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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正清中國新史 第四卷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91) 第十九章 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費正清中國新史 第四卷 中華人民共和國(1949——1991) 第十九章 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費正清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十九章

大躍進(一九五八——一九六〇)

背景因素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〇年問,有大約兩、三千萬人因為中國共產黨施行的政策而死于營養不良與饑饉。這是人世最大的浩劫之一。“大躍進”雖然直接歸因于毛主席,卻也表達了幾百萬人的熱情。大錯是怎么鑄成的?
    我們尋找因素時,先從中國遺產的某些殘余開始看。第一,政府當局對于鄉村百姓有毫無爭議的控制權威。中國社會的階級二分法——統治者與被統治者、經理人與生產者,此刻可以在共黨領導人手上作空前密集的發揮。他們在延安已經發展成功打動人心的方法,一旦制定了斯大林主義的控制經濟體系,就可以真正把農民差遣得團團轉了。
    中央的所有指令都得靠地方來實行。按中國固有慣例,地方的士氣和效忠度都是施政成果的重要決定因素。共黨的激進分子現在大致已經承繼了帝制時代下層士大夫的地方領導地位,可以重新伸張官僚主義的舊風,也就是以博得上司稱許為取向,顧不到服務人民了。士氣高昂的時候,地方行政主管可能爭先恐后地向上報告實行中央指令的成果有多么好。除了過度樂觀的虛報數字之外,他們也會逼迫人民去制造成果。一九五五年至一九五六年的農業集體化曾經有比預想超前很多的成績,后來真相大白,才知道許多農業生產合作社成立得太快,根本沒有運作的能力。
    另一個固有因素是潛在的,即是,中國農民太溫順,慣于遵從權威命令,原因是權威代表維系農民生計的和平與秩序。共黨領導人的幻想可以傳授給一般百姓,因為五〇年代初的共黨和中國人民都覺得,彼此在建設國家的共同目標下是聯合一體的。人民都信任毛主席。由于黨干部——農民出身的與日俱增——都巴不得趕快實行指令,走向烏托邦與幻想的這扇門就打開了。地方對黨中央的忠心,加上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制造了集體歇斯底里癥,使大躍進時期的人民不眠不休地工作,而且是不按常規工作。
    大躍進的沖動,來自共黨認清蘇聯式工業發展不適合中國后的驚惶失措。一九五〇年的中國人口,是二〇年代蘇聯人口的四倍,中國的生活水平卻只趕上蘇聯的一半。農業全面集體化以后,農產量并沒有顯著增加。一九五二年至一九五七年問,鄉村人口增加了約百分之九,城市人口成長額是百分之三十,這期間的政府收糧卻幾乎毫無增加,同時卻得開始以農產品償還蘇聯貸款。課征農業稅來建設工業的蘇聯策略,已經走到了死胡同。此外,農村人口往都市遷移的速度超過工業化的速度,造成都市失業率增加,而人口稠密的鄉村又有就業不足和大材小用的情形。第一個五年計劃達到了預期的成果,但是,第二個五年計劃如果依樣畫葫蘆做下去,卻會招致禍殃。
    經濟學家面臨這個困境時,對策不是大躍進,而是減緩最高達到百分之四十八的重工業投資,并且把一部分資金轉投制造消費品的輕工業。可買的消費品充裕了,農民也就會有較高的生產意愿。按這個辦法,中央政府各部要扮演吃重角色,專長技能的分量也要重于狂熱干勁。這樣做的實效是完成農業改革,事實上,大多數經濟開發成功的例子也都是先進行農業改革,然后才是工業化。
    但是這種慢法子與毛澤東的思考架構不合。他先讓同僚們相信,大規模組織鄉村勞動力可以使鄉村改頭換面,也可以增加農產量,只要能再度發揮當初使共黨頭子成功的那種革命決心。可以承諾經濟上會有好轉,但是個人工作的物質獎勵卻要減少,這方面的不足可以用意識型態上的熱情和自我犧牲理念來取代。毛的這個策略,對農民心理作了很夸大的而且很沒把握的假定。
    整個運動做起來和游擊隊打仗差不多,而且確實用了不少軍事術語。這一回的運動機器瞄準經濟改變,要同時發展農業和工業。這是二元戰術,亦即毛澤東說的“兩條腿走路”。群眾動員要好好利用以前從未充分運用的農村勞力:首先,要以密集勞力修建灌溉系統和防洪設備、開墾荒地;其次,利用更多人手栽種、除草、耕作,以提高每一土地單位的產量;第三,利用就地取材的原料和設備來擴充本地小型工業,以生產消費用品與農具。在此同時,新式工業經濟體系要生產出口物品,以換取外國的資本貨物,或投資廠房建設。
    因為經濟專家已經和其它知識分子一樣,在反右派斗爭中被斗倒了,滿腔群眾路線熱情的人就想象只憑動員群眾來發揮生產能源。為了達到這個目的,一九五七年底就全面下放經濟主管人員。許多事業單位下放到縣的層級,甚至貨幣管理也不例外。中央統計局解散了,和經濟計劃職責一起地方化了。大躍進的那些野心過高的目標,就是在這樣的環境背景中定下的,定目標的人不是經濟學家,而是瞧不起經濟學家的、被競爭心激發的、熱烈忠于黨理念的干部們。
    一九五八年的日以繼夜勞動發作起來以后,中國的面目都變了。全國六億五千萬人總動員,努力建新道路、工廠、城市、堤堰、水壩,開湖泊、造林、墾荒。在國外宣傳得最響的是一九五八年七月發動的“土法煉鋼”。據報告,七月底建好的煉鋼爐約有三至五萬個,八月的數目是十九萬,九月底七十萬,十月到達一百萬;投入煉鋼的人有一億。不幸的是,雖然有不少人解決了冶金學的實際問題,這樣大忙一場的成品大半是不能使用的。大躍進把小型工業帶入鄉間,運用了技術,完成了人力的空前動員,其直接后果卻是一團混亂,而且很不經濟。
    統計局曾于一九五八年宣稱,糧食作物和棉花的產量在一年內幾乎增加一倍。中央委員會便以此為根據,定下野心勃勃的目標,要在一九五九年再增產百分之五十。共黨領導人變成了自己說的大話的俘虜了。
    一九五八年晚期,整隊整團荷鋤攜籃的農人排列成軍事隊伍,敲著鼓揚著旗向田地前進,要對頑強的大自然開戰。不錯,用在筑堤堰、開溝渠、修水壩、引水能、墾荒等方面的人力確實有了成績。到了今天,中國鄉間仍可見到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五九年間人們辛苦流汗掘成的湖渠。只要在那種以人力劈的石塊筑成的半公里長的坑道(筑于新墾田地之下,藉以滲水而防止沖蝕),就可以明白大躍進使用的人力有多么浩大。但是這一切對于改良技術、開發資源、提高產量的設備而言,沒有多大幫助。
    下放動員的邏輯進而導向人民公社的開創。依此邏輯,醫保、教育、大規模生產、便利設施等現代化的一切好處,都該在中央全權通盤計劃下平均分配給每個人。這一次的執拗追求理想,卻帶來罕見的毀滅性后果。

