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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中國新史 理解中國歷史的方法
費正清中國新史 理解中國歷史的方法
費正清     阅读简体中文版

  理解中國歷史的方法
  不同的歷史視角
  中國最清楚中國歷史,正如美國和歐洲最清楚西方世界的歷史,這種事實會促使中國和中國以外世界的視角不一致。例如,中國人知道,滿族領袖于公元一六三六年以「清」為國號建國。這一年就美國人(起碼是波士頓一帶的那些美國人)所知,是美洲新大陸第一所大學——哈佛——創校的年份。約兩百萬的滿人入主中國以后,約一億二千萬的中國人成為清朝子民,至二百六十七年后清亡之時,人口增到了大約四億。在公元一七七○年代清朝過了一半的時候,以北京為都城的大清帝國征服了蒙古、中亞細亞、西藏。這時候,北美十三個殖民區的幾百萬叛亂者正宣布脫離英國而獨立。
  美國既然已是繼十八世紀的法國和十九世紀的英國之后的第一強國,就格外需要有歷史觀點了。在中國,美國的民主制度市場經濟正面對最后的共產黨專政。但是,在中國共產政體背后的,卻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一個成功的專制政體。現在要達成經濟現代化,卻不要具代表性的政治上的民主——這在美國人心目中是美國帶給世界救贖的特別禮物,是相當難辦的。有意抨擊中國專政體制的美國公民,不妨回頭看看自己國家行使自由與權力時遭遇的難題,藉此也可以問一問:美國式的范本是否適用于中國的現代化轉型?舉一個例子,美國近年來頻頻在國家元首上出狀況。有一位總統為至今不明的原因遇刺,這個原因我們寧愿不問。另有一位總統辭職下臺,以免因說謊而遭彈劾。后來的一位好萊塢來的總統活在幻想里,他憑自欺欺人讓大家過得舒坦,同時在美國的民主制度之下造出一個下層社會階級,也結束了與蘇聯的冷戰。在此期間,遙遠的中國那邊,毛主席澤東殺了數以百萬計的生命,卻稱之為革命的階級斗爭。他一九八九年的后繼者深陷于中國的獨裁專制傳統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在面對要求民主的無武裝的人群時犯下大錯,在電視黃金時段里下令坦克出動射擊了上百的人。
  現今北京的老年人不愿見中國處處泛濫商業化世界的流行文化,美國學術界則歡迎了四萬名中國來的優秀學生,并且要他們自由思考現代問題(在美國現代問題還包括吸毒、槍械工業、街頭槍擊等)。中國人必須降低生育率以免被十幾億的人口拖垮,辦法計有殺死女嬰、節育、墮胎等。美國這邊卻有許多人要把每個孕育中的胎兒當作神圣不可侵害的人保留下來,根本不考慮胎兒的母親和胎兒的未來。
  諸如此類的荒誕尖銳的反諷之中,有一個未解答的問題是至今許多愛國的中國人揮之不去的。中國的漢代帝國與羅馬帝國是同期的,而且要比羅馬帝國大。中國確實一度是世界上的優勢文明,非但和羅馬不分軒輊,并且遠遠走在中古時期歐洲的前面。從無夸大之詞的嚴謹經濟史學家費維愷(AIbert Feuerwerker)告訴我們,公元一○○○年至一五○○年間,「在農業生產力、工業技藝、商業之繁復性、都市財富、生活水平各方面,歐洲都不足以與中國相比擬,遑論官僚體制之精密與文化成就了」(Ropp 1991)。那么,中國為什么在近代變得落后了呢?怎會在十九世紀晚期蒙受被西方世界甚至日本帝國主義者輕蔑的恥辱呢?
