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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北歸 延安訪問
《南渡北歸》北歸 延安訪問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延安訪問(1)

就在各地報名參軍的知識青年沉浸在抗日愛國熱情之中時,國民黨將領胡宗南指揮的大軍加緊了對陜北的包圍和封鎖。1944年11月7日,美國總統羅斯福私人代表赫爾利自重慶飛抵延安,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與其進行了三天會談,共同擬定了《中國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國共產黨協定》。主要內容是: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改組國民黨;成立民主聯合政府和聯合軍事委員會;承認所有抗日黨派的合法地位等。
11月22日,蔣介石在接見駐重慶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董必武時,以“天下老子第一”的強硬口氣,對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與其擬定的草案提出了三點反建議:中共立即無條件地交出軍隊;接受國共及美方組成的三人委員會負責整編,并委托美國人指揮。只有做到了這一切,國民政府才能承認中共的合法地位,中共才可派代表參加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會議。最后蔣介石以國家元首的身份強調“政府的尊嚴不能損害”。中共代表周恩來聞聽,一口咬定國共與其他黨派成立聯合政府的主張,并說:“政府是內閣,并非國家,不稱職,就應該改組。”[1]由此引起了聯合政府問題的國共之爭。
同日晚,蔣介石宴請傅斯年、陶孟和等部分國民參政員,在宴會上公開宣稱:“中共要求聯合政府,是不能接受的,因為我不是波蘭流亡政府。”[2]
12月下旬,蔣介石前往軍政部招待所探望赫爾利,赫爾利說:“最近接到華盛頓兩通電報,美國政府很盼望委員長對中共問題作出決定。怎樣才能統領共產黨的軍隊,求得全國軍事統一,是目前的首要問題。要達到這個目的,必須在政治上讓步,請委員長對此早加考慮。”蔣介石聽罷,很有些不耐煩地對這個稀里糊涂、完全不通中國人處世哲學的美國老朽敷衍道:“不忙,不忙。現在還不能作出決定,看局勢怎樣發展,以后再說。”[3]
1945年4月下旬,即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最后勝利的前夜,居住在延安寒窯里的中共領袖毛澤東,于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以《兩個中國之命運》為開幕詞,指出“中國人民面前擺著兩條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兩種中國之命運,光明的中國之命運和黑暗的中國之命運”。在隨后所作《論聯合政府》政治報告中,毛澤東提出立即廢止國民黨一黨專政,“成立一個由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和無黨無派分子的代表人物聯合組成的臨時的中央政府”。并要求:“為著討論這些事情,召集一個各黨派和無黨派的代表人物的圓桌會議,成立協議,動手去做。”[4]這一建議很快遭到國民黨方面的拒絕。同年5月,隨著歐美盟軍打垮并占領了德國,取得了歐洲戰場上的決定性勝利,日本的全面崩潰已指日可待。在老大中華這塊地盤上,關于聯合政府的國共之爭,也到了不是魚死,就是網破,或者魚網俱滅,總之是兩個中國之命運何去何從,到了徹底攤牌的時候了。
在國共兩黨各不相讓,劍拔弩張欲抄家伙動武的歷史轉折關頭,突然從草莽中蹦出了一群自稱綠林好漢的第三黨——在抗戰后期組建的中國民主同盟。此同盟成員大多是由散落于社會各界的儒生與策士組成,首領如章伯鈞、羅隆基、黃炎培、左舜生等,皆為一時較有名頭的知識分子與不肯安于現狀的謀僚策士。在這一充滿機遇的大動蕩、大變革、大整合的歷史性時刻,此輩儒生術士產生了一種希望,認為春秋戰國爭雄的蘇秦、張儀時代再度來臨,整個列國的興衰存亡可以受到辯士們的三寸不爛之舌,施展揣摩、捭闔、鉤鉗、合縱、連橫、轉圜等“陰道陽取”的游說權變之術的影響。遙想當年,鬼谷子的門生蘇秦僅憑一項縱橫捭闔之術,一躍而為六國縱約長,身配六國相印,名動天下。隨后“乃投縱約書于秦。秦兵不敢窺函谷關十五年”。[5]各路諸侯皆聽命于蘇秦,形成了蘇氏“所在國國重,所去國國輕”,“一怒而天下懼”[6]的戰略格局。

延安訪問(2)

往事可鑒,民盟的策士們認為,既然當今天下格局已成三分之勢,抗戰勝利的果實就應由三家或大家共同分享,豈能聽憑蔣氏勢力或與陜北黃土高原上毛澤東領導的中共平分天下?無論如何,作為中國的其他在野黨,特別是漸成氣候的民盟黨派,也要爭取政治權力。按照這一思維方式,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等人,均認為當前的機會瞬息萬變,稍縱即逝,一旦失之交臂,江山將永不可得!于是,諸儒生策士的興奮點很快集中在“怎樣把握住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實現中國的民主”。[7]也就是要盡力促成由各黨各派共同參與、掌控的聯合政府這一現實行動。在國共兩黨為即將產生的新政府是聯合還是獨裁問題正爭吵不休,各不相讓的間隙,黃炎培等公開發表言論,希望“國共問題可由其他黨派出任調解”,[8]并以各種輿論和方法向蔣介石施壓,并對中共施加影響。
面對各地與各色人等的角力和施壓,蔣介石采取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臺的態度不予理睬,同時斬釘截鐵地對前來勸說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表示:如同意成立聯合政府,就等于承認國民黨被中共“徹底打敗了”,等于“把對政府的控制交給共產黨”[9]對這一說法,迷迷瞪瞪、不知中國這碗老湯深淺咸淡的赫爾利表示不能理解,認為中共參加聯合政府,最多不過是“插進一只腳趾”,何以會扯到敗與不敗?望著這個老家伙幼稚但真誠的憨樣,蔣介石不得不告訴他“插進一只腳趾就會全身擠進來”,一旦擠進來,后果不堪設想。赫爾利仍搖頭表示不懂和不解,但國民黨高層和內部有識之士,卻清楚地意識到復雜而不妙的時勢以及國民黨面臨的險境。蔣介石侍從室六組組長兼軍統幫辦唐縱,在1945年5月31日的日記“上月反省錄”條中作了這樣的“反省”:
國民黨黨員在部分為公務人員,此種黨員在十余年來一黨專政的長時期中,地位提高了,財產增大了,生活優裕了,大家希望保持其原有生活與地位,故不希望改革,以動搖其自己之地位。
一、國共問題日益嚴重化。
二、國民黨的革新希望甚微,而日唯設法保守勢力掙扎;但共產黨的攻勢甚銳,氣勢迫人,令人惶恐不安。
三、在今年反攻的時期,可能發生國共兩黨正式戰爭。共產黨在華中、華南必歸失敗,但在華北、東北可能另成局面。
四、共產黨準備召集解放區人民代表大會,以與國民代表大會相抗衡。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欲以此號召不滿現狀之各黨派共同奪取國民黨之政權,聯合政府即為瓦解國民政府之手段。
五、各黨派本身力量不足與國民黨相抗衡,欲利用共產黨之聲勢以自抬身價,故無形中各黨派已成為共產黨之尾巴![10]
盡管以上內容是唐縱私人日記所載,屬于隱秘的內心獨白,但除第三條蔣介石可能未能清醒認識,或過于自信而不以為然外,其他諸條的思想觀點與蔣介石的言論基本相同、相通。正因為蔣介石對時局和各色人等如此認識并展現出強硬態度,中共領導層才認為國共商談已陷于無法轉圜的境地,事情越陷越僵。而這個時候對夾在中間的黨派來說,費盡九牛二虎之力從中斡旋,而自己的身價尚未增加一分一厘,國共雙方又甩手反目,更體現出第三黨的身價之輕,必須想法再找些理由轉起來。于是,各路豪杰、策士再度集結力量共同上陣展開攻略。經過一番水煮火燎般的上下折騰,終于得到蔣介石在“轉圜”方面的默許和暗示,于是便有了黃炎培等參政員與延安方面的直接溝通與訪問。

延安訪問(3)

6月2日,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等七位國民參政員,聯名草擬了一份致毛澤東、周恩來的電報:
延安毛澤東、周恩來先生惠鑒:
團結問題之政治解決,久為國人所渴望。自商談停頓,參政會同仁深為焦慮。月前經輔成等一度集商,一致希望繼續商談。先請王若飛先生電聞,計達左右。現同仁鑒于國際國內一般情形,惟有從速完成團結,俾抗戰勝利早臨,即建國新猷實基。于此敬掬公意,佇候明教。[11]
6月6日,電報由參政會秘書處發出,列名者為褚輔成、黃炎培、冷遹、王云五、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鈞等七人。
當此之時,中共中央正在舉行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幾位策士們的來電未予理睬。十天后的6月16日,中共首先聲明不參加四屆一次參政會,然后于18日,毛澤東、周恩來才勉強提起興致,聯名復電在重慶的中共代表王若飛,讓其轉告參政會并七位參政員,歡迎彼到延安一敘,并說“估計蔣得此消息后,不一定要他們來,如仍許其來,即使無具體內容,只來參加,亦應歡迎之,并爭取你陪他們同來”[12]等。
三天后,此電由孫科轉交給黃炎培、冷遹等人,電文如下:
褚慧僧、黃任之、冷禦秋、王云五、傅孟真、左舜生、章伯鈞諸先生惠鑒:
來電敬悉。諸先生團結為懷,甚為欽佩。由于國民黨當局拒絕黨派會議、聯合政府、及任何初步之民主改革,并以定期召開一黨包辦之國民大會制造分裂,準備內戰相威脅,業已造成并將進一步造成絕大的民族危機,言之實深痛惜。倘因人民渴望團結,諸公熱心呼吁,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召開黨派會議,商組聯合政府,并立即實行最迫切的民主改革,則敝黨無不樂于商談。諸公惠臨延安賜教,不勝歡迎之至。何日啟程,乞先電示。掃榻以待,不盡欲言。[13]
毛澤東周恩來已巧
以上電文清楚地看出,中共對此事的態度既積極又慎重,這是因為七參政員“大都是舊知識分子或黨派領袖,同民族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有著廣泛的聯系”,不僅“在社會上有地位、有影響”,而且“政治立場上屬中間派”[14]。對于這樣的代表人物,中共沒有理由拒絕他們來訪,但為了防止為國民黨做說客,或者以國民政府觀察團的名義自居,在政治事務上對延安不識時務地指手畫腳,甚至胡言亂語,說一些不著邊際、令人討厭的妄語。按照毛澤東的意圖,電文先是綿里藏針地指責一番國民黨當局的不是,接著警告性地回敬,倘“促使當局醒悟,放棄一黨專政”,延安方面當“樂于商談”并請親臨“賜教”。如果不圍繞這一主題,或搞什么小動作,甚至與共產黨耍布袋戲,對不起,你們就在重慶那花花世界里待著,不要跑到陜北這條山溝里來揚風扎猛地瞎折騰了。
黃炎培、章伯鈞等見電后驚喜交加,并意識到電文中對方那軟套包裹下的針刺,幾人經過緊急磋商,搞出了三條合縱連橫的應對方案:
一、由政府招集政治會議;
二、國民大會交政治會議解決;
三、會議以前,政府先自動實現若干改善政治之措施。
方案既定,七參政員認為,只有蔣介石認可,方能起程。否則將是三大皆空,一切都是瞎扯淡的事。
6月27日,七參政員與王世杰、邵力子再次聚議,并欲請王把三條方案送達蔣介石。王世杰認為此事由黃炎培挑頭,十有八九會引起蔣的反感并把事情弄黃了。作為長期在國民黨中樞和蔣介石身邊周旋的高級謀士兼政客王世杰,對蔣的秉性脾氣與好惡是深有了解的,蔣對黃炎培等策士幾年來的吵吵嚷嚷大為頭疼兼深惡痛絕,激憤時曾幾次當著謀僚的面破口大罵黃氏不仁不義,屬于見風使舵、騎墻賣笑之輩。此種發泄甚至責罵,從蔣介石日記中可以看到,如1940年4月4日,蔣在日記中責罵道:“政客梁漱溟、黃炎培等對共黨之騎墻投機之可恥,殊堪鄙棄。此種政客之為害國家,其無形罪惡,甚于共匪與漢奸也。”[15]1940年9月6日記:“王炎培等政客,以誹謗為直諒,并自示公平勞苦,當面毀人而不自覺。此乃中國一般政客士紳之惡習,非王一人而已也。”(南按:王應為黃)1941年9月13日“上星期反省錄”記:黃炎培“其言其行,幼稚卑污,形同妓女”。1945年1月3日又記:黃炎培等“中國士大夫階級重外輕內,有私無公之劣根性”。——盡管當時的王世杰沒有看到蔣介石日記內容,但從平時的言行舉止和察言觀色中,完全可知蔣對黃氏等一群“騎墻”策士的厭惡態度。因而,當王世杰接到這份策士們弄出的合縱連橫的三條方案后,當頭棒喝道:“如送領袖,必大遭拂怒。”[16]