一九五九——一九六〇的大災難

    一九五八年是豐年,一九五九年的天候卻不肯幫忙了。向農田進軍要打勝革命之戰的農人們,往往收割無望空手而退。但是,各省各縣已經報上了龐大的增產統計數字,比加倍還要高。結果是,實際產量下降的時候,政府卻持續高額征糧,造成了人為的一級大饑荒。
    一九五九年初,大躍進曾經撤退過。后來卻因為議論大躍進的成果,撤退又止步了。一九五九年七月,共黨領導人在避暑勝地廬山舉行了關系重大的會議。曾是延安與韓戰高級將領與人民解放軍十大元帥之一,現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在會中試圖向毛澤東報告農民的實際苦況。彭自一開始在湖南就與毛共事,跟隨毛有三十年了,毛卻把他的言語當作是沖自己來的人身攻擊,把彭革了職。
    擁護大躍進的一派人——以及帶頭的毛澤東——采取了反撲,不但繼續推動大躍進,并且在廬山會議之后針對批評大躍進的人展開另一次反右斗爭。一九五九年的第二次大躍進,使原已惡劣的后果雪上加霜。這一回的最大罪行是,農村征糧數額增加了,村民卻因為必須分散勞力去進行公共建設,無法收成作物。有些地區的百姓只有平時維持生存糧食的二分之一,甚而只有五分之一者。
    農村大躍進指導員的狂熱行為,始終與中央部門的技術性經濟觀點背道而馳。大躍進延長以后,不分輕重工業,生產都下降了。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〇年的大饑荒,雖不至于像清末華北饑荒那樣遍地是餓死者的尸體,每人配得口糧減少導致的營養不良卻使數以百萬計的人體弱易病。到了一九六〇年,農民在挨餓的事實才為人所知,中國已經陷入經濟的泥淖。毛主席的弱點暴露出來了,他甚至不得不承認自己對經濟幾乎全然外行。大躍進以毛一手導演的慘敗結局落幕收場。
    經濟災難發生的同時,政治上也出現不祥的轉折。在此以前,政治局的共黨領導人一直是每隔幾星期或幾個月就舉行一次討論會,以研討通過決策。這種制度的好處是不同的意見都可以提出來,但做了決定以后每個人都要遵行。然而,毛澤東這一回卻把彭德懷發表的政策辯論無端指為人身攻擊。毛雖然逞了一時之快,卻是得不償失,從此打開了派系斗爭的大門,破壞了共黨集體領導的團結。
    毛彭失和的起因之一是,彭有心要加強人民解放軍的技術條件,像蘇聯的紅軍那樣。毛卻在計劃發展有游擊隊特色的核子彈,不想建設蘇聯路線的專業化軍隊。
    外面的人不會知道這次災難有多嚴重,因為城市居民仍照樣領取從鄉間征來的配糧,工業建設也持續擴大。但是鐵的事實終就隱瞞不了。農民隊伍敲鑼打鼓,舉著旗子向目標進攻,加上生產單位公共食堂的烏托邦式理想、婦女投入自家田地以外的勞動行列,都在帶領中國人往懸崖下面跳。要恢復到一九五七年的生活水平,必須用六〇年代初幾年時間的理智經濟政策糾正過來。
    權力下放是大躍進的諸多令人費解的中心思想之一。本來就不耐煩聽中央命令的地方干部,巴不得有這個機會不受中央干預而自作指揮群眾的主張。大躍進大大提高黨在社會領導方面的重要性,其政治后果是,讓意識型態狂熱分子得到施展機會,這些煽起群眾熱情的人都是復古派的那一型,不是受過教育的專家。大躍進的動員群眾策略,弄得中央管不住地方激進分子,不能回到經濟管理必需的中央主導計劃實施上。
    大躍進的許多因素背后,一直有毛主席的個性與自我籠罩著。自二〇年代起,他這一生都在以言語行動反抗當權階級。一九四九年當政以后,他繼續以中國社會中有穩固地位的團體為攻擊目標。后來,他還會和蘇聯這個走錯路的權力結構決裂。毛澤東式造反運動的中心思想,即是動員群眾以及打壓以前幫著當權者統治群眾的知識分子。就這一方面看,毛仍是反抗五四運動曾經打倒的孔家店的人。

