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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北歸 一號作戰計劃
《南渡北歸》北歸 一號作戰計劃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一號作戰計劃(1)

李約瑟走后,李莊小鎮復歸平靜。隨著國際局勢變化,中國的抗戰已由戰略防御轉入戰略反擊,大道小道的各種消息水陸并進向這個長江盡頭的古鎮傳來。
1943年6月18日,蔣介石下令把陜北洛川防犯日軍的國民黨胡宗南部40萬大軍,調往陜甘寧邊區包圍中共就地坐大的陜甘寧邊區人民政府和軍隊。
9月6日至13日,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五屆十一中全會并致訓詞,指出“現在最后勝利已在望”,強調“在這次全會期中,特別要集中心力于建國的問題,以期得到一個圓滿的方案”。[1]這次會議推選蔣介石為國民政府主席(南按:原主席林森已于這年8月1日去世)。
11月23日,蔣介石以堂堂中國國家元首和世界級政治巨頭的身份,出席了中、美、英三國首腦開羅會議。其間與羅斯福單獨舉行會談,主要討論中國領土被日本占領地區的歸還問題。雙方一致同意:東北三省、臺灣及澎湖列島在戰后一律歸還中國,琉球群島由中美共管;日本天皇制要否維持應由日本人民自決;朝鮮的獨立可予保障。
12月3日,在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上著名的《開羅會議共同宣言》,于重慶、華盛頓、倫敦同時公布。也就在這一天,侵華日軍為策應太平洋戰場和印緬作戰,以4個精銳師團的優勢兵力攻占湖南常德。國民黨守軍第57師將士浴血奮戰,終因寡不敵眾,全師8529人僅321人突圍而出,其余全部陣亡。4天之后,中國軍隊聯合美國第十四航空隊共同作戰,一舉奪回常德,圍困中國整個西南地區的日軍全線撤退。[2]
1944年1月1日,蔣介石向全國軍民發表廣播講話,指出中國的抗日戰爭勝利在望,中國國譽日隆,圍攻并徹底打垮日寇,中國須担當主要任務云云。
就在抗戰曙光照亮東方地平線并向浩瀚遼闊的天際放射之時,風云突變,深感危在旦夕,即將全面崩盤的日本大本營,決定用盡最后一絲力氣拼死一搏,打通大陸交通線,力爭“一戰而挽回頹喪之民心士氣”,[3]死里求生。日本大本營制定的戰略構想是,以黃河南岸之“霸王城”為基點,先征服平漢鐵路之南半段,進而攻占長沙、衡陽、桂林、柳州以迄南寧,打通湘桂及粵漢兩鐵路線,全程共1400公里。這一作戰構想,即抗戰后期著名的“一號作戰計劃”。
根據這一計劃,在全面崩盤之前已經殺紅了眼的日本小鬼,于4月初正式從北線發動攻勢,先后發起豫中戰役、長衡戰役、桂柳戰役等系列大規模決戰。國民黨軍隊在各個戰場雖進行了頑強抵抗,但連連敗績。
4月18日,集結在中原以岡村寧次為總指揮的萬日軍,開始向以蔣鼎文為第一戰區司令長官的中國守軍8個集團軍近40萬人展開攻擊。日軍攻勢凌厲,所向披靡。國軍連連敗退,日失一城,日軍前鋒以銳不可當之勢直逼豫中最后一座重鎮——洛陽。按照日軍大本營作戰計劃,攻陷豫中后繼續西進,越過潼關,兵發西安,奪取寶雞,然后順川陜公路南下,直逼重慶這座戰時陪都,如此中國必亡矣。為挫其鋒銳,阻遏日軍西進的步伐,蔣介石密令第一戰區與日軍交火一個月后,主力部隊有計劃地向西撤退至潼關一線布防。至5月25日,在37天的時間里,駐守豫中的國軍丟失城池38座。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指揮部所在地——洛陽,經過10余日的苦撐死守后終告失陷。城破之時,守城的三個師幾乎犧牲殆盡,僅千余人突圍而出。所幸的是,日軍進至潼關一線,遇到了憑險駐守的第一戰區官兵拼死抵抗,兵鋒大挫,終未能越過潼關天險而進入關中大地,由寶雞南下直逼重慶的戰略計劃遂宣告破滅。

一號作戰計劃(2)

日軍雖在潼關受阻,但已攻占奪取了整個中原戰略要地。自古兵家就有“得中國必先得中原”之妙論,只要日軍在中原站穩腳跟,長衡、桂柳兩大戰役便有獲勝可能,繼而打通湘桂線,原制訂的“第一號作戰計劃”可告完成,日本軍隊將由此得以新生,整個遠東戰局就有咸魚翻身的可能。
中原重鎮洛陽陷落的第三天,即5月27日,日軍分左、中、右三路對湖南省省會長沙展開圍攻,先后調集萬人,與整個湖南戰場的第九戰區薛岳部30萬國民黨軍展開激戰。
6月16日,國民黨守軍傷亡慘重,力不能支,岳麓山失陷。18日,負責守衛長沙的第四軍被日軍包圍,又遭敵機30余架轟炸掃射,終至“軍心動搖,遂難掌握”,長沙城陷。第四軍軍長張德能收集該軍殘余1300余人突圍而出,雖經薛岳解釋戰役經過,并有副參謀總長白崇禧請求從輕發落,張德能仍被滿腹怒氣的蔣介石下令槍決。
攻陷長沙后,日軍以其第二線兵團加入第一線作戰,迅速南下,企圖一舉拿下衡陽,達到與桂境兵力會師的戰略目的。面對危局,國民黨軍事委員會總指揮部急速調兵遣將,分三路進行阻擊,抗戰史上最為慘烈的以衡陽為中心的劇戰拉開了序幕。
6月20日,中日雙方在衡陽周邊50公里的范圍內,分別投入了30萬與35萬兵力,先于外線展開激戰。至7月底,日軍4個精銳師團相繼逼近戰略中心衡陽。國民黨第九戰區第十軍方先覺部扼守衡陽,抵抗日軍的猛烈進攻。此次衡陽之戰,是抗戰后期最大規模的一次會戰,被蔣介石稱之“有關于國家之存亡,民族之榮辱至大”[4]的最后一場生死之搏。日軍大本營燈火通明,各級將官、參謀人員日夜研究、觀注著這場戰事,中國軍民與各黨派團體翹首以待,盼望國軍用盡吃奶的力氣也要頂住,千萬不要被打趴壓垮。身在陜北延安窯洞的中共領袖毛澤東在對這場大戰給予熱切關注的同時,又以一個卓越戰略家的智慧與姿態高屋建瓴地指出:“衡陽的重要超過長沙,它是粵漢、湘桂兩條鐵路的聯結點,又是西南公路網的中心,它的失守就意味著東南與西南的隔斷,和西南大后方受到直接的軍事威脅。衡陽的飛機場,是我國東南空軍基地之間的中間聯絡站,它的失守就使辛苦經營的東南空軍基地歸于無用。”不僅如此,“衡陽位于湘江和耒水合流處,依靠這兩條河可以集中湘省每年輸出稻谷三千萬石,還有極其豐富的礦產,于此集中,這些對大后方的軍食民食和軍事工業是極端重要的,它的失守會加深大后方的經濟危機,反過來卻給了敵人以‘以戰養戰’的可能性”。[5]
正是緣于衡陽及其周邊地區在軍事中不可取代的重要戰略地位,從武漢失守到1944年日軍圍攻衡陽,在將近6年的時間里,這一帶戰事作為中日交戰的主戰場曾未消停過。1939年中國十大戰區,以湖南為主要戰場的第九戰區擁有最多兵力,極盛時達到54個步兵師,占全國總兵力的四分之一強。1939年至1945年抗戰勝利這段時間,正面戰場共有12次重量級大會戰,分別是:第一次長沙會戰、豫南會戰、上高會戰、棗宜會戰、晉南會戰、第二次長沙會戰、第三次長沙會戰、浙贛會戰、鄂西會戰、常德會戰、豫湘桂大會戰、老河口芷江會戰。其中有6次大會戰在湖南戰區展開。七七事變之后,日軍原定計劃3月亡華,但僅湖南一地,國軍就頂了5年之久,多次會戰,日軍始終未能越雷池一步,即此可見湖南戰略地位之重要與國軍高層對這一戰區的重視程度與兵力之強。

一號作戰計劃(3)

