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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孫子》 第四講 作戰第二 作戰第二(3)
我讀《孫子》 第四講 作戰第二 作戰第二(3)
李零     阅读简体中文版

作戰第二(3)
    舟師,后世叫水師,西方叫海軍。西方的海軍,前身是北歐海盜,不是希臘、羅馬的海軍。地中海沿岸,很多國家都有海軍,都有大船。如腓尼基戰船,就是當時很有名的戰船。但恩格斯說,腓尼基、迦太基、希臘、羅馬的船,都是平底船,帆比較小,難扛海上風暴,西方的海軍并非來源于此。歐洲海軍的真正誕生地是北海(即北冰洋地區),弗里西安人、薩克森人、盎格魯人、丹麥人、斯堪地那維亞人的航海,是用龍骨突起、兩端尖削的帆船(尖底船),這種高帆大船,才是現代艦船的前身。上世紀80年代,中國人很自卑,非說西方文明是海洋文明,中國一直都閉關自守。其實,中國和歐洲一樣,只要靠海,就有航海的傳統。我國一直都有河、海并用的舟師或水師,特別是鄭和艦隊,船很大,也很多,航行海域很廣,水平一點不差。我們不能把中國歷史上偶爾實行的海禁(如明初和明晚期)當作中國航海史的全部。歐洲也有海禁。我國的水戰,南方比北方發達。春秋晚期,楚、吳、越三國,常用舟師作戰,見于《左傳》、《吳越春秋》和《越絕書》等書。如公元前485年,吳國派徐承帥舟師自海入齊(《左傳》哀公二年),就屬于渡海作戰(可能是登陸作戰)。南人近水,好舟楫,常以船棺為葬。《越絕書》卷八說,越王允常的王陵是由樓船卒2800人,伐松柏為桴(也就是船),叫木客大冢。1996年發現的印山大墓,學者認為就是這座墓。它是鑿山為墓,內藏兩面坡的木構墓室,四面環壕。墓中的棺,是刳木為舟,長6.9米,直徑1.15米。它讓我想起我在奧斯陸看到的維京船。維京人也是以船為葬,甲板上的船艙,有一種就是兩面坡,和印山大墓的墓室很像。古代戰船,種類很多。我國也有多層的大船,如漢征南越,楊仆拜樓船將軍,樓船就是這種船(圖一八),鄭和艦隊的大船也是如此,而且學者推測,肯定是尖底船。《孫子》沒有提到舟師,但它提到“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濟而遇風,其相救也如左右手”(《九地》)。
    中國古代的兵種,見于《孫子》,主要是車兵和步兵。
    下文特別提到“車戰”。
    秦漢以來,作戰以步、騎為主,但車并未廢止,還有它的用處。一是可以環車為營,阻擋騎兵奔突,以靜制動;二是可以運載軍需物品,作輜重車(現代的馬車就是貨車)。宋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四說:車戰,三代用之,秦漢而下,寢以騎兵為便,故車制湮滅,世莫得詳。至漢衛青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為營,縱騎兵出擊,單于于是遁走。李陵深入胡地,猝與虜遇,眾寡不敵,陵以(大軍)〔大車〕為營,引士于外,千弩俱發,虜乃解去。晉馬隆討樹機能,賊乘險設伏,遏截隆前后,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以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于車上,且戰且前,遂平羌眾。唐馬遂亦造戰車,蒙以狻猊象,列戟于后,行則載兵甲,止則為營陣,或塞險以遏奔沖。本朝咸平中,吳淑上議,復謂平原廣野,胡騎焱至,茍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御其奔突?故用車戰為便。此數者,皆謂以車為衛,則非三代馳車擊戰之法,然自足以御敵制勝也。惟唐房琯擊安祿山,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夾以馬、步,賊順風揚塵鼓噪,牛皆震駭,因縛芻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琯遂遁走。此亦古今殊時,而用有利害也。則知車戰之法,所以躪轢強陣,止御奔沖,行則負載糧械,止則環作營衛,其用一也,其制則不必盡同。取地之所利,與敵之人所害,或因或改,便于施用而已。“馳車千駟,革車千乘,帶甲十萬”,是講戰車和兵員的數量。駟,音sì,四馬駕一輛車,叫一駟。春秋時期的戰爭有多大規模?