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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肉身 人義論的敘事倫理 
沉重的肉身 人義論的敘事倫理 
劉小楓     阅读简体中文版

人義論的敘事倫理 
  呵護現代生活秩序中脆弱的個體生命的敘事本身,成為了一種生活倫理,自由主義小說家負担著過去牧師的負担。
  這負担輕嗎?
  一點不輕!現代性事件并非等于道德這回事沒有了。善惡分明的道德法則消逝了,善惡相對、模糊的道德還是有的。只要人在這世界中扎堆,就不免磨擦出善惡、不免有道德的事要發生。昆德拉希望“小說成為精神的最高綜合”,表明他在崇拜卡夫卡的自由主義小說精神的同時,又想成為小說理論中的黑格爾——“精神的最高綜合”是典型黑格爾的大全式哲學的述詞。幸好昆德拉沒有希望小說成為“歷史的最高綜合”,不然就讓人難免疑心他想當小說界的馬克思了。
  希望“小說成為精神的最高綜合”,使昆德拉的小說敘事顯得像哲學,喜歡說教。不過,既然昆德拉的小說倫理是自由主義的,對于昆德拉來說,小說的喃喃敘事負有重整生活信念的現代使命,他所謂的“精神的最高綜合”就當是自由主義精神的最高綜合,是反形而上學的、實驗性的生活信念。
  什么是一個信念?它是一種確定、固定不變的思想,而“有信念的人”則是一個被限制的人;實驗性的思想不想去說服而是啟發,啟發另一種思想,將思想開動起來。所以一個小說家應當有系統地將他的思想非系統化,朝他在自己思想周圍筑起的街壘踢上幾腳。(《遺囑》,174頁)
  要達到這種“最高綜合”,首先得克服傳統的宗法式道德信念。在《小說的藝術》和《被背叛的遺囑》中,昆德拉講了許多小說家講的故事,編織了復敘事的緯語,還大講小說家前輩們的私事,無非想說明,小說家絕不僅僅講故事,也身體力行一種自由的信念倫理。昆德拉回顧克服傳統的宗法式道德信念的歷史過程,同時就在描述自由主義小說倫理的形成過程:在中古時代最后的四百年,宗法式的價值觀墜落了,小說從這一過程中誕生,開始探察個人面對道德相對和模糊處境的可能性。
  自由主義倫理不是古已有之,而是傳統的宗法式道德墜落的結果。不過,自由主義倫理并不是唯一的結果,而是幾種結果之一——另外還有馬克思主義倫理和保守主義倫理。
  自由主義倫理與這另外兩種現代性倫理的差異在哪里?政治文化理論家羅蒂(Richard Rorty)對昆德拉欣佩得有些不知所以,從他的小說中得到過不少啟發。據羅蒂說:尋找基礎與企圖重新描述之間的不同,恰好標示著自由主義文化與舊的文化生活形式的差異。因為依其理想形式,自由主義文化是一個徹頭徹尾啟蒙開明的、世俗的文化:這個文化絲毫不殘留神的遺跡——不論其是以神化的世界還是以神化的自我形式存在;這個文化不相信人類應該向任何非人的力量負責;這個文化丟棄或徹底重新詮釋神性的概念,以及“奉獻給真理”和“滿足精神最深刻的需要”等概念。在理想上,非神化過程的最高境界就是我們有能力不再認為下面這個觀念有用:有限的、會死的、偶然存在的人類,無法從其他同樣有限的、會死的、偶然存在的人類得出他們生命的意義。在這理想的自由主義文化中,“相對主義”的警告,質問社會制度是否在現代已經日益“合乎理性”,或懷疑自由主義社會的目標是不是“客觀的道德價值”,統統會令人覺得莫名其妙。
  馬克思主義倫理和保守主義倫理與自由主義倫理相對照,顯得是現代生活世界中的舊文化形式,因為它們仍然在尋找人類生活中確定、共同的價值“基礎”。盡管馬克思主義倫理和保守主義倫理對這“基礎”的理解是完全不同的,性質卻是一樣的:都是一種神義論的倫理。神義論倫理就是過去的文化生活形式,在那里,神的現實性規定了人的可能性。現代的生活世界是一個陷阱,“在成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藝術》,38頁)馬克思主義倫理學構造出歷史理性的新神來重新規定人的可能性;保守主義倫理學則竭力施展招魂術,要把過去的神重新喚回到現代社會中來,讓人不要掉進現代社會的陷阱。在自由主義倫理學看來,通過重新描述(講故事),人生陷阱成了人的可能性得以出現的場所。自由主義小說從事的就是這種重新描述的事業,它使小說不再具有所謂的“文學性質”,而是承負人生的意義證明的重負,“建議人們如何修改道德示范和顧問的準則”(羅蒂)。
