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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 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 告別清華園
《南渡北歸》離別 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 告別清華園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1)


1948年冬天,梅貽琦頂著解放軍圍城的炮火毅然乘機南下,先抵南京,然后轉上海赴香港,再由法國到美國,直至“歸骨于田橫之島”。

梅氏當年懷揣怎樣的心境,如何忍心撇下凝聚著他光榮與夢想的清華園,像一位孤獨的騎士一去不回頭?此點,梅本人沒有留下任何回憶文字,親朋、弟子的回憶則大多支離破碎,且說法各異,只有詳加考證,才能抽絲剝繭,弄清事實真面目。據1938年畢業于西南聯合大學土木工程系的袁隨善回憶,大概是在1955年,梅貽琦和夫人韓詠華路過香港,主動跟他說起當時離開北平的情形,梅說:“1948年底國民黨給我一個極短的通知,什么都來不及就被架上飛機,飛到南京。當時我舍不得也不想離開清華,我想就是共產黨來,對我也不會有什么,不料這一晃就是幾年,心中總是念念不忘清華。”

袁氏這一說法顯然過于荒誕離奇,近似妄言,實不足信。那么真相到底如何?常言道,龍行有影,虎行有風。梅貽琦的出走及其出走動機再神秘復雜,總有線索和蹤影可覓,因為他畢竟生活在一個社會群體中,況且還是一座知名學府的一校之長和一位大教育家,其思想、言行至少在清華同事和親近友好中留下吉光片羽。且看下列人員的回憶—

梁思成、林徽因之子梁從誡:1947年冬,母親住院做腎切除大手術,正在美國講學并參與聯合國大廈設計工作的父親,特地趕回來照顧她。圣誕之夜,我和姐姐忽然接到清華梅貽琦校長的邀請,要我們姐弟到他們家過節。但是去后發現只有我們兩個小“客人”,梅校長也不說話,我們顯得十分拘束。不久,就聽說梅校長從城內東單臨時機場飛離了北京。他當時請我們姐弟,也許是有意借此向我們的父母表示告別吧?

抗戰勝利復校后的清華教務長吳澤霖:他臨走的時候,有一天早上,哪一天,我忘記了,在門口他乘車出去,我剛走進來,他車停下來,我先問他,怎么樣?聽說你是不是要走?他說,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假使我不走,這個基金我就沒有法子保護起來。最后兩句話是他思想的一閃念,很緊張。以后到上海后,他給我通過一次信,以后再也沒有聯系了。

梅貽琦好友、物理學家李書華:民國卅七年十二月半北平突被共軍圍攻,西苑與南苑機場均不能用。北平城內動工建筑一個臨時機場,利用東交民巷東面圍墻外的操場與東長安街東部一帶地方,作成南北方向跑道一條。十二月廿日晚間政府派第一架飛機到北平接人,降落于該臨時機場上。廿一日清晨我與月涵及袁守和(同禮)先生和袁夫人等數人,攜少許隨身行李登機飛往南京。這是差不多十四年以前的事。

梅貽琦夫人韓詠華:北京解放前夕,我的大女婿在國外,我怕大女兒祖彬與丈夫長期分離,就跟梅先生商量,決定由我送祖彬出去。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廿八日,我帶祖彬及她的兩個小孩搭親戚(南按:衛立煌將軍)飛機離開北京,飛往廣州,之后不久又轉到香港,借住在祖彬愛人的兄嫂家里。

這時候梅先生還在北京,他為學校事務城里城外地奔波著。十二月十四日下午他進城辦事,趕上北京城被圍,阻于城內,從此再沒有回到清華。南京國民黨政府連續來飛機接人,他搭乘最后一班飛機走了。以后,梅先生從南京取道上海到香港,在香港遇到一個法國朋友,約他到日內瓦參加聯合國的會議。這樣,梅先生就離開中國大陸了。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2)


另,我在廣州報紙上看到誰誰走啦,就是梅校長還是從里從外照顧學生。以后,聽說進城以后,出門證作廢了,他住在北京飯店,那時南苑的飛機場炸毀了,在東單修跑道,有飛機去南京,他趕上尚在北京,梅貽琦和華羅庚就坐那個飛機到南京去了。到南京后又到上海,當時李宗仁在南京。我們就在香港相遇,我從廣州到香港,他從南京、上海到香港。我問他,你為什么不把祖芬帶來,他說他念書呢,是個學生,不要緊,我是不能回清華啦,能出城還是要出城。