  答案可以從中國自身和西方世界去找。一七五○年前后產業革命在英國展開的時候起,科學與工業技術就不斷在使世界改觀。而「現代化」自一九七八年起也一直是中國的國家目標。由于中國人還殘留著自己天生是優越民族的信念,肯為了在現代東山再起極力表現,格外有動人心魄之處。
  二十世紀一般都肯定商代銅器、宋代繪畫,以及其它中國文化遺產的至高素質。李約瑟(Joseph Needham)與其同僚自一九五○年起,也在合著的十四巨冊有余的《中國科學與文明》(Science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之中描述中國早期的諸多偉大發現與發明,項目遠超過眾所周知的紙、印刷術、火藥、指南針這三、四樣。奈森·席文(Nathan Sivin)指出,近代以前的中國與歐洲科學從表面上看,彼此相似之處比與近代科學相似之處多。雖然歐洲承襲的思考方式,在需要做科學性思考的時機到來時,比較能有所準備。但不論中國或歐洲,在科學與工技之間,理論學者與工匠之間,都不曾有多大關聯。科學和工技的機動性結合乃是近代的產物。
  另外,席文也指出,中國算盤的計算效率盡管驚人,卻只限于十二位數左右一次數組計算,不能做高級代數計算。他說,中國在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七世紀這段時期比較欠缺數學上的創新,可能正是為算盤便利好用所付出的代價。這即是中國在發明上的早熟反成為日后絆腳石的一個實例。我將論及宋代中國的優異成就到了十九世紀恰變為促使中國落后的原由,彷佛凡是偉大成就后面必跟隨僵化的惡耗。
  一般多認為,中國的過早成熟不只限于藝術和技工方面。幾乎按任何定義來看皆然,古代中國曾有一個專制政體存在,包含官僚行政、記史、考選的種種制度機構,以及中央對經濟、文化、文學、思想的控制。這個中國專制社會預告了后來十七世紀歐洲專制政體的興起。而我們從多元式西方經驗得來的全套社會科學概念,似乎仍無力涵蓋到中國早期的這些作為。
  假如我們企望了解中國在近代落后于西歐的社會因素與人性因素,就必須更密切去注意中國的史前史、稻米經濟、家族系統、來自內亞細亞(Inner Asia)的外患、古典正統思想,以及其它許多表現高度文明的特征,以便一一認清其影響份量。在此,我們要指出幾個理解中國的主要方向。
    地理:北方與南方之相對
  要知道中國之富于多樣性,首先可以用眼睛看出來,旅行者飛在中國上空云端時,可看見兩種典型的畫面,一是華北,一是華南(見地圖1)。在北京以南的干燥華北平原上,也就是在中國文明最先繁榮發展的地方,夏季可見一大片無垠的綠地,其上散落的一簇簇暗綠色乃是以土墻圍起的村落的樹木。這很像美國中西部一、二十年前的景觀,各個農莊及周圍樹叢也是彼此間隔約半英哩而遙望。不同的是,美國玉米地帶上的農莊,到中國華北平原上變成整座村子。美國愛荷華州和伊利諾伊州的務農家庭,彼此相距半哩而各擁自己農地中的谷倉畜舍成一格局。中國則是以幾百人在散布樹木的村子里形成一整個小區,村子與村子隔半哩為鄰。美國即便有務農的歷史背景,卻不欣賞處處制約著中國農人言行思想的那種人口密度。
  典型的華南畫面就大不相同了,而且全然不是美國人所慣見的模樣。這兒的稻田一年中大部分時間注著水,從空中望下來是一片水盈盈的。田隨著地勢起伏不平,弧狀的梯田沿著山坡一層層地迭上將近山頂的地方,再從另一邊一層層降下去。綿延的梯田各自按地形走向繞行著,輪廓恰似地理學家畫的圖表。從空中看見的彎延水稻梯田形狀,的確是其下坡谷地形的目視指標,坡頂上的是窄條凹狀的田,愈往下的舊就愈寬愈長,到了谷底還往外凸出來。許多堤岸上有灰石子鋪的步道,形成曲折復雜的圖案。太陽出來的時候,稻田水中映著眩目的日影。太陽就像是從下面的田里向上照耀,堤岸、小徑、山頂裝點成的華麗網絡似乎在一面起伏的幕上掠過,有如一張黑的縷花紗飄過閃爍田水的銀白。
