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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六章  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與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六章 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與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高華 著     阅读简体中文版

下編: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
  第六章  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與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一  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隨紅軍長征至陜北,經過數年的經營,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萬七、八千人,市區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三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干部,他們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區。 385
  在中共的設計下,依照瑞金時代的經驗,延安人口構成中的這兩部分都已被充分地動員和組織起來。在邊區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黨政機構和群眾團體,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邊區黨委(西北局)、邊區政府一直下達到市、區、鄉黨組織,直至農村中的黨支部。邊區自衛軍在各區、鄉、村都有基層組織,他們不僅從事農業生產。還担負起檢查路條、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衛任務。
  延安的三萬多干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分屬于不同機關和學校的這幾萬名干部,雖然生存在延安和邊區的環境中,卻自成體系,與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來;構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中共干部群體。
  中共干部群體的獨特性,首先在于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中共黨員,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第二是他們都是「公家人」。每個人都有自已的「伙食單位」,過看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識形態化與中共的性質及抗戰后延安環境的變化有密切關系。中共原本就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為號召的政治和軍事集團,意識形態是維系其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動力,1937年后,大批知識青年就是沖著中共的意識形態而投奔延安的。為了安置和訓練大量來延的知識分子,中共在延安創立了十馀所各類學校,其數量與規模遠遠超過瑞金時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幾乎成了一座學校城,各類學校作為中共意識形態的訓練和傳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馬列學院、中央黨校、陜北公學、抗大總校、中國女子大學、魯藝、澤東青年干部學校、中央組織部訓練班、中央職工委員會訓練班、西北公學(棗園訓練班)、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軍事學院、炮兵學校、軍委機要學校、西北行政學院、新文字干部學校等,這些學校與國統區的所謂「正規學校」完全不同,不僅學時較短,課程設計也主要以思想訓練為主,因此,大量的學校又強化了延安的意識形態氛圍。
  生活在延安的干部群體在各自的機關、學校過著一種基本生活用品依賴于平均分配的供給制生活。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對中共軍隊尚有經費撥出。 386  1939年后,國共關系惡化,邊區開始被國民黨軍隊封鎖,國民政府撥給中共軍隊的經費也時斷時續,1940年后更完全中斷,造成邊區和延安的物質供應出現極嚴重的困難。
  邊區一百五十萬居民要養活近十萬的中共部隊和干部,負担極重。為了舒緩糧食壓力,1939年抗大總校和陜北公學遷移至華北辦學。中共為了徹底解決物資供應困難的局面,在1939年后發起生產運動,到1940年后更掀起大生產運動,同時各機關、單位紛紛興辦了各類經濟實體,以解決單位內部的物資供應。作為戰時環境下為解決生存而采取的一項特殊措施,中共還以「特種物資」的名義,「種某物」,「甚至發展到某貨內銷」。 387
  1939年后,延安的物質生活已十分艱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卻十分豐富,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后,馬上就發現自己置身于紅色理論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創辦了一批報刊,計有《新中華報》(1941年擴大為《解放日報》)、《解放》周刊、《共產黨人》、《八路軍軍政雜志》、《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中國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單位——解放社還出版了《馬恩叢書》等各種理論和政治宣傳讀物。1939年蕭三從蘇聯返回延安,辦起了俱樂部。迅速將交際舞傳播了開來,交際舞會、京劇晚會、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達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種活潑、歡快的氣氛,除了間或有日軍的空襲,延安似乎已遠離戰時生活環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干部占據了極重要的位置。所謂「老干部」,大多也只是二十八、九歲至三十多歲,他們一般都經歷過長征,現在担負著各機關、學校的領導工作。1941年后,延安將許多高級干部從各根據地調來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另外也帶有儲存、保養高級干部的意圖。中共中央為了照顧担負領導職務的老干部,專門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員會,為他們提供較好的物質與醫療服務。延安的兩個主要醫院:邊區醫院與中央醫院的服務對象也有差別,中央醫院主要為領導干部及其家屬服務,間或也為經組織介紹的一般干部治療。為了照顧老干部的身體,1940年延安光華農場建成,里面存養了一群從華北根據地遷來的荷蘭奶牛,享有特灶供應的老干部每天都可享有鮮牛奶供應。
  隨著抗戰初期延安的抗戰救亡氣氛慢慢轉變為日常生活的氣氛,延安「公家人」內部的關系也逐漸發生變化,不僅老干部與新干部之間存在著許多矛盾,即使老干部間也是飛短流長,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還比較親密,388盡管氣氛已與1937—上938年很不一樣。
  1940年后,三萬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來,黨在思想上、行動上和生活上全面地照管著他們,此時延安與大后方的交通已經中斷,除非經組織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干部已不能返回國統區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區,在這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個人離開組織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
  作為中共最高領袖的毛澤東,有理由為在延安建成的新社會感到高興和滿意,毛對延安的這一切并不陌生,早在三十年代初,江西瑞金就初步形成了這樣一個社會,只是那時地狹人少,又面臨緊迫的戰爭環境,毛且不是那個社會的真正主人,因而那時毛高興不起來。現在斗轉星移,中共已今非昔比,毛更成了黨的最高領袖,他焉能不真正喜悅?數年前丁玲在保安曾以「小朝廷」當面向毛描述了她對陜北蘇區的觀感,毛就對這個說法「很感興趣」, 389現在毛當然不會在乎蔣介石說邊區是什么「國中之國」、「封建割據」,毛就是要在邊區創造一個「國中之國」,未來還要奪取全中國!
  二  與蔣介石、斯大林相周旋
  1941年春夏,毛澤東向國際派進攻的部署已基本就緒,他的關注目標轉向了外部,這就是重慶的國民黨政權和遠方的莫斯科,毛需要判斷清楚蔣介石和斯大林可能將作出的反應,再最后決定自己的行動。
  在中國歷史屢次的朝代更替中,越王勾踐「臥薪嘗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一類的故事曾多次重演,毛澤東在抗戰前期對蔣介石的策略就堪稱是這類故事最成功的范例。1937年秋,毛以中共不足三萬人的兵力,暫時向蔣介石作出妥協的姿態,贏得整軍修武、鞏固內部的時機。即將展開的延安整風,就是毛利用國共合作局面加速整飭內部的重大舉動,毛要抓住時機,先行打掃自己的后院。
  在八年對日抗戰時期,毛澤東與蔣介石的關系可大致劃為兩個階段。1937—1940年,可稱上是中共向國民黨妥協的階段,194O年后,則是從妥協走向分庭抗禮的階段。在1937-1940年,毛澤東為了發展中共軍事實力,不圖虛名,與蔣介石虛與委蛇,使中共的力量,尤其是八路軍的實力,在兩三年內得到迅速的發展。隨著中共實力的壯大,毛澤東不愿意再繼續扮演「勾踐」的角色,他要和蔣介石一比高低,讓中國同時出現兩個「太陽」。1943年在延安的窯洞里,毛澤東對國民黨駐延安聯絡代表徐復觀(當時名徐佛觀)說:「再過五年、八年,看鹿死誰手!」390
  「天無二日,人無二主」,讓蔣介石承認中國有兩個「太陽」,絕非易事,至少要先成為中國共產黨的「太陽」。然后才有可能與國民黨的「太陽」一決雌雄。從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就為實現這個目標進行不懈努力,到1941年。一切都水到渠成,形勢對毛十分有利。
  從陜北的外部環境看,中共軍隊與日軍基本處于膠著狀態,自1940年8月八路軍發起「百團大戰」后,八路軍與日軍沒有再發生那種震動全局的大規模戰斗,此種情況正可使毛澤東騰出手來將大批干部調來延安學習。加之日軍距中共腹地陜甘寧邊區比較遙遠,毛完全可以利用這局部和平的時機,加緊整肅內部。
