊之時,抗日戰爭已度過了最艱難的關頭,國內與國際的大氣候呈柳暗花明之勢,國人多憧憬著戰后的美麗遠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學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戰后建都問題,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有人主張戰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張遷都長春,有人主張遷都北平或西安等。受這股風潮影響,尚來主張“反攻第一,收復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談戰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醞釀這一關乎民族興衰存亡的重大問題,而思考的結果是應遷都北平。這一主張理由很多,而最為主要的,便是遷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蘇俄。傅氏認為凡一國之都城,應設在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戰后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國人應鼓起勇氣,效法漢唐定都長安的精神,把國都放在與強鄰接近的地方(漢唐的主要壓力來自于西北地區匈奴等少數民族)。當時的蘇俄對中國的野心日熾,傅斯年礙于世界反法西斯聯盟的形成和中蘇正在進行“邦交”活動,從大局著想,沒有對蘇俄作明顯的指責,但他沒忘了委婉地告訴國人,蘇俄將來必為中國的大患,以此喚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國人注意。這一觀點他在稍后發表的《戰后建都問題》(載1943年11月29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一文中可以相見:

此情可待成追憶(16)

傅說:“強大的蘇聯,與我們工業化的基礎地域接壤,這個事實使得我們更該趕快工業化這個區域。我們的頭腦,理當放在與我們接壤最多的友邦之旁,否則有變為頑冥之慮。大凡兩個國家,接觸近,較易維持和平;接觸遠,較可由忽略而無事生事。遠例如宋金,本是盟國,以不接頭而生侵略。近例如黑龍江之役,假如當時政府在北平,或者對那事注意要多些吧!”
又說:“北平以交通發達之故,可以控制東三省,長城北三省。其地恰當東三省,長城北三省(熱河、察哈爾、綏遠),華北四省(冀、豫、魯、晉)共十省之大工業農牧圈之中心。這個十省大工業農牧圈,是中華民國建國的大本錢。有這十省,我們的資源尚不及美蘇與大英帝國,沒有這十省,我們決做不了一等國家,決趕不上法德,只比意大利好些而已。”
文中雖然仍稱蘇俄為“友邦”,但內中卻暗含著一個魯迅式的“友邦驚詫論”,通篇的立意則是非常明顯的。
此文發表后,曾有若干人士致信傅斯年,討論這一問題。據說其中有一位鄭君,在談到中國近代的外患時,認為日、英、法三國為中國的頭號仇敵。傅斯年在回信中要他不要忘記俄國,并告訴他俄國(包括帝俄和蘇俄)侵略中國屠殺華人的史實。傅在信中以悲壯的語調說道:“請你看誰并了中國領土最多?以西北論,不特藩邦皆亡于俄,即伊犁將軍的直接轄境,亦以‘回亂’、‘代管’一幕中喪失其一半。你看現在的地圖,不是伊犁直在邊界上嗎?那個地方不是有一個陷角嗎?原來的疆土巴爾喀什湖在內。再看東北,尼布楚條約(康熙朝)中俄分界,以北冰洋、太平洋之分水嶺為界,所以全部的俄屬東海濱州、黑龍江州,是中國的直接統治區域。其中雖地廣人稀,但漢人移居者已不在少數,在咸豐間已遭屠殺。而愛琿一地,所謂江東六十四屯,其居民(多是漢人移民者)在庚子年幾乎全數被俄國馬隊趕到江里去,留下幾個解到彼得斯堡。試看東海濱州、黑龍江州的幾個俄國大城,哪一個不有漢名?(如伯力、廟街、海參崴等等)那時候這些地方已經有不少移民,而一齊殺戮。這些地方,在清朝政治系統上是與中國內地一般直接的。所以你所恨‘日、英、法’一個次序,至少把俄國加入吧!”
又說:“蘇俄革命時,中國人在俄境者尚有數十萬,史達林在清黨中,全數遷到Kharsakstan或以西,下落全不明了,你知道嗎?這些人有許多在蘇聯建過功勛,蘇波戰事中,中國人有十幾萬。”(傅樂成《傅孟真先生的民族思想》,原載《傳記文學》,1963年第二卷第五、六期,轉引自《諤諤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興澤編東方中心出版社1999年出版)
傅在《蘇聯究竟是一個什么國家》中,用自己的價值判斷方式分析了蘇聯的經濟體制和政治制度及意識形態,否定了其先進性。認為蘇聯是中國面臨的敵人,其野蠻主義與歷史上的北方游牧民族和沙俄是一樣的。因為種種跡象表明,蘇俄是帝國主義者,是擴張主義者。在他看來,斯大林執政后,“狐貍尾巴就出現了”,俄羅斯歷史上所有的暴君統統成了民族英雄。帝俄時代曾因征討羅馬尼亞建立戰功的將軍西窩涅夫銅像,自敖德薩倉庫中走上了羅馬尼亞河外的廣場,就是明證。傅氏還認為蘇聯專事向外擴張,而不向內發展。到處威脅別國的安全,可以說“乃是一個集人類文明中罪惡之大成的國家。為了捍衛中華民族的傳統和文化,就必須反對蘇聯的意識形態滲透,因為舊俄羅斯的帝國主義,蘇聯的新野蠻主義,正是橫在我們眼前最大的危機,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脅”(原載臺灣《傅斯年文集》第5冊,轉引《傅斯年傳》,焦潤明著,人民出版社2002年出版)。