此時駐守衡陽的國民黨第十軍,前身為黃埔教導團,北伐時代擴編為國民革命軍第三師,或稱“老三師”,其將領分別為錢大鈞、李玉堂、蔣超雄、方先覺、葛先才、周慶祥等,歷屆第十軍軍師長也多為“老三師”舊部。抗戰軍興,第十軍成為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其特點是善于防御作戰。抗戰八年,第十軍打硬仗的次數和展現的頑強斗志,并不亞于號稱“虎賁”之師、“抗日鐵軍”的王牌第七十四軍(抗戰后整編為七十四師,師長張靈甫)。第十軍最出色的一戰是1941年年底至1942年年初,三戰長沙中担任長沙守備任務的保衛戰。時軍長為黃埔一期生,號稱“黃埔三杰”、“山東三李”(李仙洲、李延年、李玉堂)之一的李玉堂。當此之時,李的指揮部設在岳麓山前一個祠堂內,面對飛蝗一樣圍攻而來的日軍,李鎮定自若,從容指揮。一日中午,李玉堂在指揮部一手拿煎餅,一手用筷子夾食大頭菜,忽有敵彈飛來,將眼前一個盛大蔥和蝦醬的咸菜罐子擊得粉碎,李不為所動。轉眼又一彈飛來,將筷子擊為兩截,李有點氣憤地罵了一句“把他娘!”即用手抓大頭菜吃。部下勸李更換指揮位置,李認為飛來的乃是流彈,無礙大局,終未搬遷指揮部。在李玉堂以身作則的感染下,第十軍將士豪氣凜然,于岳麓山和長沙城頭與敵人展開血戰,致使日軍傷亡慘重。1942年1月1日,日軍再度發動對長沙的進攻,第十軍也抱定與長沙城共存亡的決心,連續與敵激戰三晝夜不分勝負,日軍調集大批飛機對長沙城守軍實施連續長波次轟炸,守軍傷亡慘重,日軍占據上風。延至1月4日,奉命守衛長沙南門城外的第十軍預十師三十團與攻城的敵人短兵相接,展開肉搏,一時血肉橫飛。日軍在飛機配合下,攻勢凌厲,長沙城岌岌可危。黃埔四期出身、三十團團長郭先才上校見部下傷亡激增,情況危急,恐支持不到黃昏長沙就落入敵手,焦急中乃決定孤注一擲、拼死一搏,發動全團展開沖鋒。一時間,十數支軍號響起,全團官兵包括炊事兵、雜務兵、傳令兵等一切勤雜人員全部投入沖鋒與肉搏的行列中。軍號聲與喊殺聲與全團官兵勢將一死的浩然氣勢,使敵人大受驚嚇,驚慌潰退,兄弟部隊乘勝追擊,長沙之危就此得解,第三次長沙大捷的序幕就此拉開。當晚,葛先才奉蔣委員長令晉升少將,軍長李玉堂獲頒青天白日勛章。1月5日,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上將下達了追擊、堵擊和截擊潰退日軍的命令,湘北大地頓時殺聲四起,炮火連天,敵軍以傷亡57000人(陣亡33941人)的慘重代價宣告此役敗亡,中國軍隊就此書寫了近代戰爭史上最為輝煌的一頁。在整個長沙大捷中用命最甚、立功最大的第十軍,獲頒國軍最高榮譽“飛虎旗”一面,被軍事委員會命名為“泰山軍”。
第三次長沙大捷,第十軍聲名鵲起,軍長李玉堂榮升第九戰區兵團司令,第十軍軍長由原黃埔三期生、該部預十師師長方先覺接任,方的第十師師長一職由葛先才繼任。此次守衛衡陽,正是方先覺統領的第十軍。
此時的第十軍因此前參加常德保衛戰遭到日軍重創,原四師(第三師、第一九○師、預備第十師、暫編第五十四師)已折半,僅相當于兩個師的兵力,共有萬余人,屬于久戰疲憊之師。而日軍圍攻衡陽部隊除第十一軍4個師團,另有直屬炮兵、化學部隊等共計11萬人,中日兵力比值為1ǎ绱誦獾謀Χ員齲謖隹谷照秸羰狀緯魷鄭蛄蘇庵疃嗟囊蛩兀獬≌秸黽恿艘幌盜行畈⑼可狹吮成省?/p>

一號作戰計劃(4)

按照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原定計劃,國軍主力布置在衡陽外圍,以方先覺部萬余人吸引日軍傾全力前來攻城,只要方部扼守衡陽10天,最多兩周,即有外圍主力部隊增援并成鐵桶合圍之勢,里應外合,一舉圍殲來范之敵。
日軍大本營的作戰方案是,傾第十一軍團全部兵力圍攻,于一日之內可攻陷衡陽。就在這作戰命令下達時,老謀深算的第十一軍團司令官橫山勇,識破了中國軍隊高層的戰略意圖,未敢輕易發兵,只調集兩個師團部分兵力3萬余人作前鋒,分波次向衡陽圍攻,其他部隊則負責阻擊外圍的國民黨援軍并伺機圍殲國軍主力。用橫山勇的話說:“只要將敵人外圍主力擊破,衡陽守軍得不到援軍,在無補給之情況下,至其戰力耗盡時,則不攻自破矣。”[6]既然中國原有的戰略部署被日軍破解,戰爭的進程也就出乎雙方軍事高層預料之外了。
6月23日凌晨,衡陽攻防戰正式打響,雙方均以火炮為主猛擊對方,日軍主用重炮與野山炮,中方主用迫擊炮,中間伴有其他武器交火與小范圍、短時間的肉搏戰。中國守軍士氣高漲,日本方面“負責攻城之兩師團,鑒于長沙之攻占,已被他人捷足先登,功震全國,乃欲急起效尤,一時戰志如云”。[7]兩支強軍狹路相逢,各懷戰志,死拼硬磕,戰斗持續了近一個月,雙方傷亡重大,未分勝負,攻防雙方皆拼全力支撐。多少年后,據方先覺對日本《產經新聞》記者古屋奎二說:“由于長期作戰,醫藥品和食品缺乏,極感困苦。沒有止血藥劑,沒有繃帶,負傷官兵的傷口有發炎生蛆的現象。本來可以救治的官兵,很多都死亡了。我們給予敵人的打擊也非常之大,每天可以望到敵陣在舉行火葬的煙焰。整個衡陽城被死尸臭氣所籠罩,實在是很悲慘。”[8]
衡陽交戰前,日軍大本營擬定在一日之內攻占衡陽的戰略成為泡影,事后被日軍軍史專家斥為“其必勝之信念,誠屬可嘉;其廟算之粗率,罪無可逭”。[9]日軍如此,中國軍隊同樣陷入了因高層廟算不周而導致在旋渦中不能自拔。在苦戰中勉力支撐的國民黨守軍日夜盼望的增援部隊,因受日軍外線阻擊,行驅艱難,始終未能抵達衡陽城門。經過如此長時間的消耗,衡陽已成為一座內無糧草、外無救兵的孤城。而日軍自7月下旬起,設在外線的兵站每夜仍可向衡陽前線官兵輸送30~40噸的給養。面對此情,親自指揮此次會戰的中國最高統帥蔣介石意識到局勢嚴峻,嚴令外線各軍迅速攻擊前進,以解衡陽之危。但在日軍強大炮火與兵力阻擊下,7月20日,國民黨第六十二軍進展至衡陽西南約7公里處,由西北增援之第七十九軍亦距衡陽不過8公里處,受到敵人猛烈炮火的壓制,而第十軍于19日夜間派出向第六十二軍方向接應的特務營也遭到日軍伏擊,全部陣亡。蔣介石預計窮一日之力,兩軍各向前推進5公里即可解衡陽之圍,但這短短的5公里路程卻如萬水千山,計劃始終未能貫徹,援軍被迫停止。衡陽面臨彈盡糧絕、城破有日的險惡處境。
生死已到緊要關頭,最后的決戰即將開始。中日雙方皆傾全力投入這場關乎國家存亡的攻守戰。大海那邊的日本天皇翹首以待,密切關注著這場千里之外的戰事。日軍大本營命令第十一軍全力投入攻城之戰,并調集炮兵、化學部隊配合,以盡快拿下衡陽。正身患痢疾、身體衰弱、焦躁不安的日軍橫山勇中將認為時機已到,不再猶豫,集結第十三、四十五、五十八、六十八、一一六共5個師團,外加五十七旅團和重炮、化學部隊共11萬余眾,向衡陽城圍攻而來。面對日軍的強悍攻勢,國民黨軍事高層人員更加焦慮不安,皆以悲壯的心境注視著這場關乎民族安危的攻防戰。

一號作戰計劃(5)

當此之時,美國派往中國戰區担任戰區參謀長的史迪威將軍,為爭奪實際上的中國戰區最高統帥權,進而支配、統治中國,不惜與蔣介石公開叫板爭雄,并密電唆使羅斯福總統和一些政客,通過美國輿論向蔣使壓,迫其就范,讓蔣介石無條件交出中國軍隊的指揮大權。由于美國上層對蔣的施壓和輿論對國民黨軍隊的譏諷甚至誹謗,導致蔣介石與中國軍隊蒙受羞辱,國際地位大損,而“敵寇更恣意進攻,徒增我軍民痛苦”。[10]在國勢危于累卵的嚴峻時刻,衡陽之戰的重要性就不只具有軍事戰略價值,更涉及政治及外交上的關鍵作用。如果衡陽防守能取得最后勝利,則政治外交將隨之逆轉;反之,將雪上加霜,后果不堪設想。7月20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道:“……軍事憂惶,未足言危,而對美外交之頹勢,實為精神上最大之打擊。但果能邀天之福,軍事獲勝,則外交危機,亦可轉安,萬事皆在于己之盡力耳。”[11]
衡陽之戰不僅牽涉到中國一地之得失,而關乎華盛頓與尚在緬北指揮盟軍攻擊密支那日軍的史迪威將軍,更關乎整個遠東戰局與政治安穩。5天之后的7月25日,蔣介石取勝之心已變得極度迫切,不惜于暗夜中向天祈禱:“愿主賜我衡陽戰事勝利,當在南岳頂峰建立大鐵十字架一座以酬主恩也。”[12]縱觀抗戰八年,手握數百萬大軍的蔣委員長,經過了一次又一次劫難,但如此焦慮迫切之情,從未有過。令人萬分遺憾的是,縱然他一日發出“十二道金牌”,援軍仍無法打破日軍的阻擊線,衡陽解圍仍是夢中之影。
孤軍守戰,勢難支撐的第十軍軍長方先覺仍不斷發出急電,力陳所部將士面臨的困難與險境:“本軍固守衡陽,將近月余,幸我官兵忠勇用命,前赴后繼,得以保全,但其中可歌可泣之事實與悲慘壯烈之犧牲,令人不敢追憶!”又說:“自昨三十日晨起,敵人猛攻不止,其慘烈之戰斗,又在重演。危機隱伏,可想而知,非我怕敵,非我叫苦,我決不出衡陽!但事實如此,未敢隱瞞,免誤大局。”[13]
蔣介石在7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衡陽保衛戰已一月有余,第十軍官兵死傷已過十分之八,而衡陽屹立不撼。蓋以衡陽之得失,其有關于國家之存亡,民族之榮辱者至大也。”[14]
8月1日,日本第十一軍司令官橫山勇中將,佩戴“天照皇大神宮”神符,攜隨員乘偵察機三架由長沙飛抵衡陽機場,親自指揮日軍步兵、炮兵等兵種相當于七個師團的兵力聯合作戰,企圖一舉攻下衡陽,擊潰方先覺部。
8月2日,國民黨增援部隊按蔣的數次電令火速向衡陽推進,仍如攜山搬家,無法突破日軍封鎖。無奈中,蔣介石動用飛機穿越敵人炮火向衡陽投下手諭,不許方先覺再發電請援,同時囑其注意一死報國,內稱:“我守衡官兵之犧牲與痛苦,以及迅速增援,早日解圍之策勵,無不心力交瘁,雖夢寐之間,不敢忽之。惟非常事業之成功,必須經非常之鍛煉,而且必有非常之魔力,為之阻礙,以試煉其人之信心與決心之是否堅定與強固。此次衡陽得失,實為國家存亡攸關,決非普通之成敗可比。自必經歷不能想像之危險與犧牲,此等存亡大事,自有天命,惟必須吾人以不成功便成仁,惟有以死報國之決心以赴之,乃可有不懼一切,戰勝魔力打破危險,完成最后勝利之大業,上帝必能保佑我衡陽守軍最后之勝利與光榮。”[15]同時告之增援大軍已“嚴督猛進”,嚴令第十軍將士繼續堅守勿退,力克敵軍。