  對于國民黨,毛澤東始終保持高度警惕。391然而,毛有充分的把握,確信蔣介石不敢在蘇、美、英三國的壓力下,冒險進攻陜甘寧邊區。潛伏在國民黨黨、政、軍、特機構的中共秘密情報人員,隨時可將蔣介石的動態提前報知延安, 392毛完全可以依此早作防范。毛澤東判斷蔣介石根本無法插手中共內部的斗爭,蔣介石雖樂意看到中共內部自相火并,但只會采取隔岸觀火的態度。
  毛澤東對蔣介石知之甚深,他對蔣介石的估計基本符合實際。四十年代初,國民黨雖然對中共內部的矛盾知之甚詳,但在整風運動期間、國民黨始終處于旁觀的立場。
  作為中共老對頭的蔣介石,自二十年代末以后,一直高度重視刺探中共內部情報。國民黨獲知中共情報的主要渠道是投奔國民黨的原中共自首人員。自顧順章、向忠發叛變共產黨后,從1932年開始,國民黨逐漸調整鎮壓中共的政策,將對共產黨員的肉體消滅與脅迫反省、自首相結合。據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統計,從1933年7月到1934年7月,被國民黨抓獲的中共黨員共4,505人,其中自首者4,209人。三十年代前期,被國民黨捕獲和向當局自首的共產黨員約兩萬四千馀人,辦理「自新」手續的赤色群眾三萬人。3931934年6月26日,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李竹聲被國民黨逮捕,旋即自首;同年10月,繼任書記盛忠亮也被捕,投靠國民黨。從李竹聲、盛忠亮等被捕、叛變的中共干部那里,蔣介石獲知了在中共黨內存在著留俄派與老干部派的尖銳斗爭。由共產黨變節分子李士群、丁默郊等主辦的《社會新聞》、《現代史料》也向社會公布了有關這方面的大量材料。394
  抗戰爆發后,蔣介石獲知中共內部情況的最重要來源,是1938年投奔國民黨的原中共高級領導人張國燾。蔣介石從張國燾那里,完全掌握了1937年后有關毛澤東與王明、周恩來等意見分歧的情報。
  蔣介石獲取中共情報的另一條渠道是國民黨派駐延安的觀察員。1937年國共合作實現后,蔣介石在中共首府延安派駐了國民黨聯絡機構和聯絡參謀。在中共情報及反間諜機關的嚴密控制下,國民黨駐延安觀察員雖無從獲得中共重要機密,但是,仍能因其就近觀察之便,捕獲到中共若干戰略性的信息。五十年代后,以「現代新儒家」享譽臺、港及海外的徐復觀曾在1943年作為國民黨聯絡參謀駐延安近一年。徐復觀在延安期間,與毛澤東、朱德、劉少奇、葉劍英等皆有接觸,對中共勵精圖治留有深刻印象。 3951943年10月下旬,徐復觀返渝后,在與侍從室、軍統局高級人員交談時,「歷述延安荒謬狂悖之情形」,認為對中共問題「非用武力不足以解決。任何方法,徒枉空言。而用武力,在目前政治現狀下,前途并不可樂觀」!徐復觀并撰有一延安印象意見書,上報蔣介石、何應欽,受到蔣氏的重視。蔣介石曾在徐復觀意見書上作了「眉批」,并下令印成小冊子,在少數高級情報人員中傳閱。396
  蔣介石雖然大致了解中共內部的矛盾,但是他除了隔岸觀火之外,別無其它選擇。蔣介石十分清楚,他對中共政策的制定毫無影響力。從蔣介石的內心而論,他也只會對即將發生的中共內部的整肅斗爭興高采烈,蔣介石實在希望中共因毛澤東與王明等沖突而四分五裂。
  毛澤東對蔣介石的心態完全把握,他雖不時電示在重慶的周恩來與蔣介石周旋,但是毛在1941年并沒有將蔣介石放在太重要的位置。毛更重視的還是遠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的態度。
  上940年2月后,隨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任弼時離開莫斯科返回延安,中共在莫斯科就已經沒有正式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實際上已不復存在。從此,莫斯科與中共間的聯絡,基本上就由延安與莫斯科之間的電臺和蘇聯派駐重慶和延安的機構承担。
  在這一時期,蘇聯獲知中共情報的渠道主要有五條:
  一、蘇聯駐重慶大使館及蘇聯塔斯社駐上海分社。抗戰期間,蘇聯對華情報工作除了收集侵華日軍活動及國民黨各項動態外,也兼及收集中共,尤其是中共與美國聯系的情報。1942年蘇聯情報機構與重慶軍令部第二廳聯合創辦「中蘇情報合作所」,蘇方派有幾十名技術人員參與其事,主要負責收集淪陷區日軍情報。蘇聯并通過駐華大使、格伯烏中將潘友新及駐華武官羅申,與中共南方局和中共駐上海地下組織保持秘密聯系。蘇聯并在上海創辦中文刊物《時代》,由老資格情報人員羅果夫領導, 397主要搜集日本情報,但也通過劉曉、劉長勝、潘漢年間接了解中共活動情況。
  二、蘇聯駐蘭州的外交和軍事代表處。抗戰開始以后,蘭州成了蘇聯援華物資輸人中國的交通樞紐,蘇聯空軍在蘭州設立了機場,為此蘇聯在蘭州設立了辦事機構。該機構與中共駐蘭州辦事處保持密切聯緊。中共通過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向蘇共提供過若于中共內部情況的情報。3981956年,蘇共中央向中共移交的檔案文件中,就包括中共西北局、南方局的會議記錄。399以后担任蘇聯駐延安觀察組代表的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化名孫平),在1938—1940年曾出任蘇聯駐蘭州軍事代表處的副代表。
  三、蘇聯駐迪化總領事館。從1934年起,蘇聯利用盛世才將其勢力大規模滲入新疆,在新疆全省境內派駐大批政治、經濟、軍事顧問,蘇聯紅軍「紅八團」長期駐守哈密。斯大林為長期控制盛世才,邀其加入蘇共,但不允許盛世才參加中共。400蘇聯情報機構在新疆有極廣泛的活動,其中包括收集中共在新疆活動情況及中共中央內部情報。
  四、蘇聯駐延安聯絡小組。1939年后,蘇聯在延安即設有聯絡人員,從1942年5月起,弗拉基米洛夫以共產國際聯絡員、蘇軍情報組和塔斯社記者身分任聯絡小組負責人,該聯絡組實際上是斯大林派駐延安的情報機構,有電臺譯電員、醫生等五、六人。
  五、蘇聯在東北、華北各大城市建立的秘密情報網。參加情報網的中共黨員由延安派出,但一般不與中共直接發生聯系,主要為蘇聯搜集有關日軍的情報。
  蘇聯雖然通過在中國派駐的上述機構,積極搜集中國情報,但由于1940年歐洲戰爭形勢日益尖銳,蘇德隨時可能爆發戰爭,因此,斯大林更多地關注歐洲戰場和蘇聯國內的戰爭準備事務。
  作為國際共運領袖的斯大林,對于中共內部三十年代中期后的變化,即毛澤東在中共黨內的崛起及逐漸控制中共,總的說來,是樂觀其成的。尤其從1938年起,中共的立場和觀點基本上一直得到莫斯科的支持。斯大林當然了解王明,但他更知道王明的老師、共產國際前東方部部長米夫已在1938年被自己清洗,因而斯大林并不準備對王明施之以援手。只要毛澤東在涉及蘇聯等問題的立場與莫斯科保持一致,斯大林就不愿對延安說些什。
  但是到了1941年后,情況卻發生了變化,斯大林發現,已經牢牢控制中共的毛澤東對來自莫斯科的指示陽奉陰違,而這些恰恰又涉及到保衛蘇聯、支持蘇聯等重大問題。毛澤東采用拖延、回避、指東道西等種種方法,拒絕出動八路軍進攻駐扎在華北和中蒙邊境地區的日本軍隊。
  據不完全統計,從1941年初至也43年,莫斯科曾多次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發出電報,要求中共在防止日軍進攻蘇聯問題上與蘇軍協調行動。莫斯科并且具體要求毛派出八路軍大部隊破壞華北鐵路。向日軍發起進攻,以減輕日本軍隊對蘇聯的壓力。401
  對于斯大林所有這類要求,毛澤東均未作出肯定答復,而是用種種辦法加以搪塞。斯大林實在小看了毛澤東,他怎么會做這種雞蛋碰石頭的傻事。不管莫斯科如何用「國際主義」的大話「套」毛澤東,他就是不上鉤。直到這時斯大林才發現,毛澤東原來是一個「民族主義者」,但已為時晚矣,因為毛已牢牢控制了中共。面對毛在延安「另搞一套」,莫斯科雖然強烈不滿,卻毫無辦法!
  毛澤東知道自己已經得罪了斯大林,卻并沒有「破罐子破摔」。毛深知中共離不開蘇聯的支持,自己絕不能意氣用事,雖然在涉及中共軍隊和其個人領導權等基本問題上,毛堅持己見,絕不讓步,但在其它次要問題上,毛卻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主動向斯大林示好,爭取斯大林個人對毛的好感。
  1941年4月13日,蘇聯與日本簽訂了有損中國利益的〈蘇日中立條約〉,激起中國朝野強烈的不安。三天后,中共通過新華社正式發表意見,稱贊該條約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并且對蘇日聲明中有關「互不侵犯滿洲與外蒙」的說辭予以充分理解,宣稱蘇聯此項舉措「對全中國爭取解放也是有利的」。中共此舉,使「向日同情中共之青年;莫不痛哭流涕」。402
  1941年6月,受周恩來領導,從事國際情報工作的中共秘密黨員閻寶航(以東北救亡總會負責人身分在重慶活動),探悉希特勒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絕密消息,周恩來立即將此情報電告延安,毛澤東迅即電告斯大林。 403事后斯大林曾致電毛澤東,表示感謝。404
  毛澤東除了向斯大林及時通報中國戰場有關情況,還十分重視和蘇聯駐重慶人員保持良好的關系。在毛的關照下,周恩來經常約見潘友新、崔可夫、羅申,交換對國內政局的意見(蘇聯駐重慶外交官在向莫斯科匯報中國政局時必須堅持「階級立場」,蘇駐重慶使館曾因一度向莫斯科反映了中國國內社會輿論對中共的批評而受到蘇外交部的嚴厲指責)。405毛澤東本人也經常在延安與弗拉基米洛夫進行長時間的晤談,試圖吸引蘇聯駐延安代表對毛的主張的理解與好感,并通過弗拉基米洛夫向斯大林傳送有利于自己的信息。406
  毛澤東對斯大林所作的一切友善姿態皆出于一個目的,利用斯大林的威望加強自己在中共中央內的地位,在即將向留蘇派發起進攻時,麻痹斯大林。
  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爆發,毛澤東行動的時機終于到來了。現在斯大林已陷于戰爭的泥沼而無暇東顧,莫斯科鞭長莫及,即使斯大林派駐延安的「眼線」虎視耽眈,緊緊盯住毛澤東,那也無濟于事。毛澤東將立即采取行動,對不可一世的斯大林實行遠交近攻:鏟除其在中共黨內的門徒,而仍將斯大林奉為門神。
  三  毛澤東最堅定的盟友:劉少奇及其班底
  毛澤東發動黨內斗爭的基本策略一向是,為了打擊主要敵人,團結依靠一部分人,利用他們作為貫徹自己意見的工具。開展延安整風運動,就是毛這類斗爭策略的第一次大規模的操練,在這次戰役中,毛的最堅定的盟友和幫手就是劉少奇及其班底。
  1937年春夏,在反對張聞天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毛澤東、劉少奇聯盟,在以后的一年中得到進一步的加強。1938年3月,毛澤東為加強自己的力量,特地將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受到王明指責的劉少奇調回延安。劉少奇回到延安后,成為毛澤東的得力助手,在1938年上半年毛澤東與長江局的爭斗中,旗幟鮮明地站在毛的一邊。劉少奇抑制不住對王明的強烈不滿,經常在中央工作人員面前指名道姓抨擊王明。據當時担任中央秘書處負責人的王首道回憶,在六屆六中全會之前,劉少奇曾向他們說過:「我們北方局,不僅成為抗日的根據地,也是支持毛澤東同志與王明右傾機會主義作斗爭的根據地。」407六屆六中全會以后,劉少奇對王明的態度更加激烈。他似乎完全忘了六中全會制定的有關「各政治局委員不得有破壞政治局和其它委員的威信之言論行動」 408的決定,除了不時在部下面前訴說自己昔日受壓的經歷外,還在許多場合不指名的對王明進行攻擊,稱其是「披了馬列主義招搖撞騙,是江湖上賣狗皮膏藥的」。409
  劉少奇對王明所持的勢不兩立的立場,被毛澤東一一看在眼中,1938年9月下旬。劉少奇終于得到回報,他同時被委以北方局和中原局兩個中央局書記的要職。在一個短時期內,劉少奇雖兼看北方局書記的職務,但他工作的重心卻轉移到了華中。1939年1月28日,劉少奇到達河南省確山縣竹溝鎮,迅速組建了中原局領導機關,具體落實毛有關開辟華中的重大戰略行動。