時任清華中文系代理主任浦江清日記:1948年12月14日,“據說昨晚林彪部隊由沙河、清河沖來,因國民黨軍炮火猛烈而退卻。轉向西邊,向臺灣新練的國民黨軍進擊,所以清華園附近又平靜了。下午,有消息云校方預備一輛卡車,同人女眷想進城的可以搭車,限于女眷。四點前,內校門外擠著許多人,慌亂得很。梅校長在城內,今天上午十一時許小汽車返校,帶來款項,下午三時發薪。這次我的薪水近金圓券千元。……晚上沒有電燈,早睡。聽見炮聲,在南方。氣象臺的大炮已經撤掉了(南按:國民黨軍在清華安裝),據說是梅校長在城里交涉的,先是撤在圓明園內,后來撤往城內了。”

12月16日,“城內交通斷絕。郵箱電話都不通。據悉,胡適夫婦已飛京。寅恪先生亦已成行,惟其眷屬仍留平。梅公似尚未成行,黑板報云政府要梅公飛京。至于校中空氣,多數同學本來是左傾的,他們渴望被解放,少數也變為無所謂。教授同人極右派本來想走的,現在也走不成了,多數成為無所謂。”……共軍既把平津路也切斷,中央軍已無退路,困守北平城。……共軍所用長城銀行的紙幣出現了。

12月24日,“上午十時開教授會。通過議案二:一、挽留梅校長,請繼續為本校服務;……晚間至馮芝生宅,參加起草挽留梅校長函,覺措辭頗困難。梅先生于十三日因公進城,十四日午時返校,下午又進城,以后交通阻斷留居城中,迄未出城。無線電消息,孫科新閣名單中,梅氏長教育部。學生會一致挽留,謂南京政府將倒,不應使名流‘殉葬’云。教授會亦一致挽留。我們起草雖斟酌措辭,然據馮公所得消息,梅先生已于本星期二飛京,挽留已為形式上之事矣。諒梅公亦有難處。”

12月30日,“昨日為梅校長六十誕辰,原定進獻油畫像一幀,并有祝壽詞(馮公所作)并油畫像題詞(張子高先生所撰),裝成冊子,同人皆簽名于后。梅先生已行,頗可惋惜。冊子仍傳觀,余亦補簽名于后。”

梅貽琦秘書沈剛如:一九四八年十二月,解放戰爭臨近北平近郊,清華園可聞激烈槍聲。十三日星期一,槍炮聲更密更近,學校決定自下午起停課。連日來校長皆于下午進城與城內各大學校長商討應變措施。十四日下午,校長以電話把我召至其家,交給我一包股票和契紙(這是與清華合辦數學研究所的盧木齋后人交來用作基金的),讓我整理好抄一清單。另外,叫我把一枚金元和一根金條交給出納組妥為收存。交代清楚后,校長便乘車只身進城。當晚黃莊一帶即告解放,校長欲歸不能,從此梅校長便離開了我們。

梅貽琦清華同事葉企孫:1948年解放前夕,梅貽琦和我講,在福建建立一個清華基地,北京解放很快,沒辦成此事。清華的基金問題,在解放前夕我叫梅貽琦自己留一本資金賬,我又想在解﹝放﹞北京時一同同他到南京。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3)


梅貽琦清華同事陳岱孫:1948年底,我記得我還在上課,就聽見霹靂啪啦打起來了,課也上不了啦,下課吧!下課之后,下午就找梅校長去了,他正要動身進城,他告訴我,他說:“我現在趕快進城,要弄一些錢來,因為學校沒錢了,弄點錢來,讓全體師生員工渡過這一段時間。我拿了錢,馬上就回來。”但是他那天晚上沒有回來,后來就聽說他到南京去了。后來葉企孫告訴我,梅校長進城去了,拿了錢了,坐汽車出來到西直門,西直門關了。那時候,西直門每天晚上都關門,10點鐘左右關門,不過有一個出門證,清華也有一個三聯單出門證。有出門證,可以開這個西直門出來,隨便什么時候辦理都可以。但是那一天,出門證失效了,不許出來,就回到城里去了。住到胡適家里,過了一、二天,胡氏說,你不必回去了,跟我一起走吧!于是就跟胡適一起走了。[10]