延安訪問(4)

眾策士一聽,頓感灰心,如惹得介公為此拂怒,這還了得?遂提出干脆散攤兒,不要再做這些費力不討好的無用功。幾人中唯黃炎培頗不甘心,覺得事情仍有可為,遂施展鉤鉗之術捭闔道:“撞壁須撞到壁,今壁尚未見,僅憑旁人預測勢將碰壁,便放手了,豈為合理?”[17]在他的一再堅持下,眾位參政員決定于27日下午鼓起勇氣面謁蔣介石,并推舉時年73歲高齡的國民黨老牌黨員褚輔成代表報告。
老褚年輕時候曾是大清朝的監生出身,留學日本東洋大學高等警政科,在日本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時追隨孫中山領導起義,一度出任眾議院副議長、浙江省政府委員兼民政廳長等高官,算是風云一時的人物。但今非昔比,或者是人已成老朽,血性消融不再,或者是王世杰的棒喝使其喪失了底氣。見到蔣時,年老體弱的老褚未敢呈函,好像做錯了事一樣,談話中支支吾吾、含含糊糊地說了原定的前兩條,最后一條方案憋在肚中與殘存的餃子一起咕咕嘟嘟煮燜了好一會兒,始終未能端上臺面。面對老褚畏頭縮腦的表現,同來的幾位策士震于蔣的聲威,只能面面相視,未敢上前言及,場面頗為尷尬。
想不到此時的蔣介石卻另有打算,眼看預定的國民參政會開幕之期日益迫近,中共方面強硬反對,其他各色人等也趁機跳將出來說三道四、煽風點火,向自己施氣撒嬌,不時鬧點小別扭,或干脆興風作浪,弄得自己心煩意亂又一時無可奈何。如今有這么一幫熱心功名的策士儒生自動找上門來,要做“中間人”或馬前卒,為國民大會的召開清除障礙、掃清道路,此舉正合“朕意”。于是,蔣不動聲色地聽畢,環視眾位,突然滿面帶笑地以“偉大的、懇切而坦白的精神”答復道:“國家的事,只須于國家有益,都可以商談的。”[18]停頓片刻,又說:“中間人,公道話,原來最難討得雙方的喜歡。”遂當場慨允。當黃炎培等領命告辭時,蔣介石又和顏悅色地拱手道:“辛苦,辛苦!”[19]眾人見狀,受寵若驚,各自瞪著直勾勾的眼睛,伸著舌頭悄然退出。
回到參政會的七參政員如得上方寶劍,在謁蔣時勾頭搭背、戰戰兢兢的頹喪畏縮模樣盡掃而光,一個個精神煥發,豪情萬丈,議論不止,說到激動處,一個個面紅耳赤并有熱淚盈珠者。身穿藍布長袍,走起路來搖搖晃晃的老褚也被蔣介石剛才的語言深深打動,哆嗦著身子猛地一拍案板道:“走一遭算什么!這老命還得一拼!”[20]延安之行就此決定,眾皆歡呼。
就在七參政員即將起程的6月29日,唐縱在日記中作了這樣的記載:“陳主任為這等事晚上失眠。余曰,大局是好轉的,宋子文往莫斯科,我看會有結果的。中蘇邦交的改善,對于共產黨是一個解決的途徑,陳主任不敢相信。”[21]唐氏畢竟是蔣介石身邊的二流謀士,在政治識見上,與他的上司、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號稱國民黨“領袖文膽”與“總裁智囊”的陳布雷相比,還欠火候,不久的事實就證明了陳布雷的預見遠比唐縱高明、透徹。
1945年7月1日上午9時35分,在王若飛的陪同下,諸輔成、黃炎培、左舜生、章伯鈞、傅斯年、冷遹等一行六人,于重慶九龍坡機場乘美國專機飛往延安。老謀深算的王云五自知此行將無功而返,遂稱病打了退堂鼓,因而只有六位參政員前往。下午1時,飛機抵達延安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自到機場迎接,然后乘車至王家坪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共進午餐,再乘車轉至瓦窯堡陜甘寧邊區政府招待所下榻。

延安訪問(5)

7月2日早晨,工作人員向六位參政員各送一份請柬,內容相同,只是姓名有別。其中給傅斯年的請柬如下:
茲定于七月二日下午六時在中央辦公廳潔樽候教,敬請光臨為盼。
此致
孟真先生
毛澤東謹訂
7月2日下午,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在延安楊家嶺會見六位參政員,雙方作了初步溝通。傍晚,按照預先布置在中央辦公廳餐廳設宴招待,從前方到延安出席會議尚未回防區的中共軍事將領賀龍、劉伯承、陳毅、聶榮臻、鄧小平、彭真、高崗、陳云等出席了宴會。毛澤東、周恩來分別作了歡迎詞和祝酒詞。酒席上,傅斯年緊挨毛澤東就座,毛風趣地對傅說:“我們是老相識了,在北京大學時我就認得你,你那時名氣大得很,被稱做孔子以后第一人哩!”
傅斯年聽罷,手舉筷子,張開大嘴笑著說:“毛先生過譽,那是同學們的戲謔之詞,何足道哉。”
毛澤東微微笑道:“不要客氣嘛!”隨之面向眾人說:“今天的宴會,菜沒有好菜,酒也不夠好,都是我們延安的士兵自己生產出來的,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嘛!”[22]
毛的一席話讓在座者心情輕松了許多,眾皆一邊飲酒一邊無拘無束地相互交談起來。面對毛澤東的談笑風生,幾位參政員在打著哈哈敷衍的同時,又有一番不同的心境。
此次訪問延安的六人中,褚老漢是老牌國民黨員,左舜生乃青年黨人,章伯鈞為農工民主黨人,黃與冷自稱無黨派人士,但與民主同盟關系密切,用黃炎培的話說便是“立場雖有小異,主張卻是大同”[23],完全可看做是民盟成員或盟友。只有傅斯年屬于真正的無黨派人士、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學術界重量級大腕。盡管老褚是國民黨員,但因年老體衰,又是讀書人加老實人,國民黨高層并無意讓他拋頭露面為黨國事業折沖樽俎,他與傅斯年加入這個草頭班子,是黃、左、章、冷等四位活躍分子極力蠱惑拉拢的結果,在總體結構中屬于摻沙子性質,主要目的是起到虛張聲勢,給外界造成一種多黨派、多團體的民主氣氛和色彩。對這一把戲,羅家倫洞若觀火,曾略帶諷刺地多次勸說過傅斯年,讓其“不要和蟋蟀一樣,被人一引就鼓起翅膀來”。[24]意思是不要跟著黃炎培等一班人瞎鬧騰,天下事不是靠黃、章等幾名策士就可以捭闔得了的。且蘇秦、張儀用舌頭定乾坤的時代早已跟著秦始皇他老爺爺——秦早,一同變為糞土湮沒于歷史煙塵之中了。眼前正是亂世英雄出四方,有槍就是草頭王,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的新社會,哪里還有靠幾位儒生的三寸不爛之舌就輕易擺平天下的好事?如此做法無疑是在飛機里做夢——空想。但此時尚心存僥幸與幻想的傅斯年已聽不進朋友之勸,竟跟著黃炎培等人稀里糊涂地上了飛機,開始了他心中并無底數的夢想之旅。
就當時的情形論,在六位參政員中,當屬左舜生與傅斯年心境最為復雜。
左舜生與毛澤東同為湖南人且屬同庚,早年與毛又同系“少年中國學會”會員。20年代初,左氏赴法國留學,后來提倡國家主義,反對共產主義。1925年,左舜生成為中國青年黨首領之一,1930年與陳啟天在上海創辦《鏟共》半月刊,以鏟除消滅共產黨為宗旨。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時,他出任秘書長,積極倡導反共。此次來到延安,仍不忘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滅共的歪理邪說。7月3日上午,左與毛澤東單獨交談時,頗不識趣地說道:“我認為,一個國家的政黨可以有多個,軍隊卻不能個個政黨都有。否則,就要發生內亂,國家就不太平。”

延安訪問(6)

毛澤東聽罷沒有做聲。左舜生見對方沒有接話,以為被自己擊中要害,于是繼續說道:“我們青年黨就主張走議會道路,不辦武裝,成為國家真正的參政黨,對國民政府沒有任何威脅。”
話音一落,毛澤東忍不住問道:“你的意思是要我們也向你們青年黨學習?”
左舜生答:“談不上學習,我覺得我們青年黨的這種做法是對的。”
“怎么對呢?”毛澤東頗不以為然地問道。
“和平議政,對政府沒有威脅,也有利于各黨派的團結嘛!”
毛澤東聽出左舜生的弦外之音,他冷靜地說道:“我也主張一個國家只有一支軍隊,但要看軍隊掌握在誰的手里,為誰服務。要知道,一個沒有武裝的政黨是沒有力量的,被蔣介石視為土匪亂黨的人,若沒有一點兒自己的武力,根本無法生存,更不用說有發言權和改造社會了。老庚呀(南按:湖南人叫同年出生者的俗稱),你這個青年黨的‘軍事爺’,怎么連這個道理也不懂呀!”
挨了一頓教訓,左舜生仍不知趣,還在嘟嘟囔囔地說一些在他自己認為聰明絕頂,實則糊涂蟲一樣的伴有勸降意味的混賬話,并說介公的領袖地位如何不可動搖云云。毛澤東忍無可忍,面露慍色,提高了嗓音激憤地說道:“蔣介石總以為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我‘不信邪’,偏要打出兩個太陽給他看!”[25]毛澤東神傲氣雄的風采,頓時把左舜生給震住了,這位老朽遂不再妄言要延安交出軍隊并維護介公領袖地位等妄語。
不知是想緩和剛才不愉快的氣氛還是真的別有他圖,已是52歲,全身干癟得幾乎只剩一堆筋骨,走起路來全身打晃的左舜生,突然又用鉤鉗之術,提出一個令毛澤東頗為尷尬的問題。左氏要與他一直崇拜的女明星、毛澤東新任夫人、原上海著名影星藍蘋見上一面。毛聽罷先是以“我不認識藍蘋”,后又改為“她生病了”為由予以拒絕,而后邁開大步向別處走去,再也不肯理睬這位無聊、蹩腳加淺薄的術士之徒了。后有人引用明代宋濂評鬼谷子的話論左氏曰:“舜生所言之捭闔、鉤鉗、揣摩之術,皆小夫蛇鼠之智。用之于家,則亡家;用之于國,則僨國;用之于天下,則失天下。”甚然也。
左舜生的為人處事與不識好歹的輕妄之舉,不但令毛澤東反感,即是同來的傅斯年對其亦頗為輕視。早在1937年10月11日,傅致剛到美國不久的胡適一封信中,在提及國內情形時說:“所謂參議會又添了些無聊分子,徐謙、羅鈞任、甘介侯、左舜生等。羅毫無見識,殊大希望。此人乃官僚、酒徒之混合,因其為酒徒,故有時似勇,決不該稱之曰‘忠節’也。此一鳥會常有荒謬絕倫,匪伊(夷)所思之提案,亦常為我罵散,大有我是此會之‘清心丸’之感!可嘆可嘆。有好些人運動為此參議官,或成(如左),或不成(如羅隆基),若再這樣下去,我也只好走了。”[26]
此次延安之行,左舜生還是按重慶的老套路數,懵懵懂懂地提出如此“荒謬絕倫,匪夷所思”的怪論,惹得同鄉毛澤東深惡痛絕,真可謂狗改不了吃屎也!
毛澤東與傅斯年夜談往事
相對左氏施展的捭闔、鉤鉗等無聊之術,傅斯年不愧是胡適所說的“世間稀有的一個天才”和學政兩界大鱷。同為毛澤東的舊識,卻沒有像左氏一樣稀里糊涂地讓人家放下手中的槍桿子。傅氏深知相互之間的關系與面前各自的地位與往昔大為不同了,所謂此一時,彼一時也。