  毛澤東派遣劉少奇去華中,首先是因為毛信任劉少奇,在對一系列引起黨內爭議的重大問題的看法上,劉少奇與毛完全一致。劉少奇積極支持毛有關加速發展中共武裝的意見。根據檔案記載,從1938年春至11月中旬,劉少奇單獨或與毛澤東、張聞天聯名發往各戰略區,指導創建根據地的電文、信件多達百馀件。410劉少奇抵達竹溝后,又于1939年11月下旬,將中原局機關移至皖東,全力「招兵買馬」,開辟了皖東、蘇北根據地。劉少奇還提議山東八路軍派一部南下,新四軍派一部北上,一年后,實現了兩部在蘇北的會師,壯大了中共在華中的實力。劉少奇還經延安批準,積極部署對日偽的策反工作。1941年12月,劉少奇親自派遣新四軍情報人員馮少白秘密前往日軍占領下的上海,411與李士群、周佛海、陳公博等聯絡。取得一定的收獲。不久,在潘漢年具體策劃下,開辟了蘇北和上海、南京、鎮江之間的物資供應和人員往來的地下信道。
  毛澤東委派劉少奇負責中原局的另一個目的是利用劉少奇牽制項英,以求進一步削弱項英的權力。毛澤東對項英長期抱有深刻的疑懼,然而項英雄厚的革命歷史和因堅持三年江西游擊戰爭在黨內所享有的崇高威望,又使毛一時無從對項英下手。1938年9月下旬,在宣布設立中原局的同時,中共中央決定將項英領導的中共東南分局升格為東南中央局,仍由項英担任書記。1939年7月3至8月25日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特別表彰了項英領導下的東南局,這些都顯示了毛對項英的安撫和讓步。412但是,毛絕不會坐等項英實力的壯大而無動于衷,就在毛不得不順應政治局多數人的意見,對項英的工作表示滿意的同時,針對項英的活動也在公開進行,設立中原局就是毛旨在抑制項英的一項重大舉措。中原局的工作范圍包括長江以北、隴海路以南的廣大地區,原屬長江局和東南分局主管,現在將其劃歸于劉少奇的工作范圍,明顯地削弱了項英的權力。
  劉少奇被派往中原局后,很快在新四軍軍力調配問題上,與項英產生了意見分歧,在劉少奇與項英的對抗中,毛澤東堅決站在劉少奇一方。毛知道,1939年以前,劉少奇幾乎從未涉足軍隊,劉少奇的資歷與聲望,皆不足與擁有豐富軍事和黨務經驗的項英相抗衡。1940年夏,為了擴大自己在新四軍的影響并支持劉少奇,毛利用調解項英與葉挺矛盾之際,任命與劉少奇關系密切的饒漱石和自己的老部下曾山担任東南局副書記(東南局原不設副書記職)。1940年11月,毛又內定撤除項英的職務,將東南局與中原局合并,組成華中局,由劉少奇担任書記,只是懼于項英的反應,這個決定才未急于出臺。12月31日,中央書記處決定「山東分局歸中原局管轄,中原局統一領導山東與華中」,413這個決定事實上完全架空了東南局,使其名存實亡。幾天以后,「皖南事變」爆發,1月9日,劉少奇致電延安,提議中共明令撤項英職,毛澤東1月10日覆電,表示目前撤項英職一事暫不必提。414隨后幾個月。劉少奇在華中主持了清算項英等「錯誤」的斗爭,1941年1月27日,延安宣布合并東南局與中原局,成立華中局,由劉少奇任書記,饒漱石任副書記。
  毛澤東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提攜劉少奇,劉少奇則以加大對王明的批判回報毛澤東,毛劉兩人互相支持,配合默契,劉少奇成為毛澤東棋盤中炮打王明的馬前卒。
  1938年11月6日,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閉幕辭中提到劉少奇的名字,指出「少奇同志說得好」,「如果所謂『一切經過』(統一戰線),就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只是片面的服從」。
  1939年4月,劉少奇離開河南確山縣竹溝鎮返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從8月7日至12日,劉少奇在延安馬列學院作〈論共產黨員的修養〉的演講,該演講包含對王明等的影射攻擊,立時受到毛澤東的贊賞。毛稱其演講稿「提倡正氣,反對邪氣」,下令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解放》周刊發表。415
  由于得到毛澤東的鼓勵,劉少奇對王明的態度更趨激烈和嚴厲。1941年7月,身任新四軍政委和華中局書記的劉少奇,在鹽城配合乇澤東,也向國際派發起攻擊。7月2日,劉少奇作〈論黨內斗爭〉的演講。7月13日,劉少奇給宋亮(孫冶方)覆信,不指名地抨擊王明等人。劉少奇順應黨內干部要求緩和黨內斗爭的心理,譴責王明等在黨內人為制造斗爭,「借用布爾什維克的名義和形式在黨內進行投機」,是一伙嗜好斗爭的「斗毆家」。劉少奇還公開指責不久前在皖南事變中遇難的項英等人,「依仗他們的部隊和槍桿子——向黨鬧獨立性,向黨宣告獨立。」
  劉少奇敢說敢為,得到毛澤東的高度賞識,在毛的默許和支持下,一批主要由原北方局干部組成的劉少奇的部屬在中共黨內逐漸崛起。劉少奇原先在中共黨內并無個人班底,直到1936—1937年劉少奇担任北方局書記期間,在劉的周圍才逐漸形成一個圈子。1938年后,隨著劉少奇地位上升,劉少奇的老部下、原北方局組織部長彭真出任了由楊尚昆任書記的北方局下屬晉察冀邊區(后升格為中共晉察冀分局)書記一職。原北方局成員劉瀾濤、黃敬、林楓、安子文、姚依林、胡錫奎、林鐵、劉仁、李葆華、李大章、宋一平、劉錫五等分別担任了晉察冀、太行、晉綏等根據地黨的領導職務。這樣,在中共黨內就出現了一個以劉少奇為核心、由彭真作骨干的劉少奇的班底。
  劉少奇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堅定地站在毛澤東一邊,但是在四十年代初,劉少奇對于毛的支持并不是完全無保留的,劉在個別重要問題上,仍持有自己獨特的看法。
  劉少奇是中共黨內最早承認和宣傳毛澤東貢獻的人,但是在這一時期,劉少奇只是把毛視為是黨的卓越的領導人,還未將其稱之為「偉大領袖」。劉當然知道毛寫過一系列論著,然而在1941年他卻宣稱,在中共黨內,「偉大的著作還沒有出來」。 416劉少奇的這番言論,與他1943年后竭力鼓吹對毛個人崇拜的論調,有如天壤之別。
  對于批判「教條主義」的問題,劉少奇與毛澤東也有微妙的差別。劉少奇沒有如毛澤東那般,將教條主義視為頭號敵人,而是認為在中共黨內存在著「強調在實際斗爭鍛煉」、「反對專門理論研究的空氣」。劉明確表示,將埋頭學習馬列理論的同志指責為「學院派」是「完全錯誤的」。劉甚至放言,「一直到現在」,中共「缺乏理論的弱點仍然未能克服」。 417劉少奇的這些論調與毛澤東將留蘇理論家視為「連豬狗都不如」的「蠢人」的那些論調,顯然是不協調的。
  在對待「國際主義」的態度與保存中共實力等問題上,劉少奇與毛澤東的看法也存在一些差距。蘇德戰爭爆發后,劉少奇、陳毅于1941年7月12日致電毛澤東,表示「如日本向蘇聯進攻,我們應號召全國向日寇反攻,即使國民黨不積極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須獨力反攻,以牽致「制」日本,敵后某些據點可能放棄」。7月18日,毛澤東覆電劉少奇,提出:「反攻口號是對的」,「但八路、新四大規模動作仍不適宜,……大動必傷元氣,于我于蘇均不利。」418
  盡管劉少奇在1941年對毛澤東仍然持有某種保留,兩人在批評留蘇派的方法上也存在差別,劉少奇在保存中共實力方面的意見也不如毛那般「老道」,但是雙方的政治目標卻是完全一致的。對于劉少奇某些不人耳的言論,毛澤東并沒有予以深究,在毛最需要幫手之際,放眼黨內,能和毛有最多共同語言的,惟劉少奇一人。劉批評經驗主義的意見,只需毛澤東稍作調配,就可以制成進攻周恩來等的武器。因此,毛劉政治聯盟并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這樣,當1942年3月,劉少奇把領導新四軍和華中局的責任委托給饒漱石,于同年年底返回延安后,劉少奇就成為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的最重要的助手,劉少奇以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身分立即進入中央書記處,成為在地位上僅次于毛的中共第二號領導人。
  四  毛澤東手中「出鞘的利劍」:康生
  如果說在毛澤東與王明的斗爭中,劉少奇最早站在毛的一邊。是因為劉少奇在一系列重大問題上的觀點與毛一致,毛、劉在反對王明的基礎上結成了政治聯盟的關系,那么,康生與毛澤東的關系則完全是另一種性質。康生是因其望風轉舵,出賣王明,和竭力撮和毛與江青的婚姻,以及其所擁有的蘇聯「格伯烏」經驗,而得到毛的特別信任和重用,繼而成為毛手中的一把利劍。
  毛澤東與康生素無淵源,1937年11月底康生與王明等飛返延安之前,毛甚至從沒見過康生。由于康生與王明曾有過的密切關系。甫抵延安的康生,并沒有立即贏得毛的信任,毛、康由疏遠至親密。大約經歷了半年的時間。
  康生在中共黨內最早以趙容聞名,1925年在上海大學讀書時參加中共,1926—1927年,和周恩來、顧順章等一同領導了上海三次武裝起義。1927年10月中共中央機關秘密遷到上海后,康生曾在中央組織部,江蘇省委組織部工作。1931年1月,被六屆四中全會后的中共中央任命為中央組織部長。
  早在三十年代初,康生作為中共「肅反專家」就聲名顯赫。1931年4月,顧順章事件發生后,中央特科的工作機構進行了重新改組。9月,留滬的部分負責干部組成了有康生參加的六人臨時中央政治局,中央特科從此就改由陳云、康生、潘漢年組成的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直接領導。
  指定康生參與領導中央特科,與他在上海三次武裝起義期間曾經負責過工人「打狗隊」有關。1932年陳云調任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后,康生就成了中央特科的最高負責人。
  從1931年末至1933年7月康生離滬赴蘇,康生在上海的活動主要就是鎮壓中共變節分子,以及和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調查科」斗法。由康生領導的「紅隊」(取「紅色恐怖」之意)刺殺了國民黨「調查科」上海直屬情報員史濟美(馬紹武)和一批共產黨轉向分子,在上海引起強烈震動。「紅隊」成員有王世英、項與年(八十年代中共福建省委書記項南之父)、鄺惠安、李士英等人。以后,在五十至六十年代,王世英曾任山西省省長,李士英曾先后担任過上海公安局局長、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和江蘇省副省長等職。
  1933年夏,康生因上海環境日趨惡化,無法在滬立足而轉道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成為王明的副手。康生在蘇聯居留四年期間,竭力吹捧王明,同時實地學習蘇聯鎮壓機關格伯烏的經驗,在中共留蘇人員中歷行「肅托」,419成為中共黨內為數不多的,受過蘇聯「格伯烏」全面熏陶的「專業人士」。在1935年8月舉行的共產國際七大上,康生被任命為共產國際中央執委會候補委員。
  康生在1937年之前的經歷表明,他和毛澤東沒有任何工作和歷史關系。因此,當康生返回延安后,毛澤東在一段時間里,和康生只是維持看一般的工作關系,毛辯言鑒貌,仔細觀察康生的表現。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康生與王明、陳云一同進入了中央書記處,由此參與了核心決策,但是康生長期脫離國內斗爭,不可能在書記處內擁有較多的發言權,他的具體工作則在中央職工委員會和「敵區工作委員會」。毛知道康生是黨內老牌的情報和肅反專家,有意發揮其專長,但是,毛又讓康生兼任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一職,在幾乎沒有產業工人的陜甘寧邊區,此職無疑只是一個虛銜。此時,毛澤東對康生還不知虛實,只能用這一實一虛的方法試探、等待康生。
  時年三十九歲的康生,在初返延安的一段日子里,仍深信王明有莫斯科作后臺,其地位無可取代。1938年初,康生還沿著在莫斯科時緊跟王明的慣性,在延安繼續吹捧王明。據當時在延安的司馬璐回憶,當康生陪同王明給設在棗園的敵區干部訓練班受訓的干部作報告時,康生「領導我們高呼『我們黨的天才領袖王明同志萬歲上。』」 420司馬璐回憶的這段史實,當發生在1938年2月末、3月初。因為王明在1937年12月離延安赴武漢后,只是在這個時間因出席「三月政治局會議」才返回延安。1938年8月王明第二次回延安時,黨內形勢已發生重大變化,康生絕不會再呼喊「王明同志萬歲」。
