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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袁世凱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袁世凱
南方人物周刊     阅读简体中文版

袁世凱家族

  本刊編輯部

  近代中國焦灼于國家滅亡危局的一些中流砥柱,在濡染了西方政治、經濟和社會制度之后,試圖推動中國的近代化——把西方的政治制度、教育模式和生產方式中的一部分,移植到中國來。

  這樣的移植,對很多人來說都是致命的威脅。

  慈禧太后先是鎮壓了狂飆突進的百日維新,又在20世紀初支持了在內容上幾乎與1898年的改革幾乎雷同的改革,其核心依然是采用“西法”,但她并無改革的誠意,這場喧鬧的表演最終只落實到3項具體改進——廢除科舉、建立現代學校和派送學生出國。對于隨后的立憲運動,慈禧太后和醇親王采取的都是拖延策略,因為他們從未考慮過在中國真正引入君主立憲制。

  在辛亥革命的烈焰中即將覆滅的清廷,因為要倚賴袁世凱的力量,將最高軍事權力拱手交給了他。很快,袁世凱當上總理大臣,組建了自己的內閣。

  革命黨人同意袁世凱就任共和國大總統的前提是,他必須支持共和。宣誓擁護共和時,袁世凱說,“共和為最良國體,世界之公認”,并莊嚴承諾“永不使君主政體再行于中國”。

  背叛共和以及上演帝制復辟的丑劇,令袁世凱背上了可恥的罪名,“袁對憲法的嘲弄,對議會非法的操縱,施用的賄賂、威脅、謀殺,以及監禁等手段,無可挽回地侮辱了公眾的人格,也為此后十年的法律失調與社會無序,留下了隱患”(徐中約《中國近代史》)。

  閻錫山認為,鼓動袁世凱稱帝的,是想要繼承大統的長子袁克定、妄圖封侯的清廷舊官僚、指望陷袁于不義的副總統黎元洪的羽翼和企圖將中國推入分崩離析的帝國主義。

  民國初年,世人稱袁世凱為:中國的拿破侖,中國的華盛頓,中國共和之父。民國初年,世人稱袁世凱家族為“民國第一家”。

  很快,袁世凱成了竊國大盜、賣國賊……

  我們能否同時也看看,這個時代罪人在與日本簽訂屈辱的《二十一條》時,到底有過怎樣的交涉?他真的一個“不”字也沒說過嗎?在中國近代化運動中,他扮演了怎樣的角色?詹天佑修建的中國第一條鐵路,跟他是怎樣一種關系?當南京政府反對保護私有財產時,北京方面做了什么?民國初年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時期,跟他又有什么關系?

  探究一個人怎樣在歷史的演進中被賦予不同的形象,猶如一次探險,對于袁世凱這樣復雜的人物,更需要做深入、細致的探尋,以避免簡單的判定。

  2009年9月16日,從各地趕到河南項城的三十多位袁世凱后人,肅立在袁世凱童年住過的那棟樓前。這是民國以來,這個龐大家族的第一次聚會。袁世凱與他的一妻九妾生育了17個兒子、15個女兒,僅在天津,袁世凱的后人已達百人之多。人們都知道袁家騮和吳健雄的光彩照人的傳奇,但是這一次,我們將目光探尋到這個家族的深處,抵達更多的人,更多的命運。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袁世凱

  本刊記者 李宗陶 發自項城、廣州

  對袁世凱,人們有過許多稱呼:袁項城,是借用他的祖籍地;袁宮保,是用清廷所賜“太子少保”銜,當上民國大總統之前,這是他最喜歡的稱呼;大總統,從他53歲叫到56歲,但長子袁克定即使在新中國成立后,提起父親依舊稱“先大總統”;洪憲帝,從1916年1月1日到3月22日,共83天;賣國賊、竊國大盜,從民國叫到新中國,出現在歷史教科書里。

  他的后代在上歷史課的時候,不是“無地自容”,就是“回家暗自流淚”。

  廣州市社科院研究員駱寶善精研袁世凱20多年,能一眼辨認出袁氏手跡。“我讀書的時候,袁世凱是竊國大盜;我在中大教書時,也跟學生說袁世凱是竊國大盜;直到我退休了,才能不這樣講了。”

  “過去史書上說,袁世凱是個紈绔子弟,其實不是這樣。從同治十三年到光緒三年,他正正經經在北京讀了4年書,長進很大。他自己說過,那幾年,為了要博一個功名,他讀書累到吐血,都沒考取一個舉人,這是他一生最大的遺憾。”

  駱寶善忽然記不起袁世凱某年鄉試所作的挺不錯的聯句,女兒悄悄遞進來一張紙條:“光緒五年:重門驚蟋蟀,萬瓦冷鴛鴦。”字是駱寶善的妻子劉路生寫的。夫婦倆都是袁世凱的研究者,連女兒對袁世凱也很熟悉。

  “袁世凱留下來的東西,是一批家書和向清朝政府報告的文牘。從家書中看,他的思路很清晰,考慮事情很周密,對事情的把握和分析,肯定在同齡人之上。”駱寶善主持了國家“七五”社科規劃基金資助的“袁世凱研究”項目,他主編的《袁世凱全集》囊括了所有已發現的家書和文牘,將在2011年夏天出版,計30卷,2500萬字。

  這個人

  袁靜雪(原名叔禎,袁世凱三女)印象中的父親總是軍人派頭:黑呢制服,站或坐時,腰背挺直;平常少有笑容;生氣時罵“混蛋”,氣極了,“混蛋加三級”;待部下很客氣,但他們都很怕他。有人夸張地說,袁世凱坐在那里,睛光四射,像一只老虎。

  在中南海的時候,袁世凱吃飯時要奏軍樂。溥儀在《我的前半生》中記道,每當軍樂聲起,總管太監張謙和的嘴就會因生氣而變扁:“簡直鐘鳴鼎食,比皇上還神氣!”

  統領軍人,對袁世凱來說,“比起做文章來,到底容易多了”。一次閑談,張之洞問袁世凱練兵的秘訣,袁世凱說:“練兵事看似復雜,其實簡單,主要是練成‘絕對服從命令’。我們一手拿著官和錢,一手拿著刀,服從就有官和錢,不從就吃刀。”

  國民黨人楊思義回憶說,“袁世凱深知人情,除了威脅之外還有利誘,事情便可圓滿。”

  被清廷開回原籍彰德(今安陽)洹上(村名)3年,袁世凱不僅僅是湖上垂釣,他實在是很忙的:外界消息源源不斷匯總到他這里;留日學生回國,多繞道來拜,家中常常賓客滿堂,他則視各人的才能,分別給待遇、給資助。所以許指嚴在筆記中說,那兩年里幾乎每個月都有革命黨揭竿而起,“皆袁之金錢蒸發力也”。

  袁世凱待人接物,禮數周全,出手大方。

  孫中山、黃興、陳其美分別在京受到過袁世凱的隆重招待。袁世凱把自己所住的石大人胡同迎賓館騰出來,讓孫中山下榻,以示恭敬,把總統府搬到鐵獅子胡同陸軍部(今張自忠路3號)。孫中山曾經對人說:“袁世凱真能辦事,氣度也不凡;雖然習慣于玩權術使詐,但也是迫于時事,不得不這樣。”他還細述了見面時的觀感:“跟他剛一見面,他是至誠至真的樣子;進一步談,你會發現他話中有鋒芒,眼光四射,一般人是窺探不到他的真心思的。我是心中存疑,所以也以一派城府相對。等到日后看他做的事情,全跟說的不一樣。他真是一個魔力惑人的命世英雄啊!”

