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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城邦制度》第六章 城邦希臘從極盛到衰亡
《希臘城邦制度》第六章 城邦希臘從極盛到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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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城邦希臘從極盛到衰亡
——公元前5—4世紀的希臘
  
第一節 概況
  
  城邦希臘的發展和希臘城邦制度的最后形成,都以希臘人得以比較自由地殖民于東西南北為其先決條件。大體說來,時期愈早,這個條件愈充分,時期愈晚,困難愈大。由上章,我們已經知道,公元前7世紀起,希臘人在東方首先是面臨強大的呂底亞王國,以后又面臨更強大的波斯帝國,以至小亞細亞的希臘人不得不作避難移民,或則屈服于呂底亞、波斯的統治。在西方,從公元前8世紀起,希臘人和伊達拉里亞及迦太基之間移民競爭十分激烈。總的說來,公元前6紀世紀末,地中海和黑海周邊可以殖民的地方或者已經分割完畢,或者因為內陸強國的阻力,新殖民城市已經沒有建立的余地了。以本土為中心的希臘世界到公元前6世紀末已經定型,從此再也沒有擴展,希臘城邦制度,經過長期演變,到此時也已最后形成,燦爛的希臘文明就是在這個根基上成長起來的。
  公元前6世紀以前,希臘世界的擴張,決不是和平的擴張,進入公元前5世紀以后,希臘人更面臨著對外戰爭的考驗。其實,從公元前6世紀中期波斯崛起于東方以來,戰爭愈來愈不可避免。只是因為希臘的小亞細亞諸城迷戀于長期來經濟發展和“分裂繁殖”的傳統,又因為他們本來就和當地人民混合,個人主義和世界主義的意識比較濃厚,民族感情不甚強烈,一時竟然安于藩屬波斯的處境。公元前5世紀后期,波斯在征服小亞細亞后繼續南進,公元前540年征服巴比倫,當時屈服于巴比倫的腓尼基諸邦(推羅,西頓等)隨而成為波斯的藩屬。公元前525年前后,波斯又征服埃及。自此以后,小亞細亞希臘諸邦處境愈來愈惡化。公元前5世紀初發生了伊奧利亞希臘諸邦反波斯起義,成為希波戰爭開始的信號。從此以后,直到公元前4世紀末期亞歷山大征服波斯,200年間,希臘、波斯一直處于敵對狀態之中。城邦希臘和希臘城邦制度在對波斯的長期斗爭中經受了種種考驗,在這些考驗中,城邦希臘發展到它的極盛時代。然而斗爭最后結局卻是波斯被希臘人征服了,城邦希臘也在斗爭中消亡了。這200年的歷史,顯示了城邦制度的長處,也顯示了它的致命弱點。不熟悉城邦制度的中國人,在比較仔細地研究了這200年的歷史以后,確實可以對城邦制度獲得比較深刻的理解。
  西方希臘也面臨強敵。公元前6世紀以后和希臘人在西地中海激烈競爭殖民地盤的伊達拉里亞,在與公元前5世紀興起的羅馬的斗爭中衰弱下去了,而羅馬又要到公元前3世紀才得以完成意大利中部的征服,所以“大希臘”一時還沒有北面來的威脅。但是公元前5世紀初的迦太基,經過國內劇烈的政治變革以后,建成了一個以雇傭軍為基礎的強大的海上帝國,正在波斯人積極西犯的時候,它第一次集合全帝國的力量組織大軍登陸西西里,這就是和希波戰爭同時發生的希迦戰爭。和希波戰爭一樣,希迦戰爭也持續了好幾百年,西西里和“大希臘”諸城邦,在長期戰爭的考驗中所定的道路和“東方希臘”頗不相同。結果是,西方希臘對迦太基的戰爭由羅馬接了過去,在三次布匿戰爭中羅馬征服了迦太基帝國,附帶也征服了西方希臘。西方希臘的歷史,也構成了城邦希臘消亡史的一部分。
  公元前5世紀以后的希臘史,希臘羅馬時代就留下了浩瀚的文獻,該時期的重大歷史事變,后世所知史實頗為詳細。我們現在打算把這200年間的歷史壓縮為一章,只能簡略地提到一些演變的脈絡,其間波瀾壯闊的史實,中文文獻也有不少可以參看,我們就力從簡略了。
  
  
第二節 希波戰爭
  
伊奧利亞起義
  
  波斯征服呂底亞,先于它的征服巴比倫和埃及,已如前述。當時東方世界從事航海商業的,除希臘而外,唯有屈服于迦勒底巴比倫的腓尼基和到此為止還保持了獨立的埃及,所以,小亞細亞的希臘城邦,是初興的波斯帝國唯一可以依靠的海上力量。加以波斯大帝居魯士的帝國政策,對于他所征服諸民族,在政治上允許某種程度的自治,在宗教上和文化上則是寬容的兼收并蓄的[居魯士征克巴比倫后,允許被迦勒底巴比倫遷移到巴比倫的猶太人返回故土,還允許他們重建被毀的耶路撒冷城及其圣殿。(見《舊約·以斯拉記》,圣經官話譯本中的“古列”就是居魯士)],所以伊奧利亞藩屬波斯初期,它們的經濟發展大概沒有受到什么嚴重影響,只不過各城都建立了親波斯的僭主政權,中斷了正常的政治演變過程而已。公元前540年及525年,波斯分別征服了巴比倫與埃及,從此波斯可以利用的海上力量增多了。尤其腓尼基諸邦擁有巨大的商業和武裝艦隊,一向是希臘海上貿易的敵人,兩者同處波斯屬下,大概還進行著一種向帝國爭寵以擴大商業利益的競爭,而競爭的結果則不利于希臘人,這就造成了希臘城邦的經濟危機。希臘人民對于波斯的統治和波斯傀儡的僭主們的不滿也因此而逐步加深,終致爆發為公元前499年的伊奧利亞起義。
  起義經過,希羅多德給我們講了許多娓娓動聽的故事(見《歷史》,第Ⅴ章第30—38、49—51、97—126頁;第Ⅵ章第1—33頁)。近代史家的嚴謹的批判,認為他把起義的原因歸結為少數野心家的陰謀活動是不可憑信的。事變細節,這里概從省略。總之,起義的首領是居于伊奧利亞首位的城邦米利都,伊奧利亞諸城邦在起義中有過一時的團結,甚至雅典也派去了20條船艦。公元前498年,希臘聯合艦隊打敗了由腓尼基人組成的波斯海軍,進軍前呂底亞王國首都,當時波斯小亞細亞領土的統治中心薩第斯,焚毀了這個城市及其圣殿,然而未能攻克衛城。波斯結集大軍轉為反攻。起義軍政治上不團結,指揮不統一。公元前494年,波斯(腓尼基)艦隊敗希臘艦隊于拉得島,攻陷米利都,把它化為焦土。從此,在一個時期內曾是希臘文明中心,也是伊奧利亞希臘人的首府的米利都,就一蹶不振了。
  