  然而,康生畢竟在中共上層機關工作多年,具有觀察政治風云的豐富經驗,經過一段揣摩和悉心的識別,康生發現毛澤東雖然在政治局內暫時處于下風,但毛對延安的一切皆具有極大的支配力。和毛相比,王明在黨內、軍內并無堅實的基礎,康生認定王明決非是毛的對手,中共領袖必屬毛無礙。康生一經掂量、估算,馬上采取行動,拿出過去的上司王明作投靠毛澤東的見面禮,以換取毛的信任和重用。
  在1938年3月政治局會議上,康生小心翼翼地邁出了投向毛澤東的第一步。康生表態支持毛有關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見。盡管毛澤東、康生、任弼時在會上提出的這項動議因大多數與會者的反對未獲通過,但是,康生試探的目的已經達到,在毛澤東暫時處于少數的時刻。助了毛一臂之力,從而獲得了毛的初步信任。
  康生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投給毛澤東的一票,立即帶來了立竿見影的效果。一個月后,康生被委任為中央黨校校長,離開了冷冷清清的中央職工委員會。
  從「三月政治局會議」至六屆六中全會召開的半年時間里,康生加緊了和毛澤東的聯系,康生和毛澤東、張聞天、劉少奇、陳云采取聯合行動,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或他們五人聯名的形式,不斷向以王明為首的長江局提出批評性的意見。康生已愈來愈明顯地和王明拉開了距離。
  康生雖然已經逐漸獲得毛澤東的青睞,但一時還未握有實權,不久,康生力排眾議,全力支持毛澤東與江青結婚,從而一舉獲得毛的完全信任,康生的政治前途從此出現了重大的轉折。
  1939年2月,毛澤東正式任命康生担任中央社會部部長兼情報部部長、敵區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康生成了中共情報和政治保衛工作的最高負責人。毛將瑞金時期長期担任政治保衛局局長的鄧發打發去中央黨校作校長,而將此重責委之于康生,一則顯示毛對康生的信任,二則分散了周恩來對情報工作的領導權(周恩來此時兼任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
  在毛澤東的庇蔭下,康生迅速成了延安炙手可熱的人物。以中共的「捷爾仁茨基」(蘇聯十月革命后肅反機關「契卡」的首任領導人)自居的康生,很快將延安的保衛機構分門別類建立和完善起來。社會部開始在延安各機關、學校秘密布設情報偵察網,吸收可靠黨員担任「網員」。1939年,中央社會部在延安「工作人員訓練班」的基礎上又創辦了一個培養情報人員和肅反干部的秘密學校,對外稱「西北公學」,康生實際上是該校的校長。
  顯而易見,康生之于毛澤東是極其重要的,以毛之多疑善變,對屬下一向猜忌、防范的性格而論,和毛毫無歷史淵源,又無戰功和長征經歷的康生,能長期獲毛的信任是極其罕見的,其主要原因乃是毛、康關系的性質,完全不同于毛與其它中共領導人的關系。毛與劉少奇、任弼時等人的關系,從本質上說,主要是一種政治盟友的關系,而康生之于毛,則猶如家臣。康生對毛澤東的絕對效忠和人身依附,使毛可以輕而易舉將康生與其它政治局委員區別開來。對于毛,康生曲意奉承,揣摩迎合,善于體會某些難言之隱而主動為主人分憂;康生又能雷厲風行,堅決貫徹主人意志而不畏毛以外的任何中共元老,實在是為人主者手中須臾不可離身的一把利劍。
  經過幾年的磨練,1941年的康生早已鐵定了心,做毛澤東的貝利亞(葉若夫被處決后的蘇聯最高特工頭目)。此時的康生,威風凜凜,經常身看俄式皮夾克,足蹬長皮靴,手牽洋狗,每次外出,至少有四名保鏢親隨,421已成為延安最令人恐懼的人物。他猶如一頭猛犬,隨時準備聽候主人的吩咐,向敵人猛撲過去。
  五 毛澤東的「內管家」:任弼時、陳云、李富春
  毛澤東所構思的整風運動包含了「破」和「立」的雙重內容:一方面,毛要在這場黨內斗爭中剪除其政治上的對手;另一方面,毛還要創立以自己思想為中心的中共新傳統,并將這兩方面的成效有機地結合起來,最終為鞏固自己的領袖地位而服務。如此艱巨的任務,絕非劉少奇、康生、陳伯達、胡喬木等少數人參與就能完成,毛還需要其它一些干部和工作機構來協助自己,他們應該運用某些機關的力量,堅決貫徹毛的意圖,創設制度,培養新人,支持和配合毛的行動。在四十年代初,任弼時、陳云、李富春及其領導下的中央辦公廳和中央組織部,實際上扮演的就是毛的「內管家」的角色。
  中共是依照蘇共模式組建起來的高度組織化的政黨,在理論上,黨的中央機關應是領導全黨的最高司令部。1927年后,中共逐漸轉移至農村,長期艱苦的軍事斗爭,使軍隊在黨內的作用明顯加強,但是在留蘇派主政的瑞金時期,中央機關及其領導人的權威仍是不容挑戰的。長征開始,中共領導體制發生了深刻的變化,黨和政府系統全部并入軍隊,軍隊與黨實際已溶為一體,打破了黨機關至高無上的局面。然而,隨著長征結束和延安時代的到來,一度因客觀戰爭形勢而被取消的黨機關又漸次恢復,特別到了抗戰爆發,中共力量獲得迅速發展,黨的各種機構的工作任務極其繁重,為了適應新形勢的需要。又新創立了一些黨的機構。這樣,就使由留蘇派掌握的黨機關的作用再一次凸現出來。
  對于留蘇派控制的黨機關力量的復活,毛澤東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一方面,毛不愿過分刺激張聞天等人,在形式上對中央機關的格局采取維持現狀的態度;但在另一方面,毛又抓緊時機,利用自己在中央核心層已擁有的優勢地位,果斷地對黨的重要機構進行局部調整。中央秘書處和中央組織部就是毛的局部調整戰略的主攻目標。
  1935年后,在中共組織系列中,中央秘書處是除軍隊以外最重要的機構。中央秘書處在瑞金時期只有少量工作人員,由担任中央秘書長的鄧穎超主管,主要負責文電收發(包括與共產國際及上海中央局的電臺聯絡),保管、承担會議記錄等秘書性質的工作。由于軍事斗爭在蘇區占據頭等重要的地位,中央秘書處主要圍繞中央軍委工作。當時担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主席的毛澤東,僅有一個工作人員兼收發,其它中共領袖也無專門的秘書機構為之服務。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進入中央軍委和中央常委會(書記處),中央秘書處局部恢復建制,其作用開始日益突出。1935年6月,毛讓自己過去的秘書王首道參加了兩河口會議的秘書工作(王首道在瑞金時期曾一度担任毛澤東的秘書)。其后,毛任命王首道負責中央秘書處,并同時領導中央軍委機要科。9月,毛通過調離鄧發、李克農的工作,停止了鄧發所担任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和李克農担任的國家政治保衛局執行部部長的職務。毛將原由政治局直接領導的國家政治保衛局易名為方面軍政治保衛局,并派出王首道担任該局領導。此時的中央秘書處,除了掌管機要文電外,還兼管政治保衛工作。毛通過這些措施,將黨、軍隊等全部機要通訊系統和肅反情報大權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1937至1939年,中央秘書處繼續由王首道負責。王首道忠實地履行了他作為毛澤東執行秘書的職責,除了掌管文電收發、聯絡各方、照顧毛和其它在延安政治局委員的生活起居等各項工作外,王首道還親自担任政治局會議的記錄員。1937年底,王明返國后召開的「十二月政治局會議」,即由王首道担任會議記錄。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雖處下風,但是其權力并未受到真正動搖。會議結束時,毛命王首道收回所有與會者的筆記本,由王首道代為保管。而事實上,由王首道收回的與會者筆記本以后一直未退還本人。422
  盡管王首道對毛澤東忠心耿耿,但在紛繁復雜的新形勢下,中央秘書處的工作似乎難以適應新的環境和新的需要。抗戰爆發后,原由中央秘書處兼管的政治保衛工作的職能又劃歸了邊區保安處和繼之成立的中央社會部,中央秘書處的職權范圍有所縮小。自此以后,中央秘書處基本處于維持現狀的局面。為了加強中央秘書處作為毛澤東的耳目和中樞機構的作用,1939年,毛澤東調其老友、時任中央組織部副部長的李富春兼管中央秘書處,由王首道作李富春的助手。這樣,在1940年5月任弼時就任中央秘書處領導之前,李富春實際上成了中央秘書處的主管。
  毛澤東對中央機關另一個重要部門——中央組織部,也不失時機,進行了改組。1935—1937年,中組部部長由博古担任,在這段時期,中組部的工作基本處于停頓狀態。因為在戰時環境下,干部調配基本由軍委掌握,紅軍抵達陜北后,外來人員極少,集中于陜北的都是經歷過長征考驗的紅軍指戰員,中組部的日常業務中的一項,諸如對干部進行政治審查,已失去了工作對象。因此,作為中組部部長的博古,其主要工作崗位是在中央書記處而非在中組部。「七七事變」爆發后,大批外來人員進入延安,中組部面臨大量的干部審查、分配等工作,持續幾年的冷清局面立即改觀,中組部成了延安最熱鬧、工作最繁重的部門之一。恰在此時,陳云隨同王明、康生返回延安,博古又要前往長江局,毛澤東遂將中組部部長一職交由陳云担任,并派李富春任副部長,配合陳云開展工作。
  陳云,原名廖陳云,一度與項英齊名,是中共黨內少數出身工人階級的高級領導人。1933年初,陳云進入中央蘇區,在1934年1月舉行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政治局委員,并兼任白區工作部部長。1935年2月,陳云受張聞天的委托,離開正在長征中的紅軍,秘密轉赴上海,準備恢復上海黨組織,并打通與共產國際的聯系渠道。陳云抵滬后,與上海中央局負責人浦化人接上關系,從浦化人處了解到中共在滬組織已全部被國民黨破壞,共產國際遠東倩報局已將工作人員撤出上海。陳云由此判斷,恢復中共在滬活動的條件還未成熟。恰在此時,浦化人通過特殊渠道,接到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要求國內派人組團前往蘇聯參加共產國際七大的通知,陳云遂于7月左右,在宋慶齡的幫助下,和楊之華、陳潭秋等,乘船秘密前往蘇聯海參崴。1935─1937年,陳云在蘇聯期間,是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主要成員,但與久居莫斯科從未返國的王明、康生不同,陳云受中共代表團指派,提前于1937年春返回新疆,組織營救進入新疆的西路軍馀部。陳云在星星峽親自迎接了原西路軍高級將領李先念等人。陳云1937年春的新疆之行,為他贏得了中共軍方將領的廣泛敬意。
  陳云返回延安后,繼續担任政治局委員,并且進入了書記處,但是他的主要工作崗位是在中央組織部。陳云在初抵延安的一個短時間內,曾和政治局絕大多數成員一樣,支持王明傳達的共產國際關于加強國共統一戰線的方針,但是陳云回頭較早,從1938年3月就轉變了立場。1938年3至8月,在毛澤東與長江局的對立中,陳云與在延安的中央書記處其它成員步調一致,堅決站在毛澤東的一邊,成為毛的新盟友。
  陳云、李富春領導的中組部,其主要工作是對抗戰爆發后奔赴延安的各類人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根據審查結果,分配、安置他們的工作。陳云和李富春担當的是毛澤東在組織人事領域監護人的角色。
  「七七事變」后,一批從國民黨監獄釋放出來的共產黨員和大批青年學生紛紛前往延安,這種現象使黨的領導人既喜又懼。喜的是,延安道上,人流如潮,足以說明黨的事業興旺發達,而面臨大轉變的黨正急需大批青年干部;懼的是不知在這些來延人員中是否里夾有國民黨的暗探和奸細。為了保證來延人員的政治可靠性,中央決定對所有來延人員進行嚴格的政治審查,于是,這就成了中組部的頭等重要工作。
  1937年底至1938年底,中組部設有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書處三個下設機構,由王鶴壽任干部科科長,劉錫五任地方工作科科長,鄧潔任秘書長,在這三個機構中,主要由干部科負責對來延安的干部進行政審和分配。
