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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高華 著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一章  毛澤東與原中共中央歷史上分歧的由來
一 「農民黨」、「軍黨」和毛澤東的「書記獨裁」問題
  發端于1942年春的延安整風運動,在一定意義上是毛澤東長久以來對原中共中央不滿的一個總爆發。整風運動的起步有一個漫長的歷史演變過程,它的近期的準備和醞釀,雖然可從1935年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出臺的一系列措施和部署中尋找到蹤跡,但其根源則可追溯到蘇維埃運動時期。在長達七、八年的時間里,毛澤東與中共中央最高層之間積累了大量的矛盾和恩怨,雙方既有過合作,但更多的卻是互相猜疑和防范。在毛與原中共中央的矛盾中,政見分歧占突出地位,但其它因素——由毛的個性和工作作風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排斥也占據一定的比重。正是基于這些原因,中共中央對于毛澤東,一直是欲用不能、欲棄不舍。
  毛澤東之在中國成為遠近聞名的人物,始自于1927年秋率眾上了井岡山,最先走上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從此成為中共武裝革命的著名領導人。在國民黨方面,毛固然為其心腹大患的「朱毛赤匪」的首領;而在中共及莫斯科方面,毛則是創建了可使中共賴以生存的紅色蘇區的頭等功臣。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中,毛卻因其思想、行為中的「異端」色彩不大見容于莫斯科及中共中央。毛澤東的「異端」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內容與表現。1927—1930年,是毛「異端」萌生的階段,在這個階段,莫斯科和中共中央密切注視著毛澤東在江西的活動,盡管對毛的部分觀點存在疑慮。對江西共產黨區域的政策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但總的說來,對毛澤東的意見和毛在紅軍、根據地內的領導地位是承認和尊重的。
  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看到了毛澤東對中共所作出的重大貢獻,這就是在1927年國共分裂后最嚴重的形勢下,毛以極大的勇氣和智能開辟了一塊中共領導的根據地,發展了一支由共產黨領導的紅色軍隊,使中共在國民黨統治的汪洋大海中有了可以立足、并實現其政綱的地盤。1928年6月,在毛澤東未出席的情況下,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仍選毛為中央委員。在處理毛澤東與其它重要軍政領導人的關系問題上,中共中央也極為謹慎,一般都以維護毛澤東的威信為重。1929年9月,周恩來指導起草的著名的「九月來信」,在毛澤東與朱德間就紅四軍中前委與軍委的權限關系而發生的爭論中,支持毛澤東的意見,幫助恢復了毛對紅四軍的領導。1
  1927—1930年毛澤東主要以軍事領導人聞名于中共,其活動基本上也是圍繞軍事武裝問題而展開,理論活動只是其軍事活動的一個側面。中共中央認為毛的理論觀點仍在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路線的框架之內,毛并沒有要求中共中央修正以城市為中心的總路線。
  這一時期,毛澤東在江西蘇維埃區域和紅軍中享有實際的最高權威,中共中央對江西根據地的指示基本是通過毛澤東來貫徹和實行的。對于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指示,毛根據現實和自己的需要加以靈活的解釋,因而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和上海的中共中央對毛并不構成直接和具體的約東。毛所領導的紅四軍是維系根據地軍隊、黨、蘇維埃政權生存的唯一重要的柱石,而毛所担任的前委書記一職是紅四軍的最高職務。江西蘇維埃區域各級黨、政機構的多數負責人,和主力紅軍的各級領導人中的大部分,都是跟隨毛上井岡山,或較早參加井岡山和贛南、閩西斗爭的老同志。這些人雖然對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充滿尊敬,但其中的大部分人,在情感和知識背景等方面卻和共產國際及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存在著隔膜,他們對共產國際的尊崇和服從是以尊崇、服從毛澤東來實現的,因此,在這一時期,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只有通過毛澤東才能具體影響江西蘇維埃區域,而這種影響大體也處在毛的控制之下。
  但是隨著1930年后中共中央對江西蘇維埃區域的日益重視,中共中央的工作重心逐漸向江西傾斜,從莫斯科學習歸來的干部陸續被派往江西以加強根據地的各項工作,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關系漸漸微妙起來。
     中共中央原先為了中共的發展和紅軍力量的加強,一度隱忍了對毛澤東某些「異端」觀點和行為的不滿,現在,從江西蘇區不斷傳來一些令人不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對毛逐漸形成了某些消極性看法。
一、「農民黨」的問題
  「農民黨」的問題是由中共湖南省委派往湘贛邊界巡視的楊克敏于1929年2月25日在給湖南省委的報告中提出來的。楊克敏就中共在邊界地區的組織狀況寫道:「因為根本是個農民區域,所以農民黨的色彩很濃厚」2。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也談到類似的情況:「邊界各縣的黨,幾乎完全是農民成份的黨」。3「農民黨」問題的嚴重性首先表現為江西共產黨區域的各級基層組織的成員絕大部分都是農民。
  其次,參加中共黨組織的農民中還包含許多「幫會」分子。據楊克敏的報告,酃縣中共黨員三、四百人,「且多洪會中人」。4
  第三,地方黨組織的家族化。由于根據地只能存在于偏僻的鄉村,而湘贛邊界的山地又基本上處于封閉的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環境下,家族——宗族組織就成為維系當地百姓社會生活的唯一重要紐帶,中共在鄉村的組織不可避免與這種家族——宗族結合在一起。一姓一族的成員組成黨支部成為一個普遍的現象,「支部會議簡直同時就是家族會議」。
  第四,由于黨組織成員幾乎全為農民,文化程度很低,許多人甚至是文盲,「斗爭的布爾什維克黨的建設,真是難得很」。黨的思想訓練在實施中遇到極大的困難,許多黨員和基層黨組織表現出嚴重的「地方觀念、保守思想、自由散漫的劣根性」。一些最基本的黨的知識也難以接受,對此毛澤東極為感慨:「說共產黨不分國界、省界的話,他們不大懂,不分縣界、區界、鄉界的話,他們也是不大懂得的」。5
  楊克敏的觀察和毛的看法基本一致:「農民做夢也想不到機器工業是一個什么樣兒,是一回什么事,帝國主義到底是一回什么事。」6
  盡管毛澤東與楊克敏在對黨的「農民化」問題上的分析大致相同,但是兩人在對問題的性質及處理方法的認識上卻存在明顯的差別:
  毛澤東只是提出黨的農民成份居多的事實,而楊克敏則認為邊界的黨組織是「農民黨」。毛認為,可以通過給農民灌輸通俗的革命知識將農民改造成布爾什維克;楊克敏則認為,由于農民文化如此低下,政治知識極度缺乏,「實在很難使農民有進步的思想發生」。楊克敏的看法實際上反映的是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正統觀點,即認為,只有通過黨的工人階級化才能克服「農民化」對黨的危害。
  毛澤東雖然在1926年9月就曾表述過「農民最具革命性」的思想,但在1927—1928年,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的概念對毛仍具有相當影響。由此出發,毛一度對黨的「農民化」表現出某種憂慮,但是經過在湘贛邊界一年多的游擊戰爭和對農村經濟社會狀況了解的加深,毛逐漸消除了他對黨的「農民化」趨向的担心。毛認為盡管農民知識低下,但政治教育可以發揮作用;至于農民文化知識少,正可避免第二國際錯誤思想的影響。而更現實的問題是,在江西根據地幾乎不存在工人階級,即使勉強地把所有小作坊的工匠和店員列為工人,和農民相比,在人數上也只占極小的比例。因此,毛很快就改變了對邊界黨組織「農民化」的批評,轉而致力于對農民黨員的思想訓練。
  對于毛澤東的這種通過政治訓練改造農民黨員的觀點,中共中央很難提出任何正式批評,一則因為毛澤東并未否認工人階級的革命領導作用;二則如果按嚴格的蘇共標準衡量,蘇區的中共黨組織將不成其為共產黨;面對現實的唯一方法只能是依靠思想灌輸使農民黨員布爾什維克化。但是,中共中央對毛澤東在馬克思主義解釋方面的靈活性卻有所不安,毛在一般肯定工人階級革命作用的同時,愈加突出強調農民對中國革命的意義,在中共中央看來,毛已開始表現出「離經叛道」的趨向。
二、「軍黨」的問題
  1927年IO月,毛澤東率秋收暴動隊伍上井岡山以后,軍隊就成了維持蘇區存在的唯一重要的力量,在緊張的戰爭環境下,黨與紅軍已融為一體,軍隊實質上已成為中共黨組織的化身。
  在紅軍中建立黨組織是毛澤東吸取中共在大革命失敗的教訓、為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而采取的一個重大措施。毛認為中共在1927年的失敗原因之一即是「我們在國民黨軍中的組織,完全沒有抓住士兵,即在葉挺部也還是每團只有一個支部,故經不起嚴重的考驗」。1927年IO月,毛在永新縣三灣確立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制度,10月中旬又在酃縣親自主持了六個士兵黨員的人黨宣誓儀式。從此,在紅軍中大力發展黨員,成為中共一項最基本的制度。
  與「支部建在連上」相配套的是繼續采用仿效蘇聯紅軍模式的北伐時代的黨代表制度。自1929年起,紅軍中的黨代表改稱政治委員。連的政治委員從1931年起改稱政治指導員,此稱謂一直沿用至今。
  軍隊的重要作用尤其體現在它實際上是地方黨的保姆和守護者。1928年4月之前,中共湘贛邊界的地方黨組織基本處在分散和工作全面停頓的狀態,5月中旬,毛澤東在寧崗茅坪主持召開了中共湘贛邊界第一次代表大會,此次會議正式確定「軍隊幫助地方黨發展」的方針,選舉了以毛為書記的邊界第一屆特委會,毛澤東從此一身兼軍隊和地方的最高領導。然而軍隊主力一旦轉移,地方黨的生存馬上就發生危機。1928年8月,遵照湖南省委指示,朱德率紅軍主力進攻湖南,導致「八月失敗」,邊界各縣黨組織和政權大部分解體。而一旦主力紅軍于9月重新占領該地區,所有的中共組織和政權即迅速重建起來。軍隊的作用如此顯著,地方黨組織隸屬軍隊系統的領導也就逐漸被認為是順理成章了。
  對于中共軍隊在根據地對黨組織所起的支配性作用,中共中央的態度是矛盾和復雜的。一方面,黨的領導人完全支持在軍隊中建立黨組織,也深知軍隊領導地方黨是艱苦惡劣環境下的必然產物;另一方面,又對中共軍隊的農民化、軍隊對地方黨組織支配性的關系深感憂慮。
  1928年6月4日,中共中央在《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中雖然承認了毛澤東統領湘贛邊界紅軍與地方黨的最高權威,但對湘贛邊界黨和軍隊的工作也提出了一系列批評。中共中央對紅軍中農民成份的急劇增長表示嚴重的憂慮,認為「無論在政權機關或黨的指導機關中都有很深厚的小資產階級的農民意識的影響」,要求毛澤東注意在紅軍「成份上盡可能增加工農和貧農的成份,減少流氓的成份」,指示毛澤東必須「徹底地改造各級黨部及指導機關,多提拔積極的工農分子特別是工人分子參加各級黨部的指導機關」。中共中央還批評湘贛邊界的「蘇維埃政權,多是上層的委派的而無下層選舉的基礎」,責令毛澤東改變方式,「禁止黨部和軍隊委派蘇維埃」,「絕對防止黨命令蘇維埃的毛病」。7
  中共中央關于改變紅軍成份,調整黨、軍隊與地方蘇維埃關系的訓令,實際上是一種仿效蘇共經驗的一廂情愿的空想。1928年湘贛邊界共產黨的狀況與1917—1918年的俄共與蘇俄紅軍的情形不啻相距萬里。在湘贛邊界形成的由農民組成的紅軍,和在紅軍指導下建立的以農民為主體的共產黨組織以及蘇維埃政權的三位一體,是客觀歷史環境的產物。這個以軍隊為核心的三位一體是作為蘇共模式一個分支的中國共產革命的一個基本形態,只是當時,它正處在剛剛成長的萌芽狀態,而不被正統的中共中央所理解。
三、毛澤東的「書記獨裁」的問題
  毛澤東既是湘贛紅軍的創始人,也是湘贛邊界黨組織的領導者,由于軍隊對邊界共產黨的存在有著舉足輕重的影響,毛兼軍隊與地方黨負責人于一身也就十分自然了。但是隨看毛身兼二職,全部權力逐漸集中到毛澤東手中,逐漸出現了對毛大權獨攬的議論。
  曾經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巡視員的杜修經在給上級的報告中指出:
  現在邊界特委工作日益擴大,實際上一切工作與指導,都集中在澤東同志身上,而澤東同志又負軍黨代表責,個人精力有限,怎理得這多?8
  一度担任邊界特委書記的楊開明亦有同感:
  特委的事總是書記一個人處理,個人專政,書記獨裁,成為邊界的通弊。首先澤東為特委書記時,特委就在澤東一個人荷包裹,后來(楊)開明代理書記,特委又是開明一個人的獨腳戲。……黨員崇拜領袖,信仰英雄,而不大認得黨的組織。9
  和杜修經、楊開明議論毛澤東「書記獨裁」相聯系,在中共中央1928年6月4日〈致朱德、毛澤東并前委信〉中,要求朱、毛取消紅四軍的黨代表制,建立政治部體制,也包含了分散作為紅四軍總黨代表毛澤東權力的意思。1929年紅四軍內部圍繞朱德與毛澤東的權限范圍的問題終于爆發了一場嚴重爭論,雖然毛澤東的一系列重大戰略和戰術方針比較接近實際,但是由于他的專斷作風也十分明顯,紅四軍多數干部對毛都存有不同程度的意見,10毛澤東曾一度被迫離開紅四軍,前往地方工作。最后,中共中央出于紅四軍統一和發展江西根據地的戰略考慮,決定在朱、毛之間支持毛作為紅四軍最高領導,才解決了這場領導機關內部的危機,但是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不安并沒有真正消除。
  杜修經、楊開明對毛澤東「書記獨裁」的議論不是偶發的,它來源于中共中央,是處于轉折年代中共路線、方針和工作方式急劇變化的產物。這個時期,中共中央在理念和黨的作風上還受到俄國十月革命初期黨內民主化思想及其實踐的影響,因此對江西根據地的「書記獨裁」現象頗為不滿,所謂「群眾只認識個人不認識黨」,顯然是指只認識毛澤東而不認識黨。對此,中共中央別無他法,只能再次重申「增加工人領導力量,嚴格防止農民黨的傾向」,「反對個人領導,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一類的意見。
  對于有關「書記獨裁」一類的議論和指責,毛澤東很不以為然。1927年「八七會議」后,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大改組,瞿秋白曾建議毛去上海黨中央工作,毛澤東表示「不愿跟你們去住高褸大廈」,主動前往艱苦的農村,為共產黨開辟一條新路。毛在湘贛邊界也經常向中央匯報工作,反觀上海中央領導人,論資歷不及昔日的陳獨秀,論工作成績也乏善可陳,卻在上海的「洋房」里指手劃腳,只能徒增毛澤東對中共中央的反感。
  綜上所述,1927—1930年,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在重大路線方面并無大的矛盾,但已隱藏著若干不協調的因素:「農民黨」的問題,「軍黨」的問題,以及毛澤東「書記獨裁」的問題,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在日后又發展為其它一系列新問題,導致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關系進一步復雜化。
  二 毛澤東在「肅AB團」問題上的極端行為與中共中央的反應
  在中共中央與毛澤東的諸多矛盾中,有關肅反問題引起的對毛的反感和猜疑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這個問題又十分敏感,無論是毛,抑或是中共中央,都未將各自在肅反問題上的責任言深說透。相反,毛和中共中央出自不同的原因,在這個問題上還說了許多言不及義的話,造成了大量假說的流行。事實上,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毛出于極左的肅反觀和復雜的個人目的,直接參與領導了1930—1931年鎮壓「AB團」的行動。在極困難的形勢下,蘇區中央局書記項英作了許多努力,試圖糾正毛的錯誤,但是中共中央卻從左的理念出發,否定了項英的意見,全力支持毛澤東,從而形成了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中央的合作。以后隨看肅反事態的進一步惡化,中共中央才著手調整政策,而與毛的合作也走到了尾聲。
  江西蘇區的「肅反」運動淵源久遠,它最早萌發于1928年9月毛澤東領導的湘贛邊界的「洗黨」。以清除「投機分子」為目標的「洗黨」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最早的一次整黨運動,它創造了將整黨與肅反相結合、以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為清洗對象的整黨肅反模式的最初形態。
  「洗黨」將打擊矛頭集中在黨內出身地富家庭的知識分子身上,根據若于資料記載,清洗對象除了叛變、投降國民黨者外,主要為知識分子黨員:「凡是農民黨員都發了黨員證,知識分子入黨不發(須上級批準)。」11「凡是有親戚在國民黨反動派辦事的、當兵的、不服從指揮的、不愿干革命的、社會關系不好的,就盡量洗刷。洗刷的黨員不宣布也不通知,開會不叫他參加,重新立過黨員花名冊。對犯錯誤的黨員有幾種處分:警告、留黨察看、開除黨籍。」 12
  如果說1928年9月在井岡山地區開展的「洗黨」規模較小,為時較短,那么1930年2月以后席卷贛西南的「肅AB團」則是一場大規模的殘酷的黨內清洗運動,它直接導致了1930年12月震驚蘇區的富田事變的爆發。
一、毛澤東的「肅AB團」與富田事變
  1929年古田會議后,毛澤東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已經初步形成。促成毛領導權威形成的兩個最重要條件都已具備:一、中共中央對毛的明確支持為毛的權威提供了法理基礎;二、毛的事功突出,在他的領導下,根據地地盤擴大,人口增加,一度與毛意見相左的朱德,因軍事失利、威望有所損失,毛的軍事成功為毛的權威提供了事實基礎。作為毛領導權威的具體體現,1930年,毛担任了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和總前委書記,在統一的蘇區黨領導機構尚未建立的形勢下,毛所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成為江西蘇區最高領導機構。然而毛畢竟不是中共中央,在蘇區內部仍有部分紅軍和黨組織援引中共中央來消極對抗毛的新權威。
  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是中共武裝革命的草創年代,一時豪雄四起,在反抗國民黨的大目標下,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被暫時掩蓋。但根據地內,外來干部與本地干部的矛盾、留蘇干部與國內干部的矛盾、知識份子干部與農民出身的干部的矛盾仍然存在,使之可以凝聚的唯一力量來自于中共中央的權威,包括中央提供的意識形態義理系統的理論權威。只是此時的中共中央遠離鄉村,城市中央對根據地的領導必須通過毛澤東來體現,因此,毛個人的識見、智能、人格因素和作風態度就顯得特別重要了。
