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思韻網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選擇語言   簡體中文
你好,請 登陸 或 注冊
首頁 人文思韻 傳奇人物 歷史思潮 時代作品 話題討論 國民思韻 民初捐助 賬戶管理
  搜索  
    時代作品 >>> 讀書—連接古今充實信仰
字體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八章  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的發韌
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 第八章 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的發韌
高華 著     阅读简体中文版

第八章  革命轉入中下層:全面整風的發韌
  一  動員「思想革命」:毛澤東究竟要做什么?
  毛澤東在1941年9月政治局擴大會議取得了對王明的決定性勝利后,在中央層陸續推出一些重要措施以擴大自己的勝利,同時開始調整戰略,積極布置將反對王明、博古的革命引入到黨的中下層。經過數月的準備,1942年2月1日,毛澤東正式登場,在延安中央黨校開學典禮上作動員全黨整風的報告——《整頓黨風、學風、文風》(收入《毛選》時易名為《整頓黨的作風》),2月8日和9日,毛又在中央宣傳部干部會議上兩次發表《反對黨八股》的演說。在此之后,毛親自主持制定了幾個有關整風學習的中央決議,至1942年4月3日,復以中宣部的名義,發出《關于在延安討論中央決定及毛澤東同志整頓三風報告的決定》,向全黨正式提出開展「思想革命」的號召。
  毛澤東在2月所作的報告和他主持制定的有關動員整風的決定,都沒有直接點出王明、博古的名字,只是號召反對「主觀主義」和「教條主義」。一年前的1941年5月,毛澤東當看王明等人的面,在《改造我們的學習》的演講中,怒斥留蘇派只是「言必稱希臘」的留聲機,控訴他們用教條主義來毒害青年,「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 527現在毛在《整頓黨風、學風、文風》和《反對黨八股》的演說中又對留蘇派及黨內知識分子冷嘲熱諷,他歷數中共黨內的蘇俄崇拜情結在文宣形式的八大罪惡,甚至將留蘇派等貶之為「連豬都不如的蠢貨」。毛說:
  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只要你認得了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個什么書,公家又給了你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晃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關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這比大師傅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殺它,它會叫,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隨你怎樣擺布都可以。……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種蒙昧無知的人。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么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肥狗,有什么用處呢?528
  毛的這番話已跡進《何典》風格,充分展現了毛個性中尖酸刻薄、狂傲不羈的一面。
  毛澤東親自登臺作報告,矛頭直指「比狗屎還不如的教條」,表明他已決心全力發動整風運動,并以此詔示全黨,毛本人是整風運動的最高領導者。此時的毛早已被公認為全黨的領袖,他也完全習慣了這個角色。毛已不愿像1936—1938年那樣直接與普通黨員見面,現在到了「定朝儀」的時候了。毛需要選擇一個代言人,由這個人向延安各機關學校傳達毛認為有必要公諸于眾的指示,以顯示毛的威嚴和神秘。
  毛澤東所選擇的代言人正是康生。1942年2月21日,康生在延安八路軍大禮堂向延安二千二百馀干部傳達毛澤東整頓三風的報告。康生尤其對什么是理論家,什么是知識分子作了「深刻生動的說明」,他說,「目前所謂知識分子,實際上最無知識,工農分子反而有一點知識」。5293月7日,康生又在同一地點向三千多干部傳達毛的《反對黨八股》。4月18日,康生再在八路軍大禮堂向中直機關、軍委直屬機關干部作長篇動員報告。在這幾次大型報告會上,康生極力發揮毛澤東對教條主義的批判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嘲諷,將毛澤東有關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新概念,在延安三萬干部中迅速傳播開來。問題是毛澤東為何舍任弼時等不用,單單挑選王明昔日的副手康生作自己的代言人呢?
