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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 第一章山河崩裂 國寶爭奪戰
《南渡北歸》離別 第一章山河崩裂 國寶爭奪戰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國寶爭奪戰(1)


當參加中央研究院會議的群賢碩儒們,為連綿內戰及造成的苦難憂心愁悴,彷徨山澤,嗟號旻天而無一絲收效之際,炮火轟鳴、人頭亂滾的戰場又傳出一個又一個國民黨軍戰敗覆亡的兇訊:

1948年9月12日,中共將領林彪指揮的東北野戰軍在遼寧省西部和沈陽、長春地區,對國民黨軍衛立煌部發起攻勢,史稱遼沈戰役。此役東北野戰軍以傷亡萬人的代價,殲滅、俘獲國民黨軍兵力47萬余人,繳獲了大批美制武器裝備。經此一役,國民黨軍元氣大傷,徹底踏上了衰亡敗退之路。

9月16日,中共華東野戰軍以32萬兵力圍攻國民黨重點守備的戰略要地濟南城,歷時8天,城陷,國民黨軍萬人被殲,最高指揮官王耀武被俘。

11月6日,中共華東、中原野戰軍與地方武裝共60余萬人在以徐州為中心,東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至臨城,南達淮河的廣大區域內,向集結在這一地區的70萬國民黨軍發起強大攻勢,是為淮海戰役(南按:國民黨稱之為徐蚌戰役)。解放軍攻勢凌厲,兵鋒所至,所向披靡,國民政府首都南京岌岌可危。

11月13日,號稱一代“文膽”的蔣介石侍從室二處主任、總統府國策顧問、首席秘書陳布雷,看到國民黨政權日暮途窮,滅亡在即,自己回天乏術,更無力挽狂瀾于既倒,解黨國之危,痛苦悲憤中服巴比妥安眠藥自殺,以古老的“尸諫”形式表達了對蔣介石的忠誠以及對國民黨政府前途的絕望。在置于寓所書桌的遺書中,陳布雷字字血、聲聲淚地宣泄出久積于內心的苦痛與徹底絕望情形,書曰:

介公總裁鈞鑒:

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后,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尸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系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面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敢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于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夫人前并致敬意。

部屬布雷負罪謹上

此前,陳氏曾多次向蔣介石苦諫,謂“罷兵弭戰,同共產黨舉行談判,早日結束內戰,國民黨或許還能坐半個江山”。蔣答之曰:“目前戰局確實不利,但不必悲觀;即使談判也保不住半壁江山,只有背水一戰,成敗在天了。”

面對山河崩裂,天地改色以及搖搖欲墮的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困獸猶斗,在決心背水一戰的同時,沒有聽天由命,而是采納了歷史地理學家出身的著名策士張其昀(曉峰)的縱橫捭闔之術,決定著手經營臺灣,作為日后退身和反攻大陸的“轉丸”之地。

在國民黨軍隊大舉敗退臺灣之前,根據蔣介石密令,由中央銀行為首,把儲備黃金、白銀等財寶全部秘密運往臺灣。運送渠道有兩條主要路線,一是從上海的“央行”直接運至碼頭,以海關緝私艦悄悄運送到臺灣島;另一種是其他地區銀行的金條、銀錠、銀元等,以陸路方式分頭運送到廈門鼓浪嶼,再以軍艦從廈門運送至臺灣。據國民黨當局后來披露,1948年之后從大陸運到臺灣的黃金、銀錠、銀元共有3批,其中黃金277.5千萬余兩,銀(綻)元1500萬元,另有1530萬余美元存進美國銀行的國民政府賬號。美國前駐法國及蘇聯大使蒲立德(WilliamBullitt)后來曾在《展望》雜志發表文章,分析1949年和1950年臺灣的經濟與財政情況時指出:“臺灣面積僅約為波多黎各的4倍,它怎能維持60萬的武裝部隊呢?這完全靠蔣先生將大陸的黃金運臺,才安定臺灣官員的生活。沒有蔣先生由大陸運臺價值10億美元的黃金,臺灣的經濟將被通貨膨脹的洪流所淹沒。”蒲立德所言大體不差,這批黃金對穩定臺灣民心和國民黨軍心,以及后來的經濟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蔣經國亦曾對這批庫存黃金的搬運經過有過如下披露:“當上海快要撤退的時候,父親就派我們幾個人到上海去,勸中央銀行把庫存的黃金全部搬運到臺灣來。臨行的時候,父親又再三囑咐我們:‘千萬要守秘密’,因為早已預料,李宗仁一定要以庫存黃金作為‘和談’的條件之一。后來這一批黃金很順利地運到臺灣了。政府在搬遷來臺的初期,如果沒有這批黃金來彌補,財政和經濟情形早已不堪設想了。”又說:“庫存黃金到達臺灣之后,父親又記起還有一箱國家的珠寶,存放在中央信托局,命令我們再趕到上海去,勸信托局把這一箱珠寶也運到臺灣。”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國寶爭奪戰(2)