  沒有人能夠飛越華南崎嶇的青山綠谷而不自問:中國十多億的人住在那兒?吃什么?因為大片大片的山岳谷地看來都不宜耕種,而且人煙稀罕。這個大片空曠風景的印象反映在統計數字上是,約七分之六的人口必須賴占中國土地三分之一的可耕種土地維生(見地圖2)。中國有人居住的土地大約是美國有人居住土地面積的一半,卻要維持美國五倍人口的生計。唯一的辦法是往谷地和洪泛區的每一千方英哩可耕土地里擠進兩千人。美國現有大約五十七萬平方哩的土地在耕作中,而且面積還可大量擴增。中國已耕土地可能有四十五萬平方哩(每人可享出產糧食的土地不到半英畝),若要擴增,面積也極小,而且要密集使用。總之,中國必須利用全世界可耕上地的大約百分之七,來喂飽占全世界約百分之二十三的人口。
  干燥的華北小麥小米區和潮濕的華南稻米生產區,沿著介于黃河與長江之間的三十三緯度線劃分為二(見地圖3)。兩個經濟區域的降雨量、土壤、氣溫、習俗,都有明顯的不同。
  中國的降雨形態是由地形造成的。亞洲陸塊的氣溫變化,比西太平洋及其氣流的變化要快。冬季里在大陸塊上冷卻的干冷空氣,多傾向于往西南人海,只造成極小量的降水。相反的,攜滿水氣的夏季季風,被高空的上升熱空氣向內向北帶入陸塊,造成的降水多半發生在夏季。夏季的南風先越過華南的山丘,給華南帶來大量而相當固定的降雨。華北因為距中國南海較遠,能獲得的降雨普遍較少。過去數十年中,華北的年降水量多寡甚至有高達百分之三十的差異。華北平原年平均降雨量約為二十至二十五英吋,和美國的干旱塵暴區(dustbowl)差不多,在最好的情況下也幾乎不足以維持耕作所需。而一年年的降雨量差別極大,經常有導致干旱饑饑的可能。
  華北那種和美國中西部相差無幾的大陸性冬季,把宜于作物生長的季節壓低為六個月左右。在中國最南方,作物可終年生長,稻米一年收成兩次,多者三次。正因此故,大多數的中國人居于肥沃的華南稻米區。需要較多供水與勞力的稻米耕作,一直到近代,都可收成相當于栽種小麥兩倍的糧食。
  不論南北,都要以人們不懈的努力來補充天然資源,糞肥工業即是一項頗不尋常的人力事工。若是不把人的排泄物回歸給土地,或是不用等量的化學肥料,中國任何一個地區都無法生產足以供養現有人口所需的糧食。每個都市核心都供應糞肥給周圍的商品蔬菜園圃;從空中鳥瞰,只見中國的城市被環繞在一條濃密的綠色作物帶之中,綠帶往外緣漸漸淡去。
  早期旅行到此的人,因中國的方言繁多及省份面積大小不同而以之與歐洲比擬(見地圖4)。例如,長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以及下游長江三角洲這四處,每個地區的面積都與德國相似,各地人口也都比德國多。中國的主要省份多有大不相同的方言、烹調,以及談也談不完的社會文化習俗。但是,省份基本上只是為便于治理而作的政治性劃分。新有的一個方法是,將中國按經濟地理區域劃分,以便于析解。
  過去二十五年間,施堅雅(G.William Skinner)因為研究中國市場營銷與都市化,將中國劃為幾個大區域(macroregions),每一區域以一個河川流域盆地為中心(見地圖5)。各區均有在水道上的人口稠密的生產核心帶,以及在山地或干燥地形上的人口較稀生產力也較低的外緣區。核心地帶在有關人的事務活動上當然較為強勢,而外緣區就得適應附屬與邊緣的角色了。舉例說,外緣區里的森林濫伐、耕地、土壤沖蝕,都可能給核心帶來有用的沖積層,致使兩者之間土地肥沃的差別擴大。
  這些按分析角度劃成的大區域確切界限和相互關系,將可再作改進。這些界限和關系對歷史學者很有用,因為其所反映的經濟,事實比政治省份反映的更正確。其實,省界的劃定不是要增強經濟因子的力量,而是予以制衡。所以,肥沃的長江三角洲被分割到浙江、江蘇、安徽三個省份之內,以免這個經濟力卓越的地區整個歸入一個省治,使該省富可敵國。