  毛澤東看中康生的是他對自己的絕對順從和康生這個「魔鬼」形象所具有的威懾作用。康生敢于最早向王明反戈一擊,繼而不為自己留半點退路,早已深獲毛的信任。與毛的其它盟友相比,康生之于毛,有更多的親和性。另外,毛也不對全黨干部轉變思想抱十分樂觀的態度,毛要利用康生的專業特長,促成全黨思想轉變的工程。康生這個名字所象征的強制性,將有助于延安的干部在思想改造中加深對毛澤東權威的感性認知。
  整風運動既是「一場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和教育運動」,那么理所應當,負責全黨文宣工作的中宣部將處于領導這場運動的中心地位。然而,作為「教條主義大本營」的中宣部自身就是運動的重點整肅對象。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的后期階段曾經決定成立以中宣部部長張聞天為首的教育委員會,負責改革全黨的干部教育工作。但是張聞天十分知趣,他在這次政治局會議后,實際上就離開了核心上層,這個所謂的「教育委員會」還沒開展工作就無疾而終。張聞天為了「不妨礙毛主席整風運動方針」的貫徹,決定自我放逐,1942年1月26日他率領一個「延安農村工作調查團」去了陜北和晉西北農村,中宣部部長由另一個國際派人物、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代理。凱豐似乎忘記了他本人就是整風運動所要打擊的目標,竟然煞有其事地在《解放日報》發表《如何打破教條主義的學習》的文章。凱豐在這篇不長的文章里,開口「毛澤東同志」閉口「毛主席」,他以指導者的身分,告訴延安的讀者,「過去我們的學習方法,受教條主義熏染太深,形式邏輯的思想方法習慣太多」,凱豐試圖以自己的「努力」和「緊跟」來換取毛澤東的信任,從而使自己繼續留在革命的指導者的行列。530盡管凱豐對宣傳毛的有關整風指示竭盡了全力,他為了「贖罪」,還自鞭自責,檢討中宣部沒有把貫徹毛的整風報告作為目前宣傳教育工作的中心任務。531但為時不久,毛還是派了自己的秘書,既非中央委員,更非政治局委員的胡喬木前去「暫代」凱豐,532用這種方式改組了中宣部,將其完全控制在自己的手中。
  1942年冬春之交的延安籠罩著一層厚重的濃霧,廣大中下層干部并不知道眼下正在開展的整風運動的真正意圖是什么,他們還以為這是類似1939—1940年學習運動的新一輪學習運動。延安各機關、學校在聽了康生作的傳達和動員報告后,紛紛成立了整風領導機構,基本停止了日常的業務工作。早已習慣遵從上級指示的干部們正興趣濃厚的按照上級的布置,制定各人的學習計劃,日夜精讀指定的文件材料,一時間延安似乎又再現了前幾年的景像,成了一所研究馬列主義理論的大學校。
  毛澤東如此興師動眾,將革命引入中下層,究竟是為了什么?如果僅僅著眼于奪取中共最高領袖的地位,毛在1938年六屆六中全會上已經基本達到這個目標,經過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毛已完全控制了政治局。把原本對黨的上層斗爭毫不知曉的普通黨員強行拉入到這場已見分曉的上層角逐中,果真有這個必要嗎?在目前抗戰最艱苦的階段,把延安的日常工作停頓下來,全部轉人政治學習,在道理上能站住腳嗎?
  毛澤東葫蘆里究竟裝的是什么藥,除了中央核心層領導干部,上至各根據地多數領導人,下至廣大中下層干部都不甚明白。不過,毛并不担心他們一時跟不上自己的步調。毛作為革命的策略大師對運動如何進行自有安排,各級干部只需順看毛的思路,照看毛的部署一步步去做就行。
  毛澤東執意將上層革命引入中下層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摧毀王明等的黨內基礎,在全黨肅清王明等俄式馬列主義的影響,從而確立自己「新解釋」的至尊地位。多年來,王明作為俄式馬列主義在中國的代表,拉斯大林的大旗作虎皮,在中共黨內已建立起廣泛的影響。它的一個重要特征就是中共黨內普遍存在的照搬馬列原典和盲目崇拜蘇聯的氣氛。王明等在這種氣氛下,八面來風,如魚得水,不僅爭取到了以周恩來為代表的老干部派的合作和支持,王明本人也嬴得了全黨的尊敬。眼下王明雖然已退出中央核心層,但還未正式繳械投降,若不乘勢打碎黨內根深蒂固的蘇聯崇拜情結,斬斷俄式馬列主義伸向中國的須根,在全黨搞臭王明及其同伙,一遇風吹草動,很難排除王明有挾蘇聯支持、在最高層卷土重來而獲全黨普遍擁戴之巨大危險。