馬拉松之役
  
  波斯鎮壓了伊奧利亞起義之后,二三年內,小亞細亞大陸海濱的一切希臘城邦再度逐一屈服,接著就渡過海峽,進軍色雷西亞(Thracia)海岸,并派遣使者到希臘本土諸邦要求“水和土”(屈服的象征)。
  有兩個雅典人在希波戰爭初期起了特殊作用。一是因競爭離國到克索尼蘇斯去當蠻族人君王的希臘顯貴家族的米大雅德(參見上章第三節)。公元前493年,當波斯進犯色雷西亞時回到雅典,為祖國效命,成為馬拉松之役的雅典軍統帥,擊敗了波斯軍,這是希波戰爭中希臘人的第一個勝仗。一是僭主庇色斯特拉托的兒子希比亞,引導波斯軍從海上經西克拉底斯群島直接進犯雅典,時在公元前490年。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馬拉松戰役,現在的“馬拉松長跑”就得名于此。
  馬拉松之役,波斯一軍登陸雅典對岸優卑亞大島的愛勒特里亞圍攻此城,雅典軍擬取道西海岸的馬拉松渡海趨救;波斯另一軍為阻攔援軍,登陸此地,兩軍相遇,對峙數日。雅典軍統帥米太雅德于獲悉愛勒特里亞被攻破,攻城波斯軍行將從海道登陸雅典西海岸庇里猶斯時,立即進攻波斯軍,兩軍兵力大體相等,波斯軍死傷過半,雅典軍傷亡輕微,就得全勝。雅典軍戰勝后全速行軍轉趨庇里猶斯,波斯軍不敢再登陸,即由海道撤回。馬拉松之役是希波戰爭中希臘方面第一次贏得的勝仗,這個勝仗是雅典一國獨立贏得的。斯巴達領導的拉凱戴孟盟軍因出發遲緩未及參戰。
  
馬拉松之役后雅典的海軍建設
  
  波斯軍第二次進犯希臘本土,在馬拉松之役后10年。在此期間,有些希臘人認為波斯軍在馬拉松受創后不敢再度東犯。這10年中本土諸邦間和從前一樣有彼此間的爭執和小規模的戰爭。雅典和埃吉納爭霸海上的戰爭就是這類戰爭中的一個。雅典政治家鐵米斯托克列斯(Themistocles)獨具遠識,利用雅典和埃吉納戰爭的機會勸導雅典人大舉建造新式的三列槳戰艦200艘,準備應付行將到來的波斯進犯。這種戰艦每艘需配備槳手150人(一說170人),建艦經費利用開發勞里翁(laureum)銀礦(銀礦租給私人開采,每一個承包人需交一個Talent即26.2公斤的銀幣,并征收開采取得白銀的1/24)所得國庫收入(這部分國庫收入本來是分配給每個公民的)開支。戰艦于公元前480年大戰前夕建成,為建設這些戰艦,著名的庇里猶斯海港也開辟出來了。
  戰艦槳手,由公民中的貧民担任,戰艦上的陸戰隊員,即是從前的陸上公民軍。此后雅典霸權,全靠海軍,因此貧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大為提高,這是伯里克理斯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
  
薛西斯的進犯和希臘本土的解放
  
  馬拉松之役,是在波斯大帝國大流士(Darius)第一在位時進行的。公元前485年,大流士死去,薛西斯(Xerxes)繼位。薛西斯于鎮壓埃及和巴比倫反波斯起義后,即著手進軍希臘本土的準備。
  他從龐大的波斯帝國各州征集陸軍,從伊奧利亞諸希臘城邦和腓尼基、埃及征集海軍。公元前480年,陸軍渡過達達尼爾海峽,經色雷西亞海濱,南下特薩利亞,侵入希臘本土。
  強敵壓境前夕,希臘本土諸邦集合于科林斯,決定消弭內戰,共御侵略,訂立了反波斯的軍事同盟,盟主是原已存在的拉凱戴孟同盟盟主的斯巴達。但是,本土諸邦雖然多數參加了同盟,抗戰堅決的,主要是雅典和斯巴達為首的拉凱戴孟同盟諸邦,北部中部諸邦態度曖昧。拉凱戴孟諸邦地處伯羅奔尼撒(Peloponnese)半島,波斯軍從陸上進入半島,有科林斯地峽天險可資防守,而且拉凱戴盂同盟成立以來已將近300年間,半島內部長期沒有內戰,同盟的陸軍兵力是希臘首屈一指的,對抗擊波斯的勝利具有信心。不過即使如此,伯羅奔尼撒本島上還有斯巴達的宿敵阿爾哥斯,它在戰爭中通波斯,守中立,沒有參加科林斯同盟。倘使希臘人不首先消滅波斯艦隊,波斯軍可以在地峽以南守軍后方登陸,伯羅奔尼撒的優越戰略防御地位也就失去作用了。這樣,海戰在戰爭中就起了決定作用。希臘人唯有海戰勝利,掌握制海權,戰略上才有把握以伯羅奔尼撒和科林斯地峽天險為最后的基地,抗擊波斯陸軍。
  在這樣的戰略形勢面前,通過希臘內部的種種矛盾,和一些領袖人物所起的作用,戰爭經歷了以下諸階段:
  甲,波斯軍長驅直入階段。希臘軍原擬在特薩利亞的騰皮谷及其附近海面阻擊波斯陸軍及海軍(當時的海軍都靠岸航行,并必須和陸軍取得聯絡),以拉凱戴孟同盟軍為主力的希臘聯軍已開到此地,希臘艦隊也開進附近海面,但因特薩利亞當政貴族態度暖昧:不利決戰,再度退卻,決定在希臘中部溫泉關及其附近海上的阿提密西安(Artemisium)海角,以陸海兩軍阻擊波斯軍。溫泉關戰役中,斯巴達王李奧尼達所率陸軍300人憑天險抗擊波斯大軍,全軍壯烈犧牲。海軍在阿提密西安獲得勝利。不過波斯艦隊雖受重創,仍占優勢。
  乙,薩拉米(Salamis)海戰扭轉戰爭局勢。溫泉關及阿提密西安戰役后,希臘軍繼續退卻。此時希臘北部中部諸邦全部附敵,波斯軍陷阿提卡,雅典全民登船避居薩拉米、埃吉納兩島和南面伯羅奔尼撒半島上的特洛溱(Trozen),雅典城被焚毀。希臘諸邦聯合艦隊,以雅典船艦為主力,在薩拉米島海面上迎擊波斯艦隊,打了一場海軍的決戰,史稱薩拉米海戰,獲得全勝。波斯艦隊大部被殲,殘余船艦返航小亞細亞,制海權落入希臘軍手中。
  丙,波斯軍退卻和希臘軍追擊的階段。薩拉米海戰后,率軍親征的波斯大帝恐懼失卻制海權后無法渡過海峽返回小亞細亞,于是除留一軍在彼奧提亞繼續與希臘軍對峙而外,全軍后撤。波斯軍是一支人數巨大,成分龐雜的波斯統治下形形色色的民族組成的隊伍。按希羅多德夸大的估計,戰斗部隊達170萬人,連同各色各樣的隨軍人員,總計達500多萬人。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把這個數目降為50萬人,這還是一支數目大,成分雜的軍隊。這樣一支軍隊,深入敵國,現在倉皇后撤,可以設想無法保持有組織的后勤供應,它會造成異乎尋常的混亂是勢所必然的。后撤軍隊究竟有多少返達小亞細亞,難于推測。薛西斯及其行宮,當然是安然返回了。
  薛西斯所留與希臘軍對峙的一軍是全軍主力,有堅強的領導。這支軍隊在公元前480年冬季退入彼奧提亞過冬,翌年再陷阿提卡,力圖誘迫雅典單獨媾和。幾經曲折,拉凱戴孟全軍出地峽和雅典軍會和,公元前479年春,在著名的布拉的(Plataea,阿提卡和彼奧提亞邊境)戰役中,希臘軍獲得全勝,波斯殿后軍全軍被殲。
  與此同時,希臘聯合艦隊追擊波斯艦隊殘余于小亞細亞海濱的密卡爾(Mycale),波斯艦船全數被焚毀。
  布拉的戰役希臘軍統帥為斯巴達王波桑尼阿斯(Pausanias)其中雅典軍由亞里斯特底斯(Aristades)指揮。密卡爾戰役,聯合艦隊統帥為斯巴達王利俄提基德(Leotychides),其中雅典艦隊由桑西巴斯(Xanthippus,伯里克理斯的父親)指揮。在此以前,亞里斯特底斯和桑西巴斯兩人都曾按陶片放逐法放逐海外,大戰前夕,雅典人決定流放的人一律準許回國,得以建立戰功。
  公元前479年,希臘本土全境解放。
  
