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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中國新史 第三卷 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第十四章 國民革命與南京政府
費正清中國新史 第三卷 中華民國(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第十四章 國民革命與南京政府
費正清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四章

國民革命與南京政府

孫中山與聯合陣線

    軍閥割據的中國重新統一,也與歷史上其它再歸統一的先例一樣,需要三十年時間,從一九二〇年起至一九五〇年止。也和其它類似的時期一樣,這三十年是漫無頭緒的一片混亂,因為有平行的好幾路人事在同時進行。對外關系方面,有一九二〇年代的爭主權運動,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一九三一年以后,日本軍閥侵略中國的行為使爭主權轉為愛國抗日,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為止。國內政治統一方面,由兩個專制政黨力量組成的聯合陣線進行,而兩黨都受到俄國的列寧主義者鼓動影響。在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國民黨為了瓦解軍閥勢力打倒帝國主義,曾攜手合作,也相互競爭。兩黨于一九二七年拆伙,雖于一九三七年再度組成統一戰線聯合抗日,卻始終是死對頭。同時,國民黨于一九二八年在南京宣稱統一而建立國民黨政府之后,黨內卻發生第三條斗爭路線。這次的黨內之爭的雙方,一是仍在繼續發展的文明社會元素,一方則是因為日本侵略而獲得認可的軍事獨裁。
    三條沖突路線無一不把旁觀者搞得胡里胡涂,也令參與其中者困惑。三者一起把共和下的中國變成充滿不可解與誤解的謎。我們作析解,必須從孫中山這位愛國者開始。他的誠懇使他能夠幾乎不涉意識形態,卻敢大膽冒險,這兩者正應了當時情勢的需要。
    孫中山生于靠近葡屬澳門的珠江三角洲的一般百姓之家。但是他的成長期有部分時間在夏威夷渡過(曾經因英文成績優異獲得學校獎狀),在香港受完醫學教育(故有“孫博士”之稱銜)。一八九六年間,清朝駐英公使館將他拘禁之后又不得不釋放,給他贏得革命先驅的名聲。一九〇五年,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協助他在東京組成了同盟會。因他有革命元老的象征地位,一九二一年曾担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之職幾個星期,之后便讓位給了袁世凱。
    孫的國民黨本來的宗旨矛盾不定——只有重整中國社會的有限目標,到一九二〇年代卻突顯得十分清楚。因為孫中山于一九二二年決心要向蘇俄學習,他的接班人蔣介石一九二七年的決定乃是與蘇聯一刀兩斷。
    列寧主義所說的反帝國主義理論已超出國家的范圍,因而帶有一些世界性的色彩。由于政治思想在中國向來是以放諸四海皆準的原則為依據,而且中國自古就有包容文明世界的傳統。因此,中國的革命者自然選中了有全球普遍效用的教條為號召依據。孫中山雖未表示贊同共產黨的階級斗爭觀念,卻清楚看出共產主義方式的有用之處,所以同意容共,共赴民族主義革命。
    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共產國際,是將分散在各個國家里的共產黨組織而成。一九一九年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一次大會,曾鼓勵在歐洲各地進行革命。一九二一年以后,列寧回到他的“新經濟政策”上,雖然共產國際仍在與復蘇的歐洲社會主義政黨較勁,其革命性卻已變得較不積極。只有在中國的作風依然不改。
    列寧堅信,西方資本主義利用亞洲落后國家為獲利來源,才得以支撐其資本主義制度。如果亞洲不再受帝國主義剝削,西方國家的工資將持續上漲,從而迫使資本主義迅速崩潰。亞洲的民族主義運動,將使帝國主義列強喪失賺錢的市場和原料的來源,因此等于是對西方資本主義最弱的弱點進
行“側翼攻擊”。西方資本主義的最弱點是亞洲經濟結構,這兒也是帝國主義剝削勞動階級最不留余地的所在。
    蘇俄政府逐步放棄了沙皇時代與中國締結不平等條約的特權,藉以討好中國。不過隨即發現這么做對以前在東北的權益而言吃虧很大,因此其外交部繼續與北洋政府以及華北軍閥有外交往來,同時卻以共產國際進行革命顛覆。
    一九二二年的孫中山已經歷過三十年的風浪,走到了一生機運的低谷。他于一九一二年被擁上中華民國總統之位,卻眼見自己的國家分裂為軍閥割據狀態。為了藉用軍閥手段使中國統一,他得與廣東的投機武人共事,卻于一九二二年六月間因為不敵對方的陰謀而逃往上海。就在此時,他證明了自己是國民黨的首要領導人,也證實他無力完成革命,于是才與共產國際連手合作。一九二二年九月,孫中山便按蘇維埃路線開始重組國民黨。
    這種為便宜行事而結合之舉,是有嚴格限制的。聯合聲明由孫博士和蘇俄代表于一九二三年一月宣布。聲明中說,孫并不贊成中國實行共產主義,因為環境條件不適宜。蘇俄則同意,中國需要統一與獨立,故樂于協助中國國民黨的革命戰斗。孫中山于此時寫信告訴過蔣介石,能找得著誰幫忙就找誰幫忙了,而西方列強都不愿幫忙。雖然孫中山此時爭取且接受了蘇俄之助,在他心目中,共產主義并不能取代他自己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而成為中國革命的方針。即便他發覺,將共產黨強調的以反帝國主義精神激發群眾運動之說并入他的想法,有其效用。