  施堅雅劃的大區域以水道為中心,水道即是其貿易運輸的路徑。位于海上貿易與內陸水運商業交會處的廣州、上海、武漢,以至于天津,都于較晚近成為重要都市。但是,一直到最近,中國的對外貿易總是達不到外商的高期望。中國自北到南跨越了從加拿大到古巴的緯度,大體上卻只維持自給自足。我們往往忘記,位于長江口的上海也在紐奧良市和蘇伊士運河的溫帶緯度上,珠江上的廣州卻越過南回歸線,和哈瓦那與加爾各答的緯度相同。
  中國這個次大陸雖然龐大而多樣,卻不同于歐洲而始終只是單一的政治單元體。因為中國被一種生活方式與政治體制所維系,這種方式和體制的根源比歐美的要深,可回溯的未中斷的歷史背景也比歐美的長久。
    人類與大自然
  不論那一種民族的、文化習性的文明特質,到了中國,就被明顯中國式的生活方式吸收、滋養、制約,并且受限于中國土地與土地的使用形態。舉一個例子,自新石器時代(一萬二千年前)到現今,華北的人們就在西北面積約三十萬平方公哩細質黃色的風成土地上掘穴而居,有的深達將近五十公尺(見地圖3)。黃土的垂直劈裂特性正適于掘穴。現在仍有數十萬人以掘入黃土崖壁上的洞穴為家;這種穴屋冬暖夏涼,只在地震發生時會有危險。
  遇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國人也和其它的早期民族以及拓荒時期的美國人一樣,把樹木都砍掉。隨之發生的土壤沖蝕,千百年來改變了表面地形。沖蝕也是至今仍存在的大問題。黃河的風成黃土沉積,在山西省與大海之間形成一個寬廣的沖積平原,沉積的情形仍持續中。最能使人領會人類在面對大自然時多么無用的,莫過于眼看著黃河那渦動的咖啡色洪流大舉而下,拍著土堤,掀起六、七公尺高,沖過距海三百多公里的擁擠平原;同時心里明白,這黃褐的巨流正不斷沖刷淤泥,要把河床積得比周圍原野還要高,直到人類的疏忽或神祇旨意讓它沖破堤岸,把平原淹沒。
  森林濫伐、土地沖蝕、洪水泛濫都是人力防洪治水的時候遇過的問題。中共近年來的措施即是,在黃河流域造林以及筑堤攔阻支流。過往朝代的中國君主,每逢泛濫期都得全力迎戰華北平原的泛流。至于在史前時期,平原被淹沒的問題倒不大,難的是要在平原最初的沼澤狀態中進行開墾。為了排水、防洪、灌溉,各種控制水的技術都發展出來。一代代投注在這片土地上的人力使它成為現有的模樣,有堤堰衛護,有運河穿越,有足跡踩出來的路,有溪流井水灌溉,偶或有舊墳地在一叢叢樹中。這些都從前世傳給了后代子孫。
  近代中國承繼來的土地幾乎全部用于生產供人消耗的糧食。嚴格而論的固有中國領土(不包括蒙、滿、藏、回疆)負担不起飼養牛羊為糧食的生活(見下節),能使用的土地十分之九耕種作物,只有大約百分之二供放牧牲口。美國已使用土地卻僅有十分之四供栽種作物,幾近一半做了放牧草場。
  密集農業隱含的社會意義,可以極明顯地在稻米經濟上看出來,而稻米經濟正是長江流域及華南各地生活的主干。稻子播種長成秧苗的第一個月通常都留在秧圃里,這期間干的田里栽種副作物。作物收成后,稻田灌水、施肥、犁土(以人力鋤或借助于水牛),以備插秧。至今插秧仍大半靠人的雙手來完成,一列列的插秧者必須彎著腰,一步步向后退著踩過每一畦濕泥深及腳踝的水田。這種世界上最勞累筋骨的工作,全中國的水田里都得做。等除過草,稻子長成,田里的水排出,就該收割了。收割也大多是靠人力。在具有無限量供水和人力的條件下,同樣一塊土地改作任何其它用途,大概都不可能換回比種水稻還多的收獲量。按此情況看來,土地的經濟價值高于人力。也可以說,好力氣有的是,好土地卻不然。中國農人欠缺可從事大規模農耕的土地和資本,只得專注于密集、高收成、手操作的農藝,而不理會大范圍機械化的農業了。