  中組部對來延人員的政審分為四個階段:
  一、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對釋放出獄人員和自愿申請去延安的青年學生進行初審。1937年8月底至10月,周恩來、葉劍英、李克農憑名單向國民黨當局交涉,從南京國民黨軍人監獄和蘇州反省院陸續營救出一百馀名中共原負責干部。由首批出獄的黃文杰、劉順元、劉寧一、王鶴壽、方毅、夏之栩等,在南京八路軍辦事處組成考察去延人員的審干小組,對申請去延人員進行逐個的政審。 423其工作流程是,出獄人員需寫出個人獄中表現的書里材料,并向審干小組提供其它出獄人員在獄中表現的資料。審查小組根據本人的書面材料、口頭敘述和其它人的旁證,對申請去延安的人員作出不同的處理:獄中表現堅定的人員,送延安或直接留國統區工作;獄中表現有些問題、需進一步審查的人員,也送延安;獄中表現不好,有叛變自首行為的人員,要其留下通訊地址,再動員其「回家去抗戰」。424經過審查小組的遴選,從一千馀被釋放人員中,挑出七百多人介紹去延安。
  對申請去延安的青年學生的審查,則比較簡單和寬松。凡持有各地中共地下組織或外圍組織介紹信的青年學生,在經過八路軍南京辦事處的逐個政審后,一般都予介紹去延安。
  二、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接到南京辦事處轉來的審干小組對去延人員的「鑒定表」后,對持介紹信前來的人,再進行一對一的個別談話,此謂復審。然后將其集中分送西安附近的涇陽縣云陽鎮進行下一步的審查。也有個別人員是直接經西安轉送延安的。
  三、中組部在涇陽縣云陽鎮設有接待站(檢查站),負責對去延人員進行嚴格的三審。領導審查小組的人員有馮文彬、王觀瀾、劉輯武、胡喬木以及剛從南京八路軍辦事處調來的王鶴壽等。在云陽鎮的審查重點是盤問出獄人員在國民黨獄中期間是否寫過「悔過書」。1937年12月,原中共駐青年共產國際代表黃藥眠,在云陽鎮就經歷了這樣一番嚴厲的審查:
  同我談話的是劉輯武。他問我:「你寫過悔過書沒有?」我忠實地回答:「寫過。但是我沒有出賣組織。只表示以后不再搞政治了,也不擁護國民黨。當時許多領導人都叛變投降,釋放出去了,而我則被認為實質上是堅持共產黨的立場,所以交軍法處,叛處一等有期徒刑十年」。談完以后,劉輯武就說,「你寫個書面報告來吧!」一個星期以后,他就根據我的報告,表達了他的意見。并問我還有什么補充,還有什么不老實的地方,并說老實這是至關重要的問題,希望我注意。最后,他還要知道一些當時被釋放的人現在的情況。再過一星期,他就找我做第三次談話。他說,他們決定把我送到延安去解決我的問題。當時我有點猶豫,我說:「還是給我遺散費,我回廣東去好了。」他說:「不,你還是到延安去吧!」425
  在云陽鎮接受審查的去延人員,一般也面臨三種安排。「沒有問題」,或「雖有問題,但不太嚴重」的釋放人員,大多數被派往延安,接受下一階段的審查,并等待分配工作。有較嚴重歷史問題的人,則發給路費,勸其返鄉或去大后方參加抗戰。青年學生中的一部分則被留在云陽里的青年干部訓練班(不久即遷至安吳堡)接受政治審查和政治訓練,而在云陽鎮接待站負責審查工作的馮文彬和胡喬木,同時又是云陽青訓班的負責人。
  通過云陽鎮檢查站政審的人員,前往延安的方式也有兩種:社會知名度高、年齡較大的人員,可以乘大卡車前往;其它則一律步行前往,由云陽鎮至延安,的八百馀華里,徒步需九至十天的時間。
  四、去延人員抵達延安后,中組部很快派人前來談話,再次對來延人員進行一對一的逐個審查,此是政審的第四個階段。這時中組部已收到云陽鎮檢查站轉來的材料,對來人的政治情況已基本掌握,于是中組部就依據轉來的材料和每人的業務特長對來延人員進行工作安排。到了這一步,才算是正式進入了延安。
  司馬璐426和黃藥眠在延安中央組織部受到的不同接待,反映了來延人員原先的革命資歷不是決定其今后政治命運的關鍵因素,而能否獲得黨的信任,完全取決于其個人在國民黨監獄中的表現。
  在中組部的眼中,司馬璐雖是一個參加革命不久的新同志,但他出身好,政治面目清楚。司馬治璐出身于蘇北海安縣貧苦農民家庭,其父在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被地方民團以「通匪」罪名殺害,在社會底層爬滾幾年后,司馬璐于1935年參加了中共在上海的外圍組織,并加人了共青團。1937年初。司馬璐被黨組織派往位于鎮江的由國民黨江蘇省省主席陳果夫作后臺的「私立江蘇流通圖書館」開展地下工作。1937年4月下旬,司馬璐被捕,由于未暴露身分,在坐牢一個月零七天后被交保釋放,旋即在上海加入了中共。「八一三」后,司馬璐經西安八路軍辦事處和云陽鎮審查小組的審查,輾轉前往延安,因病在邊區醫院治療數月后,于也8年3月,在延安中組部受到陳云的親自接見。
  陳云向司馬璐提出兩個問題。第一,在鎮江是否加入了國民黨?第二,被捕后是否寫過「悔過書」?在得到滿意的答復、并仔細審閱過有關司馬瑞的書面材料后,陳云親自分配司馬璐前往延安最神秘的機構——位于棗園的中共「敵區工作委員會」,向康生的助手曾希圣(時任「敵區工作委員會」主任秘書)報到。427
  與司馬璐相比,黃藥眠雖是1928年加入中共的老同志,并曾出任過黨的高級職務,但因黃藥眠被捕后曾在獄中寫過「悔過書」,從此就失去了黨的信任。接待黃藥眠的不是中組部部長陳云,而是中組部的一般工作人員。據黃藥眠回憶:中組部工作人員對他談了下面一番話:
  「看了你的材料以后,我們認為你是在敵人面前屈服。這是你歷史上的一個政治污點。關于黨籍問題,以后再解決。現在先分配你到新華社去工作,作翻譯。」
  「我問他:『你所說的黨籍問題以后再解決,是恢復黨籍,還是重新入黨?』他的答復是:『重新人黨』。我心里想,所謂重新人黨,就是十年黨齡丟了。坐了三、四年監,還要留下政治污點,我從前也搞過黨的工作,我是很懂得這句話的具體含義。」
  黃藥眠申辯道:「你說的留下政治污點,我是不能接受的,從我個人這件事,孤立地看,你這個估計是對的,但從當時的整個形勢看,上海黨、團中央局,幾乎全部垮臺,紛紛自首叛變的時候,就只有我一人判處十年徒刑,現在對我的處理,這不正如叛徒李一凡說的……國民黨把你們當作共產黨來軍法處理,而將來共產黨又會把你們作為叛徒處理嗎?」
  中組部工作人員回答說:
  「我沒有說你是叛徒,只是說你在敵人面前屈服。現在是抗日戰爭時期,我們無法進行進一步的調查研究,所以暫時就這樣吧,你先去上班吧!」。428
  黃藥眠的安置情況屬于中組部分配的第一種類型:對有特殊專長的來延人員,雖有歷史問題,但已基本審查清楚,可直接分配工作。黃藥眠通曉英、俄語,曾在莫斯科作過翻譯,因此被分配至新華社。可謂專業對口。
  另一種分配類型是,將來延人員先分配到抗大、陜北公學或中央黨校,經過一段時間的政治學習和審查后,再分配具體工作。建國后曾長期担任江蘇省省長的惠浴宇1937年冬經武倒里路軍辦事處的介紹,到達延安。惠浴宇是1928─1930年江蘇省海州地區黨的領導人,1930年在上海被捕。直至1937年才被國民黨釋放出獄。惠在獄中無任何「自首」、變節行為,他的這段歷史已由在延安的當年獄中難友提出證明,因此惠浴宇在經歷了一段審查后于1938年4月被分配至抗大總校,并被告知,他可以重新人黨,惠浴宇就在這種情況下于1938年重新入黨。以后惠浴宇在其它同志的鼓勵下,給當年江蘇省委負責人陳云寫了一封信,請陳云為他1928—1930年的黨籍作出證明。陳云接見了惠浴宇,與他進行了詳細的談話,最后肯定了惠浴宇的黨籍,這樣,惠的黨籍就從1928年算起。不久,惠浴宇就從延安抗大總校被分配至皖南新四軍總部。 429
  第三種分配類型是,對那些有較嚴重政治歷史問題,一時又不易審查清楚,但在政治上表現左傾的人員,則勸其返回國統區活動。
  陳云、李富春創立的干部審查制度,猶如一道堅固的攔河大壩,經過層層的沖刷,已盡可能將「可疑」分子排拒于延安之外。被允許留在延安效力的「有問題」人員,則盡在組織的控制與掌握中。在陳云、李富春的主持下,中組部的各項工作井然有序,有條不紊,與康生領導的肅反機關保持著密切的合作關系,但在1938—1939年,中組部的干部審查和安置工作,尚有若干靈活性,因而給許多去延人員留下不錯的印象。
  例如,李富春對因在延安備受冷遇、歧視而決定回到國統區的黃藥眠就曾給予誠懇的挽留。1938年春,分配到新華社工作的黃藥眠因心緒不佳,病臥在床,而黃藥眠的上級、昔日在莫斯科的舊友徐冰(邢西萍),則因黃藥眠有「歷史問題」,對黃十分冷淡,不僅對黃的生活和工作情況不聞不問,甚至將黃藥眠退回了中組部。走投無路的黃藥眠,只得寫信向昔日的舊友周揚求助,在周揚的關照下,黃藥眠一度「寄食」在邊區文藝家協會。不久,心灰意冷的黃藥眠向中組部提出申請,要求去國統區作文化工作,很快得到批準。正當黃藥眠準備啟程時,遇到了中組部副部長李富春。1929年,黃在中共江蘇省委工作期間,李富春是黃的上級。在李富春的熱情挽留下,黃藥眠改變主意,決定繼續留在延安。然而黃藥眠在中組部辦交涉時仍受到冷遇,又使黃產生疑慮,覺得李富春「怎么會不知道(自己)已到了延安」?「是誰派工作人員和(自己)談話的呢」?最后,黃藥眠抱定「要革命也不一定要在延安」的決心,一氣之下離開了延安。430
  黃藥眠因受不了中組部工作人員的冷落和歧視,負氣離開延安,從他個人而言,是黃的自尊心和清高與黨嚴格的審查制度不相合拍,沒能經受住黨的「考驗」。其實,中共對從事白區工作的干部實行嚴格的審查,是一項廣泛應用于任何人的政策,并非僅僅針對黃藥眠,即使那些從未被國民黨逮捕,地位較高的干部也得經受中組部或其它部門的「過濾」,楊子烈和王世英在延安受審查的情況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楊子烈是張國燾夫人,也是1921年參加中共的黨內元老之一。楊子烈從二十年代初起就廣泛參加了中共領導的一系列革命活動,她不僅是中共婦女運動領袖之一,還曾經兩次赴莫斯科深造。1931年春張國燾被派往鄂豫皖根據地,楊子烈被中共中央留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1934年中共在上海的組織遭國民黨破壞后,楊子烈失去了組織聯系,她先返鄉避亂,又重返上海學產科,直到國共合作實現后才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帶著兒子輾轉來到延安。楊子烈歸隊后,最急切的要求就是希望中組部恢復她的黨籍,盡管楊子烈是中共老干部,她的丈夫張國燾此時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和邊區政府代主席,但是,中組部還是要調查她與組織失去聯系后的種種表現,同時要在工作中考驗她。楊子烈被分配到邊區政府做政治教員,她還義務在邊區的中央醫院做產科醫師。盡管楊子烈工作熱情積極,受到院長傅連章的高度評價,但她的黨籍仍未能恢復。蔡暢當時和她丈夫李富春都在中組部工作,參加了對楊子烈脫黨后一段歷史的審查,雖然蔡暢與楊子烈是相識十多年的熟人,對楊子烈的過往歷史十分了解,但也未能解決她的黨籍問題。431直到I938年6月,毛澤東批準楊子烈攜子離開延安,前往武漢投奔張國燾時,她的黨籍一直未能恢復。
  如果說楊子烈是因其在地下工作時期曾失去黨的關系,到延安后不被黨信任,那么王世英一度受到黨的冷落,則是因為中共黨內對從事白區地下斗爭同志存在看根深蒂固的歧視、懷疑的傳統。
  王世英是三十年代中共特科的重要成員,在康生赴蘇聯之前,長期在康生領導下從事政治保衛和反間諜的特工斗爭。1935年中共上海臨時中央局遭國民黨兩次大破壞后,王世英率臨時中央局轉移至天津,繼續開展秘密工作。1936年后,王世英任中共北方局聯絡局(又稱「中共華北聯絡局」)副局長,受北方局書記劉少奇派遣,代表中共與李宗仁和閻錫山等進行秘密聯絡,又以紅軍代表身分在太原主持秘密機關——紅軍駐太原辦事處,為中共打開局面、拓展生存空間作出了重大的貢獻。1937年后,王世英代表中共駐太原和晉東南,與閻錫山交涉周旋,同時多方搜集閻方情報,直到1938年初返回延安。
  王世英是中共高級干部,從未被國民黨抓獲,1936年后,一直與延安保持電訊聯系,按照常理,他從前方返回,應受到熱情的接待和慰問。但事實是,王世英住在招待所里,「好多天沒人過問,自己去找組織,也沒人管」。 432延安究竟發生了什么事?為什么對王世英這樣重要的干部竟不聞不問?