延安訪問(7)

毛澤東是1918年夏天從湖南鄉村走進北大的,就在這期間,他和大名鼎鼎的胡適以及北大學生領袖傅斯年遭遇了。許多年后,毛在延安那口黃土凝成的簡陋窯洞里,于寂靜的夜幕中伴著青燈向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EdgarSnow)回憶了這段使他刻骨銘心的經歷:“我自己在北平的生活是十分困苦的。我住在一個叫三眼井的地方,和另外七個人合住一個小房間,我們全體擠在炕上,連呼吸的地方都沒有。每逢我翻身都得預先警告身旁的人。”[27]“對于我,北平好像花費太大了;我是從朋友們借了錢來北平的,來了以后,馬上就必須尋找職業。楊昌濟——我從前在師范學校的倫理教員,這時是國立北京大學的教授。我請他幫助我找尋一個職業,他就把我介紹給北大的圖書館主任。這主任就是李大釗,他不久成了中國共產黨的創立者,后來被張作霖槍殺了。李大釗給我找到工作,當圖書館的助理員,每月給我一筆不算少的數目——八塊錢。”又說:“我的地位這樣地低下,以至于人們都躲避我。我担任的工作是登記圖書館讀報紙的人們的名字,可是大多數人,都不把我當人類看待。在這些來看報的人們當中,我認識了許多有名的新文化運動領袖們的名字。像傅斯年、羅家倫,和一些別的人,對于他們我是特別感興趣的。我打算去和他們開始交談政治和文化問題,可是他們都是忙人。他們沒時間去傾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說南方土話。”[28]
這段回憶不但令毛澤東感到悲傷,亦令后來的天下讀者備感心酸,或許沒有人想到,一個后來號稱推翻“三座大山”的世界級巨人,居然還有這樣一段卑微的傷心史。從這段不愉快的回憶中可以看出,當年在北大一呼百應、叱咤風云、“不可一世”的傅斯年,的確是“目空天下士”的。令后人不可思議的是,傅、羅等幾個在北大讀書的毛頭小子,居然不把眼前這位即將成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和大救星”的偉人當人類看待,真可謂有眼不識泰山了。但,同那個時代所有的人一樣,傅斯年沒有想到毛澤東日后會成為比他還要不可一世和充滿霸氣與豪氣的一國之主,當然更不會想到許多年后有延安相會這一段插曲。倘傅氏有先見之明,以他的聰明與世故,想來是會“有時間”去好好聆聽一下這個圖書館的登記員說幾句“南方土話”的。
不過,事情總是在不斷變化中,當時人微言輕的毛澤東,對傅斯年等人搞的那些個東西,也由最早的崇拜漸漸轉為失望。據傅斯年的侄子傅樂成說,“毛在北大寫信給朋友,說他被孟真先生和羅家倫等人欺騙了。因為他們不像他在長沙耳聞的那么優秀”[29]云云。這就是說,后來的毛澤東以他的磅礴之氣與對世事的深明洞見,已不把傅斯年、羅家倫之輩放在眼里了。正如毛澤東自己所言,在窮困潦倒中,他于這座帝王之都的公園和故宮宮址“看到了北國的早春,在堅冰還蓋著北海的時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樹木引起了我無窮的欣賞”。[30]——這個時候,一個輝煌的大夢已在毛澤東心中萌生,即將在一個風和日麗的早春破繭而出,一飛沖天,于古老的天安門城樓上投下巨影。
而傅斯年這邊,對后來跑到偏遠山林河谷與黃土高原拉桿子鬧革命,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人物,很長一段時間同樣未放在眼里。1932年9月18日,傅斯年在《獨立評論》發表《“九一八”一年了!》政論文章中,談到中國政治的出路問題,認為國民黨自身已腐化墮落,弄得天怒人怨,國勢頻危。“今日之大難題,即在國民黨自身弄得沒有辦法,而中國并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取而代之。好比明朝亡國的時候,南京北京的姓朱的都不高明一般。”對有人提出共產黨是否可取而代之的疑問,傅的回答是:“共產黨自身的力量也正有限,以我前者同共產黨共事的經驗論,不能不覺得他們也是感情的發泄,而并無建國之能力,所做的工作很多還是洋八股。”[31]

延安訪問(8)

令傅斯年深感汗顏的是,僅僅十幾年的時間,已是星轉斗移,物是人非,天地改色,老皇歷隨風飄逝了。轉瞬間,當年的北大故舊,穿過歷史的隧道,竟跑到陜北的窯洞里再敘短長,縱論天下大勢。只是那位原北大圖書助理員如今已作為一顆政治巨星,在這塊風清月高的黃土高原騰空而起,中國的命運也將由于這個人的一舉一動而重新改寫。相對當年氣壯山河的高大身軀,今日的傅氏只是作為一可有可無的策士、辯才,或媒婆一樣的“中間人”出現在光芒四射的超級巨星面前,并籠罩在毛澤東的巨大陰影之下。世事輪回,陰陽轉換,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二人的政治地位發生了強烈逆轉,各自內心的復雜、感慨之情自是不足為外人道也。有人云,傅斯年一生“誤在多讀了書,沾染上知識分子的缺點、弱點,不然,他是一位雄才大略的創業人物”。[32]這話也許不差,但歷史正是由一個個失誤與成功對接而成的,世人終于沒有看到傅、毛二人像當年劉項一樣爭天下的局面,更沒看到傅斯年建國立號的功業,所看到的只是一位策士與一位政治巨人在昏黃的窯洞中席地而坐的背影。一位西方哲人說過:“如果人不是從一歲活到八十歲,而是從八十歲活到一歲,大多數人都可能成為上帝。”傅斯年之悲劇,或許淵源即在此不可逆轉的鐵律和宿命吧。
然而,傅斯年畢竟是傅斯年,盡管此時與他對坐者在政治氣勢上今非昔比,但他仍保持著自己的獨立人格和自由思想,神態舉止不卑不亢又不失大體,只是說話的口氣較之當年識時務一點罷了。
因了北大的這段因緣,毛澤東單獨拿出一個晚上與傅斯年進行了交談,其中最著名的一個細節是,毛沒有忘記北大時代令他百感交集的屈辱情結和經歷的時代精神熏陶。當談到傅斯年曾在“五四”中大出風頭,為反封建與新文化運動作出過貢獻,以及當時在政學兩界流傳的傅氏本人“嘗自負為‘喑嗚叱咤,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33]的典故時,傅斯年狡猾而又識趣地回應道:“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34]毛澤東聽罷傅氏如此得體又使雙方皆不失面子的話,心中大為舒暢。
與左舜生的糊涂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傅斯年沒有讓毛澤東放下武器接受國民黨的招安,更沒有像左氏那樣沒出息地一味惦記著藍蘋,而是以士大夫傳統、儒雅的交際方式,請毛澤東在空閑時為自己題字留念,對方慨然允之。有關這方面的資料,在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于1995年為紀念傅斯年百歲誕辰而出版的一部《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中有所收錄。這本書所收資料全部為影印,書中第115頁收錄了毛澤東給傅斯年的一封短箋和所寫條幅,另有給王世英的一個便條。便箋曰:
孟真先生:
遵囑寫了數字,不像樣子,聊作紀念。今日聞陳勝、吳廣之說,未免過謙,故述唐人詩以廣之。敬頌
旅安
毛澤東七月五日
條幅寫道:
竹帛煙銷帝業虛,關河空鎖祖龍居。坑灰未燼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
唐人詠史一首書呈孟真先生
毛澤東
此詩為晚唐詩人章碣的《焚書坑》,詩中“劉項原來不讀書”一句,當是毛澤東自況,或含有自謙沒有傅斯年讀的書多,或者還有更深刻的內涵和用意,或者什么意思也沒有,外人只是自作多情地瞎猜妄想而已。但這短箋和條幅至少可以說明當時的具體情況,對外界盛傳的傅斯年與毛澤東所說“我們不過是陳勝、吳廣,你們才是項羽、劉邦”之語,是一個佐證。毛的另外一張便箋,由延安交際處王世英轉交給傅斯年,上寫有“早上送交際處王世英同志交傅孟真先生毛緘”字樣。傅、毛延安相會最精彩的故事,以這幅墨跡作了見證。

延安訪問(9)

結束了與毛澤東的長談與直接交往,7月4日,傅斯年又在延安各機關所在地,尋找9個月前陳寅恪問詢的林伯渠與范文瀾,順便看望久別的弟子劉燿(尹達)。
此前的1944年9月,重慶國民政府參政會決議組織成立延安視察團,傅斯年作為五位成員之一欲赴延安中共大本營視察。在成都燕京大學任教的陳寅恪得此消息,專門致函傅斯年,囑其到延安后向林、范二人索取“新刊中國史數種”,同時具有預見性地告訴傅,“此行雖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視為多九公、林之洋海外之游耳”。[35]
陳氏信中的陸賈,漢初楚人,從高祖劉邦定天下后,出使勸說割據嶺南的南越王趙佗,迫使趙佗稱臣,后以敘述秦漢所以興亡的《新語》十二篇為劉邦所重。酈生,即秦漢年間的儒生酈食其,司馬遷《史記》載,酈生初識劉邦,便請命游說陳留令,使劉邦輕而易舉地控制了號稱“天下之沖,四通五達之郊”的陳留。后又游說齊王田廣,計成,“伏軾下齊七十余城”。只是未等齊王獻城投降,劉邦手下大將韓信聽從幕僚之計,舉兵攻打齊國,齊王認為酈食其欺騙了自己,惱怒之下將其逮捕投入油鍋當做人肉麻花一烹了之。因陸賈與酈生皆劉邦時代有名的說客,司馬遷陸、酈并舉,作《酈生陸賈列傳》。陳寅恪信中的“陸賈之功”與“酈生之能”,喻古代朝廷使者勸說地方勢力歸附中央政府的功績和才能,而當時傅斯年等參政員的延安之行,就負有類似使命,只是不便公開言說罷了。在這樣一種背景下,陳寅恪憑借一個偉大歷史學家的洞察力和對時局的非凡卓見,加之與傅斯年的特殊關系,非常肯定地預言傅氏等一行,只能是既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權作古典小說《鏡花緣》中的多九公與林之洋兩個閑散人物,結伴到仙山瀚海胡亂游蕩一圈而已。傅斯年接信后,因時機尚不成熟,視察團赴延安的事一拖再拖就擱了下來,直到九個月之后的今天,幾位參政員才在落腳的延安這塊中共地盤上,各呈“酈生之能”,爭搶“陸賈之功”。對此興趣不大的傅斯年,在完成計劃中的見面與談話后,開始穿梭于一排排窯洞探訪故友新知。
劉燿是抗戰前史語所發掘殷墟時自河南大學招收的畢業生,與石璋如一同進入史語所參加殷墟發掘,算是傅斯年學生輩人物。抗戰事起,劉燿隨史語所抵達長沙不久,離所徑自奔赴延安,化名尹達投入了共產黨陣營。先后進入陜北公學、馬列學院學習,后進入范老(文瀾)領導的馬列研究院歷史研究室從事馬列學說的研究,1941年到延安方面設立的中央出版局任出版科長。傅是在出版局所屬的一口窯洞里見到了這位尹科長的。
盡管政治立場各有不同,但就傅、尹師生此次相見,卻有他鄉遇故知之感,一幕幕往事涌上心頭。遙想戰前的殷墟發掘,那是何等壯觀氣派,令人心旌激蕩。隨著抗日戰爭的爆發和國共對立摩擦,導師與弟子天南地北,一別數載不得相見,憶及前塵往事,各自欷歔不已。傅斯年看了尹達的工作環境和工作成績,甚不滿意,忘記眼前是中共治下的延安而不是自由進出的李莊或重慶,一時感情沖動,竟有些糊涂和一相情愿地動員尹達隨自己一道回四川李莊史語所,重操舊業,接著續寫尹氏此前已完成大半的《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云云。這一提議,“對已經選擇了革命道路的尹達來說,當然是不可能的事情”。[36]其結果是,尹達驚慌失措,傅討了個沒趣。后來,尹達致信傅斯年對此次相會的隱情作過委婉的解釋,內有“延安一晤,至以為快。知諸師友均在努力寫作,自愧為學術工作盡力甚微,思之悵悵”等語。表示“所中所出有關考古之書,可否致送一份?盼甚。愚未完成之書,仍愿續作。今后交通方便,大局安定,望能捎致北方大學,當設法完成之”。[37]此事只是尹達一說而已,真正的用意是向傅斯年示好,并替傅挽回一點丟失在黃土塬上的面子罷了。