一號作戰計劃(6)

方先覺懷揣訓令,苦苦支撐,艱難等待。幾天過去,盡管心急如焚,望眼欲穿,仍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兩處茫茫皆不見”,連一個援兵的影子也沒看到。
8月4日晨,日軍以重炮5門、野山炮50門和約五師團兵力向衡陽發起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總攻。按總指揮官橫山勇的作戰計劃,預期可在一天之內,必下此城。但正如日本戰史所述:“敵人之守將方先覺將軍,為一號驍勇善戰之虎將,其第十軍之三個師,皆以必死之決心,負隅頑抗,寸土必守,其孤城奮戰的精神,實令人敬仰。我第一日之全力猛攻,竟又被迫無效而終。亙四十余天之激戰中,敵人尚無一卒向我投降,實為中日戰爭以來之珍聞,如非敵人在長期抗戰中已逐步將游雜部隊整編為正規軍,則必系我軍之兩次挫敗,使敵軍堅定了必勝的信心!但我軍之此次總攻,若不成功,將何以對陛下!何以見同胞!第十一軍亦將永遠淪為受人卑視的境遇。責任心榮譽感之所驅,全軍將士猶如強攻旅順要塞之乃木軍(南按:指1904年日俄戰爭時期之日軍),生死不顧,用肉體徑向敵人之陣地硬拼。”[16]從這則記載可以看出,此時已殺紅了眼的日軍同樣只能進不能退,遂決定孤注一擲,來一個魚死網破的最后決戰。
8月6日,中日雙方經過激烈的爭奪拼殺,強悍的日軍第五十八師團作憑借熟練的攻堅經驗,終于突破衡陽城北一角,并迅速以一部突入市街。在敵機猛烈轟炸下,守軍陣地幾夷為平地,陣地官兵與攻入之敵展開近戰與肉搏,血戰不久全部戰死。日軍乘勢以精銳之師向城內第十軍指揮部所在地——中央銀行急速進擊,守城官兵再度與日軍展開大規模巷戰與肉搏,衡陽頓成一座鮮血噴濺的血城,第十軍無一人不參加近戰與白刃格斗,無論是炊事員還勤雜兵,都掄著菜刀與燒火棍進入戰場竭力拼殺,慘烈的肉搏持續了兩個晝夜又半天之久。
8月7日,日軍調集重炮、野山炮百余門齊向衡陽城猛烈射擊,橫山勇再度下令強行總攻,欲一舉攻克城池。蔣介石深知衡陽戰況已到生死存亡、千鈞一發之際,特督令援軍戰車部隊急進增援,并電第十軍告以“援軍明日必到衡陽,決不延誤”。延至下午3時,衡陽城內仍不見援軍到達,此時守軍支撐已到極限,方先覺在征求手下幾位高級將領的意見后,向蔣介石發出了最后一份電報:
敵人今晨由北城突入以后,即在城內展開巷戰,我官兵傷亡殆盡,刻再無兵可資堵擊,職等誓以一死報黨國,勉盡軍人天職,決不負鈞座平生培育之至意。此電恐為最后一電,來生再見。
職?方先覺率參謀長孫鳴玉,師長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同叩[17]
電報發出后,方先覺巡視部隊已過,回到指揮部決心自戕,當手槍對準太陽穴之際,兩個副官撲上來把槍打掉,眾皆悲泣,一面組織傷兵殘將繼續阻擊,一面仍幻想有天兵突降,挽狂瀾于既倒。
蔣介石通過空軍偵知衡陽城已岌岌可危,約晚7時接到方先覺發來的電文,悲愴中幾乎暈倒。于絕望中,口述“祝上帝保佑你們”[18]七字電文,而后一聲長嘆,整個身子靠在椅背上,頭偏于一旁,無力地閉上眼睛不再言語。站在蔣介石一邊的侍從室第六組組長兼軍統局幫辦唐縱,在當天的日記中記載,六組首接方先覺來電,“讀后不禁暗然神傷,熱淚奪眶!查衡陽自六月二十六日敵軍迫城至本月八日止,達四十四天,我援軍始終不能攻達衡城,致守城士兵全軍玉碎,痛嘆無已!”[19]

一號作戰計劃(7)

另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記述:
迄黃昏時據空軍偵察回報:“城西北角似有戰事,其他符號則仍指向西南,表示敵正進攻中云。”公于研判后自記曰:“綜核各報,城北一部雖被敵攻破,但其范圍未曾擴大,尚非絕望之局,只有督促援軍,明日能如期急進,以勢論之,此次戰車之參戰,應可如期成功也。”是夜公起床禱告凡三次幾未入眠也。
八月八日,公以衡陽會戰守軍苦斗至此歷時凡四十七晝夜,故于凌晨四時即起默禱能轉危為安。至五時猶得衡陽電訊,拒十五分鐘之后電訊中斷,自此即絕不復通矣!旋于十時許猶接空軍偵察報告:“衡陽城內已不見人跡。”于是乃確知衡陽已陷矣。公因自記所感曰:“悲痛之切實為從來所未有也。”[20]
衡陽攻守戰,國民黨第十軍以萬人的劣勢兵力,與11萬日軍相抗,堅守孤城47天,在僅2平方公里的戰場上,數度肉搏,以死傷萬人,亡7000余人,軍長方先覺以下參謀長、四師長被俘的代價,致敵死傷7萬余眾,其中萬人被擊斃,日軍六十八師團師團長佐久間中將于此役被擊斃,五十七旅團長吉摩源吉少將,被迫擊炮彈自腹部貫穿而亡。[21]衡陽之戰,是抗戰史上最慘烈的劇戰,盡管打出了第十軍全軍覆沒的悲劇,衡陽最終失手,但同樣打出了中國軍隊在抗日戰爭中防御作戰獨一無二的巔峰,也是少有的在一次戰役中,日軍傷亡人數大大高于中方的一次大戰,如此大小懸殊的比率,在世界戰爭史上極為罕見。日本戰史把此次戰役稱為“中日八年作戰中,唯一苦難而值得紀念的攻城之戰”,其“犧牲之大,令人驚駭。”[22]也正是由于此次衡陽久攻不下與官兵傷亡慘重,引起日本軍政兩界及社會輿論對東條英機內閣的痛責。在群起聲討中,東條內閣于7月18日倒臺散架。縱觀抗戰八年,真正血火交織的死打硬拼之戰,自淞滬始,以衡陽終,其間不過數場而已。
日軍大本營對攻占衡陽“如釋重負,對爾后之作戰,則一面規誡橫山加強整補,勿再急進,一面考慮于中秋節前后,再向次一目標——桂林——發動攻擊,并立即以新兵十萬,撥補予第十一軍”。[23]
隨著戰略中心衡陽陷落,湖湘一線的國軍全面崩潰,導致廣西失去了重要屏障。日軍趁機調集優勢兵力,與西南戰區的日軍遙相呼應,南北夾擊,在很短的時間內,南線軍事重鎮桂林、柳州、南寧以及廣東、福建部分軍事要塞相繼失陷,中國軍隊損失兵力60余萬。此后不久,日本中國派遣軍和駐東南亞的南方軍,在廣西南部勝利會師,從而打通了中國內地通往越南的大陸交通運輸動脈,完成了日軍大本營擬訂的“一號作戰計劃”。這一戰略計劃的成功,極大地鼓舞了日軍士氣和野心,認為:“一號作戰的顯赫成果,可以說是使當時陷于凄慘不利戰局中的日本,微微見到一線光明。”[24]
一寸山河一寸血
就在柳州淪陷之時,驕悍的日軍一部北進貴州,進攻黔南重鎮獨山,威脅貴陽,震動重慶,世界各方的焦點都驟然投向遠東戰場上的核心——中國大陸東南地區。中外許多軍事戰略家和觀察家指出:由于長江三峽的險峻與沿途布置、修筑的軍事工事,使日軍當年打到湖北宜昌后,主動放棄了穿越三峽繼續西進的作戰計劃。因為當時的廣東韶關等地還在中國軍隊手中,日本沿長江一線孤軍深入,不但要冒很大的軍事風險,而且要付出慘重代價,單獨突破陪都重慶在戰略上沒有多大的實際意義。因此,日軍處于戰略上的考慮,在三峽地區沒有策劃大規模進攻,其間對三峽一線的轟炸并不是為大舉進攻作準備,只是作震懾性的騷擾。但當日本軍隊此次完成“一號作戰計劃”,打通大陸交通線的時候,便有了進攻重慶,占領整個西南地區,切斷唯一的外援通道——滇緬公路,從而達到全面征服中國的目的。為完成這一“宏偉的計劃與夢想”,日軍經過多方考證權衡,選擇的進攻方向就是貴州的獨山。

一號作戰計劃(8)

