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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 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 注釋
《南渡北歸》離別 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 注釋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1)


[1]《文物參考資料》,1955年6期。

[2]郭沫若《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講座的開幕詞》,轉引李權興《胡適與唐山》,載“學說連線”網站2008年11月5日)。

[3]載《光明日報》1955年1月6日。

[4]《胡適之先生的幾封信》,載臺北《傳記文學》,第28卷,第5期,1976年5月。

[5]自20世紀80年代始,學術界開始反思批胡運動并重新評價胡適對中國文化與學術的貢獻,如當年批胡的干將蔡尚思說:“解放后批胡適,三年多出了200多篇批判文章,好像北京加各地出了20多本書。有的連他對白話文的貢獻也否定。我也寫了一篇,顧頡剛也寫了一篇,這個是事實,‘左’了。”[張德旺《胡適研究訪談錄——蔡尚思談胡適》(1982年4月12日上午于復旦大學蔡宅),載《胡適研究》,第三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6]要說沈從文所言胡適不敢搞中國文化史似符合事實,因文化包括物質和精神兩個方面,精神的或可翻一些古書舊籍加上西洋的觀念來敘述一番,但物質就沒有那么容易,特別遠古與上古時代的物質文化,到了胡適時代非依賴地下出土物不可,而胡適對考古和古文字則是地道的外行,因而搞一部像樣的文化史確是胡適很難勝任的。至于《中國哲學史大綱》下卷遲遲沒有寫出來,確有其事并曾遭到一些人的誤解,甚至遭到胡適對立面的嘲諷。由北京大學轉往南京中央大學任教的黃侃老夫子,在課堂上談到胡氏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時說道:“昔日謝靈運為秘書監,今日胡適可謂著作監矣。”學生們不解,問其原因,黃侃道:“監者,太監也。太監者,下面沒有了也。”學生們大笑不已。

盡管有這樣的誤解與諷刺,但成為“太監”的真正的原因,自是與胡適社會活動太多沒有寫作時間有關,絕非沈從文說的被馮友蘭嚇倒。與此相反的是,胡適壓根就沒把馮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惡評。1930年,馮友蘭把新創作的《中國哲學史講義》寄贈胡適請教,胡于3月20日回信說:“承你寄贈《中國哲學史講義》一八三頁,多謝多謝。連日頗忙,不及細讀,稍稍翻閱,已可見你功力之勤,我看了很高興。將來如有所見,當寫出奉告,以酬遠道寄贈的厚意。”(《胡適論學往來書信選》,杜春和等編,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很顯然,這是胡適所說的面子話,他對馮的著作壓根就沒有看上,證據可從1950年1月5日胡適日記中找到:“前些時曾見馮友蘭的AShortHistoryofChinesephilosophy[《中國哲學史》],實在太糟了。我應該趕快把《中國思想史》寫完。”幾年后的1955年1月24日,胡適又在日記中談到馮友蘭:“舊歷乙未元旦。……寫完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書評。Th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美國歷史評論》]要我寫此書英譯本(byDerkBodde)[德克·博德譯]的書評,我耽誤了半年,今天扶病打完。為此事重看馮書兩遍,想說幾句好話,實在看不出有什么好處。故此評頗指出此書的根本弱點,即是他(馮)自己很得意的‘正統派’觀點(見自序二)。‘正統派’觀點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說,但此書分兩篇,上篇必須以孔子開始,力主孔子以前無私人著述,力主孔子‘以能繼文王周公之業為職志’,‘上繼往圣,下開來學’。下篇必須叫做‘經學時代’,也是此意。(但更不通!)陳寅恪(審查報告二)說的比他清楚:‘中國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變歷程,至繁至久,要之,只為一大事因緣,即新儒學之產生及其傳衍而已!’此即所謂‘正統派’觀點也。”(《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這個日記當是胡的內心真實寫照,如果對馮著有所敬仰,想來是不會在私下作如是說的。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2)