  在官場

  袁世凱早年親近康有為,與之稱兄道弟,是強學會中第一個捐銀的人。甲午戰敗后,他內心深處是傾向變法維新的。他對于西法的了解,不在康有為之下。他上奏光緒帝的新政萬言書充滿了新鮮氣息和要求變法的急迫,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先進:采用西法,徹底更張,對清廷的用人、理財、經濟、軍事、外交實行全面改革。

  晚清時期,跟袁世凱關系最密切的要人有3個:李鴻章、榮祿、奕劻。

  袁世凱從朝鮮回京后,官居二品,是管轄溫州、處州兩府的道臺。當時軍機大臣是翁同龢、李鴻藻、榮祿;李鴻藻尤其器重袁,榮祿也附和。

  榮祿是一個城府很深的人,據說馭袁有術。因他出面保全,小站時期的袁世凱才渡過了胡景桂彈劾案的危機,非但未受懲處,反而受到清廷嘉勉。從此,二人過從甚密。戊戌變法時,康梁及譚嗣同要袁世凱殺榮祿,是對二人的交情沒有吃透。

  袁世凱真正建立政治威信是庚子年間的義和團事件。當時華北大亂,山西亂、山東亂、京城也亂。袁世凱從小站兵營急赴濟南到任山東巡撫,鐵腕鎮壓,“清內匪以安民生,慎外交以敦睦誼”,為清廷立下汗馬功勞。

  李鴻章是最早用袁世凱的人,但他的資深幕僚張佩綸(張愛玲的祖父)對于袁世凱的看法前后變化很大,從早年的欣賞轉變為日后的厭惡,認為李鴻章晚年昏聵,用錯了人。在給軍機大臣李鴻藻的密信中,張稱袁是“小人之有才者”。

  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明白寫道:“光緒末年,小人階之以富貴者捷徑有二:一曰商部,載振主之;一曰北洋,袁世凱主之。”后來當上北洋政府陸軍總長的段芝貴本由巡捕起家,是一個供達官差遣的走卒,因捉得袁家逃仆,袁世凱大喜,贊他有才,叫他捐了個道員,然后上折保薦;后來段芝貴重金購歌妓楊翠喜獻媚于慶王府載振,一夜間成了封疆大吏。

  處在這樣一個齷齪官場中的袁世凱,所用之人,差異很大。中國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很多人,如唐紹儀、詹天佑、梁如浩、梁敦彥等,以及嚴修、胡景桂一類正人君子,都受到過他的重用。一些流品頗雜的人物,也被他收到麾下,如楊士琦、梁士詒、朱家寶、趙秉鈞、凌福彭……而袁世凱自己,從朝鮮回國后攀結李蓮英等人的丑行也已被日本學者揭開;即使在山東巡撫、直隸總督任上,他也是要每年進京“走動”的。

  他的威勢由他50歲壽辰的場面可見一斑:京城壽帖賣空;北京錫拉胡同袁府賀客盈門,達官親王爭相獻媚。李泰棻筆記中說,此前那桐(大學士,當時與袁世凱都任外務部尚書)去請京劇泰斗譚鑫培為袁祝壽,想破例演兩出戲,譚老板半開玩笑說:“中堂如肯給我請個安,我就來個雙出。”話音未落,那桐已一請到地。

  埋葬了清王朝,用什么代替它?

  1905年日俄戰爭爆發,日本戰勝俄國,給了清廷一個救命稻草般的啟示:議會是個好東西。

  日本在1889年有了議會,而俄國在這次戰爭之前沒有。伊藤博文(曾任日本內閣總理大臣)勸告中國的欽差大臣,皇帝如果把憲法欽賜給國民,就可以繼續位居萬民之上而不受束縛;無論如何,最高權力不能落入人民手中。

  1906年,慈禧宣布即將建立憲法體制;1908年,她頒布預備立憲詔書,以9年為預備訓政期。

  1911年4月,清政府實行政府改組,指定了一個“內閣”,13個閣員中滿族9人,漢族4人。

  6個月后,辛亥革命爆發。

  很快,華中、華南、東北幾省,相繼宣布脫離滿清,實行獨立。

  每省都由“新軍”的指揮官担任督軍,與省議會共同組成新的省政府。其實質,費正清認為:“就是一省的溫和改良派,以宣告獨立來繼續他們的士紳統治,擺脫了北京的控制而維持住了他們在地方的政治、經濟控制權。他們遠遠無意于社會革命,這場革命也談不上群眾參與。”

  延續了268年的清王朝、綿延了2132年的帝制(從秦始皇統一中國算起)是滅亡了,問題是:怎樣埋葬它,用什么代替它?

  讓我們看看總統大選的一幕吧——

  1912年10月6日,宣武門大選會場被三四千“公民團”團團包圍,另有正式軍隊荷槍實彈,往來梭巡。在眾議院會場,國民黨、進步黨及各小黨派議員共到759人,需投票3次,檢點人數、發票、投票、唱票,每次約需4小時,至少要兩三天才行。

  洪幫首領張堯卿率領的這支“公民團”,本色是流氓。他們代表“民意”警告每位議員:不選出袁大總統,不準出場。進步黨議員籍忠寅、田應璜、張漢、廖宗北、彭邦棟等一干癮君子煙癮發作,涕淚滿面,哈欠連天,然“公民”無情,決不通融。煙徒們抓耳撓腮,捶胸頓足,扯發撕衣,出足洋相。后來,他們在會場里亂竄,到處尋找國民黨議員,又是拱手,又是敬禮,苦苦哀求,讓他們放棄自己的意愿,趕快選出大總統,好早早散會。

  進步黨本部送來兩担面包點心,說是擁護袁總統的議員們用的,送進去了;國民黨本部也送來食物,送不進去,“公民”們破口大罵“餓死活該”,國民黨議員慘遭挨餓。

  第3次計票時,天已經黑了,議員們不得不在袁世凱和黎元洪之間做出選擇,袁終于得票過半。主席湯化龍大聲宣告袁世凱當選中華民國第一屆大總統。掌聲稀稀拉拉——國民黨議員不鼓掌;進步黨中老者、病者、饑餓者、發煙癮者,疲極無力,也不愿意鼓掌。會場外,“公民團”聽說選舉完畢,領了報酬一哄而散。

  4天后,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正式大總統的袁世凱身穿陸海軍大元帥鈷藍色禮服,頭戴疊羽帽,乘著八抬彩轎,出現在故宮太和殿前。他宣誓就職后,文武官員都呼“萬歲”。他登上天安門城樓檢閱兩萬多人的部隊,是乘坐二人肩輿代步的,現存的一張照片中,那轎夫的肩頭剛好在大總統的足下。

  一年多后的1914年12月23日,在歷代帝王都舉行過祭天儀式的天壇,袁大總統也“祀天”,他是乘坐鋼甲小汽車去的。從新華門到天壇,沿途加鋪黃土,這是皇帝出行的禮節。

  章太炎說,“袁公就職歲余,漸恣肆”。

  外國觀察家們依據他們對中國少得可憐的知識,曾堅信在中國,皇帝是需要的。美國政治協會首任會長古德諾,經短期訪問中國、因而被認為通曉中國事務的前哈佛大學校長查爾斯·艾略特安排,為袁世凱當憲法顧問。古德諾根據在北京一年半的經驗得出結論:“中國缺乏它要表現的自由民主所應具備的法制、個人權利,甚至紀律都沒有,因此,專制應該繼續下去,直到它發展出對于政治權威有更大的服從、對于社會合作有更大的力量、對于私人權利有更大的關注之后再說。”

  古德諾不幸落得一個壞名聲,因為他似乎在理論上支持了袁世凱的復辟,而袁世凱預先支付給顧問50萬金的支票。唐德剛看過那篇專門寫給袁世凱的《共和與君主論》原件后,評論道:“從法理、學理和史實角度來看,這篇謬論不算太謬,但古先生謬在老學究的政治天真,以及與中國近代政治史的脫節。”

  暗殺時代——誰暗殺了宋教仁?