延安訪問(10)

由于尹達的關系,傅斯年參觀了延安的中央研究院、馬列主義學院等學術機關,見到了馬列學院的副院長兼歷史研究室主任范文瀾。
范老是傅斯年的學長,于1917年畢業于北京大學國學門。曾受業于章太炎、黃侃、陳漢章、劉師培等“乾嘉老輩”,或曰“乾嘉余孽”,因而他“沒有感覺到《新青年》所提倡的新思潮,是一條出路”。[38]畢業后,范先后在幾個中學、北平女子文理學院做了近20年的教書匠。1939年10月索性辭職跑到了延安并很快受到中共高層重用,開始以頭號馬列主義歷史學家的身份敲起了邊鼓。當毛澤東講“年輕人應該起來打倒老年人”、“這是歷史的規律”的那場講演時,他就在座,毛還加了“范老你是專家,我講的不對你可要糾正呀”那樣的話。[39]未久開始撰寫《中國通史簡編》(以下簡稱《簡編》),其中寫到歷代統治者的殘暴荒淫與無恥,像配方一樣按比例配制。據說該大作出版并經《新華日報》連載后,曾轟動一時。《簡編》中的“商朝事跡”部分,老范引用了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在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的許多資料,同時對史語所及發掘人員的工作業績給予了贊譽性介紹。其中在“商代的生產工具”一節中,說道:“商代生產工具,已經不是石頭工具而是金屬工具。殷墟發掘專家李濟說:‘大多數石器都非平常用的東西,有的是一種藝術的創造,有的是一種宗教的寄托,這些東西,在周朝多用玉琢,如璧琮一類的禮器,在殷墟所見仍為石制。’又殷墟發現許多銅器,有矢鏃,有鉤,有矛,有刀與削,有斧與錛,有觚,有爵,有各種銅范。李濟在論殷墟五種銅器說:‘殷墟銅器,以矢鏃為最多,金屬原料,只有到了最便宜時,才能用作箭鏃,實際上在青銅時代用作箭鏃的仍是骨與燧石,這就是說用銅的時代,并不一定用銅作矢鏃。’”云云。
來延安之前,傅斯年與在李莊的李濟、董作賓、梁思永等學界中人已看到了這部著作,但具體作何評價一直不為外界所知,從一貫提倡“新思潮”的“海龜”傅斯年對“乾嘉余孽”和“土鱉”們的反對與鄙視來看,恐怕難有好的評價——盡管老范早已“古為今用”地改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來寫此書了。
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編寫一部關于農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國政治史,并打算本著馬列主義“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重新改寫《中國通史簡編》。傅氏得知此情,對這種治學態度表示贊賞,二人由此握手言歡,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從范文瀾處要到了陳寅恪請托之書,不得而知,想來這點事是不難辦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寫的《中國通史簡編》,在敘述到商代歷史和殷墟發掘的葬坑與出土器物時,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過發掘”的話。再后來,連“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筆給一下勾銷了,只剩了草草6個字的“地下發掘證明”。[40]至于這聞名于世的殷墟遺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發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還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歡,即為“求真務實”的成功之作。自此,無論是傅斯年、李濟,還是董作賓、梁思永的名字,都與安陽殷墟考古發掘無緣。世人談到安陽發掘與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賢,不知有皇帝”了。當然,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或董作賓早已跑到了臺灣并進入了九泉之下,與閻王小鬼們交往起來,對于地面上幸存的馬列學者們,是問蒼生還是問鬼神,他們已無力顧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見到了陳寅恪點名代為求見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見的可能性頗大。但即使相見,也不會有什么高深和隱秘的問題可談,不過相互問候罷了。

延安訪問(11)

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4天,與中共領導人幾次會見中,似乎是黃炎培談得更多、更具體,除了對國際、國內局勢的看法,黃氏認為國內各黨各派的團結有絕對的必要,并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復談判的可能。在與毛澤東會談時,黃一度施展揣摩、捭闔、轉圜之術,談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周期率”,頗得毛的好感,對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個好法來擺脫這個周期率云云。[41]
在訪問的后期,當以黃炎培為主角的參政員提到對大局的看法,并說到“雙方商談之門,并沒有關閉“時,毛澤東很表同意,接著說:“只為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42]黃氏深以為然。經過與中共高層人物多次會談,最后總算形成了一個《中共代表與諸輔成、黃炎培等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文件,可視為幾天來會談的總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訪問團成員匆匆趕往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到機場送行。最后握別時,毛澤東特地叮囑六位參政員到重慶后務必向蔣委員長致謝,并稱:“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蔣委員長健康。”[43]同時,毛還托傅斯年轉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盡管胡適與傅斯年一樣,當年甚至不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放在眼里。
對于六位參政員抵達延安后的活動,中共中央在宣傳上似有嚴格規定,除以顯著位置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介紹中共舉行歡迎宴會外,對六位參政員的活動細節未加報道,而對于他們的離去,也只發了一條簡短且未加評論的消息了事。
六位參政員風塵仆仆回到重慶,向國民參政會和蔣委員長遞交了《會談紀錄》,各人根據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報章文字或發表了談話。此次訪問團的盟主黃炎培于興奮之中點燈熬油,苦干了幾天幾夜,草草寫成了《延安歸來》一書出版發行,內中對延安的人和事極具贊賞,文中說:“在延安的幾天里,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又說:“個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于主席毛澤東。”最后的結論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中”。[44]
與黃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則寫了《記民主同盟政團延安之游》一文,內中依舊對藍蘋念念不忘:“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蘋的,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七月五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南按:李納,時5歲)來送我們,兩只秀美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后,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45]
到了這個時候,左舜生還不明白,毛澤東托詞對方生病不讓相見,顯然不愿讓其回重慶后四處張揚他和江青的婚姻關系。也可能是中共政治局作出的硬性規定,不讓在國統區名聲不佳又極愛出風頭的藍蘋在此種場合拋頭露面,以免節外生枝,壞了黨國大事。左舜生只是枉費心機、自作聰明地破解了“江青”之名的典說(南按:“江青”之名典出于唐朝詩人錢起于公元751年的應試詩《省試湘靈鼓瑟》名句:“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毛就是依據這兩句唐人詩為他的心上人藍蘋命名的)。左舜生勞神了半天,最終還是弄了個“曲終人不見”的悲涼局面。此憾未得彌補,想來左氏當是死不瞑目的吧。

延安訪問(12)

與黃、左二人大不同的是,傅斯年的延安之行,卻有自己獨特的觀感與政治洞見。據羅家倫說:“他(傅)在重慶被國民參政會推舉為訪問延安的代表團的五代表之一,他回來以后,和我談過幾次。他認為當時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的作風,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他和毛澤東因為舊曾相識的關系,單獨聊了一夜天。上天下地的談開了,談到中國的小說,他發現毛澤東對于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毛澤東和他漫步到禮堂里,看見密密層層的錦旗,各處向毛獻的。孟真諷刺的贊道:‘堂哉皇哉!’毛澤東有點感覺到。他痛恨同去的人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等,把毛澤東送他們的土織毛毯,珍如拱璧,視同皇帝欽賜飾終大典的陀羅經被一樣。孟真對他們說:‘你們把他看作護身符,想借此得保首領以歿嗎?”[46]
羅家倫這段回憶難免有政治偏見及主觀成分,但此說的許多內容與史料相吻合,說明并不是空穴來風。傅、羅談話,較為透徹地反映了傅氏的內心世界和人生觀。傅斯年對中共與蘇聯皆無好感,并公開表示反對。他在1932年發表的《中國現在要有政府》一文中,就公開宣稱共產黨“大體上是祖傳的流寇,不過以前的流寇但由兇年失政造成,今之共產黨乃由兇年失政以外,更加以國民經濟之整個崩潰而已”。[47]隨后又宣稱:“國民黨誠然太對不起國民,其所以對不起國民之一件,即是過量的對得起這些殘余勢力,因為當年自己不曾努力,把這些東西根本拔去了,使他們今日尚在那里胡思亂想,胡言亂道。”就中國革命的形勢與奪得政權建國方略問題,傅氏認為中俄有三大不同,除了地埋位置與經濟條件特別是天然條件上的不同外,更表現在革命人才上截然不同。“俄國革命黨歷史將及百年,以如此長期之演進,如此長期之訓練,不特革命的人格得以培成,即施政之人物亦在革命黨中吸收不少,因為俄國革命中本有不少小學教師、低級官吏、小商人、小工業家、工程師、技員,政權到手,辦得了事,如此乃是建國,不然乃是發瘧子。國民黨以中山先生偉大人格之吸引力及其前身二十多年的經過,吸收不到一套施政建國的人才來,遑論幾年中專靠怨氣及性欲解放一隊缺知識少訓練的人們。共產黨之一朝攫得政權雖可能,而共產黨之建國是辦不到的。”[48]
正是因了這樣的政治觀念,傅斯年與毛澤東的關系,比后來的梁漱溟與毛澤東的關系還要復雜另類。各自的性格與政治傾向不同,是傅斯年不可能對毛澤東產生崇拜的根本原因之一,也是他回到重慶后,口出此言的一個不難理解的緣由。后來,當傅斯年看到很多青年人逐漸演變成為激烈的“左”派分子時,猶如行芒在背,一次閑聊時他對李濟說“我要是十七八歲的青年,我也許對共產黨發生興趣”,接著又說:“但我自從與共產黨接觸以后,絕對不會當共產黨!”[49]簡短幾言透出了他內心對另類青年的不滿與對共產黨決絕的態度,這一態度直到他“歸骨于田橫之島”都沒有改變,也夠一根筋的了。

延安訪問(13)

梁思成:日本京都、奈良的恩人
六位參政員的延安之行,被陳寅恪9個月前不幸言中,以黃炎培為首的策士班子,盡管使出了渾身解數,拿出了看家的捭闔、轉圜之術,仍然是既“無陸賈之功,亦無酈生之能”,可謂毫無斬獲,一敗涂地。7月7日,第四屆第一次國民參政會開幕,褚輔成、黃炎培、傅斯年等借此機會于當天下午謁見蔣介石,稟報赴延安會談的結果并呈上《會談記錄》。蔣打著哈哈順手翻了幾下,便冷冷地撇在一邊不再顧及,仍堅持一黨專制的指導思想。這一做法弄得褚、黃等人大為尷尬,也引得共產黨方面大為不快。中共據此堅信國民黨虛張聲勢,故意混淆民眾視聽,甚至感到自己被國民黨當局又涮了一回。
在黃炎培等人回到重慶的第五天,也就是7月10日,已通過地下渠道得知蔣介石真正想法的毛澤東,盛怒之下決定實施反制,于延安發表了著名的《赫爾利和蔣介石的雙簧已經破產》的戰斗檄文,對國民黨及美國前往中國調解國共摩擦的代理人赫爾利大加討伐。此文一出,生存在一相情愿和幻覺中的民盟第三黨,不但沒有達到當年蘇秦合縱連橫,“所在國國重,所去國國輕”及“一怒而天下懼”等捭闔、鉤鉗的奇效,反而弄得灰頭土臉,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最終落了個國共雙方的蔣介石、毛澤東兩巨頭一怒而自己懼,最后歸宗無著,兩條船都沒搭上,落得個在浪潮洶涌的渾水中瞎撲騰的尷尬結局。面對如此窘境,各路策士不得不掉轉屁股,扭頭向國民黨示好。其權衡、轉變的態勢,蔣介石及其謀僚看得極其真切,唐縱在7月底日記“上月反省錄”中作了如下記載:“黨派,民主同盟、青年黨,欲借中共問題以自重,但自中蘇邦交改善,美國輿論好轉,與陜北部隊進占淳化而被擊退后,各方態度漸傾向中央而不愿繼續追隨共黨以取怨于本黨。……在參政會中各黨派并不如中共之期望完全附和中共主張,而通過國民大會案,使中共對各黨派起分離作用。”[50]
盡管國共兩黨都心懷怨氣與猜忌蓄勢待發,準備一場公開的肉搏,想不到世界局勢變化太快,國際反法斯戰爭取得了驚人進展,黑了八年的天真的就要亮了。中國民眾的興奮點再度被調轉到東、西方兩大戰場,國共摩擦與幾個在野黨派人士撥弄的“轉圜”計劃被暫時擱置下來。
此時,日本軍隊幾乎完全喪失了戰略進攻能力,盟軍已完全掌握了制空權和制海權,并自各個領域和戰略要點實施反攻。原日本軍方認為,珍珠港一役,美國至少要到1943年才能在太平洋地區恢復元氣,而日本可趁美國實力恢復之前鞏固戰線。但事實卻大出意料,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被激怒的羅斯福總統下令傾全國之力盡速發展空軍和具有兩棲作戰能力的海軍,即海軍陸戰隊。美國憑借強大的經濟與科技實力,很快制造出一批現代化戰艦和戰機,太平洋地區的勢力迅速得到恢復和加強,并很快奪取了制空權和制海權,戰爭局面得以扭轉。
1942年6月,日本海軍進攻中途島,遭到美國海空部隊的拼死抵抗,日軍有4艘航空母艦和多艘驅逐艦、戰列艦被擊沉,從此在太平洋戰場被迫由戰略進攻轉為戰略防守。8月,美軍在所羅門群島的瓜達爾卡納爾島登陸,發動反攻。此后,日軍在太平洋上連連受挫,節節敗退。漸已控制太平洋局勢的美軍從瓜達爾卡納爾島開始,在所羅門群島和新幾內亞北部著手大規模反攻。由于日軍拼死阻擊,美軍進展緩慢,歷時半年苦戰才勉強攻下瓜島。之后,美國海空軍痛定思痛,一改過去傳統教科書式的作戰方法,實施全新戰略,這戰略如同當年成吉思汗之運用草原上鐵騎流動戰術,具有空前的革命性,使得日本軍隊手足失措,全盤皆翻。

