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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 編 者 前 言
朝鮮戰爭:俄國檔案館的解密文件 編 者 前 言
沈志華     阅读简体中文版

  朝鮮戰爭:俄國檔案文件

  編 者 前 言

  2003年7月27日,是朝鮮戰爭停戰協定簽字五十周年紀念日。這場震動全球的東亞戰爭結束半個世紀以來,世界各國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和史學家們紛紛著書立說,或回憶,或評論,或敘史,或爭議,從未間斷。關於這場戰爭的研究成果,確如汗牛充棟。人們之所以熱衷於研究一場戰爭,而且不厭其煩地從各個方面進行探索,不僅是因為它對1950年代及以後的遠東和世界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制約著中國、美國、大韓民國、朝鮮和蘇聯等一系列國家的對外政策走向;也不僅是因為引發這場戰爭的基礎,即朝鮮半島的分裂局面依然如故,圍繞東亞的危機時常困擾著鄰近大國的首腦和半島南北雙方的領導人;更重要的原因還在於,作為一個歷史事件,由於種種條件的限制,時至今日,關於朝鮮戰爭仍然存在著許多未解之謎,其中既有研究者之間爭論不休的問題,也有尚無法對事實本身做出確切描述的懸案。

  研究歷史,探索歷史事件的謎底,首先應該依靠檔案文獻。實際上,關於朝鮮戰爭研究的兩次高潮,也正是伴隨著歷史檔案的開放和利用而形成的。

  第一次是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首先是美國杜魯門圖書館國際關系研究中心在朝鮮戰爭25周年之際召開了一次大型討論會,出席會議的除一批歷史學家外,還有許多當時參與決策的美國軍人和政客,如駐朝鮮聯合國軍總司令李奇微(Matthew B. Ridgway)、美國駐聯合國副大使格羅斯(Ernest A. Gross)、杜魯門(Harry Truman)的特別顧問哈里曼(Harry Truman)、美國陸軍參謀長柯林斯(J. Lawton Collins)、美國駐韓國大使穆喬(John J. Muccio)等。會後編輯出版了《朝鮮戰爭:25年後的觀察》一書,[1]引起了人們對朝鮮戰爭研究的再次關注和興趣。與此同時,從60年代起,美國國務院分年分卷陸續出版的《美國外交關系文件》,70年代中期開始公布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特別是在《1950年,第6卷,遠東和太平洋》和《1950年,第7卷,朝鮮》中,[2]載有大量的「絕密」、「機密」和「秘密」文件,使人們對戰爭期間美國的決策內幕有了比較清楚的了解,為研究者提供了可靠的依據。英國外交檔案也根據保密30年的規定陸續開放。於是,從70年代後期開始,關於朝鮮戰爭的研究活動便在英語世界開始升溫,出版了一批研究著作,僅1981年便出版了4部頗具影響的專著,西方國家隨後掀起了一場規模不小的朝鮮戰爭研究熱。[3]

  然而,嚴格地講,對於了解這段歷史事實真正有價值的研究,到了20世紀90年代才陸續問世。個中原因就在於,作為戰爭一方的蘇聯和中國,其有關戰爭的歷史文獻始終隱藏在鐵幕背後,直到十幾年前,由於中國和俄國歷史檔案的逐步開放,這些秘密才開始展現在世人面前。第二次研究高潮有兩個特點,其一是延續時間長──直到今天尚有新作不斷問世;其二是波及范圍廣──研究者已經大大超出了英語世界。[4]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此期恰逢朝鮮戰爭爆發40周年和50周年,吸引了各國研究機構和學者注意力,另一方面就是中國和俄國的檔案文獻不斷地披露出來。