此情可待成追憶(17)

[19]傅斯年不僅站在民族主義的角度反對蘇聯,而站在自由主義立場上更加反對蘇聯。他認為蘇聯對內對外展現的根本不是社會主義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國主義嘴臉。所謂的“自由”、“平等”本來都是法國大革命的口號,馬克思主義主張無產階級專政,蘇聯的制度“表面說是經濟平等,事實上恢復了中古的階級政權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來著文說:“馬克思派提倡以無產階級專政,先是一個根本不平等。個人專政,是一個人有特殊的權能,寡頭專政,是少數幾個人有特殊權能。一個階級的專政更不得了,乃是這一個階級整個有特殊權能。一個人專政已經吃不消,但一個人同他所用的人,終究力量有限,人民還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個階級專政,那么,到處都是專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絕對沒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說,在××主義這樣虛偽的號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組織力的,他那種組織,組織到極度,一切組織都成了特務組織,一切作風都成了特務作風,過分的組織固然妨礙‘自由’,過分的組織又何嘗不妨礙‘平等’?”“再說,……財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響‘平等’、影響‘自由’,政權之如此集中,決不給私人留點‘自由’的余地,豈不是影響‘自由’、影響‘平等’?”政權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錢集中為害更大,更影響平等。”
傅斯年認為平等是一個法律的觀念,沒有平等的法律,那里來的平等。他得出的結論是斯大林的蘇聯是一個“獨占式的國家資本主義”(特征是國家控制一切資本,一切人民的生命都成了國家資本,國家是誰?是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選拔式的封建主義”(雖然不是遺傳的,卻是一個特殊階級在廣大民眾上統治,權力無限的統治)、“唯物論的東正教會”(其愚民政策完全一致)。因而傅斯年說,“蘇聯實在是自有史以來最反動的一個政治組織,因為他包含中世到近代一切政治制度中一切最反動的部分,而混為一體。”(傅斯年《自由與平等》,載《自由中國》第1卷第1期)
[20、33]金岳霖《陶孟和為當時的人所欽佩》,載《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23]《中國近代思想學術的系譜》,王汎森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25]《石璋如先生訪問紀錄》,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訪問,任育德記錄,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26]蔡鼎《從國防觀點泛論西北工業建設》,載《軍事與政治》雜志,1943年5月。
[27、28、29、30]潘光哲《“中央研究院”逸事》,載《溫故》之三,廣西師范大學2005年出版。
[34]1944年,李約瑟一行來到廣東坪石鎮,拜訪了流亡至此地的中山大學經濟學教授王亞南。在坪石鎮一家小旅館里,李氏兩度提出了他的“難題”,并請教中國歷史上官僚政治與科學技術的關系問題,王亞南聽罷,因平素對這一問題沒有研究,一時無以作答。李希望王從歷史與社會的角度來分析一下中國歷史上官僚政治與科技的關系。因了這一啟發,王亞南開始關注、研究這一問題。后來,王氏在上海《時與文》雜志上連續發表了17篇論述中國官僚政治的文章,作為對李約瑟的答復。1948年,上海時與文出版社將王亞南的論文結集出版,書名《中國官僚政治研究》,對“李約瑟難題”算是作了一個初步解析。此書出版曾轟動一時,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同時奠定了王亞南的學術地位,新中國成立后,王亞南被任命為廈門大學校長,后被選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