小亞細亞及愛琴海上希臘諸邦的解放
  
  布拉的戰役以后,下一個階段是小亞細亞及愛琴海上希臘諸邦的解放。現在戰爭的主動權始終操在希臘人手里,公元前479年密卡爾戰役后,小亞細亞西面愛琴海上四個大島,累斯博斯、基俄斯、塞莫斯、羅陀斯自然而然獲得了解放。希臘人以下的一個目標是打通被波斯阻斷的黑海航路。公元前478年,收復達達尼爾北側,克索尼蘇斯半島上的塞斯都斯(Sestos)和拜占庭(Byzantium)。拜占庭之戰,波斯率軍投降,從此,黑海糧食又可源源輸出。同年,希臘人還收復了塞浦路斯島上原屬希臘人諸邦,島上的腓尼基城市未能攻克,以后還長期藩屬于波斯。
  色雷西亞還有強大的波斯守軍。公元前476年,希臘聯軍在奇蒙指揮下進軍該地,圍攻斯特賴蒙(Strymon)河上的埃翁(Eion)城,進行了長期的圍城戰,全殲波斯守軍。此后希臘人又圍攻愛琴海上背離提洛同盟(參見下文)的納克奈斯島和海盜巢穴的西羅斯(Scyros)島。至此,愛琴海全入雅典掌握。
  公元前467年左右,希臘軍與波斯軍又會戰于小亞細亞南岸中部的攸利密頓(Eurymedon)河上,在此以前,小亞細亞西岸自米利都以北的大陸濱海諸城邦,大體上均已脫離波斯獲得解放,自米利都以南,波斯還駐有大軍,大陸上的希臘城邦還在波斯軛下。奇蒙率三列槳戰艦200艘集中于庫都斯(Cuidus),不久,在攸利密頓附近海面殲滅波斯海軍,俘戰艦100艘,接著又俘增援軍艦80艘。海戰獲勝后,奇蒙立即登陸攸利密頓河口,奇襲波斯陸軍,波斯軍潰敗。攸利密頓之役是亞歷山大東征以前,整個希臘世界團結一致進行對波戰爭的最后一次戰役。自此以后,希臘與波斯之間的關系,就和雅典、斯巴達爭霸的內戰交織在一起了。公元前449年,雅典和波斯簽訂的卡利亞斯(Kalllas)和約,名義上是公元前480年開始的希波戰爭的結束,事實上,此時雅典與斯巴達的戰爭已經進行了很久,而且進行得十分劇烈,和約的簽訂已經以爭霸為背景了。
  
希波戰爭的重大歷史意義
  
  希波戰爭的歷史意義是十分巨大的。希波戰爭以前,古代文明世界的典型的政治形態是一種“神授的王”統治廣大的領土,埃及、巴比倫、亞述、赫梯、呂底亞、福里基亞、米地(Mede)以及大衛所羅門時代的以色列王國都是這種類型的國家。城市國家誠然是有的,腓尼基的拜布羅斯、泰爾、息敦都是“城市王國”,并以航海商業為生,然而在當時的“世界政治”中,它們都不過是幾個大帝國爭奪的目標,從來沒有,也不可能在歷史上起什么積極主動的作用,也沒有創造出新的,有別于起源于這些古老帝國文明的新文明來。希臘文明本身也淵源于這些古老的東方文明,因為它從頭到尾是海上文明,一連串歷史事變又促使它發展起來了一種自治自給的城邦制度,這種城邦制度在可稱為偶然的歷史條件下——小亞細亞內陸在赫梯崩潰后長時期內沒有出現強大的王國——居然獲得了充分發展所必要的幾百年時間,它不僅在海外鞏固了,希臘本土也城邦化了。自治自給的,個人創造能力有充分發展余地的城邦制度,在這幾個世紀中,在經濟、軍事、科學、技術、文化、藝術等各個方面,充分吸收了東方古文明的遺產,加以消化,加以改造,并以躍進的速度加以提高。公元前6世紀波斯征服以前,事實上希臘文明已經高出于“東方”文明。然而自治自給的城邦制度有一個致命的弱點,它的個人主義和城邦本位主義,使它在強大的外敵侵犯面前顯得是一盤散沙,使它寧愿各別屈從大帝國成為它的藩屬,無法團結起來外御強敵,并在對外戰爭中謀求民族統一,其結果,藩屬帝國的那些城邦,還勢必要派兵出錢,在帝國旗幟下向本民族的其他城邦進攻。呂底亞王國興起后,小亞細亞諸邦先后藩屬于呂底亞,有的城邦僭主還成為王國的駙馬(埃弗塞斯的例子)。波斯興起后,只有避難移民,卻沒有團結抗戰的打算。海濱城市成了波斯藩屬,波斯統治一時還伸不進來的海島城邦,卻利用這個機會,幸災樂禍地擴大自己的勢力(塞莫斯利用米利都藩屬于波斯在愛琴海上的擴張)。所有這些,都已經充分證明了城邦制度的致命弱點。公元前5世紀初的伊奧利亞起義,是希臘世界的一個部分團結抗敵的第一次企圖,起義雖然失敗,福利尼卡斯(Phrynichus)以悲劇“米利都的淪陷”在雅典上演,使觀眾潸然下淚,從此以后,團結抗敵逐漸成為“一盤散沙”的城邦希臘的一致要求。這種要求在不久前驅逐了僭主,貫徹發展了梭倫民主的雅典顯得特別強烈。于是,雖然薛西斯動員了整個東方世界的全部人力物力,包括腓尼基海軍,也包括小亞細亞諸希臘城邦,甚至包括新近歸附的希臘本土北部、中部的希臘諸邦的力量,以泰山壓頂之勢撲向雅典和斯巴達所領導的希臘南部諸邦聯軍,結果竟以徹底失敗告終。這次戰爭的結果,充分證明了創造和發展的希臘文明優于停滯不前的東方文明,雖然前者的歷史遠不如后者的悠久。也證明了城邦制度固然會在各城邦之間造成互不團結,然而城邦內部的民主制度,不僅在和平生活中發展了各個人的創造能力,在存亡危急關頭也把千萬人團結成一個人,對敵人作堅決的斗爭,一旦外敵侵犯使這些城邦結集起來成為堅定的抗敵同盟,它就完全可以戰勝在專制主義統治驅迫之下的,貌似強大,實際上是離心離德的帝國軍隊。希波戰爭就是這樣一個歷史轉折點。希波戰爭勝利以后,創造的而不是墨守成規的希臘文明從此躍進得更快,“古典時期”的希臘,是人類文明的極其光輝燦爛的階段,對后來歷史的積極影響是不可估量的。這是我們研究希臘城邦制度時所不可不注意的。
  然而城邦希臘并沒有在希波戰爭中克服它制度上固有的致命弱點,這種弱點,在此后105年的歷史演變中,最后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城邦希臘的消亡……
  
