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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城邦制度》后記 陳敏之:《顧準文集》序
《希臘城邦制度》后記 陳敏之:《顧準文集》序
顧準     阅读简体中文版

后記
  《希臘的城邦制度》這份筆記,是五哥最后的遺稿。遵照五哥的遺囑,這份筆記在去年12月我離京前已檢出交給吳敬璉同志。這份筆記,在五哥生前,我還沒有讀過,很想讀一遍,乃商得吳敬璉同志同意,于今年春節后送到了我手里。收到后,讀了一遍,隨之又讀了一遍塞爾格耶夫的《古希臘史》,補了必要的一課(當然是遠為不夠的)。讀后深感自己雖然學力不逮,無力續成,但抄存一份,既可供自己今后繼續學習西方史時隨時翻閱,同時又為后世多保存了一份抄本,總是一件好事。筆記共約10萬字,全文于昨天傍晚抄竣,總算完成了一項心愿,心里感到欣慰,但是也不可抑制地感到無限痛惜!
*  *  *
  希臘史研究,不過是五哥10年研究計劃中的一部分,一個開端。他曾對我說到過,打算用10年時間,通盤比較徹底地研究(先是)西方,(然后是)中國的歷史,并在進行比較研究的基礎上,達成他對歷史未來的“探索”。如果天假以余年,可以期望10年之后,會能得到某種成果。可是,誰能意料得到,“橫逆”的襲擊,竟來自他自己身上的不治之癥的肺癌,使他的這個研究計劃還在剛剛開始的時候就夭折了!
  然而,幸運的是他還給我們留下了這份筆記,雖然連這份筆記也還是一份未完稿。
  我不知道他寫這份筆記時原來的計劃怎樣。查閱他的原稿所附提綱,至少還有最后三節,即第六章的第五至第七節(第七、第八兩節,后經修改,擬合寫一節)沒有來得及寫,連第四節也還沒有寫完。(均見目錄)
  查閱他的日記,這份筆記開始動手于1974年2月12日,5月2日以后就未再續寫。其間他在給我的信中曾談到他的“迷惑”,也就是他日記中所記的“卡殼”,打算重寫。我在給他的復信中,要求他即使重寫,舊稿也不要毀棄,借此可以看到自己走過來的足跡。現在,查閱他的日記,部分的重寫還是有的。不過,徹底重寫。也許有過這樣的想法,沒有來得及實現。
  伯里克理斯時代,是城邦雅典民主政治發展的頂峰,很可惜,筆記到這里戛然中斷,我們已無法看到他對此將作怎樣的評述。我們從筆記中還知道,原來的計劃,還打算對斯巴達的農奴制(即黑勞士Helots)和雅典奴隸制并存的問題有所論述,這對于闡釋馬克思關于論述雅典奴隸制的原意,澄清目前流行的某些含混可能有所裨益。但是,同樣很可惜,他的思想和他的軀體一起已經化為灰燼了。
  他所矚目的當然遠不止這些……
*  *  *
  現代的中國人,除了教學和少數研究機構的專業人員外,懂得西方史(包括古代希臘史等)的人,為數不多。從來的歷史學家,都以敘述史實為主旨,即使有一些史論,往往也是就史論史。把西方史拿來和我國自己的歷史作系統的對比研究的,雖說不是創舉,也實在罕見。這份筆記,不是簡單的史實的敘述,也不是就史論史式的迂腐的史論,而是作對比研究的嘗試,它的可貴處也許就在這里。
  我對于西方史,和絕大多數人一樣,原來也是茫然一無所知。近兩三年來,才開始讀了一些西方史。乍讀之下,我不能不在古代希臘的高度文明面前震驚不已(這不是妄自菲薄的民族虛無主義,看不起自己的老祖宗),它的繁榮的經濟,它的高度的民主政治,它的自然哲學,它的燦爛的藝術文化……不僅在古代世界的歷史上是罕見的,也截然不同于我國的古代歷史。這一切究竟是什么使其然的呢?