此情可待成追憶(18)

[35]《關于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思想的幾個問題》,載《安陽》,李濟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出版。
[36]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劃的緣起、進展與現狀》,載《中華文史論叢》1982年第1輯。據李約瑟的中國助手黃興宗博士(后任劍橋李約瑟研究所副所長、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生物資源應用組主任)說:自1943年夏到1944年夏秋的一年多時間里,李約瑟及其在重慶建立的中英科學合作館成員,依靠一輛2噸半的舊卡車,在日軍非占領區進行了4次長途考察旅行,整個行程達二萬五千公里,足跡遍布中國西部、西北部、東南部和西南部,共訪問了300多所大學及科研機構,贈送西方科學書刊6700余冊,推薦100多篇中國科學論文至西方雜志發表,并結識了上千位中國科學家及學者(《李約瑟畫傳》)。1945年年初,李約瑟出任英國駐華大使館科學參贊,是年秋,再赴中國北部考察旅行。1946年3月,從中英科學館館長任上卸任,逗留南京、濟南、北平、上海等地,經香港回國,旋赴巴黎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自然科學部主任職。1948年辭教科文組織職,返劍橋在中國學者王鈴協助下開始了浩瀚工程《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撰寫工作。
在李約瑟離渝返英時,中國學術界專門為其舉辦了歡送會,傅斯年在會上深情地說道:李約瑟“來到中國不久就開始在《自然》上寫了若干篇短文,報告他觀察的結果,描述著中國科學的動態。像這樣由一位公認的權威,在一個著名的雜志上表現中國的科學工作,是前所未有的。去年他到莫斯科去參加蘇聯科學200周年紀念典禮,在那里他又詳細而明白地報告了中國的科學工作。因此他已經做了一年以上中國學術界的一位出色而忠實的代表了”。又說:“同情我們但不了解我們的人,自然是我們的朋友,特別是在艱難困苦的時候;而了解我們但不同情我們的人所說的話是值得我們特別警惕的。然而最可寶貴的是又了解我們而又同情我們的人,尤其是他們的同情是由了解而來的。倪約瑟現在到上海和北平去,然后回到英國。他深信他會回到中國來,但是雖然如此,我們還是感到難過。誠如莊子所說:‘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遠矣。’”(傅斯年《倪約瑟博士歡迎詞》,載《戰時中國的科學》(二),倪約瑟(JosephNeedham)原著,張儀尊編譯,臺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1952年11月出版)當時在重慶的中央研究院代理總干事、心理研究所所長汪敬熙說:“這3年內,他在交通困難的情形之下,遍游中國,自西北的敦煌到東南的福州。中國的學術和工業機構他看得極多。他十分了解我們的優勢與不足,他很坦白地告訴了我們這一切。當然,除了一些做客的人不便說的話之外。他對于我們的實際幫助是使我們從事科學工作的人永遠不忘的。”又說:“他的夫人也是一位生物學家,在民國三十三年年底來到中國幫助他的工作。他的夫人先回英國兩個月,現在他也將離開重慶啟程回國,我們對于他們的離別,感到十分凄楚。我們覺得我們與他們像是一家人,不愿意他們走。在困難的時候,‘雪中送炭’的友人,是最使人想念的朋友。”(重慶《大公報》,1946年3月7日)

此情可待成追憶(19)