梅貽琦秘書趙賡:12月10日,清華作出決定將于十三日停課。翌日,梅召校長室秘書沈剛如至住所,面交一包股票及契紙,乃天津盧木齋后人出資與清華合辦數學研究所之基金;又交出自己所保管之金元一枚、金條一根。下午入城開會。晚間在市內接電話,得悉解放軍已占領北平西郊各地西山通西直門之大路亦遭封閉。15日,大批解放軍正式宣告圍城,梅不能返校,以電話通知,請校務會議代理校務,馮友蘭先生為主席,暫主持校內事務,設法維護校產及師生安全。于是“先生從此與任教十三年,長校十七載之清華隔絕,多年魂夢徒縈,終身未得再返。”

梅貽琦助手蔡麟筆:卅七年冬北平情況緊急,教育部派專機接梅先生南來,當時正值孫哲生組閣,再三邀請梅先生入閣,梅先生……心殊不安,曾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待。”所以始終婉謝,卒不就職。

從以上相關人員的回憶可以看到一個輪廓,這便是:梅出走北平之前有過較長時間的思想活動和準備,最后下定決心離平赴京。至于梁從誡所說梅氏向梁思成、林徽因告別的良苦用心,或許當是事實,只是梁氏所說此事發生在1947年似乎不確,查《林徽因年譜》,知林于這年夏天病情惡化,須做腎切除手術,梁思成改變旅美計劃提前回國。10月初,林徽因入北平西四牌樓中央醫院,準備手術治療。12月24日,林徽因在白塔寺醫院進行手術。術前,林担心手術失敗,特別致信美國好友費慰梅:“再見,親愛的慰梅!要是你能突然闖進我的房間,帶來一盆花和一大串廢話和笑聲該有多好。”結果,手術很成功,林徽因出院后回到清華園一邊養病一邊工作,直到1955年去世。這個事實說明,林住院動手術離解放軍圍城還有差不多整整一年時間,梅不可能這么早就作棄清華園而去的準備,唯一的可能是,梁從誡所言確有其事,但時間有誤;或時間和事實俱有誤,因為若把時間放在1948年,與林住院做手術之事又不相符,此事只有梁從誡本人出面,才有可能重新弄一個合理的說法出來。

其他人的回憶,除了梅氏臨走時所說的某某如何如何的話不可考實,或者說沒有旁證加以坐實,離清華園和北平的時間、地點、事情進展脈絡基本不差,只有一度做過清華大學法學院院長的陳岱孫,在1980年10月清華召開的紀念梅貽琦會議上,謂梅在城里住胡適家中并與胡一道飛南京的說法,曾引起出席同一次會議的原清華黨委辦公室主任何介人當場質疑。何說:“據臺灣出版的一份材料說,梅先生進城后,沒有住胡適家。有人告訴梅先生南苑機場有一架接胡適的飛機,你是不是一齊走。據說梅先生說,不是接我的我不走。后來是乘另一架國民黨接教授的飛機走的。”何的說法無疑是正確的,只是用不著根據臺灣的材料加以佐證,從梅氏出行時接觸人員的敘述和當時《申報》等媒體報道即可見出事實真相。這個真相,梅貽琦一位年輕的清華好友張起鈞說得更加清楚。張說:“三十七年冬,共軍圍北平城,我僥幸得與梅貽琦先生同乘政府接運教授的飛機離北平,在這一段變亂危難的當中,我看到了梅先生崇高偉大的人格,垂為典訓的風范。真所謂是:‘時窮節乃見,一一垂丹青。’”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4)


按張起鈞的說法,梅貽琦離平的大體經過是:12月9日得知東單操場的臨時飛機場修好,政府飛機來接運教授。當天晚上梅貽琦和北平師范大學袁敦禮校長等學界領袖以及少數第一批接運的教授,齊聚在北大秘書長鄭天挺先生的辦公室內,商討第二天南飛事宜。鑒于胡適飛走時的混亂情形,大家主張有秩序地組織起來,由梅氏為主導,跑腿打雜的事則由年齡最小的張起鈞担任。同時規定裁一部分郵簡由梅、袁簽字,鄭天挺和張起鈞蓋章,算作臨時飛機票,憑票登機。張說:“這批起飛的除了梅先生和本人外,計有李書華、張頤、楊武之(楊振寧的父親)、敦福堂、趙梅伯……等先生。(當時本還有胡先、錢思亮兩先生,第二天臨時因故未來,又改補旁人,梁實秋夫人便是臨時補進這批飛出的)計劃好后,二十日清晨大家齊集北京飯店候機,由于南京有霧不能起飛,大家又在北京飯店住了一夜,二十一日中午起飛,傍晚到達南京。”