  身為中國人,對于自己的歷史,“對于自己的祖宗,對不住,忘記了”(《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797頁),茫然無知,固然是一種不能忍受的難堪的羞辱;可是,如果對于西方的歷史也一無所知,也就難以作歷史的現實的比較,從而也就很難培養出一種鑒別能力。
  研究歷史,其目的無非是尋找已經成為過去的人類社會演變的歷史軌跡,從而在這個基礎上去探索未來。
  人類社會的前景是光明的,這是肯定無疑的。然而,歷史發展的進程畢竟不是一條直線,未來的前景中可以預見到的確實還存在著一些未知數,有待于繼續進行探索,借以避免若干可以避免的痛苦。如果一切都已經有了現成的答案,那么,當然,這種探索就會變成完全多余和可笑的了。可惜,嚴酷的現實表明,事實并不是這樣。
*  *  *
  這份筆記今后的命運怎樣,我無法預測和斷定。也許它會像歷史上并不鮮見的許多先人和他們的著作一樣,湮沒在歷史的洪流中;也許它可能在某種歷史條件下面,居然還能被人所重視。但是,重要的不是他已經開始的這種歷史研究是否有人繼續下去(我當然衷心期望能有人繼續下去),因為,五哥從事這種歷史研究,他的本來的目的并不在研究歷史。
  我矚目于未來??
  
  陳敏之
  1975年4月16日抄畢后記
  
  
陳敏之:《顧準文集》序
  今年11月下旬至12月初,我有緣再次去京。離開上次去京又好幾年了。這次去京,除了參加一個會議外,順便還要辦幾件事。一件是去八寶山瞻仰五哥(顧準)五嫂(汪璧)的骨灰。骨灰是沒有什么可瞻仰的,何況五嫂的骨灰盒內是空的。在那個真理被抹上泥灰的日子里,人的生命都視同草芥,遺骸、骨灰這類小事更不值得一提。五哥的骨灰是我親自灑了一半在三里河前的小河里,還有一半存放到老山骨灰堂。老山骨灰堂和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大概總稱為八寶山,我便是在這時才知道的。五哥本來是一介子民,存放到老山骨灰堂,倒也得體。1980年2月,五哥和五嫂的追悼會一起在北京召開,會后他們夫婦倆的骨灰盒重新一起改為存放到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五嫂因為遺骸都沒有,何來骨灰,因此,她的骨灰盒內只象征性地放了一兩件她生前用過的遺物。汪璧是一個沉靜、賢淑、舉止端莊、待人和藹、誠摯的女性,是1934年起參加革命活動,1937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老同志。凡是曾經和她共同工作過或相識的老同志,對她無不留下良好的印象。1934年他們結婚時(在那個年代,搞地下工作,不便舉行什么儀式,大事聲張),我記得連一張像樣的床也沒有。幾十年來,他們兩情相篤,相濡以沫。這次去京,一位我素來尊敬的老同志問我,汪璧為什么要出此下策(指自盡)?我無辭以對。這不僅因為我和他們分處京滬兩地,且還由于當時(1968年)我自己也喪失了自由,對于汪璧作出這種選擇,確實我也難以理解。不過,我相信,這決不會是一種自愿的選擇。五嫂的,包括五哥的,還有千千萬萬和他們有著相同命運的這個歷史現實,使我不禁想起了上海大世界的哈哈鏡。一切正常的人,在哈哈鏡面前都變了形。大世界的哈哈鏡使人看到自己被丑化了的形象哈哈大笑;某種權威人為的哈哈鏡不但把人的形象扭曲,并且因此著實遭了殃。這樣的悲劇當然不止發生在五哥五嫂這一對生前兩情相篤的夫婦身上。
  八寶山革命烈士公墓的骨灰堂,我還是第一次去,墓地的氣氛總是肅穆的。骨灰堂室內的光線很暗,于肅穆之外,更增添了幾分陰沉,他們倆的骨灰盒存放在室內右內側角落的上部,我不得不爬上梯子仔細辨認。我和五嫂最后一次相見是在1967年11月(我回上海后沒過幾天,就失去了自由),至今已有26年,送別五哥也已19年。這些年來,歷史又寫下了新的篇章,你們都已不及見。而今,在歷盡苦難以后,你們魂歸一方,又相聚一起,可以互訴衷曲,互致慰藉。天國(如果有的話)總比人世間少一些煩惱。我這個后去的弟弟也可以稍稍心安了。
  看望在京的顧準的一些老朋友,是我此去北京要辦的第二件事。這些顧準的老朋友,都是我的兄長輩,他們之中有的已接近90高齡,如駱老(耕漠)、冶方同志的夫人洪克平(我們都習慣地稱她為洪媽媽),他們兩位都已88歲,可說已是耄耋之年;有的也已超過80或已接近80,如林里夫、徐雪寒、雍文濤、陳易、周靜等同志。他們中間有的曾在不同時期不止一次地和顧準在一起工作過,不只有著一般的工作關系,而且有著很深的私誼。冶方同志的夫人和汪璧以及我的母親就有著親如家人的情誼。1976年唐山地震,冶方夫婦來上海暫住,就曾一起來探望過我的母親。尤其感人的是,1974年顧準住院病危期間,林里夫和她的女兒姣姣、駱老(還有他的夫人唐翠英)、陳易、張純音(已故)等同志,盡心盡力地在病榻邊幫助我照料護理病人、找醫生、辦理各種事務。作為顧準的弟弟,對他們這種高尚的情誼,理應表示由衷的感謝。真的,今后說不準哪一年有機會能再來北京。再說,我自己也已74歲,體力明顯地不如過去。不用說,這更增強了我必須在北京多住幾天的設想。可以告慰自己的是,這些打算都如愿以償了。