  王世英到延安的時候正是延安上層處在微妙變動的時期,1937年底至1938年初,王明從莫斯科帶回的意見一時在中央政治局占了上風,毛澤東被迫采取守勢,然而王明等的返回并未真正動搖延安的政治格局,過去的一套制度仍在有條不紊地運轉,陳云、李富春主持的中組部并沒有一天停止工作。毛澤東或許太忙,一時顧不到王世英。但將隨同王世英一同返回延安的部下抓起來,就無法依「常理」解釋了。1938年春,王世英的一個部下簫明被定為叛徒遭到逮捕,另一個部下劉雅潔則被驅逐出根據地,王世英的妻子李果毅在延安也被過去的熟人躲而避之。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歸根到底只有一個原因:黨組織對他存在懷疑。王世英雖是中共特科重要干部,也從未失去組織關系,但是,他不像前特科干部李克農、陳賡等人那樣曾經進入中央蘇區,經歷過戰爭和長征的考驗,在那個時期延安上層領導的思維中,只有參加過長征的干部才是可以信任的,對其它人的信任都要打個折扣。
  王世英在延安被冷落長達四個月,畢竟王世英不是一般的白區干部,中共也需要王世英豐富的情報和統戰經驗,加之對王的審查也沒有發現任何問題,毛澤東終于接見了王世英并聽取了他的工作匯報。在毛的過問下,王世英進入了馬列學院第一期學習,兩個月后又被派往山西,担任八路軍駐二戰區辦事處主任。
  近似于王世英情況的還有賈拓夫。雖然他是唯一參加長征的西北地區黨的元老,1937—1939年担任中共陜西省委書記,但在他奉調回延安后,卻被降為西北工委委員兼秘書。真正的原因乃是中央接到告發,對1931年賈拓夫被捕事產生了懷疑,從此開始了對他的秘密調查。1941年10月9日,毛澤東致信賈拓夫:「你已知道,對你的懷疑是題中應有之義,這是對的,但我們現在已決定取消對于你的政治上的懷疑,恢復對于你的完全信任。」 433隨后賈拓夫被任命為中共西北局常委兼秘書長。
  四十年代初,中央組織部的工作已全部納入制度化的軌道。中直機關的干部由中組部及各直屬單位干部科管理,軍隊干部統歸軍委總政治部管理,邊區干部由邊區黨委組織部及以后的西北局組織部管理。從1938年底至整風運動前夕,中央組織部的規模又有了擴大,在原有的干部科、地方工作科和秘書處之外,新增了交通工作科(1940年并入中央出版發行部)、總務處。中共中央并決定由中組部代管中央黨務委員會,掛靠在干部科。中組部的工作人員也從原來的十多人,發展到六十馀人。陳云、李富春運用機關力量,甄別、調配干部,力圖使在延安的黨員干部各得其所。陳云還為延安的干部作了〈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的報告,要求新老黨員忠實于黨的路線和紀律。中組部成了毛澤東基本可以放心的后方基地。
  和中組部情況相類似,中央秘書處在任弼時接任后,面貌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1940年5、6月間,任弼時被政治局任命為中共七大籌委會秘書長,實際履行中共中央秘書長的職責(1941年9月,任弼時才被正式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在中央秘書處的基礎上,于1941年9月正式創建了中共中央的中樞機構——中央書記處辦公廳,下設秘書、警衛、總務(行政)三個處,由任弼時兼任中央辦公廳主任,李富春担任主持工作的副主任,實際履行中辦主任的職責。中央辦公廳除了負責機要文電、文件草擬、聯絡各地等幕僚性業務,它的另一功能就是為毛澤東和其它領導人提供生活服務。任弼時親自制定了大、中、小灶干部待遇制度,將中共黨內事實上存在的等級差序,用物資分配的形式具體體現出來,并使之進一步明確和固定化。延安的伙食制度并非始于1940年,早在1937年就已形成若干規定。1937—1938年,延安的普通戰士每人每天伙食標準為五分錢,一般干部為七分錢。棗園「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即以后的社會部)的工作人員為一角五分,此是當時延安一般干部最高的伙食標準。軍隊團級干部和邊區廳級干部的伙食標準為一菜一湯,師級和中央黨機關部級干部為兩菜一湯。政治局委員則為四菜一湯。
  確定不同人員享受不同的物質待遇,是一個頗為復雜的問題。任弼時具體籌劃,親自決定享受小灶待遇的人選,明確規定只有中央委員或相當于中央委員的軍政負責干部,才有享受吃小灶的資格。王若飛因做過陳獨秀時代的中央秘書長,長期在黨內遭到排斥,四十年代初他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只是中央黨務研究室(名義上專管各根據地黨的工作,實際上僅是一個政策研究機構)的負責人,因而被列人吃中灶的檔次。為了保障高干的小灶食物供應和其它生活物資的需要,還開辟了從各根據地和國統區調配物資進入延安的供應渠道。434延安高干供應制度的建立,對于正在形成的以毛為中心的體制具有重大意義,此制度的作用,不僅在于它能夠在物質匱乏的條件下確保對黨的高級干部的物資供應,更在于它可以在敏感的「價值」和「承認」問題上,直接打擊黨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王明最熱烈的聽眾)自視清高的傲慢。從此,中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羅曼蒂克式的平均主義時期已經結束,中共已進入到強調等級差序的新時代。
  1941年,任弼時、陳云、李富春和毛澤東的關系已經完全確定,他們所領導的部門成為在政治上支持毛的重要陣地。此時,任弼時已是在延安地位僅次于毛的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陳云則以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的身分,領導中央組織部、中央青委和澤東青年干部學校;李富春雖非政治局委員,但他的實際權力卻大大高于許多政治局委員。作為毛的故交,李富春所担任的中央副秘書長、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和中組部副部長等職,使他成為延安少數幾個與毛關系最密切的人物之一。在即將到來的毛澤東與王明的交鋒中,任弼時、陳云、李富春將忠實履行他們作為毛澤東盟友的職責,全力擁戴和支持毛。
  六  扶植地方實力派:高崗的崛起
  在毛澤東集合中共黨內各方面力量,向以王明為代表的國際派發起進攻時,高崗作為陜北地方紅軍的代表,是毛急欲爭取的另一個重要人物。在整風運動前夕和整風期間,高崗從一地方黨和軍隊領導人,一躍成為黨內的顯赫人物,他的崛起,完全依賴于毛的悉心已栽培和提拔。
  高崗之被毛澤東看中,是毛的主觀需要和高崗所具有的特殊優勢互相結合的結果,在陜北干部中,唯有高崗具備毛澤東所需要的各項素質和條件,因而成為毛澤東提拔、重用的對象。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初抵陜北,毛澤東急需陜北黨和紅軍的支持,以幫助中共中央在陜北立下腳跟。高崗是陜北地方紅軍中較大的一支——劉志丹部的主要骨干,劉志丹在陜北地區具有廣泛的影響,當劉志丹于1936年「東征」陣亡后,高崗就成為原劉志丹部的主要領導人。為了顯示中央紅軍與陜北地方紅軍的團結一致,毛澤東必須從當地紅軍中挑選出代表人物,給予適當的安排,以鞏固中央后方,而高崗正符合這個條件。
  高崗在黨內斗爭中的經歷,也是毛澤東任用高崗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共在陜北的黨組織因歷史的因素和戰爭環境造成的彼此分割,長期未能實現統一。這種情況造成陜北干部之間一直存有隔閡和不和。1935年2月,中共在陜北的兩個組織:陜北特委和陜甘邊特委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陜北、陜甘邊兩塊根據地和兩支紅軍,由陜甘邊方面的劉志丹担任西北軍委主席,高崗担任副主席。在西北軍委下設立前敵總指揮部,也是由劉志丹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435
  1935年7月,原左聯成員朱理治以上海中央局駐北方代表的身分,由北方局派出,到達陜北,開始依靠原陜北特委以郭洪濤為首的一批干部,8月,上海中央局代表聶洪鈞到達陜北,組成以朱理治為書記的「滬局與北局派駐陜北蘇區代表團」,成為中共在陜北的最高領導機構。9月中旬,徐海東、程子華率紅二十五軍長征到達陜北,程子華也參加了以朱理治為首的代表團。朱理治還改組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西北軍委,任命聶洪鈞為西北軍委主席,成立中共陜甘晉省委,由朱理治、郭洪濤任正副書記。此時,劉志丹、高崗雖受到朱理治、郭洪濤的排斥,但仍未被完全剝奪權力,劉志丹担任了由紅二十五軍和陜北地方紅軍紅二十六軍、紅二十七軍組成的紅十五軍團的副軍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但劉、高很快就被卷人到肅反狂潮中。在1935年9至10月間,朱理治以中央代表的身分,指使西北保衛局局長戴季英等,在紅二十五軍團發動肅反,逮捕了劉志丹和高崗等人。
  1935年11月3日,毛澤東、張聞天、博古在聽取了前來迎接的程子華、郭洪濤、聶洪鈞的報告后,下令對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暫緩處理,并立即派王首道全權處理劉、高案件。經過以博古為首的中央黨務委員會審查陜北肅反五人委員會的復查,宣布對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等平反,并給陜北肅反的直接責任者聶洪鈞、戴季英以黨紀處分。受過舊中央「錯誤路線」的打擊,又得到毛澤東解救的高崗,可以十分自然地接受毛對舊中央政治路線的批判,成為毛向王明等進攻的一名主攻手。