  辛亥革命后,國內和國際輿論一致認為:中國當時的局面,只有袁世凱有資格、有能力出面收拾。這個能力,主要是指他擁有武裝力量。

        據美國陸軍參謀處資料,當時,袁世凱的北洋系部隊大約有16.4萬人;而南方革命黨的民軍,據日本陸軍武官估計約有40萬人——人數的優勢與它的缺乏訓練、紀律不良、軍械龐雜、缺少合格官佐的劣勢相抵消。

  1912年2月16日下午3時15分,外務部大樓,兩天前還不肯剪辮子的袁世凱興致勃勃,讓蔡廷干為他剃了個光頭。兩天里發生了許多大事:孫中山辭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之職;南京參議院選舉袁世凱為第二任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親電袁世凱:“民國大定,選舉得人。”象征著舊時代的辮子可以革掉了。

  掌握政權時,袁世凱53歲。他深知怎樣使舊制度運轉,但對新制度所知有限。事實上,他是一個舊式人物,孝順、迷信、封建。

  1912年,中國多數愛國人士都接受一個觀點:中國在政治上落后于西方,因此必須迎頭趕上,應該有一個國會代表人民,有一個內閣主持行政。

  1912年3月,臨時大總統袁世凱任命唐紹儀為總理并組內閣。這些閣員覺得他們應該聽命于袁總統而不是唐總理,一如北洋嫡系“只知有袁宮保,不知有大清朝”。這個總理沒有預算,沒有黨組織,沒有靠山,沒有權力。到6月,他只好辭職。

  同盟會領袖宋教仁深深專注于代議制民主的西方理想,他已經起草了一部臨時憲法。1912年8月,他發動同盟會4個小黨派聯合組成新黨——國民黨。他搞過一次全國性選舉,大約5%的人口有選舉資格。宋教仁希望用立憲手段管理國會,“駕馭袁世凱”,把他變成傀儡。

  1913年3月20日夜,年方31歲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車站遭槍擊身亡。6天后,國民黨人在長沙的追悼會上稱袁世凱是“絕大之兇犯”。

  暗殺,大約是20世紀初從日本舶來的,常與革命黨人或“俠”如影相隨,成為清末民初的一道風景。袁世凱坐在馬車上遭遇過炸彈;晚清預備立憲,隨五大臣出國考察的袁克定也見識過著名的人體炸彈吳樾(生前寫過《暗殺時代》);袁世凱的手下搞過暗殺,孫中山、陳其美、黃興、蔣介石的手下也都搞過暗殺。

  宋教仁案破得很快,3天里水落石出,牽連出袁世凱政府的內務部秘書洪述祖、內閣總理趙秉鈞。但在庭審之前,兇手嫌疑人武士英突然暴斃在特別法庭的監獄里,幾位涉案犯或下落不明,或逃到租界,人證都消失了。一時間,《民立報》、《民權報》上滿是國民黨人的討袁檄文。一年后,趙總理被神秘地毒死,繼任者是段祺瑞。

  近年來,海外學者對這樁公案提出不少新證,認為宋教仁是國民黨內部權力斗爭的犧牲品——對破案出了大力的青幫大頭目、國民黨元老陳其美頗有嫌疑。陳其美最后也是在上海被暗殺的。

  而上海東華大學廖大偉教授則從民初幫會與革命黨交惡、與社會關系緊張的視角,重新闡釋這一血案:應桂馨是中華國民共進會(1912年7月由青幫、洪幫、公口等幫會聯合發起,成立于上海)會長,在社會轉型中角色與地位與革命黨形成落差,因而產生報復心理;宋教仁在國民黨內的實際地位和未來政治角色,決定了他不幸被選為報復對象。 

稱帝鬧劇

  “洪憲大戲”前,擁戴袁世凱做皇帝的公民、商會、乞丐、妓女、人力車夫等各種請愿團魚貫登場。與其說,袁克定及“籌安會”強奸了民意,不如說,他們操縱利用了一部分民意。當時的人民,實在搞不清大總統和皇帝有什么區別。

  楊度一手策劃了乞丐請愿團。有一天,他驅車經過鬧市口,看到有兩個乞丐吵架,其中一個厲聲道:“今天還有王法嗎?都是共和鬧的,假如皇帝復生,一定不會讓你們這些人如此橫行。我只有每天早晚祈禱老天爺,再給我們一個皇帝吧。”楊度大喜,這才有3天內召集不下萬余乞丐請愿的壯舉。

  袁家誠(袁世凱孫,十子袁克堅之子)在與家人聚會時也問:“我就是想不通,他為什么一定要當皇帝呢?”

  章太炎、汪鳳瀛都曾點明袁世凱的私心所在:“元首不及世”,“特一繼承問題而已”。說白了,就是想把王位穩穩地傳給兒子。

  他曾對五子克權說:“你大哥是個拐子,你二哥成天和一些清客鬼混。你們哪里見過天下有拐皇帝、書呆子皇帝呢!”

  類似的話,他對部下馮國璋、李鴻章的侄子李經羲也講過。據徐世昌記,他對馮說:“我絕無皇帝思想,袁家沒有過六十歲的人(指男性),我今年五十八,就做皇帝能有幾年?況且皇帝傳子,我的大兒子克定殘廢,二兒子克文假名士,三兒子克良土匪,哪一個能繼承大業?你盡管放心。”

  記者在駱寶善、劉路生夫婦家中,看到一份珍貴的日本外務省檔案影印件。這是1915年11月22日出版的美國《獨立周刊》對袁世凱的專訪,題目是《中國的共和制將繼續下去》。

  編者按中說:

  “鑒于從遠東傳來的驚人消息——袁世凱總統正在策劃顛覆中國的共和制度,以便他自己做皇帝,我們很高興提供他親口給出的內容相反的保證。”

  袁世凱對《獨立周刊》記者說:

  “你們的雜志一定有能力讓美國官方和人民深刻地明白:說我贊同恢復帝制,希望成為皇帝的論調,并不是由我的朋友,而是由我的敵人虛構的。

  “中華民國是否會失敗?現在我申明,不會。……的確,在我國的一些地方,有復辟帝制呼聲。就在昨天,國會建議我下令召集國民大會,制定新憲法。命令正在制定,將在兩個星期內頒布。我希望,在12月末或1月初召集大會。大會將有重要行動,但并不與變動政府形式發生聯系,盡管我希望某些部門,特別是行政部門的管理,以及省級選舉方式發生重大變化。可能會出現恢復君主制的問題,我相信會有相當長時間、相當認真的討論,但是,并沒有出現帝制派成氣候的跡象。”(劉路生譯)

  然而,就在訪談還沒發表的11月20日,國民代表大會以絕對多數票批準了君主制。12月11日,各省代表假民意請求袁就任中華帝國皇帝,袁以無德無能婉拒;12月12日,他“不情愿”地同意了代表們的第二次請求。13日,他下令1916年新朝開啟,名為“洪憲元年”。

  北京最大的綢緞莊“瑞蚨祥”承制了袁世凱的龍袍、于氏的娘娘服、眾妾的嬪妃服和皇子皇女服。那件龍袍,代價是70萬金;僅一雙文襪,就值4000金。

  短短兩個月,袁世凱改主意了?

  清末政局,不是一般的混亂。政壇角逐的目的在輸贏,而不在是非,每個人都沒有固定的敵友,卻都有諱莫如深的行為。

  劉成禺在《世載堂雜憶》中披露了一次袁世凱和老友英國公使朱爾典的秘密談話,呈現出袁的另一種心態。

  朱爾典:大總統實行君主立憲的日子一定不遠啦?

  袁世凱:近年來各省將軍、巡按使,還有文武各官,都說不實行君主立憲不能鞏固國基。到了今天,全國都贊成了,我只有順從民意。

  ……

  朱爾典:現在各國,不論實行君主制的還是實行民主制的,都沒有像大總統一樣,權力如此之大,責任如此之重的。英國女皇的權力不用說了,就是德皇、日皇、美國大總統,他們的權力都不如您啊!

  袁世凱:您這個說法,頗合情理。我現在所處的地位,一百分責任,我自己承担了八十分,而各部加在一起担了二十分……

  朱爾典:如果換一個人担此重任,那他就寢食俱廢啦!

