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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孫子》 第三講 (始)計第一 (始)計第一(5)
我讀《孫子》 第三講 (始)計第一 (始)計第一(5)
李零     阅读简体中文版

(始)計第一(5)
    關于“勢”,后面還要講。這里只有一句話,“勢者,因利而制權也”。“利”就是上面講的“計利”,就是計算的優勢。“權”本來是秤砣,古人說“權衡”,“權”是秤砣,“衡”是秤桿,用作動詞,就是掂量輕重。“權”指權變,就是從加權平衡、調解力量分配一類含義發展而來。它的意思是發揮優勢,制造機變。勢的變化,都是因應敵情,隨時隨地調節,沒有固定內容,這是它與形不同的地方。
    然后,作者說了一句話,“兵者,詭道也”。這是很關鍵的一句話。“詭道”不僅是“勢”的特點,也是“兵”的特點。兵不厭詐,是典型的中國智慧。但詭詐并不是中國的專利。克勞塞維茨講戰爭,他也承認,戰略一詞,從語源上講,本來就與詭詐有關。
    西方的軍事傳統,比我們有貴族氣,但戰爭不是貴族決斗,扔白手套,魯迅說的費惡潑賴(fair play)。現在,美、英等國的政治家說,恐怖分子是膽小鬼,不敢用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跟他們決斗。開玩笑。恐怖分子粉身碎骨當肉彈,怎么還膽小?李敖說,大衛勝哥利亞,就是使用暗器(投石器)。
    其實,兵法的產生,和兵不厭詐直接有關。弱者不擇手段,用糙招,這是戰術,不是道德。兵法是什么?是項羽想學的“萬人敵”(《史記·項羽本紀》)。“萬人敵”,不是決斗,不是打群架,而是政治集團間的殊死搏斗。這種藝術,它的產生,首要前提,就是要打破貴族傳統:什么招兒都能使,什么道德都管不了。
    中國的貴族傳統,崩潰特別早,基本上在兩千多年前。中國的兵法,就是產生于這一時代。比如《左傳》,它有一條凡例,叫“皆陳曰戰”,即只有雙方都擺好陣勢,這樣的戰斗才叫“戰”。如果敵人沒有擺好陣勢,只能叫“敗某師”,不配叫“戰”。“戰”都是雙方擺好陣勢,不用“權譎變詐”,“堅而有備,各得其所,成敗決于志力”(《左傳》莊公十一年、僖公二十二年及其注疏)。這就是貴族式的戰法。
    貴族戰法,宋襄公是典型。他是商王的后代,老牌貴族。宋、楚在泓水上打仗,楚軍人多,宋軍人少,司馬子魚勸他,何不趁楚軍半渡未陳,發動突然襲擊,他不聽。半渡,他不讓打;沒擺好陣勢,他不讓打;非等楚軍上岸擺好陣勢再打,干等著挨揍。結果是,他的大腿讓對方砍了,傷重不治,身死兵敗,為天下笑。當初,他不聽司馬子魚勸,理由是,“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礙也。寡人雖亡國之余,不鼓不成列”(《左傳》僖公二十二年)。這些道理,其實是貴族的老禮兒,比如《司馬法·仁本》,里面有“古者司馬兵法”(《史記·司馬穰苴列傳》),它講的“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其實就是“不鼓不成列”;“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其實就是“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比較文學家稱之為“中國的唐吉訶德”,毛澤東稱之為“蠢豬式的仁義道德”。
    宋襄公和司馬子魚的爭論,是時代性的爭論。《荀子·議兵》篇,記荀子和臨武君在趙孝成王面前辯論,還是爭這一問題。荀子最推崇,是三代的王者之兵;比它差一點,是春秋時代,由齊桓、晉文代表的霸者之兵;最差,是戰國的“盜兵”,即臨武君推崇的“攻奪變詐之兵”,如齊國的“技擊”、魏國的“武卒”、秦國的“銳士”。但荀子反對的東西,正是當時的潮流,也是后世兵法的正宗。道德和兵法,正好相反,道德最差,兵法最好。
    韓非是荀子的學生,他也接觸到這個話題。他說,成濮之戰前,舅犯(即咎犯)主張用詐,雍季(即公子雍)反對用詐,晉文公用舅犯謀敗楚,歸而論功,雍季在舅犯之上。舅犯說,“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韓非子·難一》)。戰國兵家,大家有共識,廟堂之上,我是謙謙君子,戰陣之間,卻不厭詐偽。不合規矩,現在反而是規矩。這段話,很可能就是“兵不厭詐”一詞的出典,《史記·田單列傳》索隱、《北齊書·高隆之傳》已經使用這個詞,明清小說,更為常見,現在是成語。春秋戰國,禮壞樂崩,貴族傳統大崩潰,本來意義上的貴族,秦始皇是最后一人。陳勝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是中國歷史新紀元。但項羽是貴族,劉邦是流氓,劉邦在垓下打敗項羽,才是貴族傳統的句號。
    《孫子》尚詐,除這一句,還有《軍爭》篇的“兵以詐立”。上面說,宋襄公反對“半渡而擊”,但后世兵家,說法相反。《孫子·軍爭》說“令半渡而擊之利”,《吳子·料敵》也說“涉水半渡可擊”。“兵不厭詐”,是軍事學上的大革命。
    下面的話,都是講“詭道”。
    我說,形是看得見的東西,勢是看不見的東西,但它們并非各自獨立,毫不相干。形是擺在前面,勢是藏在背后。擺在前面的東西,還是有形可睹。比如這里講的“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毛澤東稱為“示形”。“示形”,就是制造假象。它是勢的表現。擺出來的樣子,是偽裝。偽裝也是一種形。
    “利而誘之,亂而取之,實而備之,強而避之,怒而撓之,卑而驕之,佚而勞之,親而離之”,這段話,很容易讓人想起毛澤東的十六字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春秋晚期,吳國采用類似的戰法,“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左傳》昭公三十年),逗楚國玩。“亟肆以罷之”,是趁敵不備,不斷騷擾他。你不留神,我就來;你一注意,我就跑。來回來去,溜你涮你,讓你疲于奔命。“多方以誤之”,則是千方百計,引導敵人犯錯誤。春秋晚期,南方各國,楚為大,伍子胥叛逃,給吳國支招,讓它派三股部隊,輪番騷擾,把楚國折騰得夠嗆,最后,破楚入郢。這種戰術,弱者對付強者,尤其有效,很像蒼蠅、蚊子,白天黑夜騷擾人。
    “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也是名言。它的特點,就是處處跟敵人擰著來,變著法兒地讓對方不痛快。打仗這件事,就是成心跟敵人找別扭,敵人怎么難受怎么干,專門在他預料不到的地方,專門在他預料不到的時間,使勁收拾他。這里的“無備”和“不意”,很重要。因為再好的計,也要取決于對方。
 

2013-08-21 1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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