[7]《訪問沈從文同志記錄》,轉引陳村《沈從文在1960年的談話:胡適實際上很淺薄》陳村注:下文來源于《“魯迅傳”創作組訪談記錄》。魯迅傳創作組整理。制作者:上海市電影局,天馬電影制片廠……原書為手工刻鋼板蠟紙的油印本。目錄4頁。正文201頁。日期。原文標點極不清晰。原文錯訛如“見介,馮有蘭,毛文水,邦閑,回文系,全只,張竹霖,一頂橋”等亦照錄。陳村……(南按:為方便讀者閱讀,在引用本文時已將部分錯誤改正,有的雖知原文有誤,但鑒于這是一篇發言記錄,本不置一駁,因而對像羅家倫掌燕京大學等不實之語未加改動——事實上羅氏未掌過燕大。另外,判斷不準或原文不清的保留原樣未動。)

[8]后來沈從文不承認他與張兆和的婚事曾借助于胡適的力量,針對外界傳聞,沈說:“有人說我和內人結合是胡適作的媒,沒這事。當時我對兆和有好感。她那時是校花,學習好,長得好,運動也特別好,跑得快、跳得高。我也沒說什么,就是寫信,一天一封,她不回信。有一天她找了胡適,胡適說:沈從文我了解,他是個君子,是個好人。胡適說:大學師生戀愛結合的事,在西方很平常。沈從文給你寫信,是誠心實意的,他是個誠實的人,至于你接受不接受,那是你的自由,你適當時候回答就是了。所以說,胡適不是我的媒人,說他多少幫了一點也可以。”[張德旺《胡適研究訪談錄——沈從文談胡適》(1982年4月7日下午,與陳鐵健在沈宅),載《胡適研究》,第三輯,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出版。]

[9]《胡適手稿》,第9集,下冊,卷3,臺北,“中央研究院”胡適紀念館1970年印行。由該文所說“去年(1954)”中國大陸決定展開“批判胡適思想的討論會……”(頁523)推斷,此文寫作時間應為1955年。

[10]阿憶《水木清華九十年》之八,(電視專題片解說詞),鳳凰衛視2001年播出。

[11、24]《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

[12、19]《胡適日記全編》,第八冊,曹伯言編,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出版。在《大公報》發表的三文中,蔡尚思的文章通篇大話加空話,確有一點神經病人在說話演唱的味道,蔡后來稱自己這篇文章確實是“左”了。顧頡剛反對胡的兩點,原文如下:“一九二六年以后,我做什么,他就反對什么。例如《周易》的《系辭傳》里有‘觀象制器’之說,說古代各種工具的創造都是圣人們看了六十四卦象而做出來的。有如渙卦上巽下坎,巽為木,坎為水,圣人看了這卦中木在水上,就造出船來了。我認為這種唯心的觀點太不對了,船當然是看了木頭入水不沉而想出來的,和渙卦有什么關系。這種思想和漢朝的京房一派很相同,說不定是他們的玩意兒。胡適見了這篇文章,就寫信來反對我,說觀象制器是易學里的重要學說,不該推翻。我為了《老子》書里說‘絕仁棄義’明是反對儒家的提倡仁義,說‘不尚賢’明是反對墨家的弊病已經給人看破的時候。胡適看了又來反對我,維持老子為孔子師的傳統說法。我本是跟著他走的,想不到結果他竟變成反對我。固然我所說的未必對,可是他自身卻‘寧可信而過,不可疑而過’了,這一個根本態度的轉變真使我伸出了舌頭縮不進去。錢玄同先生曾在一九三六年對我說:‘真想不到,適之的思想會如此的退步!’”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3)


