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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渡北歸》離別 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 梅貽琦出走內幕
《南渡北歸》離別 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 梅貽琦出走內幕
岳南     阅读简体中文版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梅貽琦出走內幕(1)


既然此前梅貽琦曾不止一次地標榜自己對清華“生斯長斯,吾愛吾廬”,在如此天翻地覆,改朝換代的歷史時刻,為何又置中共和部分同事的勸說于不顧,拋下清華師生執意南飛呢?

縱觀梅貽琦在大陸的歲月,雖沒有做過不利于共產黨的事情,甚至可以說,在掌校期間于學生運動中的共產黨學生還曾盡量給予庇護,但這種做法更多的是為保護學校與青年學生本身所計,并不是說他就贊成共產黨與馬列主義,或者贊同共產黨的思想觀念與施政方針。此點他在昆明時已表達得明白。如前文所述,當他看到聞一多、吳晗等人以“斗士”身份與國民黨政府人員“斗”起來之后,于1945年11月5日的日記中曾明確表示:“余對政治無深研究,于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但頗懷疑。”這個“懷疑”既是他心跡的流露,也代表了當時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如陳寅恪等人對時局的看法,因而當1948年年底,吳晗以中共軍代表的特殊身份,奉周恩來之命發“挽留”函電勸其留下來時,梅沒有聽從這一建議,而是像胡適一樣悄然乘機南飛。據傳,有一次,梅貽琦一個很要好的友人問他為什么不留在大陸,他說:“我若留在大陸,只有兩種可能的出路,一是當傀儡,一是當反革命。因為這兩者都是我不愿意作的,所以必須離開。”這個話是梅貽琦于什么時間、對誰說的,至今尚沒有落實,也只能是估妄言之,估妄聽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梅的出走與陳寅恪大體相同,主要是逃避即將到來的新的文化、教育環境,以及與自己意識形態相悖的當權者的精神控制。出身清華的林從敏在談到梅貽琦出走一案時說:“事實上梅師決不可能留下,更不能主掌清華。梅師一生尊重學術自由,不干涉教授與同學個人的政治思想,這個原則怎能與中共篤信的馬、恩、列、斯……與毛語錄的理論共存?”[22]對于中共于張家口發“挽電”一事,梅的秘書趙賡飏則認為是一種“勸降”行為,而“先生聞此,認為一向未曾左傾,今日聞此類似誣蔑之詞,對政府同仁,殊有無法表白之苦”。[23]對于種種說辭和解釋,梅的學生輩人物、清華校史研究者黃延復認為“雖有些刺耳,但只要認真思索一下便會承認,這種分析還是切中要害的……梅離開大陸,是他的文化立場和教育理念使然。對他來說,既是必然的,又是必要的。而且,恰恰是從這件比較容易引起敏感的事情上,才能真正窺察出他超人之處—頭腦的清醒,決意的果斷,以及對于自己的理念或為人原則的執著和堅守”。黃氏所言,并非妄談。

但是,人的思想是復雜的,梅貽琦離平南飛,或陳寅恪在出走后于自己詩作中所說的“避地”、“避秦”,固然有“逃避以斯大林為代表的蘇俄專制獨裁體制和文化環境”之因,或“像過去的許多歷史事件—例如王國維的自沉事件一樣,是一種文化現象,或者說一種政治文化現象”。(黃延復語),但對這種政治文化現象的考釋,又大多局限于國共政治之不同,而未涉及更深層的思想根源,更沒有人把梅貽琦的出走,與他1931年年底出任清華校長之職時所說的話聯系起來并加以考究。在那篇著名的就職演講中,梅貽琦說道:“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24]后世學人所諄諄樂道的往往是后一句,但前一句對梅一生的思想研究更為重要,“喬木”與“世臣”之分別,意味著對“故國”不同的價值認知,梅直到在臺灣去世,一直是把國民黨在大陸主掌的中華民國與臺灣地方政權連在一起,并當成合法政權與“正朔”,這個“正朔”所在地,就是他心目中的“故國”,而自己與南飛者正是故國中“世臣”的象征。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梅貽琦出走內幕(2)


當然,南飛時的梅貽琦尚未意識到國民黨會如此迅速地崩潰并丟失整個大陸,他認為中國很可能會出現歷史上的南北朝局面,而江南政權便是他心目中的“故國”,江北則是一個與他不相干的新政權,其心理與陳寅恪基本相同。按照陳寅恪南飛前的估計,抗戰后中國政局的走向,國共之爭不可避免,其結果將使中國形成一個南北二分的局面。因而在1946年春,陳寅恪有《南朝》《北朝》詩問世,是謂把南北朝比擬國共兩個政權。陳寅恪次女陳小彭曾對人說過:因為陳氏以為國、共可能如南北朝般以長江為界,后來才在去留問題上遲疑未決。當然,這個“去”是由上海或廣州去臺灣,而不是由北平去南京。