  袁世凱:我考慮帝制的事情,不過就在這幾年,只是與我的子孫,甚有關系。中國歷史,王子王孫,年深日久,到頭來沒有不弱之理,這也是可憂慮的……當初提出創立共和制的人,根本不知共和是什么東西;今天主張立憲君主,也不知立憲君主是什么東西。多數人民,腦海中存留的不過是漢、唐、明、清的專制君主。也許一百個人里有一個知道日本的君主制、美國的聯邦制。至于我要實行的這個立憲君主制,他們恐怕做夢也猜不出是什么東西……

  5種人鼓動袁世凱稱帝

  據幕府里陪伴十多年的張一麟與劉成禺在南京的長談可知,民國元年,袁“尚知在《約法》中討生活,無違背民國意”,然而,他辦不成事。

  駱寶善告訴記者:分攤權利的機構太多,議會、參議院、眾議院,且國民黨占議員的多數,幾乎任何一件法令都通不過;任何事情都反對,又說不清原因,永遠在扯皮。這種花樣翻新的選舉和分散權力,對于習慣了獨斷專行的中國首腦來說,近乎謀害。而分散權力有什么好處,當時幾乎沒有人能看出來。

  “民初那幾年,中國真的不具備實行民主共和的條件。真正制造輿論和接受輿論的人就那么一小層,老百姓不懂,他們也未必真懂,包括孫中山領導的主張共和的革命黨人也不懂。孫中山制定《臨時約法》,并不是用來實行共和、約束自己,而是用來約束袁世凱的,這一點他自己承認,今天的學界也沒有異議。總之,就中國當時的思想基礎、制度基礎,想要實行共和是非常困難的。”駱寶善說。

  《王筱汀日記》的作者王錫彤(字筱汀)是袁世凱興辦實業的得力助手,他在日記中描述了袁稱帝前一個月已經四伏的危機:表面上各省紛紛成立籌安會分會,請愿帝制者頻頻組織上書,但云南、四川已在興師,中央雖派兵討伐,但將帥一直都在觀望,不肯用力;“內則段芝貴別有懷抱,外則閻百川(錫山)、馮華甫(國璋)均另作主張”;大典籌備處興高采烈,各種費用目不睱接地攤派給各省,跟前清祝壽時沒什么兩樣;各省督撫雖然口頭上都答應認捐巨款,但實際上“虛與委蛇,待時而動矣”!

  即位當天,護國軍內亂再起;第54天,袁世凱宣布推遲登基。四面楚歌的皇帝當到第80天,袁世凱不得不召秘書張一麟起草撤銷帝制的文告。國號、年號、國旗都定了,龍袍、龍椅也做好了,還沒來得及登基,朝代便告終結。

  張一麟憶述當時情形:“那天,項城把我叫去說:‘我糊涂,沒能聽你的話,以至于此。’……他意思是直接命令取消,并將擁戴書焚毀。我說,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回答說,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別人。”

  閻錫山在回憶錄里細致分析過當時鼓動袁世凱稱帝的5種人:一是長子袁克定太想通過立太子而承大統;二是清廷的舊官僚,意在封公封候;三是滿清的親臣,意在促袁失敗,好復辟;四是副總統黎元洪的羽翼,意在陷袁于不義,使黎能夠繼任總統;五是日英俄三國,意在促中國于分崩離析,使之永陷貧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它們在中國的利益。

  閻錫山對擁帝派朋友說過:“你們這是要把大總統往爐火里推。”

  從《二十一條》到“十二條”

  晚清最恨日本的有兩個人,一個李鴻章,一個袁世凱。李鴻章臉上挨了日本人的子彈,雖然日本天皇及皇后派人送來親手折疊的紗布,可中堂大人就是留著子彈在臉上不取,以便在《辛丑條約》的談判中討價還價。

  袁世凱與日本的過節,可以追溯到駐朝鮮時期。1884年朝鮮宮廷政變中,袁世凱入宮救駕,平定了親日的“開化黨”人作亂,日本人很生氣,但伊藤博文看重他,當李鴻章感慨人才難得時,伊藤說:“以袁世凱的才干,只當小差,難怪貴國缺人才。”

  甲午戰爭時期,袁世凱對日本態度強硬。日俄戰爭時期,袁世凱實際上做了不少有利于日本軍方的事;在他所練的新軍中,日本教官也發揮了不少作用。

  日俄戰爭后,美國與日本、沙俄爭奪東北日益激烈,袁世凱“以夷制夷”,聯美、德制日,讓日本生氣。1908年建漢冶萍煤礦公司,盛宣懷向日本借款,日本要求一部分管理權,袁世凱卻主張將公司收歸國有,沒談成,日本也生氣。

  辛亥年間,袁世凱在外交上依賴英美,英美等國也公開支持袁世凱掌權,日本顯得落后,于是認為如果袁世凱當國,日本在中國就不可能獲得最大利益。1913、1914年,日本對德宣戰,強占青島,在山東半島登陸;到了1915年,就端出了《二十一條》。

  據曹汝霖(時任外交部次長)回憶,他收到的袁世凱批閱件上有這樣的文字——

  針對合辦礦業:“可答應一二處,須照礦業條例辦理,愈少愈好,可留予國人自辦。”

  針對建造鐵路:“須與他國借款造路相同,鐵路行政權須由中國人自行管理,日本只可允以管理借款之會計審核權,惟須斟酌慎重。”

  針對開商埠:“須用自開辦法,并應限制,免日本人充斥而來,反客為主。”

  針對漢冶萍礦廠:“這是商辦公司,政府不能代謀。”

  針對福建讓與:“荒唐、荒唐,領土怎能讓與第三國。”

  針對內地雜居:“治外法權沒有收回之前,不能允許雜居。”

  針對限制中國主權的第五號條款:“簡直似以朝鮮視我,這種條件豈平等國所應提出,實堪痛恨,萬萬不可開議,切記切記。”

  對照天津市歷史檔案館現存的袁世凱對《二十一條》說帖的朱批原件,可以發現更多的“字斟句酌”和“討價還價”,如日本政府提出的有關東部內蒙古借款、課稅、開埠、合辦農工業等方面的要求,袁世凱批:“辦不到”;有關日本臣民在滿州可租賃或購買土地,袁圏出“或購買”3字,批:“購買有礙完全領土”。最后,他寫道:“各條內多有干涉內政侵犯主權之處,實難同意。”

  曹汝霖在回憶錄里還披露了另一些情況:袁世凱特派日籍法律顧問有賀長雄回國,打探到日本天皇及政府尚未獲悉《二十一條》內容,是日本首相大隈重信借政府名義提出,帶有先斬后奏、事成邀功的意思。袁世凱獲信后高興地說:“得要領了,得要領了。滿洲以外的要求,當然半個字也不能答應他。”他同時派出耳目,探明日本天皇是否真會因談判破裂而出兵。

  一方面,陸徵祥(時任外交總長)、曹汝霖奉命想方設法拖延談判,譬如將每周談判從5次壓縮到3次,談判代表顧維鈞每次說完開場白即獻茶,盡量占用兩小時的談判時間;另一方面,袁世凱將此事透露給英、美、法、俄,想通過他們的利益爭奪給日本施加壓力;同時,他也將內幕透露給中外報界,借助國內民意和輿論。

  從1915年2月2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到5月7日日本發出限時48小時答復的最后通牒,歷時105天,談判20多次。5月1日后,日本擺出大戰一場的姿態:軍艦在渤海一帶游弋;山東、奉天兵力增加;關東戒嚴,日僑紛紛回國。

  收到最后通牒的袁世凱召集政府要員開會,通告此事和不得不接受的原因,他說:“我國雖弱,茍侵及我主權,束縛我內政,如第五號所列者,我必誓死力拒。外交部恪守我的指示,堅拒到底,盡了最大之力……如今日人最后通牒已將第五條撤回,凡侵主權及自居優越各條亦盡力修改,并正式聲明將來膠州灣歸還中國。在南滿雖有居住權但須服從警察法令及課稅各條亦與中國人一律。因此,與初案相比已挽回許多……我國國力未充,目前尚難以兵戎相見。故權衡利害而不得不接受日本之最后通牒,是何等痛心,何等恥辱!……經此大難之后,大家務必認此次接受日本要求為奇恥大辱,本臥薪嘗膽之精神,做奮發有為之事業。舉凡軍事、政治、外交、財政,力求刷新,預定計劃,定年限,下決心,群策群力,期達目的……”他還引朱爾典的話,希望“埋頭十年,與日本抬頭相見”。

  5月25日,陸徵祥與日本正式簽訂討價還價后的《二十一條》,實際上是“十二條”。第五號共7條,沒有簽訂,此外刪除2條。

  當時留學美國的胡適說:“吾國此次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也能剛,此乃歷來外交史所未見。”

  30年代初,史家陳恭祿在其《中國近代史》中評點此事:“何可厚非。”

  民國著名記者陶菊隱雖對袁世凱評價不高,但在《袁世凱傳》中說:“外界傳說他與日本人訂立‘二十一條’另有密約,實在是沒有這回事情。袁世凱被迫在‘二十一條’上簽字后,好多天神志為之不寧。他讓丁佛言撰寫了一本書,叫《中日交涉失敗史》,印了5萬冊,密存山東模范監獄。他常對左右說:‘勾踐不忘會稽之恥,最后終于打敗了吳國;那些咄咄逼人的人終有肉袒牽羊之一日,到那時,此書就可以問世了。’”