    以這欠安定的結盟為依據,蘇俄的協助隨后就到。孫中山于一九二三年初在廣東成立政府之后,便派蔣介石到俄羅斯考察三個月。蔣回國后,于一九二四年担任在廣州新成立的黃埔軍校校長。這時候,擅長組織且曾居留美國的蘇聯顧問鮑羅廷(Michael Borodin),担任指導國民黨革命的專家之職。他幫忙創辦了一所訓練宣傳家的政治學校,教國民黨的政客如何博取群眾支持。于是國民黨按蘇俄的模板發展了許多地方性的小組織,并且由小組織選出代表,參加黨的大會。第一次的全國代表大會于一九二四年一月舉行,選出蘇維埃式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以為黨內的主導權威。黨章由鮑羅廷起草。
    協助中國民族主義革命之余,共產國際隱而不宣的目標是要發展中國共產黨,并且使中共在國民黨內取得戰略地位,進而控制國民黨。因此,中國共產黨黨員在國民黨同意之下,以個人身分加入國民黨,同時中國共產黨仍然另成一個獨立組織。由于共產國際代表堅持,中國共產黨首肯了加入國民黨而成“內部集團”的策略。孫中山覺得此策可行,因為中共的黨員甚少,兩黨基于反帝國主義而聯合,而國民黨也有意帶領一個寬容的、全國性的、多階層的運動以避免階級之戰。孫中山同時覺得,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差異不大(至少按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看來是如此)。至于中國的共產黨員不過是一群想要壟斷俄國援助的“青年”,如果俄國為與國民黨合作而必須不承認這些青年,俄國人就會這么做。
    中國的共產黨員們卻正在都市工人、貧苦農民、學生之中尋找確定的階級支持。不過他們看得出,這種階級基礎還太弱。所以起初只求跟著民族主義運動走,利用這個運動,但不要令其中占大多數的非共黨分子產生反感。應注意的是,共產黨在中國這時候還只是嬰兒期。一九二二年的黨員還不到三百人,到一九二五年僅有一千五百人左右。而一九二三年的國民黨人數已將近五萬人了。賽克(將出版)查閱中共早期文件,指出共產黨人在運用“內部集團”策略時的進展乃是假象。事實真相是,中共黨員擠入國民黨高階位時能有影響,卻沒有勢力。中共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宣稱領導了一百二十萬名工人,其實只是工人代表曾出席中共主導的第三屆勞工大會。他們造起來的不是“泥巴腳的巨像,而是泥巴腳的佛陀像”(注:feet of  Clay 字面意為泥巴腳,意指根本弱點)。共黨在一九二〇年代的第一次聯合陣線中,無論是在都市或鄉村,都未能打下長期支持的基礎。
    國共諒解從一開始就不穩當。其維系力量是彼此的利用價值、共同的敵人——帝國主義,以及孫中山在世之時對國民黨內反共較激烈分子的駕御力。
    一九二五年間,上海和廣州的學生示威與帝國主義勢力開火的事件(五月三十日與六月二十三
日),掀起全國人的反帝國主義情緒。不平等條約與外國人的特權持續存在的惡劣事實,造成震驚全國的五卅慘案。引發的行動包括對英國與日本的長期抵制與罷工。