就當時的局勢而言,與陳寅恪、梅貽琦持相同觀點者大有人在。時在國共爭戰中悄然崛起且欲與國共兩黨一較高下的第三黨領袖章伯鈞曾公開放言:“……起初認為共產黨只能活動在黃河流域,后來的結論是:‘誰也消滅不了誰,誰也不能戰勝誰。’至多是個‘南北朝’,是個相持的局面。即長江以北是共產黨、江南是蔣介石及其他。在這相持的局面下,第三方面大有可為,在政治上舉足輕重。”淮海戰役一役,國民黨軍潰敗,繼之北平已失,國共進行貌合神離的“和談”,已赴任臺灣大學校長的傅斯年致李宗仁的信中仍堅持:“……大江以南之局勢,如不投降,尚有團結之望。……只要合法之政權不斷氣,無論天涯海角,支持到一年以上,將來未必絕無希望也。”這封信除了反映出傅斯年骨子里永不服輸和硬撐、霸道的性格,還明白無誤地昭示他心中對南北朝局面形成的希望和尊奉國民黨為“正朔”的心理。

事實上,對國共兩黨形成南北朝局面的預測,并不是一般的官僚政客和自由知識分子的虛妄幻想,據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公布的檔案資料顯示,當時斯大林也有意圖讓中共與國民黨政權劃江而治,如“兩個德國”或“兩個朝鮮”之例,形成“兩個中國”,也即南北朝局面。而“文革”時,有人懷疑陳序經1948年任嶺南大學校長一職,是當時美國大使司徒雷登授意,目的是破壞中國統一,制造“南北朝”局面。盡管這一懷疑迄今未得到證實,但美蘇兩個帝國主義大鱷插手國共之爭,并打著漁翁得利的如意算盤是肯定的,蘇俄帝國主義的滔天罪惡后來與中共反目成仇時得到了揭露,美帝國主義的罪行在1949年8月18日毛澤東那著名的光輝篇章《別了,司徒雷登》中已說得很清楚:“人民解放軍橫渡長江,南京的美國殖民政府如鳥獸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爺卻坐著不動,睜起眼睛看著,希望開設新店,撈一把。”遺憾的是,中共采取了背著手撒尿—不理胯下那個小東西的戰略戰術,司徒雷登新店沒能開成,只好強撐起焉兒嘰地的小頭“挾起皮包走路”。

梅貽琦飛抵南京時,司徒雷登還很神氣地挺著脖子對國共雙方指手畫腳,整個長江以南與西部地區還控制在國民黨手中,一個新的“南北朝”輪廓在槍炮硝煙中若隱若現地飄浮于大江兩岸。梅貽琦此刻從容南下,除了像陳寅恪一樣為了“避秦”,還有一個重要目的,即像抗戰初期胡適出使美國為了把日本拖入太平洋戰爭一樣,是為一件“大事因緣”而來—攬住清華在美國的基金。只要基金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便可以此作籌碼報效“故國”,而梅氏作為清華校長和“故臣”的名分便得以延續。假如國民黨“和談”成功保住半壁江山,陳寅恪對浦江清說的“清華在南方還是要慢慢設立”的預想,以及梅在南飛前親口對葉企孫所說到福建或廣州等地另建清華的計劃便可以實現。只是國民黨本身太不爭氣,兵敗如山倒,轉瞬間檣櫓灰飛煙滅,梅貽琦在福建重建清華的夢想成為泡影,不得不另謀他途。事實上,后來在臺灣新竹建立的清華大學,就是這一構想的延續。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梅貽琦出走內幕(3)


梅貽琦飛往南京的第二天,搖搖欲墜的國民政府孫科內閣匆匆任命其為教育部長,梅卻堅辭不就,只允任“南來教授招待委員會”委員,暫客居上海老友朱經農家中。對于自己堅辭教育部長的原因,梅在清華同學會上沉痛說道:自己“身為清華校長,把清華棄置危城,只身南來,深感漸愧,怎好跑出來做官?”雖拒絕“做官”,卻并未放棄“作事”,梅在南京與上海的短暫日子,盡其全力協助教育部代部長陳雪屏處理當時嚴重的教育問題。