  與此同時,毛澤東還要用自己的「新解釋」填補王明之后中共在思想上的真空狀態,然后用自己的思想徹底改造中共,將黨內原先對王明的崇拜引向對自己及其思想的崇拜。但是這種轉換過程并非短期就能完成,必須使全黨集中一個相對長的時間,用于進行這項除舊布新的思想改造工程。
  然而,王明等在黨內的實際影響力可能被毛澤東有意夸大了。事實上,王明的影響主要集中在黨的上層和黨內知識分子之中,在軍隊和黨的中下層影響甚微。無論在紅軍時代,還是在抗戰階段,中共的主體都是軍隊,紅軍將士只知有朱毛,不知有王明和博古。533在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的中共軍中確實存有崇拜蘇聯的氣氛,有留蘇經歷的軍政干部在一段時期受到推崇,也是事實,但軍中文盲比率極高,眾多官兵文字尚不識,一些黨員干部「聽也未聽說過馬列主義」。534中共雖對少數高級軍政干部進行過短期的馬列基礎教育,但這種教育以「少而精」為原則,受訓干部只能略知馬列皮毛,在這種情況下,何以談得上「教條主義」!顯而易見,在中共黨內、軍內占主導地位的并非是教條主義傳統,而是經驗——實用主義傳統。毛執意要在基本由農民組成的中共黨和軍隊內開展反教條主義的整風運動,用心殊深,其結果可想而知。將污水潑在有留蘇經歷的軍政干部身上,雖可解一時之憤,但其嚴重的后果卻是從此也將鄙視理論、輕視知識分子的風氣發揚光大,并深深地扎根于黨的理論與實踐中。所以毛此舉決非是無事生非,小題大作,而是經過深思熟慮的重大戰略行動。
  1941—1942年毛澤東的全部興奮中心都圍繞著一件事,這就是如何構筑以自己思想為核心的中共新傳統,并將此注入到黨的肌體。從這個意義上說,整風運動確實是一場對馬列原典的革命,它以教化和強制為雙翼,以對俄式馬列主義作簡化性解釋為基本方法,將斯大林主義的核心內容與毛的理論創新,以及中國儒家傳統中的道德修養部分互相融合,從而形成了毛的思想革命的基本原則。
  毛澤東的思想革命包含了四個重要原則:
  一、樹立「實用第一」的觀點,堅決拋棄一切對現實革命目標無直接功用的理論,把一切無助于中共奪取政權的馬列原典一概斥之為「教條」。全力破除對馬列原典的迷信,集中打擊中共黨內崇尚馬列原典的老傳統及其載體——黨內有留蘇經歷的知識分子和受過西方或國內「正規」教育的知識分子。在毛澤東的精心引導下,中共黨內最終形成了熟悉原典有錯、少讀原典光榮的新風尚。
  二、全力肅清「五四」自由、民主、個性解放思想在黨內知識分子中的影響,確立「領袖至上」、「集體至上」、「個人渺小」的新觀念。為集中打擊俄式馬列主義,毛澤東在短時期內借助黨內自由派知識分子,圍剿留蘇派,一經利用完畢,毛迅即起用已繳械投降的原留蘇派,聯合圍剿黨內殘存的「五四」影響。
  三、將「農民是中國革命主力軍」的觀念系統化、理論化,并將其貫穿于中共一切思想活動。
  四、把宋明新儒家「向內里用力」的觀念融人共產黨黨內斗爭的理論,交替使用思想感化和暴力震懾的手段,大力培養集忠順與戰斗精神為一體的共產主義「新人」的理想人格,并在此基礎上構筑黨的思想和組織建設的基本范式。
  毛澤東的思想革命既有因襲的成份,也有獨創的方面,它是列寧、斯大林主義和中國部分傳統的混合物。1942年后,毛得心應手,交替使用教化與強制兩種手段,將思想革命的四項原則貫穿于整風運動的全過程。隨著整風運動的深人展開,毛澤東的「新解釋」迅速取代了俄式「老話」,成為中共的新傳統。
  二  凍結政治局,中央總學委的成立