恢復計劃:控制工人

    大躍進過后,劉少奇和鄧小平等領導人取得了有關公社、工業、科學、手工藝、金融、商業、文學、藝術的確實報告,以備整頓復興計劃之需。尤其重要的是要控制工業經濟。大躍進期間,農村人口持續遷往城市,使一九六〇年的都市人口達到了一億三千萬。廠房建筑與原料需求都成長得失控了。一九六〇年至一九六四年的經費削減關掉大量廠房,使就業率降了百分之五十。失業的應對之策是,有系統地把數百萬都市人口運往鄉下,結果使都市人口凈減了一千四百萬。都市居民全部要報登戶口,米、油等日用必需品全部按戶口發配給票,并且定期查戶口,將都市人口嚴格控制住。非法遷移是禁止的,都市青年依定制要到鄉下插戶。
    在這種控制之下,都市工人有了不同的地位。工業產品的大宗產自大型的資本密集國營企業,這種企業便是有技術又有特權的工人們所屬的“單位”。到八〇年代,國營工業的固定員工總數為二千七百萬。這些人,按安德魯·瓦爾德(Andrew Walder,1986)所說,是唯一“完全成為福利國家一分子的勞動力”。他們享有食宿、工資補貼、政府補助、終身年金、福利保險等附加優惠。這些待遇好的五分之二的勞動力,在大約八萬五千個企業中工作,生產全國工業產品的四分之三。另外五分之二的勞動力,是次一等的工人,在都市鄉村的集體企業里工作,生產量只有頭一等的三分之一,待遇比不上國營企業。再低一層的是“臨時工”,依合約在建筑業運輸業做賣力氣的粗活。
    國營企業的工人可以從自己的單位分配到住屋、糧票、補貼糧食、日用品。單位里也有社會福利(保險、教育等)、醫療、娛樂,以及政治活動。即便如此,工人仍需用薪資的一半以上添購食物。國營企業的工人因此是完全依賴自己的單位生存的,而單位也就可以像以往的儒家作風的家庭那樣調教工人。工人可以盼望兒子將來繼承自己的職位。升等的時候,年資的考慮重于技術。異議分子和發表批評的人,很可能被炒魷魚。
    總之,六〇年代初根本沒有令當局煩惱的工人運動,國營企業工人對單位的依賴使工人不敢亂動。重工業和其它國營企業的這一批重要的勞動力,便如此乖乖順從了政府和黨,和農業體系中的農民處境相同。這時候,計劃經濟的陳云等人主張恢復農業的工作動機。辦法包括準許耕種私人田地、許可在地方市場上買賣,促成“個人負責”的理念。這種對現實的關注,卻引起毛澤東呼吁重新開始意識型態的階級斗爭。這次“二線斗爭”,一邊是劉少奇、鄧小平,以及其它主張專家管理的人;另一邊是毛自己與其追隨者,代表以農村動員解決中國日趨嚴重問題的浪漫主張。

黨的整風與教育

    這場斗爭之中,毛澤東與對陣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黨總書記鄧小平都得承認,黨在人民心目中的聲望已經大打折扣,貪污腐化的情形多了,士氣也低了。兩方意見不同的是整風應該如何進行,該從鄉下低層發起新的群眾運動,抑或只限在黨組織之內。毛澤東先于一九六三年領導鄉村黨干部的整風,名之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這么一來,毛就可以組起“運動”形態的暫時機構網,一九六三年的運動也就成為兩邊爭執的戰場了。黨組織退而不動,卻在一九六四年展開針對基層干部而來的“四清運動”。鄉村黨部的主委、書記、會計、倉管等人,一旦爬到比農民高的地位,就開始欺壓農民。侵吞公款、偏袒私人、偷懶怠職,無所不為,而且為了私利亂下命令。“四清”要整的是干部的剝削態度,不是出身。