  在小片農地上使用大量人力和肥料,也引來一些間接的社會影響,因為稠密人口和土地密集使用成為相互依存的現象,彼此都需賴對方而存在。稠密的人口是密集使用土地的動機,也是密集使用土地的手段。這種經濟形態一旦確立,就會具有慣性動力而一直持續下去。大伙人辛苦勞動變成公認的定規,為節省勞力而改革發明只是例外。早期曾有推動現代改革的人想引入機械,總是遭到人力既得利益的阻撓,因為從短期看,機械似乎是要與人的手和背脊競爭。也因此故,鐵路曾被指為剝奪趕車夫和腳夫的生計。節省勞力的發明根本是吃力不討好。
  人口與土地這種不利的均衡還有另一層含意。人口增加的壓力迫使許多農人后來改種有商業價值的作物(如長江三角洲的棉花),這使得土地的報酬率增加了,但每人每天報酬率并沒有變,這乃是求生存的策略,黃宗智(Philip Huang,1990,1991)稱之為「復舊」(involution),許可相當程度的商業化出現,但不至于走向近代資本主義發展,也不讓中國農人擺脫僅堪糊口的生活。
  中國人的生態——適應有形的環境,從許多方面影響到文化。大沖積平原上的生活從來都是艱苦的,「好壞皆由天」是古來的俗諺,耐苦的中國農民聽任天候的擺布,陽光雨水都靠老天施予,而且不得不對干旱、洪水、瘟疫、饑饉等自然災害逆來順受。這與歐洲人的遭遇呈明顯對比,歐洲地形多姿多彩,西歐這邊的人,不論是在地中海畔或內陸地方,都沒有供水不足之虞。在農耕之外,愿意的話,還可從事狩獵或捕魚。海運商業自古就是西方經濟中一個要角,為商業目的而做的探險發明,成為西方人克服大自然之戰的一部分。
  東西方的人與自然界的關系之不同,一向是這兩種文化間的一個明顯對比。西方文明中的人是一切的中心,自然界的其它事物不是中立的背景,就是與人對立的。因此,西方的宗教給神賦予人形人性,早期西方繪畫也是以人為宇宙中心的。若要說明東西方的差距有多大,只需比較一下基督教與佛教之中的冷靜客觀性,或是比較一下宋代山水畫與意大利文藝復興前的畫作,宋畫中的渺小人形與山崖河流相形見絀,后者之中的自然景物則是畫完人物才想到要添上的東西。
  由于生活與家人和鄰居的關系密切牽扯,中國人習慣了團體重于個人的集體生活方式。就這一點而言,中國經驗自最初務農的先祖時代起至最近前不久幾乎沒什么不同。帶來改變的是航海者、拓荒者、都市創業者等等近代的個人主義者。自己一個人的房間——較高生活水平的表征,在西半球得來也比在擁擠的東方容易些。故此,中國研究方面有一個概括之論:個人不但融入大自然,而且被社會集體所同化。
  如今,中國社會集體與其周遭美麗大自然之間的平衡已經被現代化破壞了。化學藥品與工業排放物污染了水,以未沖刷的煙煤為燃料也污染了空氣。以年輕人占大多數且壽命逐漸延長的人口在成長中,一、二十年之內不會減下來。在此同時,森林砍伐與水土流失,加上道路、住宅、設施的興建,正在漸漸摧毀可耕土地。全世界最大而人口最密的國家正步向一個非賴極大集體努力不足以挽救的生態夢魘。
    村子:家族世系
  了解今日中國的一個基本方法是從人類學上著手。人類學注視的村莊及家庭環境,現代中國才剛開始掙脫。即便到了今天,中國人仍是大多數務農,多半在村子里生活,住在以土磚和竹枝或刷粉籬笆墻、石頭造的房舍里,里面的地板是土或石子的,窗戶糊紙而少用玻璃。些微的收入通常有一半耗在糧食上,寬敞的居處乃是一種奢侈。一般農家每三人共享一個劃成四部分的小房間,有時候,一家兩、三代不分性別同睡一張磚炕,華北的炕多是從鄰近的爐灶通管于過來燒暖。人們很少吃得到肉。絕大多數的事務是以人力代機器做的。
  物質生活水平較高的歐美人感到驚訝的是,中國農民在這樣惡劣的民生條件下還能夠保持十分文明的生活態度。道理其實在于中國的社會制度,每一家庭的各個分子在這些制度下,按照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渡過人可能遭遇的各種世事變化。以世上的社會現象而言,這些制度和模式都屬于最古老最頑強者。中國由此而始終是家庭制度的堡壘,從其中既得到力量也養成了惰性。