  新近發現的一些資料表明,條約簽訂之前還有另一重壓力——

  日本駐華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凱面遞“二十一條”時,曾說“彼等(指中國革命黨)與政府外之有力日人有密切之關系,除非中國政府給予友誼證明,日本政府不能阻止此輩之擾亂中國”(引自王蕓生《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在“二十一條”談判過程中,日置益的說法顯然讓袁世凱感到了壓力。袁世凱方面(不是袁本人)曾因此罵孫中山“將效法吳三桂,引外兵擾亂本國”。二次革命之后,孫中山被通緝,流亡日本。現在日本外務省檔案館確實存有一份孫中山與日本人簽訂的《盟約》。按照《盟約》,如果日本人出錢或武器,幫助他重新在大陸奪取政權的話,(孫)就把滿洲割讓給日本。這個問題現在爭議得非常厲害。每次開學術會議,幾方的學者都恨不得打起來。日本學者都堅持認為這是真的,臺灣學者堅持說這是假的,部分大陸學者傾向于認為是真的。”

  駱寶善先生說:“中國,包括世界上任何一個落后國家和民族的政治勢力,想要在本國實現自己的政治目標,都要依靠外國的力量,不管打什么樣的旗號。在尋求政治上、經濟上支持的時候,只能拿國家主權、國家利益做交易。”

        被遮蔽的功績

  袁世凱從1903年起在中國搞軍事現代化,在華北組建了6個師的新軍,這是中國近代第一支新式軍隊。他先后雇傭了德國、日本的教官,并且辦了步、炮、騎、工兵,甚至設立了現代化的通訊兵學校。北洋系軍事人才濟濟,至少有5個先后當上了中華民國的總統或總理。

  人們不太知道的是,袁世凱也是第一個在中國建立巡警制度的人。

  1900年以前,中國的城市里沒有巡警,維持治安由駐防軍或衙役負責。租界出現以后,中國人看到西方的警察。1902年,袁世凱担任直隸總督和北洋大臣期間,在直隸省城保定建立了巡警總局和分局,并參照外國擬定了中國最早的《警務章程》。1905年,清廷在北京、天津也建立了巡警制度,4年后,全國各大城市都有了巡警。

  直隸總督任上,袁世凱推行新政的主要成績是支持創辦實業、發展商業,地點主要在天津。

  1900年以前,天津民族資本企業不過四五家,袁世凱重用周學熙,創辦直隸工藝總局,幾年后發展到一邊辦廠,一邊辦相關學堂,使天津成為中國北方的實業中心,其中機器造紙、織造、電燈、自來水、煙草企業,特別是年產水泥20萬桶的啟新洋灰公司,都是全國規模最大的。

  1910年的南洋勸業會(一個國際性的實業博覽會)上,參觀了直隸館的實業家張謇在當天日記中寫道:“袁世凱確能干事,此人與別人畢竟不同,在工業上尤有擅長過人之處,遠遠勝過了江蘇。”

  袁世凱在直隸總督任上創辦的各式新式學堂不下幾十所,除了小學、中學、大學,還包括專科、技術、師范、醫學、政治、軍事等多種學堂。

  1905年,他督修了中國人自己建造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他出面籌錢,資金很快到位,進口的鋼軌、枕木、機器、器材還都免了稅;他任命當年的“留美幼童”詹天佑為總工程師兼辦路務。這段鐵路雖然只有170多里長,但途經居雍關、八達嶺,地形復雜、工程難度高。詹天佑發明了許多新技術,比如用兩個車頭一拉一推,巧妙解決了牽引力不足的問題。兩年后,袁世凱奏請朝廷任命詹天佑出任漢粵川鐵路總辦。此外,新易鐵路、中國和比利時合資建成的蘆漢鐵路,都有袁世凱的功勞。

  辛亥革命后,南京臨時政府在“節制資本”思想的影響下,反對保護私有財產,而北京臨時政府提出“保護私產”、“經營自由”。財產私有,主要表現在“土地私有”,當時大批旗人變相出賣土地,許多封建官地和公田轉到私人手里。譬如,從1910年至1929年,黑龍江省95%的土地歸私人所有。

  現在公認,民國初年有一個民族資本發展的“黃金期”。一方面,它是“一戰”造成的,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袁世凱的近代化意識和對外開放,“黃金期”不可能形成。學者蘇全有認為,袁世凱的對外開放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自開通商業“特區”,擴大開放范圍;二是引進外資,尤其注重僑資。

  北京民國政府解除了呈請開辦企業的若干限制,從1912年到1914年這3年間,新開的工廠為4000家,民族資本興建的面粉廠、火柴廠、卷煙廠、造紙廠以及采煤、冶煉企業,有了一個長足的發展。這其中,北洋系將領大多是新式工業的直接投資者和參與者,民國政府自總統、副總統以降,幾乎人人染指企業。如袁世凱是開灤煤礦、啟新洋灰公司和自來水公司巨額股票持有者;黎元洪參與銀行、企業12家;曹錕7家;段祺瑞9家;徐世昌7家。

  駱寶善斷言:盡管有私利交織其間,但袁世凱在推動中國走向近代化的路上確實做了很多實事,比孫中山做得多。

  咎由自取

  1916年正月十五,當了15天皇帝的袁世凱正吃元宵,忽然,六、八、九3位姨太太為了“妃”、“嬪”之稱當著他的面爭起來了。袁世凱長嘆一口氣,說:“別鬧啦!你們都要回彰德,等著送我的靈柩一塊兒回去吧!”說完回辦公室去了。從此,這個精力旺盛、除了腿部有輕微風寒幾乎從不生病的男人食量漸減,懨懨成病。

  七子袁克齊回憶了父親的彌留之際:“記得我父親死的那一天,曾把我大哥叫到里屋去,我們在外屋聽見我父親說:‘這個事我做錯了,你以后不要再上那幾個人的當。’過了半小時,他就死了。”

  那幾個人是誰?是北洋系蔡鍔、稱病拒絕討蔡的段祺瑞、袁克定的把兄弟陳宦、北洋弟子陳樹藩、湯薌銘?還是趁勢斂財、最終富比王侯的管家袁乃寬?

  帝制失敗后,袁世凱曾對幕僚張一麟吐露:“吾今日始知淡于功名、富貴、官爵、利欲者,乃真國士也。仲仁在予幕數十年,未嘗有一字要求官階俸給,嚴范孫(嚴修)與我交數十年,亦未嘗言及官階升遷,二人皆苦口阻止帝制,有國士在前,而不能聽從其諫勸,吾甚恥之。……總之,我歷事時多,讀書時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袁世凱身后,留下一個軍閥混戰、武夫當國的亂局。各省督軍,加上大約200名佩戴勛章的將軍,率領他們步履蹣跚的隊伍,從一地到另一地。每到一地,就將苛捐雜稅強加到百姓頭上。

  看看幾十年里人民背上的種種捐稅吧:燈膏捐、肉捐、車馬捐、厘捐、酒捐、煤炭捐、房捐、蠶絲捐、茶攤捐、鋪捐、統捐、茶捐、茶碗捐、船捐、靛捐、旱挑捐、展簾捐、獵捐、漁捐、剃發捐、糖捐、雞鴨捐、小商品捐、學捐、車帖捐、器具捐、柴草捐、糞捐、國民捐、米捐、路礦捐、花布捐、警捐、花捐、畝捐、牛馬捐、果捐、秤捐、竹木捐、牌照捐、戲捐、出口捐、契紙捐、戶口捐、文廟捐、油坊捐、染坊捐、紙捐、河捐、路捐、教養捐、煙絲捐、轎捐、檳榔捐、瓷器捐、巫道僧尼捐、紅事捐、農會捐、洋藥統捐,等等。