沈尹默批胡文章的標題是“胡適這個人”。開頭說:“胡適這個人,我在北京大學和他共事一二年后,就把他的性格看得很明白了。他是個兩面人:一方面自高自大,唯我獨尊;一方面卻很能夠低聲下氣,趨炎附勢的。所以我從頭起就沒有像社會上一般人士那樣的重視他。”接下來,沈氏列舉胡氏為人的卑劣之處:“胡適到北大時,正是北大大事改革的時期,首先成立了教授評議會,繼之便組織教務處,教務長一職,蔡先生本來屬意于胡適,但那時理科有很多教授很不贊成,有人揚言:萬一胡適當選,我要鬧一鬧。我聽見了,就向蔡先生商量,我說:他年青,學校方面應該愛護他,讓他能夠專心一志去好好地研究學問,事務上的瑣屑工作,可以暫且不要去煩勞他才好。蔡先生同意了我的意見,結果馬寅初當選了教務長。但胡適因此對于我大不快意,他向我說:尹默!我向來對于舉辦任何事情都是歡喜做第一任的主持人,這次不讓我當第一任北大教務長,我是很不高興的。……一言以蔽之,他是個頭等喜歡出風頭的人物。所以他到了北京,被研究系一勾引,便鬼混到一起去了,什么學問也好,政治也好,在他都不過是借來作為出風頭的工具而已。剛才聽到頡剛說他的考證方法是從胡博士那里得來的,起初胡博士對頡剛疑古精神還嫌不夠,但后來又反對他的疑古作品,他弄得莫名其妙。其實這種心理是很容易了解的,胡適的專長,被人一學會,他就不足為奇了,便要打擊別人一下,才能顯出他別具神通,還是一種出風頭的技能。再就這一點深入研究一下,這和帝國主義國家的政客們的伎倆,完全一樣。……還可以說一兩件發笑的事,如果不是我親自看見聽見的,絕不會相信。一件是陳仲恕對我講的,他說他震于胡適大名,有一次胡博士在北大大禮堂公開講演,他也去聽講,聽了好一陣,覺得有點耳熟,仔細想一下,記得是在顏習齋書里看見過,回去一查,果然不差,后來知道胡博士過于忙碌,講演期到了,講稿還沒有準備好,就到琉璃廠書店去順便買了一本顏習齋的著作,在洋車上,翻了一翻,便把這一場公開講演對付過去了。另外一件,是我因事到他家里去,他那時同張慰慈住在一起,他們書房里有一張在的少有的書桌,桌子中間,一本一本的翻開來覆著的書堆得像一座小墳山一樣,乍一看不免使我有點驚訝,慢慢地想了一想,才明白了,這是胡博士著書的成績,他實在沒有時間細細讀書,只好臨時翻檢,用剪報的方法去采取他所要的材料。我所以常說胡博士是翻書著書。”正是這諸多頗為“神奇”的例證,才激怒了胡適并謂沈“是一個小人”和“下流的扯謊”。

就沈尹默本人的性格以及在北大的為人為學看,令人詬病的地方亦是多多。1922年胡適從丁文江、秦景陽等人口中了解到的北大十年史,幾乎就是一部沈尹默弄權史,連胡適本人也不免為其利用,此案例在胡適的日記中有明確記載,沈、馬等人引進旁系,“往往有利用(如吳虞)或借重(如王國維)之心”。(《胡適的日記》第392∽393頁,中華書局1985年出版。)查看這些日記,或許能從另一個側面透視兩派爭斗的一些真相。

[13]1980年之后,中國的政治形勢開始發生大的變化,海峽兩岸開始來往,羅爾綱從臺灣友人中知道胡適曾于1958年底出版《師門五年記》的事。當時的感慨如何,不得而知,只知他又開始提筆追憶當年跟隨胡適生活、治學的“辱教”之事。1995年,北京三聯書店將羅爾綱新寫的追憶文章與原書合并,以《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為名結集出版。其后,羅爾綱繼續寫胡適瑣憶,惜書稿未能完成,于1997年5月25日去世。1998年,三聯書店將羅氏未完稿加以收集整理,出版了《師門五年記·胡適瑣憶》(增補本)。在這個版本中,羅爾綱增補了這樣一篇文章,標題是《1961年何勇仁說他讀了我攻擊胡適的〈坦白狀〉》,文章說: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4)


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十冊1961年8月16日夜譜記胡適給何勇仁信事說:夜里,有給何勇仁的信。

義夫先生:

上月廿三日蒙先生遠來看我,得暢談半個上午,至今感謝。

那天因是星期日,有不速之客來打憂,想能得先生的諒解。

那天我們談及貴縣姓羅的學生,大概就是羅爾綱。先生讀了他的《坦白狀》,想必也是這樣猜想吧?

《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請先生便中飭人送到臺北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師大對面),至感。

我大概月底出國二十天,不及面辭了。敬祝

先生安好。

弟胡適敬上五十·八·十六夜

爾綱按:我于1961年并沒有寫什么《坦白狀》來批判胡適。我們以前知道當胡適于1961年11月心臟病復發入醫院,圍剿立刻起來了,一直到1962年2月24日逝世時還沒有停止。現在讀了這封信,知道當1961年就已經有人假造我寫的什么《坦白狀》來氣胡適哩!