獨山被日軍占領,如同一把鋒利的尖刀,從側部刺向中國的軟肋。且這尖刀如同狂飆突降,來勢兇猛迅疾,難以抵擋,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覆亡的危險。兇訊傳出,舉國皆驚,一時人心惶惶,感到又一次大難臨頭。國民政府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放棄重慶,遷都西昌或大西北的計劃。
就在日本大軍迫近,即將飲馬川江之際,10月11日至14日,蔣介石在重慶召集國民政府黨政軍各界大員、各省市政府要人、各級三民主義青年團負責人及教育界人士150余人,舉行“發動知識青年從軍會議”,討論知識青年從軍方案,決定成立知識青年從軍委員會,指定張伯苓、莫德惠、何應欽、白崇禧、陳立夫、張厲生、周鐘岳、顧毓琇、谷正綱、張治中、康澤等為委員。會議決定從全國各地招募10萬名知識青年編成新軍,投入戰場。蔣介石親自指定蔣經國、蔣緯國兩個兒子加入青年軍,共赴國難。
消息很快在全國范圍內傳播開來,《中央日報》、中央廣播電臺等新聞媒體開始配合這一計劃高聲鼓噪。諸如“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兵”“國家第一,民族至上”“軍事第一,軍人第一”“國破家亡君何在”“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等宣傳口號,連篇累牘地見諸報刊、廣播。迫于外敵壓力與輿論盅惑,各地知識青年特別是各高校師生經過短暫彷徨、觀望之后,終于被調動起來,加入了青年軍的行列,但在精神、氣勢上明顯不能和第一次報名參軍相比擬了。據時任西南聯大文學院長、哲學教授馮友蘭回憶:“國民黨政府的這個措施,如果是在抗戰初期,學生們是會爭先恐后報名參加的;可是在這個時候,學生們對于抗戰最后勝利的信心雖然沒有動搖,但是對于國民黨政府的幻想已經破滅了,對于青年軍的報名疑慮很多,觀望不前。當時的教育部為各大學分配了名額,規定了指標。聯大的常委會慌了,于是召開動員大會,請教授們向學生勸說。我的發言大意說,抗戰已經進行這幾年了,以前國家、政府不征發高中以上的學生,實行免役,這是因為當時沒有新式武器,還用不著有科技訓練的人。現在美國送新式武器來了(南按:此時美國已開始在武器裝備方面援華,用于中國本土和緬甸戰場),正需要有科技訓練的人去使用。如果有科技訓練的青年不去從軍,叫誰使用呢?這個仗以后怎么打呢?聞一多發言最突出,大意說,現在我們在政治上受壓迫,說話也沒有人聽,這是因為我們手里沒有槍。現在有人給我們送槍,這是一個最好的機會。不管怎么樣,我們要先把槍接過來,拿在手里,誰要反對我們,我們就先向他下手。這次會開得很熱烈。散會以后,我走出校門,看見有人正在那里貼大字報,反對報名從軍。我心里很氣憤,走上前去,把大字報撕了,并且說,我懷疑這張大字報是中國人寫的。這次動員會開過以后,學生報名從軍的多起來了,不過幾天就超過了指標。”又說:“青年軍成立了,蔣介石派霍揆彰到昆明主持訓練。后來又把青年軍開到印度,接受美國運來的武器,就地訓練。到1945年日本就投降了,青年軍并沒有開到前線和日本作戰。”[25]
馮氏之說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說是意味深長。事實上,西南聯大當時的情形遠沒有如此簡單。

一號作戰計劃(9)

聞一多原是最不贊成學生從軍的教授,1937年盧溝橋事變爆發,有人倡導學生從軍,聞氏反對,早些時候他曾對北平藝專的學生說:“一個學生的價值遠高于一個兵士的價值,學生報國,應該從事更艱深的工作才對。”[26]按他的觀點,學生參軍是浪費人才,并認為學生乃民族文化精神的傳人,肩負著民族復興與未來發展的重大歷史使命,多保留幾個讀書種子,讓他們的腦袋留在教室、實驗室或研究室,俯下身來做學問或科學研究,比把腦袋別在褲腰間出沒于血肉橫飛、人頭亂滾的戰場,意義要大得多,對民族整體的貢獻,也比軍人偉大得多。如果沒有科學文化精英的存在,單靠軍人是不可能拯救中華民族危亡的,更談不到偉大的民族復興云云。當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國民黨腐敗日重日深之時,聞一多哀其不幸、怒其不爭,政治觀點發生突變,又一度產生了以學生兵作為新生力量,來改造國民黨這支舊式封建軍隊的短暫幻想,認為青年學生們從軍不僅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就在日軍即將實現“一號作戰計劃”,打通大陸交通線,攻占獨山的前夜,在一次由駐昆國民黨第五軍軍長邱清泉主持召開的時事討論會上,聞一多曾激憤地說道:“盟軍各個戰場,現在都在收復失地,只有我們還在繼續失地!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軍隊要它何用?”未久,他在課堂上講到國際國內戰爭形勢,及國民黨軍方的腐敗無能,慷慨陳詞:“這樣的政府,這樣的軍隊,已經到了非改造不可的地步了!”[27]從這個時候開始,聞氏一改過去的態度,積極呼吁青年學生們參軍報國。
當學生們報名應征入伍,即將離開西南聯大時,在歡送會上,聞一多要求學生日后不要成為騎在人民頭上耀武揚威的軍閥與官僚老爺,而要積極參與改造這支舊軍隊,使之成為具有國際水準的現代化軍隊和國家依仗的真正棟梁等。遺憾的是,聞氏只是一相情愿,歷史告訴世人的,不但這些年輕學子未能改變這支舊式軍隊的模式,自己的鮮活生命與滿腔熱情連同那美麗的夢想,也一同被這支軍隊有形無形的巨輪碾得粉碎,由此演化成為一個時代的悲劇。
面對風起云涌的國際國內局勢,作為西南聯大實際主持工作的梅貽琦,極其清醒、沉著地駕馭了政局。從聯大保存下來的材料看,在幾次征召入伍的鼓噪聲中,梅貽琦從來沒有主動要求教師或研究生棄學從軍,整個西南聯大的從軍者,大都是本科以下學歷的青年學生。即使在這類學生中,梅貽琦亦盡可能地保留下一批最有希望的讀書種子,使人文特別是科學知識結構不至于出現斷層或后繼無人,如理科方面的楊振寧、黃昆、唐敖慶、郝詒純等一批經過嚴格篩選的優秀學子,均被完整地保存于清華研究生院中。而李政道、鄧稼先等稍年輕的學術苗子,也無一例外地被保留了下來。這一大批學人為日后為中華民族振興以及世界人類科學的進步作出了杰出貢獻。
當然,若有教師與研究生主動請求從軍,梅貽琦亦不加阻攔,任其自便,他自己的一兒一女就先后從聯大應征入伍。女兒梅祖彤加入國際救護組織,為抗戰效力。梅貽琦的獨子,當時就讀于西南聯大水利工程系二年級的梅祖彥,于1943年11月決定棄學從軍。梅貽琦認為當時國家形勢動蕩,能在大學讀書,機會難得,希望兒子把學業完成再作決定,報效國家的機會以后還有很多。但兒子去意已決,梅未阻攔。當時許多人認為,梅祖彥入伍之后會投奔他的姨夫——國民黨名將衛立煌担任總司令的滇西遠征軍任職,并依靠衛的關系得到照顧和升遷。梅祖彥卻出人意料地投奔了并沒有人際關系的空軍部隊當了一名普通的翻譯員,直到戰爭結束一年后的9月,譯員工作結束,才遵照美國軍方的安排到美國麻州WPI復學,插入機械系二年級繼續學業。

一號作戰計劃(10)

與西南聯大略有不同的是,地處川南長江上游李莊的同濟大學,則對此次青年從軍保持高漲的熱情。據后來赴臺灣的同濟學生王奐若回憶:“當年重慶市及四川、云、貴各地中學生知識青年投筆從戎者風起云涌,熱潮所至,如江水之奔騰,不可遏止。位于四川宜賓李莊的同濟同學紛紛響應,于紀念周會上舉行從軍簽名儀式時,鼓聲頻傳,個個摩拳擦掌,怒發沖冠,熱血沸騰。同濟同學當時簽名者達六百余人之多,約占全校三分之一人數,為全國院校從軍人數之冠(未簽名者多因體弱多病受師長勸阻)。當年,留在同濟的德人教授看到這種陣勢,都感動得熱淚盈眶,伸出大拇指叫好,并高呼‘中國不會亡’!(RepublicChinaistnichtgestorben)‘中國一定強’!(RepublicChinamusssichst?rcken)”[28]
除學生外,同濟大學報名者還有幾位青年教師,其中一位剛從德國回歸的工學博士楊寶林教授也踴躍加入了報名隊伍,當時的《中央日報》《掃蕩報》等主流媒體,都進行了大篇幅的報道宣傳,在全國引起了不小的轟動,。
就在同濟大學報名參軍掀起熱潮之際,正在重慶辦理公務的傅斯年匆匆趕回李莊召集會議,動員史語所青年研究人員報名參軍。在傅斯年看來,國難臨頭,樹立國民的健全人格,守土抗戰乃整個民族最為急需的責任和使命。遙想1935年,日本策動“華北特殊化”。時任冀察政務委員的蕭振瀛招待北平教育界名人,企圖勸說就范。出席招待會的傅斯年聞言拍案而起,當即斥責蕭氏賣國求榮,表示堅決反對,誓死不屈。據當年參與此事的陶希圣回憶說:“孟真在蕭振瀛的招待會上,悲憤的壯烈的反對華北特殊化,這一號召,震動了北平的教育界,發起了‘一二·九’運動。北京大學同仁在激昂慷慨的氣氛中,開了大會,共同宣誓不南遷,不屈服;只要在北平一天,仍然作二十年的打算,堅持到最后一分鐘。”[29]自此,整個北平的混沌空氣為之一變。
也就在這一年,傅斯年夫人俞大綵懷有身孕,孩子尚未出生,就預先起了個傅仁軌的名字。按傅氏家族的輩分,自傅斯年以下皆以“樂”字相排,如一直跟隨傅斯年讀書、工作的傅樂成、傅樂煥、傅樂淑等同族兄妹,即沿用其例。傅斯年為自己的孩子命名而打破常規,并非諸如“破四舊,立四新”式的故弄玄虛或標新立異,而是另有深刻的寓意。據羅家倫回憶:“說到聰明的孩子仁軌的命名,確有一件可紀念的事,有一天孟真對我說,我的太太快要生孩子了,若生的是一個男孩,我要叫他做仁軌。我一時腦筋轉不過來,問他說,為什么?他說,你枉費學歷史,你忘了中國第一個能在朝鮮對日本兵打殲滅戰的,就是唐朝的劉仁軌嗎?從這種史跡上,預先為兒子命名,他內心所蘊藏的是多么強烈的國家民族意識。”[30]傅斯年認為,中國之抗戰需從每一個有良知有骨氣的人做起,政府與統治集團和無數的既得利益者醉生夢死,使廣大民眾失望絕望,但人民自身可望到別處,“淺看來是絕望,深看來是大有希望。這希望不在天國,不在未來,而在我們的一身之內”。[31]同時又清醒地意識到“中國人之力量,在三四萬萬農民的潛在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統治者及領袖。中國的命運,在死里求生,不在貪生而就死”,“三千年的歷史告訴我們,中華民族是滅不了的,而且沒有今日天造地昧這形勢,民族是復興不來的”。[32]傅氏對民族抗戰與復興力量的認知,確是高瞻遠矚又細察分毫,準確地參透了中國的病根,把住了勝敗的命脈,昔當時大多數黨國大員與自譽為高等華人,甚至包括最高領袖蔣介石在內,都沒有真正認識到內中的玄機奧妙,或已有意識但又從心理上不予承認并加深隔閡。倒是處于弱小地位的共產黨較早地參破了這一玄機并加以利用,日后國共交鋒的勝負與不同的命運歸宿,也因此而注定——這是傅斯年的過人之處,也是他傾全力維護的國民黨政府的一個悲劇。