  毛澤東在江西蘇區所有武裝同志中最具政治眼光,意志最為剛強,且最善用兵打仗,但其人作風專斷。1929年7月陳毅赴上海匯報請示中央對朱、毛紛爭的意見,中共中央明確表態支持毛,陳毅返贛后,親自請毛出山,朱德、陳毅為忠誠的共產黨員,一切服從中央,重新理順了與毛的關系,使紅四軍內部的分歧和矛盾得以化解。但是,毛與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分歧卻因各種原因而尖銳化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才發生了毛澤東「打AB團」的大清洗。這場事變的直接原因是,毛在江西蘇區的權威剛剛建立,卻遭到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組織的挑戰,毛不能容忍在他鼻子底下有任何違抗自已權威與意志的有組織的反對力量,而不管這種反對力量來自紅軍內部或是地方黨組織。為了維護自己在根據地的權威,毛一舉掙脫黨道德和黨倫理的約束,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被他懷疑為異己力量的黨內同志。
  毛澤東用流血的超常規手段解決黨內紛爭,究竟要達到什么目標?一言以蔽之,毛要做江西蘇區的列寧,由于此時毛尚未成為中國黨的列寧,不具號令全黨的法理權威,他才不惜采用極端手段鎮壓黨內的反對派。
  將大規模的恐怖施之于黨內和軍內,與黨道德和黨倫理存在巨大沖突,如何解決這個矛盾?毛澤東自有辦法。他聲稱:以李文林為首的贛西南黨和紅軍已被機會主義和富農路線所控制,為了挽救革命,必須對之進行徹底改造,這樣,毛的鎮壓就有了思想的旗幟。
  李文林是知識分子出身的贛西南黨與紅軍的創始人之一,1929年2月,毛、朱根據湘贛國民黨軍隊正看手對井岡山進行第三次「會剿」的緊急形勢,決定撤離井岡山向贛南發展,在被譽為「東井崗」的東固與李文林部會合。
  毛、朱與李文林部會合之初,雙方關系親密。但是自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2月初,贛西南出現了復雜的局面。隨著1929年毛澤東率紅四軍兩度進出贛西南和彭德懷所率的紅五軍于1930年初分兵在贛西南游擊,經歷多次組合的江西地方紅軍和贛西南黨團機構,在若干問題上與毛澤東產生了意見分歧,和毛澤東的關系也日趨緊張。
  贛西南方面與毛澤東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問題上:
  一、土改政策問題。贛西南方面主張執行中共六大關于「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決定,反對毛澤東提出的「沒收一切土地」的主張。
  二、軍隊及地方黨機構的歸屬及人員配置問題。1929年11月底,毛澤東提出合并贛西、湘贛邊界兩特委,成立新的贛西特委。毛并決定將李文林領導的紅二、四團合并到彭德懷部,另成立紅六軍。贛西南方面則認為此決定須經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準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澤東任命紅四軍干部劉士奇、曾山組成贛西特委,作為領導贛西南等地的最高機構,但是卻受到贛西南方面的抵制。
  為了解決與贛西南地方紅軍、黨團機構的矛盾,毛澤東于1930年2月6至9日,在贛西特委所在地吉安縣陂頭村主持召開了由紅四軍前委、紅五、六軍軍委,及其下屬各行委、中心區委、蘇維埃黨團負責人參加的聯席會議,江漢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視員身分參加會議,劉士奇、曾山作為助手配合毛澤東組織了這次會議。
  在「二七」會議上,兩個月前經中共中央批準恢復了對紅四軍領導權的毛澤東,在劉士奇、曾山的幫助下,發動了一場對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厲斗爭,這場斗爭為日后掀起「肅AB團」運動埋下了火種。
  毛澤東等列舉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和黨團機構負責人的「嚴重政治錯誤」主要有兩項:
  一、毛等批評贛西南負責人江漢波、李文林提出的僅「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的主張,是「完全走向農村資產階級(富農)的路線」,指出「由此發展下去勢必根本取消工人階級爭取農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陳獨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責江漢波等「用非政治的瑣碎話,煽動同志反對正確路線的黨的領袖」 13——這里所提到的「黨的領袖」是指由毛澤東派任贛西特委書記的劉士奇。
  由毛澤東主持的「二七」會議將贛西南方面的負責人扣上「富農分子」的帽子,宣布開除江漢波的黨籍,李文林被調出主力部隊,轉任贛西南特委常委兼軍委書記及贛西南蘇維埃政府黨團書記。2月16日,由毛任書記的紅四軍總前委發出前委通告第一號),正式宣布開展「肅清地主富農」的斗爭,通告指出:
  贛西南黨內有一嚴重的危機,即地主富農充塞黨的各級地方指導機關,黨的政策完全是機會主義的政策,若不徹底肅清,不但不能執行黨的偉大的政治任務,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敗。聯席會議號召黨內革命同志起來,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開除地主富農出黨,使黨迅速的布爾塞維克化。14
  以此通告發布為標志,江西蘇區開始了持續兩年的「肅AB團」的斗爭,很快「肅AB團」的野火就迅速在贛西南蔓延開來。
  江西蘇區的「肅AB團」運動前后歷經兩個階段。第一階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階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變」則發生在第一個階段的后期。
  「打倒機會主義領導」在此前還是一個黨內斗爭的概念,這個1927年「八七會議」前后始出現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變陳獨秀的路線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領導職務。在這之后,中央雖已愈益強調思想統一,但黨內還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時期民主傳統的痕跡。依那時的黨道德和黨倫理,不同意見仍可在黨內爭論,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則擁有最終裁判權,未聞有將持不同意見的黨內同志予以肉體消滅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卻將「打倒機會主義領導」與肉體消滅結合起來。
  將一個黨內斗爭的概念轉變成一個對敵斗爭的概念,這中間需要過渡和轉換,毛澤東輕而易舉就找到了這個中介環節。他宣布,黨內機會主義領導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從而將對敵斗爭的口號——打倒國民黨、消滅地富反革命,與黨內斗爭的概念「打倒機會主義領導」順利地銜接起來,一舉獲得了鎮壓的正當性,所謂鎮壓有據,消滅有理。1930年春,在蘇區內已流傳國民黨AB團進行滲透破壞、其組織已被陸續破獲的消息,根據地的對敵警惕氣氛空前高漲,在這樣的形勢下,毛完全可以用「鎮壓反革命」來要求紅軍和根據地的黨組織、蘇維埃政權全力支持和服從鎮壓「AB團」的政策。
  「二七」會議后,革命恐怖的氣氛在江西蘇區已逐漸形成,贛西南特委在書記劉士奇的領導下,遵照紅四軍前委關于「各級領導機關已充塞地主富農」、「打倒機會主義的政治領導」的(第一號通告)的精神,率先發動「肅AB團」的宣傳攻勢,6月25日,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發了《反改組派AB團宣傳大綱》,命令各級組織:
  如發現群眾中有動搖表現不好的分子,應捉拿交蘇(維埃)政府究辦,凡出來生疏的經過赤色區域必須嚴格檢查,如有嫌疑應即拘捕交蘇維埃政府,赤色區域內的民眾流通應持所屬蘇維埃通行條子。……工農群眾只有階級之分,不要顧至親戚朋友關系,凡是來到自己家里或發現其它地方有行動不對的人不論親戚朋友,應報告蘇維埃拿辦。
  《大綱》同時號召「實行赤色清鄉」和「赤色恐怖」以「肅清紅旗下的奸細」:現在各級蘇維埃應加緊肅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殺豪紳地主反動富農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殺人要有反動事實可證,嚴禁誤殺。15
  這份《大綱》雖然提到殺人要有證據,嚴禁誤殺,但是恐怖大門一經打開,事態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年7、8月間,「肅AB團」迅速從基層清洗轉移到上級機關。8月,李文林出任根據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的書記,在「打AB團」的積極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輸于前任特委書記劉士奇,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贛西南特委首先選擇「工作消極,言論行動表現不好」的團特委發行科工作人員朱家浩作突破口,據贛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發的《緊急通告第20號——動員黨員群眾徹底肅清AB團》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審訊」,起初他堅決不肯承認,后「采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嚴審他,才供出來,紅旗社列寧青年社,贛西南政府,都有AB團的小組……所有混入在黨團特委的贛西南政府的AB團分子全部破獲,并將各縣區的組織通通供報出來了」。
  這份《緊急通告》還詳細規定了「肅AB團」的審訊方法和處決人犯的基本原則,這就是鼓動采用肉刑逼供和對「AB團分子」實行「殺無赦」。《緊急通告》說:
  AB團非常陰險狡猾奸詐強硬,非用最殘酷拷打,決不肯招供出來,必須要用軟硬兼施的辦法,去繼續不斷的嚴形(刑)審問忖度其說話的來源,找出線索,跟跡追問,主要的要使供出AB團組織以期根本消滅。一經發現「AB團」分子,下一步就是槍斃。《緊急通告》要求:
  對于首領當然采取非常手段處決,但須注意,在群眾大會中由群眾斬殺。……富農小資產階級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團殺無赦。……工農分子加入AB團有歷史地位,而能力較活動的殺無赦。16
  贛西南特委厲行「肅AB團」,到了10月,在贛西南三萬多共產黨員中已「開除的地主富農有一千多人」(「二七」會議要求把「黨內代表富農分子不論其階級如何及過去工作如何,無情的堅決的開除出黨」),消滅了一千多「AB團」。 17贛西南蘇維埃政府工作人員的四分之一被打成「AB團」也大多被殺。18
  在贛西南特委大張旗鼓「肅AB團」時,毛澤東因忙于主持軍中事務,并沒有直接插手地方的「打AB團」,進入10月后,毛的態度發生轉變。1930年10月14日,毛澤東在江西吉安縣城給中共中央寫了一封信,通報他對贛西南黨的狀況的看法及準備采取的措施。毛在這封信中繼續發展了他在「二七」會議期間對贛西南黨團機構的基本觀點,指出:「近來贛西南黨全般的呈非常嚴重的危機,全黨完全是富農路線領導,……黨團兩特委機關、贛西南蘇維埃政府、紅軍學校發現大批AB團分子,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領導機關」。毛申明,為「挽救這一危機」,決定進行一場以「打AB團」為號召的肅反運動,以對贛西南的黨團機構「來一番根本改造」。19
  毛澤東真的相信有如此眾多的「AB團」嗎?答案是似信非信。1927年后,為生存而奮斗的中共,長期處在被封鎖和剿殺的極端殘酷的環境下,作為一種自衛反應,毛習慣將國民黨的反共行為給予嚴重的估計,在激烈的國共斗爭中,毛已形成一種思維定式:即對于國民黨在共產黨區域的活動,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若從「警惕性」方面而言,中共高級領導人當中未有超過毛澤東者。在另一方面,連李文林等人也大打「AB團」,毛就更沒有理由不相信有大批「AB團」了。
  然而毛澤東又絕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十分清楚,蘇區不可能有這么多的「AB團」,既然恐怖閘門已開,正可順勢引導,將所有公開和潛在的反對派一并鎮壓下去。毛作出了一個驚人之舉:在鎮壓李文林等贛西南領導人之前,率先在自己指揮的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進行大清洗,開展「AB團」運動。
  就在贛西南肅「AB團」的大背景下,1930年11月,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在毛澤東的主持下,也在紅一方面軍(紅一、三軍團)大開殺戒,開展了「打AB團」運動。
  1930年10月,毛澤東率紅一方面軍攻占吉安,旋又退出,毛并動員彭德懷在打下長沙后退出。毛的這些舉措在部分紅軍指戰員中引起不滿,軍中一時思想混亂。為了消除軍中的不穩定情緒,毛在率軍退出吉安后,于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在一方面軍迅速發動「快速整軍」——其主要內容就是在師、團、營、連、排成立肅反組織,捕殺軍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和牢騷不滿分子。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在四萬多紅軍中肅出四千四百馀名「AB團」分子,20其中有「幾十個總團長」(指AB團總團長),這些人都遭處決。
  紅一方面軍內部的「打AB團」極為慘烈,地富或知識分子出身的黨員,過去曾與毛澤東意見相左的同志,人人自危,朝不保夕。
  黃克誠當時任紅三軍團第三師政委,該師組織科長、政務科長都被當作AB團被肅掉,宣傳科長何篤才在大革命時期加入共產黨,參加過南昌暴動,隨朱德上井岡山后,曾在危急形勢下將被上司叛變拉走的隊伍重新拉了回來。只因何篤才在古田會議前的朱、毛爭論中,站在朱德一邊,從此便不被毛重用,不久即將其調出紅一軍團,在黃克誠手下當個宣傳科長。何篤才與黃克誠有友誼,「兩人在一起無所不談」。何篤才認為,毛澤東這個人了不起,講本事,還沒有一個人能超過毛澤東,他的政治主張毫無疑問是最正確的。但毛的組織路線不對頭,「毛澤東過于信用順從自己的人,對持不同意見的人不能一視同仁,不及朱老總寬厚坦誠。」何篤才并舉例說,一些品質很壞的人就是因為會順從,受到毛的重用,被賦予很大的權力,干壞了事情也不被追究。21果其不然,這位聰穎過人、毫無過錯的何篤才不久就被扣之以「AB團」的惡名遭到殺害。
  據蕭克回憶,在「肅AB團」達到高潮的1930年11月底至12月初,他所在的師「沒干什么別的事,主要精力就是打AB團」,殺了六十人。十幾天后,該師又決定再殺六十多人,后經軍政委羅榮桓的援救,蕭克迅速趕往刑場,予以制止,才救出了二十幾人,「但還是殺了二十多人」。22
  毛澤東既然對自己直接率領的紅一方面軍也大開殺戒,那么對一貫與自己唱反調的贛西南地方紅軍就更不會有絲毫顧惜了。如前所述,李文林在「肅AB團」問題上態度十分堅決,但是到了1930年10月,隨著「肅AB團」中暴露出的亂打亂殺現象日益嚴重,李文林的態度開始轉趨冷靜,10月初和10月底,省行委已著手部署糾偏措施,但令人回味的是,當李文林的肅反狂熱降溫時,毛澤東卻開始升溫了。
  1930年11月,毛澤東「根本改造」的利刃終于刺向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及其所轄的贛西南地方紅軍。此次行動更因李文林等堅持執行李立三中央的路線,反對棄攻南昌的主張而更加慘烈。
  1930年5月,贛西南代表李文林赴上海參加了由李立三主持的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會議,此次會議要求集中攻打大城市,爭取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李文林返回后,于8月上旬主持召開了贛西南特委第二次全體委員會議,部署貫徹李立三的指示。「二全會」不指名地指責了毛澤東的一系列觀點和做法,撤銷了擁護毛的主張、被毛派至贛西南特委任書記的劉士奇的職務,并建議上海中央開除其黨籍。這一切引致毛的極大不滿,毛早已習慣以中央在江西蘇區最高代表行事,豈能容忍有人在自己眼皮下以擁護中央為名反對自己?此時毛尚不知「立三路線」這個詞語,于是認定「二全會」是「AB團取消派」的會議,并將參加「二全會」的人一律視為「AB團」分于,列入應予「撲滅」的范圍。
  1930年10月,紅一方面軍攻下吉安,在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文件中發現了一張據稱是李文林的地主父親用真名簽字的便條,23這張字條究竟是何內容不得而知,然而將李文林與「AB團」聯系在一起已經有了所謂證據。10月中旬和月底,李文林又在峽江會議和羅坊會議上公開反對毛澤東提出的「誘敵深人」的軍事作戰方針,主張執行李立三有關攻打大城市的指示,與毛的沖突全面激化,由此毛認定李文林就是「AB團」首領。1930年11月底,李文林在寧都縣黃陂被拘押,緊接著一批與李文林有工作聯系的人相繼被捕。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根據犯人被刑訊后的口供,于1930年12月3日寫信給改組后的江西省行委(李文林被捕后,由毛的老部下曾山領導)——(此信其實是毛澤東所寫,大陸學者為避毛諱,有意隱去毛的名字),認定段良弼(省行委常委,贛西南團特委書記)、李白芳(省行委秘書長)等為AB團分子,命令「捕捉李白芳等并嚴搜贛西南的反革命線索,給以全部撲滅」。毛在這封信中要求省行委接到此信后「務必會同李同志(即李韶九)立即執行撲滅反革命的任務,不可有絲毫的猶豫」,對「各縣各區須大捉富農流氓動搖分子,并大批把他們殺戮。凡那些不捉不殺的區域,那個區域的黨與政府必是AB團,就可以把那地方的負責人捉了訊辦」。24
  李韶九攜毛澤東指示信于12月3日前往富田,5日毛又將第二封指示信派兩位紅軍戰士給已出發的李韶九和省行委送去。毛在信中指示彼等要從已被捉的人的線索中「找得更重要的人」,為了督促貫徹兩封指示信,毛又派出總前委秘書長古柏趕往富田「協助肅反」。
  12月7日下午,時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部秘書長兼肅反委員會主席的李韶九代表總前委,到達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富田,指導江西省行委實施總前委關于肅反的部署。李韶九向曾山(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和陳正人面交了毛澤東的指示信,隨即將省行委和紅二十軍八個主要領導人段良弼、李白芳、金萬邦(省蘇維埃政府軍事部長)、周冕(省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謝漢昌(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劉萬清、任心達、馬銘等人予以逮捕。李韶九對這批同志施用了「打地雷公燒香火」等多種刑法,被打同志「皆體無完膚」,「手指折斷,滿身燒爛行動不得」,有的人被當場折磨致死,而每一次用刑都有李韶九在現場指揮。據當時資料記載,被害同志「哭聲震天,不絕于耳,殘酷嚴刑無所不用其極」。12月8日,李白芳、馬銘、周冕的妻子來看被拘押中的丈夫,也被當作「AB團」抓起來,被施以嚴刑「用地雷公打手,香火燒身,燒陰戶,用小刀割乳」。25在慘酷的刑訊下,段良弼供出李文林、金萬邦、劉敵、周冕、馬銘、任心達、叢允中、段起風等「是AB團首頜,并供出紅軍學校有大批AB團」。對于這次刑訊逼供,蕭克將軍在1982年曾回憶道,「即便過了半個世紀,也不能不令人慘然一嘆。我們這些『過來人』也覺不堪回首。」26
  12月7日至12日晚,在短短的五天時間里,李韶九(于9日離開富田)、省蘇維埃主席曾山和總前委秘書長古柏(于8日到達)坐鎮富田,厲行肅反。曾山親自審訊段良弼,所得結果是抓出「AB團」一百二十多名,要犯幾十名,先后處決四十馀人,27  27其中李韶九在未動身前往東固前親自布置將二十五人處決。