蔣氏回憶的最后這個細節特別令人難忘,在如此艱危的情形中,蔣介石居然連一箱珠寶也記得清楚并掛然于心,可見他對這批立足之本的重視程度和考慮的細致入微。除把約10億美元的黃金和銀元連同蔣經國后來披露的當時不為外人所知的珍寶秘密運臺外,根據國民政府訓令,科學教育界能搬遷的人、財、物盡量搬遷,先以臺灣大學為基地,而后慢慢站穩腳跟,以達“求生存、圖發展”的目的。因臺灣大學原校長莊長恭履任半年就攜眷悄然向當局呈請辭職開溜,國民政府決定由傅斯年接任臺大校長,著力經營關乎科學教育這一立國之本的重要基地。經蔣介石批準,朱家驊和傅斯年多次晤談,傅勉強表示從命,欲“跳這一個火坑”。

1948年11月10日晚,國民政府行政院長翁文灝以故宮博物院理事長身份,召集朱家驊、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李濟、徐森玉等故宮和中博兩院理事在官邸舉行談話會,決定先把當年運往倫敦展覽的精品文物500箱運往臺灣,同時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等機構的主要文物、圖書一并運往臺灣,并由朱家驊向蔣介石呈報,爭取海軍派軍艦押運。

11月26日,在南京國民黨中常會擴大會上,派骨干分子陳立夫等人猛烈攻擊教育部長朱家驊鎮壓學潮不力,當場要其下臺。朱氏心力交瘁、吐血病倒,但在胡適、傅斯年等人的強力支持下,仍咬牙苦撐,堅不去職。幾天后,朱家驊從病床上爬起來,奉命召開“中央研究院在京人員談話會”,由總干事薩本棟主持,分別召集在京的七個研究所負責人及相關人員參加。出席會議的有傅斯年、李濟、陶孟和、姜立夫、陳省身、張鈺哲、俞建章、羅宗洛、趙九章等,會議緊急商定了幾條應對措施:立即停止各所的基建、擴建工程,原備木料全部制成木箱以備搬遷之需;各所盡快征詢同人意見,做好遷臺準備。眷屬可自行疏散,或于十日內遷往上海,可能出國者盡量助其成;南京地區文物、圖書、儀器、文卷等先行集中上海,由安全小組封存,伺機再南運臺灣等。會議之后,各所組織人員攜公私物資陸續向上海撤退,“靜觀待變”。

于是,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中央圖書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外交部檔案室等五機關聯合組成統一機構,將所藏的珍貴文物、圖書和歷史檔案、外交檔卷等裝箱運往臺灣。本次遷運,由教育部次長、故宮博物院理事會秘書、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杭立武全權指揮。