  到相當晚近,中國式家庭一直都像一個小宇宙,像是袖珍型的國家。家庭所在地的政治生活以家庭為社會單元和責任承担者,并不按個人計。家庭生活灌輸的孝道觀念,乃是忠君服權的養成初步。
  看一看傳統家庭內的威權模式,即可明白家庭調教孝子為順民的功能。父親在家里是權威至上的專制者,主宰家產與收入的運用,子女的婚姻也由父親做主安排。對于父親,子女既敬愛又懼怕。敬老觀念使這種情感有增無減。老人體力雖衰退,智慧卻相對地增長,只要這位家長腦筋沒胡涂,就絕對有資格統領全家。依法父親可以販賣子女,甚而可以將行為不端的子女置死。其實,中國的父母親天性上、慣例上都特別疼愛幼小的子女,對子女有養育的責任與受報答的權利。但是如果做父親的愿意對子女暴虐,法律和習俗都不會約束他。
  老式家庭不僅是長尊幼卑,而且重男輕女。甚至到了今天,中國女嬰似乎總比男嬰易遭殺害。女孩子的婚姻由他人安排,而且與愛情無關。怯生生的新娘子離開了自己的家,立刻變成聽婆婆擺布的媳婦。她可能要和丈夫的側室或小妾共處。如果她沒生兒子,丈夫娶妾的可能性就更大。丈夫可按許多名正言順的理由休掉她。若是丈夫死了,她卻不能輕易再嫁。這一切都反映了一件事實:女性沒有經濟獨立的地位.她的勞力都投注在家務事上,不能帶來收入。農家婦女幾乎全是文盲。女人沒有財產權,即便有也非常少。
  婦女社會地位低僅只是中國整套社會規范等級分明的一項證明。中國自古就把世界看作是「陰」、「陽」這兩個互補互動元素的產物。凡女性、隱暗、柔弱、被動者都屬陰,而男性、光亮、強壯、主動者都屬陽。雖然男女都是必須而且互補的,但有一個天生就對另一個被動順服。基于這種思想意識,代代相傳的男性道學家就研究成功一套女性應有的順從行為模式。這種模式使女孩子自出生起地位就低于男孩子,使妻子從夫、夫死從子。中國向來不乏個性強的女性,她們若要主宰家庭通常是用間接的法子,而不是直接發號施令。
  儒家學者所說的「三綱」,乃是確立人倫的典范。三綱即「君臣、父子、夫婦」(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最令主張人人平等的西方人注目的是,三綱之中有二綱是在家庭之內的關系,而三者都是主從關系。西方生活中常造成母親專權的母子之倫,在中國自然也很重要,但并未在理論上提出來強調。
  父親看見兒子開始有個性開始獨立,可能會担心兒子的自私任性會擾亂全家。母與子或子與媳之間聯系太親密的話,維系全家及父權的垂直忠貞關系又會遭到威脅。喬納森·奧柯(Jonathan Ocko,見Kwang Ching Liu 1990)的總結是,妻妾乃是「躲不掉的破壞穩定之要素」,能帶來子孫,卻不免給兒子服從父親的關系帶來威脅。
  古代中國之維系,除了靠效忠家庭的觀念,也有賴地方上士人的共同經驗。而士人是自小就投身研讀并遵行經書古訓的讀書人,嚴父慈母合力督促年少的讀書人將心神專注于自制與壓抑輕浮沖動。按姜·薩里(Jon Sarri)有關十九世紀晚期上流階層童年之研究(1990),青少年的調教以服從為第一要務。男孩子一旦步入青春期,父母就不再對他表露親愛之態,取而代之的是以養成恰當人格為目標的諄諄訓教。
  中國傳統式家庭制度十分有助于人們接受在家庭以外體系中類似的相對地位,例如,在政府官位階級制度中的身分。德國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曾將中國描述為「家庭主義之國」(famil-istic state)。身分地位有序的好處之一是,人們很自然地知道在家中在社會上該如何自處。人曉得自己如果行為合乎自己的身分,他人也會按其身分對待自己,從而可有安全感。