  在這之前的12月9日,當總前委派來「協助肅反」的古柏趕到富田后,李韶九帶一個排警衛,押著被捕的紅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離開富田,于10日到達紅二十軍軍部所在地東固,立即與軍長劉鐵超、政委曾炳春研究如何貫徹毛澤東兩封指示信,「找得線索來一個大的破獲」。李韶九、劉鐵超、曾炳春根據段良弼、謝漢昌被刑訊后的口供,認定紅二十軍174團政委劉敵是AB團分子。但因李韶九與劉敵是同鄉,李韶九雖然在談話中已點出劉是AB團分子,但是并沒有立即將劉敵逮捕,只是「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迫使劉敵自己供認。劉敵在富田事變后,寫給中央的信中承認他在同李韶九談話后,即有了發動事變的念頭。劉敵并在信中陳述說,他一向知道「李韶九是素來觀念不正確,無產階級意識很少的一個慣用卑鄙手腕,制造糾紛」的人。為了躲過馬上就要降臨的刑訊逼供,劉敵改用長沙口音對李韶九說,「我是你老人家的部下,……現在幸喜你老人家來了,我只有盡量接受政治教育,承認錯誤,我相信毛澤東同志總不是AB團,軍長總不是AB團,我總為你三位是追是隨,我個人還有什么呢。」李韶九見劉敵這番表態,就放劉敵回去了。28
  12月12日,富田事變爆發。這天上午早飯后,劉敵同獨立營長張興、政委梁學貽秘密開會商量應對李韶九的措施。三人一致認為,紅一方面軍總前委來抓AB團是打擊贛西南黨的干部「陰謀計劃的組成部分」,為了防止陰謀得逞,決定立即逮捕李韶九和紅二十軍軍長劉鐵超等人。會后,劉敵即至獨立營對戰士進行鼓動,率領全營紅軍戰士包圍了軍部,逮捕了軍長劉鐵超,釋放了謝漢昌等人,李韶九被捉后逃走,軍政委曾炳春也跑回家鄉躲避。傍晚,謝漢昌、劉敵率紅二十軍軍部直屬獨立營沖到富田,包圍了省行委和省蘇維埃政府,釋放了在押的段良弼、李白芳等「AB團分子」七十馀人。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也被捉了起來(次日即被釋放,并被邀請在群眾大會上發表演講)。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曾山趁亂逃出富田,跑回家鄉。古柏也從「肅反機關跑了出來」。29古柏之妻曾碧漪、陳正人之妻彭儒均趁黑夜逃走。這就是震驚江西蘇區的富田事變。
  富田事變發生后,謝漢昌、劉敵等把所率領的紅二十軍帶到贛江以西湘贛蘇區永新、蓮花、安福一帶,繼續展開土地革命,并在吉安縣永陽成立了「江西省行動委員會」和「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謝漢昌、劉敵采取了四項緊急措施:
  一、派遣段良弼攜二百斤黃金緊急趕往上海(實際帶到上海中央的只有「幾十兩」),30向中共中央匯報贛西南「肅AB團」及富田事變經過,請中共中央裁決。
  二、通緝曾山、陳正人、古柏、李韶九。省行委認為,曾山等配合李韶九濫抓「AB團」,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緝拿歸案。
  三、爭取贛西南特委下屬的湘贛蘇區西路行動委員會書記王懷的同情與支持(1930年12月9日,毛澤東的老部下,原省行委常委、宣傳部長陳正人率一個排兵力去西路行委,貫徹總前委兩封信的精神,準備逮捕行委書記王懷,但未果)。在王懷領導下的河西蘇區、紅二十軍的反毛行動受到普遍同情,王懷的觀點——紅二十軍行動不是反革命行為,而是「工人階級路線與農民路線兩條路線斗爭」,被迅速傳播開來。富田事變當事人之一的曾山,在幾十年后對此還記憶猶新。他說,當時「河西蘇區黨員和群眾的思想極端混亂,甚至還影響到河東蘇區部分人民和部分黨員的認識也逐漸模糊起來」。31由此可見,當年毛澤東的極端行為造成的影響是何等廣泛。
  四、公開打出反毛澤東旗幟,并試圖爭取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的支持。謝漢昌、劉敵在向贛江西邊轉移途中,張貼大量標語和《告同志和民眾書》,指責毛澤東有「黨皇帝思想」,宣稱「黨內大難到了」并提出「打倒毛澤東,擁護未、彭、黃」的口號。12月20日,謝漢昌、李白芳、叢允中等在永陽鎮寫了《致朱德、彭德懷、黃公略、滕代遠信》,這封信一方面譴責李韶九大抓AB團,對同志濫捕濫殺,同時又抨擊總前委偏護李韶九,還附上了偽造的《毛澤東給古柏的信》,離間毛與朱、彭、黃的關系。
  《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普遍被認為是一封偽造信,當事人彭德懷的證據可能最有說服力。數十年后,彭德懷在獄中寫交待材料回憶此事時說:「這封信是富田事變的頭子叢允中寫的,他平日學毛體字,學得比較像,但是露出了馬腳——毛澤東同志寫信,年、月、日也是用漢字,不用羅馬字和阿拉伯字。」
  這封偽造的毛澤東致古柏的信,自1930年代后,一直未予公開,直到1985年江西出版的一本有關中央蘇區的歷史著作中才首次予以全文披露:
古柏同志:
  據目前各方形勢的轉變,及某方來信,我們的計劃更要趕快的實現,我們決定捕殺軍隊CP與地方CP,同時并進,并于捕殺后,即以我們的布置出去,僅限三日內將贛西及省行委任務完成,于拷問段(指段良弼——引者注,下同)、李(指李白芳)、王(指王懷)等中堅干部時,須特別注意勒令招出朱、彭、黃、滕系紅軍中AB團主犯,并與某方白軍接洽等罪狀,送來我處,以便早日捕殺,迅速完成我們的計劃,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指曾山)、李(指李韶九)、陳(指陳正人)三人,任何人不準告之10/12毛澤東。32
  朱德、彭德懷、黃公略聞知此信有不同的反應。朱德隨紅一方面軍總前委駐在黃陂,沒有直接領軍,因此「離間」能否成功,關鍵在于手上握有一萬兵力的紅三軍團司令員彭德懷及其副手黃公略。
  1930年12月中旬,彭德懷接到謝漢昌等人的信并《毛澤東給古柏的信》,當即作出判斷,認定此是「分裂黨、分裂紅軍的險惡陰謀」,彭德懷迅速草擬一份「不到二百宇的簡單宣言」,宣稱「富田事變是反革命性質的」,表示三軍團「擁護毛澤東同志,擁護總前委領導」。
  至于黃公略的態度則較為曖昧,據彭德懷回憶:「我講這段話時(指彭分析《毛澤東給古柏的信》是偽造的假信)黃公略來了,大概聽了十來分鐘就走了。會后我問鄧萍同志,公略來干嗎?鄧說,他沒說別的。只說:‘老彭還是站在毛這邊的。’他就走了。」33
  在彭德懷的解釋和說服下,紅三軍團的「情緒轉變過來了,把憤恨轉到對富田事變」,彭又把部隊開到距黃陂總前委所在地十五里的小布,親自請毛澤東來三軍團干部會上講話,以表示對毛澤東的堅決支持。
  在富田事變后的緊張形勢下,彭德懷及三軍團對毛澤東的支持具有極重要意義,此舉鞏固了毛澤東已遭動搖的地位。但是事變領導人到處散布的反毛的輿論畢竟已嚴重損害了毛的聲望,毛澤東為了反駁贛西南方面的抨擊,親自出馬,毫無愧作,于1930年12月20日草寫了《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
  在這封答辯信中,毛澤東堅持認為「肅AB團」均是有根有據的。他說:紅軍中「AB團」要犯的口供「多方證明省行委內安了江西AB團省總團部,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為其首要,總前委為挽救贛西南的革命危機,派李韶九同志前往富田捕捉」。毛認定段良弼等為「AB團」首犯乃是證據確鑿,他說:「如果段、李、金、謝等是忠實革命的同志,縱令其一時受屈;總有洗冤的一天,為什么要亂供陷害其它同志呢?別人還可以亂供,段、李、金、謝這樣負省行委及軍政治部主任責任的為什么可以呢?」 34毛明知將段等定為「AB團」全靠刑訊逼供,卻對刑訊逼供無只字批評,反而指責段等不能為革命一時受屈,而不能為革命受屈,就一定是心中有鬼,照毛的邏輯,只要段良弼等自己承認是「AB團」頭子,即可證明彼等系貨真價實的「AB團」——毛的這種邏輯和思維方式,成為日后極左的審干肅反的常規思路,是造成冤假錯案連綿不斷的最重要的思想根源。在這樣的思路下,毛堅持「肅AB團」不僅無錯,反而是對革命的巨大貢獻。他說,「AB團已在紅軍中設置了AB團的總指揮、總司令、軍師團長,五次定期暴動,制好了暴動旗,設不嚴厲撲滅,恐紅軍早已不存在了。」毛聲稱富田事變將「叛逆的原形完全現出來了」,號召對事變進行堅決鎮壓。 35
  1930年12月中下旬,毛澤東以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的名義起草了一份六言體的討伐富田事變的布告:
     段謝劉李等逆,叛變起于富田。
     帶了紅軍反水,不顧大敵當前。
     分裂革命勢力,真正罪惡滔天。
     破壞階級決戰,還要亂造謠言。
     進攻省蘇政府,推翻工農政權。
     趕走曾山主席,捉起中央委員。
     實行擁蔣反共,反對徹底分田。
     妄想陰謀暴動,破壞紅軍萬千。
     要把紅色區域,變成黑暗牢監。
     AB取消兩派,烏龜王八相聯。
     口里喊得革命,骨子是個內奸。
     扯起紅旗造反,教人不易看穿。
     這是蔣逆毒計,大家要做宣傳。
     這是斗爭緊迫,階級反叛必然。
     不要恐慌奇怪,只有團結更堅。
     打倒反革命派,勝利就在明天。 36
  毛澤東理直氣壯乃是他認定自己就是紅軍和黨的象征。毛就是根據地的中央,就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代表,反毛即是「AB團」,所殺的皆是反革命,何愧之有!在毛的眼里,只要目標崇高——撲滅「AB團」就是保衛革命,即使手段嚴厲一些,也無關緊要。在大恐怖中,總前委和毛的個人權威得到完全確立,毛就在大恐怖中成了江西蘇區的列寧!
二、歷時四個月的項英對毛澤東的糾偏
  1931年1月15日,中共蘇維埃區域中央局在寧都小布宣布成立,項英正式走馬上任,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定,由項英担任代理書記,取消總前委和由毛澤東担任的總前委書記的職務,毛澤東、朱德等參加中央局。在蘇區中央局宣布成立的同時,還建立了歸蘇區中央局領導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統領江西和全國紅軍,項英兼任主席,朱德、毛澤東任副主席。至此,從黨的法理上,項英已取代了毛澤東的地位,成為江西蘇區中共黨、軍隊的最高領導人。
  項英前來蘇區及蘇區中央局的建立,是處于轉折年頭的中共實現其將工作重心向蘇區轉移的重大戰略步驟,是落實斯大林及共產國際有關指示的具體行動。1930年7月下旬,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見前來匯報工作的周恩來,指示中共應把紅軍問題放在中國革命的第一位。7月23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政治秘書處發出《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指出,組織蘇維埃中央政府和建立完全有戰斗力和政治堅定的紅軍,「在現時中國的特殊條件之下,是第一等任務」。 37
  中共工作重心向江西蘇區轉移,首當其沖的問題是如何協調中央與毛澤東的關系,及如何評價毛在江西的工作。從這一時期周恩來的言論中可以看出,中共中央對毛并不盡然滿意,但是周恩來卻常以自我批評的口吻談論這類問題。1930年8月22日,周在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說:「我們過去一方面屢屢批評農民保守觀念的錯誤,另一方面反對單純軍事游擊式的策略,中央還特別提出割據的錯誤,對于根據地確實注意得比較少,這是工作中的缺點」。38
  既然已經發現了問題的癥結所在,下一步的措施就必然是加強中央對蘇區的領導和紅軍中黨的領導。在9月29日政治局會議上,周恩來要求中央派自己前往蘇區工作。次日,周恩來又在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強調在紅軍中黨的領導要有最高權威。
  1930年10月3日,六屆三中全會后的全黨最高核心——中共中央政治局三人常委會成立(由向忠發、周恩來、徐錫根組成,周恩來為實際負責人),初步決定由周恩來、項英、毛澤東、余飛、袁炳輝、朱德和當地一人組成蘇區中央局,派項英先行前往江西。10月17日中央政治局最后確定組成以周恩來為書記的蘇區中央局,在周恩來未到達之前,由項英代理書記一職,以蘇區中央局為蘇區黨、軍、政最高領導機構。10月29日周恩來起草中共中央致紅一、紅三軍團前委的指示信,通知毛澤東:「蘇區中央局在項英未到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毛澤東代理書記,朱德為紅一、紅三軍團總司令。目前一切政治軍事領導統一集中到中央局。」39
  至1930年10月,中共中央為貫徹斯大林和共產國際指示的具體措施已經落實就緒。為配合中共中央向蘇區的轉移,周恩來在9、10月采取了更為細致的部署:
  在上海舉辦從蘇聯返國準備前往蘇區的軍事訓練班,一批軍政干部如張愛萍、黃火青等參加學習后被派往江西蘇區。
  安排從蘇聯學習返國的劉伯承、葉劍英、傅鍾、李卓然等把蘇聯紅軍步兵戰斗條令和政治工作條例譯成中文,并送往蘇區。
  主持打通了比較固定和安全的由上海前往江西蘇區的秘密交通線,成立了以吳德峰為局長的中共中央交通局。
  積極籌備建立自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至上海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大功率秘密電臺和上海中共中央機關至江西蘇區的無線電聯系,莫斯科—上海—江西蘇區的通訊渠道即將全部打通。
  項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以中共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的身分,肩負加強中共中央對江西紅軍領導的重大使命,沿地下秘密交通線于1930年底抵達江西蘇區。
  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產業工人的高級領導人之一,他于1921年在武漢加入中共后,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曾在1928年赴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是1925年中共四大后的歷屆中央委員會委員,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又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項英對從蘇聯學來的馬列理論有著堅定的信仰,對斯大林和蘇聯的「感情」較深,個人性格和作風則比較拘謹和嚴肅。
  1930年11月下旬,項英從上海出發,當他剛一抵達江西蘇區就聞知不久前在贛西南紅軍內部爆發了一場矛頭直指紅四軍總前委書記毛澤東的富田事變。
  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成立后的第一項工作就是處理富田事變。1931年1月16日,發出《蘇區中央局通告第二號——對富田事變的決議》,一方面表示「完全同意總前委對富田事變所采取的斗爭路線」;另一方面,又在相當程度上沖淡了毛澤東等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主張采取較為緩和的、有區別的政策,以緩和蘇區內部的緊張關系,避免紅軍的分裂。
  《決議》的矛盾性和含混性集中體現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上。項英認為「江西省行委中之段良弼、李白芳及二十軍政治部主任謝漢昌等均系AB團要犯」,彼等發動「富田事變」是「分裂革命勢力」「分裂紅軍」的「反黨行為」并決定「將富田事變的首領段良弼、李白芳、謝漢昌、劉敵、金萬邦等開除黨籍」;但與此同時,項英又聲稱富田事變不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而是「無原則的派別斗爭」。并責令贛西南特委和紅二十軍黨委,停止黨內互相攻擊,聽候中央局調查處理。
  如果說,項英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認識上采取了折衷主義的立場,那么,項英針對「肅AB團」擴大化的尖銳批評,幾乎就是直接指向毛澤東的了。《決議》重點批評了「過去反AB團取消派斗爭中的缺點和錯誤」,并列舉其主要表現:「第一非群眾路線,許多地方由紅軍或上級機關代打」,「第二是盲動,沒有標準,一咬便打」。項英強調:今后「必須根據一定事實和情形,絕對不能隨便亂打亂殺」,「也不能隨便聽人亂供亂咬加以逮捕」;「黨在每個斗爭中都應以教育方式來教育全黨黨員。這樣才能使黨走上布爾什維克的道路」。40
  項英的上述態度與他對毛澤東的復雜的觀感密切相關。項英在大革命時期雖與毛澤東有過一些工作接觸,但他在未抵江西之前,對江西蘇區的認識全憑在上海中央機關所看到的來自蘇區的零散的報告和周恩來的介紹。項英在性格上較為直露和坦率,與毛澤東是完全不同的兩類人。因此,一經發現富田事變的原委,項英很快就掩飾不住對毛的不滿。但是,項英畢竟是一位老共產黨員,十分了解毛在1927年后對黨與紅軍的貢獻及毛在江西蘇區所擁有的舉足輕重的地位,自己又甫抵蘇區,深知不能公開指責毛澤東,所以在對富田事變性質的判斷及處理方法上煞費苦心,既要考慮到維護毛澤東的威信,又要堅決地制止、糾正毛在「肅AB團」問題上的錯誤。然而隨著項英逐漸熟悉江西蘇區的內情,他原先對富田事變性質的看法進一步發生變化,對毛澤東的批評也日趨尖銳。
  1931年2月4日,項英以蘇區中央局的名義發出《中央局給西路同志信》:「飛函王懷、叢允中等同志及各黨部派一人及有關系諸同志(如陳正人,紅軍學校等)來中央局討論,將一切得到一個最后的解決。」項英在這封信中還明確表示那種認為「二全會」是「AB團」會議的看法是錯誤的,41顯示出與毛完全不同的態度。項英這封信表明他已看手準備富田事變的全部善后處理工作。1931年2月19日,中共蘇區中央局發出第十一號通告,事實上修正了1月16日《決議》關于富田事變是段良弼等人領導的「反黨反革命」行動的看法:
  中央局根據過去贛西南黨的斗爭的歷史和黨組織基礎以及富田事變客觀行動事實,不能得出一個唯心的結論,肯定說富田事變即是AB團取消派的暴動,更不能有事實證明領導富田事變的全部人純粹是AB團取消派,或者說他們是自覺的與AB團取消派即公開聯合戰線來反黨反革命,這種分析和決議正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唯物辯證論的運用,是鐵一般的正確。42
  《通告》宣布開除李韶九、段良弼等五人的黨籍,對其它人,只要「證明未加入反動組織(AB團),承認參加富田事變的錯誤,絕對服從黨的決議的條件之下,應允許他們重新回到黨的領導下來」。
  2月19日后,項英把主要精力放在動員紅二十軍返回河東,毛澤東盡管感到項英的壓力,卻因身系事件中心,一時明顯處于下風,難以有所作為,只能暫取觀望之態,遂把全部身心投入指揮和國民黨「圍剿」部隊的作戰中。
  項英首先責成富田事變時躲回家鄉的紅二十軍政委曾炳春回到河西紅二十軍中去作說服動員工作。并隨帶中央局指示,通知贛西特委負責人和參加事變的領導人回蘇區中央局開會,并委派干部去永陽解散由謝漢昌等成立的江西省行動委員會。
  是否去蘇區中央局開會,這是關系到領導事變負責人的人身安全的關鍵性問題,在這個節骨眼上,項英的個人威望起決定性的作用。據曾山回憶,謝漢昌等對項英抱很大希望,「估計項英同志是支持他們的」,在這種預期心理的作用下,1931年4月間,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者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西路行委書記王懷,遵照項英和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回到寧都黃陂蘇區中央局駐地參加會議,「向黨承認錯誤,請黨教育」,只有段良弼一人因去上海中央匯報富田事變而未前往。紅二十軍的官兵也遵照蘇區中央局的指示,「努力向泰和、固江北路殲滅各地地主武裝,奪回被迫反水群眾」,但是等待他們的命運卻是他們和項英都未曾料到的:中共中央否決了項英對富田事變性質的評價及其處理方法,謝漢昌、劉敵、李白芳等及紅二十軍、贛西南大批黨員干部的出路只有一條:被槍斃!