待一切準備就緒,由蔣介石特批,海軍司令部派來“中鼎”號運輸艦與一個排的官兵協助裝運。此時整個國統區已是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慌亂無計,紛紛設法出逃。據當時參加裝運的南京故宮博物院人員那志良回憶說:“海軍部人員聽說有船開往臺灣,大家攜家帶眷帶了行李,趕來搭便船,船上擠滿了人。我們覺得對文物安全是有問題的,由杭立武先生找來海軍司令桂永清解決這事。他上了船,百般勸慰,說另有船疏散眷屬,他們才相繼下船。”

此船共裝運五家機構運來的古物、標本、儀器、歷史檔案、外交文書等772箱,由李濟担任押運官,全程負責運輸、裝卸事宜。這時的李濟已辭卻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主任之職,以故宮博物院理事與史語所考古組主任的身份担負這份重任。在搬遷之前,中共方面已得到消息,急派中共地下黨員、李濟的一個學生出面勸阻,但李并未聽從,并告訴對方:“保護這批古物是我的職責,自盧溝橋事變之后,我已護送這批珍寶跋涉了大半個中國,終得以保全。現在我同樣不能眼看著祖宗留下的國寶毀于戰火。國共之戰我管不了,但如果我能保全這批文物而撒手不管,是為不忠不孝,同樣對不起后世子孫。”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國寶爭奪戰(3)


眼看這位學生無力阻止,中共方面又轉而找到傾向共產黨的陶孟和對李濟委婉相勸,李仍不買賬,決定一意孤行,并對陶曰:“如果你陶孟老能保證這批古物不在戰爭中被毀,并有科學證據說服眾人,同時能担當起這個責任,那我就放棄。”陶孟和當然拿不出科學證據,更不敢担當這份與江山社稷緊密相連的“國之重器”存亡之重責,于是乃罷。對此,李濟以譏諷的口氣說道:“你陶孟老不是也帶人跑到上海的租界躲起來了嗎,對于我們做的事又橫加指責,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嗎?臺灣與南京同為中國的領土,并不是外國人的領地,在整個大陸都籠罩在炮火的非常時刻,中華民族的珍寶應該放到祖國領土最安全的地方去,這是人所共知的常理,陶孟老也不要揣著明白裝糊涂,為自己在政治上做投機取巧的打算才是。何況《左傳·宣公三年》周朝王孫滿對楚子有言:‘成王定鼎盛于郟,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命所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盛之輕重,未可問也!’中山先生諦造之偉大中華民國,還沒有到玉石俱焚的時候。”[7]陶孟和聽罷,感到自己也不過是這個戰亂年代的一葉漂萍而已,打算固然有,但人微言輕,哪里能阻止得了如此重大的事宜?遂不再強勸和阻攔。

1948年12月20日,滿載國之重寶的“中鼎”號軍艦拔錨起程,由上海進入激流洶涌的臺灣海峽,向陌生、神秘的基隆港駛去。在行程中,因“船是平底的,遇到風浪,船搖搖擺擺,顛簸不定,船上的箱子又沒捆好,船向左傾,箱子便滑到左邊來。向右傾斜,箱子又滑到右邊去了,隆隆之聲,不絕于耳。海軍司令又托船長帶了一條狗。它又在那里不住地狂吠,加以風聲、濤聲,這些押運人員直覺得是世界末日要到了”。軍艦在大海里顛簸了一個星期,直到27日才到達基隆港。后來,據隨李濟押運的那志良聽中央圖書館館長蔣復璁說:“在古物裝上船后,又傳來幾天前在海峽,海浪打沉一條船的消息,許多老友勸李濟不要跟船走,李回答說,物在人在,免得子孫唾罵千年。從南京到基隆,文物安全抵達,老先生也差點癱倒,其精神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由于前方戰事吃緊,海軍一時無船可派,第二批運輸珍物包租了一艘招商局的海滬輪,該船船艙較大,僅史語所的古物、資料就裝載了934箱。1949年1月6日海滬輪拔錨起航,僅三天即到達基隆。