  在大家庭里,每個孩子從出生起就套上兄姊伯姑姨舅內外祖父母等西方人永遠搞不清的親族關系。各輩親戚不但稱謂比西方社會的明確,而且親疏有別,各按其身分有其不得不承担的責任和權利。親戚間彼此的稱呼都是清清楚楚的。
  率先從事華南研究的人類學家弗利德曼(Maurice Freedman,1971)認為主要的社會制度即是家族宗系。每一家族社群都由一位共同的祖宗傳下來,持有自家祖產,年節時要一同去掃墓或入祠堂祭祀。以血緣為基礎的家族,在地方上也可能有其共同的經濟的政治的利益。但是,人類學家發現,華北的家系組織卻另有不同的根據。中國人的親族關系因所在地區而各有不同。至于家族分享家產、安排嫁妝、喪葬喜慶的方式,也都有繁復的歷史背景,最近才有人在開始研究。
  中國的家庭制度在華南華北都是父系式的。家長地位由父親傳給長子。所以,男子留在家里,女子要嫁到別家去。這兩種情形西方人卻不會認為是理所當然。一直到很晚近,中國青年男女還不能自己決定終身大事。而且甚至在今天,也不見得能夠一結婚就自組小家庭。通常都是子媳與公婆同住,担負起家計重任,將家庭生活擺在婚姻生活之上。這也是西方人難以認同的。
  家長的地位是完完整整由父親傳給長子的,家產卻不然了。中國在很古的時候就廢除了長嗣繼承制,按此制度,長子繼承父產的全部,弟弟們只能向外另求發展。改制的影響之大,可以從觀察保留長嗣繼承制的英國和日本看出。英、日那些得不到父產的弟弟轉而投入公職和工商業,或是到海外另打天下,與本土中央對抗。中國在兄弟均分家產的情況下,長兄只多了一份禮儀上的職責以突顯其地位,也有時候會分得略多一些的財產。土地分割削弱了家族保有地產的持續性,可以防止有官職者的地權膨漲,也使農民家庭停留在存活的邊緣上。一對夫婦的最主要責任就是生一個延續香煙的兒子,但是,兒子生多了又會使家庭變窮。
  一般以為中國農民家庭通常都有眾多子女,事實并不然。土地少,加上疫病饑饉,都壓低了農家存活人口的數目。幾房兄弟帶著各自的妻子兒女共同生活在一個大家庭里的情形,雖被視為中國社會的典型,其實卻是難得的理想狀態,是富裕的家族才做得到的。普通農家人口不過四、五人,或至多六人。兄弟分家導致地產家財無法累積,一般家庭不大有移往上層社會階級的機會。農民困在田里不得脫身的主因不是法律,而是其人口數目。
  農村至今仍是中國社會的基石,這種村子由世代居于一地并仰賴使用某片地產而維生的家庭組成。每一個家庭都是一個社會單元,一個經濟單元。每名家庭成員憑耕作土地獲取糧食,困隸屬家庭而有其社會地位。農村中的個人生活周期,仍與土地密集耕作的季節周期相錯綜。村民的生老病死也與作物的生長收成相互貫穿。
  然而,中國農民生活通常并不只限于一村的范圍之內,而是在構成一個市場區的一群村子中活動。這種結構可以在飛航時從空中看見,市場小區呈圓形,各個村莊圍在一個市場都市的四周。民國以前的中國鄉間即是以這種相當自給自足的區域連結而成。行人小徑或河道從中心市場城鎮向外輻射到第一環的五、六個村子,再由此連接到第二環的十來個村子。這十七、八個村于可能一共有七十五家人,每家約五口人,有父母親、兩名子女,和一位爺爺或奶奶。每個村子距離市場城鎮不會遠于四公里,不論是挑担子走、推車、騎驢,或在河道中劃舢板,都可以在一天之內往返。
  村子里的農民和鎮上的店鋪老板、工匠、地主、寺廟僧道等人,形成大約有一千五百家人(人口約七千五百)的小區。城鎮上定期有市集,例如每逢一、四、七日趕集,貨商便在這些日子進城來。在其它日子——如每逢二、五、八日,或是每逢三、六、九日,就去趕八公里外的別的市集。按這樣的市集脈動周期,每一家里可以有一個人隔二天去趕一次集,藉此可以拿本地出產物去賣,或是買些別地的產品,還可以在茶館或廟會中和朋友碰面。十年下來,一名農夫可能趕上一千多次的市集。