1990年9月4日,李約瑟在第一屆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受獎紀念講演會上說道:“1946年,我收到了我的朋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一任總干事朱利安·赫胥黎的一封電報。電報上寫道:“速歸,幫助我組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自然科學部。”于是我回到巴黎,在這個組織工作了1年又6個月。魯桂珍后來也在那里工作過9年。
又說:“我原配妻子多蘿西·瑪麗·莫伊爾·尼達姆(南按:李大斐),于1987年去世,時年91歲。我們共同度過了64年幸福生活。后來,我和魯桂珍于1989年結婚。結婚儀式是在基茲學院的禮拜堂內,由學院院長同時也是我的導師約翰·斯特德主持舉行。那是在儀式結束后舉行的三明治午餐會上的話了,兩個80開外的人站在一起,或許看上去有些滑稽,但我的座右銘是:“就是遲了也比不做強!”(李約瑟《以廣闊的視野思考問題》,曾維才、曹永剛譯,載《李約瑟文錄》,浙江文藝出版社2004年出版。)
《中國科學技術史》按計劃共有七卷,前三卷皆只一冊,從第四卷起出現分冊。劍橋大學出版社自1954年出版第一卷起,迄今已出齊前四卷,以及第五卷的9個分冊、第六卷3個分冊和第七卷一個分冊。由于寫作計劃在進行中不斷擴大,分冊繁多,完稿時間不斷被推遲,李約瑟終于未能看到全書出齊的盛況。
1981年9月23日,李約瑟于上海所作題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劃的緣起、進展與現狀》學術講演中,在感念王鈴的同時,還說過這樣的話:“在1957年王鈴離開劍橋去澳大利亞時,《中國科學技術史》的第一、二卷業已出版。我認為劍橋大學出版社是值得稱道的。當時他們接受的是一項不尋常的任務,知道這部書至少得出七卷,誰知以后竟要出到二十冊之多。當時我作為漢學家,也完全默默無聞;人們只知道我是一個生物化學家兼胚胎學家。然而劍橋大學出版社的董事會卻具有遠見卓識,認為我們的編寫計劃應當得到支持,而且給了我們這樣的支持。”又說:“王靜寧去澳大利亞后,我說服了今天在座的魯桂珍來代替他作為我的助手。當時她已經在巴黎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秘書處工作了九年。九年的暌違,使她不太愿意再回到實驗室去搞營養科學和生物科學了。我就勸她改行成為醫藥史、醫學科學史和生物科學史的專家。我勸說她來到劍橋,全力投入我們的編寫計劃,甘苦與共。現在,她是劍橋大學東亞科學史圖書館的副館長。”
[37]《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一卷導論,李約瑟著,王冰譯,科學出版社1990年出版。
[38]在中國,翻譯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工作,一直受到特殊重視。1964年,周恩來總理曾指示有關部門把這部巨著譯成中文出版,中科院即組織力量著手翻譯,因“文革”爆發,此項工作未能順利實現,一直到1975年才由科學出版社分為七冊出版了原著的第一卷和第三卷中譯本。在此前后,臺灣方面在陳立夫主持下也組織翻譯并陸續出版了第一卷至第四卷以及第五卷二、三兩冊的中譯本,共14冊。1986年12月,由中國科學院與有關部門組織成立了“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翻譯出版委員會”,中國科學院院長盧嘉錫為主任,一大批學術名流担任委員,并有專職人員組成的辦公室長期辦公。所譯之書由科學出版社與上海古籍出版社聯合出版,十六開精裝,遠非“文革”中的平裝小本可比擬。所出各卷書目如下:

此情可待成追憶(20)