三、「肅AB團」烽火再起:中央代表團貶斥項英,支持毛澤東
  根據迄今披露的資料顯示,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次對富田事變作出反應。
  1930年11月至1931年1月,是中共歷史上的一個特殊時期;上海中央內部圍繞「糾正立三路線錯誤」的問題發生了激烈的爭論。從莫斯科中山大學返回,原先在中共黨內地位較低的陳紹禹(王明)、秦邦憲(博古)、王稼祥等要求召開緊急會議,改組在和「立三路線」斗爭中「犯了調和主義錯誤」的以周恩來、瞿秋白為核心的中共中央;而以何孟雄和羅章龍分別為首的「江蘇省委派」和「全總派」,在一度與陳紹禹等聯絡反中央后,又轉而反對陳紹禹新提出的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的主張。黨內各派別的爭論使中共瀕于分裂,最后,在1930年12月中旬秘密抵達上海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的親自主持下,中共中央于1931年1月7日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四中全會,強行統一了全黨的認識。會議改選了中央政治局,陳紹禹在米夫的支持下進入了中央政治局,由周恩來、向忠發、張國燾組成中央常委會,仍由向忠發担任總書記一職,但從此中共中央實際由陳紹禹、周恩來掌握。1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一致通過開除繼續反對中央的羅章龍的中央委員及黨籍,至此,開始了中共黨史上被稱之為「王明左傾路線統治時期」。在這次會議后,原有的黨內紛爭基本結束,中央政治局的工作走上軌道。
  一經解決了黨內的分裂危機,新成立的中央政治局所處理的第一件大事就是討論富田事變問題。
  1931年2月13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富田事變。在這里,有若干問題仍存有疑點:中共中央是如何知道富田事變發生消息的?1931年l—2月上海中央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系還未建立,直到同年秋,才開通了上海中央經香港與江西蘇區的電訊聯絡。有資料顯示,富田事變后,中央政治局曾要求毛向中央報告富田事變真相,43毛是否對此作過反應?毛澤東在富田事變后,曾寫有《總前委答辯的一封信》,這封信是否是給上海中央的?據八十年代后期披露的權威性資料反映,富田事變中被扣押的中央提款委員易爾士(劉作撫)在事變后即被段良弼開釋,攜在蘇區籌集的千兩黃金很快返回上海向中央匯報。另有資料透露,1931年2至3月,段良弼及江西省團委共三人去上海匯報富田事變經過,博古等會見了他們,并向中央常委會作過報告。博古判定,贛西南來人及其口頭敘述與少共中央所收到的贛西南控告毛的文件大體都是真實的。44盡管周恩來沒有接待過贛西南來人,但有一個問題基本可以確定,這就是在1931年2月13日前,周恩來等已得知富田事變的有關情況,此時的周恩來已意識到在贛西南所發生事件的嚴重性質,并決定采取相應的組織措施。
  周恩來在2月1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作了兩項決定:第一、立即給江西發一中央訓令「停止爭論,一致向敵人作戰」;第二,重新調整中共蘇區中央局人選,決定項英、任弼時、毛澤東、王稼祥為常委。經過這次調整,毛澤東在蘇區中央局第二號人物的角色將由任弼時担任,而剛剛在六屆四中全會担任中央委員的留蘇派王稼祥則進人了蘇區中央局最高領導機構。45
  2月16日,中央政治局又舉行會議,決定由周恩來、任弼時、王稼祥組成委員會,研究富田事變的性質及處理意見。2月20日,中央政治局專門開會討論三人委員會的意見,周恩來代表三人委員會發言:「贛西南的AB團是反革命組織,但是尚有動搖的和紅軍中的不堅定分子,在客觀上也可為AB團所利用」。46
  會議決定:根據周恩來這一結論,由任弼時起草一信,要江西蘇區停止爭論,集中一切力量對付敵人,派遣中央代表團前往蘇區處理富田事變,中央代表團有全權解決的權限。
  2月23日,中共中央發出由任弼時起草的致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黨部的信,信中指出:
  不幸的富田事變,恰恰發生于敵人加緊向我們進攻而紅軍與群眾正在與敵人艱苦作戰的當兒,無論如何,總是便利于敵人而削弱我們自己的。中央特決定立即派出代表團前往蘇區組織中央局,并委托代表團以全權調查與解決這一問題。在中央代表團沒有到達以前,從總前委起,江西省委、各特委、各紅軍黨部一直到各地黨的支部都要立即停止這一爭論,無條件地服從總前委的統一領導,一致的向敵人進行殘酷的戰爭。47
  任弼時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這封信,在兩個關鍵性的問題上,推翻了1930年1O月中央政治局原先作出的決定,沉重地打擊了項英。
  第一,否認了經中央政治局批準(中央六屆三中全會后的政治局)而剛剛成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合法性,剝奪了項英在江西蘇區的最高領導權。
  第二,明確規定,在中央代表團抵達之前,毛澤東在江西蘇區享有指揮一切的最高權威,重新恢復了被取消的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否認了1月中旬剛成立的項英領導的中共中央軍委的合法性(事實上,1931年1月30日,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央政治局已決定重新組成由周恩來為書記的新的七人中央軍委)。
  3月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組成由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立即動身前往江西蘇區。作為中央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派往江西的第一個高級代表團,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的直接使命是代表中央政治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享有明確而全面的授權。為策安全,議定任弼時于3月5日出發,王稼祥3月7日啟程。
  關于共產國際對富田事變的態度,至今沒有詳盡資料。1931年春,共產國際常駐中國的機構是設在上海的遠東局,負責人羅伯特系德國人,其人在共產國際地位較低,他的意見經常不被中共中央領導人重視和接受。早在1930年春由于中共中央與遠東局在「富農問題」等意見上的分歧,周恩來曾專程去莫斯科共產國際總部匯報。1931年夏秋,由于羅伯特向莫斯科匯報了李立三試圖把蘇聯拉入中國內戰的情報,以及遠東局對李立三的抵制,羅伯特在共產國際的地位有所提高,但仍不具備足夠的權威,以至于共產國際專門派遣米夫秘密來華主持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據有關資料透露,米夫于1930年12月抵華后,曾在上海秘密逗留半年時間,但迄今也未發現有關米夫對富田事變發表看法的任何資料。
  只有一兩份資料間接透露了有關共產國際對富田事變的態度。根據《周恩來年譜(1898—1949)》一書透露:1931年3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開了會議,周恩來在會上提出了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意見。至于遠東局意見的具體內容如何,該書未作任何披露。但筆者根據周恩來在3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和次日發表的《中央政治局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判斷共產國際遠東局對富田事變的大概意見是:一、富田事變是反革命行動。二、不應夸大敵人在內部進攻的力量。
  筆者的這個判斷可從另一份資料中得到證實。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的《任弼時傳》透露:在1930年2月20日討論富田事變的政治局會議后,與中央政治局的意見相異,共產國際遠東局不同意貿然肯定總前委反「AB團」的行動,因此在由任弼時代表中央政治局起草的2月23日的信中,沒有寫上總前委反AB團「一般是正確的」這句話。但是到了3月27日,遠東局改變了原有的看法,認定富田事變「是反革命的暴動,前委領導是對的」,甚至要求政治局與遠東局聯名發表對富田事變表態的決議。   48這就是次日發出的《中央政治局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
  1931年3月28日中共中央發出的《決議》究竟是誰起草的,迄今仍無直接資料予以證實,筆者分析周恩來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周恩來在政治局內分工負責蘇區與紅軍的工作,從1931年1月起,周恩來起草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第一號通告后,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起草了約七份有關涉及全黨政治路線、紅軍與蘇區工作,以及致共產國際執委會的指示信和電報。舉凡全局性的、最重要的文件均由周恩來參與起草。《決議》體現了周恩來所特有的雖具強烈傾向性、但仍含折衷色彩的思維及行事方式的風格,與周恩來在討論富田事變的2月20日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精神基本一致。《決議》指出:「(富田事變)實質上毫無疑問的是階級敵人以及他的斗爭機關AB團所準備所執行的反革命行動」「在澤東同志領導下的總前委堅決反對階級敵人的斗爭路線,實質上是正確的。這種堅決與革命敵人斗爭的路線在任何時候都應執行」。《決議》又說,「同時過份的估量反革命組織力量及它在群眾中的欺騙影響而減弱我們有群眾力量有正確路線可以戰勝階級敵人的堅強信心,這也是一種危險」。 491931年2月以后,中共中央及周恩來在對富田事變定性問題上一直持強硬態度,以任弼時為首的赴蘇區的中央代表團忠實地執行了周恩來的方針,而根本不知道隨后不久中共中央及周恩來等對富田事變的看法又發生了新的變化。而具體改變肅反政策及糾正毛在肅反問題上的錯誤,則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后,此時,數千名紅軍將士和地方干部早已被冤殺。
  1931年4月中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帶看六屆四中全會的文件,經閩西到達贛南,和項英領導的蘇區中央局會臺。在任弼時等未抵達江西蘇區之前的3月18日,項英曾主持召開了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本是項英為加強蘇區內部團結而開的一次會議,也是鞏固其在蘇區領導權威的一個重要行動。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傳達剛剛收到的1930年10月共產國際的來信,具體討論的問題包括富田事變和「一、三軍團過去工作的檢閱」等。項英在談到蘇區中央局處理富田事變問題時,進一步重申:「用教育的方法是對的,我們應該清楚認識所有參加富田事變的人不一定個個都是AB團取消派,如果否認這一點是錯誤的。」50
  然而,項英的意見在中央代表團抵達后立即被推翻。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下車伊始,馬上召開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傳達六屆四中全會文件和中共中央對富田事變的意見,作為「第一次擴大會議的繼續」。4月17日,由任弼時主持在寧都的青塘舉行中央局擴大會議,毛澤東、項英等參加了會議。這次會議通過了中央代表團起草的《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進一步肯定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以立三路線為旗幟的反革命暴動,更清楚的說,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與立三路線的一部分擁護者所參加的反革命暴動。」
  《決議》批評蘇區中央局是在三中全會「調和路線」下成立的,指責項英為首的蘇區中央局「解決富田事變的路線完全是錯誤的」:
  (項英)根本沒有指出富田事變是AB團領導的反革命暴動,反而肯定富田車變不是AB團的暴動,這完全是模糊了富田事變的反革命性質。又說富田事變是由無原則派別斗爭演進而成的,更是大錯特錯。
  由于推翻了項英對富田事變的分析和處理意見,中央代表團與毛澤東在思想一致的基礎上建立起密切的友好合作關系。1931年5月,重新恢復了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建制,仍由毛澤東担任書記。8月毛澤東担任蘇區中央局書記,1931年10月11日,蘇區中央局致電中共中央,通報由毛澤東正式取代項英,主持蘇區中央局:
  項英解決富田事變,完全錯誤,認為是派別斗爭,工作肱力不夠領導。因此喪失信仰,中央局決定以毛澤東代理書記,請中央批準。51
  與重新確立毛澤東領導權相同步,是重新逮捕、審訊響應中央局通知回到中央局開會的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人。在蘇區中央局的直接領導下,成立了以周以栗(1930年長江局派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代表,隨后與毛澤東結成密切關系)為首的審判委員會,「首先把富田事變頭子劉敵執行槍決」,然后,依次「公審」謝漢昌、李白芳、金萬邦、周冕、叢允中等,也一并處死。事隔三十年后,當年參加「公審」的曾山回憶了這次公審,他說:
  在公審中,毫無逼供現象,被審的人完全可以自由自在地談他自己的意見。他們不承認是反革命組織,而肯定是一個反毛團的組織。52
  處決富田事變的主要領導人并不意味「肅AB團」運動已告「勝利完成」,相反,它標志著更大的「打AB團」風暴的襲來。1931年7月間,原在河西堅持游擊戰爭的紅二十軍在政委曾炳春和繼劉鐵超之后任軍長的蕭大鵬的說服教育下,服從中央局決定,回到蘇維埃中心區域的河東于都縣,但是等待他們的并不是歡迎和鞭炮,而是大逮捕和大處決。蘇區中央局命令解散紅二十軍,扣押軍長蕭大鵬、政委曾炳春,直到副排長的全體干部,「士兵被分編到四軍、三軍團去」。被扣押的紅二十軍干部,大部分被當作「AB團取消派」受到「處置」(即槍決)。
  在地方,「贛西南地區的干部百分之九十以上被打成AB團分子」,「有的被錯誤處置,有的被監禁或停止工作」。 53繼毛澤東在1930年發動「打AB團」運動后,江西蘇區的「肅AB團」只因項英的堅決制止才停頓了四個月,又在1931年4月后如火如荼全面開展起來,并在五、六、七三個月達到最高潮。
  為了貫徹落實蘇區中央局4月17日《關于富田事變的決議》中提出的對「AB團」分子要「軟硬兼施,窮追細問」的精神,加緊了對所謂「AB團」分子的刑訊逼供。「所有AB團的破獲完全是根據犯人的口供去破獲的,……審犯人的技術,全靠刑審」。對犯人普遍采用「軟硬兼施」的方法:所謂「軟」,「就是用言語騙出犯人口供,……所謂硬的方法,通常著雙手吊起,人向懸空,用牛尾竹掃子去打,如仍堅持不供的,則用香火或洋油燒身,甚至有用洋釘將手釘在桌上,用篾片插入手指甲內,在各縣的刑法種類無奇不有,有所謂炸刑(萬泰),打地雷公,坐轎子,坐飛機(各縣皆然),坐快活椅子,蝦蟆喝水,猴子牽韁,用槍通條燒紅通肛門(勝利縣)……等。就勝利(縣)說,刑法計有一百廿種之多……」。54在運動中,被審人因經不住酷刑亂供亂咬,使「AB團取消派」越打越多,「凡打AB團不毒辣的,都認為與AB團有關系,有被扣留的可能」。而肅反機關則捕風捉影,「甚至于公開的說,寧肯殺錯一百,不肯放過一個之謬論」,使得「人人自危,噤若寒蟬,因之提拔干部,調動工作,大部分人都是啼啼哭哭,不愿意去……,在打AB團最激烈的時候,兩人談話,都可被疑為AB團」。55
  當時在中央蘇區的鄧小平對此慘劇也有過評論。他說,「我對總前委之反AB團的方式亦覺有超越組織的錯誤,這種方法事實上引起了黨的恐怖現象,同志不敢說話」。56
  然而,在「肅AB團」的基礎上,中央代表團和毛澤東結成的友好合作關系,僅維持了七個月左右,一經解決了毛澤東與項英在「肅AB團」問題上的矛盾后,中央代表團和毛之間又逐漸產生了新的矛盾。除了政策分歧外,毛的個人權力與中央代表團權限的不明確,也加劇了雙方關系的緊張。至少在法理上,毛澤東是江西蘇區黨、軍隊、蘇維埃政權的最高領袖,而中央代表團的地位則不甚明確。從中共中央授權講,任弼時應是江西蘇區最高負責人,但毛澤東已就任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一職,因此,無論是從實力基礎或是從蘇區中央局書記的法理權限講,毛已是蘇區最有權力的人,而中央代表團雖具權威,但只是處在一個監督者的地位。于是,在諸多矛盾的作用下,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中央的蜜月終于在1931年11月初宣告結束,從此雙方開始了長達三年零兩個月的對抗和沖突。
  三  周恩來與毛澤東在蘇區肅反問題上的異同點