一號作戰計劃(11)

1943年年初,傅斯年的侄子(傅斯嚴之子、傅樂成之弟)傅樂德欲報名參軍,傅斯年表示支持,不久,傅樂德隨青年遠征軍赴印度北部戰場與日軍作戰。得此消息,傅斯年特別去信勉勵道:“你這次從軍,實在是好事。此時青年總當以愛國第一,立起志氣來,做于國家有益的事。我們這一輩的,太多自暴自棄,或者懶惰無能,把這樣的局面交給你們一輩的手中,實在慚愧!只盼中國在你們這一代的手中,成一個近代化的安樂國家。”[33]作為一個對國家民族具有深切使命感的長輩,在自謙的同時,字里行間透視著對這位侄子及新一代中國青年熱切的期待。
1944年夏秋,日軍為實現“一號作戰計劃”圍困湘中重鎮衡陽。在異常酷烈的戰事中,國民黨精銳方先覺第十軍全軍覆沒,其他戰場的國軍也連連喪師失地。消息傳到李莊,傅斯年心情異常沉重,在泥墻土屋的孤燈下,他展紙研墨,為9歲的兒子傅仁軌書南宋著名愛國將領文天祥《正氣歌》、《衣帶贊》諸詩,并題跋曰:“其日習數行,期以成誦,今所不解,稍長必求其解。念茲在茲,做人之道,發軌于是,立基于是。若不能看破生死,則必為生死所困,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矣。”[34]
當年文天祥被俘就義前,曾在衣帶中藏有詩文,被后人稱為《衣帶贊》,其中有“讀圣賢書,所學何事”兩句,傅斯年經常借以自勉自勵。而《衣帶贊》開篇即說“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即孔子所說的“殺身以成仁”,孟子所言“舍生以取義”兩句。傅在題跋中所書“(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則是孟子的名句。可見此時的傅斯年對于孔孟兩位大賢立身為人之道信守不渝,雖名為幼小的兒子題書,實乃面對嚴酷的現實,借古喻今,抒發自己對古代仁人志士的崇敬之情,以及為維護民族大義保持個人節操不惜以身殉道的精神氣概。
令傅斯年略為遺憾的是,當他在李莊史語所會議上鼓動青年學者們從軍時,竟出乎意料地沒有一人響應。傅見此情景,進一步鼓動道:“你們現在不參軍,將來抗戰結束后,你們的兒女要問你們,爸爸,你在抗日戰爭中做了些什么?你們將怎么回答呢?”這暗含激將之法,極富煽動性的言辭,仍然沒有在眾位青年心中引起波瀾,其尷尬的局面,令傅斯年有些不快。靜默一陣,傅氏沒有再強行讓對方表態,只是說了句“這樣的大事也不是一時就可決定得了的,大家回去再好好想想吧”。[35]言畢宣布散會,自此再也沒召集會議提及入伍當兵之事了。
或許由于研究歷史的緣故,或是經過無數風雨的吹打歷練,此時史語所的青年學者們對政治和國民政府的腐敗,以及政客們的所作所為有了較為明晰的理解,已完全不同于同濟大學的學生,甚或書呆子博士如楊寶琳者那樣幼稚了。他們對國家民族前途,心中自有一番更合乎現實,更經得起實踐檢驗的預見性方略。而這一切,傅斯年早已心知肚明,只是不便擺到桌面上加以提出討論,各自心照不宣罷了。
江水無語東流去
就在傅斯年勸說史語所青年人員參軍的時候,在李莊板栗坳大山那邊上壩月亮田中國營造社的土屋里,身體尚未康復的林徽因正伏案寫著一首叫做《刺耳的悲歌》的詩行,她在詩中以悲愴的筆調抨擊了那些被戰時后方艱苦、暗淡的生活腐蝕了意志,因而動搖、彷徨,看見別人做了高官、發了國難財而眼紅心跳,甚至不惜放棄學術事業,奔走豪門,投機鉆營,溜須拍馬,一門心思夢想升官發財的青年人。同時,透過陰濕的格子小窗,林徽因仿佛窺視到在那可見的天際,又飄浮起內戰的烏云。為此,她強烈地抨擊了國民政府不懷好意,借青年知識分子的愛國熱情,騙取他們去參加所謂的“青年軍”,名義上共赴國難,參加抗日,實則準備暗中對付共產黨,為打內戰積蓄新生力量的卑鄙伎倆。——國民政府這一深含不露的陰謀,尚來以眼觀六路,耳聽八方,聰明絕頂如傅斯年者,自然深知個中況味。[36]而他手下的青年學者們,自然也不糊涂,只是在這一陰謀面前各自裝作糊涂地保持了沉默而已。

一號作戰計劃(12)

沉默的青年學者們沒有想到,政府這一假公濟私的陰謀,被蟄居在偏僻小鎮中另一個醒著的才女林徽因以詩的形式披露出來,從而給世人留下了一個先知先覺的神奇印象。據梁從誡晚年回憶說:這是林徽因一生中所寫的唯一一首政治詩,“抗戰后國民黨利用‘青年軍’鎮壓學生運動,打內戰,證明了母親這個‘不問政治’的人政治敏感性”。[37]后來的事實大多證明了林徽因眼光銳利,政治敏感性的正確——當然,真正的悲劇是林徽因此時沒有想到的,有些意外插曲也超出了她想象的范圍,如吳金鼎的參軍即是一例。
吳金鼎是在傅斯年開過征召會議一個星期之后,突然主動提出參軍抗戰的。這一舉動令熟悉他的同事和朋友都大吃一驚,但吳氏還是決意把夫人王介忱留在李莊,獨自一人提著背包悄悄地隨“青年軍”遠去——盡管43歲的他此時已不再是青年。
作為一名留學海外的博士與成就斐然的考古學家,吳金鼎的半路“出家”,給后人特別是研究考古學史的史家留下了一串不解之謎。由于留存的材料稀少,加之吳氏本人離開李莊5年之后便撒手人寰,使他這次投筆從戎的心境和緣由更顯得撲朔迷離。不過,既然他生活在李莊知識分子的群體之間,且本身還是一個頗有些名聲的大字號“海龜”,總要在流逝的歲月中遺下一些稀疏的印痕。
1942年12月23日,傅斯年在李莊致信重慶中央研究院總干事葉企孫,討論聘請夏鼐由中央博物院轉到史語所工作事宜。當時夏鼐正在家鄉溫州休假,傅斯年曾托中央博物院總干事曾昭燏致函夏,促其早返。傅在致葉企孫的信中說道:
一、夏鼐之學問前途甚大,本所早有意聘他。但博物院亦重視之(濟之前云,既要我辦博物院,我也要留個好的)。去年(三十年)1月,博物院鬧窮,弟正在李莊(病前),對濟之云“可拔一位過來,自郭子衡至王孤鉀,隨濟之意,你我看夏鼐最好,不過仍由兄決定”。濟之決定拔吳金鼎過來。
二、為考古組前途人才計,本所目下應該請他。
三、本所經費,用得超過。弟久懷疾戾,此時不敢提請大薪水之人(要來當為副研究員,其薪當在三百以上),而路費浩大,亦一問題也。
有此情形,故乞兄直接與濟之商定,至感![38]
這封信除說明無論是李濟還是傅斯年,對夏鼐的才學和為人處事能力格外看重,同樣透露出吳金鼎由中央博物院轉到史語所,是李濟的安排,并非傅斯年的本意。盡管吳與傅均是山東老鄉,且吳氏在城子崖的發現、發掘中作出了重大貢獻,但在傅的心中,吳的學問與處事能力依然沒法與江南才子夏鼐相匹敵,多少有些輕視意味。李濟的心思與傅斯年不同,盡管后來李曾不止一次地對人說過:“自己認為生平有兩個在考古學方面最得意的學生,一個是夏鼐,一個是張光直(南按:張乃李濟赴臺后臺灣大學的學生)。”[39]但此時李濟還是一直把吳氏作為自己學術上的繼承人來看待和栽培的,這從中央博物院在李莊期間共進行了彭山崖墓與后來成都琴臺永陵兩次大型田野考古發掘,全為吳金鼎一人所主持即可證明。那么,吳離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又作何解釋?據說,李濟當時之所以推薦吳金鼎入主史語所,并不是對吳的看輕,相反則是寄予了一片希望的。由于李濟担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兼史語所考古組主任職,身心俱疲,研究工作大受影響。自云南昆明時代起,李就把主要精力放到研究殷墟出土的陶片上,且有過多次實驗并小有斬獲。而吳金鼎正是研究陶片的專家,對城子崖與殷墟出土物非常熟悉,此去史語所考古組,正好接替李濟難以顧及的一攤兒,把研究工作繼續做下去。至于彭山發掘的器物,已有中央博物院的曾昭燏、趙青芳等青年才俊予以整理。而繼彭山漢墓之后發掘的震動中外的中國首座帝王陵墓——成都琴臺永陵之器物,則大部分留在了四川省博物館,運到李莊的只是一小部分[南按: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吳金鼎、王文林,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王天木(振鐸)以及中國營造學社的莫宗江、盧繩等專家學者,與四川博物館馮漢驥等人合作,對成都市內傳說的“撫琴臺”進行了第二期考古發掘,至9月方告結束。發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謚寶、玉大帶、玉冊等稀世文物證明,“撫琴臺”正是令歷代古物學家與考古學家苦苦追尋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40]如此安排,吳金鼎雖以史語所人員的名義工作,但可兼顧兩邊,共同作為課題研究。可惜事情沒有李濟想的那么簡單。

一號作戰計劃(13)