延安訪問(14)

日本方面初以為美國反攻是一島一島打過來,殊不知美國新戰略的實施,把太平洋當做成吉思汗的歐亞草原,運用越過堡塞的萬里長驅、越島進攻之戰法,即暫不進攻日軍某些防守頑固的島嶼,而是憑借強大的戰艦越島而過,在新幾內亞北部采用蛙式躍進式速攻戰術,長驅直入,直逼日本本土,從而使部分防守鳥嶼孤立無援,成為一座毫無戰略作用的死島。此外,日本軍方原以為美國海軍接近自己所有陸上空軍基地時,便是自己得手之時。殊不知美國的海空軍實力以空前的速度巨增,與日本海空實力差距越來越大。美國僅1943年制造并編入現役的航空母艦就有39艘,而日本直到1945年戰敗時,全部用于戰爭的航空母艦才不過25艘。
1944年7月,中太平洋美軍接連攻占吉爾伯特群島、馬紹爾群島和馬里亞納群島。11月,美軍出動B—29遠程轟炸機,從馬里亞納群島的塞班島、關島起飛,直撲東京,實施連續大規模轟炸。另一路美軍從西太平洋沿新幾內亞北部進攻,與英、澳、荷軍隊會師后,攻占新幾內亞西部。1945年2月,兩路美軍勝利會師,重返菲律賓。6月,美軍迫近日本國門,號稱天下第一的無敵戰艦“大和號”被擊沉,日本海軍全部被摧毀。
幾乎與此同時,在國際矚目的緬甸戰場上,中國遠征軍在初期受挫之后,重新集結精銳與美、英、印、東非、西非部隊,于1943年10月在緬甸北部和西部投入反攻。在盟軍節節勝利的形勢下,緬甸國民軍和游擊隊于1945年3月底發動總起義,5月1日克復首都仰光,日軍在緬甸的戰略徹底告敗。
在中國本土戰場上,由于中國軍民堅持不懈地抵抗與反擊,終于粉碎了日軍企圖以戰養戰,把中國占領區變為太平洋戰爭“兵站基地”的計劃,有力地配合、支持了盟軍對日實施全面反攻。
在這樣一種全新的戰略戰術與政治格局下,為了保障各戰區文化遺產免于戰火,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中國戰地文物保護委員會,配合盟軍對地面文物實施保護。居住李莊的中國營造學社負責人、古建筑學家梁思成被征召至重慶,以委員會副主任身份,負責編制一套淪陷區文物目錄,包括寺廟、古塔、陵園、考古遺址、博物館等一切重要人類文化遺產。與梁思成同時來到重慶的,還有助手羅哲文。
羅是中國營造學社1940年年底在李莊招收的練習生。當時梁思成等人剛從昆明遷往李莊,急需一個青年人幫助學社同仁處理雜務和繪圖等事宜,決定在當地招收一位可堪造就的青年學生前來工作。據羅氏本人回憶:“那時,我還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剛從中學出來,在宜賓的一家報紙上看到一則中國營造學社招考練習生的廣告。至于這一單位是干啥子事情的并不知道。只見考題中有寫字、畫畫、美術等內容,我對此很感興趣,便去投考了。喜出望外,果然被錄取了。后來才知道,眾多的考生中只錄取了我一個人。”[51]
羅哲文來到營造學社后,先是幫助劉敦楨抄寫、整理文章和插圖,后作為梁思成的助手做資料整理和測繪等工作。羅氏原名羅自福,進營造學社之后,隨著美、英、蘇、中等國結成軍事聯盟,共同抗擊德、意、日三個邪惡軸心國,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包括蘇聯的斯大林等人物的名字廣為人知。青年羅自福與美國總統羅斯福諧音,于是營造學社與李莊其他科研機構人員,甚至包括李莊鎮百姓和光屁股的孩子,見面之后總是對羅自福高聲呼“羅大總統”。如此之“尊稱”,弄得羅自福苦笑不得。后來當梁從誡的一幫同學來到營造學社玩耍并高呼“羅大總統”時,梁思成聞聽覺得有些別扭,將孩子們轟跑之后,微笑著對羅自福道:“自福呵,這個‘羅大總統’的雅號聽起來很響亮,不過在李莊這個小鎮關起門來做總統,總給人一種‘偽’的感覺。現在中國偽的東西已經夠多了,什么偽政府、偽主席、偽軍、偽北京大學、偽中央大學等。汪兆銘建了個偽中國政府,搞得天怒人怨,像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你要再弄個偽美國政府,那天下不就更要大亂了。我看就不要在咱這個院兒里做大總統了,還是改個名字,做個平常的中國繪圖員吧。”于是,在梁思成的建議下,羅自福遂改名羅哲文,很有些文人雅士的儒家味道。再后來,“羅大總統”的名號就慢慢消失了,羅哲文三個字倒在古建筑學界傳開。

延安訪問(15)

這次由“羅大總統”縮水而成的羅繪圖員隨梁思成到達重慶后,先把文物目錄一條條編好,然后再在軍用地圖上仔細標出準確位置。目錄為中、英兩種文字編成,并附有照片,印成若干份,發給各戰區指揮員和盟軍飛行員以供參考,防止炮火與飛機投放的炸彈焚毀這些目標。據梁的好友費慰梅說,梁思成編制的文物目錄,“有一份還傳到了周恩來手上,顯然引起了他的注意”。[52]幾年后內戰爆發,解放軍兵臨北平城下,中共軍隊秘密派人潛入清華園,請梁思成繪制一份全國重點文物地圖,就來自這次編制目錄的啟示。
就在梁思成編制淪陷區目錄的同時,對人類文明成果極其重視的盟軍司令部,通過中方請梁思成把日本的重要文物古跡列表,并在地圖上標出位置,以便在轟炸中留意并盡可能地予以保護。梁思成與羅哲文工作了一個多月才完成任務,在送交地圖時,梁通過中方代表明確表示:如果對日本本土毀滅性轟炸不可避免,其他城市可炸,但京都、奈良不可為,日本民族的文化之根就存留于這兩座古城之中。現在的日本民族猶如太平洋孤島中一棵風雨飄搖、電擊雷劈的大樹,即將面臨亙古未有的毀滅性災難,樹的枝芽可以毀而再長,根卻不能再生,京都、奈良古建筑與文化,是世界人類文化財產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必須在轟炸中特別注意,把根留住。
當此之時,此項工作皆在不為外人所知的情況下秘密進行,按照“不該說的不說,不該問的不問”這一鐵打的保密規矩,梁思成與助手羅哲文完成這項任務后,又埋頭于保護其他文化、文物事宜的策劃之中,對自己的建議究竟落實得如何,未再過問,也不便過問。而這時由于盟軍遇到日本本土日軍的頑強抵抗,不得不再度擴大空中力量轟炸的力度,日本四島,幾乎所有的大中城市均被美軍空投的炸彈炸得瘡痍滿目,著名的東京大轟炸也愈演愈烈,整座城市浸染在血與火交織的旋渦中。在接近戰爭尾聲的3天之內,美轟炸機向東京投放了2000噸炸彈,大火三日夜,死人2萬,焚屋27萬幢,90萬人無家可歸。就在東京遭受大轟炸的同時,名古屋、大阪也遭到猛烈轟炸,與東京規模一樣,也是2000噸炸彈,整個城市一片火海,其損失之大,死傷慘狀與東京不相伯仲。在飛機轟鳴,彈片呼嘯、烈火升騰的大失控、大混亂與陣陣慘叫哀鳴聲中,幾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認定,像東京、大阪這樣世界矚目的城市皆成廢墟,那么,古老的京都、奈良必然面臨毀滅之災。對此,精明的日本小鬼作了最壞的打算,除了模仿中國拆遷古物的方式,把兩座古城大量的珍貴文物遷移到遠處深山秘藏,對極具價值的歷史遺跡,特別是地面建筑,全部拆除搬遷,待戰后再按原型恢復。由于建筑古跡極多,工程浩大,加之人心惶惶,拆遷工程進展緩慢。
然而,讓各路小鬼感到不可思議的是,在盟軍鋪天蓋地的轟炸中,唯獨京都、奈良這兩座古城,奇跡般地始終未遭到真正意義上的空襲。待小鬼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把著名的京都御所整個木構長廊全部拆遷之后,戰爭即宣告結束,遍布于兩城內的宮殿、古寺、古塔等古建筑全部得以幸免。
多少年過去了,因為知情的梁思成很少提及這段往事,沒有人把京都、奈良的保全與一位中國建筑學史家聯系在一起。當年隨導師第一次進駐陪都重慶、卻沒機會飽覽山城景色的青年助手羅哲文,也漸漸淡忘了自已為此揮汗繪圖的情景。

延安訪問(16)

1986年,羅哲文應邀到日本參加在奈良舉辦的“城市建設中如何保護好文物古跡”國際學術研討會,其間和奈良考古研究所的學術部主任菅谷文則相遇。菅谷得知羅早年出于梁思成門下,1944年前后正跟梁在一起,便熱情地向他講述了二戰中的一些逸聞趣事。管谷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期,美軍在日本本土進行轟炸時,古建筑文物最多的京都、奈良幸免于難,此事可能和梁思成有極大的關系。據前年到日本訪問的北京大學考古系主任宿白教授透露,梁思成于1947年到北大講過課,在講到文物古跡是人類共同的文化遺產時,曾舉過抗戰時期為保護日本的古都,他曾向美軍建議不要轟炸京都、奈良,留住日本民族之根,也是世界人類文化之根的事例。菅谷此次想從羅哲文口中進一步了解事情的經過。
羅哲文聽罷,大為驚訝,立即回憶起當年在重慶的情景。羅說:“到了重慶,我們住在上清寺中央研究院的一座小樓里,專門給了我一個單獨的房間。先生每天拿了一捆曬藍圖紙來,讓我按他用鉛筆繪出的符號,用圓規和三角板以繪圖墨水正規描繪。我雖然沒有詳細研究內容,但大體知道是日本占領區的圖,標的是古城古鎮和古建筑文物的位置,還有一些不是中國的地圖,我沒有詳細去區分,但是日本有兩處我是知道的,就是京都和奈良。因為我一進營造學社的時候,劉敦楨先生寫的奈良法隆寺玉蟲櫥子的文章我就讀過了,而且日本也正在和我們打仗,為什么要畫在日本地圖上呢?我沒有多問,因為我覺得是不宜多知道的。”[53]
經過羅哲文與菅谷的共同分析推斷,認為梁思成出生在日本,又在那里生活了很長時間,對古城京都、奈良十分熟悉,對此地文物古跡懷有深厚的感情,加之他一貫主張:古建筑和文物是人類共有的財富,人類有共同保護的責任。當時所標、繪的圖,既關乎文物古跡,又涉京都、奈良,因此他提出保護的建議順理成章,于他的性情和理念也正相吻合。對此,羅哲文還引了古建筑學家鄭孝燮與自己說過的一個事例:1951年的某一天,在清華園的梁思成突然把年輕的鄭孝燮叫住,以哀婉的心情說道:“孝燮,告訴你一件不幸的消息,日本奈良法隆寺戰爭未毀,卻被火燒了,真是太可惜呵!”說罷,兩眼含滿了淚水。
孤證難立,有了羅哲文的回憶,綜合宿白與鄭孝燮所言,可知當年梁思成在北大講課時所言不虛。京都、奈良免于被炸毀的厄運,梁思成至少起了一定作用。真相終于在湮沒42年后大白于天下,日本朝野得知此情,均對梁思成的人品、學識抱以敬佩之情,日本媒體紛紛撰文報道,稱梁思成為“古都的恩人”。此時離梁思成去世已14年矣。
天降喜訊
就當時的國際形勢而言,屬于梁思成能做的,他已無可遺憾地盡到了責任,至于其他的一切,就不是一個學者所能管得了的了。[54]有道是,多行不義必自斃。天作孽,猶可原,自作孽,不可活。強大的盟軍給日本小鬼奄奄一息的軀體致命一擊的最后時刻到來了。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聯合發表了促令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直至日本制造戰爭之力量業已毀滅,有確實可信之證據時,日本領土經盟國之指定,必須占領。”又說:“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裝部隊無條件投降,并對此種行動誠意實行予以適當之各項保證。除此一途,日本將迅速完全毀滅。”[55]