大國和小國不一樣,早期和晚期不一樣。其中用作指標的東西,主要是戰車的數量和兵員的數量。如果現在,就是看有多少核彈、多少軍隊;二次大戰,就是看有多少飛機、坦克和軍隊。傳說,武王克商,是用“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孟子·盡心下》),300輛戰車配3000名戰士,規模很小。春秋時期,一般諸侯國,都有1000輛戰車,比如魯國初封于曲阜,就是“革車千乘”(《詩·魯頌·宮》、《禮記·明堂位》)。當時,夠格的大國,如齊、秦、晉、楚,都有上千輛兵車,習慣上叫“千乘之國”(《左傳》哀公十四年)。但實際作戰,真正出動的兵車,大概只有幾百乘,最高記錄,也就是800乘。如城濮之戰,晉軍出動過700乘(《左傳》僖公二十八年、成公二年);鞌之戰,晉軍出動過800乘(《左傳》成公二年);艾陵之戰,齊軍出動過800乘(《左傳》哀公十一年);子產伐陳,鄭軍出動過700乘(《左傳》哀公二十五年)。當時,戰車配戰士,即所謂乘法,多半是十人制,一車配甲士10人,“千乘之國”,只有甲士1萬,即使照《司馬法》佚文的規定(詳下),再加上兩倍的徒,也只有3萬人。西周軍制,師是最高一級(當時有殷八師、西六師)。春秋,最高一級是軍。《周禮·夏官·敘官》說:“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千乘”與“三軍”,是大體匹配的概念。研究春秋軍制,大家經常舉晉國的例子。晉,前678年(曲沃并晉之初),武公只有一軍(《左傳》莊公十六年);前661年,獻公作上下二軍(《左傳》閔公元年);前632年,文公已有上中下三軍;前588年,景公作六軍(《左傳》成公三年)。另外,晉國的建制步兵,也出現最早,城濮之戰以前就有(《左傳》僖公十年已提到“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城濮之戰后,增加為上中下三行。三軍加三行,乃有六軍,擬于天子之制。如果按《周禮》12500人為一軍來計算,六軍就是75000人。前人估計,春秋時期,戰爭規模只有幾萬人,大體可信。但春秋晚期,變化較大。當時的兩強,戰車增多。如晉國有49縣,每縣出長轂百乘,共有戰車4900乘(《左傳》昭公五年);楚國更多,光是四個邊邑大縣:陳、蔡、東不羹、西不羹,就“賦各千乘”(《左傳》昭公十三年),加起來,也有4000輛。楚國的兵車數量,絕不在晉國之下。
    這里講的規模,應是常數。它反映的是春秋晚期的戰爭規模:兵車分兩種,各1000輛;士兵皆帶甲,有10萬人。這個數字,比起春秋早、中期的車千乘、人三軍(約37500人),當然要大,車翻番,兵員增加更多。過去,辨偽學家說,春秋不可能有車兩千、士十萬,恐怕是低估了當時的水平。《孫子》的話,不一定是夸大。
    講兵法,這個背景知識很重要,我想多說幾句。
    研究中國古代戰爭,戰爭規模很重要。我們都知道,18世紀以前的歐洲,很少有10萬人以上參戰。我國不一樣,早在春秋晚期,10萬就不算啥,只是平均水平。戰國時期,規模更大。當時的子書,常有“萬乘之主、千乘之君”的說法(見《莊子·漁父》、《韓非子》的《愛臣》、《備內》)。戰國早期,我們不太清楚,估計與春秋晚期接近,很多國家,兵力還在10萬以下。比如三家分晉后的魏國,戰國早期是第一強國,名將吳起,事魏文侯、魏武侯,他的理想,就是“以五萬之眾,而為一死賊”(《吳子·勵士》)。但戰國中期,特別是晚期,情況大變。前303—前301年,齊、魏、韓攻楚,敗楚于垂沙。前300—前296年,趙攻中山,滅中山。這兩次戰役,都出動了20萬人。當時,七大國都有幾十萬軍隊,秦國甚至有上百萬的軍隊。伊闕之戰(前293年),白起破韓、魏,斬首24萬;鄢之戰(前279年),白起引水灌城,淹死楚國軍民數十萬;華陽之戰(前273年),白起破趙、魏,斬首15萬;長平之戰(前260年),白起坑趙降卒40萬。光是這四大戰役,就殺人上百萬人之多。我們估計,山東六國,兵力不如秦國,平均水平也在50萬左右。全部加起來,約有400萬。當時,國土沒現在大,人口沒現在多,軍隊卻如此龐大,死傷卻如此慘烈,完全是“世界大戰”的水平。我國兵法發達,這是基本背景。
    兵法是用流血的經驗換來的。
 

2013-08-21 1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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