  1987-1990,年中國陸續出版了《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4卷、《彭德懷軍事文選》、《周恩來外交文選》和其他一些文獻。這些文件集公布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問題的電報、信件、指示、報告等(大約300余件);軍事科學院編寫的《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戰史》(1988年)和當代中國叢書《抗美援朝戰爭》(1990年)也引用了大量檔案材料。與此同時,中國還出版了一批回憶錄、傳記和訪談錄。[5]此後出版的《毛澤東外交文選》(1994年)、《周恩來年譜》(1997年)、《周恩來軍事文選》(1997年)、《彭德懷年譜》(1998年)以及《抗美援朝戰爭史》(2000年),也發表或使用了大量有關朝鮮戰爭的中國檔案文獻。

  90年代初,俄國開始大量發表有關朝鮮戰爭的回憶錄和采訪錄,其中包括在蘇聯政治避難的前北朝鮮高級領導人,如朝鮮人民軍作戰部長俞成哲(Yoo Song-chol)、朝鮮內務省副相姜相鎬(Kang Sang-ho)、朝鮮駐蘇大使李相朝(Lee Sang Cho)、朝鮮勞動黨書記處書記林云(Im Un)等人,以及當年參與朝鮮戰爭和了解內情的前蘇聯外交和軍事官員,如蘇聯駐朝大使什特科夫(T. F. Shtykov)、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賈丕才(M. S. Kapitsa)、第64防空集團軍司令格奧爾基.洛博夫(G. A. Lobov)、担任駐朝軍事專家領導工作的格奧爾基.波爾特尼科夫(Georgi Poltnikov)、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長南日的首席顧問瓦倫丁.索濟諾夫(Valentin D. Sozinov)等人。有關這些回憶和采訪的文章在俄國、韓國和美國的報刊雜志上以不同文字大量刊出。

  這一時期,特別在研究者中引起轟動性反應的是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開始大量公諸於世。如果說中國有關的檔案文獻完全是經過國家有關機構挑選和編輯後公布出來的,那么俄國檔案則幾乎都是未經編輯加工的原件。雖然剛開始披露的一批文獻是政府有關部門挑選的,但以後更大量的檔案則完全是學者們直接從檔案館中發掘出來的。無論在其數量上,還是在使用價值上,都是目前中國相關檔案無法比擬的。1994年,俄國政府解密了一批關於1949-1953年朝鮮半島問題的檔案文件,其中包括史達林與金日成、史達林與毛澤東的會談紀錄,中、蘇、朝三國領導人之間以及蘇聯政府各部門之間的往來函電。這些原始檔案材料分別來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和對外政策檔案館。當時的葉利欽(Boris Yeltsin)總統把其中216件檔案(548頁)交給了來訪的韓國總統金泳三(Kim Young-sam),[6]不久韓國外交部東歐局就根據這些文件編譯出《韓國戰爭文件摘要》(韓文),隨後在香港便出現了這個摘要的中文本。[7]

  與此同時,美國獨立學者凱瑟琳.威瑟斯比(Kathryn Weathersby)專門在俄國檔案館工作數月,又復印了數百頁有關朝鮮戰爭的檔案文獻。這批文件的俄文復印件存放在美國國家安全檔案館(喬治.華盛頓大學格爾曼圖書館的第七層),研究者可以自由使用。威瑟斯比還將收集到的部分檔案(約130余件)譯成英文,陸續發表在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研究該中心編輯的《冷戰國際關系史專案公報》上。[8]此外,俄國學者沃爾科格諾夫、巴加諾夫、托爾庫諾夫、曼紹洛夫等人也收集了不少朝鮮戰爭檔案,并通過他們的論文或專著披露出來。[9]

  目前在國際學界朝鮮戰爭研究中使用的俄國檔案還有兩個來源,其一是俄羅斯對外政策檔案館根據該館收藏的文獻編寫的《朝鮮戰爭前夕及初期(1949年1月至1950年10月)主要事件年表》,[10]該文件是由檔案文獻摘錄、縮寫或編輯而成,對於戰爭期間蘇聯對外政策的研究價值不言自明;其二是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影印的一本俄國檔案專集,內容全部是關於蘇聯駐朝鮮軍事顧問團的報告、函電及相關文件(100多件),對於了解戰爭期間的中朝方面的軍事部署和作戰方針無疑是很有幫助的。