  長時期以來,關于蘇區肅反「擴大化」的問題,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是一個被嚴重搞亂的問題。根據傳統的解釋,造成蘇區「肅反」災禍的所有罪責,皆在王明與王明路線的身上,毛澤東與此毫無關聯。不僅如此,毛還被描繪成是與王明「左傾」肅反路線斗爭的英雄。然而歷史的真實卻與此相反,毛是蘇區極端的肅反政策與實踐的始作俑者。
  其實在肅反問題上,毛與中共中央并無原則上的分歧,雙方都一致肯定肅反的必要性,但是隨看周恩來等較深人地了解到蘇區肅反的真相,中共中央開始調整肅反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糾偏的措施。同時,原先對毛個人專權的懷疑也在逐漸增長,中共中央加強了對毛的防范,并果斷中止了針對革命陣營內部的大規模的肉體消滅行動。
  1931年3月,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啟程赴贛后,中共中央在繼續強調富田事變「反革命性質」的同時,開始提及防止肅反「過火化」的問題。1931年7月下旬,隨任弼時等同赴江西蘇區的中央巡視員歐陽欽返回上海,他完全接受了蘇區存在大量「AB團」的論斷,并將此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匯報。1931年8月30日,周恩來在聽取歐陽欽的匯報后,起草了《中共中央致蘇區中央局并紅軍總前委指示信》,在肯定中央蘇區「反AB團斗爭是絕對正確的而必要」的同時,批評了在反「AB團」斗爭中存在的「簡單化」和「擴大化」的錯誤,強調:「不是每一個地主殘馀或富農分子便一定是AB團」「不是每一個黨的錯誤路線的執行者和擁護者,每一個落后的農民,每一個犯有錯誤傾向或行動的黨員或群眾便一定是AB團」。57
  周恩來起草的這封信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被略去周的名字,作為王明路線的代表作受到嚴厲批判,直至八十年代中期仍被指責。 58
  周恩來的這封信之所以使毛澤東不能忘懷,蓋因為這封信對中央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即贛南會議)起到重要的指導作用,任弼時等依據這封指示信中有關糾正「富農路線」的精神開始了對毛的不指名批評。
  任弼時作為中央代表團團長,在贛南會議上傳達了周恩來指示信的精神,但因任弼時已深深地卷人到「肅A13團」運動,因此贛南會議把重點放在檢討土地政策方面,而沒有深入檢討肅反工作。雖然在贛南會議的《政治決議案》和1931年12月5日蘇區中央局致各級黨組織的指示信中,都傳達了中共中央對蘇區肅反「擴大化」的批評,并且提出了「堅決的反對極有害的極錯誤的『肅反中心論』」的口號,但中央蘇區的亂打亂殺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止。
  中央蘇區大規模的「肅AB團」運動是在1931年底周恩來進人江西蘇區后才真正得以停止。由于蘇區肅反與中共中央的「反右傾」路線及與蘇區領導層內部的斗爭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周恩來不得不采取較為縝密的措施,一方面避免與毛澤東發生直接的對抗;另一方面大大加強了蘇區中央局的權威,才將中央蘇區從肅反大恐怖中解脫出來。
  周恩來具體了解肅反所造成的慘禍是他在1931年12月中旬從閩西進人到贛南的途中。此時閩西正在轟轟烈烈開展一場與贛南「肅AB團」平行的肅反運動——「肅社民黨」,這場斗爭的殘酷性及對閩西蘇區造成的巨大破壞,促使周恩來采取緊急措施,對蘇區肅反進行急剎車。
  發生在閩西的「肅社會民主黨」事件起始于1931年初,到了3月,迅速走向高潮,在運動規模、肅反手段及殘酷程度方面,都與贛南的「肅AB團」難分伯仲。在近一年的時間里,大批紅軍干部、地方領導人及普通士兵、群眾被扣之以「社黨分子」的罪名被鎮壓,遇害者總數達6352人。59由此引發了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傅伯翠脫離共產黨,擁兵自守的事件,并造成與富田事變類同的1931年5月27日的「坑口事變」。經這次肅反,閩西蘇區元氣大傷,黨員人數由原先的八千人,減至五千人。 60
  對于閩西的「肅社民黨」事件,中共中央、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中央代表鄧發、閩西地方領導人張鼎丞、和中央代表團成員任弼時,各有其不同的責任。
  受到共產國際「反右傾」路線影響,中共中央對待閩西「肅社民黨」的態度和對「肅AB團」完全一樣:先期全力支持;到了1931年8月后,在繼續肯定「肅社民黨」的同時,重點轉向防止肅反的「過火化」、「簡單化」。
  1931年4月4日,經周恩來修改的《中央對福建目前工作決議》發出,要求福建省委「依據國際路線和四中全會的決議在實際工作中進行全部的徹底的轉變」。61中共中央同日根據閩西給中央的報告,發出致閩粵贛特委信,對肅反工作作了如下的指示:「普遍的白色恐怖積極的打入到黨的組織內和紅軍中來從事破壞(閩西的所謂社會民主黨、江西的AB團以及其它地方的改組派等),從蔣介石到傅伯翠都有整個的聯系和計劃的」,要求各級黨組織應對他們采取「最嚴厲的手段來鎮壓」。 62
  中共中央的4月4日來信,對閩西的肅反起到火上澆油的惡劣作用。這封信究竟是誰起草的,大陸方面至今仍未公布。根據有關線索分析,周恩來起草的可能性最大。如前所述,周恩來在政治局內分管蘇區和軍事工作,凡涉及蘇區及軍事方面問題的中央指示信,一般皆由周恩來草擬,就在發出給閩粵贛特委信的當天,周恩來修改的中央對福建工作指示信也一并發出。同日,周恩來還出席了討論湘鄂贛邊蘇區問題的政治局常委會。作為中央負責人,周恩來對閩西肅反的「過火化」、「擴大化」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
  1931年夏,周恩來對蘇區肅反問題的認識發生明顯變化,在批評「肅AB團」問題上的「簡單化」、「擴大化」的同時,周恩來也對閩西的「肅社民黨」中暴露出的問題提出了較為直接的批評。
  1931年9月中旬前后,由周恩來于8月29日起草的中央致《閩粵贛蘇區省委的信》送達閩西。這封信既肯定了「社民黨在閩西和其它地方是存在的」,又對閩西肅反提出了一系列的疑問:
  (社黨分子)既然能廣泛的深入我們的黨團和紅軍中去,經迭次破獲和逮捕以后,仍然時常發現他們在我們組織中活動?為什么一部分被欺騙的群眾抱著觀望的態度不能自動的自首,甚至害怕加入共產黨?這些問題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從你們一系列文件中找不到這些問題的最圓滿的回答。63
  周恩來在肅反問題上的這種新態度,為他在抵達蘇區后對惡性肅反進行緊急糾偏,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礎。然而,在當時具有像周恩來這樣有靈活眼光的蘇區領導人少之又少,閩粵贛黨的最高負責人鄧發,就缺少周恩來的學養和眼光,他在主持閩西肅反時的狂熱態度,直接釀成了閩西肅反慘禍。
  1930年12月,受六屆三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的派遣,新增選的中央委員鄧發到達閩西的龍巖,担任新成立的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從隸屬關系上,鄧發應直接受蘇區中央局領導,但由于當時閩西與贛南尚未打通(1931年9月,閩西才與贛南蘇區打通,連成一片),鄧發實際上享有工作中的高度自主權。鄧發抵閩西后,即和當地干部鄧子恢、張鼎丞、林一株、羅壽春等組成了新的黨與蘇維埃領導機構;全面負責起閩西蘇區的工作。
  鄧發和項英都是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為加強蘇區工作,被中共中央派往蘇區的。項英在前往贛西南的途中路經龍巖,曾與先期抵達的鄧發見面。項英抵達贛西南后,立即集中精力處理富田事變的后遺問題,未曾過問閩西的工作。
  鄧發與項英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在中共早期歷史上,兩人都曾聲名顯赫。鄧發更因在省港大罷工期間担任過工人糾察隊隊長,對「群眾專政」的一套較為熟悉。鄧發進入閩西蘇區后。一時頗看不慣在農村根據地中盛行的「流氓現象」和「流氓作風」,當鄧發看到蘇維埃文化部里,竟有干部抱著兩個女人睡覺,就憑直覺做出判斷,閩西黨和蘇維埃機關里,已混人大量的反革命分子。而當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由羅炳輝任軍長,譚震林任政委)部分指戰員在大會上呼錯口號的事件發生后(1931年1月初,紅十二軍召開紀念李卜克內西、盧森堡、列寧大會,有十幾名紅軍指戰員由于不了解第二國際與第三國際的區別,在會上呼喊「擁護第二國際」、「社會民主黨萬歲」,鄧發便毫不猶豫地發動了「肅社民黨」運動。同是六屆三中全會派往蘇區的中央代表,鄧發缺乏項英所具有的對復雜事物進行縝密分析和慎重判斷的能力,鄧發的激烈的性格和狂熱的革命氣質導致閩西肅反的規模不斷擴大。
  由鄧發主導的閩西肅反具有革命絞肉機的全部特征,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肅反的唯一手段就是處決;恐怖機器一經開動,就產生了自我驅動的內在動力,使其瘋狂運轉,不斷依次進人更高階段,結果是縱火者也與之俱焚——殺人者終被殺!
  1931年3月2日,由處決原紅十二軍第100團政委林梅汀等十七人而拉開了閩西蘇區肅反大恐怖的帷幕,肅反狂潮迅速波及紅軍、黨和蘇維埃各級機構,以及共青團、少先隊、兒童團系統,結果導致地方紅軍中大部分排以上干部,閩西蘇維埃政府三十五名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中的50%,64段奮夫等一批閩西農民暴動的領導者,和永定、龍巖、杭武等縣區的負責人都盡行被消滅。被害者中大多為二十幾歲的青年,閩西肅反第一個犧牲者林梅汀被殺時,年僅二十四歲。在被害者中,也有不少少先隊、兒童團員,最小的只有十六歲。65許多五花八門的罪名,諸如參加了「社民黨」的「十毫子運動」、「食煙大同盟」、「姑娘姐妹團」、「找愛團」、「膳食委員會」,都成為被處決的理由。
  在閩西肅反的犧牲者中,地富家庭出身的黨員干部占有相當的比例,這也反映了蘇區肅反運動的一個帶有共性的特征,即在所有清洗運動中地富出身的黨員干部都是首當其沖的整肅對象。在1931年3月2日召開的閩西第一次公審處決大會上,閩西肅反委員會主席林一株明確宣布懲處「社黨分子」的三項原則,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即出身不好者處以死刑,其依據是,「地主富農子弟,在斗爭中必然會背叛革命」。 66
  由「肅社民黨」造成的空前「紅色恐怖」使閩西蘇區的黨員、干部和普通群眾陷入一片驚恐之中,許多干部和戰士被迫逃亡,有的甚至飄洋過海以求避難,更多的人則紛紛逃往由傅伯翠控制的上杭古蛟區。
  傅伯翠是蛟洋農民暴動的領導人,曾任紅四軍四縱隊司令員和閩西蘇維埃政府財政部長。傅因在其家鄉古蛟區實行「共家制度」受到閩西黨組織的批評,其后,又因拒絕出席黨的會議和拒不服從工作調動,在1930年10月,被黨組織指稱為「第三黨觀點」而受到留黨察看的處分。鄧發担任中共閩粵贛特委書記后。在1931年2月宣布開除傅伯翠的黨籍,并派紅軍攻打傅的家鄉古蛟區,逼使傅伯翠走上擁兵反抗的道路。
  1931年3月6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布第二十三號通告,宣布傅伯翠為閩西「社民黨」首領,古蛟區為「社會民主黨巢穴」。在大恐怖中,傅伯翠控制的古蛟區成為大批紅軍干部戰士逃避捕殺的避難所。67
  1931年春夏之交,閩西大規模的紅色恐怖已發展到動搖共產黨社會基礎的危險地步——在閩西政府所轄之下,風聲鶴唳,人人自危,根據地的社會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在傅伯翠擁兵反抗之后,1931年5月27日,又爆發了在中共歷史上鮮為人知的「坑口兵變」。
  「坑口兵變」的發生與被鎮壓,幾乎與贛西南的「富田事變」如出一轍。
  在閩西大清洗的高潮階段,閩西杭武縣第三區(現屬上杭縣溪口鄉,太拔鄉)區委書記何登南、縣武裝第三大隊政委陳錦玉等二百人被控以「社黨分子」的罪名,被拘押在坑口和白砂(縣蘇維埃政府所在地)。5月27日,縣武裝第三大隊大隊長李真,副政委張純銘,副大隊長丘子庭等率眾扣押了正在此巡視的閩西蘇維埃政府秘書長羅壽春,迫其書寫手令釋放被扣人員。當晚,李真等率領三大隊包圍區蘇維埃政府,放出被捕人員。同時又派出一部分人員前往白砂,以羅壽春的手令,將被關押的第三區人員帶回釋放。
  以鄧發為書記的中共閩粵贛省委(1931年5月,原特委易名為省委)得知「坑口事變」消息,立即認定屬于「反革命暴動性質」,隨即抽調新紅十二軍進攻杭武第三區,至5月29日,除少數人逃亡外,第三大隊的大部分人員被繳械逮捕,兩天前剛被釋放的人員又再次被捕。同日,閩粵贛省委作出決議,指示:「對于已經被捕的社黨,應多方審訊以破獲其整個組織,同時要很快地處決」。68于是,李真、何登南、丘子庭及第三大隊絕大多數被捕干部、戰士盡被處決。
  5月29日的鎮壓雖然極為嚴厲,但是并沒有完全壓下閩西蘇區軍民對肅反的極度憤怒。6月1日,杭武縣第二區部分干部與地方武裝又發動反抗,在此前后,永定的溪南和虎崗,也發生類似自發的反抗行動,但全部遭到鎮壓。69
  鄧發作為中共閩西蘇區黨的最高領導人,對于所發生的這一切極端行為,應負有直接的、第一位的責任。
  在閩西肅反問題上,担任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的張鼎丞與充滿肅反狂熱的鄧發相比,其態度要相對溫和一些,但是他最終還是屈從于鄧發的意志。
  張鼎丞是閩西黨和蘇維埃政權的主要創始者,極為熟悉閩西革命歷史和干部狀況,是閩西地方干部的代表人物。鄧發抵達閩西后,張鼎丞作為鄧發的副手,有責任向鄧發介紹他所了解的閩西干部的真實情況,并在肅反襲來時盡全力保護干部。但是迄今為止,這類事例還很少披露。相反,所能發現的,盡是以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的名義所發布的肅反通告。在這類文告中,尤以張鼎丞在1931年2月21日發布的「裁字」第一號、第二號給閩西造成的危害最為嚴重。
  在發動「肅反」之初,張鼎丞曾在文告中規定,社黨主要負責人,應扣留嚴辦,一般成員在交待其行為后,令其自首,處以禁閉和警告。70閩西政府還曾公布《反動政治犯自首條例》,明文規定凡在半個月內自首者,不論其職務高低,概行免去處罚。然而,這些規定并沒有真正實行,隨著處決權迅速下放,這類政策條令形同一紙廢文。
  1931年3月18日,閩西政府發出第二十五號通告,修改了處決人犯需報請閩西政府批準的規定。明確宣布,「如有迫不及待要先處決的」,可先行刑,再「補報到本政府追認」。71這個新規定,造成大處決迅速蔓延,蘇區各級組織甚至包括醫院,都有權隨意逮捕、處決「社黨分子」。而在當時的狂熱氣氛下,指稱「社黨分子」全憑肉刑和逼供,結果被捕者屈打成招,胡亂招供,形成恐怖的「瓜蔓抄」,甚至在少先隊、兒童團也多次破獲「社黨」。
  自1931年3月處決權下放后,在近一年的時間里,肅反成了閩西一切工作的中心。閩西政府要求各地在兩個月內肅清「社黨」。在上級號召的推動下,各級組織均以捕人愈多,處決愈快為革命最堅決的標準,一些對運動稍有懷疑的干部,迅即被草率處決。永定縣委負責人謝獻球、盧肇西、曾牧村等因「對特委將社會民主黨名單要他拘捕,完全猶疑不堅決的態度」,而被冠之以「杜黨」罪名處死。 72為自保性命,各機關實際上展開了一場殺「社黨」的大競賽。一旦開了殺戒,殺一人與殺一百人都一樣,肅反干部的瘋狂與內心恐懼交織在一起,只有通過殺更多的「社黨」才能舒緩心理的失衡。于是,「肅反」野火越燒越旺,一發不可收拾,一直到周恩來抵達閩西后才被撲滅。
  張鼎丞對閩西肅反慘禍應負的另一份責任還在于他對主持肅反大計的林一株沒有發揮應有的約束力。林一株為閩西地方干部,是閩粵贛特委的主要負責人之一,在閩西肅反中,担任權勢極大的閩西政府肅反裁判部部長,是一個令無數人聞之色變的人物。有論著稱,林一株「在處理一系列重大案件時,完全背著閩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 73這種說法有其一定的真實性,因為林一株直接聽命于鄧發,且有擅權之惡名。但是作為閩西黨的元老,張鼎丞應對本地干部出身的林一株具有一定的影響力和約束力。將閩西肅反慘禍的全部責任推到鄧發和林一株身上,似乎張鼎丞與此毫無關系,顯然是說不通的。因為在閩西肅反中,張鼎丞始終處在安全和有權的地位。而在肅反高潮中,許多受害者都曾寄希望于張鼎丞能對林一株發揮某種約束力。
  在收到周恩來起草的批評閩西肅反擴大化的8月29日來信后,閩西最高領導對林一株的約束力立時就顯現出來。鄧發等把肅反干將林一株等拋出來,送上斷頭臺,雙手沾滿無辜者鮮血的林一株在肅反傳送帶上終于走到了最后一站。9月29日閩西蘇維埃政府發出第九十七號通告,宣布林一株是閩西「社黨」特委書記,同時指稱羅壽春(閩西政府秘書長)、張丹川(閩西政府文化部長)、熊炳華(閩西政府勞動監察部長)等八人為閩西「社黨」核心人員,分別予以處死。
  張鼎丞在閩西肅反問題上所持的立場和態度,應是受到贛西南「肅AB團」的嚴重影響。這個時期,閩西與贛西南的交通雖未打通。但兩地一直有著密切的聯系,張鼎丞與毛澤東早在1929年就相識。率先在閩西打「社黨」的閩西地方部隊紅十二軍的主要領導人譚震林、羅炳輝都是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派來支持閩西的。在贛西南發起「肅AB團」,尤其在富田事變爆發后,張鼎丞的思想受到波動,繼而「頭腦發熱」應是不奇怪的。