蔣介石之得勢

    一九二五年三月孫中山不幸早逝之后,他的追隨者完成了自廣州至長江流域的北伐(一九二六——二七)。受了新的宣傳訓練的國民革命軍人員,比蔣介石的軍隊先一步出發。軍隊有俄國顧問,配有俄國武器。借著宣傳先行,鼓勵民眾,以及“銀彈”賄賂的手段,北伐軍的六支主力將華南地區的三十四支軍閥部隊擊潰,或是予以收編。
    中國的民族主義因此于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達到新的抒發高峰,對象則是帝國主義列強之首的英國。英國人為了自保,一方面歸還了漢口和九江的租界,另一方面糾集列強組成一支有四萬人的國際部隊,以保衛上海。大多數傳教士——有好幾千人——因為恐懼反洋行動,都自其內地駐留處撤出。一九二七年三月,革命軍到達南京之時,外國居民遭到攻擊。有六個人喪命,其它人則在英美兩國炮艦掩護下撤離。
    就在一九二七年春天,革命軍內部潛伏的左右翼分裂終于浮現。兩年北伐行動中,左右兩派大體上都合作行動,但蔣介石早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就曾在廣州下令逮捕左翼分子,據稱是要反制對方挾持他的陰謀。一九二三年在俄羅斯的三個月考察,已經使蔣認識了蘇維埃的作風,也令他疑心共產黨圖謀不軌。北伐成功后,情勢終于明朗。
    簡言之,自廣州遷至武漢的革命政府,到了一九二七年三月間已經為國民黨內的左翼與共產黨人把持。其領導人包括孫中山的遣孀宋慶齡、孫中山的大弟子汪精衛、革命軍首席顧問鮑羅廷。全國首都改設在武漢。由于武漢是重要工業中心,正適合共產黨人的策略。革命政府雖有中共黨員為閣員,但軍事力量很弱。
    國民黨內較保守的領袖所支持的蔣介石,原本以長江下游富饒的戰略要地為目標。蔣生于寧波內地的地主士紳家庭,在華北與東京受完軍校教育,繼承了中國日本慣常的儒家(并不開明的)觀點。一九二七年間,上海南京地區一旦進入蔣的掌控,他就能夠以軍事力量預先阻止共產黨人的行動,并且鞏固自己的地位。二七年四月,共黨領導的工會控制了上海,與外國軍隊及戰艦對峙,共黨依共產國際指示,等候盟友蔣介石到來,豈知竟被蔣的軍隊——得上海黑道的青幫之助——攻擊,在一場流血背叛中傷亡極為慘重。
    蔣以南京為國民政府所在地。不久就有一名武漢當地的軍閥奪權成功,瓦解了左翼政府,有些左翼領導人便逃往莫斯科。南京的新政府解除了居要位的共產黨員之職,并通令全國實行清共的恐怖政策。有一段時間,清共行動大體上成效頗著。一些由共黨領導的小隊革命軍曾發生叛變,共產黨人繼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在廣州發動政變。這次奪權失敗后,共黨就退入鄉下山區,以撤往江西省者最多。
    共產國際在中國進行革命實驗的不光彩敗績,曾受到莫斯科權力斗爭的影響。托洛斯基(Trotsky)與其擁護者不贊成共產國際滲透國民黨的工作方式,他們事先已料到蔣介石會反共黨,故力主純粹共黨領導的獨立行動,在中國發展工人和農民的蘇維埃組織。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卻認為,在這么落后的國家里推動獨立的共黨運動,只會招致來得更快的打壓。這一派人期待,到了國民黨容共的后期,共產黨將可以如斯大林所說的,把國民黨盟友當“榨干了的檸檬”一樣扔掉。
    共產國際之未能成事,主要當然是因為距離現場太遠。像上海這樣連無產階級都未組織起來的地方,斯大林藉馬克思辯證就想遙控其混亂騷動,根本不可能成功。共產國際在中國的計謀失敗,也肇因于共產國際先把中央集權的蘇維埃式黨組織教給了國民黨,要顛覆這種黨組織可比顛覆西方式國會政黨要困難多了。
    蔣介石與共黨決裂,意味著要在革命軍行動到了某個階段時收拾一下成果。在階級斗爭、社會革命、改變鄉村農民生活形態未發生前煞住了腳。