  也許是機緣巧合,筆者在90年代初棄商求學,回到北京從事蘇聯史和冷戰史的研究,恰好碰到俄國檔案解密和開放──這確是繁榮史學和推進研究的大好時機。作為中國(大陸)學術界的獨立學者,十余年來,筆者利用以前的經商所得,組織專業人員分赴俄國和美國,收集和整理了近15,000余件俄國檔案,并通過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立項,建立了課題組,將其中8,000多件翻譯、編輯成冊,於2002年8月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了34卷36冊檔案專集《蘇聯歷史檔案選編》。但是,由於朝鮮戰爭問題在中國大陸一直是極為敏感的研究題目,所以,盡管該檔案專集是內部出版物(限正教授和司局級以上干部閱讀),仍禁止收入任何有關朝鮮戰爭內容的文件。筆者近年來一直從事有關朝鮮戰爭歷史的研究,對這批材料情有獨鍾,因而進行了認真的整理、校對和編輯,只希望有一天這些珍貴的史料能為眾多以中文為主從事研究和寫作的學者所利用。

  1996年,筆者曾與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史部合作,將當時收集到有關俄國檔案(約270余件)翻譯和編輯成冊,供內部研究參考。後來又將其中涉及中蘇關系的文件(138件)加以注釋,發表在1997年《世界史年刊》上。然而,由於上述出版物發行量極其有限,能夠看到這些檔案文獻的不過百十人而已。況且,經過近幾年的努力,筆者收集和整理出來的有關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已有700余件,大大超過了目前散見於國外刊物的俄文、英文和韓文檔案文件。[11]所以,筆者很想出版一套有關朝鮮戰爭的中文版俄國檔案專集。

  2002年夏天,筆者應臺灣陸委會及中央研究院邀請,在臺北進行了兩個月的學術訪問。期間,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新任所長陳永發先生談起此事,不想一拍即合。近代史研究所決定正式出版這套文件集,而且就在朝鮮戰爭結束五十周年之際。

  為了便於讀者利用檔案文獻集,這里有幾個問題需要加以說明:

  一、收入本文獻集的檔案,主要來自俄羅斯聯邦總統檔案館(АПРФ)、俄羅斯聯邦對外政策檔案館(АВПРФ)、俄羅斯現代史文獻保管和研究中心(РЦХИДНИ)、當代文獻保管中心(ЦХСД)、俄羅斯聯邦國防部中央檔案館(ЦАМОРФ)。經過整理,將這些檔案中554件定為主文件,其余100多件作為附件從屬於主文件。除極個別文件因無法找到俄文原件而譯自英譯本外,幾乎全部都譯自俄國原始檔案。附錄中列有關於上述檔案館的簡要介紹。

  二、就其形式而言,這些檔案大多是蘇聯、中國、朝鮮三方領導人及相應機構之間的往來電文、會談紀錄,蘇共和蘇聯政府從中央到各主管部門的會議紀錄、決議草案、請示報告及情況通報,蘇聯駐中國和朝鮮使館與國內相關部門往來的電報、信函等等。除對檔案本身進行翻譯外,對於收件人在文件上所做的手寫批語,凡能辨認清楚的,均在注釋中做了介紹和說明。

  三、檔案整理的原則是:首先盡量確定文件的作者、發件人、收件人以及文件形成或收發的時間,然後根據文件的內容及上述要件明確相關文件之間的關系,最後按照文件形成或發出的時間排列檔案順序。為便於讀者理解文件的內容,對主要人物、事件和專門用語進行了注釋,編寫了〈人物簡介〉和〈朝鮮戰爭大事年表〉,并對整理和翻譯中發現的一些問題做了必要的技術性說明。