  1980年2月,為顧準、汪璧召開追悼會以后,也就是前敘的這些老朋友曾經有過為顧準出一本書(文集或紀念文集)以資紀念的設想,對此也曾議論過。后來因為感到條件不夠成熟而擱置了下來。這些年來,除了譯稿(熊彼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羅賓遜夫人:《經濟論文集》),會計學著作(《會計原理),《社會主義會計的幾個理論問題》)已先后出版以外,其他著作已出版的有《希臘城邦制度》,《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兩書。即使將譯稿和會計學著作除外,出版一本文集的條件也已具備。征詢這些老朋友對出版顧準文集的意見是我此行另一件要辦的事。他們的贊同和支持極大地鼓舞了我。現在,這本書已經編竣定稿,補充了一些應該補充的文字,有望能在明年五哥逝世20周年之前問世,使顧準生前老朋友和我多年來的宿愿能夠實現,對我來說,沒有其他任何事更能使我感到欣慰的了。
*  *  *
  1931年的“九?一八”,當時的國民黨政府奉行錯誤的不抵抗政策,違背中國人民的民族意志,好端端地把我國東北三省送給了日本帝國主義。相距不到半年,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日戰爭,又因為國民黨政府堅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以簽訂屈辱的淞滬停戰協定而使轟轟烈烈的這場抗日戰爭被迫停止。國士的淪喪,亡國的現實威脅,深重的民族危機,大大促進了當時一代青年的民族意識的覺醒。正像我國許多后來成為馬克思主義的革命家那樣,他們并不是生來就是馬克思主義者,而是在尋找挽救民族危亡的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逐步發現并接受馬克思主義的。1931年至1932年,顧準當時還是一個十六七歲的青年,但他已經開始在尋找我國的革命道路。我記得那時星期天他經常和三哥一起去東方圖書館,(東方圖書館位于上海閘北寶山路,與商務印書館印刷廠毗鄰:毀于“一?二八”炮火。)也經常從當時上海出版的外文報紙中尋找紅軍活動的足跡和動向。1934年初,以他和李建模為核心,成立了一個自發的馬克思主義小組——進社。進社的成員奉行“坐而論,不如立而行”的宗旨,積極尋找黨的組織,從此走上了革命道路。可以這樣說,從1934年至1956年,他是一個革命的實際工作者。在担任江蘇省委職委書記期間,雖然也曾寫過不少文字,但是這些文章大體上都屬于闡述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或則對于當時的實際工作具有一定指導性的評論。將近10年前,當時和顧準在一起工作并且熟悉他利用筆名的一位老朋友,非常熱心地把顧準當時發表在《職業生活》(江蘇省委職委主辦,公開發行)上的文章,不遺余力地抄錄下來給了我,數量居然也很可觀。他的好意我當然應當感謝,不過,這些文章大抵屬于時論性質,因此未收進本文集。
  1952年的“三反”運動,在顧準一生的經歷中也許是一個十分重要的轉折。從此以后,一直到1974年去世,這22年,厄運一直纏繞著他。1956年,他本來可以轉入“書齋”,可是不久,連工作權利都被剝奪了,遑論其他。他留下來的著述確實不多,除了1973年至1974年他生命的最后兩年里,在和我的通訊中寫的那些學術性“筆記”外,幾乎很少有其他著作。1956年,他在中央黨校學習。也許學習環境和學習空氣為他提供了可以進行獨立思考的條件:雙百方針的提出,也為學術研究創造了良好的氣氛。《試論社會主義制度下的商品生產和價值規律》這篇論文就是在這一年寫下初稿,后來又幾經易稿才正式發表于《經濟研究》1957年第2期。1952年,斯大林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發表,根據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建設實踐的經驗,斯太林斷言,商品交換只在兩種所有制之間才存在,價值規律只在極為有限的范圍內發揮作用。斯大林在當年不僅是政治權威,也是理論權威。因此,顧準當年寫這篇文字,是需要有足夠的勇氣的。無怪乎事隔36年,當張勁夫同志知道這“一件重要史實”時,不禁要說“這在50年代能提出這樣重要的看法是很難得的”。現在的青年讀者自然不會有這種體會。他們不知道要否定某一權威,改變某種已經凝固了的觀念,需要經過多么長的時間和付出多么巨大的代價(有時甚至是犧牲生命)才能達到。現在,社會主義經濟不能排斥、否定商品生產和不能否定價值規律和它的作用,已經成為一種常識被普遍接受,并且已經遠遠超過了。