1949年6月底,梅由廣州赴香港,與夫人、孩子短暫相聚后飛抵巴黎,與李書華等五人代表國民政府出席即將召開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科學會議,并出任常駐代表。會后在巴黎南郊儒維集(Juvisy)小鎮與李書華同居一公寓,未久赴英國倫敦。1949年12月,梅飛抵紐約,同云南籍失意政客繆云臺合租貝松生(建筑大師貝聿銘之父)的一所閑置公寓暫住。自1950年起,梅貽琦出任華美協進社(ChinalnstituteinAmerica)常務董事。華美協進社乃中華教育基金會駐美機構,清華大學在美的全部庚款基金就由這一機構管理,梅貽琦正是為了他心中的“大事因緣”特別謀求此職,以便實際掌控這筆數目龐大的基金不致因戰亂和國內變故而流失。他在離平南飛之際對教務長吳澤霖所說的“我一定走,我的走是為了保護清華的基金”,就指此事。

梅貽琦到協進社后,專門辟出一間辦公室負責保管清華基金,自己為自己支付薪水,每月三百元,以維持日常生活。自1951年起,梅在紐約組織“清華大學在美文化事業顧問委員會”,以清華基金利息協助在美華籍學人研究學術,購買美國出版學術期刊贈臺灣專科以上學校,同時籌劃恢復《清華學報》事宜。其間,梅貽琦借原清華大學經濟系教授蕭家魁回大陸之機,托其帶回一封致清華大學領導人的親筆信,表示可以用清華基金資助母校圖書儀器。因當時環境關系,這封信未及交給學校,此事便不了了之。據說,北平解放初期,清華大學曾收到過從美國寄來的“來歷不明”的期刊,很可能是梅貽琦訂購贈送,可惜沒人當回事而任其流散了。

鑒于當時紛亂的國內國際環境以及梅貽琦的舉動,臺灣方面頻頻派人到紐約,以各種名義商談將清華基金調撥到臺灣歸政府支配,或請其攜帶基金利息到臺灣為學術機構購買設備儀器,但皆被梅貽琦拒絕。當時管理清華基金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主席是隨國民黨撤退臺灣的蔣夢麟,干事長是在美國的胡適,臺灣當局見梅貽琦摟緊基金不放,甚為焦慮,又不便強行施壓脅迫,遂派蔣夢麟赴美與胡適、梅貽琦等董事會人員協商,最后達成共識并形成了兩點結論:

一、清華基金保管案,自1929年董事會成立時就已經決定中美政府不再干涉,全依國際習慣辦理。董事出缺自行補選,全部基金調移臺灣似不可能。此議由干事長胡適正式函報蔣介石說明;

二、清華復校原則可行,如何辦理由梅貽琦校長與臺灣教育部研商決定。

盡管蔣夢麟與胡適就此事向蔣介石作了詳細報告,仍受到一些國民黨政客和不明真相者的糾纏和刁難。據梅的助手趙賡飏回憶:“四十年冬天,政府已經決定令清華在臺復校,而有的官員倡言清華基金是庚子賠款的余額,最好盡量花光,等于‘雪洗國恥’。梅校長對此雖然不表示意見,卻從心里不贊成。尤其限于委托保管案的事實,也不可能辦到。”趙氏所說的保管案,除了明確政府不予干涉外,這筆龐大基金的支用手續,必需由政府教育部長與清華大學校長一致同意,并提出相當計劃提交董事會,然后由董事會召開全體董事會議決定是否通過并撥發利息(本金不能動)。鑒于既成規則的嚴格限制,許多人對這批基金只能吹胡子瞪眼發一通荒謬的怪論而無可奈何,就連包括原清華大學教授、時任臺灣國民黨政權“外交部長”的葉公超也是如此。葉回憶說:梅貽琦在美國的時候,“我每次至紐約都去看他,都勸他回臺灣來,而且要把清華的錢用在臺灣。他每次都說:‘我一定來,不過我對清華的錢,總要想出更好的用法來我才回去。’有一次,他拿出許多計劃來,他說:‘我不愿意把清華的錢去蓋大房子,去作表面上的工作。他一直在想如何拿有限的錢為國家作長期的研究工作。那時候國內就有些人對梅先生不甚滿意,認為他是一個守財奴,只肯把錢用在國外,不肯用在臺灣。我最初也這樣想,后來我才知道他并非如此,而是比我想的周到。他是第一個想到現在的長期發展科學,至少胡適之先生是這樣告訴我的”。[35]


南渡北歸:離別(第五章梅貽琦流亡海外之謎)梅貽琦出走內幕(4)


就在臺灣當局時刻關注梅貽琦的動向并設法令其盡快回到“故國”懷抱時,中共方面也沒有忘記梅的存在和巨大價值,1949年年初,奉命接收北大、清華的吳晗曾公開表示梅應該留在清華,而對胡適大為反感。新中國成立后,周恩來總理在協和大禮堂對北京高校校長、教務長談話時,再次提到梅貽琦,說:“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