關于何介人在會上質疑陳岱孫說法過程中,提到梅貽琦曾說過南京派來飛機“不是接我的我不走”之事,張起鈞似乎較為清楚并有過這樣的敘述:

最使我感動的是他那臨難不茍的精神。在梅先生離平的前幾天,我偶然去看胡適之先生,恰好知道胡先生即將搭乘政府來接的專機離北平。于是告辭回家,默祝胡先生的順利成行。傍晚獲知:由于共軍的炮火控制了南苑飛機場,胡先生一行并未能成行[后來傅作義下令軍隊沖了一陣,護住了機場,胡先生才與張佛泉先生等在十五日起飛。(南按:張當日未能起飛,過了幾天坐民航機出來的)]。這是十二月十四日的事,那時清華的敦福堂教授逃進城來,住在我家,便忽然想起梅先生也正在城里候機離平,何不通一消息(因為當時北平的局勢已極混亂,大家不能保持正常聯系),使梅先生與胡先生一起飛出圍城?于是敦先生便馬上打電話給梅先生。凡是那時身在圍城中的人,當可知道大家是如何焦急的渴望離開這圍城。尤其長春圍城的慘狀,大家談虎色變。假如北平的戰事繼續下去,則其情形將不堪設想。何況還有政治立場的問題?因此在敦先生預料:梅先生聞訊后一定大喜若狂,立即行動,那知梅先生在聽到此事、并弄清這架飛機并不是接他之后,他竟無動于衷,一如平日緩和低沉的聲調,說是他不預備去。雖經敦先生一再告以時局的危急,錯過這架飛機,可能不會有機會,但他始終若無其事的謝絕了這建議。后來政府接梅先生和各位教授的飛機來了,他才把一切事安排妥貼后,從容不迫的提著一架打字機,拿著兩本書走上飛機。

最后,張起鈞說道:在這一幕前因后果中,我親臨其境,我深深的受到了感動。而深深的體會到梅先生的高風亮節。但可惜我不能把我這意之所會,傳諸于言。這并非純由我的筆笨,而是當時還有許多相關的事件與情勢,只有在這些事件的情勢的陪襯中,才能了解其意義。若是摒棄背景,脫空而言,不僅掛一漏萬,有失真象,并且還會由于文字的隔障,反滋歧義。不過有一點我可以說的:“許多人在平日裝腔作勢,好似高不可及,一旦遇到危急關頭,便丑態百出,以求茍免,因為他內心本沒有真正高貴自尊的地方。而梅先生則是已把高貴自尊建基于本身,因此才能夷險一節,不為外境左右。甚至在生死存亡的關頭,都一直保持著尊貴不群的風格,使人頑廉懦立,肅然起敬。—這才真是中國讀書人傳統的最高修養;這才不愧是一個‘人物’。”[15]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告別清華園(5)


正是梅貽琦無愧于一個“人物”,才不可能像昆明躲警報時的吳晗一樣面無血色,“連滾帶爬”地丑態畢現;更不可能以堂堂的清華大學校長之尊,屈居于同是一校之長的胡適膝下,求其走后門開艙救濟,何況關乎清華續亡存絕命脈的全部庚款基金還牢牢地握在自己手中!盡管梅貽琦絕沒有仿效當年曹操挾天子以令諸侯而挾基金以自重之心,但南京方面的官僚也不至于糊涂到把這樣一個重量級“人物”忘卻。因而,在胡適出走之后,南京再派機“搶救”梅貽琦就成為一種必然。而此前袁隨善所說梅于匆忙中被稀里糊涂地“駕上飛機”的妄語便不攻自破。此事之真偽不但與梅一同飛南京的李書華、楊武之等人日后在回憶文章中道出實情,即在飛機降落南京的當天傍晚,守候在機場的《申報》記者在第一時間對梅貽琦進行了采訪,梅說:“現與抗戰時期不同,另建聯大或無可能”云云,內中透著惋惜之意。假如他是被外力強行架上飛機,又何以說出這樣的話來?因而只能說袁隨善所言,是一個頗為離奇且有點像警匪片一樣刺激的故事,只是這故事編造得過于荒誕離奇罷了。1965年,也就是梅貽琦去世第三個年頭,原清華大學外文系教授,后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的葉公超在回憶文章中說道:“梅先生是個外圓內方的人,不得罪人,避免和人摩擦;但是他不愿意作的事,罵他打他他還是不作的。”短短幾語,已觸到了梅貽琦的典型性格和心靈深處。葉是清華知名的教授,與梅共事多年且私誼甚篤,他對于梅的評價絕不是似是而非的外交辭令,而是真實地道出了梅的內在本質。這一點,從馮友蘭的回憶中亦見得分明。