    南京政府的統合鞏固,加上以軍事行動遏阻反叛,使蔣與國民黨的領導人經營出表面上的全國統一局面,并且獲得列強各國承認,開始推展行政體系——此乃是廢除不平等條約的先決要件。一九二八年春,蔣領導進行第二次北伐,隨即于六月間攻占北京,改名為北平。十一月間,東北軍閥張學良承認了南京政府的管轄權,完成了中國名義上的統一。此時各國先后與南京政府締約,也使國民革命軍的行動獲得國際承認。
    這個當兒,可歸納出來的結論有好幾個。國民黨雖然得勢,黨內卻有太多相異的成分,無從發揮黨的專政。相反的,不久就變成蔣介石的專政。國民黨成立初期曾以民族主義為驅策力,一九〇五年起是針對滿清異族統治而發,一九二三年起以締結不平等條約的列強帝國主義為目標。意識形態是激發學生行動不可或缺的,而國民黨的意識形態名義上是三民主義,但是三民主義實在只算黨綱(一組目標),不能算是意識形態(一種歷史理論)。一九二三年以前的國民黨未超出廣東軍閥勢力的格局,以后與蘇俄連手,才按列寧主義路線改組,有了接受黨性灌輸的兵力,并且與中國共產黨組成聯合陣線。為期四年的蘇俄協助與中共合作,加上要求內除軍閥“封建”外除列強“帝國主義”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式的愛國意向,幫助國民黨掌握到權勢。
    這個糾纏不清的故事暗示,二十世紀中國根本上始終只有一種革命運動,即是主要為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也許這可以讓人看見國民黨較好的一面,顯得它一心一意要做的是強國與改革,并不是無休止的階級斗爭暴行)。蔣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在上海肅清中共黨人,雖然因此使列強于一九二八年承認了南京政府,卻導致國民黨的革命精神渙散。過不久,國民黨就陷于對抗共黨與日本的腹背受敵境地。

南京政府的性質

    一九二八年成立于南京的國民政府,似乎是一九二一年以來最大有可為的政府。其成員有許多是留學國外的愛國分子,能夠勝任近代單一民族獨立國家的政務。近代生活的便利設施如電影院、汽車、劇院、手工藝、書報雜志、學校和教員,很快就在南京處處可見了。各種新設機構包括中央研究院的十數個研究所、國民政府的公共衛生部、中央農業實驗所、海關稅務的多種相關部門、中國銀行的研究部,以及許許多多類似的機關。此種成長持續了第十三章提及的文明社會之建立。
    國民政府的潛能,它能為中國人做的事,不久就要毀于日本軍國主義之手。日本人已于一九三一年占領東北,三二年進逼上海以及北京天津一帶,并且于一九三七至四五年間全力侵略中國。一九三〇及四〇年代,日本以及工業技能與沙文主義阻礙中國的文明進步,正如德國的類似技術能力在歐洲的作用。國民黨南京專政本來就有弱點,在備戰以及不得不戰的壓力之下更加惡化。
    國民黨的第一個弱點是喪失了革命目標。遵照孫中山的革命建國三階段(軍政、訓政、憲政三時期),國民政府宣布一九二九年為國民黨專政的訓政時期之始。