夏鼐接受召喚,匆匆結束了休假生活,自溫州老家返回李莊,協助李濟為即將開幕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首次在重慶公開展覽會撰寫的《遠古石器淺說》初稿做進一步的加工潤色工作。其間,夏鼐“毫不客氣地對原稿提出了近四十處大小修改意見。李濟在該稿付印前曾參考夏的意見,并接受了其中多處意見對原稿作了修改。由此也可以看出他們師生之間的學術情誼是不一般的”。[41]從李濟之子李光謨這段記述中可以看出,除了夏與李不一般的師生情誼外,亦可見夏“該出手時就出手”的老練、成熟、雷厲風行的工作作風和高超的處事能力。正是這種別人難以企及的特點,才得到了李濟與傅斯年的共同賞識。而夏鼐本人也在1948年那個風雨飄搖的年代里,當傅斯年赴美治病時,以年輕的身軀挑起了代理史語所所長的重担。
1942年10月,夏鼐受傅斯年之聘由中央博物院轉入史語所考古組工作,職銜為副研究員。1944年2月,夏鼐代表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參加了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北大文科研究所等單位合組的西北科學考察團離開李莊,對河西走廊和敦煌附近進行將近兩年的科學考察。吳金鼎因其間代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持發掘成都琴臺永陵王建墓,一直延續到1944年年初才正式由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轉入史語所考古組工作。非常不幸的是,由于傅斯年對其輕視,加之各方面復雜的人際關系,吳沒能像他的學弟夏鼐一樣被冠以副研究員的職位,只弄了一個“技正”的帽子戴在頭上,而在科研機構,研究人員屬于正牌,“技正”卻是技術人員與管理人員同類,幾近于最為低級的勤雜人員。1942年10月21日,傅斯年在向中央研究院提交的《工作報告》中就明確注明:“本所設所長一人,研究員、副研究員各若干人,研究員及副研究員分專任與兼任。另設通信研究員若干人……此外,并設助理研究員及助理員各若干人,其不屬于研究人員者,則有技正、技士、技佐、管理員、事務員及書記。”[42]當時整個史語所屬于正式的研究人員總數達30人,除陳寅恪屬于兼任外,其他29人全為專任。而堂堂的留英博士吳金鼎卻不在此列,只能與戴著非研究人員所有的一頂號曰“技正”的白皮小帽,混跡于二、三流的勤雜人員行列。在一貫重視儒家所謂“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的傳統中國知識分子看來,這個“技正”的頭銜,無論怎樣掩飾和打扮,內在的含金量與外部的光芒,都無法與研究員這一“頂戴”相提并論。
事實上,就當時的薪水論,史語所的研究員月薪500元,而“技正”是技術人員中最高的職銜,月薪只有400元,這就是說,吳金鼎的晉升之路已被堵死,一輩子不可能拿到與研究員同樣的薪水了。于是,吳把這一待遇自然地看做傅斯年故意對自己的污辱與輕慢,從而對傅大為不滿并滋生了怨恨之情。山東人固有的倔犟、偏執性格與心中的郁悶,使吳金鼎漸漸產生了拋下自己的研究事業,離開這塊令人不快的是非之地,索性一走了之的念頭。當時吳金鼎正整理編寫成都琴臺永陵發掘報告,經過反復思考,借政府決定招收知識青年入伍抗日的契機,終于作出了令傅斯年、李濟以及所有相識者都始料不及的抉擇,并不顧眾人一再勸說挽留,懷著“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的悲憤心情,于這年年底背著正在編寫的半部成都琴臺永陵王建墓發掘報告草稿,在黎明的蒼茫夜色中,頂著漫天風雪孤獨而凄涼地踏上了前途未卜的旅程。

一號作戰計劃(14)

1945年年初,按照蔣介石指令,號稱由10萬知識分子組成的青年軍,在短暫集中后編成9個師,以原緬甸遠征軍總司令羅卓英担任訓練總監,蔣經國為軍政治部主任,負責行政上的實際領導職責。青年軍的組建,為蔣經國步入軍隊高層系統并執掌軍權打開了一條寬敞的通道。
按照國防委員會頻布的命令,征召的青年軍各師、團分別在四川、陜西、貴州、云南、江西、福建等6個不同地區整訓。自1945年1月1日起,四川省從軍的知識青年陸續集中,分批乘專車赴瀘縣軍營整編。直到8月初,同濟大學參軍的300多人,才開赴瀘縣203師受訓。
此時,中國軍隊的人格教育和兵制教育,依舊沿襲清末新軍的老套路,即靠湘勇起家的曾國藩外加“軍閥王國的始祖”、日本山縣有朋的訓導模式。而這個時候的中國文人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繼五四運動之后已發生了巨大變革,民主、自由等思想已融入青年學生的血液之中,并成為學子們為之追求的理想和人生行動的目標。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文化和教育方式,在舊式軍人與新生代學生軍之間產生了劇烈碰撞與對立,這種隔膜與對立,就不可避免地為從軍學生的個人悲劇埋下了伏筆。
早在1940年,一些滿懷愛國熱情投筆從戎的青年學生,加入了國民黨在重慶綦江舉辦的戰時干部訓練團。其間,有學生兵開始公開傳閱有共產傾向的另類書籍,鼓吹聯合抗日,并與一些舊式軍官在思想和行為方式上發生了沖突。面對這一情形,黃埔一期生、時任戰干團教育長的桂永清大為震怒,強行下令逮捕了上百名“造反”與“滋事”的學生兵,除了拉到郊外槍殺外,對幾名帶頭滋事的所謂頭頭,分別挖坑活埋,這一殘酷的殺戮釀成了震驚全國的“綦江慘案”。雖然在全國民眾一片憤怒聲討中,桂永清遭到了革職處分,但不久即轉赴德國出任武官。再之后,又相繼獲得了國民黨海軍總司令、陸海空三軍總參謀長、一級上將等高職顯爵。
1944年夏秋征召的所謂10萬青年軍,同樣免不了這一悲慘的厄運。同濟出身的學生兵有一位名黃克魯者,在瀘州整訓期間,親眼目睹了通訊營營長貪污腐敗的行徑,大感不平,以傅斯年經常掛在嘴邊的名言“讀圣賢書,所學何事”,以及范仲淹老先生“先天下之憂而憂”的士大夫姿態出面制止,竟被對方當場扇了兩個耳光,然后命人一頓拳腳打翻在地,拖進一間黑屋子關了禁閉。另一位同濟出身的學生兵名藍文正,在集訓時不服從長官的口令,并以“位卑未敢忘憂國”之類的豪言壯語予以頂撞。長官怒不可遏,當場下令將其拉出訓練場,就地槍決了事。同濟醫學院出身的學生兵許耀祖,因受不了法西斯式的軍事專制和特務統治,幾次逃跑未果,在一次次響亮的耳光與槍托敲打的哀號聲中,最終導致精神失常,整日叫喊不止。有一天,許祖耀大腦突然清醒過來,回想往事使他備感苦痛,于是悄悄來到訓練場,撿起一支步槍,口含槍筒,手扣扳機,飲彈自盡。至于那位在征召運動中名噪一時的“海龜”楊寶琳,因有西洋博士與名校教授的雙簧重量級頭銜,被長官破例任命為青年軍203師工兵二連少校指導員。楊在軍中雖感大不適應,身心俱受折磨,但總算熬了下來,既未遭到被拖出操場就地正法的厄運,亦未導致精神失常的惡果。后來,楊寶琳隨軍渡海去了臺灣,任職于裝甲兵戰車工廠,在同是留德的學長蔣緯國將軍麾下效勞。未久,楊突然宣布自己看破紅塵,生死兩忘,遁跡空門,自冠法號“釋自渡”,以他的專業強項——工程力學原理闡釋佛理法道。20世紀80年代,著名的釋自渡法師懷揣著當年壯志未酬的理想與抗日興國的陳年大夢,在一片“阿彌陀佛”梵語圣歌聲中于巴西圓寂。據說,原楊寶琳教授,后釋自渡法師歸天之時,沒有像他的前輩弘一法師李叔同那樣留下“一事無成身漸老,一錢不值何銷說”的詩名,或“悲欣交集”的四字真經,而是道出了一段對自己人生歷程經年思索的佛理:“心無掛礙。無掛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

一號作戰計劃(15)

比之藍文正、許耀祖以及楊寶琳等同濟大學的學生與教授,吳金鼎可謂幸運至極。他從軍之后,憑著在倫敦大學苦心修煉的嫻熟英語和外人很難弄懂的“技正”的頭銜,很快被分配到四川新津盟軍設立的第二招待所,當了一名招待主任,專門負責為美國在華空軍提供翻譯、娛樂、導游、兌換外幣等吃喝拉撒事宜,有時還可免費陪著美國大兵吃幾塊無論是李莊的林徽因還是成都的陳寅恪之類病中學者,都難得一見的帶有香辣味的燒烤肉,喝幾杯泡沫四濺、酣水奔流的上等啤酒,日子看上去頗為瀟灑自在。只是吳金鼎總覺得心緒難平,且感到“手忙腳亂,體力日衰”,每當陪美國大兵喝得酒醉時,便搖晃著五短身材獨自回到宿舍,從枕頭下抽出那半部既未考證,也沒來得及配圖的《成都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抱在懷里,痛哭流涕,悲慟不已。
戰爭的腳步依然向前猛進,只是日本人越來越感覺舉步維艱,中華民族的地平線再度亮出了希望的曙光。誠如傅斯年預料的那樣,日軍為完成“一號作戰計劃”,在長達半年的連續作戰中損耗巨大,國際戰場形勢變化迅速,日軍在太平洋戰場連連失利,帝國海軍受到重創。護衛日本本土的外圍島鏈基地,被美國譽為“漂浮的陸地”之航空母艦陸海空力量“五馬分尸”,日本四島危機突顯,不得不倉皇調整戰略,把主要精力用于局勢更加緊迫的太平洋戰場,以對付美軍對本土要害的致命打擊。占領中國西南地區獨山的日軍,遂成為一支流浪于異域的孤軍,不得不放棄獨山,撤出黔東南,固守中國東南沿海和南洋,勉力支撐岌岌可危的海上戰局。正如日本戰史在總結“一號作戰計劃”最終失敗所發的慨嘆:“決心之下,雖移山填海之難,亦有成功之日。惜我軍已成強弩之末,終致功敗垂成。”[43]
中國抗日戰爭勝利的信息接踵而至,號稱10萬之眾的青年軍在一片混亂和嘯叫聲中,以虎頭蛇尾的形態宣布解散,在抗日戰爭歷史上沒有留下任何值得一提的戰績。而蔣經國卻借此機會一躍殺入國民黨軍隊的高級領導層,為日后榮登“大位”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青年軍的解體,大批有志愛國青年,避免了到剿共戰場上充當炮灰的厄運,幸運地躲過了一劫。有道是,天機可測,命運不可測,既然茫茫史河中風云激蕩、天崩地裂的大時代已經來臨,內戰不可避免,總會有人要為此埋單,或以鮮血,或以生命。正如魯迅所說的大時代之“所謂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不是死,就是生,這才是大時代”。當10萬青年軍于1946年作鳥獸散后,國民政府在原軍事框架的基礎上,著手征召第二期青年軍,把原9個師的兵力縮編為7個正規師。這些新征召的學生兵經過短期訓練,隨著天空翻騰的烏云最終交織成鋪天蓋地的內戰風雨,隸屬于國民政府的青年軍立即被投入山崩海嘯、人頭亂滾的戰場,與中共軍隊在城市鄉村、荒野草莽中展開了一場又一場血與火的爭奪戰。——最終的結果是:青年軍有6個整編師相繼被共產黨軍隊殲滅,數千人陣亡,數萬人被俘。當年林徽因那一首《刺耳的悲歌》,不幸竟成為青年軍孤魂怨鬼的一曲挽歌。
注釋
[1]《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一號作戰計劃(16)