  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后,由毛澤東倡議而成立的中央高級學習組逐漸成為延安最有權勢的機構,中央政治局和書記處的許多功能已在靜悄悄中被中央高級學習組所取代。在延安經常出頭露面的政治局委員和書記處書記只剩下毛澤東、康生、任弼時、陳云等少數人。其它幾位,或因病住進了醫院(王明),或主動請求離職,悄然前往了農村(張聞天)。王稼祥、凱豐在整風之初活躍了一陣后,很快也銷聲匿跡了。博古、鄧發則成了「問題人物」。至于遠在重慶的周恩來和堅守太行山八路軍總部的彭德懷雖然暫時還未被觸及,但他們幾乎對延安上層近幾個月所發生的變化毫無所知,直到1942年2月21日,毛才致電周恩來,通報有關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討論過去路線的結論精神。535在延安之外的政治局委員,也許只有劉少奇對延安發生的一切了如指掌。他幾乎與延安同步,在蘇北的鹽城也開始了整風的部署。
  面對政治局和書記處名存實亡的既成事實,毛澤東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成立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作為其個人領導整風運動和全黨一切工作的臨時最高權力機構。
  1942年6月2日,中央總學習委員會(以下稱中央總學委)宣告成立,由毛澤東親自任主任,康生任副主任。總學委設秘書處,康生兼任秘書長,李富春任副秘書長。總學委下轄五個分區學習委員會:
  中央直屬系統(中直機關)分區學習委員會:康生、李富春負責;
  中央軍委直屬系統(軍直機關)分區學習委員會:陳云、王稼祥負責;
  陜甘寧邊區系統分區學習委員會:任弼時、高崗負責;
  中央文委系統分區學習委員會:周揚負責;
  中央黨校分區學習委員會:彭真負責。
  中央總學委的設立標志著中央高級學習組成立后開始的權力轉移過程得到了進一步深化。中央總學委具有最高權力機關的各種特征,總學委的秘書處作為毛澤東的辦事機構,猶如清廷中的軍機處,政治局和書記處雖未明文予以撤銷,但其許多職能已被中央總學委取代。
  毛澤東主控下的中央總學委具有廣泛的權力。總學委有創設機構權,1942年后,中央總學委在延安各分區學委會普遍設立了黨的常委會組織。總學委還有權向延安及各根據地發號施令,決定停止一切政治及業務工作,轉入整風文件的學習。總學委有權決定參加各地高級學習組成員的名單,判別哪些干部可以進入,哪些干部不能進入。總學委派出的巡視團和巡視員享有至高的權威,可以任意前往各重要機關、學校檢查運動進行情況,聽取各單位負責人的匯報。
  1942年6月2至15日,在兩個星期的時間里總學委舉行了三次會議,僅從這三次會議所決定的幾項重要措施,就可以清楚看出總學委在整風運動中所起的關鍵作用和毛澤東領導整風的策略。
  一、布置抽閱高級干部的整風筆記。
  1942年3至4月,毛澤東親自選編了供干部必讀的「二十二個文件」,下令所有參加高級學習組的干部,必須對照文件精神,聯系個人的思想和歷史經歷,寫出整風筆記。
  6月2日,中央總學委第一次會議決定,總學委有權抽閱參加中央學習組全體高級干部的學習筆記,并由康生擬出第一批抽閱筆記的人員名單。5366月7日,總學委第二次會議宣布了負責檢查筆記的人選名單和分工范圍:
  一、四學校及文抗——凱豐、喬木、蔣南翔。 537
  二、黨校——毛主席、彭真。
  三、軍委——王家祥、 538陳云、陳子健。
  四、中央直屬——康生、富春、尚昆、曾固、曹軼歐。
  五、邊區系統——弼時、康生、師哲、廖魯言。539
  從這份名單可以看出,毛澤東是多么急于了解黨的高級干部對他所發動的整風運動的真實態度。毛尤其關心中央黨校學員的思想反應,這是因為1941年后大批延安及外地返延的高級干部被送入中央黨校受訓,中央黨校已成為高干集中地,毛迫切希望了解他們的「活思想」。
  二、運用「摻沙子」、混合編組的方法,將國際派孤立在中央學習組下的十個小組。
  國際派分子大多為重要干部,一些人甚至是政治局委員或中央委員,無論是論其資格或是運動本身的目的,他們都應被列入中央學習組。為了防范這批「問題人物」在中央學習組「扎堆結伙」,互為呼應,毛澤東在編組上也作了精心安排。中央總學委將國際派成員分散編人各個小組,在不少小組都安排了屬于毛營壘、但職位較低的干部作副組長,以收監督、牽制之效。1942年6月7日,中央總學委宣布中央學習組混合編成十個小組,組長與副組長名單分別如下:540
  正組長   副組長
  第一組   毛澤東   高崗   謝老(謝覺哉)
  第二組   朱德     彭真   吳老(吳玉章)