  
第三節 提洛同盟與雅典帝國
  
提洛同盟的成立
  
  公元前480年開始的希波戰爭,希臘軍是科林斯會議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的盟軍,這個同盟的領袖是斯巴達。斯巴達成為希臘本土諸邦抗擊波斯的戰爭領袖是必然的:雅典在10年前雖然獨立贏得了馬拉松戰役的勝利,此時它在聯軍艦隊中的船艦數目最大,但是它的軍力和經濟力量遠遠比不上擁有伯羅奔尼撒半島南部廣大地區的斯巴達,何況斯巴達的重裝步兵冠絕一時,以它為首的拉凱戴孟陸軍又是抗擊波斯可以依靠的最大最強的一支軍隊,而拉凱戴孟同盟到此時為止已有200多年的歷史,斯巴達在希臘的領袖地位也確立了很久了。正因為斯巴達是反波斯同盟的盟主,所以,不僅布拉的戰役的統帥是斯巴達王,阿提密喜安地角和薩拉米兩次海戰的統帥也是斯巴達王,公元前478年遠征塞斯都斯、塞浦路斯和拜占庭的幾次戰役的統帥仍然是斯巴達王。但是斯巴達王波桑尼阿斯累勝之余,滋長起來了想當波斯大王式的獨裁國王的野心,在受到部下抵制之后,進一步陰謀通敵,拜占庭戰役中被人發覺,斯巴達的監察委員會召令回國,審判屬實,判處死刑。(波桑阿斯被判死刑后避難神殿,監察委員們下令在神殿四周筑墻封鎖,到他快要餓死的時候,才派人把他抬出來,以免玷污神殿。波桑阿斯叛國案件審理過程中,發現雅典將軍,雅典海上霸權的奠基者阿提密西安和薩拉米兩次海戰希臘方面海軍統帥鐵米斯特克列斯也有通敵嫌疑。鐵米斯特克列斯聞訊潛逃,輾轉到達波斯王廷,波斯大王備加優待,以梅安徒(meander)河上的馬格尼西亞(原希臘城市)為其封邑,竟終老在波斯。)自此以后,斯巴達恐怕他們派出去的領導人會在外面的花花世界中腐化,不再派兵派人繼續參與戰爭,拉凱戴孟諸邦也隨而退出。此時希臘對波斯戰爭的參加者成分有重大變化,新獲得解放的海外諸邦紛紛參戰,本土諸邦日趨減少,最后只剩下雅典和優卑亞島上的卡爾西斯、愛勒特里亞等邦,戰爭的領導權自然落入雅典手中。形成這種新形勢的關鍵時間是公元前478年的拜占庭戰役。
  此時科林斯會議上成立的反波斯同盟雖未正式解散,為應付新局勢起見,有成立新的同盟的必要。就在拜占庭,雅典將軍亞里斯特底斯與參戰諸邦訂立盟約,成立提洛同盟(攻守同盟,Symmachia,Alliance,或海上同盟confeoden1a)。稱為提洛,是因為愛琴海上的提洛(Delos)島被選為盟國集合的地點,同盟的金庫也設在該島的神廟中。參加同盟諸盟,包括愛琴海上一切島嶼,和小亞細亞,色雷西亞海濱一切希臘城邦。達達尼爾、博斯福魯兩海峽和前海(馬爾馬拉海)諸邦也加入同盟,但黑海南岸迄西的小亞細亞諸邦及黑海北岸海濱諸邦不參加對波戰爭,不是同盟加盟國家。同盟加盟國家在同盟建立時為數還少,此后對波戰爭步步勝利,獲得解放的希臘城邦愈來愈多,加盟國家也隨而逐步增加。同盟極盛時期,小亞細亞南面海濱上某些加利亞城邦也是盟邦。根據當時遺留碑銘,同盟極盛時期加入同盟的城邦及小共同體(大概是未建立城市的希臘移民的農村或漁村)達300個,人口總額估計達1000萬至1500萬人。
  
雅典帝國
  
  西方史家對于提洛同盟一開始的性質,有兩種不同的認識。格拉脫認為提洛同盟開始是平權的同盟,一切盟邦均有平等地位,有一樣的權利與義務。格拉脫以后的史家認為,根據修昔底德《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的記載,同盟一開始就具有嚴重的雅典帝國的傾向。這表現為:第一,盟約是以雅典為一方,雅典以外一切盟國為一方訂立起來的;第二,盟國有義務,或者提供一定數量的船艦及人員參加聯軍,或者免除此項義務而提供一定數額的錢款——實際上是一筆貢賦,而且,哪些盟邦出船出人,哪些盟邦出貢賦,一開始就交由雅典全權決定。鑒于雅典在反波斯戰爭中的領袖地位,它在戰爭中所蒙受的犧牲和作出的巨大貢獻而贏得的崇高地位,后說恐怕更近于事實。我們倘使考慮到提洛同盟的盟國幾乎都曾屈服于波斯軛下,在波斯侵入希臘本土時,許多城邦還曾出船出人參加在進攻的波斯軍內,更容易想像雅典一開始就是同盟的主人,同盟發展成為雅典帝國是必然的。不過同盟成立之初,還有定期舉行于提洛島上阿波羅(Appolo)和阿丁里斯(Artinis)(Artins 估系Artemis 之誤,Artemis 譯為阿耳特彌斯,為希臘的月亮扣狩獵女神。——編者注)神廟中的同盟會議,由它來決定同盟的一般政策,決定對不服從同盟盟國的強制措施。也許同盟會議的實際義務不過是批準雅典的決定,不過同盟的形式總還存在,當時同盟金庫也設在提洛島上,司庫也還由同盟會議任命而不是雅典的官職。
  同盟建立于公元前479年,不過11年,納克索斯島首先叛離同盟。此島是一個繁榮富裕的城邦,軍力較大,本是“出船出兵”而不是納貢的盟國。叛離原因,征討降服的條件如何,均不可考。大概它被討服后得交出它的艦隊,降為納貢的附庸。此后盟國凡有“叛離”,一律用武力征服,并喪失“獨立”,同盟也就愈來愈變成帝國了。到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時,唯有基俄斯和累斯博斯兩島還“保持獨立”,其他盟國已悉數降為附庸,同盟會議已不召開,同盟金庫已遷往雅典,金庫司庫己成為雅典國家的官職,盟國的訟案要到雅典來審理,同盟己不存在,存在的只是雅典帝國了。
  