岳南按:羅爾綱直到去世,在他所寫的“瑣記”文章中,沒有一篇提到《兩個人生》,更沒有提及他寫此文的心理反應,只是以自嘲的方式把胡思杜拎出來作為批胡樣板為自己解脫。

而在如上這篇短文中,更是替自己撇清,其意似是故意給世人制造一種錯覺:羅爾綱未曾講過批胡的話,也未寫過批胡文章,一切都是別有用心的人為氣胡適而捏造的。但事實是,羅氏的批胡文章白紙黑字已成為抹不掉的歷史的一分子,胡適向何勇仁提到“《胡適思想批判》第二輯,請先生便中飭人送到臺北和平東路一段一一五號‘中央研究院’總辦事處”,這個“第二輯”就包括羅爾綱的雄文《兩個人生》,此點,想來羅爾綱是知道的。令人費解的是,羅氏直到去世也未寫過一篇為此感到羞愧和歉意的文章,確實令活著的人如作者發出一種白云蒼狗,“人為何物”的感慨。

[14]《歐陽哲生講胡適》,第19頁,歐陽哲生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出版。

[15]《胡適口述自傳》,胡適著,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16]魯迅《華蓋集·導師》,載《魯迅雜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

[17]《胡適往來書信選》,中冊,中華書局1979年出版。

[18]曹聚仁在50年代曾數次以記者的公開身份回大陸,并寫了一系列文章。1957年,曹在《談右派》一文中說:“記者離開北京那天,反右派運動正在開頭,一位朋友以沉重口吻問我:‘你看,將來的演變,該是怎樣?’我說我也說不出來。”又說:“記者忽然想起毛主席的一句話來:他覺得一般知識分子雖說經過了社會革命的大關,但意識形態上還是和新的社會生活不相融洽,所謂‘過不慣’。依孔夫子的說法,即是‘或勉強而行之’;他們在下意識中,依然戀戀于舊社會的生活。這一回,毛主席的演講,就像經過了心理家使用了催眠術,把他們下意識中的境界顯露出來了。凡是下意識中對于社會主義的社會生活不相融洽,過不慣的,那就是右派的靈魂。我們自己反省一下,在下意識中,還潛伏著一種不安的情緒嗎?或者,記者不妨再補充說幾句:過去八年中,經過了若干回大運動,許多民主人士,都是保護著過關的,這回卻要自己來過關了。”(載《北行小語——一個新聞記者眼中的新中國》,曹聚仁著,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出版。以下引文同。)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5)


1958年2月13日,曹聚仁在北京寫了一篇叫做《右派分子的終局》的文章,內稱:“記者昨天(十二日)下午到了北京,第一件大事,就是要知道右派分子的終局。人代會罷免了右派分子幾位巨頭,如羅隆基、章伯鈞、章乃器、黃紹雄這些人的部長職位,該是最大的新聞,也是一般讀者所關心的大事。但他們這些人的究竟如何呢?記者先前曾再三報道政府對于右派分子的處置,采取和風細雨的方式,非常溫和,事實上也正是如此。……當國務會議罷免他們的前夕,周總理曾邀請羅、章、章三氏談話,把政府將罷免他們職位的決定告訴他們,他們同意這樣的決定。不過他們三人的態度并不完全相同。章伯鈞完全服從政府的判處,羅隆基服了一半,章乃器依然不承認他是反黨、反政府、反人民的。”又說:“上月底毛主席召集最高國務會議,先后兩次,乃集思廣益之意。第一次,毛氏發言達二小時之久,邀請費孝通氏參加。席上,毛氏宣稱將召集右派分子會議(可能有一千人與會)。一方面,對右派分子表示感謝,因為右派分子,幫助政府提高了警覺,一方面也愿意幫助右派分子求進步云。席上費氏起立發言,自謂:第一感想,當然是酸甜苦辣,五味俱來;第二感想,還是十分興奮,國為毛主席鼓勵他的進步云云。記者的報道,或許可以替一般讀者解消一些疑問了吧,反右運動,便是這么結束了。”