第三批是海軍部派來的一艘“昆侖”號運輸艦,當古物裝載時,海軍部的人員眷屬拖兒帶女呼呼隆隆地擁向船艙搶占座位。杭立武仍用老辦法請出海軍司令桂永清前來勸阻。此時國民黨軍戰事更為不利,人心越發焦灼慌亂。那志良說:當桂永清命令眾人下船時,“大家都哭了,希望老長官原諒他們,幫他們的忙。那種凄慘的樣子,使得總司令也落了淚。他沒有辦法可想,只有準許他們隨船去了”。

該艦自1949年1月29日開出,直到2月22日才抵達基隆港。至此,五家機構共4286箱古物、資料、珍貴圖書、檔案等全部運完,無一件損壞。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運去的珍貴文物就多達2972箱,這批文物后來存放于臺北故宮博物院。而史語所僅“內閣大庫”檔案就多達311914卷(冊),其中明代檔案3000多卷(件)。這批珍寶與其他文物先借放于臺北楊梅鐵路局倉庫,后轉南港史語所辦公大樓資料庫永久保存。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國寶爭奪戰(4)


就在五家機構的古物、圖書、檔案等倉皇運臺的同時,翁文灝見國民黨大勢已去,遂決定獨自開溜,于1948年11月26日辭行政院長職,由孫科繼任并重新組閣。混亂中,原決定中央研究院各所人員全部遷臺的計劃竟沒有幾人響應,多數人員仍要在南京、上海“靜觀待變”。陶孟和等人則明確反對遷臺,堅持要留在大陸,靜候共產黨軍隊到來接收。11月30日,陶孟和參加在京人員談話會時,見不可一世的國民黨大佬與一群公公婆婆即將倒下,感到自己終于可以吐一口惡氣,倒一倒若干年來肚中的苦水了。遂腰桿子突然硬將了起來,毫不客氣地對朱家驊說:“搬不搬要同全所同人商量,以多數人意見為依歸。”

12月9日,面對朱家驊的催促,陶氏以所務會已開過,“全所人員多一票”決定不遷回復。朱氏聽罷又急又怒,當場以“出席人員中包括助理研究員,不符合規定”為理由,強行令全所搬遷,但陶卻置之不理,并以各種辦法拖延。面對朱家驊步步進逼,陶孟和給社會學所的同仁打氣說:“朱家驊是我的學生,我可以頂他,他不敢把我怎么樣。”意思是你們這些小的們不要怕,一切事由我這棵大樹頂著。1949年5月,竺可楨由杭州潛往上海,聽任鴻雋、陳衡哲夫婦說:“陶孟和頗贊成共產,近來大發議論,于首都陷落前赴京……”此時的陶孟和決心拉著手下弟兄離開即將崩盤的梁山泊聚義廳,棄暗投明,接受新一輪招安,因而朱家驊的一切努力皆成徒勞。

在中央研究院各研究所中,只有傅斯年主持的史語所在遷臺事宜上表現得較為積極,但真要離開生于斯、長于斯的家園,其彷徨、猶豫、痛苦也在心頭縈繞不去。據陳槃回憶:“當首都倉皇之日,時有陳布雷、段錫朋二氏之歿,師(傅斯年)因精神上大受刺激,悲觀之極,頓萌自殺之念。而師未于此時殉國者,賴傅夫人愛護防范之力也。”陳氏之說后來得到了俞大綵的證實。當時俞正準備陪母親去廣州、香港就醫,傅斯年的弟弟傅孟博暗中勸俞不要離開,俞大綵說:“那時我的母親患嚴重心臟病住院,大姐大絪,以南京危在旦夕,決奉母先飛廣州,轉香港就醫,她要我同行,與她共同隨機照顧病母。我慮及孟真舊病復發,加以他感時憂國,情緒極劣。母親重病在身,長途飛行,極感憂慮,左右為難,不知何所適從商之于孟真。他毫不遲疑地說:‘你母親病情嚴重,此行如有不測,你未能盡孝,將遺恨終生。你非去不可,不要顧慮我。’我略整行裝,準備隔日啟程,當夜孟博趕來痛哭流涕,責備我不該離開孟真。他說:‘你難道不知道哥哥隨身帶著一大瓶安眼藥,一旦匪軍攻入,他便服毒自盡么?那時,你將何以自處?骨肉情深,感人肺腑,我們相對涕泣,我便放棄了廣州之行。”