  1956年,顧準在中國科學院資源綜合考察委員會工作時,還在經濟研究所兼了一份工作,這可以看作是他對學術研究頗具興趣的一種表現。我在整理他的遺稿時,曾發現他撰寫的關于價格問題的兩篇未曾發表過的論文,一篇是糧價問題,可能是內部研究報告,孫冶方在世時,向我要去了;一篇是和余霖(薛暮橋)同志商討價格問題。現在,時過境遷,價格問題的背景、條件和當年都已有了很大的變化,因此都不收入本文集。
  1957年至1974年這17年,顧準的大部分時間消耗在下放農村勞動改造上。知識分子犯了“思想錯誤”,下放農村勞動改造,據說能改造好。這實在是中國人的一大發明。這個發明的好處在于可以不要經過什么繁瑣的法律程序,簡便易行;勞動改造不算服刑,不落痕跡;誰“表現好”,可先脫帽,機動靈活;工作權利、工資待遇一律取消,說你和你的家屬在實際生活中能夠有所“體驗”。顧準在勞動改造期間,似乎仍然不太安分,寫下過一些東西。這些東西的內容究竟是什么,我未見過,不清楚。不過,我確實知道這些東西又惹下了禍,原因是文革前夕把這些東西毀了。為什么要毀掉,顯然是為了毀滅“罪證”。這個罪名是難以申辯和推脫的。不過,有趣的是,我母親也參與了這毀滅“罪證”的活動。對此,我母親是有經驗的。30年代,我母親曾不止一次地干過這種活。有一次,為了燒毀文件,把一口大鐵鍋都燒裂了。想不到幾十年以后還會又一次用上這種經驗,幫助她的兒子毀掉“罪證”。這次,不能用“火燒法”了,且不說沒有這樣的廚灶和大鐵鍋,濃裂的煙味也容易引起鄰居的注意和懷疑。因此只好改用“水浸法”,即把紙張放在水中浸透、揉爛,然后放進抽水馬桶抽掉。母親對我說,紙張太多,來不及漚爛,抽水馬桶都堵塞了。結果,顧準和汪璧銷毀“罪證”的罪名當然還是沒有能逃脫。不過,我母親大概因為革命群眾看她不過是一個不足道的文盲老婦人,終于漏網了。
  顧準在勞動改造期間寫下的一些東西全毀掉了,留下的只能是一片空白。1956年,他從建工部(建設部前身)宿舍搬至中關村時,他對自己能進入書齋表示過很大的喜悅(當時我正好去北京參加一個會議在他家相晤)。如果從那時起,他能真正進入書齋而又有一個比較安定的外部環境,我深信他留下來的思想資料一定比現在多得多。1962年恢復工作權利后沒有多久,文革開始。這真叫做在劫難逃。1972年至1974年,對顧準來說,是文革十年中難得的空隙。整個國家的天空雖然仍在一片陰霾的籠罩之下,但是他的小環境相對地還比較平靜。1972年初冬,我和妻子到北京原學部(學部,系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簡稱,文革后成立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前身,在北京建國門內。)找到他時,他們不久前在這年夏天剛從河南息縣勞動改造回來。他住的公共宿舍,當然稱不上什么書齋,但是一個不算太大的房間內每人有一小塊領地,一架圖書,靜悄悄,各人讀書寫作,互不相擾,氣氛也還寧靜。收集在這本文集中并且成為這本文集的主體的《希臘城邦制度》和《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這兩部著作都是在這里寫下的。前者是作者讀希臘史的筆記,后者則是作者和我之間的通信集。作者生前當然根本沒有想到過要出版他的這些筆記和通信,也不會想到在他身后居然能夠出版。司馬遷在他的《報任安書》中說:“蓋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作也。”其意是說,這些在司馬遷以前的年代流傳下來的我國著名的典籍,它們的作者都是在飽經人生的不幸、屈辱以后才從事著述,是“發憤之所為作”。其實,司馬遷本人何嘗不是如此。他是受了腐刑(即宮刑,一種破壞男性生殖器的刑罚。)的,他之所以甘愿忍受這樣的屈辱,是為了把《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寫完。因此,每當讀到他“所以隱忍茍活,函糞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沒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雖萬被戮,豈有悔哉”?這樣鏗鏘的辭句(《報任安書》)不能不被太史公即使忍垢含辱,也要把《史記》這部偉大的著作寫完的這種不為任何名利的高尚精神所激動。當然,不能把顧準和這些古人相比擬,但是他確實是身處逆境,仍心懷天下。