盡管梅貽琦確實沒有做過對中共不利的事,但他還是沒有回應周恩來這位南開小校友與中共的好意,毅然由法國赴倫敦,然后又去了美國。就在梅于倫敦短暫停留的時日,一幫清華校友又聞風而動,開始做梅的“政治思想工作”,促其返歸大陸。一位叫方鉅成的清華校友在許多年之后說:“梅校長在公寓安頓下來后,我們請他到家里來吃便飯……談話中心離不開國內局勢的發展,我們兩人告訴梅校長,我們一家準備回去了,我們想參加建設祖國的工作,也告訴他有好幾位我們熟悉的同學也即將歸國。當時你一言我一語,表示希望梅校長離開歐洲也回北京去。……陳益當場表示,如果梅先生路費方面有困難,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過了片刻,梅先生表態了,他對我們說:‘你們回去我贊成,但我自己還想在外面看看再說。’”[37]

面對梅貽琦的態度和后來轉赴臺灣的事實,方鉅成頗為感慨地說:“現在回想那三十多年前的往事,感到當時還是對他規勸敦促不夠,否則梅校長很可能在1949年以后走的一段道路會有所不同的。”這位表示懊喪的方鉅成回到大陸后任外文局《北京周報》編輯,曾與姜桂儂合譯過《周恩來略傳》等書出版。陳益回國后到清華大學化學系任教。不知這幾人當時是否受中共特別指示專為做梅的工作而設此宴,從陳氏慷慨急迫的言行推斷,奉命行事的可能性極大,但也不排除“自己跳出來”的成分。歷史每到一個社會大動蕩、大混亂的轉折時期,總有一部分人懷揣不同目的“自已跳出來”折騰點什么,只是方鉅成等輩的折騰給世人一種說不出什么味道的感覺。《孫子兵法·謀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方鉅成等人不管是奉命還是出于自己一廂情愿,只能說他們既不了解老校長,又不了解自己,更不了解清華沉痛的歷史背景與未來將面對的厄運。世人看到的是,未出一年,“思想改造運動”興起,站在左、右不同思想陣線的各色教授,開始了站隊與“洗澡”。緊接著,清華被肢解,只剩一個工學院獨木支撐。隨著一連串更加猛烈的運動開始,許多教授被打成了頭戴白色高帽的“右派”分子,或顏色相同的“反動學術權威”。在秋風掃落葉式的政治風暴中,全國上百萬大大小小的知識分子遭此厄運。茫茫蒼穹秋風漸緊,寒氣襲人,鋪天蓋地的大風雪即將壓城而來,清華園內,一個個齒搖搖發蒼蒼的老“海龜”,被“可下五洋捉鱉”的紅色革命小將們捉上“斗龜(鬼)臺”,于刀風箭雨中噴出最后一腔碧血。腳下,那浸染在腥風血雨中的朵朵黃花,于凄苦蒼涼的大地上瑟瑟顫抖……

令人不可思議的是,事隔三十余年,當中國民眾特別是自由知識分子群體普遍從那場恍如隔世的噩夢中醒來時,方鉅成等輩還煞有介事地對當年的“義舉”大發感慨,并為沒有把梅貽琦弄到大陸而痛心疾首,真可謂糊涂得可以了。如此妄舉很容易讓人想起當年陳寅恪的門生、壓根就不具備與導師對話資質的汪篯,作為中科院院長郭沫若的“特命全權大使”赴廣州中山大學,“以黨員的口吻”、“教育開導的口吻”、“不知天高地厚”地勸陳寅恪北返的那一幕。所不同的是,汪篯很快就意識到了自己的荒唐與無知,而方鉅成輩可能至死都活在沒有把梅弄回大陸的遺憾之中,這個遺憾又漸漸演化成人生中一個殘碎的大夢而連綿不絕地做下去。然而,夢終歸還是夢,總有醒的時候,倘有朝一日方鉅成們從這陳年大夢中醒來,對著鏡子問一聲:“我姓啥名誰?”可矣!

1954年春,受臺灣當局邀請,梅貽琦赴臺參加“國民大會”選舉“總統”,4月返紐約。在這期間,國內有一位教授朋友受中共委托寫信請其回歸大陸。此時已由香港來到紐約的韓詠華看了信后試探性地問梅:“你看共產黨怎么樣?”梅貽琦答道:“把國家治理得不錯。”但梅貽琦最終未能回歸大陸,而是在一年之后去了臺灣。

2013-08-21 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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