  對于閩西肅反慘禍,任弼時也有其間接的責任。1931年3月15日,正在閩西肅反走向高潮之際,任弼時率領的中央代表團在前往贛西南途中路經永定縣的虎崗,任弼時向鄧發等傳達了六屆四中全會精神,要求閩西「集中火力反右傾」。閩西本來就左禍嚴重,如今又再「反右傾」,只能使左禍連天。任弼時在對待鄧發與項英的態度上也完全不同,任弼時在抵達贛西南后,不滿項英對肅反的消極態度,下令免去項英的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而鄧發則繼續担任閩西最高負責人的職務,這助長了本來就夠左的鄧發,使其在極左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毛澤東與閩西肅反有無關聯,這仍是一個有待研究的問題,但從時間上判斷,項英進人贛西南后,毛澤東被免去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毛并很快領導紅一方面軍與進攻蘇區的國民黨軍作戰,毛似無機會過問閩西肅反一事。
  在另一方面,閩西肅反又是一件發生在贛西南眼皮底下、震動蘇區全局的事件,毛絕無可能不知道。1931年4月后,中央代表團支持毛,批判項英,贛西南的「肅AB團」運動再掀高潮,而此時,閩西「打社黨j運動正方興未艾,此恰可證明開展「打AB團」的合理性。毛沒有任何理由反對這場與「肅AB團」平行展開的「肅社黨」運動。
  毛澤東深深卷人贛西南的「肅AB團」,沒有或較少涉人閩西「打杜民黨」的事件,這些都決定了毛在對待這兩個事件的態度上,有著明顯的差別。
  1931年9、10月后,周恩來起草的、包含有對「打AB團」過火化批評內容的中共中央8月30日指示信已經傳到江西蘇區,毛開始受到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的冷遇,毛逐漸調正自己的姿態,以擺脫不必要的干系。1931年11月,張鼎丞在瑞金參加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期間,向毛匯報閩西肅反工作,毛指示張鼎丞,必須立即糾正肅反擴大化的錯誤,并撥款五千銀元,作為善后救濟費。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逐漸削奪與周恩來關系較為密切的鄧發的權力,在延安整風運動期間。又利用閩西肅反「擴大化」一案,進一步打擊鄧發。對于自己未曾直接卷人的閩西「肅社黨」事件,毛采取的方法是,肯定肅反之必要性,將其問題定性為「擴大化」。
  鄧發作為此案的直接當事人,在1945年就曾明確表示,「今天來看,不僅當時全國沒有什么社會民主黨,連傅伯翠本人是不是也難說。」74然而毛澤東卻不愿直接承認閩西「肅社黨」是一件冤案。
  在1945年5月31日中共七大會議上,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到:「肅反,走了極痛苦的道路。反革命應當反對,黨未成熟時,在這個問題上走了彎路,犯了錯誤。」75在這里,毛澤東雖然提到了肅反的痛苦性,但沒有正面涉及為「打AB團」和「肅社黨」冤死者平反的問題,尤其回避了他自己的個人責任問題。即使這樣,毛澤東的這段話也長期未予公布。
  毛澤東長期不為「肅社黨」案平反,其根本原因乃是贛西南「打AB團」與閩西「打社黨」有極大的關聯,如果為「肅社黨」全面平反,勢必牽扯到為「打AB團」翻案,從而有損自己的聲譽。
  1954年,中共福建黨組織根據中共中央有關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意見,對在閩西肅反中被錯殺的3,728人予以平反昭雪,并追認為烈士。76但在根本問題上,即閩西蘇區是否有「社黨」,「肅社黨」是否是冤案,則全部維持1931年的結論。直到1985年,在毛澤東去世九年后,這個問題才最終得以解決。中共福建省委在大量調查的基礎上得出結論:闡西根本沒有「社會民主黨」,閩西「肅社黨」運動不是什么「擴大化」問題,而純屬歷史冤案。1985年,原被定為閩西「社黨首領」的傅伯翠也得到平反。
  贛西南的「肅AB團」案也是在八十年代隱去了毛澤東歷史責任后,才得到澄清。
  勿庸置疑,周恩來對于蘇區肅反造成嚴重后果方面,應負有一定的領導責任,但是在肅反問題上,周與毛的態度有著顯著的差別。
  種種跡象表明,周恩來是從推行共產國際「反右傾」的理念出發而支持蘇區肅反,而無任何個人的動機;毛的行為則很難擺脫利用肅反剪滅異己的嫌疑。
  周恩來正是因為從理念出發,當發生了贛西南「肅AB團」和富田事變后,在未深入了解實情的情況下,就匆匆發出中央指示信,客觀上助長了蘇區內已經蔓延的左禍。然而,毛則是極端的肅反運動的始作俑者,是毛發動在前,周支持在后。
  周恩來在1931年8月就已把重點轉到糾正肅反擴大化方面,在進入中央蘇區后,用了幾乎三個月的時間,才使瘋狂運轉的肅反機器停了下來,毛則鮮有類似的表現。正是因為蘇區肅反問題牽涉面廣。涉及到領導人的過失責任等敏感問題,周恩來小心翼翼,既要顯出糾偏的決心,又隨時作出妥協,盡最大努力來維持黨的團結。
  1931年12月18日,周恩來在目睹了閩西肅反慘禍、從永定赴長汀的途中,致信中共中央,要求中央立即作一有力決議,制止閩西的惡性肅反。周在信中說,「我入蘇區雖只三日,但沿途所經,見到閩西解決社黨所得惡果非常嚴重」,「目前問題已很嚴重,轉變非常困難」。周表示,自己決心「與此嚴重問題斗爭」。77
  1932年1月7日,周主持就任蘇區中央局書記后的第一次中央局會議,會讀通過〈蘇區中央局關于蘇區肅反問題工作決議案〉,嚴厲批評「總前委領導時期」在「肅AB團」問題上濫用刑法、「以殺人為兒戲」的嚴重錯誤,強調糾正「肅反工作中的路線錯誤」 78
  在收到周恩來的信后,上海中央于1932年1月21日就肅反問題給閩粵贛省委發出一封與周意見一致的指示信,責令鄧發領導的省委必須深刻檢查「過去在肅反的問題上所犯的不可寬恕的」錯誤。蘇區中央局還在1932年2月29日致信閩粵贛省委和即將召開的省黨代表大會,再次批評閩西「在肅反工作中的嚴重錯誤」。周恩來并派任弼時代表中央局前往長汀指導在3月初召開的閩粵贛省委第二次代表大會,又派李克農具體負責糾正贛西南、閩西及紅一方面軍的肅反冤案。在周恩來的艱苦努力下,中央蘇區的大規模肅反在1932年3月才告基本停止。
  周恩來雖在肅反緊急剎車方面措施有力,但在處理有關責任人時,態度卻極為謹慎。1932年春,對閩西肅反慘禍負有直接責任的鄧發被調至瑞金,担任權力極大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治保衛局局長一職。79任弼時則在周赴任后,出任蘇區中央局副書記,在黨內的地位僅次于周恩來。鄧發與任弼時的過失,也許被視為是「好心辦壞事」,因為對于這兩人而言,都不存在利用肅反剪除異己的不良動機,因此與共產黨的黨道德和黨倫理并無沖突。在大敵當前的形勢下,不宜開展過份的黨內斗爭,這或許是周恩來對任命鄧發、任弼時新職的考慮。
  至于毛澤東,問題則比較復雜。周恩來小心翼翼,不去觸及毛澤東,而是將蘇區中央局、閩西省委(前閩粵贛省委)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放在一起進行批評。在蘇區中央局會議上,周嚴厲批評了上述單位在肅反問題上所犯下的嚴重錯誤。1932年5月,國家政治保衛局將毛澤東的老對頭、原贛西南黨和地方紅軍負責人李文林處死。1932年1月25日,周恩來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作出《關于處罚李韶九同志過去錯誤的決議》,周知道李韶九是毛澤東的老部下,是造成贛西南肅反慘禍的禍首之一,80但只給予李韶九留黨察看六個月的極溫和的處分。周恩來主持的所有這類糾偏會議和主持制定的文件,均未直接批評毛,對曾山、陳正人等基本上也沒有觸及。1932年初,因原先担任江西省委書記的陳正人患病,蘇區中央局任命李富春接任,曾山繼續担任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的老部下周興雖「有助長李韶九錯誤的事實」,也只是由江西省委給其「留黨察看」的處分,81張鼎丞也在1932年3月后,繼續留任福建省蘇維埃政府主席一職。
  盡管如此,周恩來實際上對于毛澤東已有了新的認識,而這種認識以后又成為遷移至瑞金的中共中央一班核心人物彼此心照不宣的看法。1932年春,周恩來派自己的老部下、前中共中央特科成員李克農、錢壯飛、胡底、李一氓到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李克農、李一氓先后都担任過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李克農、錢壯飛還先后任紅一方面軍保衛局局長。
  在被稱之為王明路線占統治地位的1932—1934這幾年,由國家政治保衛局承担中央蘇區內部的肅反事務,不再由各機關、單位和軍隊自己大搞肅反。國家政治保衛局在1932年5月30日處決了李文林、曾炳春、王懷等一批「AB團」首犯,以后又殺了二百多名「反革命分子」,82但總的「工作情況比較平穩」。 83中央蘇區再沒有開展過像「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一類大規模的肅反運動。
  盡管中央蘇區大規模的「肅反」在1932年后已經基本停止,但是在蘇區中央局機關內部仍然時斷時續地開展「反右傾」、「反托派」的斗爭,l932年6月后發生在瑞金的「工農劇社事件」即是一起典型的事例。
  1932年6月,瑞金紅軍學校內的一些黨員知識分子發起組織了「工農劇社」,因在劇社章程中有「在總的社會主義革命任務下,配合紅軍目前的偉大勝利」幾句話,很快被蘇區中央局指控為進行「托派」活動。8月13日,鄧穎超代表中央局主持反托派斗爭大會,判定「工農劇社」偷運托洛茨基的「私貨」,因為所謂「社會主義」云云,就是否認了中國革命現階段是資產階級民權革命,全是托派的說法。鄧穎超還說,劇社章程沒提農民問題,這也是從托陳取消派的觀念出發的等等。在這天的斗爭會上,對工農劇社黨團會干事張愛萍等人開展了嚴厲的批斗。鄧穎超指責張愛萍「在反對反革命政治派別托陳取消派的斗爭中,他表現消沉不積極」,「非但未在黨的領導下,去深刻認識自己的錯誤的嚴重性,去深刻揭發并改正自己的錯誤。相反的,在會后不久,……對中央局將此事通知紅軍學校政治部表示不滿,……企圖轉移斗爭的中心」。鄧穎超還指控張愛萍與「有重大嫌疑的人們(危拱之、王觀瀾)接近」,并說這是「他對托洛斯基主義犯了自由主義錯誤的根源……。」84在這次批斗會后,少共中央局于8月17日給張愛萍書面嚴重警告處分,12月,蘇區中央局宣布開除危拱之等人的黨籍,給左權、張愛萍留黨察看一年的處分。85所幸張愛萍、王觀瀾、危拱之等人犯事的時候已是1932年,如果早一年,他們一定會因此而命喪黃泉。1932年后,中央蘇區的肅反已用較緩和的方式進行,但是在鄂豫皖、湘鄂西,類似「肅AB團」、「肅社會民主黨」的大肅反運動仍繼續進行,造成了極為嚴重的后果。
  由張國燾領導的鄂豫皖蘇區,和由夏曦、賀龍領導的湘鄂西蘇區,是兩個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戰略根據地,「天高皇帝遠」,中共中央對兩地的領導必須通過張國燾、夏曦來實現。而此時的中央并沒有威權十足、足以號令四方的「皇帝」。加之張國燾也是具有某種臬雄氣質的領導人,一旦「肅反」成為其消滅異己、樹立自己權威的有利工具,他自不會輕易放棄使用。夏曦原是湘省一激進青年學生,全憑殺人樹威,才建立起他在湘鄂西的地位,當夏曦嘗到肅反的甜頭,已猶如鴉片上癮,非一般手段就可以讓其自行終止。
  鄂豫皖(繼而在川陜根據地)、湘鄂西等地的惡性肅反不能得到有效制止的最終原因,是中共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的妥協立場。中共中央是在肯定肅反的前題下,提出「擴大化」及「糾偏」問題的,因而使張國燾等有機可乘。1932年10月后,張國燾率部突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從鄂豫皖根據地向川北作大規模戰略轉移,中央對張國燾更是鞭長莫及。到了1933年,中央蘇區的軍事形勢也頻頻告急,打破國民黨軍的圍剿,成為博古、周恩來等考慮的第一位問題,從而再難關注到對張國燾部及湘鄂西肅反的「糾偏」。
  遠在莫斯科的王明對蘇區肅反問題的復雜性和微妙性一無所知,卻從階級斗爭的理念出發,大談蘇區「肅AB團」斗爭所取得的「偉大勝利」。王明甚至認為1932年后中央肅反已不如過去那般堅決有力了,批評蘇區中央局「對于反對反革命組織及其活動底斗爭和警陽性有減弱的傾向」。86如果是在1930—1931年,王明的這番話肯定會引起毛澤東的好感,只是現在形勢已大變。1932年后,毛澤東不再位居中央蘇區核心決策層,他已不需要為中央的政策承担責任,而黨內對肅反不滿的情緒卻依然存在。幾年后,毛澤東把這股情緒導引至王明、博古、周恩來,以及鄧發、張國燾、夏曦的身上,儼然自己一身清白。當毛將黨和軍隊大權牢牢掌握后,知情人紛紛三緘其口,最終,肅反問題反而成為毛澤東打擊王明等的一根大棒。
  四  在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
  在毛澤東與中共中央的諸多分歧中,有關土地政策方面的分歧占有突出的地位,在1931年11月l至5日于瑞金召開的蘇區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上,以任弼時為首的中央代表團不指名的批評了毛的有關土地政策方面的主張,從而結束了中央代表團與毛長達半年的密切合作。
  毛澤東關于土地問題的思想與實踐在1927—1931年幾經周折,發生過多次變化,其間毛曾一度制定過比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還要激進的土地分配方案,又在1930年后適時作出調整,轉而采取較為務實的現實主義方針。但是,毛有關土地政策的思想演變過程十分復雜,即便在毛的思想發生轉變之后,他在對待富農問題上的態度仍然十分激進,極左的色彩與共產國際不相上下(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只強調毛澤東與共產國際、中共中央土地政策的沖突和抵制的一面。完全不提毛在土地與富農問題上曾持有的極左立場)。
  標志毛澤東土地政策從較左的立場,轉向較具現實主義立場的文件,是1930年2月7日由毛親自制定的《二七土地法》。
  〈二七土地法〉是一部具有求實風格的革命土地法。毛修改了在此前制定的〈井岡山土地法〉(1928年12月)、〈興國土地法〉(1929年4月)中的過左內容,明確宣布所有農民皆可分得土地,地主及其家屬也可得到土地。后一條規定,是對共產國際有關主張的重大突破。
  問題的復雜性在于:毛澤東在修正了共產國際某些極左方針的同時,又堅持了共產國際另一部分極左的方針,而與當時相對務實的中共中央的有關方針發生了沖突。
  毛澤東制定的〈二七土地法〉提出「沒收一切土地」的口號,包括沒收農民土地;而中共六大關于農村土地問題的決定,則提出只沒收豪紳地主的土地,并不主張沒收農民土地予以重新分配。導致毛嚴厲鎮壓贛西南黨的原因之一,即在于贛西南方面堅持中共六大有關「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立場。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恰又與共產國際的精神相符合。1930年8月,共產國際東方部提出〈關于中國蘇區土地農民問題決議案草案〉,明確宣布平分一切土地,包括平分農民的私有土地。毛澤東在土地與農民問題上的某些相對務實的主張,往往與更激進的極左主張相依相存。毛澤東對富農問題的看法,就具有這種特征。
  1929年,共產國際開始推行「反富農」的新方針,隨即迅速傳至中國。毛澤東在蘇區積極貫徹并發展了共產國際這項〈反富農〉方針。
  1930年6月,毛澤東主持制定了〈富農問題決議案〉,雖然批評了違背農民意愿興辦「模范農場」的錯誤,強調了「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分田原則,但是在對待富農的問題上,毛的態度與共產國際的有關方針并無任何差別,甚至言辭更為激烈。
  毛澤東猛烈抨擊富農,宣稱「富農的剝削比較地主更加殘酷」「這個階級自始至終是反革命的」。毛甚至還將打擊的矛頭指向那些未出租土地、也不雇工、自己耕種土地的富裕中農,指稱他們是「第三種J富農,號召要像對「第一種」(「半地主性的」)、「第二種」(「資本主義性的」)富農一樣,「堅決贊助群眾沒收他們的土地,廢除他們的債務」。對于債務問題,僅僅四個月前制定的《二七土地法》還規定,工農貧民之間的債務仍然有效,到了此時,毛竟修改了原先的主張,提出「廢除一切債務」的口號。毛并認為「廢除高利貸」的口號是錯誤的。更有甚者,毛居然發明了「富農共產黨員」的概念,把贊成中共六大「沒收豪紳地主土地」的同志,一律視為「黨內的富農成份」,要求將他們從黨的隊伍中「洗刷出來」,「無條件地開除富農及一切富農路線的人出黨」。87
  對于毛澤東在富農問題上的極左主張,六屆四中全會前的中共中央并不完全贊成,但是到了1931年初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共中央的土地政策向極左的方向急劇轉變。此時的中共中央已全盤接受了共產國際的新路線,改變了中共六大原先在土地方面的政策。1931年8月21日,根據共產國際新制定的關于中國土地問題的決議,和王明于1931年3月起草的〈土地法令草案〉的精神,由任弼時主持。蘇區中央局通過了〈關于土地問題的決讀案〉,開始貫徹比毛更激進的土地政策。該決議案抽象肯定了毛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原則,但隨即又將其貼上「非階級的」標簽。同時嚴厲批評給地主分田的方針「離開了土地革命的觀點」,宣布今后一律不再分配土地給地主,富農只能分壞田。 88同年8月30日,周恩來起草的給蘇區中央局和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信,批評中央蘇區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抽肥補瘦,抽多補少」和沒有沒收富農的剩馀農具)。89