  高崗受到毛澤東重用的另一個原因是高崗身上的鄉村小知識分子氣質。三十至四十年代在毛澤東周圍的中共領導人,大多數都有留蘇或在國內大城市求學受教育的經歷,這批人在性格和氣質方面,往往和出身農家而從未出過洋的毛澤東多有不合,而高崗的氣質則與毛澤東有較多的親和性。高崗原名高碩卿,陜西榆林縣人,初等師范畢業,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中共陜西地下省委負責人賈拓夫和北方局代表孔原(陳鐵錚)的領導下,在西北地區長期從事兵運和參加領導中共地方武裝的工作,在一批文化程度較低的陜北武裝同志中間,高崗和劉志丹是其中少數具有一定的理論和政策水平的干部之一。高崗從沒出洋留學,也沒去過上海、北平、南京等國內大城市,和留蘇派毫無瓜葛。在極端艱苦的環境下,高崗協助劉志丹,獨當一面,屢敗屢起,始終保持住一支數百人的紅軍隊伍和一塊根據地,足以說明高崗頗有韜略而非「教條主義者」之流。高崗在個性上,既有小知識分子的能言善道,又兼有農民無產者的狡黠和粗鄙,他尤其鄙薄在非武裝部門工作的知識分子干部,和當時許多黨的領導干部對知識分子表示尊敬、重視有所不同,高崗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極為輕慢,這些都使毛澤東感到高崗與自己在氣質上有某種相似,而易引起毛的好感。
  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高崗在毛澤東的栽培下,已逐漸在陜北地方干部中脫穎而出。1937年5月1日,高崗被指定為中共陜甘寧特委常委(1938年1月,陜甘寧特區政府又恢復了陜甘寧邊區政府的名稱,特委會相應改為邊區黨委)。9月,中共中央指定高崗等七人為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團成員。1938年10月,高崗以陜北黨組織代表的身分參加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這是高崗第一次參加中共的重要會議,表明高崗政治地位的上升。六中全會剛閉幕,高崗就正式取代了郭洪濤,担任中共陜甘寧邊區黨委書記,這是一個地位十分重要、類似于中央局書記的職位。中共元老王若飛因在政治上失勢,多年屈居于高崗之下,担任邊區黨委宣傳部長。
  毛澤東為了支持高崗的工作,特意將多年來與高崗不和的郭洪濤、朱理治調開。1935年11月后,毛為了立足陜北,對原陜北黨領導人長期未予觸動。郭洪濤除担任陜甘寧省委和邊區黨委書記,還被中央任命為中組部副部長,一直到1938年10月。1938年11月后,毛將郭洪濤派往山東,任命郭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一年后,郭洪濤被調回延安。朱理治在1938年后被任命為中共中原局副書記,負責開辟鄂豫邊根據地,并担任了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政委,與任司令員的李先念齊名,朱理治從此和李先念、陳少敏、陶鑄等建立了密切的工作和個人關系。但是毛不愿看到朱理治在開疆辟土中建功立業,1940年也把朱理治調回了延安。兩年后,朱理治成了毛澤東、高崗開刀祭旗的第一個犧牲品。
  在戰爭年代,中共干部在黨內獲得地位,最重要是看其在黨的武裝斗爭中所作的貢獻。而給不給干部領導武裝斗爭的機會,則要看毛澤東對這個干部是否信任。毛澤東既可以給予干部機會,也可以不給,甚至給了某個干部這個機會,還可以收回。朱理治的情況就屬于最后一種,賈拓夫和孔原的情況則屬于另一種。賈拓夫是高崗的老上級,1934年前往中央蘇區瑞金參加第二屆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一度作過陳云的助手,担任過中央白區工作部秘書(相當于副部長),后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盡管賈拓夫身為中共西北地區的元老,但賈拓夫從未被毛澤東委以軍隊職務,到延安后,賈拓夫在黨內的地位長期在高崗之下。孔原原先也是高崗的上級。孔原在隨陳云于1935年夏赴蘇聯前,長期領導中共北方局,朱理治前往陜北,即由孔原派出。然而孔原從沒担任過一個戰略區獨當一面的軍政領導職務,其在黨內地位也一直在高崗之下。毛澤東對高崗的態度則完全是另一種情況。1938年,毛澤東任命高崗担任領導陜北地方部隊的陜甘寧保安司令部司令員。隨著毛對高崗信任的進一步加深,1939年6月,毛又任命高崗担任了八路軍留守兵團的政委。由蕭勁光任司令員的八路軍留守兵團,下轄三個旅和二個警備(保安)司令部(王震的三五九旅即歸八路軍留守兵團統轄),是守衛邊區唯一重要的軍事力量,毛澤東將與自己素無淵源的高崗派任如此重要的職務,顯示了毛對高崗的特殊信任。
  在毛澤東的扶持和關照下,高崗在邊區和軍隊中的地位迅速加強。1940年7月11日,中央政治局將陜甘寧邊區黨委升格為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任命高崗為書記。1941年5月13日,中央書記處又將邊區中央局與中央西北工委統一為西北中央局,由高崗任書記,此時高崗在黨內的地位已高于黨的元老、陜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而和周恩來、劉少奇等大局書記平起平座了。
  高崗在邊區黨和軍隊中地位的確立,加速了一個以高崗為中心的西北地方干部系統的形成。因歷史和工作關系而與高崗接觸密切的干部,例如習仲勛、馬文瑞、劉景范(劉志丹之弟)、張秀山、張邦英、王世泰等分別担任了邊區黨、政機構的負責人。而在歷史上曾和高崗有過矛盾的干部,則受到高崗的排斥。中共西北武裝斗爭最早參加者和領導者之一的閻紅彥因多次向延安有關部門揭發高崗在1932年6月臨真鎮戰斗中臨陣脫逃的舊事而遭到高崗的打擊。 436閻紅彥因此于1938年和1940年兩次被調離工作崗位派往馬列學院和八路軍留守兵團軍政研究班帶職學習。毛澤東、劉少奇等其它中共領導人清楚知道閻紅彥反映的有關高崗歷史「污點」的全部事實,但對高崗的信任仍一如往常,這也完全符合毛一貫的用人之道,即「歷史問題」可大可小,關鍵要看跟什么人,站在什么線上,只要大節無虧,在政治上又對自己有大幫助,具體「小疵」可一筆帶過。反之,若在政治上不和自己站在一邊,即使無任何歷史問題,也會被棄之一旁。十馀年以后。高崗事發,毛澤東將閻紅彥昔日揭發高崗的舊事重提,并讓閻紅彥在中央會議上揭發高崗的「反黨陰謀」,437毛之翻手為云,覆手為雨,足見一斑;只不過這已是后話了。
  高崗對于毛澤東的提拔和重用心存無限感激,他清楚知道,若無毛的鼎力相助,自己絕不會成為邊區黨的領導人。為了鞏固自己「西北王」的地位,進而在黨內謀求更大的發展,高崗除了全力支持毛澤東,別無任何選擇。頭腦靈活的高崗幾乎不需要點撥就可發現毛澤東在黨內的頭號對手是王明,他要在對王明的態度上,向毛表明自己的立場。1941年夏,中央政治局分工王明指導中共西北局,王明在短時間內曾經過問西北局和邊區政府的工作。據《謝覺哉日記》記載,1941年8月24日,王明曾在邊區政府談糧食問題。438高崗對王明雖然表面客氣,但卻在毛澤東面前講王明的壞話,他對毛說:「原來我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什么好東西,卻不知道這是禍從天降。」439高崗用這句話,向毛獻上了自己的忠心。毛澤東看準了高崗全部的心理活動,用地位、權力、名譽將高崗緊緊拴住。毛將把高崗作為反對王明、博古的一門鋼炮來使用。毛深信,在向王明等的進攻中,高崗將隨時聽從自己的召喚。
  七  重新調整與毛澤東的關系:處境尷尬的軍方
  中共軍隊在毛澤東發動的整風運動中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地位:一方面,軍隊是毛依靠的最重要的力量;另一方面,軍隊的某些主要干部又是運動的整肅對象。軍隊所處的尷尬境地,使軍隊領導人左右為難,進退失據,在經歷一番痛苦的抉擇后,才重新調整并適應了與毛的關系。
  從二十年代后期中共有了自己的軍隊開始,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中共軍隊內部一直存在兩種力量的微妙平衡。第一種力量姑且名之為「紅色軍事專家派」,這一派的首領是周恩來。屬于周恩來系統的軍事干部由三方面人員組成:一、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從蘇聯軍事院校學成返國,經由當時担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長的周恩來分配至中央蘇區和其它蘇區的干部;二、出身黃埔軍校,參加南昌暴動被打散后,再由周恩來分配至中央蘇區和其它蘇區的干部;三、1931年底周恩來進入中央蘇區后,與周恩來密切配合或在周領導下的軍事干部。中共軍隊內部的第二種力量可以稱之為「井岡山派」,這一派的首領是毛澤東。屬于毛澤東系統的軍事干部則由四部分人員組成:一、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參加秋收暴動的農軍和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的馀部;二、1928至I931年聚集在毛周圍的贛南、閩西地方紅軍;三、1928年4月隨朱德、陳毅上井岡山的參加南昌暴動的馀部;四、1928年7月平江暴動后上井岡山的彭德懷部。
  由周恩來和毛澤東分別代表的中共軍隊中的這兩股力量各有其特點。「紅色軍事專家派」的內部關系較為松散,派系色彩比較淡化,周恩來的個人感召力和周在中共黨內的革命歷史,是維系這一派軍事干部的主要動力。由于「紅色軍事專家派」的許多干部曾在蘇聯學習過,他們一般對蘇聯和共產國際有較深的感情。「井岡山派」的內部關系則比較復雜,毛澤東固然是這一派當之無愧的領袖,但是由于毛的專斷性格與朱德、陳毅多有沖突,在一個時期內,毛的權威受到朱、陳的抑制。1929年后,毛利用各種手段強化了自己在「井岡山派」中的領袖地位,并在自己身邊聚集了一批軍事干部,但卻遺留下大量的個人恩怨。到了周恩來抵達中央蘇區后,一批對毛不滿的軍事干部重又聚拢在周恩來的周圍,使得毛一時形單影只,處境頗為窘迫。
  中共軍隊內的兩股力量在周恩來抵達瑞金后,經過周的精心調和,在艱苦的戰爭環境下,逐步融為一體。周恩來、朱德、劉伯承等不放過任何機會,努力爭取改善與毛的關系,至于一般高中級軍事干部更不存在藩籬之隔。周恩來極為注意利用黨的權威加強軍隊內部的團結,在周的領導下,軍隊一直保持高度的統一。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從現實需要出發,也深感運用黨的權威對維系軍隊團結的極端重要性,因此軍隊內部的這種團結局面在遵義會議后仍然維持。1935至1936年,毛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等密切合作,運用中共中央的權威,處理并最終解決了張國燾的分裂問題。1937年春,隨著西路軍的最終失敗,中共軍隊的統一基本完成。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中共軍隊完成統一時,作為黨中央軍委主席的毛澤東,其個人對軍隊的控制卻相對減弱了。1937年秋以后的一段時期內,毛澤東對八路軍的指揮一度失靈,毛對新四軍更是鞭長莫及。由項英指揮的新四軍,對王明、周恩來領導的長江局言聽計從,而與毛則貌合神離,這一切都引致毛對軍隊領導人的強烈不滿。