城邦雅典——帝國的中心
  
  現在城邦雅典是帝國的中心了。
  我們決不可以把這個帝國中心設想為郡縣制帝國的帝都。所謂雅典帝國,是城邦雅典支配一大批納貢的、在對外政策上聽命于它的盟國,由此形成了一個以雅典為中心的城邦集團。雅典本身仍然是城邦,加盟的各個盟邦也仍然是自治自給的城邦。盟邦作為獨立國家,主權現在不完整了,因為它們不再能夠自行決定它的對外政策。帝國中心的城邦雅典,現在有全權決定這個巨大的城邦集團的對外政策——或者正確一點說,在所謂提洛同盟中,唯有雅典有權獨立決定它的對外政策,而城邦雅典的對外政策,自然而然就是整個雅典帝國的對外政策,同盟邦沒有參與決定的權利,唯有服從雅典決定之義務。此外,帝國內部諸邦之間必須維持和平,一切爭執要服從雅典的裁決。雖然如此,加盟諸邦還各有自己的政府和法律,政體的類型則不免要以雅典為楷模,并非雅典式的民主政體當然是不能存在的。
  雅典帝國范圍內納貢的盟邦,每年交納一定數額的貢款之后,它們的公民不再有服兵役的義務。與此相反,城邦雅典現在除其本身的國庫收入而外,還有一筆事實上它可以當作自己的國庫收入來任意支配的盟邦交納的貢賦。
  希彼戰爭后,雅典躍升為希臘世界首要的商業中心,工業和農業也有很大發展,關稅和其他稅收為數巨大,加上這筆貢款,國庫豐裕。由此,由雅典公民組成了這個龐大帝國的武裝部隊,公民軍在服役期間是領薪餉的,城邦雅典成了“戰士共和國”了。又,城邦雅典既是帝國的中心,有許多帝國范圍的行政事務與司法事務要由它來處理,這些事務都成了雅典城邦的事務,雅典于是發展起來了一大批有報酬的公職。
  值得注意的是,城邦雅典并不是通過特權的貴族階級或者組織行政官僚機構來履行它的領導帝國的職能的,相反,在它作為帝國中心的期間,充分發揚了城邦以往的民主傳統,在帝國存在的短短時期中,雅典民主竟然達到它的極盛時代——事實上這也是城邦希臘的極盛時代;史家通稱的伯里克理斯民主,就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大爆發以前的30年間。
  
城邦自治與民族統一的矛盾
  
  讀者大概早已意識到,“自治自給”、“分裂繁殖”的城邦,在外敵侵犯面前實在缺乏抵御力量,而提洛同盟-雅典帝國實在是在反對波斯戰爭中誕生成長起來的,是文明迅猛發展的希臘世界的民族統一的唯一可以寄托的力量。四、五個世紀以來,希臘人在“自立門戶”的精神下殖民于東西南北,形成了經濟、文化、語言、宗教上一致的一個大民族,吸收了古代東方文明,以躍進的速度把它的文明提高到古代世界所不知道的高度。可是,在強大的東方帝國武力侵略面前,幾乎面臨滅頂之災。現在它經歷了希波戰爭的嚴峻考驗,勝利地通過了這個考驗,瞻望未來,要順利地發展希臘文明,實現民族統一是唯一可走的道路,提洛同盟-雅典帝國結集了希臘世界最大部分的力量,它以鮮明的反波斯的旗幟與不斷勝利的戰績,把原先愛奧里斯,多里安兩個并非伊奧利亞系統的海外諸城邦都集合在一個同盟之內,最初這個同盟是鞏固的。這個同盟雖然還遠沒有達到統一整個希臘世界的程度,這總是一個良好的開端,可以指望它逐步發展,實現民族統一。當然,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國成立以前,希臘本土已經有了好幾個結集若干城邦在一起的集團,這里有以斯巴達為首的拉凱戴孟同盟,有以提佛為首的彼奧提亞同盟,有特薩利亞以四個“州”組成的聯邦。然而,后兩者在反波斯戰爭中“米地化”了,(波斯帝國崛起之初,首先并吞了領土跨及小亞細亞東部的米地帝國。希臘人因為比較熟悉這個帝國,所以也把波斯人叫做米地人。波斯戰爭前夕,凡對波斯帝國采取屈辱的投降政策,向它獻了“水和土”,以后又出人出錢參與了波斯進犯軍的諸邦,被稱為“米地化”了。)而且力量較小,一時沒有“領袖群倫”的資格。斯巴達及拉凱戴孟同盟,成立了200多年,一直是公認的希臘盟主,但是它在反波斯戰爭中所蒙受的犧牲和所作貢獻都不如雅典,戰爭后期,實際上不再參戰,不久又因國內農奴的起義而大為削弱。拉凱戴孟同盟中主要的海權國家科林斯的殖民和商業利益偏在西方(西西里和“大希臘”),它本身在希臘本土上的安全又必須依靠斯巴達拉凱戴孟同盟,它對拉凱戴孟同盟的對外政策有巨大的影響力量,此時它在“東方希臘”有意識地采取了退讓政策,對于雅典霸權并不采取敵視政策。這樣,從一切方面看來,由雅典為領導力量,通過提洛同盟和雅典帝國來實現希臘民族的統一似乎是有希望的。以后希臘,世世代代的歷史家,鑒于雅典民主的進步性,鑒于古典時代希臘文明以雅典為中心獲得了光輝燦爛的成就,都對雅典未能完戌這個歷史任務而深表惋惜,確實不是沒有理由的。
  然而事實上雅典確實沒有能夠完成這個任務。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公元前5世紀60年代以后雅典對波斯,對斯巴達政策的錯誤,大略經過,我們在次節內馬上就要予以介紹。然而根本的原因,還在于自治城邦的精神和民族統一的原則之間,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們還不妨大膽推測,當時的任何政治家,不論他的指導政策如何正確,也沒有力量足以克服這個矛盾。城邦的根本精神是自治自給,是完全的主權和完全的獨立,這是希臘文明創造性的特征的根本來源。各城邦之間的激烈競爭和導致的傾軋不和,以至經常發生決斗性質的小戰爭,是其致命的弱點,然而這是隨著它的特殊優點即創造性而俱來的。如果聽令這種“城邦本位主義”(城邦本位主義是用我們的政治術語來描述城邦制度的根本精神。西方史家往往把這種精神描述為一種宗教現象,稱之為“城邦崇拜”——指每一個城邦的公民把自己的城邦看做實現公民集團共同善果的唯一途徑的那種意識形態。見下引貝爾克爾(Barker)的那段話。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學》即以此種意識形態作為他的政治理論的根本前提。)照原樣發展下去,它的優點固然可以大為發揮,經濟和文化發展因經常獲得刺激而大步前進,它那種弱點也無法消除,這種弱點,在強敵侵犯面前尤其是致命的,小亞細亞諸城邦長期甘居波斯軛下,并且不惜出人出兵參加波斯對希臘本土的進犯,幾乎陷蓬勃發展中的希臘文明于死地,是此種弱點的集中表現。幸而城邦制度的民主精神激勵了希臘人的堅決抗戰,城邦希臘在嚴峻的考驗中獲得了勝利,但是,根深蒂固的自治獨立的要求,使得城邦希臘在滅亡威脅面前戰勝了強敵,卻沒有能夠通得過勝利的考驗。
  城邦雅典在提洛同盟-雅典帝國內對盟邦采取的態度,有的歷史家稱之為“上邦政策”(塞爾格耶夫),即盡可能把盟國降為出錢買得和平,然而削弱了它的主權,使它的公民不再有尚武精神的那種附庸國家。與此同時,又通過各種途徑,把它自己的公民培養成為“上馬殺敵,下馬議事與審判”的群眾政治家,時間愈久,盟國愈感到屈辱,無法忍受。一旦有事,它們勢必要提出“一切城邦都有權自治”的口號來反對雅典,這樣看來,有自治城邦這個原則存在,雅典帝國的基礎一開始就是不穩固的。
  那么,可不可以設想,通過統一運動把提洛同盟組成一個聯邦,或者,雅典把它的公民權慷慨地賦予一切盟國的公民,使同盟成為一個統一國家呢?我們記得,雅典本身就是通過統一運動,把10多個很小很小的城市集合成為一個統一城邦的。我們還知道,雅典帝國成立以前,希臘中部的彼奧提亞同盟,是8個城邦組成的同盟,各城公民保留本城公民權,又另外創設一種同盟的公民權,各城公民都有雙重的公民權,而同盟的執行機構是各城邦平權選舉出來的。既然有此先例存在,倘使提洛同盟成立之初,雅典的政治家采取這種顯明的政策,提洛同盟不就可以長治久安了嗎?
  然而這是不可能的。提洛同盟成立于希波戰爭雅典勝利的頂峰,雅典人既然蒙受了如此巨大的犧牲,又對勝利作出了如此巨大的貢獻,盟邦是雅典人把他們從波斯軛下“解放”出來的,雅典公民勢必自視為理當獲得特殊權利的解放者,在民主傳統如此悠久的雅典,任何政治家都不可能違背這種群眾情緒,所以平權同盟也好,通過把雅典公民權給予一切盟邦的這種統一運動來建立一個統一的國家也好,事實上都是行不通的。這是提洛同盟成立那個短暫時期的形勢。那么,也許以后這種感情會平淡下去,平權同盟或統一運動應該是可能的了?
  答復還是否定的。一方面,城邦雅典從帝國所得的特權日益成為既得權利,時間愈久,變更愈難。另一方面,彼奧提亞同盟也好,雅典的統一運動也好,都限于十分狹小的地域,在地理上,它們都沒有超出城邦原則所允許的界限。提洛同盟如此廣大,加盟城邦如此眾多,在古代交通條件要在如此廣大范圍內實現平權同盟或統一運動是難于想象的。這里,城邦的另一個原則:公民之間的緊密的接觸起了不可克服的障礙作用。貝爾克爾說:
  