    為此,共黨派外地的工作隊來整本地干部的風。其程序和當初土改時斗爭地主惡霸的情形差不多。外來的工作隊到村里來住上幾星期,和村里有訴怨的人培養關系,然后收集指控本村干部的罪名和證據,在斗爭大會上運用不斷問話、損耗體力等疲勞轟炸手段逼取供詞。這些都與知識分子、官僚的斗爭大會一個樣子,乃是農民在共黨操縱下參與政治生活的主要方式。農民不再像古時候那樣只能被動地圍觀殺人行刑,現在可以對當局指定的斗爭目標嚷叫控訴了。
    共黨大員不樂意配合毛澤東的群眾運動整風法,很令毛灰心。他遂于一九六五年往黨以外的地方去找進行黨內整風的工具了。
    這時候,毛澤東的另一個心愿也受挫了。這個心愿是解放農民,藉教育使農民成為有知識的公民,這也是西方自由派改革家最贊成的理想。教育一向都是人們特別關注的事。大躍進期間的教育難題是,如何以新的制度機構使一般民眾都受教育,同時仍以既有的中大學系統繼續教育菁英?類似延安時代“民辦”學校的半工半讀學校便由此產生了。據稱,數以千計的中等半工半讀學校建立起來。學年從原來的十二年改為蘇聯式的十年,課程內容也為了配合一般民眾而簡化了,教科書因此必須改寫。瓶頸卻在于沒有可以担任個別科目講授的教師。為了應急,把農民推崇為“科學家”再讓他們來做老師,結果甚是不佳。工讀學校不如正規學校的事實,是隱瞞不了的。
    半工半讀學校的壞名聲傳出去,農民家庭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子弟如果想往高處爬,一定要進正規學校不可,念了工讀學校出來只能變成受過教育的農民。許多農民家庭寧愿把子女留在家里幫忙農事,也不愿意讓子女去念工讀學校。
    正規普通學校系統為了將就程度較低的工農子弟,水平不得不降低。教育人士為了維持知識水平以造就菁英人才,起用了延安時代用過的重點教學政策。重點學校吸收最優秀的學生、用最好的老師、有最好的設備。由于這時候已恢復會考制,中學的好壞都是按其畢業生通過會考升人大學的人數多寡而定。按這個方式排名,重點學校都是名列前茅,工讀學校都是吊車尾。工讀學校學生以工農子弟占的比例最高,普通中學學生絕大多數是政治激進分子或“革命干部”的子女。在重點學校里,成績頂尖的都是舊知識分子的子女,家風熏陶使他們在起跑點上就超前。
    大躍進時期的教育改革與其它新制,都是針對中國舊社會上下二階層劃分而發的社會運動。毛澤東的名言——“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對知識分子的子女非常不利。階級背景“壞”的學生常會受到不公平的待遇,甚至被剝奪受教育的機會。好在大學的入學仍照舊例,以考試成績為準。總之,六〇年代的新教育系統是雙軌制的,上頭的這一條軌,依然走向統治階級。利用教育來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還是行不通的。
    相反的,菁英階級的出現使擠不進這個階級的大多數人怨憤不滿。六〇年代,政府顧及經費問題,又恐怕大學畢業生供過于求,限制了高等教育發展,使城市失業青年增加。整體勞動力也顯露同樣的不安分,因為高薪給的較安定職位要的是有技術的人,而大多數的勞工都是消耗性的。中國社會的各個重要層面都漸漸出現緊張,共黨內部亦不例外。