[2]《20世紀中國大事年表》,賈新民主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年出版。
[3、7、9、16]《日本帝國陸軍最后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趙慶升譯,臺灣《軍事雜志》,三十六卷,第五、六、七、八期連載,1968年。
[4]《蔣介石秘錄》,第九卷,古屋奎二著,轉引《抗日戰爭時期的湖南戰場》,羅玉明著,學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5]毛澤東《衡陽失守后國民黨將如何》,延安《解放日報》社論,1944年8月12日。
[6]《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歷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葛先才著,李祖鵬編,北京團結出版社2007年出版。
[8]《蔣介石秘錄——中日關系八十年之證言》,古屋奎二編撰,轉引《從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0]《蔣介石日記》,1944年7月14日,載《總統蔣公大事長編》,秦孝儀主編,臺北中山圖書公司1968年出版。
[11、12、14]《蔣介石日記》,載《總統蔣公大事長編》,秦孝儀主編,臺北中山圖書公司1968年
出版。
[13、17、18]《總統蔣公大事長編》,秦孝儀主編,臺北中山圖書公司1968年出版。
[15]《從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300頁,黃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19]《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公安部檔案館編著,群眾出版社1991年出版。
[20]《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秦孝儀主編,臺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1978年出版。
[21]此處所記中日雙方傷亡數字源出美國國會圖書館資料,轉引《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歷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附錄五)。關于第十軍在城破之時的命運眾說紛紜,幾成懸案。大約1973年末或1974年初,日本《產經新聞》編輯古屋奎二為編撰《蔣介石秘錄》,曾赴臺北訪問方先覺并談及衡陽之戰最后經過。據方說:8月8日晨,“有自稱為日軍第十一軍使者的竹內參謀來接洽停戰。當即告訴他:我們絕對沒有投降之意。同時提出:(一)保證生存官兵安全,并讓他們休息。(二)收容傷兵,并鄭重埋葬陣亡官兵等條件。竹內說:‘中國軍勇敢作戰的情形,不僅在此地的日軍,就連日本天皇和大本營都已有所聞。’特地表示敬意,并對我方的條件完全同意。而日本記錄說我們投降,甚至有說是舉行了投降儀式是絕對錯誤的。我以軍人的名譽發誓沒有那回事”(引自《從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第300頁,黃仁宇著)。
另據葛先才在他的回憶錄《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歷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中說,城破之后,第三師周慶祥師長與葛先才商量,大意是:“戰,乃敵能殺我,我能殺敵,方稱為戰。如今處境,則不能稱之為戰,因我完全處于被動挨打被殺之地步,即將失去殺敵之能力。”后經與方先覺商量,決定與敵有條件地打成停戰協議,于8日12時雙方停戰,軍長、師長與參謀長作為人質,被日軍帶往一座天主教堂內囚禁起來,其余官兵放下武器自動走出衡陽星散而去,敵人未作追殺。衡陽失陷后,蔣介石電令全國軍隊,于8月20日上午6時,在各軍集合全體官兵,為衡陽殉國守軍默哀三分鐘,借此敬悼。衡陽失守3個月后,國民黨中央特務人員把方先覺秘密接走,其他將領被日軍轉送到“聯湖書院”囚禁,并有一排武裝士兵看管。4個月后,在中央情報人員和地方人士冒險營救下,葛先才等幾位被囚將領全部逃脫回到重慶。1944年12月12日,方先覺于衡陽逃脫后首次在重慶拜謁蔣介石,蔣似乎忘了當年“不成功便成仁”的電囑,方也不再提當年那“來生再見”的電文,蔣在當天的日記中云:“與之相見匪僅悲喜交集,且有隔世重逢之感。”(《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陳孝儀總編)之后,方先覺、周慶祥、葛先才、容有略、饒少偉5位衡陽脫險將領相繼獲頒青天白日勛章。

一號作戰計劃(17)

據蔣介石侍從室六組組長唐縱日記載,1945年5月5日,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重慶復興關舉行,10日上午會上,“王昆侖質詢方先覺既投降敵人又逃回后方,外面頗有懷疑,究竟如何,請軍部答復。休息后,總裁訓話,對大會不信任主席團事,略加解釋,并責備喬鵬書態度不當,對王昆侖質問方先覺事,甚不以為然,此系共產黨造作遙言,何以代共產黨發言。王起而辯護,總裁大怒,拍桌而罵,其后指示本黨今后工作方針與黨員活動方式”(《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
1946年2月,葛先才奉蔣介石之命赴衡陽搜尋陣亡將士遺骸,集體營葬,建為烈士公墓,以慰忠魂。另據推測,可能是日本第十一軍橫山勇司令對衡陽戰俘的縱容,戰后未判罪,能得以壽終;而南京大屠殺的元兇松井石根大將則被處絞刑。
[22、23]《日本帝國陸軍最后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趙慶升譯。據該文發表的數字,日軍衡陽之戰死傷亡共計19381人,內含軍官910人(死390人,傷520人)。
[24]《湖南會戰》(下冊)日本防衛廳防衛研究所戰史室編,轉引《抗日戰爭時期的湖南戰場》,羅玉明著,學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
[25]《馮友蘭自述》,271頁,馮友蘭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當年聯大同學加入國民黨青年軍后,經過短暫培訓,大多數作為汽車駕駛員在印緬公路上奔波,對國民黨軍隊的腐敗有切身體會。據《聯大點滴》說:“聯大校方于七月二十九日開會歡迎回國從軍同學,席間被歡迎者無不牢騷滿腹,對精神上物質上的痛苦敘述得很詳盡,竟有高呼‘救救我們’的。理學院院長吳有訓對他們做了一個測驗,結果愿繼續干下去的很少,張奚若教授很感動地說:‘目前要改善你們的生活,簡直是不可能。’當馮友蘭教授閃閃爍爍的說什么‘從這面說政府是對的,那一面是不對的’時,張老霍的站起來說:‘這種說法,簡直是胡說八道!’一時掌聲雷鳴。”(《新華日報》1945年8月9日,轉《聞一多年譜長編》)
馮友蘭天性具有的搗糨糊、和稀泥的處事哲學與“騎墻”性格,在戰前的清華園由于環境與政治氣候關系尚未全部顯露。到了西南聯大時代,空間縮小,人事紛爭增大,各方面的矛盾相互尖銳與集中起來,馮友蘭的人格缺陷就暴露無遺。在許多問題處理上,馮往往處于自身名利的考慮,說一些模棱兩可,不著邊際的話。臺灣馬逢華曾說當年他和蕭公權閑聊,說起清華舊事,蕭公權說,戰前清華園教授同仁之間就流行這樣的說法:WhateverDaisenSays,itgoes;Whateveritgoes,ChisenSays。這話翻譯成白話就是:(陳)岱孫怎么說,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說(馬逢華《記西南聯大的幾位教授》,載《傳記文學》52卷6期)。此語可謂一針見血地道出了馮友蘭的性格與人生哲學。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后為著名生物化學家、中科院院士的鄒承魯在答《科學文化評論》雜志記者問時,記者問他:“西南聯大的先生里您最欣賞誰,最不欣賞誰?”鄒承魯說:“最佩服的是陳寅恪,最不欣賞的是馮友蘭。”同是西南聯大學生的何兆武在評價鄒言時說:“這話說來似乎有點不敬,不過當年我們做學生的大多對馮友蘭的印象不佳,主要還是由于政治的原因。馮友蘭對當權者的政治一向緊跟高舉,像他《新世訓》的最后一篇《應帝王》鮮明地表現出想作‘帝王師’的心態。在我們看來,一個學者這樣做不但沒有必要,而且有失身份。”(《上學記》,何兆武口述,文靖撰寫,北京三聯書店2007年第三版)其公后來特別是“文革”時期所做的一切,都可從他早年這些脈絡中尋出影子。

一號作戰計劃(18)