  “5世紀中,雅典曾經企圖搞城邦的統一,它的伸展得很遠的帝國曾經包括愛琴海上所有的島嶼海濱。它的政策失敗了,它的失敗是因為它和它的盟邦同等地受到了(自治、自給的城邦神圣不可侵犯)這種思潮的妨礙。所以不能上升到一個巨大的,非城邦的、聯合在一種共同公民權中的國家的概念。在雅典這方面,它不能把它的公民權擴大到盟邦去,因為它的公民權意味著——而且,也只能夠意味著——出生于雅典,完全地參與在雅典當地的生活,習性和氣質之中;在盟邦這方面,即使賦予雅典的公民權,它們也不能接受,因為這些城邦的公民權,對它們來講所意味的是恰好同樣的東西。
  共同的公民權會使有關系的一切人發生“一種無法忍受的一神主義”的宗教感情,因為對城邦的崇拜,事實上是一種宗教。政治上的多神主義是希臘的信條,這種信條傾復了雅典帝國。要細心地捉摸,才能設想宗教(城邦的宗教)瓦解了雅典帝國,宗教(在所有城邦共同崇拜一個神化了的統治者意義上的宗教)又是亞歷山大在希臘中的帝國的基礎。”(貝爾克爾:《公元四世紀的偉大政治思想和理論》第VI 卷第XVI 章,Great politicalThought and Theoryin the Fourth Centry,byBarker,ch.XVI,vol.VI,c.a.h.)
  
  
第四節 伯里克理斯民主——城邦希臘的極盛時代
  
希波戰后城邦雅奧經濟及社臺狀況的演變
  
  希波戰后,雅典是雅典帝國的中心,而且也成為整個希臘世界的經濟和文化的中心。
  當薩拉米海戰和布拉的戰役前夕,波斯軍占領阿提卡全境,雅典老弱婦孺兩度登船避難他鄉的時候,雅典公民及其家屬總計,史家估計為16—17萬人,外邦人和奴隸在外——這時候,外邦人和奴隸的人口為數是不多的。戰爭時期,雅典公民全數在軍中服役,社會地位最低的貧民階層在艦船上當槳手,其他各等級的公民在重裝步兵中和艦上戰斗部隊中,確實是全民皆兵。布拉的戰役以后,雅典人在戰勝強敵后熱情奮發地重建家園,所需物質資源,可以依賴盟國的捐款,不久就有提洛同盟的貢款可資利用,恢復大概十分迅速。我們知道,就在建家園過程中,雅典重新建筑了被波斯人毀掉的城墻,還完成了戰前已經開始的庇里猶斯海港的筑港和設防工程,海港周圍筑城長達10公里。這樣雅典就有了鞏固的海軍基地,也有了比從前規模大得多的商港。30年后,雅典人又筑長城把雅典和庇里猶斯海港連接起來了,從此雅典代替了米利都和科林斯成為希臘世界最大的商業中心,工業如陶器、造船、武器制造也首屈一指了。
  城邦雅典愈來愈富裕起來了。它的商業和手工業吸引許多外邦人來到雅典,有的來自希臘其他城邦,有的來自“蠻邦”。國家把戰俘當作奴隸出賣,“從奇蒙出征小亞細亞和色雷斯的時候起,出身異邦人的大量奴隸便涌入了希臘市場”(盧里葉:《希羅多德論》,第45頁)。奴隸在雅典全人口中的比重逐漸增大,史家估計,到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夕(公元前431年),雅典公民階層人口大體上和希波戰爭前夕相仿佛,外邦人增到4萬人左右,奴隸則在8—12萬人之間。公民階層在全人口中的比例降到一半左右。
  雅典國家收入,達到按古代標準來說十分驚人的數額。它征收出入庇里猶斯港貨物的關稅,按貨物價格征20%。它有阿提卡的勞里翁銀礦,和奇蒙征服的色雷西亞海濱愛昂(Eion,此城直屬雅典,不是獨立城邦)城附近的潘金猶斯山金礦,兩礦都給國庫提供了可觀的收入。更重要的它有提洛同盟的貢款,這筆貢款最初定為460塔蘭同,實征數約達410塔蘭同。每阿提卡塔蘭同合26.2公斤,460塔蘭同合386000英兩(盎斯)的銀子(每一英兩銀子,合阿提卡貨幣7個德拉克瑪Drachma略多一些,每一個德拉克瑪可供五口之家一天大體過得去的生活)。加以盟國間的訟案在雅典審理要交納訟費,以及其他國有財產的收入,都使國庫收入膨脹起來。這筆收入如何使用,現在對雅典的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以至社會狀況都要發生重大作用了。
  
“戰士共和國”
  
  這筆國庫收入,首先用在維持在役的軍人和“有報酬的公職”上面。亞里士多德在《雅典政制》中說:
  
  “由于國家日益壯大,而錢財也積累了很多,亞里斯特底斯就勸告人民,拋棄家園,入居城市,務以取得領導權為目的。告訴他們說,人人都會有飯吃,有的人服兵役,有的人當守衛軍,有的人從事公社事情,這樣他們就可以保持領導地位……他們又按照亞里斯特底斯的建議,為大眾準備充分的糧食供應,因為貢賦、役稅和盟國的捐款的綜合所得足以維持兩萬多人的生活……”(第29頁)
  