    自一九二四年一月國民黨舉行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后,黨實行蘇維埃式的組織,中央執行委員會變成主要的政治權威所在。政府高官大員由中執會選任,而且通常就來自中執會。憲政延后了。黨內的情報新聞部、社會事務部、海外事務部、組織工作部都在中央政府內部運作,但形式上隸屬國民黨而不隸屬政府。黨與政因此無從劃分。
    如此一來,國民黨變成官僚體系的一支,原來的革命使命已經沒有了。國民黨早先對地方行政的監督、在軍中進行的政治工作、審判反革命分子的特別刑事法庭,全部都減少了,或是撤除了。工人、農民、青年、商人、婦女的群眾組織工作也停擺了。以前這類群眾運動曾動員全民支持北伐,但是現在南京的當權者卻對游行、示威、群眾大會甚是不以為然。他們阻止學生運動,把二〇年代中期的這類行為看成是打擊軍閥的有用工具。現在權力在他們手上,由他們支配運用,學生運動已經沒有價值了。抱持了這種態度的國民黨,黨員人數減少了,至一九二九年,黨員總數不過五十五萬人,其中二十八萬人是軍人。上海的黨員則多為公務員和警察。
    國民黨非但不是中產階級取向,還破壞了上海工商界的半自治局面。國民黨用黑道的劫持暗殺手段,威嚇商人多捐軍費。此外還成立和商會相似的組織,重組同業公會,調換其人員,迫使上海總商會關門大吉,嚇跑了上海商紳。現在由新設的社會局來監督行業組織、調解沖突、收集統計數字、推行慈善工作、維修衛生及安全設施、整理市鎮計劃。官方取代了商人階級。
    國民黨也接管了抵制行動,以政府的力量組織對付日本貿易。抵制行為變成了受管制的自發性群眾運動,也可以變成對付大商家的恐怖手段。據白爾杰說,大上海的市政當局把持住“等于管理租界官員的權力”。兩萬(可能多達十萬)名青幫分子變成國民黨的特工,隨時搜查工會領袖和共產黨員,并且繼續脅迫不肯捐獻軍費給政府的殷商富賈。上海租界區已經不再是中國國民可以避難的地方了。
    上海的銀行家現在和北京、天津的同行一樣,靠貸款給政府賺了大錢。一九二七至三一年間,他們承購了大部分的債券,總額約有十億美元。政府債券是以低于面值的價格賣出的,銀行業者實得利息為百分之二十或以上。
    南京政府的政績,包括廢除厘金與關稅自主。新式鑄幣廠設立后,于一九三三年三月完成廢兩改元計劃。為處理外援資金,設置了全國經濟委員會。最后則是一九三五年的金融整頓,定四家大銀行為中央銀行,以法幣制度統一全國貨幣。政府控制了全國三分之二的銀行,對工商課稅愈來愈重,另有貨物出廠的統稅。此外也提高關稅。
    總的看來,如白樂日所說,似乎“趾高氣揚的官僚機器將要再度扼殺進取事業心了”。高階官員謀求中飽私囊,政府則是利用近代化工商業強化自己的權威,并不利用投資效益好的企業來壯大國家經濟。南京政府既已將士地稅放給了省政府,就只得靠交易稅過活,以至于使本來該得政府全力贊助的企業界反而受到打擊。這些反發展的政策,同時阻撓了國內的高經濟效益企業投資以及外國的資本貸款。南京政府的十年中可能經歷了農業經濟的持續停滯,平均國民生產力沒有明顯的增加。另外,抵銷經濟發展成果的還有“官僚資本主義”,亦即是,由官吏和政治集團支配企業與金融。這些官吏和政治集團借著操縱政府獨占事業、金融、開發計劃、大小機關而自肥。結果,南京政府連債務都償不清,更不用提如何步入再投資與工業化以自足的階段。儲蓄存款都輸往政府現時所需或私人投機,國家的資金資源并未被動員,連軍事開支也動用它不得。
    這種負面觀點,被經濟史學家柯偉林(William C.Kirby,1984)的意見沖淡了。柯氏堅決認為,國民政府雖有處于戰時的缺點,但的確有其建設國家的成績。國家資源委員會領導的兵工業便是明白的證據。不論怎么說,大多數研究此題目的人士同意,南京政府之存在不是為了代表中產階級社會的利益,而是要使其勢力永固,與以往王朝政權的情形頗相似。
    如果國民政府不算“中產階級的”,是否至少該算是“封建的”?也就是說,是代表地主階級權益的?答案是混合的。由于南京中央政府把土地稅交給省政府去收了,省政府為了收入著想,通常會讓地主們安居老巢。中央政府的軍官尤其可能變成擁有大片地產的人。南京政府反對動員農民,卻贊成權力集于中央不要分散。“封建”欠缺明確意義,比較實用的法子是,把南京政府看成有雙重性格,在都市重鎮與外交接觸方面比較近代化,與各省軍閥的老式較勁上卻是反動的。對外時它可以繼續努力朝現代化走,至少可以裝點政府的外表。對內時卻不斷打壓社會變革。外國人比較容易意識到它將有什么光明前景,而且按英美式的想法,認為中國若要往前進只有靠漸進的改革,不能激變。