延安訪問(17)

公告發布后,日本政府在軍部強硬分子的操縱下,宣布“絕對置之不理”、“把戰爭進行到底”。[56]素以鷹派著稱的新任美國總統杜魯門雷霆震怒,決心給日本以毀滅性打擊(南按:羅斯福于1945年4月12日在喬治亞州的溫泉因突發腦溢血去世,時任副總統的杜魯門繼任總統)。
8月6日,被激怒的美國在日本廣島投下第一顆原子彈。
8月8日,蘇聯根據雅爾塔密約決定對日宣戰。次日,蘇聯紅軍迅速進入中國東北地區,繼之向朝鮮北部和庫頁島進軍,一舉殲滅近百萬日本關東軍。蔣介石聞訊,以中國領袖的名義致電斯大林,謂:“貴國對日宣戰,使全體中國人民奮起。”又說:“本人相信由于貴國壓倒性的力量加入,日本的抵抗必會迅速崩潰。”[57]
8月9日,怒氣未消的美國在日本長崎投下第二顆原子彈,整座城市化為一片廢墟。當晚,已被打急了眼的日本天皇在御前會議上不顧軍部強硬分子的阻撓與蠱惑,最后裁決:以不變更天皇地位為條件,接受中、美、英三國提出的一切投降條件。
8月10日下午7時左右,日本政府決定接受中、美、英《波茨坦公告》,并通過瑞典駐美公使向中、美、英三國發出乞降照會。消息迅速傳遍世界,重慶《中央日報》稍后接到了中央社記者由美國發來的電訊:
日本政府準備接受中美英三國政府領袖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在波茨坦所發表此后經蘇聯贊同之聯合宣言所列舉之條款,而附以一項諒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有損天皇陛下為至高統治者之皇權,日本政府竭誠希望此一諒解能獲保證,且切望關于此事之明白表示,迅速獲致。[58]
這一突如其來的消息,國民政府高層一無所知,包括最高元首蔣介石同樣蒙在鼓里。據蔣介石侍從室專門負責情報事務的第六組組長唐縱日記載:“下午七時許,對面美軍總部在馬路上歡呼,移時馥華(南按:唐縱長女)歸來報告,謂日本無條件投降。不久,鞭炮之聲相繼而起,美人在馬路上跑躍,中國小兒圍繞而呼,廣播電臺播出嘹亮之音樂……我赴陳公館,陳家小孩在陳主任窗外燃放爆竹歡呼,陳主任大怒,責彼等孩子們不該如此,尚在研究如何證實消息。”[59]
正當蔣介石的“文膽”陳布雷在自家院子里擺出一副老夫子的嚴肅面孔,滿含怒氣呵斥燃放爆竹的孩子們的時候,美軍總部年輕的大兵們已開著吉普車,手舉香檳酒邊喝邊高呼口號滿大街亂竄了。而敏感的《中央日報》已經印出“號外”,開始在大街小巷四處叫賣、張貼,整個重慶已形成歡樂的海洋。此時正是太陽即將落山的黃昏時候,也正是人群最容易集中之時,《中央日報》火速派出數名記者遍布山城進行采訪并留下了一份珍貴的歷史記錄:
七點鐘左右,日本投降的消息被美國新聞處證實,美軍總部的大孩子們首先跳了起來,開起吉普車沿街直闖!漫街遍巷的人,擁塞著、歡呼著……人全瘋了,快樂啊!
從中一路到新街口,張貼著本報號外的墻前,萬頭攢動,連不識字的赤腿漢也擠在里面,雨樣的汗水把每個人的衣衫都和周圍人的衣衫黏在一起,大家都咧開嘴笑!
頭上是一片歡樂的人海,每個人對每個人,每群人對每群人,都打著招呼“啊!啊!”互相道賀,大家的感情在泛濫!升華!熟朋友見面了破例的張臂擁抱,起碼也親密地互相拍拍肩:“要回家了!”[60]

延安訪問(18)

報道說:在出行的人群中,有一部分冒著熱浪圍成一團在聚精會神地收聽廣播,并堅定地相信會從廣播里聽到更加真實詳細的消息。果然,正在播講英語節目的電臺突然中斷,繼而播音員開始用中文誦讀合眾社和中央社分別發來的電訊,隨后,播音員說道:“中國苦戰八年,終于贏得勝利,贏得和平……現在重慶大街小巷百萬市民已在狂歡中,現在清聽《凱旋還故鄉》。”爆發在聽眾頭上的,已是一片吼叫的歡聲。是后,女高音與男中音的嘹亮雄渾的大合唱在歡呼里響了起來……
在這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非凡的傍晚,重慶中央廣播電臺播音員熱血澎湃、感情激蕩,已沒有了平日圓熟的素養與技巧,任由情感隨著話筒噴涌,廣播結束時,播音員哽咽著說:“諸君,請聽陪都歡愉之聲!”
是時,收音機中傳出了響亮的爆竹聲、鑼鼓聲以及外國盟友“頂好”、“頂好”的歡呼聲。緊接著,“日本小鬼投降了!”“抗戰勝利了!”“中華民國萬歲!”的歡呼聲如春雷般炸響開來,整個重慶形成了一片歡騰的人海。
是時,傅斯年正在重慶家中,當勝利消息猝然降臨時,先是目瞪口呆,接著方寸大亂,欣喜若狂。平時滴酒不沾的他從一個墻角抓起一瓶不知什么時候存放的瀘州大曲,搖晃著高大肥胖的身軀沖出門外,加入了奔跑歡跳揚臂高呼的人流之中。許多年后,同在重慶的羅家倫還記得這幕經典場景。羅在回憶文章中第一句話就是——“孟真瘋了”。接下來說道:“他從聚興村的住所里,拿了一瓶酒,到街上大喝。拿了一根手杖,挑了一頂帽子,到街上亂舞。結果帽子飛掉了,棍子脫手了,他和民眾和盟軍還大鬧了好一會。等到叫不動了,才回到原處睡覺。第二天下午我去看他,他還爬不起來,連說‘國家出頭了,我的帽子掉了,棍子也沒有了,買又買不起。哎!’”[61]
傅斯年醒來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立即展紙揮毫給遠在李莊的妻子俞大綵和兒子仁軌寫信,讓他們與自己一起分享勝利的歡樂。信中說:“接到參政會通知,大家到秘書處慶祝。我九時半到,則已三十多人,愈到愈多,皆哈哈大笑,我現在方知舊戲中二人見面哈哈大笑之有由也。抱者、跳者、kiss者,想要安靜一下,談談如何游行,幾乎辦不到。……出門時,我遇見熟人打招呼,皆抱之以拳,段書詒后來說,他簡直吃不消。出門遇吳鼎昌,他說,你不要太興奮(彼與我皆患高血壓也),我即將其一搖再搖。”又說:“本來預備到美軍司令部及英美蘇三大使館的,在國府,蔣先生說尚未完成投降,尚有條件磋商,所以就回去。在參政會又很熱鬧,下午三時方歸,頓覺大病,一直睡下去,第二天方好。”[62]
同傅斯年一樣,曾為盟軍轟炸日本而躲在一間屋子里于地圖上標記文物古跡工作數日的梁思成仍在重慶,他的好友費慰梅為此留下了永生難忘的精彩鏡頭:
思成和兩位年輕的中國作家還有我,一起在美國大使館餐廳共進晚餐。酒足飯飽,我們把藤椅拉到大使館門廊前的小山頂上,坐在臺地納涼。那天晚上熱得直冒汗,看長江對岸山上的燈亮起,像銀河掉下來一片燈籠,圓光點點,童話般放著光。思成談著很久很久以前泰戈爾訪問北京的事。忽然間,他不說話了。他和其它在座的人就像獵狗一樣,一下子變得緊張而警覺。他們聽到了什么聲音,我也不得不靜下來,用耳諦聽。遠遠地,傳來警報聲。難道又有空襲?這是荒謬的,然而以他們每個人多年的親身經歷,對各種可能性都十分警覺。如果不是空襲,難道是在通知勝利?

延安訪問(19)

在我們腳底下,勝利的消息似野火般蔓延了全城。在這高高的山坡上,我們差不多可以觀察到整個過程。一開始是壓抑的嘁嘁喳喳,或許是一些人在大街上跑,然后就是個別的喊叫聲,鞭炮聲噼噼啪啪響,大街早已熱鬧成了一片。最后四處都是一群群喊叫著、歡呼著、鼓掌的人們,好像全城在一陣大吼大叫中醒過來。[63]
是啊,這口氣整整憋了八年,八年的苦難、辛酸、屈辱、悲憤、忍耐,直至抗爭與浴血奮戰,作最后生死一搏。一旦勝利到來,被壓抑了八年之久的神經需要痛快地宣泄,人們的情緒如同被地殼壓得太久而終于像井噴與火山一樣轟然爆發,拘謹的變得放縱,沉郁的變得豪邁。辛酸而艱苦的日子總算沒有白過,慶祝活動通宵達旦。
遙想當年,在那個寒風凜冽的嚴冬,中國軍隊在一片混亂中棄守首都南京,日本軍隊用超乎想象的野蠻,慘絕人寰地屠殺放下武器的戰俘和中國平民,瘋狂強奸無辜的婦女。而與獸性大作的日軍遙呼相應的日本市民,紛紛擁向東京街頭,提燈游行,慶祝狂歡。想不到時隔7年之后這個夏天的夜晚,提燈游行,慶祝狂歡的人群已換了人間。
“誰會笑,誰最后笑。”——這是南京淪陷,日本東京狂歡之時,一位名叫魯道源的滇軍師長,在奉命率部馳援東南戰區的軍事集結中,說出的一句暗含機鋒的話語。
這是一個隱喻,也是一種宿命。它預示了中國人民在經歷九九八十一難之后,最終將修成正果,迎來勝利的歡笑;它暗合了中華民族必將在這場震天撼地的慘烈戰爭中,鳳凰涅槃、浴火重生的玄機奧秘。——這一切,都隨著重慶街頭那炸響的爆竹和狂歡的人潮得到了驗證。自“七七事變”起,中國軍民抗戰進行了八年又三十三天;自“九一八”以來,則為十四年不足三十八天。苦難與抗爭,救亡與圖存,死者無聲的托付,生者悲愴激憤的吁求,都遙遙羈系在這片風雨迷蒙中升浮而起的圣地之上。
——重慶不眠,中國不眠,整個中華民族將伴隨著這個不眠之夜開始新的歷史紀元。
日月重光
就在傅斯年滿面疲憊地給家人寫信之時,與其齊名的“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兼傅的好友羅家倫,正滿含熱淚貓在一間小屋里抒發自己澎湃的心情。片刻工夫,一首白話詩出籠并由《中央日報》主筆程滄波拿到報館以最快的速度刊發。詩曰:
凱?歌
勝仗!勝仗!
日本跪下來投降!
祝捷的炮像雷聲響;
滿街爆竹,
煙火飛揚,
漫山遍野是人浪!
笑口高漲,
熱淚如狂!
向東望!
我們百萬雄獅,
配合英勇的盟軍,
浩浩蕩蕩,
掃殘敵,如猛虎臨羊。
踏破那小小扶桑!
河山再造,
日月重光。
勝利的大旗,
擁護著蔣委員長!
我們一同去祭告國父,
在紫金山旁!
八年血戰,
千萬忠魂;
才打出這建國的康莊。
這真不負我們全民抗戰,
不負我們血染沙場!
羅家倫沒有像陳布雷一樣對放爆竹的人群加以訓斥,倒是有幾分贊賞,只是詩寫得很幼稚,很有些“假大空”的感覺,且有些句子似乎還不通。而羅氏似乎很看不起的這個“小小扶桑”,竟自甲午戰爭以來給中國軍民留下了刻骨的創痛,而中國則只有招架之功,幾無還手之力。但通篇讀過,作者的真誠的喜悅、自豪之情躍然紙上,足以代表了千百萬中國軍民的心聲。只是這時的蔣委員長沒有急著到紫金山旁祭告國父,他有比祭告更急迫的事情要做。倒是沉浸在興奮與激動中的梁思成歸心似箭,想以最快的時間趕回李莊,與病中的妻子、家人及李莊的同事們分享勝利的歡喜,體會一下“建國的康莊”。