  許多證據證明,有報酬的公職(引文所謂“從事公社事情”)并非開始于亞里斯特底斯時代(70年代),那是伯里克理斯時代(50年代)的事。用公款維持軍隊,也許開始于希波戰爭中的非常時期。那時阿提卡全境被占,雅典公民軍勢必仰賴盟國捐款維持,以后有了提格同盟的貢款,用它來支付在役軍隊的薪響,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而霸權中心的城邦雅典,即使不在戰時,現在也不能沒有一定量的“常備軍”了。它要巡邏愛琴海面以警備海盜,要守衛作為海軍基地的庇里猶斯海港,要守衛帝國境內的戰略前哨,要維持一支隨時可以出動的機動部隊,包括海軍和陸戰隊。至于戰時組成的公民軍,因為現在它所要進行的戰爭已經不是一個小小城邦的邊境沖突,而多半是跨海遠征,于是除戰士口糧外,也得支付定額的薪餉了。這樣,雅典公民的一部分,成了終年服役的領薪餉的兵士,戰時則大部分公民是領薪餉的戰士,所以亞里士多德說,雅典共和國是“戰士的共和國”。
  
公民、武裝移民、外邦人和奴隸
  
  然而,雅典這個“戰士共和國”還是十分不同于斯巴達的。雅典公民大部分還在農村中,是自耕業主。務農,被看做適合于公民身分的高尚職業,伯羅奔尼撒戰爭開始(公元前431年),拉凱戴孟同盟大軍侵入雅典四郊的時候,四郊務農公民的家屬避難聚居雅典和庇里猶斯城內,因為人數過多,造成了嚴重的瘟疫。這就是說,除住在城里的公民而外,其余的公民平時還是躬耕田間,而不像斯巴達公民那樣靠農奴貢賦為生的。
  雅典公民,不僅在本國躬耕田間,還有機會躬耕于帝國范圍內的海外地方,這就是“武裝移民”制度。當盟國叛離,用兵征服,淪為附庸的時候,雅典對那個被征服的城邦的自治自給雖然仍予維持,但是為了鎮懾起見,常常派遣若干數量它的公民移居該地,稱為“武裝移民”。這種“武裝移民”,雖然身處海外,但有完全的雅典公民權。他們在當地是一種特殊身分的人,為當地居民所厭惡。
  “武裝移民”也居住在直屬雅典,并非獨立城邦的城市中。色雷西亞的愛昂,愛琴海上的西羅斯島都直屬雅典。后者長期來一直是海盜巢穴,雅典派軍剿滅后,由它的“武裝移民”占居。
  雅典城里的公民,除從軍的和從事公務的而外,有手工藝匠,其中大部分同時又是手工作坊的主人;有大小商人,有趕牲口的等等,但是雅典人鄙視工業勞動,某種程度上也輕視商業,礦工尤其不是公民干的職業。于是,大批外邦人來到雅典這個希臘世界的經濟中心經商,來開設手工作坊,來當醫生和教師。外邦人是自由民,沒有公民權,不得在阿提卡境內購買房屋土地,還要交納一種特別的人頭稅,他們有從軍的義務,他們也可以擁有奴隸。手工作坊中幫助藝匠干活的幫手、礦工、家庭仆人等都由奴隸充當。奴隸的來源,一部分是戰俘,一部分是奴隸販子從蠻邦販來的。十分特別的,雅典市的警察和雅典的檔案管理員也由奴隸充當,他們是國家奴隸,也是買來的,由國家供給飯食,可以自由擇居,這算是最高級的奴隸。其他,充當家庭仆人和充當手工作坊幫工的奴隸,因為人數少,主人對他們接近的機會多,容易產生感情,大體上還能獲得比較過得去的待遇。待遇最殘酷的是礦工,他們終日在監工的鞭子下作工,奴隸主指望從他們身上得到最大的利益,毫不顧惜他們的生命,因為這種“財產”的“更新”是并不困難的。
  雅典奴隸和其他城邦的奴隸一樣,主人可以“釋放”(即解除其奴籍)他們,也可以由奴隸把他按慣例成為自己合法收入的錢款存儲起來,積成整數,向主人贖身。被釋放奴隸取得外幫人的身分,和他的前主人仍保持某種隸屬關系。如果他死后無嗣,遺產歸舊主人家繼承。斯巴達那種類型的“戰士共和國”以農奴黑勞士為基礎。雅典那種類型的“戰士共和國”以買來的奴隸為基礎。從兩者歷史演變過程看,脈絡是十分清楚的。古典希臘并存農奴制和奴隸制兩者,這是無可懷疑的。可是我國史學界對此有過很多爭論,所以,本文后章對此將作專門的考察。
  
有報酬的公職
  
  有報酬的公職,開始實行于50年代。眾所周知的有陪審員津貼和議事會成員的報酬兩項。為著使雅典公民中生活無保障的階層也確有可能參與國家大事,伯里克理斯(或說厄菲阿爾特Ephialtes)頒布了出庭陪審者履行義務的津貼。在進入法院大廈之前,授給每一個陪審員一根出庭杖和一枚證章,憑證可以領受規定的津貼兩個歐布爾(Obol,以后又增加到三個歐布爾即半個德拉克瑪)。我們知道,雅典法庭管轄范圍及于帝國范圍內各邦間的爭議,每次開庭陪審員人數頗多,整個雅典經常有6000名公民充任陪審員,公民總人數約4萬人左右,陪審員占公民中一個很大的比例,現代史家認為,充任陪審員的多數是已過軍役年齡的老年公民,頒給陪審員津貼,事實上是對經歷了長期軍役的退伍老兵的一種照顧。雅典法庭審理案件范圍既異常寬廣,有報酬的陪審員制度又是中下階層公民的極好的政治教育的機會。唯有當廣大公民對國家大事有清楚的了解,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公民大會才不致流于形式。伯里克理斯民主,在這一方面確實是獲得了很大成就的。
  另一項重要的有報酬的公職是議事會。希波戰爭后議事會人數未變,500名議事會成員以前都是無給職,伯里克理斯時每人每日津貼一個德拉克瑪(可供五口之家比較過得去的生活)。同時被選任為議事會成員的資格,也比克利斯提尼時代放寬了,凡“雙牛級”(中農)階層的公民均可選入議事會。鑒于財產標準已從實物單位折成貨幣單位,加以物價的上漲,雅典公民限于財產而不得被選任為議事會成員的人數已經寥寥無幾。現代史家計算,根據議事會成員不得連選連任的規定,雅典公民的1/3,一生中有機會被選入議事會。
  
雅典戲劇與觀劇津貼
  
  早在希波戰爭前夕,雅典戲劇已經開始繁榮。戲劇起于酒神大祭時詠唱頌歌的合唱隊,后來合唱隊增加一個表演的人員,跟合唱隊對答臺詞,于是演員與合唱隊之間有了“對白”。合唱和對白具有了情節,就發展成為有劇本的演唱。埃斯庫羅斯(Aescliylus,參加過馬拉松和薩拉米戰役)把演員劇本的演唱增加到兩個和兩個以上,完整形態上的戲劇于此創始。希臘劇場始終是圓劇場,倚山坡而筑,露天,沒有屋頂,作半圓形,規模宏大,可以容納大量觀眾。劇隊主辦人是富裕公民,劇隊經費由這些富裕公民籌措。希波戰爭以后,雅典戲劇進入極其繁榮的時代,悲劇作家埃斯庫羅斯、索福克勒斯(Sophocles)、幼里披底(Eur1pid),喜劇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on)的著作,傳遍整個希臘世界,為羅馬時代作家所摹仿。他們一些主要著作流傳至今,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中引埃斯庫羅斯的《普洛密修士》一劇中普洛密修士的自白:“說句老實話,我憎恨所有的神”,指出:
  
  “(這)也就是哲學本身的自白,哲學本身的箴言,是針對著凡是不承認人的自覺為最高神格的一切天神與地神而發的。”(《德摩克利特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自然哲學的區別》)
  