他立志探索人類的未來。他在給我的信中曾提到他有一個龐大的十年研究計劃。《希臘城邦制度》他自己稱之為“讀希臘史筆記”的這部著作,就是他實踐十年研究計劃的階段性的成果(參見《希臘城邦制度》后記)。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在本書的“出版說明”中作了這樣的介紹:“當你讀完‘希臘城邦制度’以后,將會對作者及其研究成果感到敬佩。顧準同志并非史學家,但在歷史研究中卻取得為人稱道的成就。他生前帶病寫作,以圖書館為家,探索人類社會歷史演變的軌跡。”可惜的是作者的十年研究計劃到此中斷,再也沒有能繼續下去,連《希臘城邦制度》這個筆記也未能終篇。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原是1973年至1974年這兩年中作者和我之間的通訊集。通訊似乎成了一種觸媒,激發了他多年積聚起來的對一些問題的思考探索,沒有拘束地在通訊中寫了下來。因為是在兄弟之間對一些問題的討論,因此彼此可以直抒胸臆,無所遮攔,無所避忌。因為是問題討論,自然也會有爭論。我讀書不多,和他相比,不能望其項背(也許他還不能說是博覽群書,但我曾在他日記中發現過一大串書目,一兩天讀一本書,是常見的)。讀者從他有限的著作中,還是可以感受到他的淵博。這里試舉一例。我的有限的關于馬克思主義的知識和膚淺的見解,使我相信直接民主是民主的最高的也是最完善的形式,堅信共產黨不僅能夠而且必須領導一切。他并不反對直接民主,但是他用歷史事實向我證明:直接民主只有在像希臘城邦那樣小國寡民的條件下才能存在,在國土廣袤、人口眾多的大國事實上是行不通的,它只能實行代議制。對西方的議會制,他也并不贊賞,但他向我指出,我們所厭惡的那種厚顏無恥的政客,議會和競選活動中的各種丑行以及其他各種歷來看不慣的東西都確實存在。但是他認為,現代國家任何一種政治體制如果沒有制約機制,最后總是不能避免腐敗以至失敗,而這是最重要的。又如關于民主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的討論,后來引申到了哲學的高度。這種討論,在我們之間沒有任何偏見,也沒有任何不可改變的定論;不論什么問題,彼此都沒有設定過任何界限;因此討論是嚴肅而又認真的。至少對我來說,從這種討論中得到不少教益。因此,他的去世,我深切地感到失去了一個可以向之請教,向之傾訴,向之進行無拘束的討論的兄長,我真正為之感到無限的難以彌補的遺憾。
  科學的發展是沒有止境的,自然科學是如此,人文科學也是如此。馬克思主義是一百多年前誕生在西方的一種科學的思想體系。一百多年來,馬克思主義為人類中一部分先進的人群所掌握并且逐漸發展成長為一種巨大的物質力量;本世紀初,它還曾改變了這個星球上一些國家的命運。然而,對本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運動遭受了嚴重的挫折和巨大的挑戰。這并不奇怪,是可以理解的,關鍵在于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一種科學。既然是科學,不論是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中所涉及或未涉及的所有客觀存在的問題,都應當是科學研究的對象,不應當設立任何界限或限制,這是馬克思主義能否繼續前進和發展的至關重要的前提。當然,研究所有這些問題的態度和方法也應當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嚴肅的、誠實的。
  當代的中國人,沒有誰能擺脫當代的中國歷史,也沒有誰能排除當代中國歷史在他身上的投影,這就是當代中國人的命運。顧準當然不會例外。顧準和常人的不同處也許僅僅在于他對處世態度的正直、誠實,和對自己的追求的執著;也因此,在他的人生道路上的坎坷比常人要多些。
  明年(1994年)是顧準離開這個人世間的20周年,后年(1995年)是他的80誕辰。他一生給我們留下來的東西不多。出版這本文集,在我確實含有藉此作為一種紀念的意思。不過,對于一個立志服務于人類的人來說,他所矚目和關心的是人類未來的命運。顧準生前既然能夠把個人的安危榮辱以至對于一個有正常思想感情的人難以忍受的一切忍受下來并置之不顧,對于身后的一切自然更會淡然置之。這本文集,如果對于今天的人們思考問題、探索未來有所啟迪,也許是更加符合先兄的遺愿的。
  陳敏之 1993年12月23日晚
  
  

2013-08-21 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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