[26、27]《精神的雕像——西南聯大紀實》,李洪濤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據抗戰時期同濟大學畢業生、臺北工程師王若奐《同濟校友對國家的貢獻》,打印稿。
[29]陶希圣《傅孟真先生》,臺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23日。
[30]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臺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31]《“九一八”一年了!》,載《獨立評論》,第十八號,1932年9月18日。
[32]傅斯年《日寇與熱河平津》,載《獨立評論》,第十三號,1932年8月14日。
[33]原載臺北《時代追憶論文集》,轉引《傅斯年》,岳玉璽、李泉、馬亮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4]《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一字履善,號文山,南宋廬陵(今吉安)人。南宋末年,朝廷偏安江南,國勢弱小,北方蒙古族于1271年結束了內部為爭奪皇位自相殘殺的局面后,建立了元朝,繼而組軍南下,兵鋒直指南宋腹地。1273年,元朝丞相伯顏統20萬大軍攻下襄樊,以此為突破口,順江而下,攻打南宋首都臨安。1275年,南宋守將賈似道統率的13萬大軍被元軍殲滅,朝廷再無兵可用,首都臨安危急,南宋面臨著亡國滅種的嚴重威脅。此時宋恭帝在位,年僅4歲,太皇太后謝氏臨朝聽政,發出“哀痛詔”,號召天下四方迅速舉兵“勤王”。當時正担任贛州知府的文天祥“捧詔涕泣”,立即應詔從命,在兩三個月內組織了一支近萬人“勤王”隊伍,幾經周折,趕到了臨安。而在成千上萬員朝廷命官中,帶兵勤王者只不過文天祥和張世杰等三人而已,國運之衰微,人心之冷暖,局勢之危急,令人頓足扼腕。
1276年2月,臨安陷落,皇帝被俘。由文天祥、張世杰等將領先后擁立的趙是、趙丙小朝廷轉戰于東南沿海地區堅持抗元斗爭,后被元兵擊敗,只好退至廣東,堅持抵抗。1278年11月,文天祥收拾殘軍,移兵廣東潮陽,不幸于12月20日兵敗五坡嶺(今廣東海豐北),被元軍俘虜。
文天祥被俘后,元大將張弘范將其押往元大都(今北京),并要他寫信招降宋將張世杰。文答曰:“我不能救國,難道還能教人叛國?”張弘范乃強迫就范。文天祥答應后,寫下了著名的篇章《過零丁洋》一詩。最后兩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成為千古名句。張弘范讀畢,暗自搖了搖頭,只好作罷。到大都后,元世祖忽必烈為了誘使文天祥投降,在生活上殷勤款待,并派投降元朝的南宋宰相留夢炎以“現身說法”勸降,未果。為對文施壓,元朝廷將他囚禁在陰暗潮濕、老鼠橫行、臭氣熏天的牢房里。面對非人的磨難,文天祥在獄中寫下了浩然正氣,千古傳頌的《正氣歌》,抒發了他堅守氣節、寧死不屈的悲壯情懷。
臨刑前幾天,元世祖親自出面勸降文天祥并許以丞相的高位,這是13世紀遠東大地上兩個重要人物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會面。關于見面的地點,有人說是在土牢,《宋史》說是在皇宮,尚有可考處。無疑義的是,文天祥沒有因忽必烈的召見而感動,他以外臣之禮“長揖不跪”,對元世祖以宰相之位相邀婉言以謝。最后,忽必烈問:“汝何愿?”文天祥對曰:“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愿賜之一死足矣。”忽必烈無語。

一號作戰計劃(19)

回到牢獄后,文天祥知道自己死期已至,乃寫兩首絕命詩交給3年來照顧自己的張弘毅。張是文的同窗,在文押解途中自請隨行,3年中一直負責文的飲食起居。接著文天祥又寫了一篇《衣帶贊》,藏于腰帶間,因而又稱“衣帶詔”。
1283年1月9日,文天祥被押往燕京城北的柴市處斬。臨刑前,監斬官告訴文此時反悔還可以當丞相,文回答,我要做的事都做完了,無他愿,只求速死。遂被斬。次日,其妻歐陽氏前來收尸,在文天祥衣帶中發現了那篇《衣帶贊》。其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圣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后,庶幾無愧。”此篇遂成為文天祥光照日月、氣壯山河的絕唱。文氏本人也因他的光輝形象和壯烈詩篇而成為永垂不朽的民族英雄。
[35]《傅斯年》,岳玉璽、李泉、馬亮寬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36]當日本軍方拼全力實現“一號作戰計劃”時,傅斯年在重慶1944年7月9日《大公報》發表了《我替倭奴占了一卦》一文,以一個歷史學家和軍事戰略家的眼光,對抗戰形勢和日本的戰略戰術作了預測。這是抗戰期間傅氏本人最優秀,也最為切中要害的軍事理論和戰略思想的文章。就整個抗戰八年而言,在所有發表的軍事戰略文章中,傅氏此文仍稱得上是最為杰出的佳作名篇之一,對國人的民族自信心和中國必勝的精神起到了極大的振奮作用,對中國軍事戰略部署和用兵方略具有十分明晰、現實的指導意義。傅文開篇便單刀直入地稱:
“上月我在重慶,倭奴正在進行河南戰事,自鳴得意的很。我便替他占了一卦,那卦詞正是李義山的一首絕句,詞曰,‘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就是說,一個人到天晚的時候,要辦的事一事無成,心中大是狼狽,于是乎趕車子到古原上散散心中的悶氣;在古原上,斜陽正在山頭,這光景也頗可留戀的,只是黑暗便在半小時中到來,雖在戀戀不舍這些原上的景物,畢竟這運命是落日的運命是注定了。
“解曰:‘向晚’是倭奴的氣力已到最后一著,‘意不適’是明知失敗之象,所‘驅’的‘車’便是那些自鳴得意的蹩腳坦克和裝甲車。長沙既是古戰場,洛陽更是‘古原’之至,‘夕陽無限好’是形容倭奴的回光返照。判曰:夕陽之下即是黃昏,黃昏之后立即天黑,這事進行的速度,猶如駿馬奔馳。所以此卦為下下,其象為迅速覆亡。”
傅斯年說這一段雖是笑話,但事理正是如此,所謂的“一號作戰計劃”,是日本在自覺毫無辦法的情形中進行的生死一搏。按傅的分析,由于日本是個天賦薄弱的國家,因而像德國當年之大規模的閃電戰,美國已經興起的海軍新戰術,都是他担負不起的。日本要實現“大東亞”之夢,采取的戰略是:上策打敗美國;中策不為美國打敗;下策即是對付中國。就中日關系而言,日本戰中國而敗,其下場自不必說;若戰中國而勝,他的問題仍沒有解決。由于兩面作戰,日本陸海軍消耗極大,“倭奴在今天,上策既不能打敗美國,中策又不能不為美國打敗,萬不得已,然后取此下策,向我們挑釁。其目的是顯然為鞏固大陸上的地位,以為時機一到,便向盟邦求和”,以便爭取到更大的主動和本錢。此計在傅斯年看來,全是妄想。因為就戰爭形勢論,日軍大陸上的攻勢,大體上只能進展到如此地步,要想深入中國西部或真正威脅了川、滇、黔三省之地,幾乎是不可能的。

一號作戰計劃(20)

——后來的事實完全證明了傅斯年對戰爭局勢預測之正確。由此可知,傅在李莊召開的征兵會議,當是象征性地作一表示,并未較真兒。對新征召的號稱10萬之眾的青年軍真正用途,當時的傅斯年不可能沒有感覺和預測,不過在亂象紛紜的世事中,他所能做的也只有低調處理屬于自己地盤上的一點事宜。至于這支新軍日后是否用于國共內戰,就不是一個“非官非學”的傅斯年可以控制和駕馭的了。
[37]《悠忽人間四月天》,載《不重合的圓》,梁從誡著,百花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38]《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39、41]《跟費慰梅談生平》,載《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光謨著,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出版。
[40]成都永陵,乃五代前蜀皇帝王建之墓。王建(847—918),字光圖,河南舞陽人,唐末五代時期杰出的封建統治者。其創立的前蜀政權是五代十國時期承唐啟宋重要的國家政權,對后世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產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王建死后葬于成都,號為永陵。永陵未發掘之前,歷盡千年滄桑漸被后人忘卻,陵墓高大宏偉的土冢被后人附會為漢代大詞賦家司馬相如的“撫琴臺”,并于其上修建了琴臺建筑。
1940年秋,為躲避日本飛機轟炸,天成鐵路局在撫琴臺北面修筑防空洞。工程進行之中,突被一道磚墻所阻,當時人們誤以為是“琴臺基腳”。四川省考古學家馮漢驥聞訊后,親臨現場調查,斷定其為古墓葬。1942年秋,四川省教育廳廳長郭子杰撥教育經費資助琴臺考古發掘。9月至11月,馮漢驥率四川博物館籌備處部分員工進行了第一期發掘清理工作。1943年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吳金鼎、王文林,與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王天木(振鐸)以及中國營造學社的莫宗江、盧繩等專家學者進行了第二期考古發掘清理工作,至9月方告結束。發掘出土的王建石像、謚寶、玉大帶、玉冊等稀世文物證明“撫琴臺”正是令歷代古物學家與考古學家苦苦追尋而不得的五代前蜀皇帝王建的永陵。此次發掘,使南宋以后即隱沒不彰的王建陵墓葬終于重見天日,揭開了流傳千古的所謂撫琴臺之謎。從此,“撫琴臺”在成都學術界被永陵或王建墓代之,但民間多數仍沿習舊稱。王建的永陵是20世紀中國首次科學發掘的古代皇帝陵墓,在考古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另據主持琴臺發掘的馮漢驥(1899—1977)所述:“1941年春,前四川博物館成立,才開始擬定琴臺的整理工作。至1942年9月15日開始發掘。參加工作的有馮漢驥、劉復章、前華西大學博物館林名鈞等亦為協助工作。……在清理中發現玉冊,乃確知其為前蜀永陵。在清理期間,曾經當地流氓刁難破壞,停工一周,至11月底始將第一階段工作結束。第二階段的發掘工作,由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前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共同組織‘琴臺整理工作團’,由吳金鼎領導發掘,參加工作的除第一階段工作人員外,還有振鐸(天木)、王文林(南按:中國營造學社為了解決職員的薪水問題,是時已歸并為中央博物院之一部,工作代表是莫宗江;史語所的代表為吳金鼎、王文林,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的代表為王天木)。于1943年3月1日再行開工。……全部發掘工作至9月21日結束,所有出土文物皆運至前四川博物館進行整理。……王建墓的發掘原分兩個階段,前一階段(后室發掘)的報告由著者(馮漢驥)編寫;后一階段(前室和中室的發掘)的報告,則由吳金鼎先生編寫。吳先生的報告未編成即行離去,僅留下草稿,既未配圖,亦未對出土物進行復原和考訂。所以,吳先生的稿本僅系一種發掘經過的敘述(原稿現存四川省博物館檔案室)。吳先生在1948年去世后,編寫的任務則全部落到著者身上,內容之有今日者,亦全仗其發掘之科學與記錄之翔實。遺憾的是(吳)未能將其報告編竣,也不及親見此書之出版。”(《前蜀王建墓發掘報告》馮漢驥著文物出版社1964年出版)
[42]《傅斯年全集》,第六卷,歐陽哲生編,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43]《日本帝國陸軍最后決戰篇》(衡陽戰役之部),趙慶升譯,轉引《長沙·常德·衡陽血戰親歷記:國民黨將領葛先才將軍抗戰回憶錄》(附錄三),葛先才著,李祖鵬編,團結出版社2007年出版。

2013-08-21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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