  四、本檔案文獻集有兩組編號,一是冠於檔案名前的順序編號,以標明各文件之間的時間關系;一是文件右上角的編號(SD*****),是按照原始檔案復印件收集的時間前後排列的,與文件內容無關。文件的標題為筆者所加,有些檔案原件未標明時間或作者,只能根據其內容或字跡做出判斷。有少數文件原作者在起草時加有注釋或說明,在文獻集中,依原文的表示方式,以隨文方括號加以標示或在注釋中標明。

  五、關於檔案出處和館藏號,凡能夠查找到的,均以原文附在文件最後;有些文件的檔案出處和館藏號在收集文件時便缺失,限於條件,目前尚無法一一標出。為便於研究者核對原文,筆者已將所有這些檔案的俄文原件復制,存放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五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檔案館(臺北)和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有意者可按照檔案編號(SD*****)進行核查。

  六、關於地名的翻譯。朝鮮的地名翻譯最令人頭痛,原因是50年代的許多地名,是按日文發音而以朝文表現的,現在又要從俄文翻譯成中文,實在不易。加上許多地名現已改變,而當時又沒有規范俄文拼寫標準等原因,盡管筆者曾找來俄文、日文、韓文、英文和中文五種朝鮮半島的地圖,進行核對,并曾多次向韓國學者請教,仍無法解決全部問題。因此,有些實在無法確定的地名,只得采取音譯的辦法,并在譯文後附上俄文原文。

  七、關於人名的翻譯。其中比較麻煩的也是朝鮮人名,主要問題是檔案作者書寫的朝鮮人名,都是根據發音自行拼寫的,結果同一個人名在俄文中往往有幾個不同的拼法。此外,許多外國人名的中文表達,大陸與臺灣差異很大。為解決這個問題,在附錄中編排了〈外國人名譯名對照表〉。對照表上標明人名的俄文原文、中文譯名,以及英文或羅馬化拼寫譯名(凡無俄文者,為編者所寫前言、代序中出現的人名),以姓氏之中文筆畫與羅馬化分別排序。書中所有外國人名首次出現時,原則上均加入羅馬化姓名,如有遺漏,請參照對照表。

  八、因參加翻譯和編輯的均為中國大陸的學者或工作人員,故名詞和用語均采用的是大陸通行的用法,與臺灣略有不同,如韓戰稱朝鮮戰爭,南韓稱南朝鮮等。為顧及臺灣以外的華語使用者,經與近代史研究所同仁商議,除一些最常用的地名和人名改為臺灣譯法(如將「福摩薩」改為「福爾摩沙」,將「斯大林」改為「史達林」等),其余均保留原譯文的用語。

  此外,藉本書出版之際,筆者必須向那些曾經熱心幫助尋找或慷慨提供俄國檔案文獻的國外同行表示感謝,他們是:原俄國駐華使館首席參贊岡察洛夫(Сергей Гончаров)、俄羅斯科學院俄國歷史研究所副所長索科洛夫(Андрей Соколов)、美國獨立學者威瑟斯比、美國威爾遜國際學者中心冷戰國際關系史專案前後兩任主持人沃爾夫(David Wolfe)和奧斯特曼(Christian Ostermann)、韓國國防部軍史編纂研究所所長河載平、美國北卡羅來納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現在香港理工大學任教)王曉東、美籍華人學者、佛吉尼亞大學講座教授陳兼(Chen Jian)等。此外,韓國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金東吉先生幫助筆者對文件中朝鮮人名的中譯名和英譯名一一進行了校改,在此一并致謝。

  當然,本書得以及早問世,還要感謝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諸位同仁謝國興、魏秀梅、余敏玲、張淑雅、張珍琳、張秋雯、汪正晟、江瑋平、林志菁等。在筆者離開臺灣以後,如果沒有他們在後期編輯和出版工作中付出的努力,這部近90萬字的著作能在短短幾個月內付梓,是不可想像的。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獻集刊出的全部檔案文件由沈志華收集、整理、注釋,參加翻譯的有劉仲亨、徐曉村、王英杰、孫熙、周紹珩、鍾舞春、王誼民、章若男、王會朋、劉志青、李木蘭、陳云卿、吳安迪、戴懷亮、彭興中、唐松波、耿保珍、方瓊等人,參加校對和編輯的有沈志華、王啟星、方瓊,最後由沈志華統一定稿。所以,本書當中的一切舛誤和疏漏,均由筆者負責。