延安訪問(20)

第二天一早,在費正清幫助下,梁思成攜助手羅哲文與費慰梅共同搭乘一架美軍C—47運輸機,經過45分鐘的飛行抵達宜賓機場。此時的宜賓機場草深沒膝,但飛行員還是借著勝利的歡喜勁兒強行駕機平安著陸。梁、費等三人轉乘一艘小汽船,沿著白燦燦的水面順江而下,很快抵達李莊碼頭。待他們登上岸時,迎面撲來的是滿街的標語和被熱浪裹挾著的喜慶氣氛——看來閉塞的李莊也早已得知了勝利的消息。
李莊方面能夠及時得知消息,所有的人認為應當感謝在同濟大學任教的德國人史圖博教授。正是這位略通中國話的醫學專家,于8月10晚上那個關鍵的歷史性時刻,從自己那部破舊收音機里聽到了重慶中央廣播電臺關于日本投降的廣播。據說,史圖博聽到后,像全身觸電般抖了一下,怔愣片刻,立即抓起收音機跑出去,首次不顧禮貌地撞開了一位中國教授的家門。——于是,消息像狂漲的山洪風暴,“嘩”一聲沖出,在李莊全鎮彌漫、蕩漾開來。黃昏籠罩下的李莊古鎮,一扇門又一扇門被撞開了,一雙又一雙眼睛睜大了,匯集的人群在大街小巷狂呼躥跳開來。
“日本投降了!”“勝利了,中國勝利了!”
喊聲如天空中一聲聲驚雷,炸開了沉悶的天空與郁悶的心靈。李莊古鎮一座座古廟、一戶戶農舍、一道道院落,男女老少,呼呼隆隆地沖出,或搖著毛巾,或挑著床單,或拿著臉盆、水桶,或抱著菜板,拖著燒火棍,敲打著,叫喊著,歡呼著,狂跳著,亂舞著,在泥濘的大街小巷和田間小路上奔流涌動。學生、教授、農民、工人、小商小販、北岳廟的和尚、南華宮的道士,手搖燈籠火把,擠在一起,抱成一團,哭哭笑笑,打打鬧鬧。教授與小販擁抱,和尚與尼姑親嘴,老漢與少女牽手相攜,鎮內鎮外,人聲鼎沸,口號震天,燈光搖擺,人影幢幢,狗聲吠吠,李莊所有的生物都調動起了敏感的神經,為等待了八年之久的勝利時刻齊歡共鳴。
住在李莊鎮內的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李濟、曾昭燏、郭寶鈞、王天木、趙青芳、李霖燦等研究人員得到消息,連夜參加了游行活動。第二天一早,李濟召集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人員開會慶賀,在講話中,他作為在這一大背景下罕見的清醒者,極富理智與科學遠見地指出:“日本投降是由于兩顆原子彈投擲在廣島及長崎的結果,但是更重要的是從此昭告了原子能新時代之來臨,勝利自是我們所樂于聽聞的,但是新時代之來臨,我們每一個人都當有新的認識,也有了更重要的新責任。”[65]
住在李莊鎮郊區4公里外山頂上板栗坳與門官田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與社會學所的學者們,夜里忽聽山下傳來人喊犬吠的吵嚷呼叫之聲,以為又是土匪進村劫財劫色,當地軍警與治安隊群起緝拿,因而并未特別在意,各自關門或繼續在燈下讀書爬格子,或熄燈就寢。等第二天拂曉尚未起床,同濟大學的青年教師和學生組成的游行隊伍已到達舍外。被驚醒的學者連同家屬認為土匪進得山來包圍了宅院,急忙提了菜刀與燒火棍,還有早些時候傅斯年專門讓李方桂為史語所同仁購買的小銅鑼(南按:傅斯年叮囑史語所同仁,一旦發現土匪來臨就急敲銅鑼求援),膽戰心驚地走出室外,悄悄趴在門縫觀察動靜。

延安訪問(21)

只見滿山遍野飄蕩著用床單、枕套、破舊衣服,甚至廢舊報紙做成的花花綠綠的旗幟,旗幟下是一群群情緒激昂的男女學生。當從對方的呼喊聲中得知日本鬼子投降的消息后,學者們與被驚動的當地百姓,立即扔掉手中的菜刀與燒火棍,只拎著一只小銅鑼,打開大門,一個個“嗷嗷”亂叫著沖入人群,在山野田疇狂奔亂舞,叮叮當當地敲打起來。史語所職工自辦消費合作社的經理、時常拖著標準北京腔說相聲的魏善臣,也就是幾年前為合作社辦貨,在山下遭土匪搶劫并挨了一頓胖揍的“魏老板”,聽到門外動靜,認為土匪一到,大難臨頭,急抓起一把自己前些時候托李莊鎮鐵匠打造的類似于豬八戒使用的五齒釘耙,準備與土匪拼個你死我活。待弄明真相,“嗖”地扔掉釘耙,搖晃著肥胖的身軀拱出門外,嘴里吐著哼哼唧唧的聲音,一蹦三跳地躥到坐落在牌坊頭的合作社,從一個箱子里掏出兩瓶酒,拉著正站在牌坊頭觀望的董作賓、石璋如等幾位資深研究員,高喊著“勝利了,我請客!”的話語,連拖帶拉地來到板栗坳最高處一個山坡,面對滾滾東逝的長江之水,相互向對方嘴中灌酒。當兩瓶酒見底之后,一個個淚流滿面,醉臥于山野荒草之中。——這是繼長沙清溪閣醉別之后,八年來又一次輪回。只是今非昔比,醉酒的心境已是天壤之別了。
當梁思成等三人來到李莊上壩月亮田營造學社,林徽因仍躺在床上,蒼白、瘦削的身子,宛如她那首《靜坐》詩中的描述:“一條枯枝影,青煙色的瘦細”。費慰梅看罷不禁欷歔。在李莊鎮內參加學生游行的女兒梁再冰中途跑回家中,氣喘吁吁告訴了母親外面世界的精彩盛況,林徽因“聞之狂喜”,頓時變得神采飛揚,大有“積疴頓失”之感。又見夫君與好友費慰梅風塵仆仆地從遠方趕來,林徽因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興奮之情,她提出要在這歷史轉折的偉大時刻,親自趕到李莊鎮加入游行隊伍,傾吐憋在心中八年的塊壘,為抗戰勝利發出自己的歡呼之聲。
一架自制的滑桿很快捆扎而成,林徽因坐在滑桿上,羅哲文等幾個年輕人抬起,梁思成與費慰梅跟隨兩邊,如同北方黃土塬上大姑娘出嫁一樣,一行人說著笑著,呼呼啦啦、晃晃悠悠,頗有些滑稽意味地向李莊鎮中心進發。這是林徽因自從舊病復發之后,近5年來第一次來到這個古老小鎮的街巷,想不到竟是以這樣的心境和方式出現。
滿街的標語,滿街的人流,滿街的歡聲笑語。沒有人認得這位名冠京華的一代才女,更沒有人知道林徽因那非凡的人脈背景——此時這些身外之物全不重要,也不需要。所有與之相遇的大學師生或當地百姓,無不對其報以真摯的致意與微笑。林徽因望著一群又一群滿臉塵土與汗水,似曾相識的青年學生,驀地想起八年前盧溝橋槍聲響起之時北平街頭的情景。在那個酷熱的夏季里,那些滿臉汗水交織,一家一家收集麻袋幫助二十九軍官兵修筑工事的學生,不知現在流落何方。假如他們還活著,或許就在眼前這樣的游行隊伍之中,或者早已流浪外域,或死掉了。這樣想著,熱淚順著瘦削、蒼白的臉頰緩緩流淌下來……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的正式投降照會由瑞士駐華大使館轉致國民政府,內稱:

延安訪問(22)

一、關于日本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各項規定事,天皇陛下業已頒布敕令。
二、天皇陛下準備授權并保證日本政府及日本大本營,簽訂實行波茨坦宣言各項規定之必需條件。天皇陛下并準備對日本所有陸海空軍當局及在各地受其管轄之所有部隊,停止積極行動、交出軍械、并頒發盟軍統帥部所需執行上述條件之各項命令。[66]
重慶《中央日報》于當日7時收到外交部電文,半小時后,關于這一消息的“號外”印出并分發全市,民眾奔走相告,整個重慶為之轟動。慶祝的鞭炮再度燃起,火光煙霧伴隨著聲聲呼喊,震動著每一個人的心房,許多民眾在激情宣泄中相擁而泣。
同日上午,蔣介石以中華民國政府主席的名義,在重慶中央廣播電臺分別用中波和短波發表了抗戰勝利對全國軍民及全世界人士的廣播文告。講稿為蔣介石親自擬就,指出:“我們的‘正義必然勝過強權’的真理,終于得到了它最后的證明,這亦就是表示了我們國民革命歷史使命的成功。我們中國在黑暗和絕望的時期中,八年奮斗的信念,今天獲得了實現。”同時指出:“我中國同胞們須知‘不念舊惡’及‘與人為善’為我民族傳統至高至貴的德性。我們一貫聲言,只認日本黷武的軍閥為敵,不以日本的人民為敵,今天敵軍已被我們盟邦共同打倒了。我們當然要嚴密責成他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并不要企圖報復,更不可對敵國無辜人民加以污辱,我們只有對他們為他的納粹軍閥所愚弄所驅迫而表示憐憫,使他們能自拔于錯誤與罪惡。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復敵人從前的暴行,以奴辱來答復他們從前錯誤的優越感,則冤冤相報,永無終止,決不是我們仁義之師的目的……”[67]
廣播時間近11分鐘,美國《時代》周刊駐華記者白修德(Theodore)如此描述了蔣氏的廣播情形:
1945年8月,蔣安靜地坐在重慶一間悶氣的廣播室里準備告訴中國人民戰事業已終結。他和平日一樣凝固地沉著。他的頭頂剃得凈光,不著絲毫白發的痕跡。他的咔嘰軍裝上衣毫無瑕疵,不掛勛章,衣領緊扣在喉頭,上有斜皮帶勾扣著,一管自來水筆掛在口袋之上。廣播室蕩熱,內中的二十個人汗流浹背,只有委員長看來涼快。他調整著角質框的眼鏡,看了看面前桌子上紫紅色的花一眼,慢慢地對著擴音器用高調而清爽的聲音告訴人民仗已打勝。他說著的時候,室外的喇叭傳播著這消息。街上人眾認識了他明顯的汽車,麇集在石砌的建筑之門外,他可以聽到輕微的歡呼之聲。
他的演講歷時十分鐘。突然地他的頭顱低垂,失眠的眼眶陷凹處見形,在這一剎那的松弛,他的平穩之外貌露相,緊張與疲勞在這勝利的關頭顯現在他人身上……[68]
日本時間8月15日,中午12時,重慶上午11時,日本裕仁天皇對全世界廣播了“停戰詔書”,正式宣布330萬垂死掙扎的日軍放下武器無條件投降。9月2日,在泊于東京灣的美國“密蘇里號”戰艦上,正式舉行了日本投降簽字儀式。美聯社在這一天向全球播發的電文稱:“第二次世界大戰,歷史上最慘烈的死亡與毀滅的匯集,今天隨著日本的正式無條件投降而告終。”[69]
注釋
[1、2、3]《蔣介石年譜》,李勇、張仲田編,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出版。