體制的弱點

    南京政府之所以得到外國認可,最主要就是因為有現代化作風。行政院之下的外交、財政、經濟、教育、法務、交通、戰爭、海軍各部,都在南京建起宏偉的辦公大樓。除了行政、立法、司法三院之外,還設有執行檢察審計權的監察院,以及甄選文職公務員的考試院。這許多新院部吸收了受過高等教育人才,這些人都很清楚中國在世界上受人輕視的地位,無不借現代科學來治中國的古老問題。起初政府中確實有一番清新氣象。
    不幸又遇上第二個難題——南京政府能力有限,如何治理中國為數四億的人口?國民黨雖有設備和新式廠房,卻只能算得上是中小企業。工業生產趕不上比利時,空中與海上力量不值一提,生活上的便利設施連美國中西部的一個州都不如。這個一個既小型又半新不舊的政府,卻想要罩住遼闊古老國土上變化莫測的浩繁人民。整體而論,中國人民尚未承担重稅。托馬斯·勞斯基(Thomas Rawski,1989)發現,一九三〇年代初期的中央、省、縣稅收總額,只占中國總生產量的百分之五至百分之七。可是,南京政府里推行現代建設的人士卻想要發展現代化農業、鐵路與公路、全國性的新聞通訊系統,以及提供機會給青年及婦女的新觀念。南京政府發現,最強有力的支持來自各通商口市,最豐厚的收入來自外貿的關稅,最大的困難在于接觸不到農民群眾。事實上,南京攻府起初只控制長江下游幾省。而且與各省軍閥政權的政治斗爭始終不斷,甚者經常要用武斗才能鎮服。
    再就是,國民政府從一開始就有人事造成的體制弱點存在。一九二六年誓師北伐以前,廣州的國民黨成員包含了孫中山那一代的同盟會元老,以及比較年輕的理想主義激進分子——這些人多中具有國民黨員兼共產黨員的雙重身分。鮑羅廷帶來的蘇維埃成分,已經融入蔣介石的漸漸升高的軍事領導。然而,不過五年時間,原本在廣州有朝氣的杰克爾醫生(Dr.Jekyll)就變成了在南京卑劣的海德先生(Mr.Hyde),是什么原因使國民革命運動變臉如此之快?(注:Dr.Jekyll and Mr.Hyde即“化身博士”,前者是溫厚的醫生,服變形藥后變成兇殘的后者。)
    因素之一當然就是清共行動以及對殘余共產黨人的排斥壓制,中國共產黨那種少不更事的理想主義已被一筆勾消了。第二個因素是,舊官僚系統與軍閥政府中的一些高官加入國民黨,形成一股影響力。仔細挑選黨員,或執行黨的規章,從來就不是國民黨的特色。這個黨一直是一大堆不聽中央指揮的相互競爭的派系組成,黨員方面則照例是來者不拒。有些軍閥甚至帶著整支軍隊入黨。國民黨在南京得勢以后,因為納入了腐化而隨波逐流的舊官僚,收容了愈來愈多毫無原則的投機分子,把原來的革命理想主義沖淡了。易勞逸(Lioyd Eastman.1974)指出,早在一九二八年間,蔣介石自感有領導之責,曾經說:“黨員們不再為信仰原則或群眾而努力,……革命黨人已經墮落,喪失了革命精神和革命勇氣。”他們只為權勢和利益奮斗,不再愿意犧牲。到了一九三二年,蔣索性直截了當地說:“中國革命運動已經失敗了。”
    簡而言之,國民黨得了勢就變了質,畢竟當初曾利用上海青幫黑道力量來鏟除共產黨。起初,許多中國人十分擁護南京政府,但是舊式官僚主義的惡形惡狀不久就令他們大失所望。除了打壓中國共產黨的白色恐怖手段,國民黨的警察曾對其它政黨和行業的各種不同人士實施攻擊、鎮壓,有時候予以處死。新聞業雖然持續存在,卻受到嚴格檢查。報社出版社會受到騷擾,甚而有發行者遭暗殺。大學一律受到管制,必須教授三民主義,而且時時調查有無悖離正統的跡象。任何人只要表示關懷群眾,就會被指為親共。這種反共立場,如果不至于阻止了一切改善人民生活的計劃,也己造成打擊。國民黨便是這樣讓自己脫離了革命奮斗。與壓制手段、檢查制度并行的,還有舞弊營私和行政效率低落。舊的俗諺“做大官賺大錢”不但回來了,而且變本加厲。
    這種禍害成為蔣介石的沉重負担。他本是一絲不茍的人,而且一心要完成中國統一。到了一九三二年,他對黨感到徹底失望了,對于不能強化領導力的民主西式作風也心灰意冷。于是他著手組織一個法西斯式的團體,以一、兩千精選的狂熱軍官組成。這些人暗中擁載蔣介石為墨索里尼(Mussolini)和希特勒(Hitler)式的強人領袖,一般多稱他們是“藍衣社”。一九三四年倡導的新生活運動,主旨在宣揚固有道德,掃除萎靡的社會風氣。這個運動便是藍衣社在幕后推動的。南京政府時期的這種法西斯動向,若不是歐洲的法西斯專政與中國隔絕,還可能變得更強烈。