  編者與出版者的共同愿望是,希望這部以專集形式出版的關於朝鮮戰爭的中文版俄國檔案,有助於推進華語世界對於朝鮮戰爭、現代國際關系史和亞洲冷戰歷史的研究。

  沈志華

  2003年2月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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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Frances H. Heller ed., The Korean War: A 25-Year Perspective (Lawrence, 1977).
  [2]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6, Far East and Pacific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1950, Vol.7, Korea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6).
  [3]     羅斯瑪麗.福特的文章十分詳細地介紹了美、英、韓等國這一時期的研究狀況和發展趨勢。見Rosemary Foot, “Making Known the Unknown War: Policy Analysis of the Korean Conflict in the Last Decade”, Diplomatic History, Vol.15, No.4, Summer 1991,中譯文見《當代中國史研究》,期6 (1995)。
  [4]     詳見代序〈蘇聯與朝鮮戰爭〉一文中的介紹。
  [5]     其中為學者廣泛引用的有師哲的回憶錄《在歷史巨人身邊》、薄一波的《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伍修權的《回憶與懷念》、楊得志的《為了和平》、杜平的《在志愿軍總部》、洪學智的《抗美援朝戰爭回憶》、柴成文和趙勇田的《板門店談判》、外交部編的《新中國外交風云──中國外交官回憶錄》、雷英夫的〈抗美援朝戰爭幾個重大決策的回憶〉、吳瑞林的《抗美援朝中的第42軍》,以及王焰等編著的《彭德懷傳》等等。
  [6]     後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政府的要求,俄國又將這批檔案分別交給了這兩個國家。據說,交給中國的檔案存放在外交部,目前尚不許利用。
  [7]     遺憾的是,在韓國報紙上刊出這個「摘要」不是文件的原文,而是經過編輯加工的,帶有強烈的政治傾向性,雖有很大的新聞價值,卻較少學術價值。
  [8]     參見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Washington D.C., No.3, 5, 6-7, 8-9。
  [9]   Д. Волкогонов, “Следует ли этого бояться?” Огонёк, 1993, №26; А. В. Торкунов & Е. П. Уфимцев, Корейская проблема: Новый взгляд, Москва, 1955; А. С. Орлов, “Советская авиация в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 гг.”,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8, №4; А. Вольхова, “Некоторые архив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 о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е (1950-1953)”,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1999, №4; А. Волохова, “Переговоры о перемирии в Корее 1951-1953 гг.”, Проблемы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2000, №2; А. В. Торкунов, Загадочная война: Корейский конфликт 1950-1953 годов (Москва, 2000); A.Y. Mansourov, “Stalin, Mao, Kim, and China's Decision to Enter the Korean War, Sept.16-Oct.15, 1950: New Evidence from the Russian Archives”, 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 1995/96, 6-7;E. P. Bajanov and N.Bajanova, The Korean Conflict, 1950-1953: The Most Mysterious War of the 20th Century--Based on Secret Soviet Archives, manuscript.
  [10] Архив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ой Федерации, Хронология основных событий кануна и начальново периода корейской войны (янаврь 1949 ━ октябрь 1950 гг.)。
  [11]    到目前為止,關於朝鮮戰爭的俄國檔案,在俄國只有個別雜志刊登過少量全文,多數都散見於學者的論著之中,而韓國在報紙上刊登葉利欽總統送給金泳三總統的二百多件檔案時,都經過了摘錄和編輯加工。美國刊物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上陸續刊登的英譯文檔案全文在英語世界利用率最高,不過總計也只有一百多件。

2013-08-21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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