延安訪問(23)

[4]《毛澤東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5、6]《史記·蘇秦列傳》(標點本),司馬遷著,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
[7]《無究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許紀霖著,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8]《王世杰日記》,1945年1月19日,臺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3月影印本。
[9]《美國外交文件》,1945年第7卷,第195頁,轉引自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11—1950)》第355頁,重慶出版社1993年10月出版。
[10、21、50]《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公安部檔案館編著,群眾出版社1991年出版。
[11、13]《解放日報》,1945年6月30日。
[12]引自《毛澤東年譜》,逄先知主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02年出版。
[14]金城《六參政員延安去來》,《國民參政會紀實續編》,第522頁,重慶出版社1987年6月出版。
[15]《蔣介石日記》,載《總統蔣公大事長編》,秦孝儀主編,臺北,中山圖書公司1968年出版。
[16、17、20]《黃炎培日記摘錄》,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中華書局1979年1月出版。
[18、23、42、43、44]黃炎培《延安歸來》,載《八十年來——黃炎培自述》,黃炎培著,文匯出版社2000年出版。
[19]《黃炎培日記》,轉載《無究的困惑——黃炎培、張君勱與現代中國》,許紀霖著,上海三聯書店1998年出版。
[22]郭明生《傅斯年和毛澤東、周恩來的一段交往》,載《文史春秋》2004年6期。
[24]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臺北《中央日報》1950年12月31日。
[25]《李敖快意恩仇錄·星火記》,李敖著,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26]《致胡適》,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卷,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7]《毛澤東自傳》,斯諾錄,汪衡譯,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1年出版。
[28、30]《西行漫記》,[美]埃加德·斯諾著,北京三聯書店1979年出版。
[29]傅樂成《傅孟真先生與五四運動》,轉引《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另,1954年在大陸興起的批判胡適與傅斯年等人的運動中,有人以為此舉主要與毛澤東的個人心態有關。毛在北大圖書館做助理員,這是他早期成長過程中一個極其重要的環節,因為這一經歷,毛澤東與陳獨秀、李大釗熟識,并在他們的影響下成為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在這一過程中,毛澤東結織了胡適、傅斯年并有過接觸,后來胡適赴美國,曾不止一次地說過“我的學生毛澤東”“共產黨里白話文寫得最好的還是我的學生毛澤東”等話(《胡適口述自傳》,第208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其原因是毛沒有完全遵從他“老師”指導的緣故。但不能諱言的是,毛那時在北大的地位低微,待遇頗低,加上一些北大師生與他接觸時態度偏傲,這無疑使自尊心極強的毛產生一種挫折感,這種情緒在他與斯諾的談話中已有些流露,因而毛后來對高級知識分子的心態與這一歷史陰影有著不可割裂的關系。中共建國后,北大校慶活動邀請毛澤東,不管是逢五的“小慶”,還是逢十的“大慶”,他老人家都未曾再踏入北大校園一步。“文革”中,據說毛澤東對北大的狀況極為不滿,曾有“廟小妖風大,池淺王八多”之語相贈,算是對他當年工作過的北大作了定論。

延安訪問(24)

[31、47]《傅斯年全集》,第五冊,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年出版。
[32]何茲全《憶傅孟真師》,載臺北《傳記文學》,第60卷第2期。
[33]《容庚與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一封公開信》,北平《正報》,1945年11月7日。此話是容庚攻擊傅斯年時所引用。抗戰勝利后,傅斯年作為北大代理校長奉命接收北大校產,并發表談話,表示南遷學校復員后堅決不用偽北大教員。時正任教于偽北大的容庚屬于被驅逐之列,對傅的講話和做法表示不能理解,于是有了這封辯駁性質的公開信。其中寫道:“公之被命代理校長,全校方翹首跂足,望公之來如望歲焉,于今兩月矣。誠不測公所以姍姍來遲之故。意者以漢奸走狗,不堪下刀欲其澌滅于無形乎。公嘗自負為‘喑嗚叱咤,千人皆廢’之西楚霸王。庚辱知交十余年,未嘗不不冀公能變化氣質,為‘豁達大度,善于將將’之漢高祖。故敢為公借前箸籌之。”(下章有詳述)
[34]對于這句話,有研究者認為傅斯年“將毛澤東比作雄才大略的項羽、劉邦,并將不堪大任的國軍比作功敗垂成的陳勝、吳廣。”(《龍山春秋》,石舒波著,大象出版社2008年出版。)此說恐怕有誤。當時的“國軍”正配合盟軍進入對日本軍隊的全面反攻階段,達到了自抗戰以來如日中天,最為輝煌的鼎盛時期,何以用來與那兩個自喻為鴻鵠實為燕雀而究不能成大器的草莽英雄陳勝、吳廣類比之。傅其言,實乃以項劉比作國共兩黨,具體言之,乃以項劉比作蔣介石與毛澤東。陳勝、吳廣是對自己以及“五四”時代的學生領袖羅家倫等輩無可奈何的自嘲與自謔,甚或還有那位早已逃離延安(1938年)投奔蔣介石,并言“在外糊涂多年”,決心“棄暗投明”,聲明脫離共產黨,跟隨國民黨效犬馬之勞的張國燾之流之諷刺。從傅的話中還可看出,此時的他依然沒有把所謂的第三黨——民主同盟放在眼里,更沒有產生黃炎培、章伯鈞、羅隆基輩認為的“蒼茫大地”,須由民盟來力主沉浮的幻覺。因而,這也注定了傅在延安的觀察與感受,與黃、章等人的大不同。
[35]《陳寅恪集·書信集》,陳美延編,北京三聯書店2001年6月出版。
[36]《學術大師治學錄》,中國社科院科研局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9年出版。另,關于尹達撰寫《報告》一事,中科院編的《治學錄》作了如下敘述:1936年春,尹達(1906—1983)從殷墟被抽調到山東日照兩城鎮參加龍山文化遺址考古,由梁思永帶隊。這次發掘是為進一步探討新石器時代龍山文化的面貌,共發掘50多個龍山文化時期的墓葬。發現最多的是陶器,墓中的頭骨已經腐朽,經多方努力,收取了30多個。發掘所得于秋天運到南京。撰寫發掘報告的重担落在尹達肩上。他一面參加清理標本的工作,一面著手整理記錄,編寫考古報告。報告的主體部分寫好后,還沒有來得及寫結論,日本帝國主義的鐵蹄已經長驅直入,南京告急。1937年秋,尹達隨史語所匆忙遷往長沙,敵機很快就對長沙開始轟炸。國難當頭,尹達決心忍痛放棄即將完成的研究項目,毅然離開個人收入優厚、工作條件令人羨慕的學術機構(南按:假如此說讓當年流亡西南邊陲的傅斯年、陳寅恪們讀到,不知將情何以堪),投身到民族革命戰爭的偉大洪流。他和幾位同事相約結伴,投奔延安參加抗日。1937年的年終這一天,尹達到達延安。

延安訪問(25)

關于《山東日照兩城鎮史前遺址發掘報告》稿,考古學家梁思永在其1939年以“龍山文化”為主題所發表的論文中說:“這個報告將成為對于山東沿海的龍山文化的標準著作,是研究龍山陶器不可缺少的參考書。”另據近年從臺灣傳來消息說,“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將用尹達的原名劉耀,出版這部塵封了半個多世紀的考古報告的未完稿。這份由史語所帶到臺灣去的考古報告稿,在經過60多年的世事滄桑之后,終于獲得了問世的機會,但報告的執筆人卻已命赴黃泉,無法看到自己的心血結晶了。
[37]據臺北“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檔案。
[38]朱瑞熙、徐曰彪《范文瀾》,載《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名家》,劉啟林主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89年出版。
[39]《趙儷生文集·籬槿堂自敘》,第五卷,趙儷生著,蘭州大學出版社2002年出版。
[40]《中國通史》,范文瀾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41]新中國成立后,黃炎培以74歲高齡當上了政務院副總理兼輕工業部部長,這是中共投桃報李的酬謝。而黃也知恩圖報,據傳他是民主黨派中第一個喊出“毛主席萬歲”口號的人,而彭真是中共派系中第一個發明“毛主席萬歲”的人,但這個最早的發明權到底歸黃還是歸彭,在黨史研究界一直爭論不休。
[45]《近三十年見聞雜記》,左舜生著,香港自由出版社1952年出版。
[46]羅家倫《元氣淋漓的傅孟真》,載《傅故校長哀挽錄》,臺灣大學1951年6月15日印行。
[48]《“九一八”一年了!》,載《獨立評論》,第十八號,1932年9月18日。
[49]李濟《創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載《傳紀文學》,第二十八卷一期,1976年1月。
[51]羅哲文《李莊憶舊》,載《四川省歷史文化名鎮——李莊》,李莊鎮政府1993年出版。(內部發行)
[52、63]《中國建筑之魂》,費慰梅著,成寒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53]劉東平《古建筑的保護神:梁思成》,載《人物》,2001年第1期。
[54]除了羅、鄭等人提供的證據外,在李莊還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據羅南陔之子、原南溪縣政協委員羅萼芬說:“美國投放到日本的兩顆原子彈,為什么沒投到京都、奈良?這個故事就發生在羊街8號我家。當時羅斯福要向日本扔原子彈,但不知道扔到哪里合適,就問蔣委員長,介公也不知扔到哪里是好。于是有人建議把梁思成接到重慶,征求一下他的意見,看這原子彈咋扔合適,讓他畫個圈圈。梁思成臨走時,專門來到我家,找到我的父親羅南陔,要他好好照顧梁思永,還說美國要炸日本本土,但不知炸哪里好,圈圈畫在何處也心中沒數。當時梁氏兄弟與我父親就商量,最后說哪里都可以炸,但就是不能炸京都、奈良,因為哪里有很多古建筑,一炸就太可惜了。梁思成很同意這個看法,說了些話就走了。日本決定投降后,梁思成從重慶回李莊,又來到我家看梁思永。我父親與他兄弟倆聊天,梁思成說,美國這次轟炸,日本的城市毀壞的很厲害,但最后還是按照我們商量的建議,沒有炸京都、奈良。后來羅斯福說光用常規炸彈還不行,需要扔幾顆原子彈,要不日本人不得干,來問我。我還是那個建議,扔哪里都可以,但就是別扔到京都、奈良。后來美軍就參考了我畫的圈圈,就把原子彈扔到了廣島和長崎。”羅萼芬說:“梁思成說這話的時候,我正好在旁邊給他們倒茶,就聽到了。所以說美國炸日本和扔原子彈,故事就發生我家。這個事從我家傳出去以后,李莊的百姓就說:‘不是美國原子彈,日本投降不得干;美國丟下原子彈,打得日本直叫喚。’后來羅哲文來李莊,問我這個事,我告訴他,他才把事實真相寫出來。”
羅萼芬老先生的這段話,自然是孤證難立,目前仍沒有找到其他材料可以佐證,羅哲文確實回李莊訪問過,但對此說表示懷疑。既然羅老先生說得言之鑿鑿,就只能作為一說記錄于此,估妄言之,估妄聽之吧(2003年9月26日,岳南在李莊羅萼芬家中采訪記錄)。
[55]《日本問題文件類編》,世界知識出版社1955年出版。
[56]《第二次世界大戰簡史》,孟慶瑞著,中國地質大學出版社1997年出版。
[58、60]重慶《中央日報》,1945年8月11日。
[62]《致俞大綵》,載《傅斯年全集》,第七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0年出版。
[64]《中央日報》“副刊”,1945年8月14日。
[65]李霖燦《大匠誨人有典型——記濟老二三事》,載臺北《中央日報》,1985年12月30日。作者李霖燦原在中央博物院籌備處工作,著名納西文字研究專家、美術史家,1948年年底押運古物去臺灣,一度出任臺北故宮博物院副院長,1999年去世。
[66、67]《中央日報》,1945年8月16日。
[68]引自《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黃仁宇著,九州出版社2008年出版。
[69]王作化、王晉陽《第一個報道日本正式簽字投降的中國記者》,載《縱橫》,2005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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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8-21 0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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