    蔣介石能在這混雜局面之上穩住自己,關鍵在于他不完全投入任一派系。他宣稱是虔誠的美以美
派基督徒(Methodist),聽取傳教士的建設意見。他曾經支持國民黨的組織部而與藍衣社對立,但通常是讓黨發揮不了作用,不讓黨參與行政。此外,他使以前是他學生的黃埔軍校派和軍中其它派系勢均力敵,又使行政系統的政學系和黨組織的C C(陳氏兄弟)派互不相讓。他的角色的作用是,除他以外沒有別的最后決策力量,更不用提讓群眾參與決策的事了。他與二十年前的袁世凱一樣,發現中國的政治似乎需要有一個獨裁者。他雖然在不同的時候担任過各種不同的職務,卻顯然是唯一的最高領袖,他的政治手腕可是慈禧太后望塵莫及的。蔣介石推崇的榜樣人物之一是曾國藩,曾以平定太平天國之戰而使天下黎民免受革命動亂的大破壞之苦,所以被蔣尊為前輩楷模。
    總而言之,蔣介石承繼了中國統治階級的傳統:他的道德領導是用儒家術語表達的,他的政府辦起事來卻流露出效率低的陋習,他曾于一九三一年間說過:“事情到了政府部門里就公事化了——改革計劃全都是辦得無精打采、心不在焉、沒有效率。”其結果是,鄉村改良的紙上計劃極少付諸實施,經濟發展也都變得七折八扣。
    南京政府實施孫中山的五權憲法,結果很糟。立法院的權限與行政院相形見絀,而行政院各部會又有黨的各部會為較勁對手。考試院等于沒有發揮功能。據易勞逸所知,“到一九三五年,才只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通過公務員考試的人”。而這些人之中有許多根本就沒有被任用。至于監察院,雖然承襲了古時御史的職權,卻幾乎完全沒有用武之地。自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七年間,“院方收到的案子共指控六萬九千五百名官員涉及貪污,結果只有一千八百人被發布了起訴書”。更糟的是,監察院沒有司法裁決權,一千八百個涉嫌貪污的官員中,只有二百六十八人經法庭審訊被判有罪。這二百六十八人之中,有二百一十四人未受處分,四十一人受到輕罚,只有十三人被撤了職。
    和文官政府這五院平等相對的,是蔣介石任委員長的軍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用掉了南京政府歲入的大部,并且自己成立了一個實質上的軍政府。蔣介石順理成章擺脫了俄國軍事顧問之后,很快就另聘德國人代之,組織起和文官政府各自為政的軍事指揮系統。其參謀部以及軍事委員會前身的各部,都聽命于最高統帥蔣介石,文官政府的五院則服膺于他的主席職權。德國軍事顧問著手發展訓練了龐大的軍事系統,期望能爭取到德國提供的軍事工業援助。一九三〇年,德國派了一個“中國研究委員會”來考察三個月,還設了好幾處文化機構,以發展更密切的關系。此外中德民航線也開辟了。
    日本人于一九三一年占據東北,激起北京知識分子以及一般人憤慨,主張為自衛應發展全國實業。科學界人士于是動員起來,一位留德的地質學者担任了教育部長。一九三二年開始組織的國家資源委員會,由翁文灝主持。翁是進士出身,又在比利時的盧萬(Louvain)修得地質及物理博士學
位。他是品行正直無瑕的人,非常聰敏,在國民政府的經濟建設計劃中担任高階要職。國家資源委員會是直接受蔣介石與軍方指揮的,其宗旨是要開創國營的鋼鐵、發電、機械、兵工等基礎工業。工業發展計劃包括了爭取外國投資,尤其要爭取德國投資。一九三二年間,先前成立的德國軍事顧問團已在運作之中,以軍事工業合作為目標。中國的鎢成為德國工業極重視的礦產。一手組成德國新式陸軍的席克特將軍(Hans von Seeckt)曾兩度來到中國,并主張建立有新的軍官團的菁英軍隊。
    一九三七年日本攻打中國的時候,國民政府已經和納粹德國培養出前景看好的關系。但是,德國同時與日本發展的關系,以及一九三九年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迫得中國舍德援而轉向依靠尚在微量階段的美國援助。

2013-08-22 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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