  12年軍閥混戰與袁世凱主政時期相比照,章太炎的評價是,“一蟹不如一蟹”。

  (參考:左舜生輯《中國近百年史資料·初編》,《駱寶善評點袁世凱函牘》,茅海建《從甲午到戊戌——康有為〈我史〉鑒注》,楊國強《晚清的士人與世相》,唐德剛《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沈祖憲、吳闿生《容庵弟子記》,劉成禺《世載堂雜憶》,黃濬《花隨人圣庵摭憶》,白蕉《袁世凱與中華民國》,許指嚴《新華秘記》,徐一士《一士譚薈》,陳夔龍《夢焦亭雜記》,汪曾武《鶼龕隨筆》,袁靜雪《我的父親袁世凱》,蕭乾編《近現代新筆記叢書》,費正清《偉大的中國革命》,張永東《百年之冤》,西里爾·珀爾《北京的莫里循》等;鳴謝駱寶善、劉路生慷慨提供大量資料照片和日本外務省報告影印件。) 

本刊記者 李宗陶 發自河南項城

  1859年9月16日,袁世凱出生在河南陳州府項城縣張營,袁家的祖居地。生父袁保中有6子3女,他排行第四。2009年9月15日,從海內外趕到項城袁寨的袁氏后人濟濟一堂,不相識者互問:“你是幾門?”“我四門。”

  35歲的袁文清(六門克艮后裔)告訴記者,“今天看到袁家瓊(六門克靈之子)4歲兒子的照片,可我得管他叫叔。”在這樣一個大家族里,一樣年紀,很可能是“長房的孫子末房的爺”。

  袁世凱一妻九妾共生了17個兒子、15個女兒;17個兒子又生下22個孫子、25個孫女;兒孫共計79人。從袁世凱的父輩到孫輩,世系輩分依次為:保、世、克、家。如今,在世的后人已至啟、文、紹輩。

  2009年9月16日,距袁世凱出生150年,從各地趕來的30多位后人排成三行肅立在袁世凱童年住過的那棟樓前,向先祖三鞠躬。

  這是民國以來,這個家族的第一次聚會。他們每個人都受過這個人的影響:有的改過名,有的跨不進大學門,有人入黨艱難,有人半輩子沉默謹慎。

  咸豐七年,袁家從張營遷到石腰莊,建起住宅、學校、兵營、花園等,占地270畝,從此這里改稱袁寨。

  54歲的侯金亮守著袁保中(袁世凱親父)、袁保慶(袁世凱嗣父)等人的墓地已近20年,他父親也是袁家守墓人。他指給記者看袁寨當年炮樓、吊橋的位置,三道護寨河尚存一道,淺淺水洼里游著一隊肥鴨子。

  據老輩人講,當年百十里外的流浪漢到了袁寨,只要在袁家祖墳上燒張紙,就能進寨有吃有住。之后可以幫袁家打些短工,也可以自己做點小買賣。一度,幫袁家種地,在袁寨借居、打工的將近300人。

  “文革”時,袁寨改名紅旗大隊。省里工作隊下來,組織群眾“批林批孔”外加“批袁”。“有些年紀大的批著批著就哭起來了,說受過袁家的好處,工作隊就不叫發言了。”侯金亮說,袁寨經過3次毀滅性破壞,只剩下50多間房,不少是危房。

  整理家譜和家族史

  袁曉林是六門(袁世凱六弟袁世彤)袁克艮的孫子,老黨員,曾任項城市政協副主席。30多年來,他是老家的一個樞紐,許多尋親者最先找到他,然后才找到各自在龐大家族中的那個點。袁家騮(袁克文三子,著名物理學家)從1986年第一次回項城,至2003年在北京協和醫院去世,都有這位賢侄一路相陪。

  除袁曉林外,至少還有4位袁家后人在整理家譜和家族史。

  袁家誠是袁世凱十子袁克堅的兒子,退休前是天津某醫院放射科主任。在他自幼生活的天津,袁家人粗粗算來也有上百人之多。袁家誠想把這些人的經歷、故事搜集起來。

  他自己的經歷就很有代表性。少年時,他心中的榜樣是堂兄袁家騮。“他在美國讀博士,我要在中國讀博士。”連考5次大學,每次成績優秀,就是政審通不過。多年以后,他讀了兩個夜大。日子平順起來,子女也平順起來:兒子是美國硅谷一家芯片公司駐上海的副總裁,女兒是央視9套的英文翻譯。

  現在紐約經商的袁弘哲(原名袁啟威,祖父袁克桓是袁世凱第六子)也是一位家族史熱心者。他1951年在天津出生,少年時代正趕上“文革”,念小學時他就被同學押上課桌批斗。后來他被發往內蒙插隊。有一次回天津,向父親講起自己學會了趕馬車,也學會了煙酒。曾經留學美國、后在天津一所中學教英語的父親對他說:“將來國家不只需要會趕馬車的人,還需要有知識的人。都去趕馬車,一旦有異族來侵略,我們就成亡國奴了。”他明白父親的意思,戒掉煙酒,帶上數理化和英文書籍回到內蒙。“文革”結束后,他考上天津對外經濟聯絡局的翻譯。

  他歸納說,袁世凱后人從事教育、科學、藝術的比較多,其中最著名的要算袁家騮;從政的、做生意掙大錢的很少。

  去項城前,記者電話聯系到袁世凱八子袁克軫之女、現在紐約市立大學李曼學院圖書館工作的袁家淦教授。袁氏家譜是她的研究立項之一,計劃3年完成。50年代她在香港讀高中時,恰與康有為的孫女同班,“整個中學的人都覺得很好笑”。2008年末她回大陸收集資料,一路上許多驚訝——人們好像不再用過去的口吻談論袁世凱,也不再因他的錯而否定他做過的好事。

  袁世凱的兒子們都靠祖產過日子,許多人沒有工作,即使后來有了也學不會上班,不少人有抽大煙的嗜好,除袁克定等少數例外,大多在50歲前去世。孫輩幾乎都經過“文革”洗禮,如今有人成為教授、醫生、工程師,有人是中共老干部,也有在老家當農民的。

  袁家誠說:“‘克’字輩的叔伯們都已經過世了,他們身上那個時代不好的東西也隨之而去。我們‘家’字輩,當年很多人沒有得到學習機會,下一代‘啟’字輩中,50多歲的也沒能上大學,但有些孩子很爭氣,如今事業有成。”

  從門當戶對到平民聯姻

  袁家人曾這樣評點袁世凱的兒子們:長子克定最有權,次子克文最有才,五子克權最超脫,六子克桓最有錢。

  袁克桓是五姨太楊氏的第一個孩子。楊氏在袁府有相當的地位,因為她會理財管家,袁世凱在內務上很依賴她。她對子女的教育也與其他幾房迥然有異,所以4子2女沒有坐吃山空、吃喝嫖賭的記錄,倒是一輩子記著忠君、愛國、實業興家。

  “文革”前,袁克桓是北方屈指可數的工商實業大家,曾被列為天津市副市長的候選人。他娶的是江蘇巡撫陳啟太之女陳徵,嫁妝據說是一列火車。

  從天津來的袁緒承是袁世凱三子袁克良之孫,頭發花白,言行謙謙,他將一冊《袁克權詩集》贈給記者。袁克權師從桐城派大家吳闿生,20歲時已有舊體詩883首,詩品與袁克文完全不同:苦澀、憂傷、謹守節操。他與袁克定、袁克文同膺太子服,可見袁世凱對他的喜愛。他娶的是兩江總督端方之女,一生沒有納妾。端方將宋版百衲本《史記》作為女兒的陪嫁之一,所以他自號百衲。

  袁世凱子女的配偶,大多出自豪門、名門。三女袁靜雪說,父親往往一兩句閑話間就決定了兒女的終身大事,有時很明顯是從政治利益出發,像決定袁克權娶端方之女的同時,將二女兒許配端方的兒子,盡管女兒很不稱心;還險些把袁靜雪許給遜帝溥儀。

  他為袁克定指定的是湖南巡撫、大書法家吳大澂的女兒吳本嫻;袁克文迎娶的是天津候補道劉尚文的女兒劉姌(梅真);四子袁克端娶的是天津大鹽商何仲瑾的女兒,九子袁克玖娶了黎元洪的女兒,十子袁克堅娶的是山西督軍陸建章之女陸毓秀,十三子袁克相娶的是前清大學士那桐的孫女,十五子袁克和娶的是天津八大家之一張調宸的二女兒張允倩;他病逝時還在母腹中的第14個女兒袁祜禎,后來嫁的是曹錕的兒子曹士岳。