  接著,在瑞金召開的蘇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再次按照周恩來起草的中央指示信精神,對毛澤東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批評毛制定的「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土地分配原則,「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隨后舉行的第一次全國工農兵代表大會,根據王明起草的土地法草案,正式通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土地政策開始在中央蘇區全面推行。
  從1932年3月開始,在中央蘇區又展開了「土地檢查運動」,1933年,轉人查田運動。毛澤東雖被中央局責成領導這場運動,但毛因參與指揮戰爭,繼而在寧都會議上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隨后長時間告假休養,直到1933年春毛才著手領導查田運動。
  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的得力助手是王觀瀾。1931年王觀瀾自蘇聯返國進人中央蘇區,不久,被任命為《紅色中華》主編,但在1932年秋,王觀瀾被蘇區中央局指控有「重大托派嫌疑」,而被免去《紅色中華》主編職務,調到中央臨時政府,協助毛澤東領導查田運動。毛派王觀瀾深人到葉坪鄉(蘇區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進行調查研究,為毛提供了許多生動具體的統計資料,把運動「搞的有聲有色」。 90
  在已被削弱了部分權力的新形勢下,毛澤東對中共中央有關「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政策,采取了靈活的態度,他沒有公開反對這項政策,因而,毛的若干主張也隨之被中央所接受。1933年6月2日,蘇區中央局發表了毛起草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一文。在以劃分階級成分為重點的查田運動全面推開后的七、八、九三個月,中央蘇區一共補查出一萬三千多名「地主」、「富農」,91其中有相當多的中農,甚至是貧農、雇農被錯劃為地富分子。
  然而毛澤東畢竟長期在農村戰斗,對農村狀況遠比博古、周恩來等人熟悉。在查田運動中,毛較多注意防止「過火」的傾向。由于運動遭到群眾的「冷淡」,中央局在不違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原則下,接受了毛的意見,對查田運動作局部調整。1933年10月10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正式頒布毛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和由毛主持制定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開始糾正查田運動中的「過火」行為。例如,勝利縣在毛的兩份文件下達后,就改正了錯劃地富共94戶。 92
  但是毛澤東對查田運動所作的調整很快就被中央局加以扭轉,中央局懷疑毛的調整已危及中央的路線。1934年3月15日,新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發布了「訓令中字第一號」——〈關于繼續開展查田運動的問題〉,其基本精神是「堅決打擊以糾正過去『左』的傾向為借口,而停止查田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訓令規定,「不論地主、富農提出任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無效」,「地主、富農利用決定上的任何條文作為翻案的武器,必須防止。他們的一切反革命活動應該受到最嚴厲的蘇維埃法律的制裁」。隨著這個訓令的貫徹,蘇區各地階級成分已經改正的農民紛紛又被戴上「地主」、「富農」的帽子。勝利縣在二十多天內,就把已經改變階級成份的1512戶中的890戶,重新劃為「翻案的地主、富農」,而且又「新查出了地主、富農八十三家」。93
  1934年2月以后的查田運動,隨著中央蘇區軍事形勢日益惡化。更趨極端。被定為「地主」、「富農」的人遭到極為嚴厲的處置,地主一律被編人「永久勞役隊」,富農則編人「暫時勞役隊」,地、富家屬「一律驅逐出境」。許多農民懼于「紅色恐怖」,「成群結隊整村整鄉」地逃往國民黨統治區域。94到了1934年7月,情況甚至發展到「造成一種削弱蘇維埃政權的無政府狀態」,以至人民委員會主席張聞天撰文號召「反對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95但一切已為時晚矣。此時,中共中央忙于部署大規模的戰略轉移,查田運動終告結束。然而,在土地政策方面,毛與中共中央的分歧,并沒有得到任何解決。
  五  在軍事戰略方針方面的分歧
  1931年11月后,毛澤東迫于中共中央的壓力,被迫表示服從中央的路線,但是這種「服從」只是表面的,在他最熟悉、最具優勢的軍事作戰領域,毛曾多次公開表示自己不同于中央的意見。
  毛澤東不是軍人,但是在長期的武裝斗爭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有關紅軍作戰的戰略戰術。事實證明,在紅軍處于劣勢的條件下,毛的這些主張對保存、發展紅軍實力極為有用。但由于毛個性專斷「丌處事獨裁」,在用人方面有較強的宗派色彩,以至在一段時期內,毛在紅軍中的口碑遠低于作風民主的朱德。96
  中共中央不滿于毛的軍事作戰方針始于贛南會議期間,在這次會議上,曾經提出過紅軍中存在著有待糾正的「狹隘經驗論」及「忽視陣地戰、白刃戰」的「游擊主義的傳統」的問題。97但是贛南會議的主題是批評毛的土地政策,而未及全面檢討蘇區的軍事戰略問題。中央代表團對毛的軍事方針的批評只是隱約其辭,任弼時、王稼祥等當時還是標準的文職黨干部,讓他們去討論自己未曾經歷過的軍事作戰問題,顯然沒有像研討具有理論色彩的土地政策問題那樣得心應手。
  在中共中央首席軍事專家周恩來,及一批在蘇聯學習軍事的干部陸續進入中央蘇區后,中共中央與毛在軍事戰略方面的分歧就逐漸顯現了出來,由攻打贛州而引發的有關軍事戰略問題上的激烈爭論,使毛與上海中央的沖突幾近白熱化。
  攻打贛州的決策是遠在上海的臨時中央政治局作出的。11932年1月9日,臨時政治局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號召「為占領幾個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首先勝利而爭斗」,同日,電令蘇區中央局「急攻贛州」。
  周恩來對于是否執行攻打贛州的計劃,曾經有過數次變化。在未到蘇區之前,周是主攻派;在抵達贛南與毛交換意見后,周接受了毛的看法。周并向上海發電表示,在目前形勢下,攻打中心城市存在困難。臨時政治局覆電堅持原有意見,周就又接受了上海的指示,于1月10日發出訓令,決定攻打贛州。98
  攻打贛州之役最后遭到失敗。1932年3月中旬,周恩來主持召開總結攻贛經驗教訓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提出集中兵力向北發展,打通贛東北的主張,但遭到否定。 99會議采納了周恩來等多數人的意見,以贛江附近為中心,由彭德懷率紅三軍團組成西路軍向贛江西岸出擊,爭取打通湘贛蘇區;由毛澤東率一、五軍團組成東路軍,向閩西發展。4月20日,毛率軍攻占了閩南重鎮漳洲,其役是1932年中央蘇區在軍事上的最大勝利。
  漳洲戰役的勝利,暫時減緩了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的不滿,但是隨著1932年6月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第四次圍剿,和上海中央強令貫徹「進攻路線」,蘇區中央局和毛澤東圍繞軍事方針上的分歧重新尖銳起來,最終導致毛澤東的軍權被剝奪。
  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發動的第四次圍剿改變了以往的戰略:先打湘鄂西和鄂豫皖蘇區,以掃清中央蘇區的外圍;繼而重點進攻中央蘇區。為應付這種新的變化,1932年6月上旬,中央臨時政治局和蘇區中央局決定恢復贛南會議上撤消的紅一方面軍建制,任命周恩來為總政委;緊接著又仿蘇聯內戰體制,在人民委員會下成立了以周恩來為主席的勞動與戰爭委員會,作為戰爭動員和指揮作戰名義上的最高機關。7月中旬,周以中央局代表的身分趕赴前方與毛澤東會合,后方則由任弼時代理中央局書記。100
  此時的毛澤東正集中全力指揮戰事,但權責并不明確,毛只是以中央政府主席、中革軍委委員的身分隨軍行動。為此,周恩來與毛澤東、朱德、王稼祥聯名,于1932年7月25日致電中央局,建議以毛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其職權范圍為指揮作戰,行動方針的決定權則由周恩來掌握。對于周等的建議,中央局拒絕予以批準,堅持應由周担任總政委一職。7月29日,周恩來致信中央局,再次堅持原有意見。周在信中說,如由他本人兼總政委,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使他改正錯誤」。101在周恩來的一再懇求下,中央局才照準周的提議,8月8日,任命毛為總政委。
  毛澤東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逐漸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軍事戰略方針,這就是一切以保存、壯大實力為前提,絕不與敵打消耗戰;集中優勢兵力進攻敵之薄弱環節,「與其傷敵十指,不如斷其一指」——在實際運用中,毛的這套作戰原則,經常表現為在敵進攻前,軍隊進行大幅度后退,這些又恰恰被臨時中央政治局視為是毛的「右傾機會主義」和「等待主義」的集中體現。
  1932年4月4日,張聞天(洛甫)發表著名的〈在爭取中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中中國共產黨內機會主義的動搖〉一文,用「中央蘇區的同志」的代名,不點名地指責毛澤東的「誘敵深入」戰略「表現出了濃厚的等待主義」,僅「把『鞏固蘇區根據地』當作符咒一樣的去念」。1024月11日,項英從江西秘密抵達上海,向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匯報蘇區工作,幾個常委在發言中都對蘇區工作提出嚴厲批評。有的常委認為,中央蘇區領導在革命基本問題的看法是「民粹派的觀點」,「中央區的領導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有的常委在發言中認為「狹隘經驗論」的實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103正是在這種背景下,4月14日,上海中央致信蘇區,批評蘇區中央局「不了解紅軍的積極行動的必要而陷入庸俗的保守主義」,命令對右傾「做最堅決無情的爭斗」。104
  毛澤東對于臨時中央政治局4月14日來信極不以為然,他在5月3日覆電蘇區中央局,明確表示「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是完全錯誤的」。105但是,周恩來對于上海中央一向尊重并言聽計從,在收到中央來信后,于1932年5月11日主持中央局會議,表示接受中央的批評,隨即宣稱,「立即實行徹底的轉變」,「徹底糾正中央局過去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106上海中央一不做,二不休,于5月20日再給蘇區中央局發出指示信,直接點名批評毛澤東,將其軍事主張定為「游擊主義」和「純粹防御路線」。宣稱「澤東及其它純粹防御路線的指揮者」的「消極態度」,是當前「極大的危險」,要求蘇區中央局:
  以說服的態度,設法爭取他(指毛澤東——引者注)贊成積極斗爭的路線,使他在紅軍及群眾中宣傳積極路線,爭取黨和紅軍的干部說服他的純粹防御路線的錯誤與危險,公開討論澤東的觀點。107
  兩個月后,上海中央又給蘇區中央局及閩贛兩省委發出指示信。繼續批評中央局「沒有及時采取進攻的策略」,再次敦促蘇區中央局「進行徹底的轉變」。108
  面對上海方面的再三催促,周恩來不得不興兵作戰。1932年8月初,周恩來在興國召開中央局會議,決定發動樂安、宜黃戰役,以威脅南昌,吸引圍剿鄂豫皖的國民黨軍隊。紅一方面軍攻占樂安、宜黃后,于8月24日進抵南城近郊,周、毛發現守敵強大,當即放棄攻城。從8月下旬至9月下旬,周、毛、朱率軍分兵在贛江、撫河之間轉戰月馀,這樣又受到中央局的嚴厲指責。
  中央局堅持紅一方面軍應打永平,周、毛、朱、王稼祥則認為在目前形勢下紅軍應以「促起敵情變化」為方針,避免「急于求戰而遭不利」。 109雙方電報往來十馀次,互不相讓。9月29日中央局致電周、毛、朱、王,批評彼等的意見「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110決定立即在前方開中央局會議。這次會議即是1932年10月在寧都召開的由周恩來主持的蘇區中央局會議,史稱「寧都會議」。
  寧都會議對毛澤東的指責十分激烈。會議對毛進行了面對面的批評,尤其指責毛「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上的錯誤」。雖然這次會議的主題是討論評估攻打贛州以來的幾次重大戰役,但是問題最后都集中到批評毛對黨機關的態度上,毛的比較正確的軍事主張被會議否定,與此有密切關系。在1931年贛南會議后,毛的自傲一直是中央局與毛關系緊張的一個重要因素。蘇區中央局利用軍事戰略問題的爭論,一舉剝奪了毛的軍事指揮權。10月12日,中革軍委發布通令,調毛澤東「暫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1O月26日,臨時中央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在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任弼時、項英、鄧發、顧作霖等與會絕大多數蘇區中央局成員的批評與指責,唯有周恩來的態度較為溫和,在一些問題上為毛澤東作了辯護和開脫。
  對毛澤東批評最尖銳的是在后方瑞金主持蘇區中央局的代書記任弼時和中央局成員項英。任、項根據臨時中央2月以來有關加速反「右傾」的歷次決議,尤其依據5月20日和7月21日中央政治局兩次對蘇區中央局批評信的精神,尖銳指責毛澤東的「誘敵深人」軍事方針和向贛東北發展的主張是「專等待敵人進攻」的保守的「等待觀念」。 111
  朱德、王稼祥由于一直隨周恩來、毛澤東在前方指揮作戰,同屬四人最高軍事會議,客觀上也必須分担蘇區中央局對毛的批評,因此在寧都會議上并不積極,只是一般地同意、附和了任弼時、項英等的看法。
  周恩來作為前方四人最高軍事會議主席和前方負最后決定權的蘇區中央局代表,他的看法和態度是至關重要的。周恩來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反映了他一貫的作風和風格:即一方面接受中共中央和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另一方面又從維護黨、紅軍的愿望出發,對毛澤東表示充分尊重。
  周恩來在發言中承認在前方的最高軍事會議,「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認為后方中央局任弼時、項英等所強調的「集中火力反對等待傾向是對的」;同時也批評后方同志對敵人大舉進攻認識不足,指出他們對毛澤東的批評過份。周強調「澤東往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堅持毛澤東應留在前方。為此,周恩來提出兩種辦法供中央局選擇:「一種是由我負指揮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112但與會「大多數同志認為毛同志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上與行動方針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也因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后一種辦法。會議于是通過周恩來提出的第一種辦法,并「批準毛同志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113
  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已被剝奪了軍事指揮權,但周恩來卻因其在寧都會議上的折衷態度受到蘇區中央局成員項英、顧作霖等的批評。1932年11月12日,后方蘇區中央局成員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聯名致電臨時中央,報告寧都會議經過和爭論情況,其中涉及到對周恩來的看法:「恩來同志在會議前與前方其它同志意見沒有什么明顯的不同,在報告中更未提到積極進攻,以準備為中心的精神來解釋中央指示電」,「對澤東的批評,當時項英發言中有過份的地方,但他(指周恩來——引者注)在結論中不給澤東錯誤以明確的批評,反而有些地方替他解釋掩護,這不能說只是態度溫和的問題——我們認為恩來在斗爭中不堅決,這是他個人最大的弱點,他應該深刻了解此弱點加以克服」。114