陳槃的回憶當是可信的,與傅氏一度友善的北大教授、汪偽國民黨中央常委兼宣傳部長,1941年后為蔣介石侍從室秘書、《中央日報》總主筆陶希圣,也曾有過類似的回憶。陶說:“在徐蚌戰事失利之后,我到雞鳴寺去看孟真;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圖書都在裝箱,他的辦公房內也是箱篋縱橫。他告訴我說:‘現在沒有話說,準備一死。’他隨手的小篋里面藏著大量的安眠藥片。”


南渡北歸:離別(第一章山河崩裂)國寶爭奪戰(5)


傅斯年之所以沒有自殺,除了夫人看護有加,與傅本人心中牽掛著史語所同仁和他的故朋親友亦有極大關系,也正是這一條若隱若現的鎖鏈,最終拴住了他的心并延長了其生命。對此,陳槃還有一段關于傅斯年和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人員赴臺內幕研究中絕對不可忽視的記錄:

自三十七年冬,首都告急,群情惶急,不知何以為計。

一日,師〔傅斯年〕召集同人會議,慘然曰:“研究所生命,恐遂如此告終矣!余之精力遂消亡,且宿疾未愈,雖欲再將研究所遷入適當地區,使國家學術中心維持得以不墜,然余竟不克荷此繁劇矣。今當籌商遣散。雖然如此,諸先生之工作,斯年仍愿盡最大努力,妥為介紹安置。”

同人此時,以學術自由之環境已受威脅,于多年生命所寄托之研究所,亦不勝其依戀可惜。一時滿座情緒,至嚴肅悲哀,有熱淚盈眶者。

師于是不覺大感動,毅然曰:“諸先生之貞志乃爾,則斯年之殘年何足惜,當力命以付諸先生之望耳。”

本所遷移之議,于是遂決。

陳氏之說當屬事實,但似乎又令人聯想起古代坊間小說的某些情節。傅斯年在赴延安會見毛澤東時,謂對方“對于坊間各種小說,連低級興趣的小說在內,都看得非常之熟。毛澤東從這些材料里去研究民眾心理,去利用民眾心理的弱點,所以至多不過宋江一流”。其實傅的這段講演也頗具梁山好漢們特別是宋江之流慣用的伎倆,具有典型的利用民眾心理來達到目的的戲劇性效果,想來傅斯年是同樣深諳《水滸》等坊間小說精髓的。或許此時的他并未想到利用和欺騙,而是把他的真心誠意借用這一古典戲劇性手法加以表達也未可知,無論如何,他的目的是達到了。全所大部分人員開始于惶恐紛亂中,攜妻帶子緊急逃亡臺灣海峽那邊的孤島,只有吳定良、夏鼐、郭寶鈞、逯欽立等少數人留了下來。

遷臺經過是慌亂復雜的,而最終得以成行,除了傅斯年一手造就的史語所具有曾國藩諦造的湘軍“兵隨將轉”的政治格局和習性,促成該所大部人員出逃的原因還有一個意外插曲,這就是濟南城被共產黨軍隊攻陷后,山東圖書館館長王獻唐被掃地出門,流浪街頭。王氏在學術界屬于德高望重的前輩,抗戰期間流亡李莊達四年之久,與史語所同仁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聞知這位學界耆老的悲慘際遇,眾人在潸然淚下的同時,也聯想到了自己日后的命運,遂下決心離開即將被共產黨占領的大陸,像當年的徐福桴海東渡一樣出走臺灣。

當史語所一行人登上輪船,心懷凄涼之境,在風高浪激的臺灣海峽動蕩顛簸時,傅斯年沒有離去,仍繼續留在南京,担負起搶救學界名宿碩儒奔赴臺灣孤島的重大使命。

2013-08-21 0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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