中蘇拆伙

    現在回顧六〇年代,我們可以清楚看出中國和蘇聯是注定要拆伙的。重要的事實是,美國從太平洋彼岸與中共進行的接觸,比蘇聯越過西伯利亞和蒙古而來的影響力,既廣泛又持久得多。俄羅斯東正教教會沒在中國辦大學來教育中國青年,上層階級中國人的第一外國語是英語,不是俄語。相對的,中國與蘇聯的關系,源于共黨革命運動與幾千名曾被派往莫斯科的人。這種關系遲至二〇年代才開始,而中俄共產黨人彼此認識得更清楚以后,雙方的情誼倒不見得更融洽。共黨領導人不會忘記,斯大林在二〇年代主張遇錯誤的策略,到了一九四五年又為了蘇聯自己在東北的利益與國府簽和約。總之,中蘇間的連系很稀薄,一旦中共開始發展其本國式共產主義,這關系就可以溶解消失。溶劑之一是,中共再度承認需要外援來發展經濟以后,美國及其盟邦能供給的也比蘇聯多得多。
    中蘇拆伙在五〇年代分幾個階段進行。一九五七年蘇聯建國四十周年,毛主席于冬天訪問了莫斯科。他說了有關蘇聯在國際共黨中至高地位的溢美之詞,甚至說了連蘇聯都覺得言之過早的話——蘇聯人造衛星環繞地球是“東風壓倒西風”已證明,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者來日無多了。這時候中蘇之間有許多科技交換協議存在,包括協助制造核子彈在內,中國工業發展持續有近萬名蘇聯專家幫忙。
    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公開批評大躍進的時候,雙方關系就開始有了裂痕。赫氏于一九五八、一九五九兩年先后訪北京,和毛澤東處得都不大好。蘇聯這位領導人認為,中國領導人是浪漫的線路偏差者,對他的見解不敢恭維。毛澤東在大躍進期間宣稱,人民公社制將可使中國比蘇聯先走到共產主義社會,這很令赫魯曉夫惱怒。毛于一九五八年計劃炮轟金門的時候對赫氏只字末提,因為毛認為這是家務事,更使赫氏怒不可遏。毛的說法忽略了一項事實,美國之與臺灣結盟正如中共與蘇聯結盟,毛所謂的純屬內戰,其實可能引發美蘇兩大超強對峙,進而導致核戰。
    此時赫魯曉夫與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威爾的協商正進行到“戴維營階段”。一九五八年臺海危機中,美國與中共可能發生戰爭。蘇聯表明不支持中共,隨后又食言,把原于彈交給中共。到了六〇年代中期,赫魯曉夫突然把派在中國的蘇聯技術專家撤回,而且把藍圖也一并帶走了。中共不久就對蘇聯共黨發出意識形態炮轟,抨擊蘇聯修正主義,蘇共也照樣回敬。到一九六三年,中蘇共黨的爭執公諸全世界了,雙方互指對方背叛了正統的共產主義信仰。