  毛澤東對軍隊領導人的不滿,并非僅限于他們在抗戰后的表現,這種不滿還和歷史上的矛盾復雜地交織在一起。毛是一個自尊心極強、報復心也極強的人,只是因為眼前的現實需要,他才容忍下他們昔日對自己的冒犯。在中共軍隊內真正獲毛信任的干部屈指可數。
  毛澤東最寵信的軍隊將領首推林彪。自1929年林彪在朱、毛紛爭中當面指責朱德、積極擁戴毛澤東以后,林彪就獲得了毛的特殊信任。毛之對于林彪,猶如父親,對其過失從未真正計較。遵義會議后,林彪認為毛率紅軍四渡赤水,使紅軍過于疲勞,寫信給中央要求以彭德懷取代毛作軍隊指揮。毛不責怪林彪,卻將怒火發向與此毫無關聯的彭德懷。毛看重林彪英勇善戰,戰功卓著,對林彪的倚重和愛護超過任何軍事將領。1938年6月,林彪遵毛的指示,赴蘇聯治療,直至1942年2月8日才返回延安。當林彪返回延安時,毛更親自迎接,使在場的許多人驚愕不已。因為1940年周恩來和朱德從外地返回延安時,毛澤東都不曾親自迎接。1942年2月17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為林彪舉行盛大歡迎大會,與會者達千馀人。林彪在致詞中援引季米特洛夫的話說,「季米特洛夫說:蘇聯的黨,由于團結在斯大林同志的周圍,而有今天偉大的聯共黨,中國的黨,應該團結在毛澤東同志的周圍,以便建設起偉大的中國黨,建設起偉大的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在這次歡迎大會上,林彪還表態堅決支持整風運動,號召全黨應效忠毛澤東。他說,「我們在政治思想,應如毛澤東同志最近所號召的,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要來一個堅決徹底的轉變,建設無產階級立場的唯物主義方法的黨……我們忠實于我們的民族。忠實于我們的黨,忠實于我們的領袖。」440林彪以青年將領的身分受如此超規格的隆重歡迎,且已會搬出共產國際領導人來鼓吹毛澤東,這只能說明毛、林關系之密切和林彪已獲毛的「路線交底」。1942年底至1943年7月,毛澤東命林彪代表自己與蔣介石在西安、重慶數度會面,隨后又讓林彪在延安靜養,以備將來與蔣介石逐鹿中原,再分天下時領兵出山。
  毛澤東對彭德懷則愛恨交加。彭是為中共奪取政權出力最多的將領之一,但為人耿直,不善逢迎。毛愛其驍勇善戰,對中共事業忠心耿耿,但又恨其「不聽話」,自尊意識、獨立意識強烈,而常視其為頭有反骨的魏延。1937年后,毛讓彭出任八路軍副總指揮,但彭卻在1937年12月至1938年3月間,為八路軍出兵山西及華北事,多次打電報向王明領導的長江局請示匯報工作。在毛看來,彭德懷此舉無疑是另尋黨內靠山,而與自己分庭抗禮。其實,毛對彭德懷的意見多屬誤解。1937年底,八路軍出兵山西,涉及與閻錫山和國民黨的各種關系,彭德懷向當時黨內實際主管統戰和國共關系事宜的長江局請示應對方針,完全是在工作范圍之內的正常關系。但是毛卻認定彭對自己權威并未真正心院誠服,執意要讓彭德懷在整風運動中洗一個燙水澡。
  作為「紅軍之父」的朱德,在中共軍內的地位十分尷尬,在毛澤東的眼中,聲望卓著的朱德實際上是無足輕重的。自從1929年朱德就軍內民主化問題與毛發生爭論并遭失敗后,朱德就被籠罩在毛澤東的身光之下,在制定重大政策方面很少發揮影響。朱德性格敦厚,為人隨和,雖然對毛大權獨攬、獨斷專行不乏意見,但為了維護「朱、毛」團結一致的形象和中共的最高利益,對毛一向忍讓,從不與毛公開對立。朱德和周恩來、彭德懷也維持著良好的工作和個人關系,即使對王明、博古等新一代黨的領導人,也多持善意的態度。王明返國以后,朱德對加強中央的集體領導抱有希望,但是很快就傳來了季米特洛夫支持毛為中共領袖的「口信」。朱德對毛表示支持,同時也委婉地向毛進言,希望毛能夠察納雅言。1938年9月26日,朱德在為聽取王稼祥傳達季米特洛夫口信而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言,他說:「黨內同志要實行正確的自我批評,黨員要維護對黨的領袖的信仰。因此領導同志要有接受批評的精神。領袖要聽人家說自己的好話,同時還要聽說自己不好的話。」 441朱德的這番話,實際上將他對毛澤東的微妙態度曲折地表達出來。1940年5月,朱德從太行山八路軍總部返回延安,其個人對前方八路軍的影響已完全被切斷。盡管朱德對毛已無任何妨礙,但毛仍對未德懷有某種戒心。作為中共的一種象征,朱德雖繼續享有八路軍總司令的崇高榮譽,但中共所有軍政大權均在毛的掌握中。
  毛澤東對于劉伯承、聶榮臻、朱瑞的態度是有親有疏,區別對待的。劉伯承、聶榮臻、朱瑞都是具有留洋經歷、且與周恩來有較密切歷史關系的高級軍事干部,屬于以周恩來為代表的「紅色軍事專家派」。他們自三十年代初陸續進入中央蘇區后,在周恩來的領導下。担負著保衛中央蘇區沉重的任務,對當時黨的路線方針不起重大作用。劉伯承、聶榮臻等在瑞金時期,與毛澤東的關系雖不密切,但也無任何個人沖突。遵義會議后,劉伯承在對待毛的態度上,既高度尊重,又不失個人尊嚴。抗戰開始后,劉伯承、聶榮臻、朱瑞等分別被賦予開辟幾個戰略區的重任,都取得了重大進展。在上述三人中,毛對聶榮臻較為親近,而對劉伯承、朱瑞則相對疏遠。聶榮臻在抗戰后,比較努力執行毛的指示,在召兵買馬、開疆辟土中成績顯著,因而獲得毛的贊賞。毛對劉伯承的情緒更多由歷史因素造成。劉伯承在瑞金時期,積極仿效蘇聯紅軍正規化的經驗,又長期担任紅軍總參謀長,在寧都會議上,劉伯承曾贊成蘇區中央局的意見,兼之劉伯承嚴謹的紅色軍人的氣質,都在在使毛對劉伯承產生一種疏離感。朱瑞是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中央候補委員,作為瑞金時期一名出色的「紅色指揮員」,在抗戰之初的用人之際,被毛澤東委之為中共山東分局書記,但毛又對這位畢業于莫斯科克拉辛炮兵學院的留蘇生放不下心,不久即派自己的老部下羅榮桓出師山東。山東中共武裝力量長期未能實現統一指揮,開疆拓土不盡順利,個中原因十分復雜,但毛卻認定山東局面未盡理想的責任全在朱瑞這個「教條主義者」的身上。
  毛澤東對于早年出身綠林豪杰、與自己毫無淵源的賀龍倒是頗為欣賞和信任的。在毛的眼中,賀龍是屬于不喜讀書的莽張飛一類人物。加之,賀龍在毛與張國燾的對立中堅定地站在自己的一邊,對毛的新權威表示充分的尊重。因此,賀龍不是毛在整風運動中要觸及的對象。
  毛澤東對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的態度是頗含深義的。西路軍失敗后,毛讓徐向前留在延安,而將原四方面軍的將領劃歸劉伯承、鄧小平領導的一二九師指揮,只給徐向前一個副師長的頭銜。1939年,毛命徐向前以八路軍第一挺過縱隊司令員的身分,帶領百馀人的隊伍進入山東,一年后旋即將徐向前召回延安。返回延安后,毛任命徐向前為留守兵團副司令員。徐向前除了偶而參加會議,基本處于休養狀態。毛澤東仍在繼續觀察徐向前。
  在整風前夕,以「參座」著稱于中共黨和軍隊的葉劍英。在中共上層的地位是頗為微妙的。葉劍英是中共為數不多的軍人政治家,曾在蘇聯學習。1929年中東路事件期間,葉劍英曾與劉伯承一同在蘇聯遠東軍司令員加倫將軍麾下工作。1931年進入中央蘇區后,葉劍英長期在周恩來領導下,從事紅軍總參謀部的工作,屬于「紅色軍事專家」。紅軍長征結束后,葉劍英協助周恩來開展對西北軍、東北軍的統戰謀劃,以后又是長江局、南方局的主要成員之一,基本上已脫離了軍隊系統,直至1942年返回延安,重新參與軍委幕僚。盡管葉劍英既不統兵打仗,也無個人的干部班底,但他有留蘇、和王明、周恩來合作的經歷。因此,「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都和葉劍英沾上邊。由于葉劍英并非決策人物,在長征期間毛與張國燾的斗爭中,曾助毛一臂之力,因此葉劍英將在整風運動中受到一定的觸及,而非急風暴雨式的批判。
  毛澤東在中共軍中最不信任的對象是項英。1941年初皖南事變后不久,項英遇難,毛在軍中最大的障礙已經排除。可是毛對新四軍代軍長陳毅也心存芥蒂。毛長久不能忘記1929年陳毅與朱德合作反對自己的往事。毛需要看到陳毅對當年這段歷史公案的新認識,因此,陳毅也將是延安整風運動的觸及對象。
  由此可見,在四十年代初毛澤東與中共高級將領錯綜復雜的矛盾中,歷史因素和毛的個人好惡占據很大的比重。這些矛盾又和毛澤東與王明、周恩來的矛盾緊密地交織在一起。毛為了一并解決這些矛盾,「畢其功于一役」,巧妙地運用自己身兼黨、軍領袖的雙重身分,使自己處于任何人也無法反對的地位。
  毛澤東在軍隊高級干部面前,經常以黨領袖的面目出現。毛告誡他們必須時刻牢記「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允許槍指揮黨」,實質是提醒軍方,不得無視毛的個人權威,必須無條件服從毛。抗戰爆發后,毛沿用中共治軍的傳統方法,并賦于新的內容。毛將忠實于自己的黨的高級干部派往幾個大戰略根據地担任政治委員。由鄧小平在太行山協助劉伯承,由劉少奇的老部下彭真在晉察冀協助聶榮臻。由劉少奇、饒漱石在華中協助、監督陳毅。這些皆是毛旨在鞏固自己對軍隊領導的重大戰略安排。
  在更多的場合,毛澤東又以軍方代言人自居。他警告黨的高級領導人,「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里面出一切東西」,58   442公開羞辱手無一兵一卒的王明、博古等。毛以軍隊為后盾,逼國際派交權,使王明等步步退卻,無任何招架之力。
  毛澤東的第二副面孔,符合軍方的利益,有利于擴大軍隊在中共黨內的影響。因此,盡管軍隊一些主要領導人本身也是整風運動所要觸及的對象,但是毛仍可以獲得中共軍隊對整風運動的支持。
  于是,擺在中共軍隊高級領導人面前的路只有一條,平靜地等待即將到來的整風運動的風暴,從速調整與毛澤東的關系,全力支持毛澤東為中共最高領袖。
 

2013-08-22 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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