  這種門當戶對的指婚一直延續到袁世凱身后,影響到第三代人。袁克定的長子袁家融,留美回國后娶了湖北督軍王占元的女兒;袁克定的二女袁家第嫁的是蘇州三大文人之一費樹蔚的公子費鞏;袁克文的長子袁家嘏娶的是揚州才子方地山的女兒方初觀;袁世凱生前還將侄兒袁家鼐與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聯在一起。隨著袁家的失勢,也有過對方悔婚的情況,譬如徐世昌就沒肯把女兒嫁給袁克堅。

  袁世凱的重孫輩大多與平民聯姻。

  荒唐才子袁克文

  民國文人黃濬曾用一句“飲醇近婦嘆天才”描繪袁克文。與他同為一母(朝鮮金氏)所出的袁靜雪這樣談論胞兄:“他的荒唐生活,從十五六歲就開始了,常常整夜不回來,大姨太沈氏對他百依百順,幫他隱瞞。”

  袁克文18歲時以蔭生授法部員外郎(相當于司法部秘書),幾乎從不上班。有一次,他不得不同去驗尸,便用墨將所戴的眼鏡涂黑,回家后就病了一場。

  袁克文有名份的妾有5位,沒有名分的,前后大約七八十位。“他很少住在家里,不是住旅館,就是住‘班子’,有時候連最低級的‘老媽堂’,他也同樣去住。有時候他回到家里,二嫂和姨奶奶總忍不住要和他吵。他既不回嘴,也不辯解,只是哈哈地大笑起來,笑完了,揚長而去,繼續過著他那荒唐的生活。”

  他留下的日記和大量的艷情詞,勾勒了一個被暖玉溫香包裹著的憔悴浪子,一個大隱隱于花叢床笫的寒云公子,粗通詩詞的人都能讀出其中的驚慌、漂浮和無助。

  袁克文位居“近代四公子”之首,是梨園名票。他的一生,也像一場放誕的“玩票”。平生最擅長的,一出是昆曲《慘睹》,一出是京戲《刺湯》。

  袁世凱死后,他常住上海,入了青幫,當上“老頭子”,是當時惟一的“大”字輩。袁靜雪詳述了她當時偷看到的開香堂的場面。這位三小姐也了得,后來成了紅幫老大,所收徒弟多是舞廳、妓院的女老板或老板娘。

  父親死后,他分到的那份資產外加1萬銀元很快用盡,僅1918年一次上海之行,據說揮霍大洋60萬。不得已,他開始鬻文賣字。

  袁靜雪這樣寫道:“他所寫的字,只要送出去便可換錢。但是,如果他手上有十塊錢,他也是不肯寫的。他寫對聯和扇子,有時候是躺在煙鋪上提著筆懸肘寫的。有一次,他給張宗昌寫了一個極大的‘中堂’,代價是一千元。那張紙又寬又長,屋子里擺放不開,他就把紙鋪在兩宜里的衖堂里,脫去了鞋子,提著個最大號的抓筆在紙上站著寫。”

  他的畫是文人畫,題款別致,如1924年畫一棵松樹,只一干一枝,沒有一根針葉,題詞為:“怒氣勃勃、怨氣森森,天地之間,棄我寸心……”他的字與畫,都是有感情、有生命溫度的。

  袁克文死在天津兩宜里。猩紅熱剛退燒,他就跑到長期包住的民國飯店四號房間,召了個妓女小阿五來,回家后又發起高燒,兩天后死了,當年41歲。

  喪事是青幫包辦,轟動一時——吊喪的徒子徒孫不下4000人,另有很多妓女系著白頭繩去哭奠守靈。1931年4月24日出殯,北京廣濟寺和尚、雍和宮喇嘛趕赴天津,為其超度亡靈。

  袁克定聞訊到天津吊唁,袁靜雪記恨他唆使父親稱帝,支走眾家眷,令幫里兄妹擺開陣式,要教訓一下長兄,她可是隨身帶著袖珍手槍的。幸虧劉梅真趕到,靈堂才沒成戰場。袁克定在克文靈前磕了個頭,匆匆離去。

  袁克文有4子3女,并在34歲時就當了爺爺。4個兒子家嘏、家彰、家騮、家楫;3個女兒家宜、家祉、家華。

  9月16日,剛過知天命年的袁侃拄著拐杖穿過一大片玉米地,去祭袁世凱生父袁保中的墓。因為幾年前遭遇車禍,他的一條腿不方便。他慢慢走著,腳底下的玉米桿發出輕脆的響聲。陪他同來的朋友用天津衛方言向記者道:“他爺爺是袁克文的大兒子。方地山可知道?方初觀就是他奶奶!”

  袁世凱任直隸總督時,以每月100大洋,聘方地山、嚴修等名士教授袁家子弟。袁克文與方地山亦師亦友,他一生的政治觀點、道德文章乃至生活作風,都受白須飄飄的方地山影響。兩人“三杯淡酒便成婚”,袁家長子家嘏迎娶方家四女初觀。

  袁侃顯然得了兩位名士的才氣,從小跟著琴棋書畫無所不精的奶奶寫字、畫畫。1977年,他在大港油田榮立一等功,有一次入黨機會。上級黨組織派人來談心,讓他談對曾祖父的看法。袁侃說:“我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課本上說他是啥就是啥,我個人沒看法。”上級不滿意。10年后,他任國企副廠長,才入了黨。

  袁侃珍藏著袁克文用過的3枚象牙套印,是篆刻家陳巨來所治,共有“袁克文印”、“君子豹變”、“袁仲子”、“寒云”、“眉云長壽”、“袁蘇澄印”6面,玲瓏剔透,雍容雅致。袁侃精于書法、雕刻,尤喜收藏,他后來創辦了一家工藝品廠,所產絲花遠銷美國。

  袁家出了個袁家騮

  袁家騮和夫人吳健雄大概是20世紀華人中最知名的一對伉儷。二人都是國際一流的高能物理學家,袁家騮是美國物理學會會員、紐約科學院院士,吳健雄是全美物理學會會長,曾獲美國“國家科學勛章”,國際編號2752號小行星被命名為“吳健雄星”。

  袁家騮的導師密立根,吳健雄的兩位導師、“原子彈之父”奧本海默和塞格瑞都是諾貝爾獎得主;他們的獨子袁緯承出生那天,袁家騮在普林斯頓大學的同事愛因斯坦專程前往祝賀。

  回國時,袁家騮謙虛得名片上只印著姓名,沒有任何頭銜與職稱。有一天,他鄭重地告訴袁曉林,這3個書法體的字是父親袁克文的手跡。

  今天項城袁寨里,有夫婦倆專門的展廳,袁家騮生前穿過的白襯衣、老式西裝與領帶、黑色皮鞋與布鞋,隨身攜帶的工具包,都靜靜躺在玻璃櫥里。那雙皮鞋,1984年主人穿著它在人民大會堂受到鄧小平的接見,當時左邊那只開著一道大口子。此后,主人又穿了它十多年;那只工具包里,大大小小18件:5把尖嘴鉗、3只小夾子、小刀子、小鑷子、小鉆子、小起子……還有一粒白鈕扣。衣服鞋子破了,他動手修補;家電壞了,他戴上老花鏡,搗鼓幾下便好。據北京協和醫院陪伴了老人500多個日夜的特護張濤說,袁家騮在日常生活中,儉樸得令人難以置信。但從1980年代開始,夫婦倆在太倉(吳健雄老家)、項城、安陽、天津之間跑來跑去,累計捐出近300萬美元建了一所中學、3個科學獎學金。這些小物件,與父親袁克文留下的字畫、情詩,與祖父袁世凱留下的頂戴花翎、袁大頭(銀元)、巨大如床的黃花梨龍椅,遙遙相映。

  袁家騮的母親薛麗清,本是南部小班名伶,據說皮膚細膩白皙、氣質高雅,袁克文一見傾心,納為姨太太。袁家騮出生在安陽,他3歲時,薛麗清離開大總統家,尋自由去了。袁家騮從小由別房照料,無緣錦衣玉食,惟有補丁衣服、粗茶淡飯。

  他13歲進天津南開中學念書,在燕京大學獲碩士學位,在司徒雷登幫助下獲得赴美深造的獎學金。青少年時期就對物理學有興趣,常擺弄無線電;另一大愛好是拉京胡,拜的是著名琴師楊寶中。當年袁克相(袁世凱十三子)、程硯秋、余叔巖等人常在昆明湖上泛舟唱和,伴奏的便是袁家騮。

  25歲赴美留學前,袁家騮找到父親的老友方地山,才知自己的母親是誰。苦苦尋到上海,才知母親已在兩年前過世,十分傷心。

  命運從另一方面給了他補償。1942年5月30日,加州理工學院院長密立根的花園里,袁家騮迎娶才女吳健雄。密立根教授的禮物是一句話:實驗第一,生活第二。他們踐行了一生。

  袁寨有一張照片:身穿長袖旗袍的吳健雄走在中間,左邊是消瘦憔悴的總理周恩來,右邊是誠懇笑望總理的袁家騮,身后兩米之外是郭沫若。這是1973年,夫婦倆第一次訪問故土。當時周恩來對袁家騮說:“袁家出了3個‘家’,你祖父是政治家,父親是文學家,你是科學家,現在,袁家后人中又有了共產黨員,你們袁家真是一代比一代進步了!”