第一卷 導論   
李約瑟著,王鈴協助;1954  
第二卷 科學思想史   
李約瑟著,王鈴協助;1956  
第三卷 數學、天學和地學   
李約瑟著,王鈴協助;1959  
第四卷 物理學及相關技術  
第一分冊 物理學   
李約瑟著,王鈴協助,羅賓遜(K.G.Robinson)部分特別貢獻;1962
第二分冊 機械工程   
李約瑟著,王鈴協助;1965  
第三分冊 土木工程和航海(包括水利工程)   
李約瑟著,王鈴、魯桂珍協作;1971   
第五卷 化學及相關技術  
第一分冊 紙和印刷   
錢存訓著;1985  
第二分冊 煉丹術的發現和發明:點金術和長生術   
李約瑟著,魯桂珍協作;1974  
第三分冊 煉丹術的發現和發明(續):從長生不老藥到合成胰島素的歷史考察   
李約瑟著,何丙郁、魯桂珍協作;1976  
第四分冊 煉丹術的發現和發明(續):器具、理論和中外比較
李約瑟著,魯桂珍協作,席文部分貢獻;1978  
第五分冊 煉丹術的發現和發明(續):內丹   
李約瑟著,魯桂珍協作;1983  
第六分冊 軍事技術:投射器和攻守城技術   
葉山(RobinD.S.Yates)著,石施道(K.Gawlikowski)、
麥克尤恩(E.McEwen)和王鈴協作;1995  
第七分冊 火藥的史詩   
李約瑟著,何丙郁、魯桂珍、王鈴協作;1987   
第八分冊 軍事技術:射擊武器和騎兵  
第九分冊 紡織技術:紡紗   
庫恩(DieterKuhn)著;1987   
第十分冊 紡織技術:織布和織機   
第十一分冊 非鐵金屬冶煉術   
第十二分冊 冶鐵和采礦  
第十三分冊 采礦   
PeterJ.Golas著;1999   
第十四分冊 鹽業、墨、漆、顏料、染料和膠粘劑   
第六卷 生物學及相關技術  
第一分冊 植物學   
李約瑟著,魯桂珍協作,黃興宗部分特別貢獻;1986  
第二分冊 農業   
白馥蘭(FrancescaBray)著;1988  
第三分冊 畜牧業、漁業、農產品加工和林業   
丹尼爾斯(C.A.Daniels)和孟席斯(N.K.Menzies)著;1996
第四分冊 園藝和植物技術(植物學續編)   
第五分冊 動物學   
第六分冊 營養學和發酵技術   
第七至十分冊 解剖學、生理學、醫學和藥學   
第七卷 社會背景   
第一分冊 初步的思考   
第二分冊 經濟結構  
第三分冊 語言與邏輯(現已調整為第一分冊)   
哈布斯邁耶(C.Harbsmeier)著;1998   
第四分冊 政治制度與思想體系、總的結論。  
[39]《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第七分冊,科學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出版。
正如李約瑟本人所言,《中國科學技術史》全書的撰寫,得到大批學者的協助。其中最主要的協助者是王鈴和魯桂珍,另外有黃盛宗、何丙郁等華人。當然還有一大批海外華裔和外籍學者。據已公布的名單,至少還有R.堪內斯、羅祥朋、漢那一利胥太、柯靈娜、Y.羅賓、K.提太、錢崇訓、李廉生、朱濟仁、佛蘭林、郭籟士、梅太黎、歐翰思、黃簡裕、鮑迪克、祁米留斯基、勃魯、卜正民、麥岱慕等人。對于《中國科學技術史》的寫作與合作者,后來曾担任劍橋李約瑟研究所所長的何丙郁曾說過這樣一段話:“長期以來,李老都是靠他的合作者們翻閱《二十五史》、類書、方志等文獻,搜尋有關資料,或把資料譯成英文,或替他起稿,或代他處理別人向他請教的學術問題。他的合作者中有些是完全義務勞動。請諸位先生千萬不要誤會我是利用這個機會向大家訴苦,或替自己做些宣傳。我只是請大家正視一件事情:那就是請大家認清楚李老的合作者之中大部分都是華裔學者,沒有他們的合作,也不會有李老的中國科技史巨著。李老在他巨著的序言中也承認這點。我還要提及另一個常被忘記的事情,那就是李老長期獲得中國政府以及海內外華人精神上和經濟上的大力支持,連他晚年生活的一部分經費都是來自一位中國朋友。換句話來說,我們要正視中華民族給李約瑟的幫助,沒有中華民族的支持,也不會有李約瑟的巨著。假如他還在世,我相信他也不會否認這個事實。從一定程度上來講,《中國科學技術史》可以說是中華民族努力的成果。”(何丙郁《李約瑟的成功與他的特殊機緣》,《中華讀書報》2000年8月9日)
斯言是也!

2013-08-21 0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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