  希臘戲劇主題多數取材于神話,雖然如此,劇情、對白、唱詞往往針對現實。也有取材于當前局勢的,如希波戰爭前,福利尼卡斯的《米利都的淪陷》,演出時觀眾為之潸然下淚,這顯然是希波戰爭的政治鼓動劇了。埃斯庫羅斯是一個希臘的民族主義的愛國主義者,他的悲劇《波斯人》是歌頌薩拉米海戰勝利的。到阿里斯托芬的喜劇,題材全為現實的政治和社會問題,他的劇本對當權人物作肆無忌憚的諷刺,在高度言論自由的民主雅典,并不因之而有任何禁演戲劇或迫害作者的措施。史家考證,希波戰爭后200年間,主要在雅典,前后創作出來的戲劇劇本為數超過2000,這是真正的藝術繁榮!
  戲劇是希臘人民愛國主義、民主主義和民族傳統教育的極重要的工具。
  現在世界各地希臘城邦遺址的考古發掘,還常常找到宏偉美麗的圓劇場遺址。劇場又是酒神祭典之地,大概由公款興建,劇隊由富裕公民出資維持,每逢慶節演劇,觀眾要不要買門票,現在難于稽考。伯里克理斯時代的雅典,規定了一種“觀劇津貼”制度,即在公共慶節演劇的時候,每個公民發給兩個歐布爾的律貼,等于一人一天的主活費。這當然也是國庫充裕的結果。
  
公民權的嚴格限制
  
  我們已經知道,從梭倫時代起,有過一個時期雅典的公民權對新移入的外邦人是開放的,這是初期雅典得以吸收外邦藝匠商人,發展它當時很不發達的經濟的一個重大而有效的措施。現在,雅典繁榮富裕起來了,雅典公民是一個龐大帝國中心的城邦中“輪番為治”的集體,擁有被選任為有報酬的公職,充當武裝移民移居海外,領取觀劇津貼等種種特權。雅典人不免認為,這是他們先輩在嚴酷的希波戰爭中,忍受極大的犧牲,英勇奮斗爭取得來的。倘使公民權還是向一切新來的外邦移民開放,新來者無異坐享其成,這是他們難于同意的。這種特權思想的產生,在一般人民中也許是難免的,然而是狹隘的。在這種心理前面,雅典公民權事實上也許已經愈來愈有限制了,不幸的是,號稱賢明的熱誠的民主主義者伯里克理斯,固然努力發展了雅典公民范圍內的民主,都未能免于這種狹隘的城邦舊公民的本位主義。公元前445年,即在規定陪審員津貼制度后不久,伯里克理斯恢復一條舊法,規定“其父母皆為雅典人者,始能為雅典人”,而且法律具有追溯既往的效力,執行得十分嚴格。這條法律曾引起許多曲解,欺騙和舞弊,引起許多訴訟。當時被揭發欺騙,變賣為奴者,約有5000人。
  
元老院、執政官與將軍
  
  希波戰爭后,雅典憲法上的變化,除以上所舉幾項外,最主要的有下列兩項:
  第一,元老院權力的被削弱。希波戰時,梭倫憲法中譽為城邦兩錨之一的元老院權力有所擴大。元老院由任滿離職的執政官等重要行政官員組成,其成員都是終身任職,是雅典政制中保守的貴族成分。公元前462年,厄菲阿爾特通過公民大會改革元老院,極度削弱它的權力,僅保留審理殺人放火等案件和監督宗教儀式之權。它的原來職權轉給陪審法庭、500人議事會和公民大會。這些改革,加上陪審員和議事會成員的津貼制度,雅典政制,在公民范圍之內,確實是高度民主的。
  第二,希波戰前,雅典10個部落選出一個將軍,組成“十將軍委員會”統帥軍隊,行政權力還在執政官掌握之中,全軍由首席執政官任統帥,馬拉松故役,首席執政官戰死。以后戰爭頻仍,軍隊統帥權逐漸長期保持在戰勝的將軍手中,首席將軍逐漸掌握全部政務,執政官變成處理日常政務的機構。又執政官職務一直固守舊制,任期一年,不得連選連任。可是將才難得,隨意更換統帥,難免造成軍事上的慘敗,于是“不得連選連任”之制不適用于將軍。這樣,70年代起,雅典政制一方面急劇地民主化了,一方面又有事實上可以成為終身職務的首席將軍在指導全國國防、外交等重大政務,伯里克理斯就連任了首席將軍15年。按古希臘史家修昔底德的說法,“雅典在名義上是民主政治但是事實上權力是在第一個公民手中”。(《伯羅奔尼撒戰爭史》,第150頁)
  
公共工程——古典希臘建筑藝術的高峰
  
  伯里克理斯時代,相當部分的國庫收入用于“裝飾雅典”——修建建筑史上著名的雅典娜大廟、忒修斯大廟以及豪華富麗的、飾以巨大柱廊的雅典衛城正門。從雅典城到庇里猶斯港及法勒隆(Phaletum)港的長城,也在伯里克理所時代筑成。連同伯里克理斯時代以前庇色斯特拉托、西蒙和伯里克理斯以后雅典所建的神廟、畫廊、市場、水源地及輸水設備,雅典成了當時希臘世界最宏偉富麗的城市。雅典娜大廟溶合多里安風格和伊奧利亞風格,直到現在,還是世界各國建筑藝術的典范。各種建筑物的外部和內部,有各式各樣精美雕刻、壁畫、壁像裝飾,不少保存至今,成為珍貴的文物。主持這些建筑的建筑師、雕刻家、畫家,來自希臘世界各地,建筑工程分成小批交由私人承包,現存碑銘,表明承包人有公民、有外邦人、也有奴隸。所給工價,三者并無區別(奴隸所得工價大概歸奴隸主所得)。公民特權,也許只表現在有承包的優先權而已。
  
雅典——希臘文明的中心
  
  希臘古代學術文化,首先興起于小亞細亞,那里是史詩、抒情詩、自然哲學、自然科學的故鄉,第三章章末已約略涉及。現在,雅典是希臘世界的中心,它的建筑活動吸引一大批建筑家、雕刻家來到了雅典,在它內部,興起了淵源于詩又超過了詩的戲劇,它的民主生活又使得議事會、陪審法庭和公民大會成為說話的藝術即雄辯術的廣闊的用武之地,雄辯術可以使一個普通的公民成為民眾的領袖。在這種環境下,雅典的學術文化十分活躍,雅典公民在公開的政治生活中獲得廣泛的知識,希臘世界各地的知識分子也群趨雅典。伯里克理斯接近的人中有米利都自然哲學學派的哲學家阿拉克薩哥拉斯(Anaxagoras)、有名的雕刻家菲迪亞斯(Pliidias)、有希臘“歷史之父”希羅多德,都來自外邦。著名的詭辯學家普羅達哥拉斯(Protagoras)、哥爾基亞(Gorg1as)都到過雅典,為豪富子弟當教師,收受巨額報酬。這個傳統開始于伯里克理斯時代,自此以后,長期不衰。伯里克理斯的下一代,就在戰亂頻仍的伯羅奔尼撒內戰時期,雅典的蘇格拉底(Socrates)興起為一代哲學宗師,此后希臘哲學的四大派: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伊壁鳩魯、斯多葛(Stoic)都起于雅典,學派中心也一直在雅典,直到羅馬時代。
  
  

2013-08-21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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