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后不久,曹氏又加補一文《再記右派分子的結局》,說:這些右派分子“并無‘造反’的野心,章、羅諸氏,最多也不過想做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總理’或‘副總理’,輔君行其道。(章乃器氏說他燒了灰,也沒有反黨、反政府、反社會主義的痕跡,此語也有一部分是真實的。)至于艾青、丁玲、馮雪峰諸人的意思,也不過是想取文聯主席地位而代之,或者高居文化部的領導地位,滿足了‘大丈夫當如是也’的野心而已。說明白一點,乃是士大夫個人主義的野心。另一方面看,正是反社會主義的,因而是反黨、反政府的。在解放初期,若干中共領導文化工作的人士,實在因為這個局面太大了,太繁重了,忙不過來,于是大學教授以及教育文化界的實際工作,都落在民盟、九三學社的民主人士肩上。民盟、九三學社的領導人士,忽然自負以天下之重,覺得今后乾坤重担都在他們身上,于是以影子內閣的領袖自居,也是勢所必然。而他們都在私生活上欠檢點,予人以口實,便垮下來了。……戲曲界知名之士吳祖光氏,他也曾有取劇協領導地位而代之的野心,他也在私人生活上翻了筋斗。他搜藏了很豐富的淫書淫畫,已見之于公開文件。他欣然就道,到東北黑龍江地區參加農場的勞動生活。海外論客,或許對于農場的勞動生活,看作是地獄生活;事實上,記者親身所見,那的確是使身心愉快的修養。佛家所謂‘苦修行’,庶幾近之。”又說:“至于全國各大學學生,不知稼穡之艱難,不知天之高地之厚,信口胡言,亂說一陣的頗有其人。北京有個有名的大學,列為右派分子的學生,至少五六百人,多至千余人,那是不足為異的……中共的政治措施,很多是我們所不能理解的;但他們畢竟做了,行通了,我們又該刮目相看了。”


南渡北歸:離別(第四章勝利的犧牲品)注釋(6)


再后來,曹氏又以《海外人士注意的右派分子》為題發表一文,謂:這些右派分子“一部分是勞動教養。我們所熟悉的一些文藝界朋友,在北大荒國家農場鍛煉自己。說起北大荒,一些海外論客就跳起來了,且慢,記者是心甘情愿想到北大荒去的,那兒即算不是天堂,也可說接近天堂了。”

對于曹聚仁自稱與魯迅的交誼以及在撰寫《魯迅評傳》中的妄言自不必再論,僅此論述知識分子勞改的北大荒為人間“天堂”,便可知胡適稱其為一個“妄人”,已是十分的高抬他了。胡氏嘗謂顛倒黑白、指鹿為馬的無德、無才、無行等“三無”人員,在曹氏身上又一次得到了徹底的體現。曾與曹聚仁合辦創懇出版社和《熱風》半月刊的老友徐釪說曹“住在自由之地,卻引誘別人跳火坑,真是老鴇的作為”。噫!

[20]《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第7冊,胡頌平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21]《胡適年譜》,耿云志撰,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2、23、25]《沈衛威講胡適》,沈衛威著,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出版。

[26]《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校訂版第十冊,胡頌平編,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印行本。

[27]《吳晗投靠胡適的鐵證——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二年吳晗和胡適的來往信件》,載《人民日報》,1966年6月3日。

[28]鄧廣銘《回憶我的老師傅斯年先生》,載《傅斯年》,山東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29]《西方的沒落》(縮譯本),(德)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著,臺北,遠流公司1986年出版。

[30、31、34]臺北《聯合報》1958年4月11日。

[32]李亦園《本院耆老話當年》,轉引《何妨是書生——一個現代學術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

[33]《石璋如先生訪問記錄》,訪問:陳存恭、陳仲玉、任育德;記錄:任育德,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出版。

[35]呂實強《如歌的行板——回顧平生八十年》,轉引《何妨是書生——一個現代學術社群的故事》,潘光哲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年出版。

[36]此文作于胡適自注:“十九,十一,二十七晨二時,將離開江南的前一日。”初版收入亞東圖書館1930年12月初版《胡適文選》。

[37、44]《胡適之先生晚年談話錄》胡頌平編著,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4年出版。

[38]李書華作《胡適之先生生平及其貢獻》,載臺北《大陸雜志》,第24卷,第10期。

[39]梁實秋《胡適先生二三事》,載《梁實秋散文》,第三集,梁實秋著,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89年出版。

[40]臺北《文星》雜志,第9卷,第2期,1961年12月出版。

[41]《胡適文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出版。

[42、43]徐復觀《中國人的恥辱東方人的恥辱》,載香港《民主評論》,第12卷,第24期。1961年12月。

2013-08-21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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