  人生的意義問題由小說家、而不是由神學家或者形而上學家來回答,表明人生的意義證明由神義論變成了人義論。昆德拉所謂小說的“精神的最高綜合”,就是這種人義論的人生意義證明。對昆德拉來說,小說既不是供人茶余飯后的消遣嚼物,也不是社會革命的動員工具,而是重新描述人的道德可能性,尋求在不確定的人生可能性中可能生活得幸福的條件。
  前現代的宗教-道德價值觀的墜落與小說價值觀的興起,是神義論與人義論的嬗替。人義論的出現的確與小說大有關系,昆德拉對此不乏敏感。但昆德拉在炫耀自己的博學時,忘記提到通過小說敘事使人義論出場的一位關鍵人物——鼎鼎大名的盧梭。
  盧梭是人義論的理論大師,也是一位小說家,他的自傳體敘事名義上是《懺悔錄》,卻并不像奧古斯丁或托爾斯泰那樣在心中的上帝面前悔過,而是在傳統的上帝面前炫耀自己的自我及其與生俱來的善和惡。“奧古斯丁讓他的社會公民為懺悔自己的過失與善行做見證,在盧梭的《懺悔錄》中,社會公民上升到最高判決人的位置上去了,萬能的上帝和造物主淪為人類法庭中的見證人;因為有了盧梭的總賬簿,原來保存在上帝寶座邊上的人類總賬簿便成了可有可無的東西。”
  《愛彌爾》講的人類自我教育的故事,就是人成為有欠缺的上帝的過程。這一自我教育的過程也就是羅蒂所謂的“重新描述”天上和人間的個人經歷,在這種情感教育的經歷中,人不僅學會了獨自為天堂極樂的喪失承担責任,而且在生存上讓自己文學化(小說化)了。盧梭的小說已經通過對自己的敘事完成了一種人義論的“精神的最高綜合”,回答了“在成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的問題。雖然盧梭是政治自由主義還是專制主義的人義論思想家,世人論爭了一百多年,還沒有搞清楚,但盧梭在其兩部影響深遠的小說中是個自由主義者,幾乎沒有什么可爭議的。昆德拉提到的托爾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卡夫卡、布洛赫對“在成為陷阱的世界中,人的可能性是什么?”的回答,恰恰不是人義論的。昆德拉的小說倫理學的源祖其實并不是他在《遺囑》中提到的那些人,而是這位他提也不提的盧梭。
  這牽涉到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自由主義倫理必然是人義論的嗎?
  自由主義倫理實際上有人義論的和神義論的兩種形式。自由主義倫理學包含自己的本體論和認識論,它們圍繞沒有統一性和命定的生存可能性——生命在體的偶在性,其認識論的使命是,搞清楚什么是不確定的、絕然個體性的生存可能(偶在)性。在這一在體論和認識論的基礎上,自由主義倫理學出現了巨大的分歧。我這里指的還不是自由主義理論家的思想分歧,而是小說家的分歧。昆德拉所謂的小說“精神的最高綜合”,在陀斯妥耶夫斯基或卡夫卡的小說精神中是找不到的,這兩位昆德拉推崇的小說大師,都不是人義論的,而是神義論的自由主義小說家;在他們那里,個人的賬簿仍然保存在上帝的寶座邊。
  神義論的自由倫理的可能性是昆德拉(以及卡爾維諾)的小說倫理學有意無意想要對下一個千年隱瞞的大問題。不過,既然昆德拉避開了神義論的自由主義倫理,我也不必非要同他糾纏,我會同比如卡夫卡專門討論這一問題。在這里,我只想搞清楚,昆德拉的人義論自由主義倫理學究竟主張些什么,以及這種倫理學是否可以給人提供足夠的呼吸空氣。
 

2013-08-21 1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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