時任清華文學院院長的馮友蘭說:1948年12月上旬,陳雪屏從南京到了北平。陳本來是北京大學教育系教授,后來當了西南聯大的訓導長,南京認為他有一套對付青年的辦法,把他調去當了青年部部長。陳雪屏抵北平時,由東北南下的解放軍已推至昌平一線,陳于匆忙中召集梅貽琦等清華教授開會,商討“搶救學人”實施辦法,并云南京已派飛機至北平南苑機場待命,被“搶救”者隨時可以登機南飛,等等。在場者相顧無言,均不置可否,會議不了了之。想不到挨到12月中旬,“有一天晚上,校務會議在梅家開例會。散會后,別人都走了,只剩梅貽琦和我兩個人。梅貽琦說:‘我是屬牛的,有一點牛性,就是不能改。以后我們就各奔前程了。’他已經知道我是堅決不走的,所以說了這一番告別話”。[17]馮友蘭聽罷不禁黯然神傷,又不知如何言說,二人相望不語,握手含淚道別。

就在陳雪屏抵平促梅貽琦南飛的空隙,有一個小小的插曲,即12月12日晨,北平北郊槍炮聲甚密,時聞炸彈落地爆炸之聲。陳寅恪在清華國學院時的助手、后為清華中文系代主任浦江清(1948年8月12日,清華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病逝,由浦氏暫代其職),聞槍炮聲急忙赴陳宅,報告時局,但有點出乎意料。按浦氏的說法,當時清華園內師生之間左右分明,中間人難于立足。陳寅恪不反對共產主義,但不贊成俄國式共產主義。當浦江清說到陳雪屏已來北平并欲“搶救”有名望之學人南行,“惟人數必有限制,極少數。陳先生如有行意,可通知梅公”時,陳寅恪答道“他早已知道此消息,并已洽梅公云云。他謝我特為通知的好意,并且勸我也可去梅公處登記”。又說:“上回他談,認為清華在南方還是要慢慢設立的。雖然不一定再用清華大學名義。胡適也曾說過,他不想在南方再設北京大學。看來政府要北平大學教授離此南下,到南方集合,如已(以)往長沙臨時大學、西南聯合大學那種形態。這次因為陳先生室中尚有他客,未便暢談。陳先生認為,清華園附近即有戰事發生。”此時,梅貽琦正在城中,開始緊張地把清華重要賬冊、文件移存北平城內提前預設的一個保管小組管理,并作流亡準備。

通過對上述回憶文章的梳理、對照、鑒別,結合當時的情勢和其他旁證,梅貽琦出走的歷史公案可作如下判斷:梅離平南飛是自覺自愿的,無人對其施壓或脅迫,走前對政治時局和個人處境有過慎重考慮并與同事、好友等商討,同時對陳寅恪出走產生了一定影響。梅離開清華園的時間是1948年12月14日下午,進城后住北京飯店,開始與北大秘書長鄭天挺等人商討乘機離平的具體事宜。大約在城內逗留了一個星期,21日中午與楊振寧之父楊武之等教授一起在東單機場登機,傍晚抵南京。整個過程用清華校史研究專家黃延復的話說就是:梅的出走“是主動,不是被動的;是自覺,不是盲目的;是堅定,不是猶疑的。”

在這一關鍵轉折點上,有一個不可忽略的細節是,梅貽琦尚未離開清華校園,曾有學生張貼海報并結隊至校長辦公室和住宅請愿,要求校長不要跟隨國民黨南撤,留下來繼續主持學校事宜。此時已秘密赴解放區投奔中共的原清華歷史系教授吳晗,也發來“挽留”函電,設在張家口的中共電臺發出廣播,謂“北平各大學惟有清華校長梅貽琦可以留任,請勿擅離”等。[R]但梅貽琦不為所動,毅然決然地乘機飛離北平赴南京,進入潰退中的國民黨中樞,未久便開始了顛沛流離的海外生活。

2013-08-21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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