  第三組   弼時     尚昆   徐老(徐特立)
  第四組   家祥     賀龍   陶鑄
  第五組   凱豐     林老(林伯渠)方強
  第六組   陳云     羅邁   蔡暢
  第七組   博古     徐向前   定一
  第八組   鄧發     陳正人   師哲
  第九組   富春     葉劍英   喬木
  第十組   康生     譚政   蕭勁光
  以上十個小組的正組長除了李富春之外,均是政治局委員,但有幾個小組,非政治局委員的副組長卻比正組長有更大的權威。例如,博古雖是第七組組長,但小組的實際主持人卻是毛的盟友陸定一。第八組組長鄧發的境況與博古近似,副組長陳正人是毛在江西時代的老部下,為了加強陳正人的力量,毛還把中央社會部工作人員師哲安排為副組長。對于德高望重的朱德,毛甚至也未完全放心,他雖無意猛烈打擊朱德,但卻頗担心朱德「立場不穩」,于是特派出此時備受他信任的彭真担任朱德的副組長。
  三、「引蛇出洞」,摸底排隊。
  自毛澤東整風報告傳達后,延安各機關、學校陸續出現針貶「三風」(黨風、學風、文風)的墻報、壁報,其中少數內容尖銳的壁報已引起延安杜會的震動。為進一步「收集材料」,1942年6月7日召開的中央總學委第二次會議部署進一步「放」:
  要使領導者善于啟發,使大家有話敢說,展開爭論,暴露思想,然后從容結論。541
  6月15日,中央總學委第三次會議更具體要求:
  各機關、學校出有墻報者,為著展開思想上、工作上的論爭,對于投稿之選擇,不論其正面的與反面的,正確的與不正確的,均應登載,不得抑制。542
  中央總學委密切注視看延安各單位的整風動態,全力引導整風朝看毛澤東規劃的方向發展。總學委要求各系統分區學委對所屬單位一一「摸底排隊」,「擇其必要者加緊整頓之」。至于「哪個機關、學校應特別注意,由總學委同志與各系統學委商定之」。543
  中央總學委作為毛澤東領導整風運動最重要的機構,其地位與作用類似于二十幾年后文化大革命期間的中央文革小組。毛澤東是中央總學委的掛帥人物,是一切重大決策的設計者。中央總學委在毛的直接領導下行動,也只對毛個人負責。在中央總學委內,康生是第二個最有權勢的人物,康生作為總學委副主任兼秘書長,具體秉承毛的旨意辦事,其角色類似于文革期間的江青,但遠比江青的地位顯赫。1942年底劉少奇返回延安,一段時間后也担任了中央總學委副主任,排名在康生之前,但劉少奇似乎不愿多在幕前活動,因而人們一般僅注意到康生而忽略了劉少奇。在總學委的權力金字塔上,還有其它幾個重要角色,他們分別是李富春、彭真和陸定一。
  康生在1941年9月政治局會議后權勢得到進一步擴大,一躍成為集部分黨權、情報權、干部審查權于一身的延安第二號人物。全面整風發動后,康生又成為毛澤東「圣旨」的傳達人和毛與總學委之間的聯絡員。在黨內,康生是中央社會部部長、情報部部長、中央敵工工作委員會主任;在領導整風方面,康生是總學委副主任兼秘書長、黨與非黨干部審查委員會主任。康生還取代了凱豐,担任了指導整風的總學委機關刊物《學習報》的主編。康生大權在握,權勢熏天,1942年4月5日,延安《解放日報》在社論中,甚至將康生與毛澤東的名字并列,號召全黨「細心研究一下毛澤東和康生同志的報告」,以「了解什么叫三風」。
  毛澤東有意倚重康生,在經他親自選定的整風必讀「二十二個文件」中,其中有兩份是康生作的報告。毛將康生和劉少奇并列,封為「馬列主義正確路線」的代表,從而大大抬高了康生的身價。康生自恃有毛澤東撐腰,更加有恃無恐,竟將其妻曹軼歐也拉進了總學委,讓她參與抽查高干筆記。康生的奸詐險惡使延安大多數政治局委員都失去了安全感,神憎鬼厭,人見人怕,許多高級領導干部都避康生如避鬼神,惟恐躲之不及。1942年6月,康生向毛澤東提議,讓担任各政治局委員的政治秘書協助他做整風的調查研究工作。康生的「調查研究」之真正含義是什么,毛當然一目了然,正可謂求之不得,只是彼此心照不宣罷了。經「黨中央同意」,康生正式要求胡喬木(毛澤東的政治秘書)、黃華(朱德的政治秘書)、廖魯言(王明的政治秘書)、師哲(任弼時的政治秘書)、王鶴壽(陳云的政治秘書)、陶鑄(王稼祥的政治秘書)、匡亞明(康生的政治秘書)等作他的助手,向他及總學委匯報「整風學習的進展情況」。