  同一日,周恩來致電上海臨時中央,為自己在寧都會議上的表現進行辯解:「我承認在會議上我對澤東同志的批評是采取了溫和的態度,對他的組織觀念錯誤批評得不足,另外卻指正了后方同志對他的過份批評」,但「會后顧、項等同志認為未將這次斗爭局面展開,是調和,是模糊了斗爭戰線,我不能同意」。115
  根據現存資料,毛澤東在寧都會議上并沒有接受蘇區中央局對他的指責,11月26日,蘇區中央局在給上海中央的電報中也稱,毛「仍表現有以準備為中心的意見」,  116然而根據臨時中央11月給蘇區中央局的覆電卻又看出,毛在壓力下,在會議上曾被迫作出承認「錯誤」的表態:
  澤東同志在會議上已承認自己的錯誤,必須幫助澤東同志迅速徹底的改正自己的觀點與吸引他參加積極的工作。117
  毛澤東既然已在一定程度上承認自己犯下「錯誤」并離開了軍事指揮崗位,周恩來也是在肯定毛有錯誤的前提下,主張對毛采取較為寬和的態度,那么繼續維護以周恩來為核心的蘇區中央局的團結就是當下最重要的任務了。1932年11月,臨時中央覆電蘇區中央局,指出:「恩來同志在(寧都)會議上的立場是正確的,一部分同志責備恩來為調和派是不正確的」「為擊破敵之『圍剿』,領導一致是目前最重要的」。118
  繼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土地政策,1931年底至1932年初,周恩來集中糾正毛的肅反偏差,現在又在寧都會議上集中批評了毛的軍事作戰方針,毛在中央蘇區的權勢被一步步削奪。寧都會議結束后,蘇區中央局書記仍由周恩來担任,當周在前方指揮作戰時,蘇區中央局書記一職則繼續由在后方的任弼時代理。1933年1月27日,博古抵達瑞金后,雖然局部調整了中央蘇區的領導機構,但是寧都會議后形成的權力格局基本沒有變動。
  寧都會議后,毛澤東因在政治上蒙受打擊和患嚴重瘧疾,在長汀醫院休養達半年之久,周恩來曾數次請張聞天、博古勸毛回瑞金工作。 1191933年3月,共產國際執委會致電瑞金,指示「要運用誘敵深人,各個擊破,瓦解敵軍和消耗敵人的戰術」,同時要求「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 120共產國際對毛的關照,對毛處境的改善有所作用,1933年春夏間毛返回瑞金,開始主管查田運動。在6月上旬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毛對一年前的寧都會議提出批評,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正的對待。但是,博古把毛的批評擋了回去,重申寧都會議是正確的,并說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121從此,毛未再予聞中央蘇區的軍事指揮事宜。只是到了1933年10月,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派代表前來蘇區聯絡商談雙方停戰之事時,毛才被允許參與某些重要軍事決策的討論。
  根據1935年后的毛澤東的解釋,在關于是否援助第十九路軍的討論中,毛提議紅軍應向以江浙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出擊,以調動圍贛之敵,打破國民黨軍對中央蘇區的「圍剿」,同時支持福建人民政府。122博古等人卻拒絕了毛的正確意見,導致中央蘇區在進行第五次反「圍剿」戰爭時陷于孤立,成為被迫長征的主要原因。
  然而,毛澤東在福建事變期間的態度遠比上述解釋復雜的多。毛的有關紅軍出擊蘇浙皖贛的意見被否定,確實使打破「圍剿」失去了一個重要機會,但是拒絕與十九路軍合作則肯定加劇了中央蘇區軍事形勢的危機。
  福建事變發生后,毛澤東在公開場合是堅決主張對陳銘樞等采取孤立政策的。1934年1月24至25日,毛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政府報告中說:
  至于福建所謂人民革命政府,一位同志說他有一點革命的性質,不完全是反動的,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人民革命政府只不過是部分統治階級以及在共產主義和反動政治之間用「第三條道路」的虛偽口號來欺騙人民的鬼把戲而已。123
  如果說毛澤東的上述言論是在公眾場合依照中央路線而發表的,不足以表明他的真實想法,那么在內部討論時,毛的態度又是怎樣的呢?據與毛關系一度十分密切、曾担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回憶,在領導層討論陳銘樞、蔡廷楷等人提出的要求與紅軍聯合行動的會議上,毛主張采取謹慎的方法,提出「派不重要的代表到福建去與李濟深等先進行試探的會商」,反對周恩來等提出的「立即派大員到福州去舉行正式談判」的意見。124
  龔楚的口述回憶只是提供了一種說法,是否完全確實,還有待新資料的發現和證實。 125由于毛澤東當時不處于核心決策層,即使毛反對援助陳銘樞、蔡廷楷,這個決定仍需博古、李德和周恩來作出。
  根據現有資料分析,導致與福建人民政府的合作不能實現,紅軍喪失最后機會,是由于共產國際及在滬的代表的錯誤指導,以及博古、周恩來的猶疑不決。
  博古原是主張聯合蔡廷楷的,并得到周恩來的支持。博、周認為,應該抓住這個難得的機會,去實現1933年1月7日中共提出的建立廣泛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方針。1261933年11月24日,周恩來致電瑞金的中革軍委,催促早為決定紅三、五軍團是否參加側擊向福建前進的蔣介石入閩部隊。127周并經中央同意,派出潘漢年作為紅軍代表,與十九路軍談判并簽訂了「反日反蔣的初步協定」。
  博古、周恩來的意見,并沒有獲得中共核心層的一致支持,128而在否定周、博意見的過程中,共產國際及駐華代表、中共上海局則起到決定性作用。
  1933年10月25日,共產國際給瑞金來電,提出:「為著戰斗的行動的目的,應該爭取下層統一戰略的策略,國民黨的廣東派,以反日的武斷空話(護)符,隱蔽地為英帝國主義的奴仆,這種假象是應該揭穿的。」129這份電報對中共中央轉變對福建事變的態度有重要影響。在滬的共產國際駐華代表阿瑟·尤爾特、軍事總顧問弗雷德和中共上海局忠實執行莫斯科的指示,他們一致認為,蔡廷楷與蔣介石之間不過是軍閥間的一般斗爭,中央應最大限度地利用這種斗爭來加強自己在內戰中的地位,不給蔡廷惜以實際的軍事援助。130
  周恩來、博古等對于來自上海的意見并非從一開始就全盤接受,雙方曾互相爭論,電報往來不絕。10月30日,中共中央曾給福州中心市委與福建全體同志發了一封指示信,要求反對關門主義的左傾思想,但是中共中央在收到共產國際10月25日來電后,馬上轉變立場,在11月18日再次給福州黨的書記發了一封與前信內容完全相反的信,該信大罵十九路軍,聲稱他們與中共的停戰合作只是「一個大的武斷宣傳的陰謀」。 131顯然,在共產國際的壓力下,周恩來、博古作了讓步,接受了上海方面的意見。 132至于李德,據他稱,雖對他的頂頭上司弗雷德的計劃有不同看法,但李德自己也承認,他還是貫徹了弗雷德的指示。
  在中共決策層圍繞福建事變而發生的爭論中,共產國際駐中國代表所發揮的決定性作用,反映了這一時期中共對莫斯科的嚴重依賴和中共組織結構的不健全。1933年1月,博古抵達瑞金,與周恩來等會合,成立了中共中央局,而在上海的留守干部盛忠亮、李竹聲等也組成了中共上海中央局。從法理上講,在瑞金的中央局即應是中共中央,但在1934年六屆五中全會召開之前,上海中央局也經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活動,而共產國際駐華軍事總顧問弗雷德·施特恩經常以中共中央的名義,從上海向瑞金發指示電。周恩來在前線收到弗雷德以中共臨時中央名義發來的有關軍事作戰計劃的第一份電報,是在1933年4月14日。133在1933年9月李德抵達瑞金之前,弗雷德就曾向瑞金發出四份干預蘇區軍事行動計劃的電報。134
  弗雷德是李德的直接上司,1933年春才抵達上海,以后在西班牙內戰中以「克勒貝爾將軍」之名而著稱。李德以后報怨他是替弗雷德受過,似乎弗雷德更應為蘇區軍事失敗而負責,而回避了他自己所應負的重大責任。
  至于毛澤東,有關福建事變的爭論卻改善了他的處境。在這一時期,毛所扮演的角色是微妙的:一方面,毛不處于有權的地位;另一方面,由于蘇區軍事形勢日緊。毛的有關意見又逐漸被重視,毛的作用比1932—1933年明顯增強,這為他一年多后的復出埋下了伏筆。
  六 黨權高漲,全盤俄化及毛澤東被冷遇
  自1931年11月中央代表團舉行贛南會議至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中央紅軍被迫撤出江西,是中共黨權大張的時期。在這一時期,黨的領導機關的權威得到完全確立和鞏固,沒有任何軍事閱歷、文職黨干部出身的博古、張聞天等在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老干部派的支持下,基本控制了原先由毛澤東領導的軍隊。中央蘇區彌漫著「以俄為師」、全盤俄化的氣氛,而蘇區的創造者、黨與軍隊的元老毛澤東則倍受壓抑和冷落。
  在原先由毛澤東一人說了算的江西蘇區,中共中央迅速在組織上建立起黨對毛澤東的優勢。1931年春,繼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之后,大批干部被陸續派往江西,其中許多人為留蘇返國干部,計有劉伯承、葉劍英、朱瑞、楊尚昆、凱豐(何克全)、李伯釗、伍修權、肖勁光、劉伯堅等,林伯渠、董必武、聶榮臻、阮嘯仙等一批老干部也在這一時期被調往江西,他們分別担任了黨、軍、政、青等機構的領導職務。1933年1月,臨時中央負責人博古抵達瑞金,在此前后,張聞天、劉少奇、陳云、羅邁(李維漢)、瞿秋白等也先后到達。博古、張聞天等到達后,和以周恩來為首的蘇區中央局會合,于1933年6月,組成了中共中央局,實際上起看中央政治局的作用。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得以在江西蘇區順利地確立起領導權威,是與周恩來等的配合、協助分不開的。在中共中央局中,周恩來的力量舉足輕重,缺乏蘇區經驗的博古、張聞天等,離開周的支持是很難維持下去的。由于周恩來與留蘇派形成了實際上的聯盟,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局中明顯處于劣勢。
  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干部派與國際派的政治結合,在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在中央常委(書記處成員)中,國際派的博古、張聞天與老干部派的周恩來、項英達成了權力平衡,毛澤東則未能進入這四人權力核心。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還進一步削弱了毛澤東的權力基礎。毛所長期担任的政府主席一職被分割為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主席兩職。由張聞天担任人民委員主席,使得毛的政府主席一職,幾乎成為一個虛職。
  毛澤東之成為「毛主席」源自1931年 11月7日,他開始担任新成立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臨時政府中央執委會主席。在以后的幾年中,中央執委會下雖設立了人民委員會,但實際上是兩塊牌子,一套機構,毛基本上以中央執委會主席的名義行事。經中央局同意,毛陸續安排了一些自己的老部下,如鄧子恢、王觀瀾、135高自立以及何叔衡等在政府內担任人民委員或副人民委員,但是在博古等發動的反「羅明路線」斗爭中,財政人民委員鄧子恢、工農檢察人民委員何叔衡都被批判和撤職。毛的老部下張鼎丞被撤去福建省蘇維埃主席,譚震林也被調離福建軍區司令員和政委的工作崗位,毛成了一位「光桿司令」。
  以博古為首的中共中央對防范毛澤東在軍隊中的影響,給予了高度的注意。1933年初,博古甫抵中央蘇區,在未抵達瑞金前即曾向一些高級軍事干部了解對朱、毛的看法。龔楚曾直接向博古反映,毛雖具領導政治斗爭的才智和對軍事戰略的卓見,但其領導方式多有獨裁傾向。136博古到了瑞金后,為消除所謂「游擊主義」對紅軍的影響,指示周恩來等依照蘇聯紅軍的建制,對中央紅軍的作戰訓練、軍事教育開始了有系統的改造。過去,中革軍委主席一職雖長期由朱德担任,但掌握軍隊實權的則是副主席周恩來。博古抵達瑞金后,周對軍隊的領導權開始受到限制,1933年5月8日,博古、項英參加中革軍委,由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前方軍事行動的決定權,改由后方的中央局直接掌握。李德抵達后,周的決策影響力進一步縮小,紅軍最高決策權又被轉移到李德手中。周被削弱軍權,也許與周對毛的溫和態度有關。在周被削軍權的同時,對毛態度冷淡的項英被允許參與軍隊的決策,毛則完全被排斥于軍委之外,甚至連軍委委員也不是。在軍委總參謀部,正副總參謀長也分別由曾留學蘇聯的劉伯承與葉劍英担任。劉、葉與毛在1931年以前幾乎沒有接觸,而與周恩來卻有較深的歷史淵源。
  中共中央還利用自己在干部上的優勢,在中央蘇區建立起意識形態宣傳教育系統。在1931年以前,蘇區的所有宣傳鼓動工作全部在毛澤東領導的紅一方面軍統轄之下,毛享有充分的發言權和解釋權。留蘇干部進人蘇區后,出現了解釋權轉移的明顯趨勢。1933年初,臨時中央遷至瑞金后,國際派迅速在自己的強勢領域——宣傳解釋馬列方面行動起來,建立起一系列機構和學校。張聞天担任了中共中央局宣傳部長(1934年1月后為中共中央宣傳部長)、中央局黨校校長,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等職。中華蘇維埃政府機關報《紅色中華》的主編也從王觀瀾改由沙可夫担任。國際派還創辦了《青年實話》、《蘇區反帝畫報》等一系列報刊。由國際派控制的黨刊,在配合對毛的影射攻擊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在反「鄧、毛、謝、古」的斗爭中,中央局黨刊《斗爭》直接批判〈毛澤覃同志的三國志熱〉,明顯影射毛澤東。凡此種種,皆是觸發毛在幾年后攻讀馬列、繼而奪回解釋權的動因。
  在共產國際的強大影響下,蘇聯之外的另一個蘇式社會在江西蘇區建成并初具規模。中共在中央蘇區建立起一套直接脫胎于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動員及意識形態體制。在中央蘇區內,黨的領導機構——由蘇區中央局、中共中央局演變而來的中共中央政治局,處于主宰一切的地位。在政治局常委會下,設立了黨的軍事決策指揮機構中革軍委,下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中共中央建立起自己的直屬機關:中央組織部、中央宣傳部、中央黨務委員會、中央審查委員會,以及中共中央黨校(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和中央機關刊物《斗爭》編輯部。中共中央還直接指導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在少共中央局下,另設有領導少年兒童的組織——少年先鋒隊中央總隊部。
  政府系統的創設也依照于蘇聯的體制。中央執委會主席與人民委員會主席的權限范圍完全類似于蘇聯:中央執委會主席毛澤東的地位,猶如蘇聯名譽元首加里寧;張聞天的人民委員會主席一職,如同莫洛托夫所担任的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在人民委員會之下,也盲目仿效蘇聯,畫床架屋設置了十七個人民委員部及有關委員會。中央蘇區管轄的江西省、湘贛省、福建省和閩粵贛省,也依此例設立了名目繁多,而實際上只是徒具形式的機構。
  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時期,中央蘇區彌漫著濃厚的俄化氣氛,許多機構的名稱都有鮮明的俄式色彩。在黨的教育系統,有馬克思共產主義學校;在軍隊內,有少共國際師、工人師和紅軍大學。以后又為了紀念被控參與指揮廣州暴動而遭國民黨殺害的蘇聯駐廣州副領事郝西史,將紅軍大學易名為「工農紅軍郝西史大學」;在肅反保衛系統,有國家政治保衛局;在政府教育系統,有沈澤民蘇維埃大學、高爾基戲劇學校、高級列寧師范學校、初級列寧師范學校,和眾多的列寧小學。在中央蘇區,還有「蘇區反帝總同盟」和號稱擁有六十萬成員的「蘇聯之友會」。每逢列寧誕辰、十月革命紀念日、國際勞動節等眾多的國際共運紀念日,都要舉行各種形式的紀念活動。在一些重要的政治集會上,不僅要組成大會主席團,選出國際共運和蘇聯著名人物作「名譽主席」(如1934年1月在瑞金召開的第二次蘇維埃全國代表大會就把斯大林、莫洛托夫、加里寧、合爾曼、片山潛、高爾基等都列為大會的名譽主席),還要發出「致蘇聯工人和集體農莊農民電」。
  1934年9月中旬,中央蘇區的形勢已極端危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主席毛澤東已被完全排擠出核心決策層,他「日夜憂思,對時局放心不下」,在得到中央同意后,來到南線的于都視察,137在這里他會見了井岡山時期的老部下、時任贛南軍區參謀長的龔楚。毛澤東對龔楚說:「龔同志!現在不是我們井岡山老同志的世界了!我們只好暫時忍耐吧!」說至此,毛竟凄然淚下!138
  所有這些表明,力圖在中共黨內貫徹共產國際路線的博古等留蘇派,在政治上已經取得了對毛澤東的完全優勢。然而,博古等的成功僅是一種虛幻的假象,留蘇派最缺乏的是軍事方面的成功。在國民黨軍隊大舉圍剿下,博古等不能取得實質性的軍事勝利,其一切成功都尤如建筑在沙灘上的樓閣,一遇風浪,終將被摧毀。
 

2013-08-22 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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