  那些沒能進步的,遭遇卻凄涼。那一年,袁家騮的胞妹袁家祉正靠做臨時工、洗衣婦養家糊口,獨自拉扯幾個孩子。她那間破爛不堪的房子,已經歷過無數次抄家;她還落下一個毛病,一聽見口號聲就會神經質地發抖。有一天,她接到哥哥袁家騮要回國探親的電報,躲回低矮的房子里仔細端詳,眼淚簌簌往下掉。袁家騮剛到北京,就有人上門來規定了幾條紀律:不準議論時事政治,不準把袁家騮帶進這間破房子,到車站接站時全家人都要穿新衣服,見了面不準哭,要面帶笑容等等。袁家祉連連點頭,趕緊找人借錢,給孩子們扯布做了新衣服,跟哥哥相見時,忍著淚水,微笑……當年,她嫁的是北洋系段芝貴的公子段昭延,出入有傭人、保鏢、司機的。

  如今,她兒子段虁是天津某企業負責人,女兒段潔是北京歌劇舞劇院鋼琴家,而段潔的兒子是樂隊指揮,9月中旬正在人民大會堂緊張排練,迎接國慶60周年。

  同樣大起大落的人生也落在堂妹袁家倜身上。她父親是袁克端,母親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鹽商何仲瑾的女兒,當時何家在天津僅出租的瓦房就有幾千間。袁家倜上學的時候,8點上課,送她的汽車7點50到校,車窗垂著簾子,一直開到教室門口。她到上初中時都不會買東西——由女性長輩領著,身后跟著保姆、保鏢,到百貨公司看好貨品,就有車送到府上,來人自去賬房領錢……“文革”中她在農村一呆8年,鍛煉得能把捏不拢的散窩窩頭和著野菜吃,40斤的一麻袋土豆背起來就走。

  1973年袁家騮的歸來,不僅帶來核物理的訊息,也給“家”字輩人帶來翻身的機會。根據周總理的批示,袁世凱第三代后人陸續回原籍,落實政策。

  1978年,袁家倜重返天津成都道40號小洋樓。1987年,當時63歲的老太南下深圳買了些原始股票,賺了70多萬。當時深圳不讓匯款,她就用大皮包裝著現金,帶回了天津。在袁家騮和吳健雄建議下,她在自家樓下開了一家名叫“蘇易士”的西餐廳,堂哥題寫匾額,很快門前車水馬龍。

  袁克定,拒當日據時期北平市長

  袁寨里有個專門介紹袁世凱兒子們的展廳,獨獨缺少長子袁克定。他的生平被單獨安排在西面廂房里。研究家族史的“家”字輩后人對這位大伯有指摘:“實在說,他是我們家族的罪人,一心想當太子,搞了不少花樣欺騙迷信的祖父。”

  干瘦、矮小,穿一身長袍、戴一小瓜皮帽,拄著拐杖,走路一高一低,瘸得很厲害,脾氣有點怪——這是袁克定留給張伯駒女兒張傳彩的印象。

  不知為什么,當袁克定的長子長孫袁萌臨(原名緝英)每次出現在項城,干瘦、穿寬大舊西裝,頭戴旅游帽,斜背一個小包,偶爾拄杖,脾氣有點怪——人們會想起他爺爺。

  當他講起童年時在北京西山飯店為織姑(袁迪新,袁家鼐與段式巽的女兒)提婚紗的場面,當他未寫回憶錄先開條件,當他為祖父袁克定最后的際遇憤憤不平(針對張伯駒),當他想在老家尋一位年輕漂亮的“老伴”(他70多了),當他習慣于鄉人為他的哪怕一副鞋帶埋單……良善之人會同情地想,這位美籍華人,北京某高校客座教授,一定是遭遇過什么不幸。是的,“反右”時他被整得很苦,妻子離他而去,據說精神上受過大刺激。

  他的胞弟,特從加拿大趕回的畫家袁緝燕(又名袁始)在餐桌上給了兄長一個緊緊的擁抱,對他說“保重”。

  1941年,袁緝燕出生在北京寶鈔胡同,此時“老爺爺”(他們這輩對袁世凱的稱呼)已過世25年了。他的童年,趕上富貴日子的尾聲:“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奶媽,每到開飯,大伙圍上大圓桌,每個孩子有自己的座位。”

  “中國封建大家庭,就跟巴金《家》《春》《秋》里寫的那樣,兄弟姐妹之間的關系都比較淡。我從小體會不到多少手足之情,到上學了,才找到同齡的伴兒。”

  那時,袁克定帶著私人醫生、廚子、聽差住在頤和園排云殿牌樓西邊的第一個院落清華軒,吳本嫻帶著袁家融和他的7個子女住在北京城里。有一年多時間,袁克定破例讓兒媳帶著袁緝燕去頤和園養病。

  袁緝燕印象中的祖父是一個很嚴肅的、注重做學問的人,對官場應酬沒興趣。

  抗戰時期,北平淪陷,日本人用王克敏組織偽政府,誘袁克定當市長。閱盡浮華、已至耳順之年的袁克定即登報聲明:因病對任何事不聞不問,拒見賓客。

  40年代,袁克定繼承的遺產花得差不多了。張伯駒與他時有往來,見他吃飯時,沒魚沒肉,只有窩窩頭切片,夾些咸菜。但他依然正襟危坐,胸帶餐巾,跟從前一樣。

  袁克定從沒工作過,沒有生計來源。實在沒法生活了,遷至張伯駒承澤園的家中寄住。據張傳彩回憶,那些年里,通曉德語、英語的袁克定多半在書房看書,以德文書為主,有時也翻譯一些文章。“在承澤園時,沒怎么見過袁克定的家人來看他。”

  1949年以后,張伯駒的生計也陷入困境,不能再照顧袁克定了。時任北京文史館館長的章士釗聽說后,報呈獲批,將袁克定安排在文史館,掛名委員,月支人民幣60元,在家坐領。袁緝燕記得,文史館有次來了兩個人想請爺爺回憶些舊事,他坐著看書,不趕人走,也不理會,仿佛沒見屋里有客;祖母的涵養沒那么深厚,終于忍不住說:“你們走吧,我們不會為了這點錢把祖宗賣了。”

  再后來,袁克定靠著街道每月發的20元救濟金維持生活。袁寨口齒最清的講解員告訴回鄉的后人們:毛主席當年曾用稿費資助過袁克定。其時,袁克定衣衫破舊,粗茶淡飯,舉止言談依然如故,提起父親必稱“先大總統”。

  章詒和在《往事并不如煙》中引述張伯駒的話“1958年克定80大壽,是在我家過的,也是在我家去世的”,袁緝燕說,“我記得爺爺是1957年去世的,祖母晚一年。爺爺沒有活到80,是79歲時過世的,當時是在他自己家里。”袁萌臨憤憤地說,那是一間長條形的大約10平米的房子,住著爺爺、祖母(一位續弦)、一個老傭人和一個按摩師,4位老人想轉個身,都難。

  (鳴謝項城市人民政協提供的文史資料和袁曉林、袁道唯等袁氏后人的大力幫助) 

2010-07-18 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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