544只是此時中共上層正處于急劇變動之際,各政治局委員與毛的關系深淺不一,毛對彼等態度也大有差別,因此,康生此項工作的成效也各不相同:凡與毛關系比較密切的政治局委員,他們的政治秘書多以工作繁忙為由,對康生交辦的任務束之高閣,最后則不了了之;只有任弼時的秘書師哲和王明的秘書廖魯言經常向康生匯報工作。545師哲當時任毛澤東的俄文譯員和任弼時的秘書,又是社會部的工作人員,與康生接觸較多主要是出于工作原因,但廖魯言與康生聯絡頻繁就顯得頗為蹊蹺了。因為王明自1941年10月生病住院后已脫離工作,廖魯言的「工作匯報」又從何談起?無非是將王明夫婦日常生活的動態和言論及時向康生匯報。1943年1月,王明對廖魯言作過一次談話,王明講述了在中共歷史上三次反對「莫斯科集團」的問題,廖魯言對王明的談話作了記錄,事后迅速向毛澤東作了匯報。546廖魯言對毛的忠誠自然得到了回報,事實是廖魯言在中共建國后長期担任國務院農業部部長和中央農村工作部黨組副書記,副部長,并于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他并沒有因長期担任王明的秘書而受到任何打擊。
  中央總學委的另幾個關鍵人物李富春、彭真、陸定一等也各手握重權。整風運動開始后,身為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組部副部長的李富春很快被任命為中央總學委副秘書長兼中直機關分區學委組長,主管中樞機構的清洗、整頓工作。在整風期間,李富春幾乎與康生并駕齊驅,是毛澤東最倚重的干部之一。1942年6月7日,很可能是得到毛的授意,李富春在總學委第二次會議上提議成立中央總學委秘書處,由康生負責領導。李富春又提名吸收楊尚昆(中共北方局書記,剛從太行返回延安)、柯慶施(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參加中直系統學委會常委會。 547陳云除參與領導軍委系統分區學委,還負責對選派到中央黨校受訓干部的資格審查工作。彭真則全面掌管全黨高級干部培訓兼審查中心的中央黨校。陸定一在歷史上曾受過博古等國際派的嚴重打擊,1941年從太行八路軍總部政治部副主任、宣傳部長的任上調回延安,很快受到毛的重用。毛知人善任,授予陸定一的新職責也不平常,他成了凌駕于博古之上、監督新華社和《解放日報》的輿論總管。
  1942年6月,中央總學委成立后的一段時間,任弼時的地位發生了微妙的變化,他被委派領導中共西北局的整風工作,沒能如康生那樣,成為中央總學委副主任。任弼時政治地位的變化,反映了中共核心層斗爭的復雜性。任弼時為人較為方正,在整風初始的關鍵時刻,難免顯得礙手礙腳,將其暫時打發一邊,不讓他與聞某些機密,以待其「覺悟」,可能是毛澤東暫時貶謫任弼時的原因。
  1942年春夏之際,毛澤東祈求多時的整風暴風雨終于向延安各機關、學校襲來。毛的得力助手康生、李富春等已全部披掛上陣,——中共重建工程已正式展開。
 

2013-08-22 12:20

歡迎訂閱我們的微信公眾賬號!
春秋茶館訂閱號
微信號 season-tea(春秋茶館)
每天分享一篇科技/遊戲/人文類的資訊,點綴生活,啟迪思想,探討古典韻味。
  清末民初歷史人物  民初人物
孫中山的啟蒙者
近現代的嶺南,湧現出大批引領中國前行的先驅者,近代改良主義者,香港華人領袖何啟便是其中的一位。他不僅是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的老師,更是孫中山走向革命道路的思想導師。
晚清改革家強權人物
袁世凱(1859年9月16日-1916年6月6日),字慰亭,號容庵,河南項城人,故又稱袁項城,清末民初的軍事和政治人物,北洋系統的領袖。袁世凱出生於清咸豐九年八月二十日(....
資助民初精神網
        回頂部     寫評論

 
評論集
暫無評論!
發表評論歡迎你的評論
昵稱:     登陸  註冊
主頁:  
郵箱:  (僅管理員可見)

驗證:   验证码(不區分大小寫)  
© 2011   民初思韻網-清末民初傳奇時代的發現與復興   版權所有   加入收藏    設為首頁    聯繫我們    1616導航