大躍進的社會運動意義

    中國的農業集體化之得以實現,是因為有地方干部多少年堅決而全心全意地投入。這好幾百萬人,不論男女,都是政治上的激進分子兼操縱人。有的是黨員,也有的等著入黨,都有野心要實現革命,并且跟著革命往上爬。他們憑著能夠對革命的機會有所響應,因而從農村群眾之中脫穎而出。就社會結構的觀點來看,他們大致與帝制時代與民國初年的下層士大夫階級相似,舊士大夫的下層分子聽命于地主士紳,替不在本鄉的地主收帳,也有的是地方小吏、幫會或農民組織的頭目、軍人等,都居于可以對百姓收稅、征役、調度、施壓的地位。清朝末年以后,下層士大夫階級變成了地頭蛇,與上層已無瓜葛,而上層士大夫多已遷入城市。
    共黨推動的土改,從頭到尾是一個以黨干部取代舊士大夫階級下層殘余的過程。黨干部的活力代表新的政權,但是就結構而言,他們穿透村民生活的程度更甚,而且有黨的權威為后盾。舊士大夫階級下層分子在地方上的出現,多少是自發而自主的,共黨干部的地位卻是憑著代表更高層權威得來的。
    這一批鄉下激進分子被造就出來而且爬到了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后,當然希望有事可做,而且愿意超額地做。大躍進發動以后便煞不住,正是因為黨干部一旦重組了村民就不肯停了。共黨的“解放”運動,事實上是制造了一個想要一直解放下去的新階級。
    五〇年代末與六〇年代初的中共是一個年輕人的國家。這些年輕人完全擺脫了過去,賣力地爭取好機會好職位。除了自私牟利之外,當然也可能有其它動機。農民生活的舊梏桎排除、教育與組織普及、人人機會均等的信條,使許多農民青年有為偉大主義效勞犧牲之心。
    回顧一下中國歷史,會發現大躍進是往昔大規模公共建設的現代版。明代的重修萬里長城工程,和抗戰時期成都修筑美式B-29轟炸機起降機場一樣,都是征召鄉村勞力完成的。通常是先召村長來,指示他找多少多少人到某個工作地點工作一段時間,也許是十天吧。于是,村民們就自備食物來
了,在工地架起可供歇眠的席棚。他們分工合作,分配到的工作完成后,再整隊回家。村民服勞役的形態各有不同,但是這種挑担子運土、以人力采石的功夫都集合成為光輝的業績。大躍進時期修堤筑壩開渠的成就,與安陽和鄭州的歷史古都的建筑是異曲同工的。動用如此浩大的人力乃是統治者的特權,毛澤東用它自是理所當然。
    農民被組成生產大隊和公社而生活,也并不全是毛澤東的發明。大躍進應該可以和北魏、宋朝、明初等時代的農業改革相比。特別是在政府力量侵入農村方面。我們仍要多看中國的悠久歷史,才能真正認識現代的中國。
    六〇年代初期的一陣經濟恢復之后,中共的下一革命階段又轉為向內。的確,一九六二年的中印邊界之爭是在解放軍快速而漂亮的勝戰之后結束的。但是,中蘇爭執愈趨激烈后,中共企圖拉拢非、亞兩洲的第三世界國家一同反對蘇聯,卻遭到挫折。周恩來游訪非洲各國只是徒勞一場。這時候,美國以龐大軍力介入越戰了。但是為避免韓戰式的中美沖突再演,美國承諾不入侵北越。毛澤東在外交上諸事不順,卻可以感覺出這是再次大舉改造中國人民的時機。

2013-08-22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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