  因此,農村本身不能自給自足,范圍較大的市集小區卻同時即是一個經濟單元,也是一個社會結構。婚姻大事常可在鎮上由媒人安排,節日慶典在鎮上舉行,秘密結社的分會在鎮上召開,農民也可以在鎮上會見統治階級的代表——如收稅者、收租者。不過,新近的研究報告已經將上述這些刻板印象改觀。按杜亞拉(Prasen jit Duara,1988)指出,村民也參加許多與市集網絡之共存不一定相關的其它網狀關系,如親戚往來關系、秘密結社、宗教崇拜、民兵組織、守望相助等。
    華與夷:大草原與農田
  華北華南的對比,若與中國從事密集農耕的定居村落和游牧的內亞細亞(Inner Asia)高原之差異相較,可算是小巫見大巫。內亞細亞乃是毗連中國古來固有領土的東北、蒙古、中亞地區、西藏。中國強盛的朝代曾將這些地區括入版圖,如今的中共亦然。蒙、藏、滿等族如今都在中共的五十五個少數民族之列。
  內亞細亞和中國本土幾乎從任一方面看來都呈明顯對比。關外大草原上的人口稀落;至今蒙古和西藏僅只有幾百萬人口居于不毛的高原區域中,而漢族在還不及這些面積的土地上卻聚集了十億以上人口(見表1)。內亞細亞人口稀少的現象,使其草原游牧生活與漢民族的擁擠生活迥然不同。
  ★表1 中國主要朝代表★
  「游牧生活」當然不是指漫無目的地在草原上游蕩,而是季節性地帶著畜群逐水草而居,扎營處都是熟知的,依氣候與降雨條件,可能冬季在山坡上,夏季在低地。此種完全賴馬群羊群維生的是純游牧者,可能來自草原牧地邊緣上早先融合農耕、狩獵、征戰的半游牧社會。純游牧與半游牧民族都學會了冶煉青銅與鐵。
  正如密集農耕塑造了漢民族,內亞細亞的羊群馬群經濟也制約了游牧民族。華南稻米耕種的技術精細,關外人按草原上地表植被、地形、氣候狀況來調養羊、馬、牛、駱駝的本領也不遜色。游牧放羊的人們以羊肉果腹,用羊皮御寒,住羊皮搭建的蒙古包,以羊糞為燃料。在干燥的草原上耕作往往是勞而無獲的,人們不得不靠飼養畜群維生,靠馬來遷徙,而且必須能隨機應變,時時準備迎接冒險。游牧者不在土地上生根,但必須與有人居住的地區維持最低程度的商業交易。游牧者比漢族農民自由,也因為不能世代累積不動產,又比漢族的地主窮。游牧民族善騎射,因此也善戰。
  游牧民族的酋長并不是按王朝中子繼父位的方式產生,而是取決于較富彈性的選舉大會,在會中選出(被認為)具有卓越領導能力的人為新酋長。人選可能是從酋長的諸子之中找,或從酋長的諸兄弟之中挑。制度既是如此含糊不明,族中領袖們怎么決定都是合理的。他們會選中有才干的人,也會在十三世紀時選出有領袖魅力的成吉思汗,很快就組織起以騎射手為火力基礎而具強大軍事力量的部族聯盟。自古至很晚近,北方西方的游牧與半游牧民族一直都是擾動中國軍事政治生活的一個因素。
  這其中含著中國「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一個源由。所謂文化主義,指中國人對其生活方式徹底忠誠的情操。歐洲人的民族主義是因為仿效其它單一民族國家,或因相互聯系而產生的,中國的文化主義卻起于中國與內亞細亞「夷狄」之差異。由于這些外患比漢族驍勇善戰,中國人便往社會制度與文化美學的優越感之中尋求慰藉庇護,這些是異族征服也消滅不了的。
  因此,我們要認清,中國歷史涵蓋的不只是中國人,還包括不斷入侵中國及其社會的內亞細亞異族,他們都已成為中國整體不可少的部分。簡而言之,我們必須擴寬視野:內亞細亞各族的人一直是中國人的歷史中的極重要部分。甚至現今的中共政府劃給少數民族「自治區」的土地,還比給漢人的要多。
 

2013-08-22 1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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